直觉告诉我们，中国在有些行业的出口地位上升了，但在 另外一些行业，中国的出口地位可能下降了。比如，过去中国没办法出口手机，现在却变成了手机出口大国；过去在美国，进到GAP （盖璞）这样的服装店里，拿起一件衣服，看看标签，很可能是“Made in Chinm”（中国制造），这几年，这样的标签明显少了。所以，我们需要把中国的各个行业分门别类，去看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变化。
我们也知道，有的行业技术水平高，有的行业技术水平低， 比如，造飞机的肯定比造鞋子的技术水平更高。但是，如果单从外表来看，有的时候很难区分两个不同行业或是两种不同产品的技术水平。比如，手机和手表，谁的技术水平更高？飞机和火箭，谁的技术水平更高？衡量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答案，那么可以通过迂回的方 法，看看能不能找到“代理变量”。哈佛大学有三位经济学家，分别是豪斯曼、黄和罗德里克，他们提出：能不能用收入水平作为
产品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
为什么要这么考虑呢？这是因为，虽然很难说清楚产品的技 术水平，但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哪个国家更先进。用人均GDP就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根据我的经验，当你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在大街上走一走，大体就能判断岀来这个国家或城市的人均GDP水平。比如，马来西亚的人均GDP比泰国略高，而班加罗尔的人均GDP不如成都。受到这种思路的启发，豪斯曼、黄和罗德里克提出的思路是：高收入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所以如果一种产品的世界出口份额更多是由高收入国家贡献的，那就有理由认为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更高。5举例来说，假设有甲和乙两个国家，A和E两种产品，甲国更富裕，乙国更落后，如果甲国更多地出口产品A,乙国更多地出口产品E那我们就认定，产品A的技术水平高于E。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非十全十美，对于单个产品而言，或者只做两种产品之间的比较，这种方法很可能会存在偏差。但如果将这种方法用于更多的产品上,那么即使少数产品之间的比较会存在偏差，从整体来看，收入水平与产品技术水平的排序也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收入水平观察产品技术水平就有其合理性。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广泛应用该方法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初步研究结论。我们一共观察了 163 个样本国家，考察的时间跨度为2000年到2017年。°
第一步是用贸易数据和人均GDP数据计算出产品的技术密集 度。我们一共考察了 5 057种产品。了然后，我们又将5 057种产品按照技术密集度从低到高排序，分为4组。也就是说，排名最低的25%的产品组记为第一类产品，即技术密集度最低的产品。第二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下等的，第三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上等的，第四类产品是技术密集度最高的。
中国出口的都是哪一类产品呢？如果观察从2000年到2017 年中国4类产品的出口占比变化趋势，我们会发现其重要性依次是“三二四一”：第三类产品是当前的出口主力，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8%；其次是第二类和第四类，目前分别占25%和24%；第一类产品的占比已经很低，仅仅徘徊在10%左右。我们还能看到，第三类和第四类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提升最明显，每类产品都有8%左右的提升；第二类产品占比相对稳定，2010年以来略有下降；第一类产品占比显著下降，从2000年超过25%的份额下降到10%左右，且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中国出口的各类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各占多大比例呢？第 二、第三、第四类产品占比在2000年到2015年间一直稳步提升，2015年之后趋于稳定。这一趋势与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变化趋势保持一致。201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达到历史最高值——13.8%。第一类产品在2000年到2008年间占比有所增加，2008年之后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2000年至今，中国出口结构在优化，国际竞争力在增强，同时，这种结构优化并不必然导致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一个基本的证据是第一类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出口占比没有出现显著的下降，而是依然相当稳定。中国低端制造品的出口比例下降早在2008年前后就已经出现，这说明大约在那个时间点，中国就已经初步完成了出口结构的优化。第一类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已经没有更多的扩张空间了，未来中国第一类产品的出口很可能还会维持在现有的水平。
第二步，我们要看看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 我们想知道：其他新兴经济体是否能替代中国的制造业？
最近几年，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新兴经济体的传说。“金砖 国家”（ERICS）、“展望国家”（VISTA）等概念相继提出。8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中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也被普遍看好。参考这些概念，我们从新兴经济体中选了 10个代表性的国家，分别是：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泰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我们称之为“EM10国”（EM是Emerging Market的简称），也就是新兴市场10国。°
我们将EM10国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产品的出口规模加总，然 后跟中国同类产品的出口规模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2005年之前，中国第二类产品的出口规模一直低于EM10国，随后开始增长，并最终超过EM10国的总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2015年之前，EM10国第三类产品的出口规模之和高于中国，但随后被中国超越，中国至今仍处于领先地位。也就是说，中国在第二类和第三类产品的出口上具有规模优势，即使我们把EM10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也很难在可预见的未来替代中国。
为什么其他新兴经济体和中国的差距在拉大？因为不是每一 个新兴经济体都有中国这样的好基础和好运气。我们的基础好，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建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最终带来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即使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的时候，也只能倾全国之力集中在几个关键的产业实现突破，而中国是全球市场上唯一一个既能和美国竞争，又能和非洲国家竞争的国家。中国无论是高新产品，还是低档产品，全部建立了相对完备的供应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做得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好。中国不仅有廉价劳动力，而且有廉价且质量相对好的劳动力，尤其是女工。中国的女工基本上都是初中毕业生，甚至高考落榜生，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村妇女的文盲率可能高达90%。除了基础好，中国的运气也好。我们讲过中国在后冷战时期遇到了相对适宜的国际环境，经过努力，加入了 WTO,这其实是享受到了 “后冷战红利”。从现在往后看，由于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样的机会窗口已经关上，不再“卖票” 了。
那么，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多大？我们也观察了 OECD国家在4类产品方面的出口结构。OECD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是由36个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加入OECD —般会被认为是加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我们发现，OECD国家的出口结构相当稳定，第三类和第四类产品的出口占比最高，且占比相当，约为37%。第二类和第一类产品的出口占比相对较低，分别在16%和10%左右。当前，中国第一类和第三类产品的出口占比已经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但第二类产品的占比偏高，第四类产品的占比偏低。所以，中国未来的出口结构很可能会出现两个变化：第二类产品出口占比继续下降，降幅为8%10%；第四类产品出口占比继续上升，上升空间与第二类产品的降幅相当，约为10%。
这就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比较美、日、德、中四国第四 类产品的出口规模，中国第四类产品的出口规模已经与美国和德国相当。那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想继续提咼第四类产品的出口占比，就必然要挤占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份额。这是一场硬碰硬的角逐，中国制造业岀口升级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这又一次提醒我们，国内市场很重要。用高水平的产品跟发达国家抢夺国际市场，这条路会越走越难，但用高水平的产品满足国内需求，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是一条康庄大道。苟且红利是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红利。
到这里为止，我给你看的还是“航拍图”。我们从宏观的角度 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出口竞争力方面，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拉开了差距，和发达国家缩小了差距。
接下来，我们要从微观的层面去看看中国的企业做得怎么样。 我们要换一种分析方法，这次要用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很像是分析我们的朋友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 个节点（node）,如果两个人之间有往来，那么这两个节点就通过一条边（edge）相互联系。在我们的分析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家企业，每条边对应的则是它们之间的合同金额。1°
我们选择了汽车行业，因为汽车行业是制造业中集成程度最 高的行业之一。我们先选了美国通用、韩国现代、上海上汽、日本丰田和德国大众这5家企业。给定这5家企业，我们又按照合同金额，找到了它们的5个最大的供应商和5个消费者，然后调查这些供应商和消费者，去找5家车企的伙伴的伙伴，以及它们的伙伴的伙伴的伙伴。如此顺藤摸瓜，我们给以上5家汽车企业的每一家都找到了大约200个“小伙伴”。
在下面的图5-1中，你能看到这5家企业的“社交网络”， 其中有颜色的点表示本国企业。
美国通用 韩国现代上海上汽
日本丰田 德国大众
图5-1
从本国企业在供应网络中的占比来看，日本丰田和韩国现代 的本国企业占比明显高于通用、上汽和大众。日本丰田的供应网络中本国企业占比为40.33%,韩国现代的供应网络中本国企业占比为37.56%,美国通用的这一比例为31.19%,上汽的这一比例为20%左右，而德国大众的供应网络中本国企业占比仅为8%左右。这5家汽车企业都依赖于美国企业，比如现代和丰田的网络中美国企业的占比为20%左右，上汽的这一比例约为30%,而德国大众的供应网络中美国企业的占比高达35%,甚至高于美国通用。或许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欧美贸易摩擦中，欧盟总是及时并主动地选择退让。
值得关注的是，上汽集团的供应网络中，美国企业占比接近 30%,显著高于中国企业的占比。这是否说明上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强？我们分别对照了上汽在2015年8月21日和2019年8月2日的数据，结果发现，在2015年，上汽供应网络中的中国企业大多分布在中游，而美国企业大多分布在上下游，可谓泾渭分明，几乎没有重叠的地方。但到了 2019年，上汽供应网络中的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出现了融合和交叉，这说明能够参与上汽供应网络的中国企业，其行业分布更加广泛，参与分工的机会更多了。
如果我们把5家汽车企业的供应网络全放在一起，大致就能 模拟出一个汽车行业的供应网络。如果这5家企业的供应网络相互独立，那么合并后的网络应该包含1 014个节点。但这5家企业的网络关系中共有504个重复节点，接近一半都是重复节点。剔除重复节点后，汽车行业的供应网络由510个节点组成。
在这个汽车行业的供应网络中，美国企业共123家，韩国94 家，日本88家，中国64家，德国只有24家。如果仅看数量，美国在汽车行业的供应网络中依然占据优势。再来看看有没有同时出现在5家车企的供应网络中的企业，结果我们找到了 46家。其中，美国企业最多，共17家，接下来依次是日本6家、德国5家、法国4家、韩国和英国各3家。中国只有一家企业同时出现在5家车企的供应网络中，这家企业叫：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我真是孤陋寡闻了，赶紧去搜索这家企业。它的官网上对主营业务的介绍是：“中国领先的4S经销店集团，致力于经销豪华及超豪华品牌汽车，如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捷豹路虎、沃尔沃、英菲尼迪、凯迪拉克。本集团亦经营一汽大众、别克、日产、丰田、本田、现代等中档市场品牌的经销店。”原来如此。
当然，同时出现在上述5家公司的供应网络中，不能说明一 家企业就是最关键的。你在每一个宴会上都能遇见的那些人，未必是最重要的嘉宾。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有一个概念叫中介中心度。中介中心度衡量的是一个节点能够为其他节点提供便捷联络的能力。某个节点的中介中心度越高，说明它在整个网络中能越多地参与其他点之间的联系，该点的重要性也就越大。
我们计算出了中介中心度最高的10家企业，它们依次是：
1.日本丰田(Toyota Motor Corp.)
2. 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onics Co.)
3. 起亚汽车(Kia Motors Corp.)
4. 采埃孚(ZF Friedrichshafen AG )
5. 巴斯夫(BASF SE )
6. 韩华集团(Hanwha Corp.)
7. 安飞士 ( Avis Budget Group, Inc.)
8. 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 Co.)
9.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Co.)
10. 印尼大型综合企业集团(Astra International Tbk PT )
排名最高的是日本丰田。4家韩国企业——三星电子、起亚 汽车、韩华集团和现代汽车，分别名列第2、3、6、8位。在整个网络中，韩国企业的整体重要性比美国企业还高。有意思的是,大众和上汽并不在这前10名里。它们是初始节点，但不是最重要的节点。它们就像是召集朋友们聚会的主人，却在宴会上被别人抢了风头。最令人遗憾的是，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供应网络中，虽然中国有64家企业，但没有一家出现在这前10名中。
从宏观到微观，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来看，中国在全球供应 链中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在提高，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没有培养岀一批能够在全球供应网络中扎根深、覆盖广的“核心节点企业”。因此，未来要想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网络中的地位，最重要的任务是培育一批真正的国际化大企业。
互信网
这真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导致全球供 应链出现的三个因素：第一，互联网技术把世界推平了；第二，后冷战时期出现了 “中美合作红利”；第三，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犯错了，导致其制造业空心化。这三个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今，这三个因素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不得不重估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
世界变平了吗？没有，世界还是崎岖不平的。互联网技术曾 经使得制造业的分工链条越来越长，但现在这种趋势放缓了。分工更细，效率会提高，这没错，但分工过细也会导致管理成本提升。两相权衡，全球供应链有一个最优规模。最近10多年，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供应链的扩张速度已经大大放缓。这或许意味着，全球供应链的扩张已经快到头了。
后冷战时期出现的“中美合作红利”也在消退。美国觉得中 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不再把中国当成队友，而是把中国当成对手。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中美“脱钩”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更快。
美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弊端，但如何才能扭转 颓势，他们并没有考虑清楚。特朗普想出来的对策是另起炉灶、重新定规则，把原来的记录都清零。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做法。全球供应链更像是一种自然力量，像季风，也像洋流，它不会乖乖地听一个美国总统的命令。全球供应链又像“变形金刚”，它会改变自己的形态。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最佳的策略是跟着它一起变，帮着它 一起变。所以，最重要的是了解全球供应链今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能够影响到全球供应链变化的三种新的力量是：需求、技术和信任。
先说需求。你曾经赞叹过的全球化，很快就要过时了。比如， 我们曾经赞叹，一件衬衫，从棉花、棉布到最终成衣，在被邮寄到消费者家里之前，它很可能已经环游世界了。这其实是一种很怪异的全球化。这是因为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对产品的个性不敏感，消费者都像扎克伯格一样，同样颜色、同样型号的T恤衫，一买买一打，这才有了按照哪里成本低就在哪里生产，再运到消费者手里这种生产模式。可是，要是消费者更在意个性和品质呢？如果消费者不是想一次性买一打衬衫，而是想买一件时尚潮品呢？或者，每一个消费者都不一样，他们想要的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衣服呢？如果服装商都像ZARA （飒拉）一样，每周都出几种新款设计，这些服装怎么可能慢悠悠地环游地球呢？随着需求的变化，未来的全球供应链会变得离消费者更近。
这对中国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未来的需求会来自哪 里？ 一个最大的变化当然是中国消费者的崛起。我们曾经讲过，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性格，市场的性格会影响到生产的布局。美国市场的特点是同质化程度很高，麦当劳和汉堡王可以开到任何一个小镇，美国人买衣服都去GAP,买电器都去Best Buy （百思买），这样的市场非常适合连锁店模式和大批量生产。日本的市场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产品追求极端精细化，有很多细分市场、小众产品，日本消费者对完全雷同的产品不感兴趣。中国市场很可能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一方面，中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绝大部分产品都能够达到量产的规模，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区域化色彩浓厚，呈现出梯度分布的特点，这给很多特色产品提供了生存空间。要说起中国市场最鲜明的特点，可能还得算是“快”。中国的消费者愿意尝试新生事物，口味变换更快，这对创新企业来讲是最大的福音O
于是，中国创新企业的最佳策略将是：首先，迅速捕获一个 瞬间出现的需求变化；然后，把这个需求变化放在一个小趋势里观察和培养；接着，把这个小趋势转化为一个有稳定需求的小市场，事实上，需求大一点或是小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能够找到稳定的需求，就能建立起供应链；再进一步，考虑把这个供应链对接到一个更大的市场中，比如，可以是从非主流市场进军主流市场，也可以是从一二线城市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也可以是从国内市场扩散到国际市场；最后，你就既能充分地发挥贴身快攻的优势，又能扎稳阵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不断地对外开疆拓土了。
这和过去我们熟悉的打法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在于，你 不能还是从一开始就寄希望于依附一个强大的跨国公司，你也不能再把外销和内销分开来做。哪里有消费需求，你就要跟随到哪里。
再说技术。过去的生产过程是从一块矿石开始，到一件产品 终止。未来的技术会从头到尾改变生产过程。先看生产的源头。材料科学的发展很快，这会使得原来的某些生产工序，比如涂层，从此消失。涂层的目的是防水、防锈、防腐蚀，而人工合成材料能够一一按照你的要求定制。再看生产的中途。智能生产会让生产中的某些环节连在一起。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参观了一些生产车间，它们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智能化了，但其自动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从进料到加工成型，可以在一台数控机床里完成，更适应复杂、精密、小批量、多品种的零件加工。再看生产的终点。未来制造业最终的产品并不是一件产品，而是一组产品，而且是一组相互协作的产品形成的解决方案。举一个例子，不知不觉，我们的生活中多了很多小米产品。这些产品的性价比很高，设计得也很漂亮，不过，如果拿出一件小米产品，总能在市场上找到比它更好的单品，那小米的策略是什么？小米是把这些家用产品连接起来，让你的体验更好，用起来更省心、更舒适。所以，“产品+服务”才是未来制造业的岀路。最后，还要再说一下，未来的制造业可能是没有终点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是稀缺的，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所以未来的制造业会更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于是，你可能看到的就不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一条线，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圆圈。
这会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什么挑战呢？过去，我们学习的是如 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入一个分工体系，专注于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现在，我们要明白过来，制造和研发之间是互补的。没有研发，就没有先进制造，同样，没有制造，也没有先进技术。美国的企业，吃亏就吃亏在只做研发，没有配套的供应商。中国的很多制造商越做越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过去只做贴牌生产。这些只会做外销的企业，是最难实现转型的，反而是那些一开始就要自己一边生产一边卖货，既要搞研发又要铺渠道，狼狈得很，结果咬紧牙关挺过来的企业，现在成了全能冠军。就像一架钢琴的键，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地把行业的生态做全，把企业的产品做全。
需求和技术带来的冲击再大，中国的企业也有足够的能力应 对，但说到信任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我们就不能不提高警惕了。
2019年9月6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 “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做了一个午餐演讲。"弗里德曼讲道，过去9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世界变“深” 了。万物可以互联，彼此可以互探。你的手机能连上你的闹钟，也能控制你的空调，还能跟你的汽车对话。每一件事物都在变“深”。这种变化趋势正在成为全球化，尤其是中美贸易和技术关系中最大的挑战。
过去，中美之间的贸易是“浅层”的贸易。中国购买美国 的大豆和飞机，美国购买中国的鞋子和玩具。大豆和鞋子之间不会互相沟通，飞机和玩具之间也不会互相对话，所以，这样的贸易是可控的。如今，中美贸易开始进入一个我们从未到过的领域，双方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开始涉及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系统、5G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基础设施、量子计算、电动汽车和机器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也会带来一种内心深处的不安。美国人会想，假如我买了一部中国的智能手机，可能意味着我的个人资料会被一家中国公司获取吗？那么，它会用这部手机监控我吗？它会把我的信息交到中国政府手里吗？当然，按照这个思路去反推，中国人也有可能会对美国技术提出同样的疑问。
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化和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 路口。中美两国都在销售能够深入对方社会的技术，但双方还没有发展起足够的信任，无法放心地购买并安装使用这些重要的技术。弗里德曼说：“如果能彼此信任，我们可以走得远、走得快。但如果没有信任，走远、走快也就无从实现。”
在需求、技术和信任这三个影响全球供应链变化的因素中， 信任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信任甚至已经改变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本质。
回顾全球化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到，最早的全球生产网络是 “互联网”。这时候，全球化是一个技术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国家、企业和个人连接起来？怎么把数据用最快、最可靠的方式传输过去？怎么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发现新的算法？
之后，全球生产网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 “互利网”。这时候，全球化是个经济问题：有哪些机会可以让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企业和人合作？我能不能把生产环节外包出去？我能不能把服务外包出去？我能把产品和服务卖给外国人吗？我能收外国企业的专利费和版权费吗？虽然存在着体制的差异、观点的分歧，但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可以分割的，连接在全球生产网络上的每一个企业关心的只是赚钱，只要有互利的机会，双方就能达成合作。
如今，全球生产网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正式演变为“互信 网”。这时候，全球化会牵扯到政治、文化，甚至是心理问题。经济利益无法独自发言，房间里的声音变得更加嘈杂。你会不会偷走我的技术，抢走我的工作机会？你的生产过程中有没有让我不舒服的地方，比如，你有没有关心环保和气候变化？你是哪个国家的企业？你有没有尊重我的价值观，甚至你有没有认同我的价值观？你有没有讲我不喜欢的话？
技术一旦实现了突破，就不会再出现倒退。经济一旦建立在 利益的基础上，就会把根扎得很深。唯独信任是反复变化、随风摇摆、境由心生的。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我们又该怎样把全球生产网络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呢？
万里长城建造时
假如你是一个国家，你一直怀有要强大起来的梦想。
刚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刚转学过来的孩子，生涩、 孤单、自卑。你向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学习，不，你如饥似渴地学习班上所有孩子的优点。你觉得在成绩提高了之后，其他孩子就会喜欢你。你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想做到以诚待人，希望别人也能够这样对待你。
但是，在别人眼里，你就是和他们不一样。你讲话的口音跟 他们不一样，你的家庭出身跟他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你举手投足间总带着一种笨拙。到最后，孩子们发现，你是班上那个从来不听讲，也不按老师的规定做作业，但每次考试都考第一的孩子。这太奇怪了。别人都用狐疑的眼神看你。你想向别人解释，却没有人愿意听。偏偏你又是一个敏感、倔强的孩子。你心里想：这些人怎么这么蛮横！
天下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有些事情你是改变不了的，但你 必须做出重大的抉择。
决策就是选择。决策者要权衡各种不同方案的利弊得失。我 们经常会遇到两难选择，你不能既要提高储蓄又要扩大消费，你不能既要高收益又要低风险，你必须做出艰难的取舍。
那么，国际目标和国内目标，究竟哪个更重要呢？
中国一向相信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其实应该叫开放改革。 在没有对外开放之前，改革并没有明晰的方向感，而且时常会掉转方向。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不仅能享受商品和资本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带来的好处，而且会有一种外在的约束，迫使我们只能朝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前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开放促改革”。
但是，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压力下，一个国家并没有太大的 政策选择空间。或者借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说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好像穿上了疯人院里的紧身衣，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光芒下，这身紧身衣折射出美丽的光彩，是一件“金色紧身衣”。
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当你的国家穿上了金色紧身衣，它 的政策选择范围就缩小到：要么可口可乐，要么百事可乐。””穿上“金色紧身衣”的国家，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跟国际惯例接轨”。但随着对外开放，各国的政策会越来越趋同，比如都会力争实行小政府、低税率、放松市场管制、私有化、降低关税、资本项目自由化、更灵活的劳工福利条例等政策。只要别的国家这样做，你就不得不跟着别的国家一起这样做，哪怕可能会对国内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
另一种选择是暂时或部分地放弃经济全球化。这看起来匪夷 所思，因为我们无法设想，如果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状态，还怎么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史上，不时会出现这样的退守。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国际经济制度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带领下，各国政府建立了以布 雷顿森林体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制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来变成了 WTO,负责给国际贸易定规矩，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管的是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这套体系强调的是促进国际贸易，各国承诺降低关税壁垒和不互相实行贸易歧视。但很多人忽视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全球化是受到限制的。比如，当时国际贸易越来越畅通，资本的自由流动却受到严格管制。即使在贸易领域也是如此，尽管通过历次关税谈判，世界关税水平有了显著的下降，但仍然允许存在例外，比如农业、纺织品等一直没有纳入谈判日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允许各国通过反倾销政策等手段，在面临严峻的进口竞争时对国内产业加以保护。
全球生产网络已经变成了 “互信网”，只有保持一定的信任， 才能保证经济全球化不至于倒退。但是，由于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一味地强调对外开放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越是在经济低迷时期，各国间的政策协调就越是困难，能守住底线不出问题就已经很好了。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经济全球化也需要一段时间“休养生息”。
未来，政府应该做的不是更激进地对外开放，相反，国内政 策的重要性高于国际政策。一个国家的政府总要更多地关注国内的和谐稳定，才能提高执政的合法性，而一个政府受民众支持的程度越高，它越能更好地引领人们去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不管是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
当别的国家都开始修墙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也应该修墙。
什么？修墙？那不是把我们排斥在世界之外了？
当然，修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把自己和外部的世界隔 离，最终只会让自己受到更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轻率地把所有障碍物都清除掉，没有任何防护，你永远不知道在边界的另一边会出现什么：蛮族？难民？侵略者大军？
修墙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画地为牢。修墙是为了在墙上开一扇 大门，修墙是为了保证这扇大门每天都敞幵。13
这扇门应该天天都开着，人们可以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最 好刷一下证件就能过去，不需要烦琐、无聊、无效的安全检查。这扇门应该开得足够大，不行就多开几扇门。不能让所有人在门口排一条长队。这扇门上装有摄像头，还有卫兵把守，但在正常情况下，你看不到卫兵，也没有路障——你应该几乎感觉不到门给你带来的不便。
但是，如果你想越过边界，只能从门这里过。你不能爬墙， 也不能跳窗户。谁从这扇门进来了，应该是有监控的。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没有问题。假如出现了异常，监控系统应该能够迅速地感知并做出分析和预判。比如，进来的人突然比正常情况下少了，出去的人突然比正常情况下多了，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就应该有人调查。
在极端的情况下，门是能够被关上的。在门被关上之后，应 该有锁和门闩，保证外边的入侵无法进入墙的这一边。如果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关门，应该告诉大家，这只是暂时的，警报解除之后，门还会打开。
这就是修墙的精义所在。修墙之意不在墙，在乎开门不开门 也。为什么要有门？因为我们必须保持对外开放，要有人的流动、商品的流动、思想的流动，这个世界才会有生机和活力。为什么要有墙？因为墙给我们带来安全感。正是因为有了墙，我们才能更放心地把门打开，否则，我们会一直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墙越是结实、高大，我们就会越安心。
有了墙之后，我们才能更放心地关注墙内的和谐和稳定。在 墙的这一边，应该是充分开放的。如果在墙的这一边还有墙，一'层一层全是墙和障碍物，那么墙的这一边也会变得更加不安。墙总是要把人分开的，我们把人群分得越细，各个阶层之间就会越固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也会越发激化。墙使得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搞好内部的团结，听取大家的意见，营造一个更为和谐的共同体。
在墙的这一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怎么应对即 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怎么解决“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怎么提高基础研究的水平？怎么缩小贫富差距？怎么提高社会流动性？怎么跟年轻人对话？怎么形成新的凝聚力？怎么建立一种对话的机制、交流的机制、制衡的机制？墙内的问题，只能在墙内解决。看看别的国家，它们一样是这样走过来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也承受了社会变革带来的巨大挑战，之所以能够承受这样的巨变，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政策相对封闭。
秋风渐起，在寒冬到来之前，正是万里长城建造时。尽管， 你心里清楚，多年之后，这道墙只会变成一个怀旧思古的风景点。
全球化绿洲
假如你是一个全球主义者。你心地善良、眼界开阔、受过良 好的教育，你也可能在海外留过学，你有外国的老师和同学，跟他们相处得还不错。你出过国，见过世面，你爱读书、爱思考，你跟所有人打交道时都不卑不亢，你相信人与人之间可以平等、理性地交流，而这样的交流能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你的企业不仅在中国做生意，在海外也有合作伙伴，你们就是全球生产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你学过经济学，你支持自由贸易。你关心气候变化，你相信很多问题需要人类齐心协力才能解决。
突然，你发现原来让你很熟悉、很放心的世界变得日益扭曲， 不可理喻。饭桌上父子之间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吵得不欢而散。你喜欢的明星，甚至你敬重的学者、作家会在看起来他并不了解的话题上大放厥词，而不知怎的，你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这个世界上的政客们发表的言论让你大跌眼镜，这跟你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巴黎会有暴乱，美国频发枪击，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一块地方是平静的。一个美国篮球队的经理发了一条推特，结果导致中美两个国家的网民义愤填膺，NEA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苦心经营30多年，在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这一切瞬间可能烟消云散。
你该怎么办？这是个难题。这不是一个你能不能升职、能不 能多赚钱的“升级问题”，这是一个“生存级问题”：你和这个世界该如何相处？
人和这个世界相处的规则多种多样。有的人处世规则是开诚 布公，有的人处世规则是老谋深算；有人愿意合作，有人喜欢欺骗；有人简单，有人复杂。哪一种规则是最好的？
社会科学家还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国际政治学家阿克塞尔罗 德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邀请了各路“大神”，有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也有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阿克塞尔罗德请他们分别提出自己的规则，然后将这些规则编成程序，放入计算机中，让这些程序互动，以此模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观察哪一个规则能最终胜出。最终胜出的规则叫“一报还一报”，这是所有规则中最简单的一个。“一报还一报”的规则是：（1）我不会先背叛；（2）别人背叛，我会反击；（3）如果对方悔过，我会继续跟他合作。^这个实验的结果告诉你，你要做个有原则的老实人。
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还有一点很有启发。他发现，如果这个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选择背叛，那么选择合作的人会吃亏。但是，如果这些想要合作的人都选择“一报还一报”策略，团结在一起，在这群人的数量超过一个最低门槛之后，这个小群体之间产生的收益就足以抵消他们被外人欺骗的成本。也就是说，只要抱团取暖，就能度过寒冬。15
寻找和你志同道合的人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全球化要建立在 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是最脆弱的，你只能先找到“小部落”中达到最低门槛的信任。增长停滞、贫富分化、阶层固化，这些社会问题撕裂了全球经济，民粹主义泛滥的速度远比荒漠化的速度更快。但是，在一片民粹主义的沙漠之中，依然存在着全球化的绿洲，而这些绿洲连点成线，就是新的丝绸之路。我在这两年的调研中，隐约看到了一个新物种的出现。这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叫作“全球游民”。他们关心的是技术和创新会把人类带到什么样的未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怎样回到过去的假想的“黄金时代”。他们好奇、乐观、朝气蓬勃，他们经常跳出常规的思维框架，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他们不受地理的限制，无论是在硅谷的帕洛阿尔托，还是在深圳的南山，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上海，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都一样。他们的团队往往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他们身上有某种特质，你可以在万人丛中一眼识别出来。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们注定会经历一次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变，那么，“全球游民”会不会是第一批上岸的鱼？
当然，抱团取暖并不能解决你的所有困惑。有时候，抱团取 暖会让你更焦虑。一群相似程度很高的人在一起，哪怕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也有可能会团结起来犯最愚蠢的错误。如果一个社会网络中同质性程度更高，也就是说，大家的三观完全一样，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过滤掉跟自己不一样的观点，结果就会陷入更极端的观点，而无法形成对整个世界的真实认知。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偏见的减少，相反，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偏见。于是，你还需要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走异路，去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
这一定是一个充满了挫败感的过程。
不信可以去问问曹德旺。2019年8月，一部名为《美国工 厂》的纪录片在美国上映，这是一部少有的能够同时引起中美观众共鸣的影片，因为它刻画了中国企业和美国工人之间的文化碰撞。该片讲述了美国俄亥俄州一家通用汽车工厂倒闭之后，曹德旺的福耀集团在原址投资建设一座玻璃工厂的故事。当地劳工组织极力鼓动工人成立工会，福耀则坚决抵制。一开始，福耀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美国工人起来抵制中国式的管理，拿着时薪12.84美元的工人追忆着在通用时薪29美元的幸福。国外的工会是每一个“走岀去”的中国企业都不得不面对的陌生势力。福耀不得不从头学习如何跟工会组织打交道。2017年1月，美国劳资委准备组织一场官方投票，决定是否在福耀成立工会组织。福耀一方面给积极工作的员工加薪，另一方面给反劳工组织100万美元，让他们出面，引导工人投反对票。最终，在1 500多名工人中，868人投票反对，444人投票赞同。福耀看起来赢得了胜利，但这场胜利殊无欢悦。
这是中国企业不得不经历的一个过程。过去，中国的企业自 以为在国内做得很成功，就能把中国的经验照搬到国外。中国的企业习惯了在国内赚快钱，到了国外也希望迅速发财。最早“出海”的中国企业遭遇了各种挫折，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血泪史。然而，如果你不想被困在岸上，就要学会到大海中游泳。虽然全球化会经历一次退潮，但恰恰是这次退潮，才有可能逼着一批中国企业演化成真正的跨国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