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6：宏观世界奇遇记（出版书）》
作者：何帆
内容简介：
该书基于对中国十余省份的实地调研，结合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企业案例，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全书聚焦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核心议题，通过包头产业转型、小微企业产业链、基层医疗体系等案例，分析政府债务、通胀定义等经济现象。作者延续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结合的叙事风格，以养猪户生存策略、新能源产业等个体故事切入，呈现经济政策的基层影响与产业变革逻辑。书中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职业教育模式等议题，串联起宏观理论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数十个城市，上百家企业，几百名受访者，何帆老师说：我做了一场“报复性”的调研。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很多故事：现在的创业者是什么样子，支持他们的投资者又是什么样子？包头这座城市 如何由衰落再度兴盛？
养猪户如何在空间逼仄、利润微薄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小微企业如何构建出一条花椒产业链？基层医疗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常州技师学院的职业教育为就业问题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你将看到对很多问题的探讨：新能源产业是否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我们即将面对的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带来金融风险？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不会带来债务风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为什么好工作越来越少，烂工作越来越多？我们该如何应对？……
你将收获很多不一样的常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政府自己花的钱越少，债务压力越大，金融风险越高。通货膨胀的意思不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是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政府向公众借钱，从理论上说，政府不用偿还本金，只需要支付利息。……
1 增长和蓄电池
1.1 沈晞
1.2 为什么高速经济增长如此重要
1.3 王晶
1.4 什么样的政策能促进经济增长
1.5 包头
1.6 主导产业
1.7 石拐
1.8 为什么信心如此重要
2 通胀和养猪场
2.1 老徐
2.2 中国有没有出现通货紧缩
2.3 养猪人
2.4 需不需要担心通货膨胀
2.5 养猪场
2.6 宏观决策者是怎么想的
2.7 吃狗肉，还是吃猪肉
2.8 如何应对经济波动
3 货币和青花椒
3.1 梁孃孃
3.2 从前，有一个村庄
3.3 花椒节
3.4 为什么需要积极的货币政策
3.5 红油兔
3.6 需不需要担心金融危机
3.7 小王行长
3.8 后来
4 财政和呼吸机
4.1 县医院里的ICU
4.2 从前，有一个村庄
4.3 县医院里的外地医生
4.4 为什么需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
4.5 陈大夫的十年
4.6 需不需要担心债务压力
4.7 中医院
4.8 后来
5 就业和电工证
5.1 想考电工证的何帆
5.2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失业率
5.3 季老师和刘老师
5.4 为什么好工作越来越少
5.5 宋彪
5.6 为什么企业要创造更多的好工作
5.7 考过电工证的何帆
5.8 我该怎么办
1 增长和蓄电池
### 1.1沈晞
这个场景在当代中国无比熟悉：一切都还空空荡荡，却可以尽情畅想。
沈晞带我去看他未来的企业办公楼。这一层以后要做财务、人事和办公室。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厂房里显得有些遥远。几张办公桌挤在一起，这就是他的全部人马。这一层以后是研发部。沈晞是工程师出身，他的团队几乎清一色都是理工男，研发是他们最爱干的事。这一层以后是产品检测中心。检测和生产要分开。生产车间在后面的另一栋楼里，那里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装修了。现在只有一条试产线，机器设备都是从深圳搬来南通的，工人也是从深圳搬来的。按照沈晞的设想，未来，这里将建成10吉瓦时的储能电池生产基地。
我们走到楼顶。沈晞说，以后可以在这里打羽毛球。旁边的同事说，风大，打不了羽毛球，不如装个篮球架。马上又有人否决，篮球会掉下去。他们热烈地讨论了一会儿，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在楼顶上烧烤。
办公楼的旁边有座裙楼，沈晞打算改造成自己的住所。这一间做卧室。他站在灰秃秃的毛坯房中央，手里夹着一根香烟，打量左右，说：“这间房比我深圳的客厅还大。”他凑近窗户，朝外看了一眼，回过头跟属下说：“把这边的窗户玻璃换一下，外面是马路，怕吵。”我们沿着没有护栏的楼梯走到下面一层。沈晞说：“这里可以改成客房，留一个房间做茶室，我可以和客人一起喝茶聊天。”
从裙楼出来，我们又绕回办公楼。办公楼的门口留了两个花坛，水泥砌出的池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沈晞不停地上下拉着夹克衫的拉链，兴奋地说：“这里改成荷花池吧，有荷花有水，我儿子来看我的时候可以在这儿玩水。”
自己当老板的感觉真好。
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刻着：我要当老板。中国只有两种人：已经当了老板的和以后想要当老板的。这个独特的现象其实有其时代背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创业机会更多，人们更愿意冒风险。如今，潮水退去，还有创业的机会吗？还有支持创业的风险投资吗？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企业家是一茬一茬的。20世纪80年代发财的是一批乡镇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下海”的大多干了房地产；21世纪初冒出头一批“海归”IT人才。现在又是谁在创业呢？
像沈晞这样的创业者就很有代表性：理工男，在制造业的大企业工作过，曾经身临一线，懂技术懂生产。沈晞早就想创办一家专门生产储能电池的企业。他的底气来自在比亚迪把动力电池搞出来的经历。他是做动力电池的第一代人，也是比亚迪著名的“刀片电池”项目的操盘手。2022年，沈晞和他的团队创建了一家叫懋略的企业，在深圳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在南通建了生产基地，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他的老朋友，也是懋略最重要的投资人夏佐全却提醒他，要警惕，太顺了不好。
夏佐全的提醒是对的。沈晞的事业一直很顺，他赶上了时代的浪潮。2000年，他在南京大学化学系读完研究生，进了比亚迪。沈晞最早在比亚迪的中央研究院工作，老板王传福亲自给他们出题目，带着他们做科研。沈晞一进去就做过关于锂电池电解液的研究。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切来得比所有人的想象更快。2003年，比亚迪宣布要在2008年，也就是北京举办奥运会那一年，造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用的电池叫动力电池。1998年比亚迪成立第二事业部，主要生产电池。沈晞一直是第二事业部的骨干，是王传福的得力干将。
怎么造动力电池？电池企业没干过，汽车企业也没干过。比亚迪原来是生产手机电池的。动力电池和手机电池大不一样。手机上用的是小电池，一块电池的容量大约是1000毫安时，有的能有2000 - 3000毫安时，而比亚迪为电动车开发的磷酸铁锂电池，容量则达到了100安时，也就是100000毫安时。此外，手机里只有1块电池，而汽车的电池包里有100多节电池，对一致性的要求更高。
正是因为自己不会干，才要虚心学习。比亚迪和日本企业合作，中方人员提设计方案，日本企业提供生产设备。合作推进了一段时间，比亚迪发现：原来还能这么做，原来还能做得这么好。见过世面之后，进步更快。
正是因为别人也没有干过，所以胆子才大。2011年，比亚迪在惠州建成了产能2吉瓦时的国内第一条动力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很快，沈晞又带着人马奔赴深圳坪山的坑梓，准备再建一家规模更大的工厂。任务重，工期短，沈晞一头扎进厂里，没有时间回家。妻子带着孩子过去看他。到坑梓的路很远，车子开得太久，孩子憋坏了。见到孩子，沈晞高兴地过去抱，一泡童子尿全浇到了爸爸身上。2015年，坑梓一期建设完工，建成8吉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产线；2017年完成二期建设，建成6吉瓦时的三元电池产线。有了惠州和坑梓的经验，之后在青海西宁、重庆璧山、陕西西安、湖南长沙、安徽蚌埠和贵州贵阳等地的新生产线建起来就顺利多了，各地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一个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只用了大约十年时间。这段经历弥足珍贵。夏佐全跟其他投资人介绍情况时总会特意讲：“我们敢投沈晞的项目，是因为他什么都干过，出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但是，除了生产之外的事情，沈晞并不在行。在遇到夏佐全之前，沈晞的创业并不顺利。
起初，沈晞想做得简单一些，搞一个轻资产的设计公司，自己做研发，帮客户出方案就行。很快，他发现这是一种不能承受之轻。动力电池的关键不在于轻灵时尚的点子，而在于要在生产中落地。生产是大规模的，一环扣一环。灵感只能来自一线，如果摸不到生产线，就找不到真正的问题。灵感也必须在生产一线得到检验，如果没有一线的检验，客户无从判断方案是否更有效，再精致的方案也无法在商业上得到验证。
之后，沈晞想过合作，借别人的东风。他尝试过和国有企业合作。好处是国有企业不差钱，又守规矩，你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坏处是国有企业常常没有激情，就像一群买了票不来看戏的观众。沈晞也找过风险资本。风险资本的风格正好相反。他们投了钱，最关心的是怎么加倍地把钱赚回来。他们不仅来看戏，而且要改台词，要上台指挥演员，甚至要换节目单。资本关心的是有没有故事。他们看中的是沈晞适合做故事的主角。可是，产品还没有做出来，怎么讲故事呢？
沈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有一天出差时，他在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邂逅了夏佐全。夏佐全是比亚迪最早的投资者之一，从沈晞刚进比亚迪就对他有所关注。这些年来，夏佐全亲眼看到了沈晞的成长，也知道他离开了比亚迪，想自己创业。
夏佐全说，不如我来投你吧。
夏佐全的风格和其他风险投资家不一样。他对新能源产业情有独钟。用他的话说，新能源是实业界唯一值得投的机会。蛰伏多年，春雷炸响，新能源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机会。投资新能源，就是押宝中国制造业的后劲。
风险投资最早是跟着互联网企业走的。这是天作之合：资本的周期和行业的周期恰好匹配。资本想赚快钱，互联网企业就是赚快钱的。投资一家互联网企业，一两年就能看清楚它到底能不能赚钱，三五年就能让企业上市，资本变现，拿钱走人。
可一旦要投制造业，资本的周期就未必对得上产业的周期。制造业需要的投入更多，周期更长，没有那么多快钱可赚。但夏佐全说，我们等得起，我可以等二十年。别的风险投资会催着创业企业上市，好变现之后走人。但夏佐全说，别着急，什么时候高兴上市，再上市也不迟。
我在南通参观的懋略生产基地，也是夏佐全帮忙找到的。
夏佐全手下有个小伙子，叫黄江洋。黄江洋是个“90后”，家境优裕，生活轻松。他在国内读了个极为普通的大学，河南理工大学。之后出国，在纽约大学读了硕士。黄江洋刚从国外回来，就和国内的人打成一片。夏佐全说：“我也搞不明白，他一个年轻人怎么这么会社交？！”
黄江洋发现自己进入这个行业毫无障碍。投资不就是跟人打交道吗？投资圈里忽然聚集了一批和他年龄相仿、背景相似的年轻人，有的在国外的投行，有的在国内的基金。大家平时常找机会聚，一起泡酒吧、冲浪，玩着玩着就交流了信息，把很多事情搞定了——如果你是中产阶层父母，这将是一个让你长吁一口气的好消息。幸好，时代并没有谢幕，只不过是转场了。
黄江洋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投资有很多环节，募、投、管、退，都要去学。没有点真功夫，在江湖上没法混。黄江洋感慨地说：“我发现了，那些热衷于用美女做公关的投资基金都活不长。”
夏佐全把帮沈晞找生产基地的任务交给了黄江洋。黄江洋立马出发，到长三角一带选址。他去过滁州、苏州和张家港，最后选定了南通。
南通在长江以北，和上海、苏州只有一江之隔，过去却是出了名地“难通”。坐火车从南通到上海，要绕道两百多公里之外的南京，特快列车也需要走八个多小时。这座城市不属于苏南，又不愿意当苏北，是一座既不服气、又不甘心的城市。苏南讲吴语，苏北讲江淮官话，南通恰好处于吴语和江淮官话的混杂区。如皋、海安一带的方言属于江淮官话，海门、启东一带的方言属于吴语，崇州、通州一带讲的则是江淮官话中夹杂着吴语。江苏很“散装”，南通也很“散装”。2008年之后，苏通大桥、崇启大桥陆续开通。2020年，南通和上海之间有了高铁，南通才算进入了长三角的“一小时经济圈”。懋略所在的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位于南通的南部，G15沈海高速穿园区而过。黄江洋说，我们要在路边放个广告牌，所有下高速的车辆第一眼就能看到我们。
选择南通，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里交通便利，还因为这里更容易“扎堆”。有一批新能源企业都是在长三角起家的。要做储能电池，可以极方便地在南通附近找到上下游配套企业：生产正极材料的瑞翔、当升，生产负极材料的贝特瑞、百川，生产隔膜的星源、中材科技，生产电解液的新宙邦、国泰……单打独斗的时代结束了，你得尽快找到队伍。
黄江洋说，懋略现在的办公楼和生产车间是捡漏捡来的。这个地块原本属于一家美国企业。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之后，美国企业撤走了，建成的办公楼和厂房还没有来得及用，正好先给懋略。有了这座厂房，能省不少时间，进度就能朝前赶。
不过，这块地还是不够用。苏锡通产业园区又给了懋略第二块地，距离我们所在的办公楼不远，也就五分钟车程。
那里还是一片空地。满眼都是盛开的野生油菜花。蜜蜂和黄蜂在花丛中穿梭，不理睬我们这群突然闯入的外来者。野生油菜花下面是黑油油的土壤。还没有其他人来过，只有我们留下的脚印。沈晞快乐得像土改时刚分到耕地的农民。他横着手机，竖着手机，从不同的角度拍野生油菜花。直起身来，他踌躇满志地跟我说：“很快的，何老师，到你下次再来，这里将是一片现代化的工厂。”
### 1.2 为什么高速经济增长如此重要
每一个中国人都很焦虑，生怕会错过什么机会。我们就像一群等火车的人。原来，每趟火车都按照列车时刻表准时到达，准时出发。后来，火车晚点了。有时候晚点五分钟，有时候晚点半小时。等火车的人心里就犯嘀咕了：下一趟火车会不会晚点呢？可能晚点多久呢？甚至，还有没有下一趟车呢？
我们要等的车就是高速经济增长。
让我们先来讨论一个似乎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为什么高速经济增长如此重要？
你的反应一定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我们亲眼见证了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高速经济增长很重要，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显而易见的答案，往往不是真正的答案。探索社会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常常会像考古学家一样，发现地下一层的下面还有一层。宫殿被毁了，甚至整个城市被毁了，还有后人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层层累积，互相交错。1871年，德国业余考古爱好者海因里希·施里曼在土耳其西北部、距离达达尼尔海峡不远的希沙利克发现了特洛伊城遗址。好了，问题解决了，《荷马史诗》中讲的特洛伊战争就发生在这里。但是，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了不同年代的断层，谁也无法确证哪个断层代表的年代是特洛伊战争时期。就连有没有特洛伊战争，学者们都仍在争论不休。
那么，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个问题早有定论，如果我们退后一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们会有什么新的洞见呢？
我们先看看经济增长和战争的关系。高速经济增长有助于防范战争，而战争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从未离场。你可能会说，不对，这个观点并不新鲜，而且已经“破产”了。人们曾经以为，各国之间有了更紧密的经济往来，就都会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不再有冲突了，没想到贸易也能带来这么多摩擦。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当一国能相对他国保持更高的经济增长时，该国更不愿意和他国发生纠纷。
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从人类的天性说起。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所有的群居动物都有一种共同的属性，即对内保持团结，对外保持警觉。为了保持内部的团结，人们经常需要到外部寻找潜在的对手。这种天性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极端情况下，冲突会以战争的方式爆发。这听起来像是悲观的宿命论，不过，也有解决的办法。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讲到，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的“世俗宗教”。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就像体育比赛代替了斗殴的天性一样，经济增长成了国与国之间一种有规则的比赛。注意，这个观点暗含着一种假设，即制度的优越性能推动经济增长。当一国能保持比他国更高的经济增长时，不仅该国的综合实力提高了，而且该国的国民也普遍对本国的制度更自信。这就是经济增长的妙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几乎解决了关于民族凝聚力的所有问题。该国有理由相信，经济增长会使本国对内保持更强的凝聚力，对外保持更大的吸引力。相反，当一国不再持续高速增长时，该国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一方面，内部凝聚力下降；另一方面，对外吸引力下降，于是，该国就会更担心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这就导致该国更关注安全问题而非经济增长。随着政策重心更多地向安全而非增长倾斜，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下降，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以前，人们并不去深思这一层关系。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是你去观察宏观大势的一条重要线索。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济增长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你是我的读者，你应该还记得我之前介绍过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的一本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让我把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重复一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更加乐观、开放，而在低速增长时期，人们更加排外、狭隘。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我们会感慨世风日下，不知道哪里冒出来那么多戾气。我们以为这是因为互联网、娱乐圈，或是教育水平下降。都不是。最底层的原因还是经济。
最后，让我再告诉你一个观点：经济高速增长更容易解决社会问题。你可能觉得这并不稀奇。经济高速增长就有钱，有钱就好办事。如果教育出了问题，那就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如果卫生出了问题，那就增加对卫生的投资。这不是挺简单的道理吗？
你想的是对的，但是，人们常会忘记这个道理。我之所以要讲这个观点，是因为有另外一种观点让我很困惑，也很不安。奇怪的是，这是在一群非常支持改革、很有正义感，也很有知识的精英当中非常流行的观点。他们认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这没错。他们深知改革是艰难的，改革会带来阵痛。这也没错。但他们还会再朝前走一步。不知为何，他们相信为了推进改革，必须忍受经济低速增长。我猜，他们心里想的是，你连经济下行的痛苦都没有承受，怎么称得上动真格的改革？
我把这一派人称为“改革受难派”。“改革受难派”认为，任何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都是偷懒的，因为没有进行痛苦的改革。你必须受难，才能得到救赎——我不得不感慨，这一代人历经了那么多磨难，竟依然能保持纯真的理想主义，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执着的念头——他们甚至认为，不要怕经济低迷，经济低迷反而能推动改革，因为改革一向是被“倒逼”出来的。
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哪怕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认为改革是终极目标，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的最佳时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任何改革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总会有受损者，为了让改革的阻力更小，就要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受损者，而只有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有更多的红利，才能更容易地实现这种转移支付。
再往深处说，改革是目的，还是手段呢？我觉得改革是手段，经济增长才是目的。那么，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是不是一定要选择最艰难的改革呢？不是的，有更简单也更有效的办法。如果说“改革受难派”搞错了什么，那他们错就错在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明明是一道四则运算题，他们非要用微积分求解。
真的，没那么难。有更简单巧妙的解法。
稍后我来揭晓答案。
### 1.3 王晶
王晶嫌自己的老板沈晞做事太慢。
沈晞团队的几位骨干，各有各的特色，而王晶是说话最冲的那个。佟总负责销售，他常驻北京，非常重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在他看来，储能电池要先吃一波政策红利，再吃市场红利。吴总负责研发，他是南通本地人，但他在每一个场合都要很认真地澄清，自己是如东县人，听不懂城里的南通话。张总负责总务和后勤，他在一群工程师里显得相当另类。他是工人，当年在比亚迪被沈晞挑中，给沈晞做实验助手。从那之后，他就一直追随沈晞。王晶和香港导演王晶名字一样，甚至模样都有点像。他出生在江苏宿迁，著名的白酒之乡，但他是一个不会喝酒的宿迁人。
王晶的眼镜戴得有点歪，镜片后的眼睛有光闪烁。他的头发短而整齐，硬而蓬松，处于按时修剪之后自然生长的状态。王晶说话速度极快，一边讲一边自己做总结。
“我是个幸运的人。”王晶说。他出生在苏北农村，父母在他上小学时就去上海打工了。所以，他是一个生长在沿海省份的留守儿童。农村长大的孩子，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一无所知。他上大学报的是机械工程及自动化，这是一个万金油专业。
2008年，王晶大学毕业，进入比亚迪工作。那是一个特斯拉首款车刚刚下线，而恒大还没有上市的年代，一切都还生机盎然。王晶是一个站在车门口、被挤上车的人。他刚上车，又想下去。拿到比亚迪的offer(录用通知)，他有点后悔。他想去一家更清闲的国有企业。学校说，你已经和比亚迪签约了，要是不去，得交3000元违约金。农村孩子哪有那么多钱，于是，他就这样跟着列车出发了。
刚上车的乘客坐的都是二等座。王晶先入职到比亚迪的上海分部，住在三人间的宿舍，每天在公司接受培训，从一个教室到另一个教室，学习生产工艺、企业管理，这些都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新知识。他还没有适应环境，就赶上比亚迪要大干快上，兴建动力电池生产线。惠州的工厂缺人缺得厉害，上海分部的员工一股脑儿都被送到了惠州。王晶觉得上当受骗了。从繁华的上海到了偏僻的惠州，山脚下、水塘边，能看到的只有工棚和小卖部。在上海的时候，他刚从三人间宿舍调到单人间，到了惠州，又住回了三人间。原来还有比二等座更差的座位，王晶一路上都在赌气，不理睬来接他的领导。
刚上车的时候坐的是什么座位并不重要，上的是哪一趟车才重要。比亚迪是一列风驰电掣的高铁，一边朝前开，一边给乘客提供升舱的机会。这里就像是一所大学校，能学到的东西太多了。刚进企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在生产一线，和工人一起操作机器。在比亚迪，每个新员工都有个师傅。王晶的师傅是个比他早两年毕业的大学生。他每天跟在师傅的后面，看师傅如何在现场解决问题。王晶发现，自己特别喜欢这种在现场学习的感觉。他每天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问东问西，就像金庸小说里张君宝跟着觉远大师在少林寺挑水、浇园，不知不觉内力大增，学会了上乘武功。
每个懋略的骨干都和创始人沈晞有一段往事。王晶第一次和沈晞打交道，是沈晞过来检查工作。要汇报的人没到场，王晶临时顶替。王晶讲起生产线如数家珍，有条有理，给沈晞留下了深刻印象。沈晞说，我要提拔你。他想把王晶的职级从F直接升到E。这是不合常规的。一般情况下，刚毕业的大学生工作三五年之后才有可能升到E级。沈晞的要求被比亚迪的人力资源部否决了，但王晶一下子就出名了，大家都知道他很能干，很受沈总赏识。
创业时看不到的问题，到了企业快速发展、规模膨胀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2012年出了一起黑天鹅事件。5月26日凌晨，在深圳的滨海大道侨城东路段，一辆红色的GTR跑车迎面撞上了两辆车，其中一辆是比亚迪纯电动出租车E6。E6随后着火，车上三名乘客无一生还。这次事故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新能源汽车市场一时陷入低谷。当时，比亚迪的人力资源部裁减了大批做新能源的员工，剩下的员工放了大半年假，回来上班的时候也无事可做，每天只能打扫卫生。就在比亚迪大规模裁员的时候，宁德时代开始拼命招人。事后发现，本以为是低谷，其实只是新能源汽车遇到的一道沟坎，高光时刻还在后面。
但王晶等不下去了，他不想错过时代的洪流。2018年，王晶辞职创业，开办了一家叫锂诺的企业。锂诺从湖北的东风汽车拿到一笔大订单，给东风汽车提供动力电池。有了大客户的订单，又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按说这是个十拿九稳的项目。可惜，商业比技术凶险得多。锂诺的资金链断了。王晶事后才知道，许诺要给他们钱的投资者根本就没有钱，他只是想在企业和政府之间周旋，空手套白狼，但没有运作好，露馅了。王晶的创业梦想，被拍死在怪石嶙峋的冰冷海滩上。
如果没有这段失败的创业经历，很难说王晶会不会加入懋略。对大多数人来说，创业并不是最值得的选择。你需要经验、能力、机缘和勇气，最重要的是勇气。很奇怪，这种勇气往往来自一种人到中年的躁动。和王晶一样，加入懋略的伙伴本来都可以有更安稳舒适的生活。他们可以去大企业做高管，收入不菲，也不用这么累。他们之所以聚到一起创业，是出于一种不甘心和不服气。
沈晞和王晶们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热衷于创业的人了。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更强调自己做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他们未必有沈晞和王晶这样的一腔热血，看见洪流不顾一切就往里跳。这到底是勇气还是莽撞，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所有的创业者都一样风风火火，心里都很着急。在沈晞的团队里，常常是下属们比沈晞还着急。王晶每天都急得不得了。
他看见自己的手下心里就急。虽说团队里高手如云，各路神仙都到齐了，但这个团队的致命缺陷是中层和基层的人才跟不上。这样的组织就像倒置的金字塔，根基不稳。高层团队越是亮眼，组织内部的隐忧就越大，因为下属们理解不了领导的意图。上面高瞻远瞩，下面迈不开步。
王晶刚和一名技术人员吵了一架。他们有两种规格不同的产品，需要两条不同的输送线。王晶想了个办法，找来一个技术人员，告诉他：“你设计一个托盘，把这两种产品都放进托盘里，托盘的规格一样，输送线就能共用。”技术人员说：“哦，知道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一脸困惑地问：“可是产品有的高，有的低，怎么办呢？”王晶一下子气坏了，这不白说了吗？“产品的高低，跟我输送线有什么关系？不是说了让你设计统一的托盘吗？我不仅告诉了你问题，还把答案都告诉你了，你连抄答案都不会吗？”他越说声音越大，搞得沈晞都要过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王晶看见沈晞心里也急。沈晞和王传福一样，最关心的都是技术路线，对管理没那么上心。沈晞是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每件事情都想做得尽善尽美，一件事情没有圆满完成，就不愿意做下一件。王晶催他，新的工地该开工了，沈晞说，再等等，我觉得设计图还要再改改。该开财务会议了，沈晞说，先别着急，我还没招到合适的财务总监。进入这条赛道的可不止懋略一家。未来将有一场激烈的厮杀。赢家或许只有一个，其他企业都是陪跑。
王晶心里在呐喊：快点啊，再快一点，要不然就赶不上这趟车了。
### 1.4 什么样的政策能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此重要，那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推动增长呢？
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就要先对问题做诊断。我们要先弄明白，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可以帮我们看清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新冠疫情对总供给和总需求都产生了负面的冲击。总供给遇到了负面冲击，是因为经常停工停产，供应链受到了影响，生产遇到了麻烦。总需求也遇到了负面冲击，是因为疫情管控的时候没法出去消费，疫情过去了，有人收入下降了，有人担心以后收入不会增加，所以不敢再大手大脚地消费了。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受到负面冲击的情况下，哪一个影响更大呢？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看物价水平的变化。如果总供给下降的幅度超过了总需求下降的幅度，就会导致供不应求，物价水平会上涨。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通货膨胀。如果总需求下降的幅度超过了总供给下降的幅度，物价就会下跌。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通货紧缩。
那我们现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很难看出中国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我们现在遇到的是通货紧缩的压力。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二章展开讨论。通货紧缩意味着，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对宏观经济学家来说，这反而是个好消息。如果是总供给不足，宏观经济学家就要挠头了。怎么办呢？放松管制？补贴技术创新？鼓励生育？好像没有什么能立竿见影的对策。但遇到总需求不足，宏观经济学家就有信心开药方了。好办，这要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将在第三章讨论货币政策，在第四章讨论财政政策。
等一下，有人要站出来反对了。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就要惹出麻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很快就实施了4万亿刺激政策。这是非常标准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但从那之后，对4万亿刺激政策的批评就没有消停过。批评者说，你看，后面遇到的那些问题，比如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不都是4万亿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吗？
不，那不是4万亿刺激政策的后遗症，而是4万亿刺激政策退出过早的后遗症。2008年11月，中国推出了大约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计划，这是一揽子的财政刺激政策。之后，又实行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一位股份制银行的行长曾经告诉我，他们银行在2009年一年贷出去的款，比之前十年贷出去的还多。刺激政策力度这么大，好处是效果立刻显现，中国经济很快出现了“V”形反弹；坏处是反弹太快，政策很快就发生了新转向，到2009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就悄悄地往回收了。
你来想想这样的情景。你是个企业家，本来没有扩大投资的计划。银行忽然找到你，软磨硬泡要贷款给你。你经不住劝说，贷了款，要买设备、建厂房，扩大产能。做企业的朋友都知道，扩大产能可不是三天五天就能干完的，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拖的时间很久。问题来了，你一期工程刚刚开始，却遇到银根收紧了，银行没法再贷款给你，怎么办？不继续投，前功尽弃；继续投，没有贷款。银行也不想让企业破产，但又要避开信贷管制，于是才出现了后来备受关注的“影子银行”——银行想办法用贷款之外的办法，通过“秘密通道”为企业融资。
这才是4万亿刺激政策留给我们的启示。没有4万亿刺激政策，中国在2009年一定会陷入经济危机。但4万亿刺激政策退出太早，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开药的时候，医生总要叮嘱病人，吃药要吃完一个完整的疗程，不要以为症状消失了就停药，症状消失了不代表着痊愈。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一样。
好的宏观政策要信号清晰。4万亿刺激政策之所以效果那么显著，是因为政策信号极为清晰，所有人都知道政府要刺激经济，力气就能往一处使。糟糕的宏观政策信号不清晰。如果一脚油门，再一脚刹车，甚至，同时踩下油门和刹车，车子就无所适从。
有人可能会说，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很多行业还没有放开准入。劳动力市场还不能充分自由流动。农村的土地资源并没有盘活。资本市场的规则还要完善。服务业还没有对外开放……我同意，他们讲的都特别有道理。问题不止如此，我们还能提出更多的改革任务：不能只强调市场竞争，还要重视市场秩序，不能让大企业有妨碍竞争的垄断权力；不能只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要实现共同富裕，要改变收入差距正在拉大的趋势；要抢占科技制高点，就要有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创新；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保护好环境；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
你看，我们总是想要完美的市场经济。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既没有垄断，也没有污染；既没有保护主义，也没有官僚主义；基础设施要啥有啥，技术创新处处领先。可惜，像这样完美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中国没有，国外也没有。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市场经济，一如没有完美的家长、完美的爱人、完美的朋友。但是，这并不妨碍孩子们健康地成长、情侣们难舍难分、好朋友一起度过美好时光。我们只需要差不多够好的父母、差不多够好的爱人，以及差不多够好的朋友。你必须接受现实。这就是生活。
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需要完美的市场经济，只要有差不多够好的市场经济就行。差不多够好的市场经济，一样能推动经济增长。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虽然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但足以维持正常的运转。
如果已经是差不多够好的市场经济，那么，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减弱，经济增长更多来自市场主体推动的进步。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的聪明程度和勤奋程度都令人赞叹。遇到各种问题，他们并不抱怨，而是会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我们也有了一批成熟的产业，有完整的产业链，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我们还有了相当完善的基础设施，不只是硬件，也包括软件。综合来看，中国的投资环境并不比外国，甚至发达国家差。最能赚钱的地方还是中国。我们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国际分工体系，从汽车到手机，从芯片到鞋子，全球经济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惯性，靠着这种惯性，中国经济就能继续前进。这个惯性会继续带来很多微创新，而到了一定阶段，量变会转换成质变。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不断进步，还来自一种更为隐形但极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一股子不甘心和不服气的劲头。就像爬山一样，我们已经走了很久，终于能看到山顶了。距离山顶这么近，如果放弃，会很不甘心。我们甚至能看到先我们一步到达山顶的人。他们能上去，我们要是上不去，会很不服气。这股子不甘心和不服气的劲头，就是中国经济的火箭燃料。
再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给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打分，那么，在改革之前，比如20世纪70年代，要算不及格；到了20世纪80年代，70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80分；现在呢？我给打90分。
你会问，既然都到90分了，为什么不努力一把，考个100分呢？基于我这么多年当学生、教学生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能考100分当然很开心，但千万不要非考100分不可。从60分到90分并不难，难的是从90分到100分。按成本收益来算，玩命地考100分很可能得不偿失。为了考100分，你要熬夜苦读，放弃社交和娱乐，睡眠不足，眼睛近视，精神高度紧张，最糟糕的情况下，整个人都会崩溃。90分就已经挺好了。就算考得比90分更低，85分，天也不会塌下来。
回到对中国经济的讨论，我们可以再总结一下：虽然改革很重要，但那是长期的任务。目前，我们遇到的是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短期目标就应该是采取宏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长期目标不妨更从容，短期目标需要更紧迫。决策者时常要选择优先次序，优先次序的不同，将导致结果大相径庭。在当前情况下，追求完美市场经济的改革，可能过犹不及，反而会损害市场经济。正确的优先次序是先用宏观刺激政策保住经济增长，让时间解决问题，让增长解决问题。成功的改革往往不是倒逼出来的，而是鼓励出来的。一个成就激励另一个成就，小的成就累积成大的成就。
我之所以支持差不多够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美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觉得，未来将会出现一场新技术革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未来，将会有新的主导产业横空出世。这将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这将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过程。
所以，不要着急，让市场竞争再混乱一些，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 1.5 包头
南通要发展新能源，常州也要发展新能源，苏州说，等等，你们是不是把我忘了？安徽要发展新能源，河北也要发展新能源，广西说，哎，能不能带上兄弟我？——全中国每一个地方似乎都想发展新能源。但是，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在起跑线冲得最快的未必能跑到终点，一开始压着配速的反而能在下半场提速。后行者有后发优势。
谁也没有想到，光伏产业发展最快的城市是包头。据报道，2023年年底，包头的单晶硅、多晶硅产量将占全国总产量的40%，切片、电池片、组件和工业硅一齐发力，整个包头光伏产业的产值将达到约2500亿元。“十四五”末，全市光伏装备制造全行业产值有望达到6000亿元。
《置身事内》一书的作者，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兰小欢跟我说：“何老师，跟我回趟包头吧，我是包头人，都不知道这两年家乡有这么大的变化。”不要说是在外地工作的兰小欢，就连本地干部都没想到。从江苏过来投资的光伏企业弘元绿能（以下简称弘元）告诉包头市青山区委书记丁凯，他们企业的目标是创造超过1000亿元的营业收入。丁凯吓了一跳。青山区原来最有名气的企业是一机厂和二机厂。一机厂生产坦克，二机厂生产高射炮，都是深藏不露的军工大佬，但一机厂的营业收入大约为140亿元，二机厂比一机厂更少。弘元刚涉足光伏产业4年，到2022年营业收入就已经超过了200亿元。这么说，弘元要实现千亿目标也不是没有可能？丁凯还是不敢相信。包头最大的企业是包钢。包钢在“一五”期间就开始兴建，要说没有包钢就没有包头，都不算夸张。可是，包钢干了将近70年，营业收入才超过1000亿元。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一个已经是红海的竞争惨烈的光伏产业，居然想跟包钢比？这怎么可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