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迹不是把机器人卖给酒店，而是让酒店“雇用”机器人。云迹就像一家机器人劳务公司，按照不同的服务需求推荐不同的机器人，训练它们上岗，甚至还给它们上保险。
从表面上看，引进机器人无非是帮助酒店节约劳动力成本。人要倒班，上夜班的人会犯困，干活累了会抱怨，员工之间会有矛盾。机器人则不一样。云迹的一台机器人在一家洲际酒店上班，它叫美美。美美一天可以为客人提供200次订单服务，而且它从来不在老板面前讲同事的坏话。美美接到的订单中排名前三的是什么呢？矿泉水、方便面和避孕套。
其实，美美能送的货远不止这些。
我们对酒店的定义是什么？它是一个临时住宿的场所，而且往往是一个并不便利的临时住宿场所。带着孩子住酒店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孩子：不要拿迷你酒柜里的东西，酒店里的东西卖得太贵。如果你想在酒店订外卖呢？很多酒店是不允许外卖送餐员进入客房区的。外卖送餐员会给客人打电话：你自己下来取吧。万一客人正在洗澡呢？
云迹察觉了这个需求。他们在酒店房间内放入二维码，客户只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购买各种商品。这些商品被送到酒店的购物箱内，再由机器人去购物箱内取货，送至房间。一些只能送到大堂的外卖就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完成“最后一百米”。于是，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整个商业链条被打通，酒店的消费场景从隔离状态进入一个全联通的状态。当你身处酒店的房间之中，你就如同身处每一个繁华闹市的中心。想想，你还可以在酒店里干什么？你可以在酒店里点餐、购买新鲜的水果、租借游戏机、租借高尔夫球杆、预订电影票和景区门票、从图书馆借书。再想想，同样的应用场景并不局限在酒店里。在高档小区、公寓，同样的商业逻辑完全可以被复制。
昆明悦城酒店来了机器人服务员
图片来源：云迹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未来刚刚开始。目前云迹机器人接触过的人类超过100万人次。这些机器人会共享信息，机器人之间会互相协作，这就不是机器人的单兵作战，而是一支“军队的力量”。未来的发展速度会进一步加快。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时代将是一个引爆点，网速的提高会带来物联网的极大突破。到那时，你身边的机器人会越来越多。工业机器人是标准化的，全球都一样，但是服务机器人需要有“性格”，在不同的场所、不同的环境需要符合不同的条件。未来的机器人也会有身份证、上岗证和机器人自己的劳务市场。
云迹曾经发了数千份机器人的简历给展览馆，让机器人应聘解说员的工作岗位。有的人力资源经理看到简历上写的是机器人，非常生气地说，这是不是神经病啊。也有一些人力资源经理愿意让机器人去试一试。需要迎接未来挑战的不仅仅是机器人，还有我们人类自己。假如你是一名人力资源经理，你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面试不同的机器人。问题就来了：你该怎么面试一台机器人呢？
你最好现在就做好准备：未来，不懂如何面试机器人的人力资源经理是没有市场的。
门铃响了。清脆的一声“叮咚”。有人在门外。猜一猜，是谁在敲门呢？
匹配
每一种技术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一个市场也都有自己的性格。只有当技术和市场投缘时，才能擦出火花。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才能看清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到底会对未来产生多大的影响。决定未来新技术影响力的不是其技术先进水平，而是其能够发现的应用场景。
2018年最火爆的一个字就是“链”。区块链成为备受追捧的“概念”。任何一个带有“链”字的注册商标都可以卖到数万甚至数十万元。购得这些商标的企业匆匆上马，一间狭小的位于酒店顶层的房间就可以支撑这样一家公司的运作。但我在2018年并没有看到与区块链相匹配的市场和场景。区块链的核心思想是去中心化，但大规模的交易恰恰需要一个占据要津的中心。每一个处于中心的机构都会倾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声誉。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中心机构会毫不顾及自己的声誉，以至必须让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取而代之？2018年，我们还在寻找。
2018年比区块链更为疯狂的是“数字货币”。无数资金在“数字货币”市场的阴阳线上流窜、转移，在顶峰时期，这一市场的总市值号称已经超过8 000亿美元，但是到2018年8月，已经缩减至2 300亿美元。法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皮谢说：“坐在河边看，总有一天，比特币的尸体会从你面前漂过。”我在2018年也没有看到与数字货币相匹配的市场和场景。我看到的是人性的贪婪和狂热。2018年，我们冷眼旁观。
大约从2015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人预测3D打印（三维打印）将进入“爆发期”。据说，3D打印技术将会改变工业的形态，未来的工业会更加定制化和柔性化。3D打印已经被用于制造牙齿、义肢。利用新的材料和特定的力学结构研究，3D打印可以让一些工业部件的重量减至原有重量的1/3甚至更少。从研发到大规模生产，中间绕不过去的坎就是小规模量产。很多创业企业并不是在研发阶段失败的，而是无法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小规模量产的“惊险一跃”。如果3D打印可以帮助企业更快地实现小规模量产，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将被改写。2018年，我们继续等待。
2018年，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头号玩家》上映，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AR（增强现实）和VR（虚拟现实）的兴趣。《头号玩家》把时间设定在2045年，有一个叫《绿洲》的游戏几乎把全世界的人都带进了一个虚拟世界。或许出现这样的场景用不了再等27年。2020年，5G网络将正式进入商用，5G很可能会引爆AR/VR的新一代体验消费。2018年，我们盯着幕布下面的缝隙，猜测着幕布拉开后将上演什么样的精彩节目。
在无人地带寻找无人机，这个新的变量讲的是匹配。当我们去观察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的时候，有没有与之匹配的市场，有没有与之匹配的应用场景，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水稻和稗草
正如前文所述，观察一种新技术的未来，不能只看它是否先进，而要看它能否与市场匹配。只有能够与市场匹配的技术，才会有足够广阔的商业前景。
但这只是真理的一半。有的技术和市场看起来匹配得很好，也能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但它们很难具有可持续性。
如果只论技术和市场的匹配，那么，2018年最成功的创业企业首推拼多多。
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1980年出生于杭州，他没有任何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机缘巧合，他和几位商界高手（比如网易的CEO丁磊，曾经在阿里巴巴负责淘宝网的孙彤宇，以及创立了小霸王、步步高的段永平）成为好友，后来也得到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的加持。2015年拼多多上线，2018年7月在美国上市，市值逼近300亿美元。从上线到上市，拼多多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而京东用了10年的时间。黄峥本人只用了28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800亿元的身家，没有一个80后的创业者如此成功。
更令人惊叹的是，拼多多是从电商这个中国互联网企业竞争最激烈的“红海”市场中脱颖而出的。从一开始外来的易贝（eBay）和本土的淘宝网捉对厮杀到阿里巴巴系和腾讯系隔江对峙，从京东的崛起到顺丰的奇袭，中国企业几乎把这个市场上所有能耕种的土地都深耕三尺。为什么拼多多还能奇迹般地杀出重围，而且后来居上，一鸣惊人？这是不是一个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
黄峥在浙江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是个学霸，之后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求学，拿到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后到谷歌工作，后来跟随李开复回到中国创办谷歌中国办公室。黄峥在2015年4月创办了拼好货。拼好货最初的思路是做中国的好市多（Costco）。好市多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量贩店，你在好市多能够买到的货物品种很少，但恰恰由于品种少、顾客每一次购买量大，所以能够保证价格便宜、质量过硬。遗憾的是，拼好货的尝试并不成功。
过了5个月，拼多多正式上线，这是一个看起来和拼好货很像，但基因完全不同的全新“物种”。
拼多多洗掉了拼好货的海归理想，更换一套彻头彻尾的本土打法。著名财经媒体人吴晓波说：“拼多多的身上，流着腾讯的血，穿着阿里巴巴的鞋，挥舞着段永平式的斧头，的确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国搏命少年。”在拼多多模式的背后，可以看到当年淘宝网甚至小霸王、步步高的市场营销手法。简单地说，拼多多就是让消费者拼团购买，然后给更低的折扣。为了拼团，你要让自己的亲友帮你砍价，而帮你砍价的亲友就要下载拼多多的App（手机软件），关注拼多多的微信公众号，并会不断收到拼多多的促销信息。这种推广模式虽然粗暴，但很有效，拼多多的用户数量很快就从千万级上升到了亿级。上市之前，拼多多的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超过3亿，几乎超过了京东的活跃用户数量，或是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平台活跃用户数量的一半。
一般的商业法则是80/20定律，也就是说，20%的用户能够创造出80%的利润，这20%的用户应该是收入最高、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的。拼多多反其道行之，它逆练经脉，追求的是用80%的用户获得市场上被人忽视的20%的利润。拼多多的用户以中老年人居多。如果看30岁以下的用户，拼多多无法与其他电商比拼；如果看30~39岁之间的用户，拼多多可以和其他电商旗鼓相当；在40~50岁的用户群里，拼多多就占了上风；在50岁以上的用户群里，拼多多具有绝对的优势。这些用户过去从未接触过电商，他们往往收入水平较低，不在乎时间，不在乎品牌，只在乎价格。
黄峥说：住在北京五环以内的人不懂得拼多多。拼多多找到了一个被忽视的边缘化群体，并投其所好。
到此为止，拼多多的故事跟前文所述是完全一致的。它的成功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如果技术的性格和市场的性格能够匹配，就一定会有巨大的商业成功机会。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稻田里最令人头疼的杂草是稗草。稗草的生命力顽强，它的种子可以在土壤里存活几十年，只要满足萌发条件，就能破土而出。稗草在水田和旱田里都能生长，适应性强，竞争性更强。稗草种类繁多，全球禾本科稗属有50余种，在中国发现的稗草有8个种和6个变种。稗草会和水稻争夺养分和生存空间，在生长过程中，稗草能够分泌一种叫“丁布”的次生代谢产物，抑制水稻的生长。如果单打独斗，水稻是斗不过稗草的。
狡猾的稗草躲在稻苗的中间。如果单从外表来看，稗草和水稻长得很像，尤其是在它们刚刚发芽的时候，几乎难辨真伪。等稗草长大，会更容易看出它和水稻的区别，比如，秧苗在分叶的地方有毛，而稗草是没有的。稗草的叶子尖更长一些，长大之后叶子会分开，但到了这个时候，即使能够甄别出稗草，它们也已经扎根很深，难以清除。
那么，有没有区分水稻和稗草的办法呢？
农业科学家发现，传统的办法即靠肉眼甄别稗草和水稻的形状差异效果不佳。能够有效区分水稻和稗草的办法是引入一种新的维度：生长速度。如今，测绘技术已经能够搜集稻田里每一株作物每天的生长速度。假如把时间数据整理出来，对比一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在生长初期，成长速度更快的一定是稗草而不是水稻。
中国的商业环境竞争极为残酷，在中国的市场上，只有迭代速度最快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家相信甚至迷信一个理念：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谁跑马圈地的速度最快，谁就能站稳脚跟，并把竞争对手挤掉。2018年，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套路不一定好用了。假如只是追求投资者的回报，那么这样的套路仍然可以炮制出像拼多多一样的奇迹，但如果我们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这种过分追求成长速度的商业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市场上最大的恶性杂草。
拼多多并不是战胜了巨人歌利亚的大卫，它只是一个跟在联合收割机后面的拾麦穗者。拼多多无法为它的目标客户赋能，相反，它更擅长的是“吸星大法”，它的诀窍是“吸能”。中低收入的消费者能够持之以恒地购买商品吗？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如果这个群体的收入没有持续性地增长，靠敲骨吸髓式地榨取他们钱包里的钱，只能是涸泽而渔。为这些中低收入者提供服务的厂商又是谁呢？假如拼多多肯自己播种，它应该扶植更多的供货商，跳过烦琐的中间环节，直接为中低收入者提供质量可靠、价格便宜、没有品牌的同质化产品，但是，遗憾的是，拼多多并不自己播种。拼多多依靠的依然是生产山寨产品的制造商。根据天风零售的一份报告，拼多多家电销售排名前100的商品中，涉嫌假冒品牌的产品共有39个，在总销售额中占比为57.82%，在销售量中占比为63.37%。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母婴、食品饮料、服装等各类产品中。
拼多多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一种可能是，不出5年，拼多多就会像泡沫一样破灭。理由很简单：在正常的条件下，没有一家企业可以持续地靠卖假货红火。另一种可能是，拼多多会重新编辑自己的基因，回归到拼好货的初衷，走一条更艰难但也更踏实的道路：自己耕耘，自己收获。
稗草的生长速度比水稻更快，癌细胞的生长速度比正常细胞更快。速度为王的时代即将谢幕。一个企业的增长速度最快，并不意味着它最具成长性，相反，这可能意味着它是商业世界里的杂草。
群众路线
2018年，中国进行了一场关于技术发展路径的大讨论。事情的起因是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一家国有企业中兴通讯实施制裁，禁止美国公司在7年内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事态最紧张的时候，中兴通讯卫生间用的美标小便池都无法更换。中兴通讯是中国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之一，在全球的排名也在前10，这么大一家企业，居然在美国的威胁下毫无还手之力。这突然提醒了中国人，原来中国在核心技术（如芯片）方面还非常落后。中国制造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这该如何是好？
我们不妨把时钟拨回20世纪初。20世纪初，汽车行业登上了历史舞台。汽车最早是由欧洲人（主要是德国人）发明的，但汽车是在美国兴起的。美国最重要的汽车制造企业是福特。假如你是亨利·福特，你应该如何选择技术发展路径？
一种策略是争取自力更生，把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什么是核心技术呢？如果说发动机是核心技术，那么炼钢算不算核心技术呢？勘查铁矿又算不算核心技术呢？如果你想把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最后的结果就是垂直一体化或者纵向一体化，也就是说，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从研发到市场营销，全都要自己做。底特律美术馆中庭展示的墨西哥著名艺术家迭戈·里维拉的巨幅壁画《底特律的工业》，描述的就是福特汽车公司当年从矿山开采到汽车出厂的过程。
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互联网，没有全球分工，采用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或许自有其道理，但是我们不能误读历史的经验。事实上，促使福特汽车真正崛起、促使美国成为“车轮上国家”的革命性创新并不是发动机这样的核心技术，而是流水线这样的应用技术。
汽车的引爆点就是流水线。工业流水线大约诞生于1913年，很快就风靡全球，成为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代名词。工业流水线最早出现于美国的汽车行业，是因为汽车生产需要大量的零部件。亨利·福特生产的第一批T型车就有大约1 000个零部件。随着大量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福特汽车急需找到一种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一开始是人跟着车走，技术娴熟的装配工人把工具和零部件放在固定的位置，按照生产流程，到了固定的工序就把放在那个位置上的零部件迅速装配起来。后来，工人们发现，与其让人跟着汽车零部件走，不如把人固定下来，让汽车零部件移动。于是，工人们把汽车底盘放在一个装有万向轮的木质平台上，然后在不同的工作区内滚动。这种做法效果很好，很快就被管理者发现了。于是，福特汽车的管理者把流水线上的所有工序细分为时间均等的若干工作，他们还给每个机械检修工装备了自行车。
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次看，就会发现，流水线之所以在美国兴起，是因为美国特有的市场性格和流水线这一技术的性格恰好匹配。换一个角度来说，在当时，流水线只会出现在美国，不会出现在比美国技术水平更为先进的欧洲。
为什么美国能够出现流水线呢？这与美国的市场性格有关。美国人爱吃快餐，不太追求美食。整个美国只有一两种口味的啤酒，只有几家连锁超市。美国人宁肯牺牲对品质的要求也要追求速度。美国在空间上呈现出标准化布局。美国很早就习惯了把辽阔的土地划分成网格，然后用公路、铁路和运河把各个网格连接起来。美国迅速拥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国内的人口流动非常方便，汽车在美国是必需品。贫困的农民哪怕没有钱买新衣服也要先买一辆车。正是由于美国人更强调效率，有大面积的国土，已经习惯了标准化产品，甚至习惯了标准化的生活方式，所以美国人对廉价汽车有大量需求。大量的订单推动福特汽车大规模采用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
欧洲为什么做不到这些呢？欧洲的地形复杂，有山有水，没有大块的平原，相对于美国的汽车市场来说，欧洲的消费者面临的是更狭窄崎岖的道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更短，公共交通系统更发达，所以，并不是每个欧洲家庭都想买车。欧洲国家的社会等级更为分明，买车的都是富裕阶层，所以他们没有兴趣买便宜的车，这就决定了欧洲的汽车企业订单较少。相比美国的规模化和标准化，欧洲更强调个性化和精细化，所以，像流水线这样的生产方式是只能在美国兴起，不可能出现在欧洲的。
总结一下：促使美国成为工业大国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并不是发动机这样的核心技术，而是流水线这一应用技术；美国之所以出现流水线，是因为这种技术的性格恰好与美国的市场性格匹配。
那么，我们能够从工业革命时期的这段历史得到什么启示呢？我们会发现：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并不是核心技术，而是应用技术；中国在选择应用技术的时候，应该寻找与自己的市场性格最为匹配的技术。
在新疆调研的一天晚上，我和极飞的朋友一起去吃烤串、喝乌苏啤酒。我无意中提起“三个代表”，贾斯廷聚精会神地听着，突然掏出一个小本子记下来。就在酒酣耳热之间，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成功经验是找到了流水线；在信息化时代，中国经济要想最终胜出，要靠“群众路线”。
如果说流水线是用效率更高的方式把福特汽车的零部件组装起来，那么“群众路线”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更多的合作伙伴用效率更高的方式组织起来。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当我们发扬了“群众路线”精神的时候，总是战无不胜的；凡是当我们忘记了“群众路线”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各种挫折。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遵循同样的历史规律。
传统的商业理论认为，一家企业必须关注自己的护城河，只有河深墙高，才能抵御外敌入侵。这样的思路已经完全过时。假如你的敌人并非来自地面，而是来自天上，比如，来自无人机作战编队，你又该如何防守呢？
最好的防守不是防守，也不是进攻，而是改变作战规则。假如你不再把所有的士兵都聚集在城墙的后面，而是将他们化整为零，伪装成平民，深入敌后，发动群众，那又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群众路线”才是最适合中国的技术演进路径呢？我们还要先回顾一下中国技术创新的历程。
曾鸣教授在《龙行天下》一书中写道：“在中国这样的市场上，消费者最关注的就是价格，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并非是竞争胜出的最重要因素。这是跨国公司完全不熟悉的市场，它们无法习惯在这样的氛围内生存，中国企业却如鱼得水……残酷的价格战迫使中国企业把有限的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把成本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程度。”
曾鸣和威廉姆斯把中国企业的创新称为“穷人的创新”。
他们总结出三种“穷人的创新”。
一是整合创新，即通过整合现有的技术，在设计上更贴近用户需求，先从一点实现突破，再用模块化的方式做大规模定制，把原本细分的市场连接起来，一网打尽。比如海尔进军美国市场的时候，先从别人都不做的酒柜入手，把一个原本是高端用户才问津的小小的细分市场拓展成了大众都可以尝试的大市场。
二是流程创新，即通过把廉价劳动力和流水线整合起来，用灵活、低成本的“半自动化”战胜全自动化。比如，同样是生产锂电池，日本企业的一条生产线雇用200名工人，花费1亿美元投资，比亚迪则雇用了2 000名工人，只花费5 000万元进行设备投资。
三是颠覆性创新，即所谓的“蛙跳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当2G（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升级为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时候，西门子、爱立信等跨国公司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已有的产品，而华为在2G市场上本来就没有市场份额，所以才能轻装上阵，在全球第一个实现了软交换的3G项目。
那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做“穷人的创新”吗？我想是会的。创新也有惯性，我们的企业很可能会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但是也要看到，单靠降低成本的“穷人的创新”引领中国的未来发展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未来中国的创新会出现在哪里呢？
中国至少有两个独特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可以称为“工程师红利”。是的，中国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纷纷搬到越南、孟加拉国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去了，但我们还有大量廉价、优质的工程师。1997—1998年，中国遭遇了东亚金融危机，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中国开始了大学扩招。尽管这场大学扩招被一部分学者认为稍显混乱，萝卜快了不洗泥，大学教育的质量并没有跟上，但好处在于，从数量上看，中国培养了大批理工科人才，而且是被严重低估的理工科人才。
20世纪80年代一度有“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言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倒挂。20年后，博士的工资又比不上保姆的工资了。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在中国的技能和教育的竞赛中，教育难能可贵地跑赢了技能，这是中国独有的“工程师红利”。
第二个优势是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红利”。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最终只能落地到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才有足够大的市场，只有中国才能够让这些新技术商业化。高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64年开通的日本新干线系统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旅客运输的高铁系统，法国与德国等国家也早就研发了自己国家的高铁技术，但由于最大的市场在中国，高铁技术只能来到中国。最后，中国的高铁技术也就能很快实现赶超。现在，我们不仅自己修了最多的高铁，而且还想到发达国家帮人家修高铁。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按照相同的逻辑，你可以猜一猜有哪些技术最后一定会到中国来。我们闭上眼睛都能猜到，未来治理空气雾霾的最先进技术一定在中国，老年产品的生产也一定会聚集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以如此快的速度进入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老龄化社会，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我们这一代人的养老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个人的猜想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是第一批养老机器人的试用者。
很多中国企业已经找到了利用“工程师红利”和“市场红利”的最佳技术创新路径。利用“工程师红利”的最佳方式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研究与开发”。由于中国的研发人员更多，所以中国的技术研发能更快地“试错”，更快地“迭代”，更快地进化。很多技术创新并不是靠天才人物灵光一现想出来的，而是无数技术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逐渐摸索出来的。利用“市场红利”的最佳方式是“市场引致型的研究与开发”。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考虑到中国的社会需求更为强大，而大学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可以把恩格斯的这句话再改一下：中国的社会需要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要超过100所大学。
“群众路线”是一种整合了“工程师红利”和“市场红利”，专注于应用技术的快速应用，再从应用技术反作用于核心技术，用强大的市场力量诱使核心技术与自己一起演进的战略。这种战略更强调应用技术，而非核心技术，因此，人们可能会质疑：这样的战略能成功吗？
我们可以把技术的演进想象成盖楼。基础技术就是打在地下的桩子，应用技术就是地面上一层层盖起来的楼房。与盖楼不一样的是，在技术的演进过程中，应用技术会影响到核心技术的变化。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应用技术也会发生变化。应用技术变化了，核心技术也要随之更新。我们盖起来的是一座具有魔幻色彩的大楼：它会不断变动、反复调整、逆向生长、四处扩张。这座大楼的结构一定与我们熟知的火柴盒式的楼房不一样，等它盖好了，我们会大吃一惊。
2004年秋，中央电视台的新楼在北京东三环开工。等到这栋楼盖完了，人们才发现，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建筑结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的两座塔楼双向内倾斜6°，在163米以上的高度由L形悬臂连接起来。这个巨型的悬臂看起来像一座桥，只是世界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桥：这座桥的上面有整整11层楼，还有75米的悬臂，没有任何支撑。
就像埃菲尔铁塔刚刚出现在巴黎一样，很多人对横空出世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很不喜欢。它太招摇、太新奇了。在人们慢慢习惯了之后，才会发现，这恰恰是只能在当时的中国才会出现的创新。
新技术革命的地基已经打好，地面的楼层刚刚冒芽。新技术革命的大楼到底长什么样子，无人知晓。等它盖好了，我们可能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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