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凭空创造，是指货币的发行既不需要实物，也不需要黄金，甚至已经不需要纸。货币代表信用，信用来自信心。货币和信心一样虚无，也一样真实。
这怎么可能？要是央行挥挥法杖就能创造出货币，她会不会不受控制，搞出太多太多的货币？那不就该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了？
这可不一定。以中国为例，从2000年到2022年，中国货币（这里指M2）供给的年均增速为14.4%，而GDP的年均增速为8.42%。这乍看起来是很可怕的。想象一下，河堤的高度是8.42米，河流的水位却高达14.4米，那还不漫出来，引发洪灾？
还真没有。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的CPI年增速是2.17%，通货膨胀根本就没有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大量的水渗到了地下。M2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个人存款和单位存款。过去二十多年里，个人存款和单位存款（主要是企业存款）都大幅增加。河水涨得快，但朝下漏的速度也快，所以才没有泛滥成灾。
那为什么存款增长速度这么快呢？个人存款的增长速度快，一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多，又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心里没底，所以增加了很多预防性储蓄；二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发达，居民省下钱来，大多存在银行，买股票、债券、养老金的比例很低。梁孃孃的钱都存在银行，而且大部分都是存的定期。她想不出来还能把钱放在什么别的地方。
为什么企业存款的增长速度也这么快呢？因为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款。花椒市场上的小商小贩，还有在花椒市场外面摆摊的摊主，大多没有从银行贷款的经历。我还听过不少民营企业家自豪地说，自己从来没有向银行借过钱。可是，企业总要投资吧，那就只能靠自己积累了。这些年又是企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时候，固定投资的增长速度很快，于是，越是要投钱，越得要攒钱。
所以，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这么快，却没有引发高通货膨胀，是因为决定货币供给，从而最终决定通货膨胀水平的不只是央行。为什么老师布置的作业越来越多，学生的成绩却没有相应提高？为什么你开的那辆旧车耗油越来越多，车速却没有越来越快？你心里明白得很。
所以，你可以说，真幸运，决定货币供给，从而最终决定通货膨胀水平的不只是央行。但是，你也可以说，真不幸，决定货币供给，从而最终决定通货膨胀水平的不只是央行。这正是有的人不支持积极货币政策的原因。他们的理由是：企业不愿意投资，居民不愿意消费，都不响应号召，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又有什么用？不仅无法刺激经济增长，还会引发通货膨胀压力，最终不就是滞胀吗？我来帮着翻译一下，这种观点相当于说：孩子都不愿意学习了，老师干吗还要上课呢？
你还能听到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说，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什么意思呢？绳子是可以拉的，但是不能推。据说，货币政策也一样。如果经济过热，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可以拉，无非就是紧缩银根。如果经济过冷，出现了通货紧缩压力，货币政策就没法推了，推不动啊。出门朝左，有发改委和财政部，要不，请他们想想办法吧。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货币政策当然不是一根棍子，但也不是绳子。货币政策是一条狗。更准确地说，货币政策是在没有路灯的晚上，领着醉醺醺的主人从小酒馆里出来，要往家里走的那条小狗。主人已经认不清路了，但小狗记得回家的路。小狗在前面带路，主人在后面跟。要是小狗跑得太快，主人会跟不上。要是小狗跑得太慢，掉到主人的后面，主人会走错路。好的货币政策，应该是一条忠诚而聪明的小狗。而且，这条小狗应该相信一点：只要耐心地带路，主人就能跟上来。主人的脚步踉踉跄跄，小狗围着主人来回打转，留下的脚印同样凌乱，但小狗心中有数。
从这个角度来说，货币政策不可能精准。很不幸，货币政策不是滴灌，而是大水漫灌。但你也可以说，幸好，货币政策不是滴灌，而是大水漫灌。因为滴灌很难操作，大水漫灌很好操作。水过地皮湿，多少总会有效果的。浇水不浇水，这是一阶问题，怎么浇水更节约，这是二阶问题。只要浇水，一定有用。
何以见得呢？张斌、朱鹤和钟益做过一项研究，他们想做一个估算：如果央行把政策利率降到零，会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你可能会想到，利率降低，企业就会增加投资，于是，经济才能实现增长。未必如此。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更重要的变量是对未来的预期，次要变量才是利率。也就是说，企业只有对未来很乐观，才会增加投资。
张斌、朱鹤和钟益的研究讲的是另外一个影响机制：假如政策利率降到零，居民和企业在不抬屁股，也就是对政策毫无反应的情况下，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好处是债务成本会下降，还钱的压力小了，能花的钱就多。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就能改善。
按照他们的估算，中国的居民、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债务规模分别是74万亿元、161万亿元和120万亿元。假设央行把利率从2%降到0，粗粗一算，这三个部门每年减少的利息支出分别是1.48万亿元、3.22万亿元和2.4万亿元，加起来是7.1万亿元。中国2022年的GDP规模是120万亿元，节省的利息支出约占GDP的0.6%。
这还没完。如果利息支出减少，企业的净利润就会增加，正常的话，股票价格就会上涨。按照历史经验，如果利率下降1%，股价会上涨8%。于是，上市公司的流动性就会增加，持有股票的家庭就会更有钱。当然，钱存了定期、买了理财和货币基金的家庭会损失一部分利息收入。两相冲抵之后，估计居民部门净增的收入在7万亿到11万亿元。
那要是居民和企业把屁股抬起来了呢？也就是说，如果企业愿意增加投资，居民愿意增加消费了呢？假设只有一部分人抬了屁股，让我们来猜猜他们是谁。一定是现金流最紧张的那部分企业，一有钱就要赶紧花出去，比如房地产企业、地方平台企业等。那剩下的人会不会抬屁股呢？这要看信号是否明确。假如市场收到了政策信号，相信刺激政策有用，大家就会行动起来，于是，积极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更加显著。
那么，把利率降到0，市场究竟能不能看明白呢？这个问题，由你来回答。当然，这个研究中的估算是非常粗略的，还有很多具体的技术细节需要讨论。张斌和朱鹤还做过一个更为详细的分析，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考。当然，你可以认为降低利率的刺激作用比他们估算的更大，或者更小。但我想，这个估算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积极的货币政策是有用的，它会以一种大水漫灌的方式，让所有跟钱沾边的人都受到影响。家里有房贷的，还贷的压力更小。企业节省了利息支出，手头更加活泛。政府发行新债的成本也会降低，积极的货币政策帮衬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可是，这样搞，企业不就要盲目借钱、盲目投资了吗？最后，银行的坏账不就越来越多，不就该发生金融危机了吗？可是，这样搞，资产价格泡沫不就要起来了吗？等泡沫破灭之后，不就该发生金融危机了吗？可是，这样搞，人民币不就要贬值，资本不就要外逃，不就该发生金融危机了吗？别急，稍后我们接着讨论。
### 3.5 红油兔
邹刚说：“我们做菜的时候都不用重庆的花椒。我们用云南的花椒，大红袍。云南的花椒更出味。”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邹刚和他的合伙人甘总一起开的餐厅“味道南华”里。桌子上摆满了盘盘碗碗：葱香汁拌山药、杏仁脆皮番茄、金牌酱鸭舌、匠心花椒牛腱、辣子鲍鱼牛肝菌、黑虎虾金丝塔塔、清蒸兰州九年百合、蜂窝香椿鳕鱼、黑豚肉蒸海蟹、八秒爆炒黄牛肉、土猪排骨焖鲍鱼、船丁子、茉莉花香煎鹅蛋、瑶柱油焖胡萝卜、玫瑰鲜花包、药膳土鸡汤……
这里是重庆，美食的天堂，味蕾的放纵之地。菜肴永不重样，但有一个不变的主题：麻辣。如果你推辞说自己不吃麻辣，重庆的朋友会用无比怜悯的眼神望着你，并用最妥协的语气说，好好好，那就上鸳鸯锅。辣，是一种刺激，让你满头冒汗，欲罢不能；麻，是一种诱惑，让你双唇微颤，欲说还休。
重庆的厨师都是用花椒的高手。辣子鸡、毛血旺，用红花椒，麻味更重；椒麻鸡、青椒兔，用青花椒，色泽更艳。火锅的底料不能用青花椒炒，容易让汤色发黑，要用红花椒炒。花椒不耐高温，中低油温才能让麻味慢慢释放出来，温度太高，会有苦味。重庆厨师用花椒，论“把”，三五把花椒，随意朝菜里丢。四川厨师的用量减半。
入夜时分，华灯初上，重庆的大街小巷里，高中低档餐厅一齐开张，杯觥交错，笑语欢歌。站在街上，就能闻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花椒的芳香。这香味飘到了全国各地。重庆的一位厨师自豪地跟我说：“中国人吃辣，是重庆人带出来的。”
好吧，就算他说得对，但在这样的地方开店，就像是到贵州卖酒，去新疆跳舞，是需要勇气的。重庆人口味挑，变得快。在这里开店，火得快，倒得也快。想要生存下来，就要不停地变，不停地想办法。
开什么店好？这要问邹刚。邹刚从小跟着父亲学厨艺。十二岁学片鱼片，十五岁入行，去过山西、北京，在广东待过七八年，到2005年回到了江津，2011年开了自己的店。他刚好赶上了厨师创业的风口。之前，厨师基本上没有什么创业机会，没有钱，没有人脉资源，生意不好做。2012年，“八项规定”来了，以前靠公款消费支撑的大酒楼倒了一批，才有了小餐厅的机会。
邹刚说，餐饮业又分好几条赛道，想要开餐馆，先要选好自己的赛道。快餐的市场份额最大，但竞争也最激烈。想做快餐，就要开连锁店，投入资金多，对管理水平的要求更高。快餐再往上是休闲餐。休闲餐再往上是正餐。正餐又分不同场合：要么是家宴，要么是商务宴请，最高是国宴。正餐可以做得很高档，但高档更适合小众，比如私房菜，做一家玩玩可以，做大很难。
那火锅呢？火锅比较独特。好处是省了厨师的费用。现在，开火锅店的太多了，都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底料是现成的。配菜，比如毛肚、黄喉、鸭肠，都标准化了，塑料袋装好，拿来剪开就能上桌。火锅拼的是服务。邹刚说：“我不开火锅店。火锅店利润太低，分不到钱。”
他觉得未来最有希望的是休闲餐，而且要走低档路线，因为疫情之后，消费降级了。邹刚说：“我们在小西门那里有个店，没有疫情的时候，中午要翻一次台，晚上要翻好几次。后来人越来越少，先是中午坐不满，再到后来，晚上都坐不满了。”
他指了指我们的包间：“像这种店，以后就不好开了。”他指的是中高档餐厅。味道南华的人均消费在120元到150元。江津能消费这种地方的，大多是商务人士宴请，请客的人不想去大排档，也不想去五星级豪华餐厅，到这里来，既有质感，环境又舒服。但是，这样的客户群毕竟不大，所以没有办法大规模发展。
也有年轻人愿意来。年轻人要的是场景：灯光暗一些，小资情调一些。但是，像这样开在商业综合体里的餐厅其实不划算。好处是位置好，交通方便，顾客好找，容易打出名气，但成本太高。还有，到了晚上十点，商场就要关门，电梯也停了，黑灯瞎火的。可是这个时候年轻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这些年来，重庆人的口味有变化吗？有。原来，重庆人就是麻辣一种口味。后来，出去的人多了，见识广了，各种口味都能接受。
邹刚说：“像我们做的就不是纯正的重庆菜。我们是融合菜。在融合中有创新。创新其实很简单，拿来改造一下就行。像这道红油兔，就是我们这儿的地方名菜，铜梁的三活兔。我让厨师去铜梁吃了一次，也没有那么多技巧，他们回来就把它做出来了。尝尝，尝尝。”
邹刚说：“单做餐饮不赚钱，我和甘总商量过了，要开酒店。江津的维也纳国际酒店是我们开的。我们在成都还有一家。接下来，我们要在江津开一家喜来登。酒店投资一般要四年回本。这算比较正常的回报周期。我们想，再加上酒席，搞个婚礼堂，那两三年就能回本。”
所谓的婚礼堂，是为婚礼提供一站式服务：婚纱、摄影、主持、酒席，全都包办。婚礼堂的利润率比餐饮高，但是，这个风口可能很快也要过去。年轻人越来越少，要结婚办酒席的年轻人更少。以前，农村办酒席，动不动就八十桌、一百桌，后来变成五十桌、六十桌，现在能有三十桌就不错了。
邹刚无限感慨地说：“当年我们在贵州习水，那里的酒席才叫夸张。就说习水人盖房吧，挖地基办一次酒席，上梁办一次，盖好了还得再办一次。有事没事，他们都想办个席，耍耍酒，请一群朋友。有人开玩笑说，买双鞋子都要办一次酒。别人办了，你就也得办。去参加别人的酒席得随份子，也不少，一次至少五六百，吃也吃不了那么多。怎么办？你就会想，我也得办，我要把花的钱收回来。”
邹刚又说：“吃完了他们还不走人，留下来打麻将。我们就动脑筋，另外放了好多麻将桌。这样我们翻台率就高，你看我们只有三十桌，但那是流水席，有人走了有人又来，从早上吃到晚上，还要加夜宵。这样，我们晚上的收入又多一些。那生意是真好做，就是苦了我们派去的厨师，一天到晚都在炒菜，停不下来。厨师都受不了了。”
他想起来一件事：“当地还有个讲究。办酒席的，最后一道菜一定是鸡蛋汤。我们叫‘滚蛋汤’，喝完了，就该散了，都滚蛋吧。”他指着桌子上的一碗汤说：“哎，这个也是鸡蛋汤，可不是让你们滚蛋的意思啊。”这是当地的民间名菜“烘蛋汤”。柴火土灶，烧热之后，借着余温，把鸡蛋加水调好，倒进去盖上盖子，没有明火，但有温度，像烘烤蛋糕一样，把蛋的底部烤出来一点锅巴，味道好极了。
我追问：“那留在贵州发财不好吗？”邹刚说：“后来赚不了钱啦。政府不让办宴会了。政府开始打压办酒，先是劝说，你们这样办酒是不行的。后来政府直接上了，说谁办酒席我查谁。还办酒席，就直接把客人赶走，或是把礼金全部没收。政府那几年真是下了决心。我们的生意就不温不火了，关也不是，不关也不是。”
做什么生意，都离不开政策。回首往事，邹刚总是云淡风轻。当然，谁都知道，做生意不容易，尤其是做小生意不容易。我忽然有一个感悟：像邹刚这样的“小生意人”，颠覆了很多传统的商业理念。
办企业，都希望做大做强，都希望快速发展，都希望基业长青。所有的种子都想长成参天大树，但大自然是苛刻的，没有给所有的种子一样的机会。大自然又是慷慨的，她让物种多种多样。小草一样有生存的机会。“小生意人”就像小草一样生生不息。
谁说企业必须做大做强？做小生意的知道，小而美、小而精更适合自己。谁说企业一定要快速发展？赶上机会快跑几步，赶不上机会就休息一阵。找好节奏更重要。
谁说企业一定要基业长青？很多“小生意人”的创业都是旋生旋灭。搞一摊事没成功，倒闭了，没关系，再搞一摊。他们是连续创业者。从宏观数据来看，他们是失败者，是无数活不下去的小微企业，但宏观数据是不对的。它无法告诉你，那些看似失败的“小生意人”又站起来了。把他们一生的奋斗连起来看，你就能看到他们并不是失败者，而是成功者。他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买了房买了车，养活了家庭，创造了就业机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虽然资源有限，但是还要努力生长，他们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脊梁。酒过三巡，甘总忽然忧心忡忡地说：“会不会有一天打仗呢？要是打起仗来，餐馆就没得开了。”邹刚说：“你发愁那些干吗？我告诉你，打仗了也有办法赚钱。咱俩不开餐厅了，赶紧去种菜。”
### 3.6 需不需要担心金融危机
先说一个坏消息：如果是真正的市场经济，那金融危机就是避免不了的。剧情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出现了信贷扩张，然后市场从乐观变成过度乐观，接下来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市场就会从过度乐观变成过度悲观。从乐观到过度乐观需要的时间长，从过度乐观到过度悲观需要的时间短。从乐观到过度乐观，犹如十月怀胎。从过度乐观到过度悲观，就像一朝分娩。也就是一瞬间，市场情绪就会逆转。
但是，中国距离金融危机很近了吗？没有。如果是一部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那现在连第二集都还没到。我们连乐观都没有，何来的过度乐观？
可是，利率下调，银行赚的钱不就少了？这会不会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呢？银行赚的钱是利差，也就是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差。要是贷款利率下调，存款利率也一样下调，两相抵消，对银行就没有影响。当然，一般来说，贷款利率更灵活，存款利率不好调，所以银行的利差可能缩小，那赚的钱就少了。可是，别只低头算这个账。从宏观来看，利率下调，那就是经济动员的号角，企业的信心提高，又受到利率降低的吸引，贷款需求就会增加。银行是个典型的顺周期行业，宏观经济好转，银行的坏账就少；宏观经济恶化，银行的坏账就会增加。你说，银行应该算小账，还是算大账呢？
可是，利率下调，投机盛行，不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吗？你想多了。房地产狂飙突进的时代已经结束。房地产企业不可能再维持高杠杆、高周转的模式。居民也不再迷信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人口老龄化这一慢变量的影响逐渐凸显：要是人人都想退休的时候把大房子卖掉，换个小房子，用剩下的钱养老，卖房的人就越来越多，买房的人越来越少，房价怎么可能暴涨呢？
所以，如果真的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大概率是股票价格上涨。要是股票价格上涨，大概率是因为投资者押宝新技术，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投机狂潮——是5G吗？不是。那是自动驾驶吗？还不是。会是VR和AR吗？不像。那是比特币吗？妈的，更不是。那一定是AI了——这样的泡沫和单纯炒房引发的泡沫还不太一样。这样的泡沫加速了新技术的投资，围绕着新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能更快建成，这就为新技术的到来铺平了道路。是泡沫总会破灭，但这样的泡沫没了，啤酒还在。这正像当年投资铁路的人大多赔了钱，但铁路铺成了；当年投资dot-com的人赔了钱，但互联网建成了。所以，如果有新技术革命，而新技术革命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宏观来看，我们其实不必过虑。
可是，利率下调，中美利差扩大，人民币不就会贬值吗？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是，货币贬值是不是一件坏事？答案取决于你站在价格的哪一边。如果你是进口商，你当然不愿意看到本币贬值；但如果你是出口商，你会发现，本币贬值后，东西卖得更便宜，价格竞争力提高，出口就会增加。所以，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并不害怕本币贬值，因为它们都是出口小能手，但它们害怕本币大幅度贬值，因为这会引发资本外逃。这是经历了1997 - 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7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学到的一课：完全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是有风险的，必须进行适度的资本管制。资本管制是一道防火墙，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断无序的资本流动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拿中国来说，2015年汇率改革之后，就出现过一波资本外逃。从那之后，中国资本管制的防火墙明显加固了。
退一万步讲，如果真的出现了金融危机呢？该怎么对付那些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答案只有一个字：救。
这会让很多人不服气：搞金融的就像一群熊孩子，总惹麻烦，不把他们扫地出门就够仁慈了，凭什么还要央行去救他们？让我先告诉你为什么会出现金融危机。
在传统的金融模式下，银行每办一笔贷款，都要认真地审查。银行审查的是抵押品。要是抵押品充足，银行的贷款就比较安全。可是，抵押品的价格是随行就市的。也就是说，行情好的时候抵押品的价格都高，行情不好的时候抵押品的价格都低，这个谁也控制不了。所以，银行的风险控制就变成了：晴天的时候借给你一把雨伞，到了雨天就把雨伞收回来。如果所有的银行都不愿意放贷，甚至抢着收回贷款，市场就会恐慌。而出现恐慌之后，就没有哪家银行能独善其身，金融危机就是在所难免的。
我再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变化。过去，银行的业务相对简单，一手拉存款，一手放贷款。理论上讲，银行有充裕的时间对具体客户具体分析，去做尽职调查，去看资产质量。但是，现在的银行不一样了。现在的银行要想获得资金，不用完全依靠传统的存款，还可以从同业拆借，或是进行回购。相对于传统的零售业务，这些银行间的交易又被称为批发业务。同业拆借不需要抵押品，回购是把卖出去的债券（一般是国债）买回来。这些批发业务的规模太大、速度太快，没有哪家银行能一笔一笔去核查。你只能随大流，跟着人群朝前走。这就像行军时，要是有人停下来系鞋带，那队伍就乱套了。于是，大家都默认交易对手和抵押品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批发业务能够运转的前提条件。那要是信心消失了呢？就像电影院里有人喊“着火了”一样，瞬间就会出现踩踏。这就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你看，还是会出现恐慌，金融危机还是在所难免。为什么出现了金融危机的苗头，政府就一定要救市？这个问题其实讨论得很多了。原因很简单：金融危机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救，整个金融体系就会崩盘。金融体系崩盘，整个经济体系就要跟着遭殃。所以，不仅要救，而且出手要快，力度要大，尽可能放大招，才能把金融危机的伤害最小化。
我想在这里进一步讨论一个问题：要不要区别对待好孩子和熊孩子？这样做似乎更符合道德要求。那么，能不能让央行昭示，说我可以救你们，但谁来找我，我就要把谁拉到黑名单里？
道德家总是会以看起来正确的方式把事情做错。假设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必须上黑名单，才能从央行获得救助，它们就会先犹豫。是的，向央行求援，能够得到帮助，但这就会让它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熊孩子。于是，大家都会躲它远远的，只有债主会纷纷上门讨债，问题就变得更糟糕。而且，央行又不是无条件、无限度地帮它，那它干吗要去求救呢？出于这样的考虑，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就不会求救，央行的救市计划就要落空。最后，纸里还是包不住火，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不仅无法自保，还会把更多的同行拖下水，金融危机会蔓延得更广。
我再来讲个历史小故事，你听完会理解得更清楚。这个故事出自《说苑》。楚庄王有一次宴请群臣，有个大将喝多了，调戏楚庄王的妃子。妃子把那个大将的帽缨拽掉了，跑到楚庄王那里告状。楚庄王反而说：“今天要喝个痛快，来来来，大家别拘束，都把帽缨拽掉。”楚庄王的做法就是故意模糊信号，从而维持信心。有时候，不说出真相，比说出来更好。
我知道，这打消不了你的顾虑。这样做，不就纵容了熊孩子们，他们不就更无法无天了吗？是的，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可能要靠事前的监管，而不是事后的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要告诫我们，不要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有没有可以预防金融危机的灵丹妙药呢？没有。但是，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都在反思，怎样改善金融监管，怎样让政策工具更多一些，怎样更有远见、更加主动……
但是，你会说：但是，但是。
### 3.7 小王行长
一条冷清的小街，一座破旧的居民楼。一楼底商的一个门脸，就是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分行江津支行在先锋镇的营业网点。门口蹲着几位老农摆摊卖玉米。沿街的黑色垃圾桶里装满了剥下来的玉米皮。一眼看去，这个营业网点的选址真是太不用心了，怎么会挑个这么偏僻的地方？
不，这个选址大有讲究。门前这条街是当地的集市，二五八赶集，也就是说，每个月的2日、5日、8日、12日、15日、18日、22日、25日和28日，都有集市。赶集的时候，周边的农民挑着担、开着车就过来了。整条街上密密麻麻，全是摆摊的。卖菜的、卖鸡蛋的、卖山货的、卖土鸡的、卖杂货的，热闹得很。卖完自家的货，农民会在街上转转，采买家里需要的东西，要是不买东西，就转到农行的营业网点把钱存起来。这条街上还有个公交站。老年人坐公交不用花钱，他们成群结队地从江津城区坐车赶来，到这里买菜。城里的老太太和乡下的老太太讨价还价，拉拉家常。这附近是先锋镇人气最旺的居民小区之一，学校和医院离得都近，生活方便。
当你到了基层，要是觉得这个不妥、那个不当，你一定要先熟悉一下当地的情况。越到基层，越容易找到均衡：经过反复地磨合、不断地重演，各种细小、微妙的因素都已经被考虑到了。就像我的书桌，看似杂乱无章，其实井然有序。
像这样的基层营业机构，截至2022年年底，农业银行在全国约有1.9万家。农业银行的营业网点不算最多，最多的是邮政储蓄银行，有近4万家。工商银行约有1.6万家，建设银行约有1.5万家，中国银行有近万家。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这样的营业网点比比皆是。它们刻意地让自己千篇一律。你不会过多地关注它们，你也不用去找它们，它们就在身边。这些营业网点，你抬头就能看见，看过就会忘记。
它们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神经末梢和DNA。如果这里的钱没有流动起来，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就无法正常运转。如果这里感到疼，中国金融体系就要准备应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一个这样的小小的营业网点，都复制了一套中国金融体系的生命密码。
农业银行在先锋镇的营业网点有七个员工。一位行长，是网点负责人。一位管内勤的副行长，负责柜台运营。一个客户经理，一个大堂经理，三个柜员。小王行长是网点负责人。她看起来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瘦瘦小小，文静害羞。2008年，小王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毕业，被农业银行重庆分行录取。分行再把新员工分派到各个岗位，小王是江津人，就被分配到江津支行。她之后的个人经历就像一个模板，可以在无数银行职员的简历里复制粘贴：先下基层，再回机关，锻炼之后再下到营业网点。小王行长2017年开始到营业网点当行长，三年一轮岗，换了好几个地方，如今到了先锋镇。
这是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变化：基层的活儿好干了。原来的基层更像江湖，只滋养剽悍的人生。如今的基层更像机关，办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银行要搞好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但这不难，有事直接找他们办事就行，没必要刻意拉拢关系。银行要拉存款，竞争非常激烈，但传说中那种必须陪客户喝酒、一杯1000万存款的故事，听是听说过，可从来没见过。量力而行，不喝也行。银行要放贷款，最好做的都是老客户，知根知底，更为熟悉。有事没事，给他们打个电话，了解一些他们的需求，这就算维护客户关系了。当然，用心才能做得更好，但其实也不难，用户要的就是个存在感，不会提非分的要求。小王行长在另一个网点工作时，有一天，碰到了一对做生意的夫妻。大姐很生气，要把存款都取出来，转到另一个银行。怎么回事？小王行长一打听，原来是银行搞活动，有礼品，但她老公却没领到。原来这样啊？送，多送。一来二去，这对夫妻成了小王行长最忠实的客户。
基层网点的业务相对简单，大概也就几种情况。像梁孃孃这样的农户要存钱。到了赶集的时候，或是花椒收获季节，网点的大堂里就挤满了梁孃孃们。春节、五月六月的花椒节是最忙的，一天能叫到一百多个号。像杨华忠这样的企业家要贷款。和花椒收购、加工有关的贷款都有季节性。花椒收获季节是用钱的高峰期。小王行长和同事就要提前准备，打电话问客户要不要贷款。不主动不行啊，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也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一块，人家的信用额度还比我们高。一笔笔贷款，全要一步步走程序，这几天得天天加班，累得要吐了。像邹刚这样的生意人也要贷款，但他们没有别的抵押物，只能用自己的房产做抵押。也不是所有的生意人都能成功，审贷、放贷，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是一个经典的金融难题：银行找不到客户，客户说银行不理他们。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小微企业的风险太高。这可真不一定。比如说，你到农贸批发市场上走一圈，就能发现那里面藏龙卧虎。能在一个农贸市场干了十几年的人，只要没有赌博吸毒嫖娼的恶习，都是又有钱又可靠的客户。有恶习的混不到今天。这些生意人经历的大风大浪太多了，能活到今天的，都是最勤奋、最有商业头脑、最有风险意识的人。
那为什么不贷款给他们呢？因为他们的贷款需求往往很特殊。比如，进货的时候需要一大笔钱，而且说要就要，不能拖。货卖出去了，他们又火急火燎地要还钱，不想欠银行的债。他们手上有货，不能拿来当抵押品吗？这太难了。他们的货都是蔬菜瓜果、鸡鸭鱼肉……五花八门，不易保存，不易追溯，不易标准化。不是有大数据吗？是有，但大数据几乎都在IT企业的手里，银行反而拿不到太多。IT企业想自己干互联网金融，他们和基层营业网点离得太远。与此同时，从支行、分行到总行，层层向上，不断集权，营业网点的主动性越来越少。这就好比在战场上，无人机看得更远，但它们想单兵作战。指挥部在大后方，看不到最前线。冲在最前方的士兵看不到战场的全局，苦等着指挥部的命令，不知所措地躲在战壕里。
像小王行长这样工作在基层的人会告诉你：工作中最难就是应付上面的考核。不是只有一个考核指标，而是同时有很多个考核指标。不是只考核一个人，而是要考核所有的岗位、所有的人。不是下个月要，而是下一周就要，明天就要，今天就要。一个考核指标会长出很多个更小、更细、更复杂的考核指标，考核指标之间会发生争吵，考核指标会跟自己争吵，不断地擦掉，不断地重写，不断地补充，不断地标粗划重点……
每一次座谈到最后，网点这些人都会半开玩笑半挑衅地问我：“你能向上反映吗？”
### 3.8 后来
最早，只是一个流言。
不过，要想了解事情的全过程，还得先说说魔镜出现之后的变化。小村庄大变样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投身于创业当中。他们中有少数人成功了，但多数都失败了。失败的人很快就被众人遗忘，成功的故事在全村流传。魔镜真的是法力无边。企业家们凭着勇气、智慧、勤劳、天分——当然还有资本，以及运气——从魔镜中拽出来了许许多多新奇的玩意儿。有人发明了无人机，在地里播种、施肥，从此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工了。有人发明了风火轮，脚踩风火轮，就能健步如飞。有人发明了炉子，有人发明了灯，有人发明了吊袜带，有人发明了生发水……从魔镜中拽出来的东西比商队带来的还多，还奇妙。就连烟花，也被一些企业家从魔镜中拽出来了。
村里人慢慢习惯了这种变化，要是某一天，没有人从魔镜中变出新的东西，那才叫奇怪。平静的乡村生活不复存在，这山村变得更像一个灯红酒绿的俱乐部，每天都有开不完的派对。有人说，村里一半人都去创业了，另一半人跟着板客做风险投资。这话说得有点夸张，但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
创业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小盖和小马都成了明日黄花。现在风头最劲的是小M。
小M的想法很多，精力旺盛得不得了，似乎只要他想到的，就没有办不成的。他甚至说自己有办法摘星星。你还别说，真有村民信他。小M很有钱，也很张扬。有人喜欢他，有人讨厌他，但所有人都一样关注他。
后来，小M换了个新女朋友。这不奇怪，小M从不缺女朋友。但有个好事之徒问，为什么小M的新女朋友没有原来的女朋友们漂亮？这有些不太厚道。小M的新女朋友算不上好看，但也算不上难看。再说了，真挚的爱情跟长相有啥关系？但流言就这么传开了。各种八卦，越传越邪乎。其中有一种说法流传得最广：小M的创业项目不行了，他没钱了，所以才找不到更漂亮的女朋友。
说实话，关心小M爱情故事的人不多，但大家都关心他的钱。小M到底有没有钱？他当然说自己有钱，但大家不信。不信就要猜，猜就容易瞎猜。小M的女朋友成了一个信号。大家是这么解读的：他的女朋友漂亮，那就说明他有钱；他的女朋友不漂亮，那就说明他没钱了。
流言越传越广，板客们在板凳上坐不住了。给过小M钱的板客都去找他要钱。小M的钱都花出去了，手上哪里有余钱？有的钱拿去养猪，猪还没养肥，小猪就被债主拉走了。还有的钱拿去种花椒，花椒还没结果，花椒树就被刨走了。小M最有名的项目是摘星星。这下惨了，星星可拉不走，星星还在天上。板客们只好望天兴叹，自认倒霉。
这还没完。不少热衷创业的小伙子都喜欢和小M套近乎，总喜欢人前人后吹嘘自己跟小M关系多铁。小M炙手可热的时候，谁和他在一起都跟着沾光。这下好了，板客们认准了小M的朋党也有问题：既然你们和小M走得这么近，他出事了，你们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厨房里不会只有一只蟑螂，要有就是一窝。你们也要还钱。
这还没完。有些平素和小M不合拍的创业者，一开始都站在旁边看热闹。小M倒霉了，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又没有吹牛皮说要摘星星。但不知为何，所有的板客都恐慌了。慌了神之后，板客们都变得神经兮兮的，看谁都像犯罪嫌疑人。算了，谁都不投了，先把钱要回来再说。于是，所有的板客逼着所有的创业者还钱。
天下大乱。
族长和法师看到这一幕，连连叹气。
族长说：“我早就觉得有问题。你看，现在怎么办啊？”
法师说：“别急，也有办法，但你不能泄露天机。”
法师让族长通知村里人都到打谷场集合。村里人都到了。法师说：“我知道你们都很恐慌，但这是没有必要的，唯一需要恐慌的就是恐慌本身……”
没有人听得进去。
法师忽然“咦”了一声，伸手指向天空，大声地说：“看！那是什么？”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天空，拼命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法师用另一只手拿出一个瓶子，迅速把瓶塞打开。瓶子里涌出一团浓烟，那烟越涌越多，越涌越快，像一群野兽，将打谷场上的人们团团围住。所有人都被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呛得喘不过气。
等烟雾散去，众人睁开双眼，什么都没有发生。
的确，什么都没有发生。法师使的是迷魂术，所有人都忘记了小M有新女朋友之后发生的事情。
法师松了一口气。他说：“现在，我们来评选年度最佳企业家。”
台下掌声雷动。一切恢复了正常。
只有族长知道发生了什么。
打谷场上的人们终于散去，只剩下族长和法师两个人。夕阳西下，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斜。
族长一声不吭。法师说：“说吧。”
族长担心地问：“这样做真的管用吗？”
法师说：“你也看到了，一切来自信心。小M的女朋友漂亮不漂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人的信心都没了。所以，只要把信心恢复，一切就都会如常。”
族长说：“可是，这治标不治本啊！”
法师说：“这是没有办法的。总是会有波动，有涨必有跌，有繁荣必有衰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族长说：“可你来之前，就不是这样的。”
法师说：“天凉啦。回去吧。”
4 财政和呼吸机
### 4.1 县医院里的ICU
龙川县人民医院是在最后一刻破防的。
林大夫是龙川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的副主任医师。他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新冠疫情是怎么传染到龙川的。
龙川县在粤北山区，从这里开车，两个小时能到惠州，三个多小时能到深圳或广州，似乎不算偏僻，但这里一向是广东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这是广东省的一大特色：离了珠三角，就有贫困县。这座小城依稀还有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县城风貌。人和车混杂在一起。百货大楼门外的街道上摆着小摊。桥不宽，看起来很古旧。东江的两个源头，寻乌水和安远水在这里汇流，再经过惠州、东莞汇入狮子洋。最美的河道也是最容易堆垃圾的地方。有人钓鱼，有人散步。这里慵懒祥和，与世无争。偏僻是偏僻了一些，但也有偏僻的好处。在三年新冠疫情的大部分时间里，龙川都是世外桃源，没有一例病例。
但是，2023年年底，疫情的洪水不期而至。龙川县人民医院的ICU正常情况下只能收治八个病人。疫情到了，他们最多一天收治了十六个病人。病床的边上再加床，加到实在摆不了了。医生和护士都像打仗上前线一样。他们中很多人已经阳了，阳了也一样上班。防护服来不及穿，戴上口罩就冲进病房。不仅是ICU，其他科室也一样进入了“战时”状态。除了儿科、产科，几乎所有科室都要收治新冠病人。妇科收了七八十岁的老年男子。住进ICU的都是危重病人，一个病人要住七八天，还有一住就是二十天的。床位空不出来，外面的病人就进不来。有让人唏嘘的，也有让人感动的。新冠疫情期间，医患关系忽然变得很融洽。医生、护士、病人、家属，好像都站在了一边，站在另一边的是阴晴不定的命运。要是这样的互相理解能一直持续就好了。
医生忙着收治病人，院长忙着抢呼吸机。吴伟江是龙川县人民医院的院长，他总是像睡眠不足，有点肿眼泡。吴院长踢足球，打羽毛球，闲来还吹萨克斯。1986年，吴伟江大学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在龙川县人民医院工作。他一直在临床一线做手术，不做手术就手痒。2015年，吴伟江当上了医院的一把手。刚上任的时候，龙川县人民医院在广东省二十家县级医院里排在中下游，吴院长出去开会，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自己是哪家医院的。如今，龙川县人民医院已经在广东省的县级医院里排到第五，首次进入全国三百强。
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吴院长有个雄心勃勃的五年发展计划。疫情来了，计划都被打乱。破防之后，吴院长想的只有一件事：赶紧去买呼吸机。各家医院都在抢，去得晚了，买都买不到。谁也不知道疫情要持续多久，所以多多益善。广州就有一家生产呼吸机的企业。吴院长路子广，人缘好，订到了几十台。拿到机器，他叫司机连夜装车，在夜色的掩护下运回医院。吴院长心有余悸地说：“我生怕被人截和。”
现在那些呼吸机去哪儿了？
林大夫说：“我们科室不缺呼吸机。每个病床边上都有一台。那些呼吸机给了别的科室。别的科室后来用不上，就都搁起来了。”
我没想到县医院会有ICU。我爸爸曾经是老家县医院的医生，小时候我常去医院，至今还能回忆起那股消毒药水的味道。印象里，他们医院最先进的设备就是我爸爸所在的放射科的X光机。大手术没法在县医院做，要去省城的医院。县医院只能做小手术。我出生的时候，手指没有长开，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有蹼，像鸭爪子一样。妈妈说，可能是怀我的时候营养没跟上。我觉得长蹼很好玩，但爸爸非要带我去县医院做手术。手术很简单，把软组织切开就行，但手术很失败，切是切了，后来又长到了一起。白挨了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