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菜市场遇见城市设计师
2018年，人们最关心的是房价是否会出现拐点，但从长时段来看，更值得关注的是城市化的拐点。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已不可持续。我观察到的第四个变量是：自下而上的力量浮出水面。换一种眼光去看城市，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城市化的进程不会停止，未来会有更多的都市圈，但这些都市圈是放大了的城市，还是一种新的城市物种呢？未来的城市不一定都能扩张，假如城市不得不“收缩”，该怎样才能像瘦身一样，瘦了更健康？未来的城市将深受互联网影响，城市空间布局会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位置、位置、位置”的传统房地产“金律”很可能不再适用。我们会看到，城市里会爆发一场“颜值革命”。这场“颜值革命”来自哪里呢？归根到底，它来自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量。
城市盯梢者
何志森每一次上课都会遭到学生的质疑。学生经常非常困惑地问：“老师，我是来学建筑设计的，你教我这些，有什么用呢？”
何志森看起来不像是大学教师，更像是个学生。他顶着一簇翘起的头发，这是漫画里流行的凤梨头，一袭黑衣，运动短裤、运动鞋，拎着一个棉布袋子。何志森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获得建筑学博士学位，他原本是学习参数化设计的，天天在计算机上琢磨工程图纸，琢磨来琢磨去，几乎得了抑郁症，后来转去研究城市和人。2012年，他成立了Mapping工作坊；2014—2017年，他在美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80多个建筑院校和设计研究机构做巡回演讲；2017年，他应邀在华南理工大学做讲师。
何志森教学生什么呢？他教学生怎样去盯梢，怎样去观察街心花园里的流浪汉，怎样去看城管抓小贩，怎样区分流浪狗和家养狗的活动范围，怎样在春节送人的礼物中装上GPS定位器，跟踪礼物被一家人送给另一家人时沿途留下的足迹。
为什么要教学生去盯梢呢？为了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何志森说，跟踪是连续的观察。你要是能学会停下来、慢下来、趴下来，就能看到以前看不到的细微之处。处处留心皆学问。
为什么墨尔本的流浪汉早上五点出门，六点回去睡觉？因为垃圾车六点过来收垃圾，咖啡店大概会在五点半到六点之间把剩的面包、菜叶扔出来，流浪汉要选准时间出去捡垃圾。
为什么广州的居民到了街心花园，放着现成的石凳不坐，非要搬石头过来坐？因为他们要聚在一起打牌。原来设计的石凳没有考虑到居民之间互动需要更紧密的距离。所以，居民宁可坐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上，也不坐石凳。
为什么上海里弄里的居民早上打招呼时手里都拎着尿壶？因为里弄里的居民每天要出来倒三次尿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这就成了人们在社区里偶遇和聊天的时间段，拎着尿壶就可以互相闲聊。
为什么超市会把牛奶放在最里面？因为86%的顾客都买了同一样东西：牛奶。把牛奶放在最靠里的地方，不仅是因为牛奶保鲜需要放在冷柜里，冷柜需要靠近墙上的电源，而且是因为这样会诱导顾客一直走到超市的深处，尽可能地和最多的商品相遇。最大的流通等于最大的利润。
为什么超市会把面包放在牛奶的旁边？因为关联定律。面包的旁边一定摆放着跟它关联的商品：牛奶、果酱、花生酱、沙拉酱、巧克力。最大的关联等于最大的消费。
为什么超市会把化妆品放在收银台的旁边？因为你最后一定会经过收银台。最贵的商品要摆放在你的必经之路上。
在货架上跟人们的视线平行的地方放什么商品？放贵重的、体积小的。最下面放更重的、体积大的，最上面放便宜的、打折的。
为什么要这么细心地观察超市呢？因为购物是21世纪最后的公共活动。超市是由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设计师和社会学家共同打造出来的。何志森说，超市就是城市，你甚至可以把超市理解为“超级城市”的缩写。
为了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何志森有时候会给他们布置一些听起来很“变态”的作业。比如，他让学生早上起来到菜市场跑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何志森说：“因为跑步的时候和走路的时候观察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的学生观察到了什么？”
他耸耸肩，无奈地说：“什么也没有观察到。”
“那你又在菜市场观察到了什么？”
何志森诡秘地笑了一下：“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菜市场走走，自己观察一下吧。”
菜市场小贩的手
第二天，我们到了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口的农林菜市场。
一进门，是卖早点的铺子，有几位摊主或站或坐，正在吃米线。左边是何妈拉肠，右边是东北大饼。卖鱼的摊子上摆的有马头鱼、红目鲢、桂花鱼、巴浪鱼、脆肉鲩、石斑鱼、鲫鱼，一条条鱼静静地躺在碎冰块上。有卖鳄鱼肉的，有卖甲鱼的，还有卖青蛙的，青蛙是活的，在丝网里拼命挣扎。一块砖头上密密麻麻地爬着很多小蝎子，小蝎子是用来煲汤的。鸡蛋码得整整齐齐：草鸡蛋、乌鸡蛋、土鸡蛋。放养土鸡蛋7块钱一斤，华农放养土鸡蛋11块钱一斤，湘湘五谷蛋10块钱一斤，从化初生土鸡蛋12块钱一斤。石磨豆腐4块钱一块，上面工工整整地刻着字，有的刻着“山”，有的刻着“水”。蔬菜洗得干干净净，嫩得能掐出水。虽然时时都有顾客过来挑挑拣拣，把原本摆得错落有致、五颜六色的水果弄乱，但水果小贩马上就会让它们恢复原样。卖调味品的货架上摆着十几种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酱油。买菜的人有的拎着包，有的推着自行车，车筐里放着刚从医院取回来的核磁共振照片。
何志森指给我看，在很多菜摊头顶上的招牌处，一边挂着营业执照，一边挂着一张摊主的手的照片。这是何志森的学生马增锋的创意。马增锋到菜市场观察生活，一上来就找小贩聊天，直接被人家轰走了。于是，他就坐在旁边画这些小贩，慢慢地人们都过来围观，啧啧称赞：“画得真像啊，能给我画一张吗？”“艾云尼”台风来的时候，整个菜市场都被淹了，马增锋不走，他帮着小贩一起搬冰箱。马增锋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拍摄了菜市场108位摊主的手。每一双手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蔬菜摊摊主的手，干燥而带着泥土的痕迹；肉摊摊主的手，油腻又挂着丝丝缕缕的刀伤；海鲜摊摊主的手，透出一股又咸又腥的海洋的味道。其中有爱漂亮的手，有做着大学梦的手，有为照顾家人而转行的手，有爱打麻将的手，有担心女儿高考的手，有20年婚姻美满的手……
广州农林菜市场“丈母娘”的手
图片来源：猪肉姨
广州农林菜市场梅阿姨的手
何志森给我看其中的一张照片：“你注意到这位阿姨的手上写着一个数字吗？她是个文盲，每天把卖得的钱写在手上。那个数字是800。她这一天卖了800块钱。”
何志森赞叹不已：“这些小贩真的很有正能量。他们每天只睡4个小时，但觉得自己非常幸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说，你们不要觉得我们辛苦。我们也能挣钱的，只要有这个摊位，我们就能把孩子送到广州最好的学校上学。”
我问何志森：“你在菜市场观察到了什么？”
他想了想，说：“能量。这是一种在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的能力，一种迅速利用机会萌芽的能力。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力量。”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让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城市的生长？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很简单。虽然战争带来了城墙，宗教带来了神庙，但经济史学家认为，城市是交易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著名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过，没有市场就没有城市，同样，没有城市就没有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市场。城市普及了市场。他坚持认为，不管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处于什么位置，“一座城市总是一座城市”。他的意思是说，城市必定要说同一种基本的语言：城市生活要得到农村持续不断的支援，要从四面八方汇聚人力，城市形成了一个网络体系，每个城市都要与城郊和其他城市保持联系。从长时段来看，交易是推动城市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城市的发展是自发的，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
但是，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经历的城市化是一种极其独特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城乡分隔，城市化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是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的。最早的城市化是人口的城市化，90年代初期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随后，城市化蜕变为土地的城市化。到了90年代后期，一方面出现了住房制度改革，没有人给你分房了，你只能去买房，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动工，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
这是一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飞速发展的城市化：政府低价收购农民的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卖出去，卖地的收入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利用卖地的收入，以及用土地作为抵押获得的贷款，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修路、修机场、修地铁、造新城、建开发区、搞“特色小镇”。房地产商买到土地便着手盖房，盖完房卖房，以此获得盈利。买房的人，有的人是为了居住，有的人是为了投资，在房价飞涨之后，还有人买房是为了投机。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这种奇特的城市化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似乎城市化天生就应该如此。
2018年，我们观察到一些信号。这些信号表明，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已经无法持续。
第一个信号是土地的流标。往年在土地拍卖的时候总会出现一掷千金、举座皆惊的“地王”。2018年没有“地王”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流标现象增加。中国指数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1—8月，全国300个城市共流标890宗地块，这是近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线城市合计土地流标13宗，其中7宗在北京；2017年同期，一线城市经营性土地流标仅4宗。二线城市合计经营性土地流标238宗，2017年同期为106宗，同比上涨超过125%。与此同时，土地成交价格上涨的速度也陡然回落。截至2018年9月，85%的城市土地成交溢价率出现下调，三个季度全国住宅用地零溢价成交地块占总成交宗数的59.2%。
第二个信号是很多标杆性的房地产企业纷纷改名。一向号称是房地产界“先知”的万科去掉了公司名字中的“房地产”三个字。2012年万科就预测房地产市场已经从黄金时代进入白银时代。如今，万科更是提出：最高目标是“活下来”。预感到风向变化的不仅有万科，保利、龙湖、万达、合景泰富、时代中国、朗诗绿色也都悄悄地拿掉了公司名字中的“房地产”等字样。不知前路何方的房地产商在风中凌乱：恒大要造汽车；碧桂园既要养猪又要造机器人；招商蛇口要造邮轮。
第三个信号是收缩城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龙瀛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康等研究城市的学者在2018年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报告，他们考察了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演变特征。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虽然所有的城市在做规划的时候都想进一步扩张，但现实情况是：城市不会总是扩张，有的城市已经开始收缩。表征收缩城市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城市人口下降。一想到城市收缩，人们就会想到房价下跌、经济下滑、民生凋敝。我稍后会告诉你，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误读。收缩城市并不都是传说中的“鬼城”。“有幸”上榜收缩城市名单的，不仅有山西吕梁、甘肃定西、内蒙古乌兰察布这些内陆城市，还有广东东莞、浙江义乌这些沿海发达城市。收缩城市在东北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片出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城市扩张，自然就有城市收缩。欧美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产业转型的时候关注到这一现象的。比如，美国东北部的五大湖区曾以钢铁业和制造业著称，底特律、扬斯敦、匹兹堡……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城市经历的收缩比中国的城市严重得多。在中国，“收缩城市”这个趋势并非是从2018年才开始出现，但人们大约是在2017年才突然意识到这种现象并开始感到恐慌。从2017年下半年，各个城市之间展开了“抢人大战”，西安、武汉、成都、南京等二线城市纷纷推出了吸引高校毕业生落户的优惠政策：人口压力真的来了。
在特定的时期，城市是可以在自上而下的力量的推动下加速发展的，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城市的发展是要自下而上慢慢生长起来的。只有在城市大规模扩张突然放慢之后，我们才能注意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这种力量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只是被掩盖甚至被压制了。
在这一章中，我要带你到东莞、义乌、上海等城市，去寻找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你会看到：
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城市更具多样性。一个城市基层的根系越深越广，城市的发展经验就越丰富，出现基因突变的时间就越早，就越容易形成一种“多核”的新物种。未来的都市圈不会再是过去的“单核城市”，而是一种“多核城市”。
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城市抗风险能力更强。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基层网络越广阔的城市，越容易快速地形成反应机制，因此也越容易进行自我迭代。2018年，我们已经观察到了类似的迭代：一部分城市已经实现了自下而上的“精明收缩”。换言之，尽管城市的规模缩小了，但毫无衰败的迹象，而是变得更加精干、健康。
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城市甚至会更美。你可能认为，自下而上的生长是混乱的、无序的。但是在2018年，我们观察到，这种自下而上重塑城市的力量反而对美感有更强烈的渴望。基层的力量更容易获得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赋能，它们更有活力，更热爱美好的东西。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个店铺、一个个市民的审美表达。重塑城市的人，重塑的是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种遏制不住的力量。
简单地说，一个有生命活力的城市必须像个菜市场，不仅是因为在菜市场里能够真正体会到烟火尘世的人情味，还因为在熙熙攘攘、嘈杂拥挤的菜市场里隐藏着一种混乱背后的秩序。我们要去理解这种秩序，把它破译出来。
单核城市和多核城市
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张纪文教了我一组概念：单核城市和多核城市。
在张纪文看来，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用了30年时间走完了其他国家可能要用100多年才能走完的路。城市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准备好吧，未来可能会出现5 000万人口甚至上亿级人口的城市。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形态一定和过去的城市不一样。
过去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张纪文说，过去的城市是单核城市，城市主要的功能都集中在中心区域，然后从中心区域向外扩张。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扩张是有限度的，城市规模一旦过大，就会导致效率的下降。那怎么办呢？一种思路是在大城市的周围建卫星城，但这会让城市内部的交易效率下降。打个比方，原本是一群人挤在会议室里，领导觉得太拥挤，但如果把手下都打发到其他楼层的办公室，他们跟领导汇报工作就要来回跑，结果更费事，效率更低。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出在办公室的布局，而是公司内部的决策机制和组织结构需要调整。太集权了就要分权，过度中心化了就要去中心化。
所以，未来的城市会变得更扁平化，没有单核，没有中心，是一个多细胞的平台。换句话说，未来的城市是多核的。这使我联想到英国生物化学家尼克·莱恩在《生命的跃升：40亿年演化史上的十大发明》一书中讲到的，“从简单细胞到复杂真核的转变，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变，没有之一”。细菌就是单细胞，从最早有了生命以来，地球有30亿年都是细菌的天下。细菌虽然简单，但影响巨大：细菌带来了地球上的氧气；细菌使海洋深处充满了硫化氢；细菌氧化了大气中的甲烷，带来了第一片雪花。但细菌始终还是细菌，没有什么比细菌更保守的了。细菌只能自我复制，更为复杂的真核生物却偏爱交换和合作。细菌酷爱秩序，喜欢简单，习惯控制，一成不变。更为复杂的真核生物却是永不停息的实验主义者，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在这个新的合作平台上，细胞可以克服能量的制约，而且能收集并不断地重组DNA（脱氧核糖核酸），这种新的交换和合作看起来更加混乱且无序，却能够创造出越来越复杂、先进的生命，因此才有了后来波澜壮阔的进化之旅。
那么，哪一个城市是多核城市呢？张纪文说：“你可以去东莞看看。东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细胞物种。”
谁是东莞人？
你在东莞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东莞人。东莞本地人会自称是厚街人或者是长安人，但不会自称是东莞人。这跟东莞的起源有关，东莞是一个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城市。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当年的“逃港者”回乡办厂，最早的工厂往往是在各个村的祠堂、会堂或饭堂出现的。到了90年代，工厂开始从村转移到镇，由各个镇规划工业园区。这就形成了东莞的独特格局：东莞不设县，是一个只有市和镇两级建制的特殊的地级市。像这样的城市全中国只有5个。市的下面是镇，各镇自成一体。每个镇都有一个中心区，商业配套服务集中在中心区，工业园区则分布在镇下面的村。东莞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市里没有镇里有钱，镇里没有村里有钱。市里有时候会伸手向乡镇要钱，可想而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就没有那么好使。
一位曾经在东莞市规划局工作的朋友讲了一段往事。当年，他从外地大学毕业，到了东莞市规划局工作，刚到那儿的时候雄心勃勃，一心想要搞规划。局里设计了全市的规划图，兴冲冲地找来各个乡镇的干部开会，给他们讲未来的宏伟蓝图。有一个镇长凑过来看了一眼，对这个规划很不满意，他骂骂咧咧，甩手走了，搞得市规划局的同志非常尴尬。我的这位朋友是外地人，规划局局长也是外地人，他们听不懂东莞话——他们知道这个镇长在骂人，却不知道他是怎么骂的。我问他，后来那个规划怎么样了？他苦笑一下：“我搞过十几个规划方案，基本上都没有按方案实施。”
有没有规划可能真的无所谓。东莞的33个镇各有各的特色：虎门的服装，厚街和大岭山的家具，大朗的毛织品，长安的五金模具；以中堂镇为中心兴起了牛仔服洗水印染产业，清溪和石碣发展电子信息，桥头镇是环保包装专业镇。从东莞的一个镇走到另一个镇，就像从一片绿洲走到另一片绿洲：在繁华的镇与镇之间，你会看到一大片散落的村庄。
我问东莞的朋友：你们的市中心到底在哪里？他们面面相觑。有个朋友开玩笑说：东莞的市中心在深圳的福田区。
有的时候，有中心不如没有中心。中山大学的李郇教授是专门研究城市化的。在他看来，不少省会城市反而不如非省会城市有多样性和活力。比较一下广州和深圳、南京和苏州、济南和青岛、沈阳和大连，你就会发现，中心城市好像被施了“魔咒”。只要有中心，就能确定边界。只要有了边界，就会受到边界的束缚。李郇教授说，他总是推荐学生首选去深圳找工作，其次是江浙一带的非省会城市，比如苏州、昆山。他不推荐学生去广州，因为省会城市反而不如非省会城市好找工作，广州几乎只剩下房地产行业了，除非他们想找房地产的工作。
没有中心的东莞反而能够连接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东莞是中国各个城市里小学生数量增长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小学教育是义务教育，小学生入学率接近100%，而且小学生数量是“数人头”数出来的，不是抽样调查或估算出来的。想看哪个城市最能吸引人口，可以看城市小学生数量的变化。2008—2015年，全国小学在校人数减少了639万，下降了6.19%，但东莞的小学生数量增加了将近20万，增长了36%。东莞市规划局的同志告诉我们，今后几年东莞还要再建100多所学校。
东莞吸引的大量外来人口中，打工者人数居多。东莞对待打工者的态度谈不上热情，但算得上宽容。每天晚上，在东莞的世纪广场上，你能看到两个不同的群体。很多附近的居民都会过来跳广场舞，中老年人居多。他们的广场舞节奏很快，动作利落好看。旁边是一群十七八岁模样的年轻人在跳街舞，他们有的穿着普通的T恤、短裤，有的穿着宽大前卫的喇叭裤或舞衣。他们跳得很投入，而且动作难度很大。大部分围观群众看得很尽兴，似乎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也能下场尝试一下。这些孩子大多是从各个工厂赶过来跳舞的打工者，有时候甚至会有从其他地方，比如惠州，专门赶过来“打擂台”的年轻打工者。这是他们的江湖。跳广场舞的居民和跳街舞的打工者共生共存，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融合，但相安无事。
东莞也是一个收缩城市。一位工友陪我们去逛厚街中心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沿街的店铺有卖衣服的，有卖鞋子的，还有卖金器的。街道上人山人海。这位工友说，如今这里已经不如以前了，以前到了周末，这里“脚尖儿都踩着脚后跟”了。是的，虽然主街上的店铺看起来仍然红红火火，但拐进旁边的巷子，会看到里面的店铺关的关、空的空。
东莞的各个镇或浮或沉，主要看谁的水性更好。那些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镇，就能够中流击水，而那些依靠外贸和房地产的镇转型就比较困难。
产业链是东莞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在经济全球化出现退潮之后，东莞的产业链也在调整。起初，产业链越拉越长，分工越来越细，在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长出一群加工企业，其中有很多都是小型的加工企业。这种分工模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如果一家企业的供应链上有上千家加工企业，那管理起来就会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新的趋势是：产业链正在变得更加紧密而短促。有竞争力的加工企业会同时承担供应链上的数种甚至数十种相关产品的加工，它们和下单企业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
靠着这种盘根错节的供应链纽带，没有中心的东莞保持了跟整个世界的紧密联系。“收缩”之后的东莞仍然活力十足。2017年东莞的GDP总量为7 582亿元人民币，是海南的1.7倍，是宁夏的2.2倍，是青海的2.9倍。东莞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土地可以创造出的GDP多达3亿多元，地均GDP超过了广州和厦门，是苏州的1.5倍，是南京的1.7倍。
据说，东莞市正在考虑做新的总体规划，打算建一个中心主城区。我问李郇教授，这样的规划能成功吗？李郇教授略有吃惊地看了我一眼，好像难以相信我会问这么傻的问题。他摇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绝对搞不起来。”
城市新物种
也许，东莞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没有中心的城市就是未来城市的新物种。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随着城市化、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个人的生活半径是会扩大，还是会缩小呢？
很多人认为，我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半径会越来越大。随着飞机、高铁、城际铁路的流行，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在一个城市居住，而到另一个城市上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一个城市吃早餐，然后赶到另一个城市吃午餐。
这是一种误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提出了一个现代都市的悖论：随着长距离运输成本下降，接近性（proximity）的价值反而上升。“格莱泽悖论”的意思是说：城市一体化程度提高之后，城际之间的人流和物流会变得更加畅通，但人们的生活半径很可能不仅不会扩大，反而会缩小。作为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你的工作、社交、娱乐、生活，都可以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之内解决。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奔波的是为你的生活提供便利的货车，而不是你。你用不着再长途奔波，也用不着每天花上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通勤时间。
当你坐在从廊坊或固安开往北京的班车上的时候，不要以为你已经加入了某个会影响未来的小趋势。不，不是的，事实上，你正骑在一只恐龙的身上，而恐龙是一种旧物种。
在城市一体化程度提高之后，我们会看到城际通勤不是变多，而是变少了。如果两个城市之间的通勤很多，只能说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太大。在廊坊和固安找不到好工作，人们才会到北京上班；北京的房价太高，人们才会住到廊坊或固安。如果你住在昆山或杭州，昆山和杭州的工作机会一样多，你可以选择去邻近的城市工作，也可以选择在当地工作，城际通勤反而不会那么拥挤。
中国在未来会出现更多的都市圈，城市一体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但我们可能很难再找到这些都市圈里的中心城市。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是哪一个？香港？广州？深圳？都是，又都不是。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更像是一个超级的组合城市，或者说，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形态更像是一个升级版的东莞。
一个没有中心城市的都市圈，这听起来好像匪夷所思，但如果我们把城市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就容易理解了。大自然里是没有狮子王的，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在生态圈中的位置。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是由很多小的生态系统构成的，每一个小的生态系统都自成一体。这样的生态系统才能具备多样性，而只有多样性才能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东莞并不是中国最现代、最发达的城市，它不像北京那样雄伟，也不像上海那样时尚，不像杭州那样妩媚，也不像成都那样休闲。东莞看起来有些旧、有些乱、有些俗。但是，东莞代表着一种新的城市物种，它已经出现，却仍被忽视。这就好比恐龙和哺乳动物的差异。假如你回到白垩纪时代，你会看到地球上的霸主是恐龙。恐龙的个头更大、跑得更快、更加健壮、更加凶猛，恐龙更适应当时的环境。不过，如果你再仔细去寻找，你会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面找到一种像老鼠一样大小、胆小又丑陋的新物种。这个像老鼠一样的新物种就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祖先。回过头来看，哪一个物种在进化的进程中更有竞争力呢？
未来的都市圈会越来越大，会变成一种升级版的东莞，这将提供一种新的组合城市的合作平台，并保持城市的多样性。但是，如果你去看某一个单一的城市，它很可能不再扩张，而是会收缩。为了更好地应对收缩过程中的挑战，一个城市必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开放性能够帮助一个城市抵御外部风险。哪个城市是“精明收缩”的典型呢？请你跟我一起到义乌去。
林哥
林哥开着一辆价值100万元的进口宝马SUV，但他在义乌没有买房子。林哥一边开车一边转过头来跟我们讲话。他讲话的时候会略抬下巴，眯起眼微微斜着看人，声音很大：“我们义乌人都这样。开豪车才能做生意。知道吧？”车的后备厢里放着几个足球，开车的时候，足球在后面晃来晃去，撞得砰砰响。
这是林哥的厂子里生产的足球。他是个80后的“企二代”。读大学的时候，林哥学的是计算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接班，但到头来家里一个电话，林哥还是乖乖地回家接管了家里的几个体育用品企业。
我们跟着林哥，亲眼见证了他的一个订单是怎么完成的。这个客户是斯里兰卡人，是跟着一个外贸公司的熟人一起过来的。斯里兰卡商人要订300个足球，仿某品牌新款，每个足球的价格是34元。其他都好说，但有个小小的麻烦。斯里兰卡商人想让林哥直接把那个品牌的Logo印在足球上。林哥说，这在中国是侵犯知识产权的。外贸公司的人和斯里兰卡商人嘀咕了一会儿，最后谈妥了：斯里兰卡商人自己处理商标问题。
林哥朝我们摊摊手，他说他也很无奈。林哥讲道，他还有一个合作多年的印度尼西亚客户，也是一直在卖假货。林哥劝人家不要这么做，他告诉那个印度尼西亚客户：“你们现在就是在经历发展的早期阶段，迟早要转型的，为什么不早点转呢？”印度尼西亚客户听了之后心动了，开始尝试卖自主品牌，结果卖不出去，最后只能要求退货。
虽然林哥只有30岁出头，但已经有些发福了。他的气质介于青年人和中年人之间：和四五十岁的生意人相比，他显得乐于交谈、风趣活泼；和三十几岁的上班族相比，他又多了几分精明老练。林哥笑起来时眼睛会眯成一条缝，他是个爽快人，几乎有求必应。他跟家人聚少离多。林哥的老婆在商贸城打理店面，他在70公里之外的工厂盯着工人生产。他每天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晚上还要有各种应酬。林哥说，有一年他创下了纪录，一年有190多个晚上都在KTV（唱歌娱乐场所）。
林哥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用车载蓝牙一通又一通地接电话。有问出货日期的，有约饭局的，有谈尾款的。有个客户打电话过来，想跟林哥进一批货，但前面欠的钱还没给。电话里那个人不断地说：“欠你的钱，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林哥说：“既然我都开口问你要了，你还是还上吧。”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朋友归朋友，生意是生意。”电话挂断后，车里忽然很寂静，气氛有些尴尬。林哥自己解嘲说，他很少追债，一旦他都开口了，说明事情真的不妙了。
车窗外，夜幕低垂，灯光璀璨。街上车水马龙，奔驰车和电动三轮车混杂在一起，各色小吃、水果摊子琳琅满目。林哥说：“义乌真的不是个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个做生意的地方。在我们老家金华，人们见面会问，晚饭吃了什么，而在义乌，大家见面会问，你今天做了多少生意。”
卑微者最顽强
我们为什么要到义乌来呢？2018年，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中美贸易摩擦。这场贸易摩擦犹如笼罩在中国经济上空的雾霾。如果说贸易摩擦真的会对中国经济有致命的打击，那么，最先倒下的应该是像义乌这样的出口城市。可是，义乌却是我们看到的生命力最顽强的城市之一。
掰着指头数一数：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压力加大、汇率波动严重、国内外竞争对手增多、电商横空杀出，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义乌在过去几年经受的产业转型压力，不亚于任何一个内地（包括东北地区）的城市。我们在各地调研的时候，见多了刚刚修好却没有车跑的公路，曾经繁华却日渐凋敝的工业园区，外表光鲜却无人问津的特色小镇，店铺纷纷撤走后空空荡荡的商场。为什么义乌比别的城市遇到的挑战更多，我们却看不到义乌“陷落”呢？
当然，你在义乌也能看到从热闹到萧条的场景：商铺价格下降，前几年一个9平方米的商铺能卖1 300万元，现在只能卖出一半的价格；以前只做批发的商家，现在也开始接零售。林哥一笔单子只卖了300个足球，但他也不会挑肥拣瘦。当地人也感觉义乌这两年人流量少了很多，可能减少了有1/3。
义乌最风光的日子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那时候，客户要揣着现金来结账，喇叭里喊着谁谁谁家到货了，听到以后再去抢就已经没了。第一批在义乌做小商品生意的都是本地人，他们非常能吃苦，也挣到钱了。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不怎么愿意做这些生意了，很多本地人转为靠收租过日子，有的光靠收租一年就能收入几十万元。如今，在义乌做小商品生意的大部分都是像林哥这样的外地人。
时代不一样了，经营者也换了一茬，但义乌这座城市仍然充满了生机。我们在著名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参观时，几乎看不到空商铺，很多店一看就是已经在这里经营了很久。当地著名的三挺路夜市，如果有人退租，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补上，一样热热闹闹的。义乌是中国城市中实现“精明收缩”的少数代表，也就是说，虽然义乌的人口规模不如以前，但通过产业转型，仍然能够保持活力。更有意义的是，义乌之所以能够实现“精明收缩”，不是靠政府出手救援，而是靠自下而上的力量自救。
我们一路问各个店铺的老板：中美贸易摩擦对你们有影响吗？通过他们的回答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义乌冲击不大。义乌生产的都是薄利多销的日用品，再怎么产生贸易摩擦，日子不总要过吗？比如，全世界2/3的圣诞节用品都来自义乌。美国家家户户都要用到的圣诞树挂饰和饰灯，90%以上是中国制造。没有义乌出口的产品，美国人怕是过不好圣诞节吧。
义乌老板是见过世面的，他们曾经比国际政治学者更准确地预测出2016年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因为他们拿到的支持特朗普的旗子订单是支持希拉里的旗子订单的10倍。那么，特朗普2020年还能连任吗？义乌老板的预测是：特朗普2020年不会连任。虽然距离2020年美国大选还有两年，但支持特朗普的旗子订单已经到了。遗憾的是，现在一年的订单数量，还不如特朗普上台前一个月的量。义乌老板会告诉你，对他们影响更大的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土耳其里拉贬值。他们不仅对各国的政治局势如数家珍，而且提前半年就知道了2018年英国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大婚的消息。2018年的世界杯在俄罗斯举办，当我们还在熬夜看球的时候，义乌老板已经在做法国冠军纪念币了。
这不是义乌第一次遇到挑战。当实体行业不好干时，也曾有义乌的企业改行做房地产、投资金融。但结果证明，在义乌的企业中，那些改行做房地产、投资金融的反而死得更快，那些坚持做实业的成了传奇。在义乌流传着一家吸管厂和一家拉链厂的故事。有一家生产吸管的企业叫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生产近2亿根吸管。全中国3/4的吸管都是由这家企业生产的，它拥有全球吸管行业2/3的专利，每年光靠卖吸管就能赚2亿元。但是，这家企业从来不追求规模扩张，甚至甘愿放弃大客户，基本不再接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大企业的订单，只专心服务小企业，比如小超市、咖啡馆和奶茶连锁店。另一家企业叫伟海集团，专门生产拉链，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拉链生产商，占据国内1/3的拉链出口份额。伟海集团也曾想做成一家百年企业，但最后还是没能抵御做房地产的诱惑。全球金融危机没有打垮这家企业，但房地产市场把它拖垮了。2018年，伟海集团的资金链断裂，资产被拍卖，企业被托管重组。义乌的企业家从中得出的共识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好品牌，不求做大，只求做强。在义乌几乎找不到一家大型企业，能登上排行榜的义乌富豪也屈指可数，义乌多的是像林哥这样的“蚂蚁商人”。义乌在全球市场都赫赫有名，但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这是一个低调得不能再低调的地方，吸引了一群最草根的企业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蚂蚁商人”：小的是美好的，小的是灵活的，小的可能是“隐形冠军”。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义乌的小企业有影响吗？没有，因为美国其实连义乌出口目的国的前10名都排不上。信贷紧缩对义乌的小企业有影响吗？没有，因为这些小企业原本就没有办法从银行贷到款。在一次关于环保督查的座谈会上，我冒冒失失地问一个小企业主：你们的日子是不是比原来更不好过了？那个小企业主瞪了我一眼：小企业什么时候有过好过的日子？
答案有了。义乌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一是因为义乌的企业更为务实，它们总是会把风险考虑进来。为什么美国在义乌的出口目的国排名中连前10名都排不上呢？这跟生产吸管的双童公司的决策是一样的：哪怕你是最财大气粗的主顾，我也不会让自己受制于你。二是因为义乌的企业更重视分散风险。义乌的企业善于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通过强大的信息渠道相互交流、高效地试错。经济形势越是寒冷，义乌和全球经济拥抱得越紧。在全球市场上，义乌商人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就像四通八达的神经系统，能对市场上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三是因为义乌的企业不求天，不求地，只靠自己。这种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生存能力才是最为强大的。
卑微者最顽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上天只帮助能够自助的人。
精明收缩
扩张的城市都是相似的，收缩的城市各有各的收缩。
有的收缩城市会采取“再增长模式”。也就是说，这些城市试图用各种办法增加投资、吸引人口，企图逆转收缩趋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底特律尝试过“再增长模式”，但失败了。虽然城市已经衰落，底特律还是一味地盖更多的楼，修更多的路，企图吸引更多的人口。当时，底特律市政府决定在市中心修建一套全新的公交系统，建造了一条连接各个主要站点的单程有轨电车，但由于乘客太少，一直入不敷出。2013年，这座城市最终宣布破产。
有的收缩城市会出现“震荡收缩”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一度看起来好像实现了产业转型，但很快再度陷入危机。阜新是出现“震荡收缩”现象的代表城市。辽宁省阜新市曾经拥有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和亚洲最大的发电厂，但在2001年，它被国务院正式认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痛切地感受到城市衰败的根源是过分依赖矿产资源。于是，在过去10多年，阜新坚定地走上“工业兴市”的发展道路，但工业也无法拯救阜新，这座东北的城市很可能再一次陷入衰退期。
只有少数收缩城市能够实现“精明收缩”。也就是说，这些城市虽然规模收缩了，却没有凋敝，相反变得更有活力、更加宜居。俄亥俄州的扬斯敦曾经是美国四大钢铁城市之一，但其2010年的人口下降到了1960年的一半。扬斯敦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的城市在收缩，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目标改了，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的小城市。于是，扬斯敦把很多不可能再有人住的住宅拆掉，改造成公园绿地，不再发展工业，改为吸引高科技企业，用量的收缩换来了质的提高。
根据清华大学副教授龙瀛的研究，2000—2010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在减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吴康注意到，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国许多城市都调整了行政区划。这些城市把周边地区并入城区，造成人口密度下降，但这些城市实际上并没有收缩。他剔除了进行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最后发现，2007—2016年，中国有84个城市出现了人口收缩。
义乌或许可以作为“精明收缩”的一个城市样本。义乌之所以能够实现“精明收缩”，是因为它保持了开放性。怎样避免人口规模急剧缩小呢？只有靠不断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怎样才能在吸引外来人口的同时保持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呢？只有靠不断地营造一种包容、自由的城市气氛。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现潜在风险，及时转型呢？只有靠对外开放带来的庞大、密集的信息网络和高效、及时的反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