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那亚和范家小学
2018年，我们听到了很多负面的社会新闻：米脂杀人、衡阳撞车、高铁霸座……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虽然从表面上看，有些人只关心自我私利，但大家对集体生活的向往并没有泯灭。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只有重建集体生活，才能更好地发现自我。我看到的第五个变量就是：重建社群。有哪些地方的人们正在“凝结”起来，形成新的社群？这些新的社群只是孤岛，还是将成为群岛？培养孩子也需要一个社群。我会带你到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看看。2018年，我找到的中国教育理念最先进的小学不是北京或上海的名校，而是山区里的一所农村小学。你不必吃惊，社会发展的剧情经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
托克维尔在阿那亚
1830年，25岁的法国贵族青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萌生去意。这一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复辟的波旁王朝被推翻，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加冕为法国国王。托克维尔对路易·菲利普充满了厌恶。他后来在《托克维尔回忆录》里写道，路易·菲利普“自己没有信仰，也不相信任何人有信仰……其缺陷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同一性，他就是使得疾病成为不治之症的灾难”。他说，这位“长着一颗鸭梨脑袋的国王”“像经营一间杂货铺一样管理国家”。
托克维尔实在不愿意伺候这样一位国王。他和一位好友古斯塔夫·德·博蒙商议，要找个借口暂时离开法国。他们两个当时都在法国的司法系统做基层职员，于是，他们给上司打报告，说是要自费去美国调查监狱制度。
1831年5月8日，托克维尔和博蒙从船上看见了美国的国土，他们兴奋得睡不着觉。在罗得岛上岸的第一天，他们先睡了一整天，然后才开始在美国旅行。从那天起，到1832年2月20日离开美国，他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当时美国的大部分国土。回国之后，托克维尔辞去了公职。1834年，根据自己的调查，年仅29岁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写出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
作为一名法国人，托克维尔对美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当时的法国就像是个失败的政治试验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从平民皇帝拿破仑执政，到波旁王朝复辟，再到路易·菲利普上台，法国变得越来越专制，法国人变得越来越自私。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的却是一群乐观自信的人。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特别喜欢一起做事。不管是想要拯救世界的大事，还是打猎喝酒的小事，美国人都会组织一个社团或俱乐部。他们不关心抽象的政治理念，但热衷于小社区里的公共活动。托克维尔认为，正是这样的实践使美国人更容易超越狭隘的个人私利。他说：“如果让公民多管小事而少操心大事，他们反而会关心公益，并感到必须不断地互相协力去实现公益。”
我们可以把这称作“托克维尔定律”。我理解的“托克维尔定律”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社群生活，才能更好地发现自我；只有当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学会如何彼此相处，一个社会才能更加平等、和谐。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是用法语写的，他是写给法国人看的，没有想到却受到美国人的热捧。美国人觉得这是一本剖析美国国民性格的“圣经”。这一切都归功于托克维尔作为一名外国人敏锐的观察力。
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吧。假如托克维尔到了2018年的中国，他会到哪里观察中国的社群生活？
请你和我一起进入一段假想的思想之旅。我将和托克维尔一起去拜访北戴河海边的一个楼盘——阿那亚。
我和托克维尔之所以要去阿那亚，是阳光100的副总裁范小冲提供的线索。范小冲是房地产行业的老兵，他不断地说：房地产行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过去的野蛮生长、翻云覆雨的游戏已经无法再玩了。他还告诉我们，年轻人和老年人对居住的需求不一样。老年人对房子更挑剔，遇到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维权，动不动就要打倒奸商。年轻人则会意识到自己和房地产商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想让房产增值，他们会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意见，他们更重视互动，会自发形成社群。
我们该到哪里寻找这样的社群呢？
范小冲沉思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去阿那亚看看，反正也不远，就在北戴河海边。阿那亚是一个靠社群运营起死回生的楼盘，它本来是个烂尾楼，但现在它的销售额已经占全秦皇岛的80%了。”
我和托克维尔一起从嘈杂的北京南站坐火车到北戴河。
8月正是海滨度假的高峰。北戴河火车站拥挤混乱。车站前面的草地上有个小男孩若无其事地褪下短裤，撩起背心，一边撒尿一边欣赏人流。我感到有点脸红，但托克维尔兴致很高。一路上我们看到的都是低矮破旧的路边店铺。阿那亚门口的保安和其他小区的保安一样漫不经心。我们下榻在阿那亚小区里的安澜酒店，登记住房的人不多，但我们等了很长时间。酒店大堂里放了三排书架，托克维尔抽出一本厚厚的书，是《梵文语法》。我们在海边散步，沙滩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图书馆，这就是著名的孤独图书馆。进去看书的人很少，坐在门口倒鞋里沙子的人很多。我看到图书馆里被翻得最烂的一本书是《我还是相信爱情吧，万一遇见了呢？》。孤独图书馆的旁边有一座海边礼堂，托克维尔很感兴趣，但里面空空如也，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教堂。在孤独图书馆的对面，是一排像巨型乐高积木一样的浅褐色小楼，看起来样子丑极了。
我们该从哪里开始调查呢？我们信步走进一个刚建好的菜市场。菜市场很小，卖的东西很贵，不是我在广州看到的那种小贩卖菜的菜市场。这个菜市场有两扇玻璃门，上面写着汪曾祺、古龙写的关于菜市场的“名人名言”。我犹豫了一下，问托克维尔：“我们从这里开始？”
托克维尔摇了摇头。他拉住一个业主问：“哪里有咖啡馆？”那位业主说：“有一个，名字我不记得了，是拉丁文的，但我们都叫它街角咖啡馆，因为它就在街角。”
街角咖啡馆
咖啡馆不难找到，但名字不是拉丁文。这家咖啡馆叫Hercul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名字。这家咖啡馆的装修风格是粗犷的工业风，墙壁用褐色的木板包了起来，窗台上摆着黑色的铁艺书架。咖啡馆老板娘留着短发，皮肤白皙，上身穿着一件在街对面的买手店淘到的红白道相间的T恤，下身穿着短裤。
咖啡馆老板娘是重庆人，原来在外企工作，她的梦想就是退休之后在海边开个咖啡店。2015年，她来阿那亚玩儿，无意中发现了这家咖啡馆，就盘了下来。当时，这家咖啡馆冷冷清清，一直亏损，只有售楼部的工作人员偶尔带客户过来喝个咖啡。老板娘自己很满意，她说，这等于提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托克维尔选择咖啡馆是有道理的。城里的咖啡馆，比如星巴克，是一群孤独的人心照不宣地在一起装酷的地方，坐在星巴克喝咖啡的人像一棵棵树，矜持地彼此保持距离。而在阿那亚，咖啡馆是供街坊交流的地方，在这里能看到生活、看到故事，人们之间会建立微妙的信任。很多业主回来之后，都会到街角咖啡馆坐一坐。老板娘喜欢这种氛围，她喜欢邻居们在自己的店里办画展、摄影展。不谈文艺的时候，聊聊八卦也是很开心的事情。说来奇怪，来这里的人都会敞开心扉地讲自己的故事。咖啡馆里没有大事，但无数的小事熙熙攘攘、互相碰撞，就产生了微妙的信任。周末店里人多，有时候忙不过来，有些邻居就会直接过来帮老板娘洗盘子、冲咖啡、上菜。邻居们还会把房子的密码告诉她，以防有什么突发事件。老板娘已经有10多个邻居的房子密码了。有的父母要出去玩，就把孩子寄存在咖啡馆里。老板娘忙里忙外，孩子们趴在一起画画。老板娘凑过去看，发现从北京来的孩子纸上画的是植物大战僵尸，而在阿那亚长大的孩子画的是蓝天大海。
“有没有父母把孩子忘在这里的？”
“有，当然有了。有的父母心真大，到时候还不来接孩子，一打电话，说把这事儿忘了，自己到餐厅吃饭去了。他们还会说，请你把孩子给我们送过来吧。”
在北京的时候，老板娘工作压力大，一天下来整个人都累散架了，脾气非常暴躁。到了阿那亚，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老板娘每天九点上班，下午人少的时候就去练琴，她的“小梦想”是把每一种乐器都练一遍，到时候和几个朋友一起演奏，弹完钢琴就敲架子鼓，敲完架子鼓就弹吉他，那该多酷啊！下午也是健身的时间，老板娘在小区健身房办了卡。如果忙起来没时间去，教练会直接到咖啡馆“抓”她。旺季时，老板娘也坚持晚上八点钟打烊，虽然多干两个小时可能比平时一天的收入都多。淡季人少的时候，老板娘会到孤独图书馆看书。冬天海面结冰了，她喜欢到海边走走。
在阿那亚，你会忽然发现，原来打发时间也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
第二人生
我和托克维尔几乎一整天都坐在咖啡馆里，采访了不同的人：阿那亚业主微信群的群主“孟姐姐”、摄影师“船长”、诗社社长、“宝儿爷”、阿那亚特有的DO（梦想组织者）玉洁、家史计划负责人昕姐、小区的管家、保安等。
暮色中的阿那亚海边礼堂
图片来源：船长大人
大概可以给阿那亚的业主做个画像：95%的购房者都是北京人，这是一个“移民社会”；最早来买房的大多是60后和70后，年纪在40~55岁，后来才慢慢地有更年轻的80后来买房，也就是说，这个小区其实是个中年人社区，并不是青年人社区；虽然这里的业主经济状况普遍不错，但看不出非常有钱的，小区里面几乎看不到极其炫耀的豪车；业主喜欢把阿那亚叫作“阿村”，他们自称“村民”，每个人都会讲一段和阿那亚“一见钟情”的故事；他们大多平时住在北京，周末或假期回来；虽然小区新开了一个小门，但有的业主仍然喜欢绕远道从正门进来，因为“看到门口‘阿那亚’那几个字就会激动”。他们都劝我和托克维尔赶紧在这里买房，理由是：在这里，美好的东西会被放大。
你在阿那亚可以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从容不迫地消磨时光。你可以在海边的酒吧里点一杯啤酒，舒舒服服地蜷在椅子上听乐队演出，也可以用自家小院里杏树上的果实做杏子酱；可以约上朋友一起踢足球、跑步，也可以参加话剧社的排练，等到过年的时候给邻居们做汇报演出；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参加时装走秀，也可以带着爸爸妈妈盛装出席马术表演。
托克维尔面前的咖啡基本没动，他静静地听着。他问了所有的业主一个同样的问题：“这些活动大多也可以在北京做，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来阿那亚呢？”
阿那亚的村民告诉我们：“重要的是跟谁一起玩儿。”阿那亚的邻居们彼此之间更认同，关系更亲密。阿那亚可以提供适合一家人休闲的活动，各玩各的，都很放松。
托克维尔不动声色，但他轻轻地摇着头。显然，这样的答案没有说服他。论亲密关系，邻居不可能比得过同事、同学。要说一家人出来玩儿，好一些的酒店同样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就算是想到海边玩帆板之类的活动，阿那亚的周围也有别的楼盘，圈起来一样有私家海滩。
我跟托克维尔说：“有一种东西叫电脑游戏，我玩过一个非常经典的电脑游戏，叫《第二人生》——呃，回头有时间我教你玩儿。玩家在《第二人生》里可以买房子，交朋友，做生意，到处旅行，也可以去赌场厮混。跟你问的问题一样，这些玩家在游戏里做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做，我们能不能把这称作‘第二人生’呢？”
托克维尔说：“你再讲得详细一些。”
我说：“阿那亚的村民大多有自己的‘第一人生’，他们到阿那亚是为了过自己的‘第二人生’。对他们来说，‘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第一人生’，他们就赚不到钱，就无法支撑他们的‘第二人生’。没有‘第二人生’，他们又会觉得‘第一人生’太枯燥，所以‘第二人生’是用来滋养‘第一人生’的。你看跟我们聊过的一位女业主，她在北京是个公务员，到阿那亚买了两套房，一套自己住，一套用来做民宿。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在办事柜台后面的她和做民宿的她有多么不一样。你再看那些参加话剧社的女业主，她们都有上台表演的小欲望，但在‘第一人生’中找不到这样的机会。阿那亚帮她们请专业的老师，帮她们排练，演出的时候邻居们会过来捧场，一车一车的鲜花拉进来，送给她们。这种感觉是在‘第一人生’中找不到的啊。”
从云到雨
托克维尔缓缓地说：“你讲的这些我并不是很了解。但是，你知道我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讲过，美国人都是移民，他们是从欧洲，主要是从英国移民过来的。阿那亚村民也是移民，他们是从北京移民过来的。移民社会是生来平等的，而不是通过努力变得平等的。你一定记得，我说过，平等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当然，平等社会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但是，我们在阿那亚看到的就是一个平等社会。”
他用手指着窗外的人群：“仪表既是天生具有的，又是后天获得的。仪表是民情的基础。你要学会观察。你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阿那亚旅游的游客和业主的不同：业主穿着更随意，但也更得体，没有裸露上身或是穿奇装异服的；游客走路很急，总是皱着眉头，但业主不会。”
他喝了一口咖啡。咖啡已经放凉了，他并没有介意：“你也能注意到，通过与阿那亚村民的谈话可以看出，他们对物质生活享受有特殊的爱好。他们追求的是及时行乐，但不是纸醉金迷。他们只求无数的小愿望得到满足，当然，这对社会秩序是有帮助的。为了满足这种爱好，需要建立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良好的民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也有助于实业的发展。这是一种温存的唯物主义，它不会腐蚀人们的灵魂，而会净化人们的灵魂，在不知不觉中使一切的精神紧张得到缓和。”
托克维尔接着说：“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美国人干什么事情都不喜欢单枪匹马，而是喜欢组成社团。最初，当我听说美国有10万人宣誓不喝烈酒的时候，我以为是在开玩笑，没想到是真的。他们的行动宛如一个大人物穿上一身朴素的衣服，以引导民众戒除奢华。这是我在美国悟出的一个道理：利己主义是一种盲目的本能，可以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它还是一种古老的恶习，很难根除。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发挥自己的才智。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只有社群活动才能抑制利己主义。”
他转动着咖啡杯，陷入了沉思：“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个小区只有五六年的时间，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氛围？天空中形成云很容易，但是，从云变成雨是一件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
我总算有插话的机会了：“从云到雨的科学原理是一位比您小30多岁的苏格兰科学家约翰·艾特肯在1880年发现的。云里面含有水汽，这些水汽只有遇到了尘粒才能凝结成水滴。这些尘粒被称作凝结核。”
托克维尔眉头舒展，喜形于色：“这就对了。形成一个社群，需要有活跃人物充当‘凝结核’，才能实现从云到雨的转变。那些业主提到的那个开发商——”
我说：“马寅。”
托克维尔的语速变快了：“对，马寅就是一个凝结核，他手下那些很能干的运营团队就是凝结核，跟我们聊天的那几位热心人士，像诗社社长、‘孟姐姐’，也都是凝结核。当年，来自新英格兰的移民因为到了一个北美最贫瘠的地方，而且是在快要入冬的时候到达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合作。阿那亚村民也说过，马寅接手这个楼盘的时候，这个楼盘根本卖不动，因为房屋质量差，不好卖房才卖情怀，一不小心种出了一个独特的社区。但是，只靠马寅是不行的。像那个诗社社长，原来是北京的一名法官，专门管‘民告官’，但他总是劝大家不能一有分歧就走法律路径，而是要学会协商。他们这群人是房地产商和业主之间的‘中间人’。”
阿那亚的风筝冲浪
图片来源：船长大人
托克维尔望着我的眼睛：“掌握公共生活的技能是需要学习的。你要问我怎么看，为什么他们都愿意到阿那亚，我的回答是：他们其实是付费进入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在北美移民者那里是免费的，但在阿那亚是要付钱的，而且要付一大笔钱。”他大声笑了起来。
重建社群
离开阿那亚，我又飞到福建省泉州市，从这里坐车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惠安县的聚龙小镇。聚龙小镇和阿那亚、成都的麓湖生态城、杭州的万科良渚文化村被房地产界并称“四大神盘”，但这里看起来跟阿那亚迥然不同。
阿那亚的老板马寅是北京大学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他是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非常注重市场营销。阿那亚小区的品牌管理专门外包给了一家传播公司，《三联生活周刊》总编、《中国新闻周刊》副主编都是这家传播公司的合伙人，他们也都是阿那亚的业主。而聚龙小镇的老板以前是个石匠，他最早在西藏参与过布达拉宫前的广场改造，因为工作质量和效率都很高，受到地方政府欢迎，接了很多项目，从此发家。他文化程度不高，为人非常低调，不爱接受采访，平常总是穿着基础款的白衬衣和黑裤子。据说，一位网红教授曾劝说这位老板拿点钱出来，出本书做做宣传。老板说，有钱出书还不如多种棵树。
阿那亚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伫立在海边的孤独图书馆，聚龙小镇很有特色的一个建筑是写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八德亭”。在阿那亚，没有老人跳广场舞，因为马寅和大部分业主都反对。在聚龙小镇，老板让员工晚上下班后到湖边跳广场舞，最早的时候因为来跳舞的人少，老板还要让员工签到，因为他觉得这样才有社区氛围。阿那亚的业主大多是中青年，聚龙小镇的业主大多是老年人。阿那亚最受欢迎的社团是戏剧社、诗社，聚龙小镇最受欢迎的社团是爱心义工社、退伍老兵服务队、文明督导团等。文明督导团里，60多岁的团员都算是比较年轻的。6月30日，聚龙小镇的居民自发组织了一场献礼“七一”的晚会，有300多人到场观看。
社群的画风千差万别，但对重建信任和亲近关系的期待是共同的。你在聚龙小镇能够找到一种和阿那亚一模一样的社群氛围。邻居见面会亲热地打招呼。小区的信用良品店里没有服务员，也没有摄像头，大家自己拿菜、称重、付钱，如果没有带钱，就在小黑板上写上欠了多少钱和联系方式，下回补上。如果想要订购土鸡土鸭，一样写在黑板上就行，第二天就会有人送来，宰好、包好的土鸡土鸭贴着价签，订购的人自己付钱拿走就行。过年过节时，聚龙小镇里摆起一桌一桌的邻里宴，吃完之后人们会自觉地帮助收拾碗筷，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北一南，一海一山，虽然人们习惯的集体生活方式会有差异，但你已经看到，他们都有重建社群的愿望。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与人交流和沟通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被压抑得太久，我们好像已经忘记了。聚龙小镇的老板以前住在厦门的时候，高高兴兴地去找对门的人聊天，结果人家戒备心很重，这让他很不开心。他想要找回那种邻里乡亲之间的亲近关系。聚龙小镇的路边和楼上到处都挂着“小镇没有陌生人，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标语。
阿那亚有个家史计划。这件事情的起因很偶然。马寅的妈妈有次整理家里的老照片，马寅在一边看着，突然非常感慨。恰好业主李远江原来是北京四中的历史老师，一直想做全国青少年家史普及计划，两人一拍即合。大部分人都不会写家史。于是，他们就组织大家做能做的事情，比如录一句家乡话，做一道家乡菜，把家里的老物件拿出来展览，让孩子们去采访老人。这个计划就像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窗户。人们突然意识到：有多少孩子已经连一句家乡话都讲不出来了？有多少人还能记起祖父母以上的先辈的名字？那些老人看起来不爱说话，但当有人去跟他们聊天，让他们把话匣子打开，你才知道，原来他们有那么多的故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建社群的新变量呢？这是一股由多种力量汇集而成的激流。第一种力量是丰裕社会，第二种力量是择邻而居，第三种力量是网络连通。
在丰裕社会里会出现一种反思。中国先是经历了资源稀缺时代，而后是高速增长时代。在这两个时代，流行的社会观念都是要像狼一样顽强而凶残地抢夺更多的资源，丛林法则成了一种道德信仰。如今，人们发现，在丰裕社会，私人财富虽然增加了，但公共产品变得更加稀缺。这是丰裕社会特有的烦恼。在这样的丰裕社会，一个友善、互助的社群对人们幸福指数的提升变得更为重要。
择邻而居已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是一种环境动物，当外在的环境发生变化，人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和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阿那亚的业主会说，他们在北京开车的时候会很暴躁，但回到阿那亚就不会抢道、鸣笛。过去，人们能选择的是自己工作和居住的地点；如今，人们能够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邻居，这尤其体现在购买度假房和养老房的时候。这样的社区事先就有一种筛选机制，因此居民之间更容易形成认同和信任。
网络帮助人们以线上方式加强线下协作。看起来，网络让人们更沉湎于虚拟世界，脱离了现实世界。事实上，网络加强了人们在线下的交流。阿那亚的业主群让“村民”不住在“村”里的时候也能互相交流。在群里发言交流的成本低，陌生人之间通过频繁曝光的方式迅速互相熟悉。在线上你可以只展示自己的一部分，剩下的通过人的想象自动补足和美化。距离不仅创造了美，而且增加了彼此之间的吸引力。
我们之所以把重建社群当作2018年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是因为在2018年出现了很多负面的社会现象。越是在灰暗的背景下，这种重建社群的努力就显得越鲜亮。
2018年2月11日，正值春节年关，一名35岁的失业青年持刀在北京西单大悦城砍人，从六楼一路砍到五楼，导致1死12伤。4月27日，陕西米脂三中校外的巷子里发生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凶手手持匕首追杀学生，导致19名学生受伤，其中9人死亡。这名凶手原来是米脂三中的学生，在村里深居简出，村民几乎都不知道还有这个人。6月25日，山东烟台一名男子把叉车开到马路上，疯狂地袭击过往的车辆，造成10多人伤亡，其中一人当场死亡。6月28日，一名29岁男子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门口拿着菜刀砍刚刚放学的孩子，导致两名男童死亡，另有一名男童和一名女性家长受伤。9月12日晚，一辆红色路虎SUV突然闯入湖南衡东县洣水镇滨江广场正在休闲的人群，凶手随后下车持折叠铲、匕首砍伤现场民众，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不知道在未来同样的悲剧是否还会重演。虽然我们无法深究每一桩惨案背后的故事，但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当一个系统整体出现危机的时候，个体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世界并不会越变越糟，但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是由一粒粒砂石铺就的：它可能是人们随手捡起的一件垃圾，是邻居见面时的一句问好，是邀请保安到自己家中吃的一顿年夜饭，是把小区马路上的斑马线漆成彩虹色的小小建议。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无法阻挡世间的洪流，但可以让身边的小环境变得更有尊严、更有趣味。阿那亚和聚龙小镇并不是孤岛，而是群岛。很快这些群岛上的灯光就能连成一片，让相邻的岛上的人们能够彼此相望，感到心安和温暖，同时也能慰藉那些依然在海上漂泊，在迷茫、冷漠和不解中挣扎的孤舟。
剧情反转
我相信重建社群在未来会成为影响中国的深刻变量，因为我相信：社会发展的剧情经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剧情转变。我们讨论一下留守儿童的问题。
10多年前，我曾经参加过央视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节目策划。一群人你一嘴、我一嘴，讲留守儿童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 000万；他们没有得到父母的关爱，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残破家庭养出的孩子容易有心理疾病；男女比例面临失调，未来会出现数千万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老婆的绝望的单身汉。说到惊悚之处，一位年轻的导演怛然失色，很快就办理了出国移民。
10多年过去了，留守儿童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除了同情和关心，也有人开始担忧甚至恐惧。曾经被遗忘、被歧视、被伤害的一代，长大之后会不会以各种方式漠视社会规则，甚至报复这个社会呢？每当一些社会恶性事件发生时，比如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事件，都会有人指着涉事者说：看，他们曾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真的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了吗？这种担心显然夸大其词了。虽然我们不否认留守儿童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有反社会倾向的极端分子，但这毕竟是少数。
那么，时隔多年，留守儿童到底怎么样了？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去了北京房山、贵州兴义、四川广元等地的乡村学校。我要带你到我们去过的最偏僻的一所农村小学——四川广元山区的范家小学，看看那里发生的变化。你会发现，在条件出现变化之后，农村教育也随之改变。你会看到，从大树的根基慢慢地长出了嫩绿的新枝叶。
范家小学的孩子
行驶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公路上，如果稍微一走神，就会错过范家小学。
范家小学的大门是在乡下经常能见到的那种黑漆金粉的铁栅栏门。学校有两栋楼，一栋是2002年建的庆恩楼，另一栋是2008年地震灾害发生后重建的嘉祺楼。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广元市青川县地震，嘉祺楼在地震后被评估为C级危房。虽然进行了加固，但老师告诉我，有余震的时候住在里面还是很害怕。
范家小学小得不能再小了。学校里一共有28名幼儿园孩子，43名小学生，12名老师。其中，32名小学生和3名幼儿园孩子在学校住宿，一周回家一次。老师也住在学校里，周末回家，他们的家在附近的宝轮镇或广元市。这些孩子来自周围的5个村23个组。离学校最近的是苟村。苟村原来有四五百人，但现在留在村里的人已经不到一百个，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村里很干净，农民家里都盖起了小楼，在新村建设的时候由镇里主导，房子统一刷成了白墙。村里也有一些废弃的土坯房。这里唯一的公共活动场所是文昌宫。文昌宫里有个戏楼，还有个供奉文昌菩萨的小庙。文昌宫的外面贴着一幅标语：“真是贫困户，大家来帮助；想当贫困户，很难有出路；争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看得出来，这里的确是个偏僻贫穷的山村。
为什么范家小学的学生这么少呢？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这里有中学、有小学，共有四五百名学生。后来，外出打工条件好的父母陆续把孩子带走了，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从外地娶回来的媳妇一看这里这么穷，受不了的生完孩子就跑了。村里夫妻离异或者由爷爷奶奶带孩子的情况很多。
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看在食堂吃饭的那个小男孩，个子太矮，坐在椅子上够不着，只能站着吃饭。他长得很乖，招人疼爱。他的妈妈患了精神疾病，发病的时候得绑起来。他旁边的那个小男孩，憨厚老实，刚剃了个“茶壶盖”头，那是他的舅舅。你再看那个瘦瘦的高个子学生，脑袋上只有短短的头发茬，仔细看，你会发现是个女孩。她夏天时头上长疮，就把头发剪掉了，成了这个怪模样，但没有一个孩子在意，她自己也毫不在意。坐在角落里吃饭吃得很慢的小男孩患有智力障碍。有个男孩总是拖着鼻涕，老师说他最调皮捣蛋，但他跟老师谈心的时候说，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引起爸爸的注意。他的爸爸妈妈早恋，妈妈17岁就生下他，后来跑掉了，爸爸天天打游戏，动不动就打骂孩子。
但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快乐、最自信的孩子。
早上是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上没有领导致辞，只有家长围观，大多是老人家。开学典礼上有简单的仪式。老师给孩子整理衣冠，孩子给老师敬茶。大孩子全都站起来，向老师三鞠躬。幼儿园的孩子不知道这是干啥，也站起来有样学样。一场开学典礼，一半的时间是在给孩子们发各种奖状。一个小姑娘拿了好几个奖状和奖品，下台的时候就跑过来交给台下的父母。
开学典礼之后，孩子们开始上课。一个班多的有六七个学生，少的只有四五个。每个班都有自己的教室，教室里有沙发，有图书角。墙上是孩子们画的画。教室黑板上刚刚装上液晶显示器，旁边还有投影仪。上课不需要打下课铃。低年级的孩子上二十分钟左右就休息一下，高年级的孩子一节课上四五十分钟。
我到一个教室听课，却看到语文课上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做水果沙拉，其实就是把酸奶浇到切好的水果上。孩子们做得开心极了，下了课就把做好的水果沙拉拿出来，跑到各个教室送给同学吃。他们也没忘记坐在后面的我。好几个孩子路过我的时候都把沙拉递给我吃。我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学过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场面，只好窘迫地摆摆手说，你们吃啊，不用给我啦。有两个孩子坚持喂到我的嘴里。他们的眼睛里没有怯懦，有的是一种开放的善意。跟他们聊天时，他们得意地说，这还不是最好玩的，最好玩的是有一次老师和同学一起做酸菜鱼，做完就直接吃掉。
另一个教室里也在上课，老师在教绘本《今天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孩子们轮流到教室前面讲自己的看法。每个孩子上台时都落落大方，讲完了别的孩子会一起为他鼓掌。隔壁的教室里，六年级的孩子在用平板电脑做数学题。休息时间，我问他们长大都想干啥。一个男孩的理想是当棒球教练，一个女孩想当老师。
下午是美术工作坊，不同年级的孩子都在一起。大孩子会照顾小孩子，给他们递调色盘。老师教大家画青花瓷，孩子们就动手画。也有画螃蟹的、画不规则锯齿的，老师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一转眼，所有的孩子都到操场上玩儿了。范家小学变成了花果山。一群小男孩跑出去玩宝剑。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踢足球。有个小男孩拉着我，要跟我玩跳棋。他并不会玩跳棋，我想教他，但他制止了我。他有自己的规则，他把跳棋棋子在棋盘上摆出一个图案，然后拍手叫好：它们排成队了！我的后面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在跟我玩捉迷藏，我把手伸到后面，作势要抓她，她就开心得咯咯笑。
现在，让我给你讲讲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李娜的故事。我在来范家小学之前，看到一个叫李娜的小朋友的画作。她去看了文昌宫的庙会，回来之后画了个“六宫格”，每个格子里有一幅图，还配了文字解说。一幅图画的是：叔叔烤的肉串很好吃。另一幅图画的是：今天的电影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还有一幅图引起了我的注意，她配的文字是：烧香拜佛了，我希望爷爷奶奶以后不再吵架。你能猜得到，这一定是一个家庭环境非常复杂的孩子。但是，让我特别有感触的是，这个孩子已经懂得把心里灰暗的那个部分找个格子放进去，妥妥地放好，然后就可以放飞心中快乐的部分。
到了范家小学之后，我想找到李娜。老师告诉我，李娜今年刚刚毕业。我了解到，李娜的家里确实非常艰难。李娜的妈妈在生她之前便身患精神疾病，瘫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她的爸爸无法承受家里的贫穷和变故，抛妻弃女，长年在外打工，10多年来从不回家，连电话也不打一个。天气晴朗的时候，李娜把妈妈拉到院子里晒太阳，下雨的时候把妈妈扶到屋檐下，平日里要给妈妈端水喂饭，洗衣洗澡。李娜从小就要帮着爷爷奶奶扫地、洗碗、干农活。妈妈最后还是在她上五年级那年去世了。11岁的李娜比我们大多数成年人都更懂得坦然接受命运的馈赠：既不抱怨，也不抗拒。
那个跟我玩捉迷藏的小姑娘拉着我的手，让我过去陪她荡秋千。我跟她聊天聊得很愉快。
“你上几年级啊？”
“一年级。”
“喜欢不喜欢上学呢？”
“今天是开学啊，我穿的是最好看的玫瑰花裙子，我喜欢玫瑰花。”
“爸爸妈妈在家还是在外地啊？”
“爸爸妈妈在昆明。”
“想不想爸爸妈妈？”
“想。爸爸妈妈要赚钱，给我买好吃的。”
“喜欢同学吗？”
“我最好的朋友在这里。”她指指旁边一个穿白裙子的小姑娘。
“最喜欢哪个老师呢？”
她指指我。
“喜欢你们张校长吗？”
“张校长？张校长是哪一个？”
《文昌宫的节庆活动》
图片来源：李娜
张校长
张校长叫张平原，1968年腊月生人。他身穿黑色T恤、黑色长裤、黑皮鞋，皮肤黝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张校长说自己是个糙人，只有在正式场合才会穿白衬衫，不然容易把衣服弄脏。张校长开一辆黑色的中华车，车里有点脏，一年要换两次车胎。这辆车公私两用、客货两用，每次到镇上去都顺道拉回一些教学物资。在山路上，他开得飞快，这条路他闭着眼睛都能记得。
张平原的家在40公里之外，要翻过一座山才能到。苟村的老乡把他叫作外地人。张平原上小学的时候成绩平平，懵懵懂懂就毕业了。他初一休学一年，因为母亲生病。那时，他到田里种地都会随身带着书。一年之后他回到学校，需要复读一年。结果，从那开始他突然开窍了，烧火做一顿饭的时间，就能背会朱自清的《春》和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做数学题的时候能自己找到规律。老师觉得他是个好苗子，于是，家里杀了一头猪，换了钱又把他送去镇上读书。他成绩很好，所以考上了中师，也就是中等师范学校。当时，中师是家庭条件一般但成绩顶尖的学生才能考进去的，因为进了中师就开始领工资，比他学习差一点的同学才读高中、考大学。
张平原当了15年班主任，换了6所学校。区教育局的领导让他来范家小学，他一开始不愿意，这所学校太偏僻了。后来，区教育局的领导也跟他说了实话，别的地方关系错综复杂，只有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人想来。张校长刚到范家小学的时候，都不敢跟家里说。到了这里，他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这种又差又偏的小学校，到底该怎么办啊。
事物的发展会出现逆转。换一个角度来看，乡村小学的劣势可能就是其优势。
最薄弱的环节最有可能是突破口。这所农村的学校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改革的空间很大，因此张校长才有施展才干的机会。城市里的学校是现有管理体制和利益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者，会想方设法尽量保住自己在现有体系中的位置，改革的空间很小，所以它们一直沿袭着陈旧的教学体制。
农村的学校学生流失问题严重，但老师的编制又不能跟着学生的流动转走，于是，师生比越来越高，这就能让老师给予每个学生更多的关注。反观城市里的学校，都是大班大校。大规模学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精细化管理，老师想把学生都变成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样教起来才简单。小班才是未来的趋势，学校的最佳规模是师生相识。看学校要看师生关系，我们在范家小学看到孩子们和老师的关系非常融洽，老师会情不自禁地拍拍孩子们的脸蛋儿，孩子们会直接冲到老师的怀里。
农村的孩子很难和城里的孩子公平竞争。农村孩子想考上大学，要付出比城里孩子艰辛得多的努力。我问参加开学典礼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干什么。他们都说，只要孩子快乐就好。想不想让他们上大学呢？当然想了，但得能考得上啊。恰恰是因为农村人对“高考改变命运”、对考试成绩不再有太多的执念，反而能够让农村学生深入接触素质教育。我在范家小学的布告栏里看到他们的办学目标：办美丽乡村学校，育阳光自信少年。学校对孩子们有哪些要求呢？学生要有阅读的爱好，能写一手漂亮的字，能流利地朗读，能当众表达自己的想法，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形成爱清洁的卫生习惯，有两项体育爱好，一项艺术爱好。最后才是：课业发展良好。
农村的学校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很难按照传统的各个学科配置任课老师。一个老师往往身兼数科，于是，他们必须想方设法设计综合性的课程。无意之中，他们的教学方法居然很像被各国效仿的芬兰项目式教学。教学资源有限，必须就地取材，所以农村学校就要引入乡村社区现有的资源。比如，范家小学组织学生去参加文昌宫庙会，调查村子里的一口老井到底在哪儿，参观水电站，到山上采蘑菇和草药。这些乡土课程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学校和所在乡村社区之间的联系。
张校长的教育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没有留过学，读书也不多。我在他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华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的《教育走向生本》。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张校长读得很认真，画了不少道道，后半部分就新崭崭的了。他的教育理念更多地来自自己的经历。农村孩子都是这样不怕吃苦、努力奋斗。张校长也好、农村学校的师生也好、村里的村民也好，仍然发自内心地信奉中国3 000年来的传统美德。是的，他们不再相信“高考改变命运”，但他们仍然相信要学会吃苦耐劳，他们仍然相信要孝敬父母、与人为善、热爱家乡。这些“老理儿”就是中国文化这棵大树的树干和树根。教育原本就不需要创新，只需要纠偏。
为什么乡村小学里没有霸凌？为什么来自残破家庭的孩子也能阳光自信？
那些对留守儿童有误判的人，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教育理论。他们认为，由于缺乏父母的陪伴，留守儿童一定会变成问题儿童。他们忘了，像我们这一代人，父母都是双职工，真正陪伴孩子的时间也很少。放学之后，我们都是脖子上挂着钥匙自己回家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带孩子的任务向来是交给哥哥姐姐，父母很少关心孩子的教育。英国的贵族阶级曾经流行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或是由管家和家庭教师照看，父母从不参与对孩子的教育。一样缺乏父母的陪伴，为什么我们会把留守儿童单独挑出来当成社会问题呢？
著名心理学家朱迪斯·哈里斯在《教养的迷思》一书中提到，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最大的社会环境是由同龄人组成的社群，并不是父母。孩子是要和自己的同龄人一起长大的，他们更在意自己在同龄人中的社会地位。他们向同龄人学习得更多，对父母的建议只会择有用者而从之。老师之所以能够影响孩子的成长，不单单因为他们是老师，还因为他们是“孩子部落”的“酋长”，他们能影响“孩子部落”的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非洲有一句谚语：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范家小学就是这样的村庄。虽然这里的孩子大多来自残破的家庭，但范家小学给了孩子们最需要的东西：一个平等、包容、自信、乐观的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