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发展初期看大趋势，发展后期看小趋势。在发展的初期，更重要的是大趋势。我们所有人都被大趋势裹挟着前进，那个时候，想要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不难，就像行军的时候，你只需要跟着前面的伙伴，甚至拉着马尾巴朝前走就行。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反而会出现分化。国家和国家变得更不一样，城市和城市变得更不一样，企业和企业变得更不一样，个人和个人变得更不一样。也就是说，人们首先得变得更相似、更平等、更富裕，然后才能变得更加差异化。
在未来时代，小众才是主流。
我要带你去的这场旅行从指南针开始，途经慢变量，最终到达小趋势。我们先用指南针确定自己的方位和旅途的方向；然后，我们会从慢变量的主干道开车上路，但会不时地从出口出去，在城市的街道、乡村的小路上游荡。我们会停下来，下车走进人群，和遇见的各色人物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喜忧，同时用眼睛的余光扫视来来往往的人流，直到发现故事的主人公。
在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大多是小趋势的代表。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当我们走进他们的房间时，他们正在专心致志、兴致勃勃地做着手边的工作，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到来；当我们提出采访要求的时候，他们会不安而窘迫地搓着手：“为什么要采访我呢？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啊。”他们上不了新闻的头条，也不会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他们并不隐居在荒凉的海边，而是生活在市井之中；他们是与你有着相同处境的人，而你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勇敢、冒险、积极参与和激情投入；他们只是幸运地住在时代的枢纽地带的小人物；他们忘我地工作，结果创作出比自己更宏大的事物。
5个变量
接下来，我向你预告一下我们在2018年的旅途中找到的5个新“变量”。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变量是大国博弈。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这是2018年最重要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变得更加凶险。这也是我花费时间最长、精力最多，为你观察到的变量。从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之前，我就开始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不仅采访了华盛顿和北京的官员、学者，而且与美国的犹他州、蒙大拿州的普通民众拉过家常；我不仅大量阅读了同行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而且参观过出口企业的工厂。我所看到的大国博弈，和很多流行的观点并不一样。
很多人关注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但对中美之间会出现贸易摩擦备感困惑，毕竟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说，能让美国和中国和好的唯一可能就是火星人入侵地球。虽然只是戏言，但他道出了真相，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总是要分我们和他们的。事实上，是先有了他们，才有的我们，也就是说，先有了对手，才能保持自己人的团结。即使在和平年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在时时刻刻处处较量。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经济增长是和平时代的竞赛。这背后的原因是：哪个国家经济增长更快，就能证明其制度更有优势。如果补充一句，技术进步也是和平年代的竞赛。也有人说，这是由于特朗普总统的行为不可预测，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条推特到底会说什么。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你只需要了解他的性格和经历，而特朗普的性格和经历都是非常易于识别的。仔细观察中美贸易的结构，理解了国际贸易的本质之后，你就不会对贸易摩擦本身过于悲观。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点，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折点呢？一般的解释是：当一个新兴大国赶超一个霸权大国，而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小时，国际格局就会出现巨变。这种解释并不全面。
内政决定外交。我所看到的大国博弈这个变量中出现的新变化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群想要下车的人，他们不愿意让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太快，感到眩晕，要求把车停下来，想要下车。理解了这个群体的诉求，我们才能理解民粹主义的兴起。这种力量不仅在改变着美国的政治风向，而且给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赢得竞选，都提醒了我们：民粹主义的土壤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厚，民粹主义的影响比我们理解的更为深远。政治总是本地的，但其影响可能会波及全球。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就可能引发风暴，那如若是亿万只蝴蝶一起拍动翅膀呢？
中国人难以理解这些想要下车的人，因为我们是一群刚挤上车的人。出生于20世纪60—90年代的这一批人，其实都是有幸坐上经济高速增长快车的人。因此，中国民众对待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态度比西方民众更为乐观，而这种乐观主义也使得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
中国人就像早上要坐公交车的乘客，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上车。拥挤的人群如同潮水，后面的人推搡着前面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每个人最后都发现，自己是被挤上车的。
在西方社会，当人们谈论一代人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20~30年为时间单位，但在中国，当人们谈论一代人的时候，会以10年为单位。我们经常会讲到60后、70后、80后、90后等。或许，这能够反映出中国的社会变革速度太快了。西方社会相对成熟而稳定，中国社会更有激情和活力。我们用10年的时间就能跨越西方社会20~30年的时间。剧烈的社会变革也会影响到每10年一代人的性格。或许60后略显世故，70后更为务实，80后最是疲惫，90后稍觉轻佻。但是，假如我们把历史的视角拉得更长，你会发现，出生于20世纪60—90年代的人，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群称为“坐上快车的人”。
“坐上快车的人”会相信一些共同的观念。他们都相信：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个人靠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命运；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知识改变命运”指的是只要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就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前者收入更高，后者更有保障。
未来，等“坐上快车的人”回望1978—2018年这40年，他们会蓦然惊觉：原来这样高速增长的时代是无法永远持续下去的。在此后的迢迢长路上，他们会逐渐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放缓，也有被其他新兴经济体超过的可能；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相反，过去的快速增长模式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缺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下一代人未必过得比上一代人更好，与未来的人相比，如今刚刚退休的这一代人很可能过的是最幸福的晚年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能有的奢侈。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有个著名的论断：经济增长会影响国民性格。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会更乐观、更自信、更积极上进、更包容开放。过去30年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
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坐上快车的人”对待技术进步的态度也更乐观。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民众，对技术创新的欢迎程度都远超西方，他们会更加大胆地拥抱新技术，甚至多少有些鲁莽。
中国一直秉承着实用主义精神，有冒险家精神的企业家相信拿来主义，相信只有技术不断进步，才能提高国家的实力。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中国消费者对技术创新的接受程度显然比西方消费者更高，更愿意尝试新生事物。对待无人机，美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会不会侵犯个人隐私，中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东西真好玩，不仅要买一个给自己，而且要买一个送给朋友。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汽车行业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需求居全球最高。如果出现全自动驾驶机器人出租车，且比自有汽车每次出行成本更低，73%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不会再购买汽车，而全球平均水平为46%。60%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在购买下一辆汽车的时候会考虑纯电动汽车，远高于37%的全球平均水平。普华永道的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市场前景的报告调查了全球27个国家的22 000名消费者。中国有52%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人工智能设备，而在全球范围内，58% 的人对人工智能设备毫无兴趣，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消费者拖了后腿。中国也是人工智能设备渗透率最高的国家，21% 的消费者已经拥有这类设备。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技术崇拜的氛围，中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了全球互联网大国。这里聚集着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和全球排名最靠前的互联网企业。数亿人使用智能手机购物、支付、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消费者比美国的消费者更聪明、更时尚。
虽然目前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还落后于美国，但中国的高科技应用将会快于美国。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体会到美国的焦虑。
我已经帮你梳理了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出现的背景、他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以及他们可能对未来的政治带来的影响。虽然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想法有所不同，但他们其实都在同一辆车上。如果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真的在车厢里发生殴斗，这辆车可能会失控，掉下悬崖。
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个变量可能出现的反转不是谁赢了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中是不可能有赢家的。正如我们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当外星人入侵的时候，地球人才能团结一致，同理，只有当中国和美国遇到一个共同的挑战，这个挑战必须来自人类之外，而且这个挑战大到以至中美两国必须联手应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才会有坚实的合作基础。这个挑战，在我看来，应该是人工智能社会的到来。
为了理解未来，我们可以拿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做个类比。
假如工厂出现时你是个农民，纺织机出现时你是个裁缝，汽车出现时你是个马车夫，机关枪出现时你是个骑兵，你该怎么办？你一定会像那些想要下车的人一样感到眩晕。这个世界完全乱套了。农田不再是原来的农田，村庄不再是原来的村庄，域外的工业品如同潮水一般冲垮了国内的手工业。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的那样：“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你再想想，如果火车出现时你是个旅人，电报出现时你是个记者，纺织机出现时你是个棉农，电影出现时你是个观众，你又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一定会像那些刚挤上车的人一样感到狂喜。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新奇的事物层出不穷，遥远的世界近在咫尺，有冒险精神的人可以征服整个世界。如同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无限叹惋地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任何一个有过人之处的人都能凭借自身的能力跻身中产阶层或上层社会，“此时他们可以享受到低廉的价格，生活方便而舒适，这种生活之愉悦远超过其他时代那些富甲一方、权倾天下的君主”。
这两种体会都是真实的。工业革命先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革，随之引发了激烈的社会震荡，但最终走出了这段“死亡谷”，进入一种新的均衡，并给整个社会带来财富的涌流。不要忘记，在这段时期，曾经爆发过工人运动、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次洗牌，一次次淘汰。如果身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即使你能预知再过30年世界经济会进入稳步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消息可会让你在破产的时候感觉更好受一些？
在人类历史上，人工智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力可能是一个量级的。人工智能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飞跃，也会导致大批劳动者失去工作。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未来可能有4亿个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人工智能会带来财富的涌流，但技术进步的利益会更多地流入少数人的钱包，大部分人并不会分享到更多的回报。让劳动者转型可不可以？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但问题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比如一年）内让工人实现转型。你不可能要求一代人付出牺牲，为技术进步当垫脚石。
我们今后面临的是“人工智能之谷”。如果我们能够跨越“人工智能之谷”，就一定能够登上另一个山巅，看到更壮观的前景，但如果我们不能齐心协力，“人工智能之谷”也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死亡谷”。
美国和中国在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时候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因为我们同样缺乏经验。最近几年，当我访问欧美国家，与这些国家的精英交流的时候，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仿佛自己是一个波斯人，来到了晚期的罗马帝国：是的，罗马帝国即使衰落了，仍然是最伟大的帝国，罗马帝国的精英仍然是最有学问的，可惜他们懂的都是关于罗马法的学问。作为一个异乡人，我都能看到，在罗马帝国的边境线上已经出现了一群群集结的蛮族，这些蛮族很快就要跨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境内，而罗马的元老和公民们还在争吵不休。想想都可惜可叹：如果罗马帝国被蛮族灭掉了，关于罗马法的知识还有什么用途呢？
美国的经济体制过于追求短期利益，过分追求股东利益，人数最多的普通民众难以参与这种资本主义体系。它的政治体制过于强调精英观点，过分信仰自由主义理念，人数最多的普通民众也难以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些内在的缺陷导致美国更难以应对人工智能社会的挑战，于是，被忽视和被排挤的力量会从所有能够释放的地方释放，哪怕是从极端主义的孔隙。
中国虽然会最早实现人工智能化，但这意味着中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智能社会的试验场，我们每个人都要充当试验品。就像日本最早遇到老龄化社会的困扰一样，中国也会比别的国家更早地遭遇人工智能社会的风险。
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这个变量的论述我不便展开。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参阅我在得到的大师课“何帆报告”，我们会更深入地讨论相关的话题。
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变量是技术赋能。这个变量背后的逻辑是：每一种技术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一个市场也都有自己的性格，只有当技术的性格和市场的性格匹配起来，才是真正的佳偶天成。我们看到的小趋势是：有些新技术在看起来离新技术最为遥远的领域找到了广阔的应用天地，并能通过为普通人赋能将这种潜能进一步放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在判断技术发展的前景时，不能只看技术的先进程度。
我会在第二章中为你介绍这个变量。我会向你讲述一家在新疆做农业无人机的极客企业的故事。到了新疆，你才能感受到中国的国土是如此辽阔；熟悉了农业，你才能感受到这个最古老的行业其实是最新鲜的。当你看到无人机在新疆棉田的上空自由翱翔时，你会暗暗赞叹：这才是它们应该来的地方。你应该去无人地带寻找无人机，而不是在北京或上海的公园里寻找无人机。我也会讲述机器人在服务业中的应用，这和很多人的想象不一样。人们原以为机器人会首先应用于中国的制造业，但服务业才是机器人应用的“新边疆”。最具生命力的新技术总是出现在无人地带，它们不是由院士评选出来的，而是在市场应用中成长起来的。
我们也回顾了在2018年涌现出来的其他新技术，在观察这些技术的未来趋势时，我要强调以下两个对技术的评判维度：一是技术和市场的匹配程度，二是这些技术是如何为人赋能的。在2018年最受关注的一家企业当属在美国上市的拼多多。拼多多的技术和市场匹配得很好，所以它才能讲述一个好听的商业故事，但它忽视了用技术为新兴的力量赋能。一时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能走得长远、行得稳健。
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变量是新旧融合。这个变量背后的逻辑是：传统行业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和经验，这是任何一个新兴行业都无法替代、不能忽视的。我们看到的小趋势是：有的传统企业已经学会了新兴行业的打法，它们就像老兵穿上新军装一样，会从一个别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发起反击。我们也看到很多新兴行业正在拼命向传统行业学习，大量的老兵也在涌入新军。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盲目地迷信互联网的力量。互联网行业不可能对所有的传统产业发起“降维打击”，相反，互联网行业自己的发展已陷入低谷。你不能只锻炼自己的互联网思维，你还必须对传统保持足够的谦卑和敬畏。
我会在第三章中为你介绍这个变量。我们发现，2018年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对决进入胶着状态。互联网行业曾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传统行业，但在2018年，互联网行业自己涉入深水区。比如，互联网企业发起的新造车运动并不成功。这是因为汽车是工业化的代表，是一个不仅需要创新而且需要尊重传统的行业。我们也发现，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传统的制造业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绝地反击。我会带你去看一家非常“老派”的制造业企业：海尔。海尔已经不是你想象中的海尔。海尔的“去海尔化”、不做企业做生态的打法，才是真正的互联网时代打法。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换了新的军装，学会了新的作战方式。
我也会让你了解到：新兵能从老兵那里学到很多有用的经验。我将带你去看看电子竞技比赛。电子竞技比赛比传统的体育竞技更刺激、更具对抗性和观赏性，但电子竞技行业的很多做法都在模仿传统的体育竞技行业。无论是选手的训练、俱乐部的运营还是赛事组织，电子竞技产业都在向传统的体育竞技产业取经，学习传统体育竞技是如何在上百年时间中，用一场场充满戏剧色彩的赛事、一个个具有史诗般色彩的人物塑造出精神图腾，让数亿跨越文化、年龄和性别的人拜服脚下的。
我们看到的第四个变量是自下而上。这个变量背后的逻辑是：从长期来看，城市的发展应该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力量能够维护城市系统的多样性，提高城市的抗风险能力，同时激发出普通民众和基层社区的创新。我们观察到的小趋势是：“多核城市”是城市群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多城市已经开始“收缩”，而保持了开放性的城市才能更好地实现“精明收缩”；很多城市、很多社区正在爆发“颜值革命”，街道和社区正在变得更美、更有生活情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用生态系统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发展，要尊重基层创新，千万不要低估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我会在第四章中为你介绍这个变量。我们发现，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可持续，在这一背景下，过去被忽视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浮出水面，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使得城市能够更好地适应外部经济冲击、技术进步的挑战。我会向你讲述一个城市规划师的故事，他不在办公室里，而是出现在菜市场中。他在菜市场看到了城市的能量。这种能量是普通人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时表现出来的智慧和适应力。
我也会带你到东莞、义乌、上海等城市去看看。你所看到的东莞，将是未来中国都市圈发展的范本。你所看到的义乌，将是很多中国城市在面对“收缩”时的榜样。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街头巷尾，在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城市社区内部，你会惊奇地发现点点簇簇、娇艳欲滴的美。
我们看到的第五个变量是重建社群。这个变量背后的逻辑是：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只有重建了社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现自我。人们只有在公共生活中学会如何彼此相处，一个社会才能更加平等、和谐。我们观察到的小趋势是：在某些地方，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由于条件的变化和核心人物的推动，出现了一种“从云到雨”的趋势，原本松散的社群开始自发组织、自发生长。虽然重建社群的力量现在还很弱小，但假以时日，这种力量将大大改善我们的社会道德、公共秩序。
我会在第五章中为你介绍这个变量。我会带你到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地方。我们先到北戴河海边的一个小镇，住在这里的人找到了在大城市里久违的邻里生活。他们一起踢球，一起跑步，一起表演话剧，一起写家族史。他们在从头学习如何建立公共生活。我们再到遥远的四川山区，这里有一所被人遗忘的小学。这所小学很像一所国际小学被错误地放置在偏僻的山村。这里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是从正常、健康的家庭出来的，但他们远比城市里的孩子阳光、自信。这里没有学生之间的攀比，没有繁重的作业，没有霸凌，没有学生戴眼镜，操场上每天都响彻着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看起来凋敝萧条的乡村，也因这所小学的改变而焕发生机。
你会有困惑，会有吃惊，会有感动，最后，你会突然顿悟：这一切都来自那棵已经生生不息了3 000年的中华文明的古老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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