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日常经验。家里过日子要勤俭持家，企业经营都在强调“现金为王”，怎么到了政府那里，规矩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考虑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借款人不仅能偿还利息，还能偿还本金；第二种情况，借款人能偿还利息，但还不了本金；第三种情况，借款人连利息都还不了。第一种情况，这是个信用良好的借款人，我们可以放心，他是个正人君子。第三种情况，这是个信用很差的借款人，我们得当心，他可能是骗子。但遇到第二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如果是企业向银行借钱，但还得起利息，还不起本金，银行当然就会警惕。但银行也知道，假如企业能一直偿还利息，本金可以先挂着，并不会马上出现坏账。当然，银行也会关心企业最终能否偿还本金。但是，如果是政府向公众借钱呢？从理论上说，政府不用偿还本金，只需要支付利息。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不是的。17世纪中期，荷兰就曾发行过永续公债，只付利息，不还本金，这是最早的公债之一。在20世纪之前，由于没有通货膨胀压力，公债是一种最受欢迎的投资标的。买公债的人图的不是政府还钱，而是从政府那里拿到稳定的利息收入。他们反倒希望政府别还本金，就这么一直借着更好。
之所以有这种区别，是因为生命周期的差异。家族可能没落，企业可能破产，但政府是永存的。是的，战争、内战、革命，都有可能改变政权的归属，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小。人们借钱给政府的时候更放心，还因为政府的腾挪空间更大。政府可以征税，企业不行。政府可以发行货币，企业不行。政府有公权力的支持，企业没有。在欧洲的封建时期，君王经常向商人借钱，借了钱又不还。所以，那个时候，君王的信用比商人的信用更低。到了现代社会，不一样了，一个国家的企业的信用评级，很难高于该国政府的信用评级。
不过，就算这么说，政府总不能无限度地搞赤字，发债过日子吧？
当然不能。但政府的债务空间之大，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期，甚至会超出政府的预期。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又担心积累了太多的债务压力。当时，日本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大约为90%。很多人说，不得了，日本要爆发债务危机了。现在呢？日本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60%。债务危机呢？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
债务到底能不能持续，需要动态地去看。
一个国家的债务要看其结构，尤其要看借的是内债还是外债。如果外债太多，风险将明显提高。因为一旦本币贬值，偿还外债的压力将急剧增大，这就容易引爆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仍然不断出现余震，葡萄牙、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经历过外债导致的金融风暴。所幸，中国对借外债极为谨慎。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尝试引进外资，刚打开国门，就看到当时的拉丁美洲国家因为借外债爆发了金融危机，这坚定了中国只要FDI（外商直接投资）、不要外债的决心。
一个国家的债务也要看期限。大部分政府支出都是长期投资，但银行贷款的时候更希望速战速决。长期投资靠短期融资，会造成期限错配。所以，发行长期国债，对公共投资融资来说更为合适。
一个国家的债务还要看比例，也就是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中国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大概有多高呢？单看国债，占GDP的比例只有20%；看全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在50%左右。当然，还有很多隐性的债务没有被统计进来。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大约为70%，也有人认为比这更高。那么，一国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究竟多少是上限呢？60%？90%？100%？200%？都不是。虽然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但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提醒我们，只要过了这条警戒线就会出问题。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只要是比例，就有分子和分母。当人们讨论债务问题的时候，总是过多地关注分子，去看债务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相形之下，人们容易忽视分母，也就是经济增长。如果债务增加了，债务带动了公共投资，而公共投资带动了经济增长，那么，分母扩大，比例就会缩小。只要利率能够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只要通货膨胀还在可控范围内，我们就不必过于担心财政赤字的增加和政府债务规模的上升，不能为稳定和降低政府债务规模而牺牲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为了降低政府债务规模而牺牲经济增长的结果，大概率是政府债务规模的上升而不是下降。
归根到底，这是一场债务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赛跑，只要经济增长能够跑赢债务增长，就不会爆发债务危机。所以，经济增长最重要。
### 4.7 中医院
黄云较站在刚刚落成的平阳县中医院新院的门诊楼外面，神情凝重。参加搬迁仪式的领导和嘉宾都走了，剩下他来掂量肩头这副担子。2022年9月，黄云较刚调到平阳县中医院做一把手，来了半年，就赶上老院搬迁到新院的历史时刻。
老院只有11亩地，从建成之后就没有进行大的翻修，早已破旧不堪。老院的旁边，新盖的楼越长越高，老院缩得越来越矮，满眼看到的都是衰败。新院的面积几乎是老院的10倍。门诊楼和住院楼高大气派，道路宽敞整洁。虽然没有大树，但一片葱茏青翠。一条河经过新院，把院区分成两块。有了水就有了灵气，新院看上去颇能振奋人心。
温州名气很大，但平阳默默无闻。在温州的各区县里，平阳处于居中的位置，西靠山，东临海，县内常住人口有88万。这88万人看病，要么去平阳县人民医院，要么去平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要么来平阳县中医院。之前，还有个平阳县第三人民医院，因为经营不下去，被平阳县中医院兼并了。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上不上，说下不下，这就是平阳县中医院的位置。
县里可不这么想。县里非常重视平阳县中医院。为了修建新院，政府投资了7.7亿元。
搬迁的日子特地选在3月17日。这是国医节，也就是中医节。这个节日在历史上已被尘封多年，直到2008年才被重新打捞起来。它的缘起是1929年3月17日，社会各界聚会、游行，反对当时的国民政府通过的“废止旧医（中医）”的议案。很难理解，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国民政府为什么不去找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做，非要得罪中医。中医很生气，病人很茫然，报界群情激愤。这个议案最后不了了之。胜利属于中医。
来参加搬迁仪式的县里领导跟黄云较说：“祝贺啊，接下来等你们下一个好消息，等你们拿下三级甲等医院的评级啦。”
中国的医院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三级甲等是最高的级别。简单地讲，三级是指医院的规模要大，服务范围要广，而甲等是指国家考核的评分最高。总分1000分，甲等医院的评分要超过900分。过去，我们熟悉的三级甲等医院都是大城市的大医院。县城医院有的是二级甲等，有的是三级乙等。很少有县级医院是三级甲等。平阳县中医院是三级乙等。平阳县人民医院也是三级乙等。
不当家不知道油盐贵。黄云较当了家，才知道油盐真贵。当家人都要会算账，黄云较心里有一本账。
新院当然比老院的条件好多了，但各项成本也都上去了。老院一年水电费200多万元，新院一年下来至少要六七百万。绿化、保安，这些后勤支出都“哗哗”地往上涨。搬了新家，总要有些修修补补，稍微一动，就是一大笔钱。门诊楼上面加个遮阳棚，28万元。楼后面的自行车库要加个雨棚，40多万。搬到新院，床位比以前多，设施更先进，但新院位置更偏，周围的道路还没有修好，公交系统还没跟上，病人觉得不习惯、不方便，来得就少。一进一出，黄云较盘算，医院至少要有30%的业务增长才行。如果增长15%，最多盈亏打平。要想稳定军心，还要让职工的收入至少有10%的增长。
难。黄云较跟县里的领导说：“领导，我今年会有亏损。明年可能还得有亏损。”
难，并不是难在医院的业务要增长30%，而是难在既要业务增长30%，又要发扬中医院的特色。
要说，中医算赶上了好时光，领导很重视，群众很期待，但是，想建好中医院，没有那么简单。
已经有失败的教训了。当地曾有两家中医院，为了发展更快，加大了西医的比重，忽视了中医，国考不合格，被摘牌了。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谁也不敢造次。
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好的中医并不在中医院。好的中医可以自己开诊所，或是到药店坐诊，没必要受医院的束缚。中医院也没办法指望名中医。一个专家的挂号费不过50块钱。挂完号开药。中药的利润满打满算有20%左右。这点钱怎么够花呢？黄云较说：“只靠门诊，他能把自己的待遇保住就不错了。我这里有700多人，护理、分诊、药房、后勤，都要分钱，靠这点钱可不够啊。”
他说：“我们测算过，一家医院，四五十人的规模活得最滋润。像我这么大的规模，就得中西医结合。”检查检验、外科手术，该建就要建。还有急诊、ICU，虽然不赚钱，但要服务县镇的病人，该建也得建。
既然有西医科室，就要有西医大夫。西医大夫来到中医院，要和别的科室一样接受考核。从江西九江过来的姜大夫就很无奈：“这些考核指标对我们重症医学科来说压力太大了。”
压力到底有多大？
“我也搞不懂。我只看扣了我多少分。”
扣了多少分？
“总分100，我全扣完了。”
很多考核指标都有同样的问题：看起来用意很好，实施起来很容易走样。举例来说，一向争议很大的药占比，考核的是药品及卫生材料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政策设计的初衷是降低患者的医药费负担，但到了医院就走样了。比如，病人得的是化脓性扁桃体炎，医生一眼就能看出病因，治疗也很简单，开点抗生素就行。假设药占比的考核指标是不能超过45%，那怎么才能达标呢？医生可能就会让病人去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又是验血，又是胸片。分母做大了，才能把比例降下来。结果，病人花钱更多，而且更遭罪。
这就到了考验一把手水平的时候了。一把手既要学会走钢丝，又要学会演杂技，几个瓶子朝上扔，每一个掉下来的时候都能稳稳地接住。
黄云较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把中医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胃病，中医有独到之处。小孩子吃坏肚子，艾灸一灸，拔罐一拔，效果马上出来；西医让吃一大堆药，效果反而不到位。热射病，也就是中暑，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妇产科可以用中医保胎。ICU也能用上中医，可以用针灸刺激，也可以用上中医的芳香醒脑剂。为了方便患者，平阳县中医院推出了代煎中药的服务，留个地址，就能用快递把煎好的药送到四邻八乡。
黄云较还有个计划，他想到可以发展康复科。过去，病人得了脑卒中、脑出血，或是骨折，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治不行，治又不能马上治好。现在，越来越多的病人选择既治疗又做康复。收入水平提高了，人们对生命的质量也有更高的要求。中医干这个在行。黄云较一下子给康复科留出了4个病区、156张病床。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的方向。
观察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想要做事，就要学会在多重的约束条件下求最优解，甚至要同时求多个目标函数的最优解。这看似不可能，其实都有路数。从某个角度来讲，在中国做事就像写格律诗，不仅要押韵，还要讲究平仄和对仗。
你会说，这不如自由体，自由体奔放。
是的，可是，你没法否认，写格律诗比自由体更难。你要知道更多的典故，分清今韵和古韵的不同。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你会说，这太晦涩，不好懂。
是的，可是，你没法否认，有人懂。晦涩有晦涩的美。格律诗写得好，一样能流传千古。再说了，格律诗也不是没有浅显易懂的。
你会说，格律诗不好翻译。
是的，可是，诗歌都是没法100%翻译的。不同的酒有不同的容器，最醇正的文化都是本地的。
你会说，格律诗不行，只有自由体才能抒发感情。
那可真不一定。艾略特是写诗的高手，他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闻一多也是写诗的高手，他说：“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
所以，怎么写诗，是个问题，但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首要问题。首要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想写？你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想写？
### 4.8 后来
村长死了，村长的女儿接了班。
村长的女儿是个好青年，从来不摆大小姐的架子，和村民们一起干农活，不怕脏不怕累，巾帼不让须眉，是一把好手，人人都竖大拇指。村长的女儿平易近人，律己甚严，村民们没有不服气的。她来当新村长，大家都说好。
只是有一个问题：没有魔法种子了。魔法种子在春天用完了，老村长到夏天就去世了。要不，再上山去找长老要？新村长可不愿意。她不相信魔法种子，而且，她很讨厌魔法种子。新村长内心很敏感，她能感觉到村民们对老村长不尊重，但她并不怪罪他们，而是迁怒于老村长。在她看来，老村长太不自重，而且放任自流，不给村民立好规矩。除了每年春天给大家分派魔法种子，他一年到头都干啥了？啥也没干。村长的女儿觉得，村长不应该是这样当的，她早已暗下决心，自己当了村长，要让村里大变样。
再说，就算新村长愿意上山去找长老，长老也不在了。虽然魔法种子是老村长从长老那里拿回来的，但村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上山感谢长老。他们已将长老遗忘。有人上山采药，回来报告说，庙里已经没有人烟了。那么，长老到底去哪里了？没人知道，也没人调查。这个村庄一向以神秘著称，没有答案的问题太多了。
虽然新村长并不觉得少了魔法种子是多大的事情，但她心思缜密，做事周到。出于谨慎，她想找人合计合计。她看不上村里那些老人，每天只知道喝酒划拳，搞得乌烟瘴气的。她要找年青一代中的佼佼者一起商量。
村里有个年轻人，在外面闯荡多年，见多识广，而且很有理想。他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但他志不在此。回到家乡，他热衷于办学堂、开夜校，教给大家更多的知识。这个年轻人酷爱读书，无书不读。有人好奇地问他：“你对哪门学问最精通啊？”这个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说：“经济学。”于是，大家都叫他“经济小子”。
这一天，彤云密布，不多时就下起雪来。那雪纷纷扬扬，下得正大，转眼就盖住了山河，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新村长却并不开心。虽然现在还是冬天，但很快就要开春。没有魔法种子，来年该怎么办？她装着一肚子心事，踩着雪，一路走到经济小子的家门口。
经济小子正坐在炕上，裹着被子，津津有味地读书，看见新村长挑帘进来，他高兴地说：“稀客，来坐。喝茶，喝茶。”
新村长在木桌旁边的木凳上坐下，双手捧住茶杯取暖。她素来不喜欢客套，坐定之后，盯住经济小子的双眼，直接发问：“我开门见山，问你个问题。没有魔法种子，你觉得会不会出什么乱子？”
经济小子说：“好问题。那魔法种子，其实是一种幻觉。不开花不结果，白白占用了我们的耕地，种点别的什么不好？纯属浪费资源。这东西还有个坏处，容易让人上瘾。其实，这几年魔法种子已经没有魔力了。村东头那户人家种魔法种子最积极，村西头那户人家离你家远，人又懒，没顾上去你家领魔法种子，可你去他们的田里看看，庄稼长势是一样的。种不种魔法种子一个样。可是，村民太愚昧，一点都没察觉。用惯了魔法种子，他们就有一种依赖心理，就跟小孩子不肯断奶一样。自己的收成，要靠自己劳动，怎么能靠魔法种子呢？”
新村长沉吟不语。
经济小子知道新村长在认真听，心中得意。他有意卖弄，于是接着说：“照我看，没有了魔法种子，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兵书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就跟大家讲明白，从今以后没有魔法种子，只有汗水种子，让大家打起精神，别再浑浑噩噩了。”
开春，村民们又聚到新村长家门口。流言早已传开，大家都知道魔法种子用完了，但还是想听新村长亲口说出真相。新村长见人已经到齐，一个箭步蹿到门前的石碾上，高声地说：“乡亲们，你们都知道，魔法种子没有了。有人担心，今年没有收成，我们要饿死了。这种悲观的预言年年都有，听得我们耳朵都生茧了。可是，我们饿死了吗？没有，我们过得越来越好了。是魔法种子让我们过得越来越好的吗？不是，是我们自己。不要不相信你自己。今年，你们一定要争口气。要告诉那些怀疑的人、诽谤的人、悲观的人、落后的人，我们的能力有多么强大！”
新村长真能说，比老村长强多了。众人交口称赞。尤其是人群中的年轻人，个个兴奋得脸发烫。是的，不蒸馒头争口气，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看看。
每年的农活都很累，但这一年干起农活，没人叫苦叫累。起五更，睡半夜，大家都在地里干活。新村长也一样，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趁着月色，她还要到各家的地里巡查一番，看看苗稀不稀，水渠有没有堵。
这是村里收成最好的一年。
急风骤雨式的激情终归不能持久。过了两年，村民干活的积极性不高了，收成也没有过去那么好。于是，就有人开始怀念有魔法种子的日子。
新村长找经济小子商量。经济小子说：“我也在琢磨这件事。魔法种子虽然是一种幻觉，但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幻觉，能让村民感到心安。他们想要，你就给他们呗。”
新村长说：“可是，我哪里有魔法种子啊？”
经济小子好像是在泄露什么天机，他心里激动，跷着的二郎腿不停地抖动：“谁说魔法种子只有长老有？谁说只有那种又黑又小的芝麻粒才是魔法种子？魔法种子就不能有很多种吗？大个儿一点的种子就不行吗？你说你手头没有种子，那可以向村民借啊。我教你一招，把他们的种子借过来，染上黑漆，又光又亮，看起来难道不像魔法种子吗？借他们的种子怎么还？这个也不难，我替你想好了。村民找你要魔法种子，你不能白给他们，要让他们交公粮。你借了他们的种子，但他们要向你上缴种子，一进一出，你还是财政平衡啊。等等，我再算算，其实，你可以多借，因为你只需要还他们的利息，不需要还他们的本金——长老没有告诉过你爸爸的秘密，被我破解了！”
听起来确实可行，但新村长打从心眼儿里不乐意这样做。不过，就试一试吧。新村长找来村民，向他们借种子。大家一愣，为什么要借我们的种子？经济小子替新村长解释：“不用担心，借了还要还你们的，连本带息，不会让你们吃亏。这可是村长向你们借种子啊。你们谁见过村长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那倒是，新村长的风格确实是有板有眼、句句当真。于是，村民们把种子交给了新村长。
来年开春，新村长给大家发魔法种子。哦？这跟原来的魔法种子不一样啦！经济小子又出来解释：“这是魔法种子2.0，你们以前用的是魔法种子1.0。魔法种子1.0不开花也不结果，魔法种子2.0就不同了，它跟我们的种子一样能开花能结穗。而且，魔法种子1.0有的魔力它都有，效果只会更好。”原来如此。村民们都伸手来拿魔法种子2.0。
“别急。”经济小子说，“这回大家不能白拿。你们都听老村长说过，魔法种子是有灵性的，心诚则灵。但你们从来没有表示过诚意啊。这可不好。我建议，到了收获季节，每个人都要交公粮。以后，请戏班的钱、修路修桥的钱、办学堂的钱，都可以从公粮里出。你们说好不好？”说实话，白用了魔法种子那么多年，村民们想起来是有点心虚。经济小子说的也很在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就同意吧，村民们纷纷举手赞同。
故事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新村长和经济小子之间发生了分歧。经济小子总希望新村长多借种子，多发种子。他的理由是，公粮多了，村里能干的事情就多。这个新村长是同意的，但她总是怀念那段生产大竞赛的岁月，多么热火朝天，多么意气风发啊。她是从小吃苦长大的，虽说她是村长的女儿，但她家从没像经济小子家那样有钱过。勤俭持家、量入为出，是她一贯的原则。怎么能无节制地借钱、花钱呢？
于是，她认为得省着点花。到借种子的时候，她会少借。借的种子少了，到了要发魔法种子的时候，她就会少发。怎么今年的魔法种子少了？有村民会问。新村长总是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说，不要总指望魔法种子，还是要靠自己啊。加油，让别人看看，我们能行！
村民们却不这么想。他们有些蒙。有的时候发魔法种子，有的时候不发。有的时候借种子，有的时候不借。那下一次到底发不发，借不借？谁也不知道。可能新村长自己也不知道。于是，有的村民就开始观望。观望的时间长了，就会耽搁地里的活儿。原来，大家都在地里各干各的，现在，坐在田垄上晒太阳的人多了。
新村长又想了个办法。她找来村里最能干的年轻人，让他们到各处去看有没有人偷懒，看到有人发呆，就过去劝说，该回到田里干活了。总的来说，村民是听劝的。不过，问题又来了。去检查别人干活的人多了，干活的人就更少了。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比原来更忙、更累，但好像心里更没底了。
这个村庄后来怎样了，成了个历史之谜。
5 就业和电工证
### 5.1 想考电工证的何帆
2023年，我想考个电工证。
这个念头是在2022年萌生的。这一年，我和几位朋友聊天，大家对前景都不太看好。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有底线思维，做好预案。朋友们一起挤对我：说说看，你的预案是啥？
“比如说，生育率降低，未来上大学的年轻人就少，而且，人工智能会替代一批脑力劳动者。”我一边说一边漫不经心地放下平板电脑——屏幕上的字太小，看得我眼睛疼。我摘下眼镜，揉着眼睛说，“我就得考虑，万一哪天当不了大学教授该怎么办，所以，我打算去考个电工证，以备不测。”
一桌人哄堂大笑。
从那之后，朋友们一见到我就问：“你的电工证考下来没有？”
吹出去的牛皮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这个电工证我是非考不可了。
其实，我早有这样的梦想。在我看来，理想的职业不是只有一份，而是有两份，一份是体力劳动，一份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让人变得务实、质朴、单纯，但只干体力劳动，也会觉得单调、枯燥、疲惫。脑力劳动让人变得勤奋、深入、丰富，但只干脑力劳动，也会让人过于清高，不食人间烟火。有的时候，知识使人自负而傲慢。很多知识分子看不到书本之外还有更广阔而复杂的世界，他们被知识愚弄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兴起，首先冲击的就是一些看似高深实则平庸的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者的冲击反而比较小。从这个角度来看，让自己身怀数技，尤其是既能做脑力劳动，又能做体力劳动，两种技能互相对冲，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既可以应对潜在的职业风险，也可以追求更圆满的人生体验。多好。
体力劳动又分很多种。木匠、石匠、铁匠，都是手艺活。好的工匠像艺术家一样，用原始的材料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作品。保姆、护工、门卫，做的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能近距离体察人情冷暖，看到、听到很多人间故事。小时候，我非常羡慕扫大街的工作。清晨，街道上还蒙着一层薄雾，朦胧中看不清清洁工的身影，只听到扫把划过地面，沙沙作响。在寂静的早晨，这声音格外悠扬，使人镇定，给人一种力量。当太阳升起之时，清洁工已经拂衣而去，地面一尘不染，像被格式化之后的电脑，准备好了一切重新开始。这真是一个适合隐士的职业。
在各种体力劳动中，我选了电工，因为我的导师余永定曾经干过电工。余老师初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有办法继续上高中，就进了北京郊区的一家工厂，当了个电工。这段当工人的经历让他很得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当所长的时候，他总是跟我们说：“你们没有当过工人，不知道劳动人民到底怎么想。”他当过工人，我们都没有当过。他这么一说，我们什么也不好反驳。
有一天，我们所的科研处处长王新说：“别听老余吹牛，他干的是电工。工厂里都说，‘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有事才找电工，没事儿电工清闲着呢，是工人中的贵族。”哦，原来如此。我对电工这个职业更崇拜了。
所以，我决定学做电工。
电工又分三种：高压电工、低压电工和防爆电气电工。这里面也有鄙视链。防爆电气电工比较少见，常见的是高压电工和低压电工。高压电工总觉得自己比低压电工牛。高压电工大多在电网工作，其实更轻松，大多数时间都坐办公室。他们也会进行户外作业，这是他们最酷的时候。在短视频平台上，偶尔能看到高压电工作业时的场景。工人们像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走在高压电线上。冬天，高压电线上落满了积雪，工人们就在电线上跳一跳，把积雪震落。有小鸟在高压电线上搭窝，工人们就小心翼翼地捧着鸟窝，还有里面迷迷瞪瞪的小鸟，把它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低压电工更常见到，在工厂里维修设备，到家里装电灯、修家用电器，都是他们要干的活儿。我学不了高压电工。我有恐高症。这把年纪，没法儿再走高压电线。学低压电工，当个业余爱好挺好的，以后家里电器坏了，可以自己摸索着动手修理。
但是，电工是特殊工种，想干电工，先要考一个电工证。这个证是上岗证，要持证上岗。除了上岗证，还有职业资格证书。每一个职业都要打怪升级，就像大学老师分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会计分初级会计、中级会计、高级会计，电工也分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要是能考到高级技师，那我就是行业里受人尊敬的老师傅了。不过那是后话。我第一步要做的是拿下电工证。
去哪里考电工证呢？决定节食的人朝周围看，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食物。酗酒的人一进房间就知道酒瓶在哪儿。买了特斯拉的车，开出去，发现满大街跑的都是特斯拉。平常没注意，想考电工证时，才发现周围有那么多培训班。我去郑州出差，一眼就看到火车站里有个很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线上教育，保证通过。这就是一个电工证培训机构。我问河南老乡，真的这么方便吗？他们说，当然啦，你不用过来上课，在网上刷刷题，到时候过来露个脸、考个试就行——这跟我的风格太不一样了。考证重要，但学东西更重要，总得找个老师教教我吧。
常州一位网友听说我要考电工证，跟我说：“何老师，要不你来常州吧。这里的职业技术教育全国有名，质量保证过硬。不过，有个麻烦的地方。这里的纪律太严，你得上课。上课得打卡。要是旷课了，就得取消考试资格。你是个大忙人……”
没等她说完，我就说：“好，我去常州。”
我去的是常州技师学院。这所学校坐落于常州市新北区，虽然距离市区不算远，却像荒岛一样偏僻。学校大门外的马路上，一辆接着一辆，停满了在此过夜的大货车。常州技师学院主要招初中毕业生，有的学生读五年，能拿到高级技工证书；有的读六年，能拿到技师证书。除了教在校的学生，常州技师学院也承接社会培训项目，比如我参加的这个电工培训班。这个班属于2023年常州市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计划的一部分，我在的班级叫“低压初训”。
我住在学生宿舍里。我的房间在一楼，住的学生不多。每天晚上我都侧耳倾听，听不到青春期孩子们的喧嚣。直到快要离开的时候，我才搞明白为什么如此。我看见管宿舍的阿姨隔着门，对我隔壁屋里的学生喊：“你还有症状吗？没有症状，就打电话给带班老师，说你可以回去上课了。”——原来这里是用来隔离感染新冠的学生的。
楼前是一个篮球场，一到上课的时候，就变成了停车场。从外面开进来的汽车，一辆挨着一辆，像在操场上排队做操的学生。来上课的人中午就在车里休息。穿过这个篮球场，就是我上课的教室。每天早晨，我们要排队打卡。有时队伍长，有时队伍短。把身份证放在读卡器上，面朝摄像头，就能打卡。带班老师特意叮嘱我们，有时候打卡机会说，读卡不成功，但不用理它——只要刷过脸，不成功也是成功。我猛然意识到，这句话颇有哲学意义，不由得肃然起敬。
楼上是教室，比正常的教室大。如果坐满了，能有一百多个学生。没有空调，天气很热。浓稠的汗味粘在空气里刮不下来。来上课的人大多拎着水瓶，或是从楼下的小卖部里买的饮料。水瓶的容量都很大。最受欢迎的饮料是一升的茉莉花茶。混浊的液体泛着泡沫，在塑料瓶里发出暗色的光泽。教室墙上贴着安全教育海报：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千万要牢记。来这里上课的人有年轻的，比如我的同桌，是个也就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一脸稚气，头发又长又蓬松。他穿着工厂的工作服。很多同学和他一样，不同的工厂，不同的工作服。也有年长的，三四十岁的也有。一个看起来很像办公室职员的中年人说，他是单位里的“考证专业户”。“需要什么证我就来考什么证”，他得意地说，“叉车证最好考。”女生很少。有一对小情侣，每天来去结伴，他们就坐在我的前面。有的同学听课很认真，也有听课不专心的。我的同桌一直在刷手机，他打了一会儿王者荣耀，听了一会儿罗翔，打开“链工宝”App（这是我们每个学生都必须下载的App，上面有考电工证的网课，必须刷完才有考试资格），开成静音，点击播放，然后倒扣手机，趴在桌子上开始睡觉。老师的声音从讲台上飘过来：这说的是什么……注意啦……这说的是很重要的……记住啊……这说的是呀……他的声音忽高忽低，像波浪起伏，从一个耳朵进去，又从另一个耳朵出来。离你很近，但和你无关，缠绕着你，让你无可抗拒，似乎在点拨你，又让你不由自主地走神，去看那空洞的白墙和生锈的铁窗和又矮又瘦的桌椅和前排同学的运动鞋。一切都是这么熟悉：校园。
时隔多年重返校园，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一切都是年轻、自由、散漫、随意的。每天都无所事事，又在不知不觉地成长。空气中都有一股青春的味道，它刺激着你，让你虽然一无所有，却敢无所忌惮地挥霍。
学生们出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医务室的门外。医务室里没有人，门外放着一堆抗原。一群孩子，男男女女，在一起聊天。一个女生半真半假地咳嗽了两声，说，我是阳性，你们别碰我——年轻人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他们在食堂里排队买饭，但买了饭之后，他们不在食堂吃，薄薄的塑料袋里装着泡沫塑料饭盒，他们带回宿舍吃——这是吃外卖长大的一代。我在食堂里还看见有学生扛着鱼竿，拎着刚钓上来的鱼，让食堂的师傅帮他们加工。事后，我才知道，疫情期间，学校怕学生天天窝在宿舍里上网不出去活动，就在河里放了很多鱼，鼓励学生出去钓鱼。他们的照片高悬在校园里的每一根路灯柱上。每一根路灯柱上，都对称地挂着两张学生的照片，下面是他们的成就：特等奖学金、优秀青年志愿者、学子代言人——每一个小小的闪光点，都像浪尖上跳跃的光芒，在努力地反射着太阳。他们活跃在运动场上。学校里有网球场、足球场和篮球场。网球场人多。足球场人少。我去足球场跑步，看台上只有一对小情侣。女孩儿坐在男孩儿的膝盖上。我跑了一个半小时，她坐了一个半小时。
没有人注意到，校园里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年学生，正在发愁怎样才能通过考试。
### 5.2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失业率
有一个经济指标，比经济增长更重要，也比通货膨胀更重要。它站在经济增长的后面。经济增长是渡轮，是航班，是高铁，是巴士，是网约车，而它才是乘客。经济增长是手段，而它才是真正的目的。它站在通货膨胀的对面。和它相比，通货膨胀变成了可以忍受的痛苦。通货膨胀的痛苦是所有人一起分担的，而它的痛苦将重重地砸在一部分人身上，让他们无从躲避。一个有良心的船长，会选择在船舱漏水的时候，把一部分乘客扔进海里吗？如果不会，那么当这两种痛苦必须取舍的时候，通货膨胀就是可以付出的代价。
这个经济指标就是失业率。它衡量的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状况。如果观察宏观经济的时间足够久，你就会发现，就业才是政府最关注的问题。为什么以前经济增速低于8%，政府就急得不得了，而现在经济增速徘徊在5%-6%，政府仍处变不惊？就是因为虽然增速放缓了，但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
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将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变量，缓解了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冲击。比如说，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最多。大批农民工，最终都进厂当了工人。但由于制造业进步速度很快，所以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这和农业进步之后农民变少是一个道理。与此同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了，而服务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原来进厂打工的农民工，如今转为送外卖、送快递了。
这是一条多少有点违背直觉的经济学原理：服务业之所以提供的就业机会比制造业多，不是因为它更先进、更有高度，相反，是因为相对制造业而言，服务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没有办法快速提高。手机几乎每年都升级换代，家里的保姆、楼下发廊的理发师、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也能每年升级换代、从1.0升级到2.0吗？从照顾一家人升级到照顾两家人？从半小时理一个头升级到半小时理两个头？从一个人演奏一把小提琴升级到一个人演奏两把小提琴？不可能。这样一来，你也能猜到，随着服务业所占比重的提高，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速度将下降。这就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普遍比工业化国家低的原因。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更高，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比重更高。
我们可以推论：发展服务业的真实目的不是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更重要。
等一下，我们还没有讲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有一个群体的就业状况令人担忧，那就是年轻人。年青一代的失业率大大高于城镇调查失业率。这怎么解释呢？年轻人工作经验不足，懵懵懂懂，显得颇为稚嫩，天然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这可能是年轻人失业率较高的部分原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
我在常州技师学院调研的时候，学校领导告诉我，他们的就业形势好得很。常州技师学院有智能制造学院、智能装备学院、信息服务学院、医药康养学院、交通运输学院等学院，每年毕业一千五百名到两千名学生。这里的优势专业是电工、车工、铣工、焊工等机械类工种。学这些专业的学生不愁没工作，每人手上都拿着五六个，多的甚至有十几个工作邀约。
当然，也有一些专业相对不好找工作：中药专业就业门路不广。烹饪专业跳槽率很高。学设计和市场营销的，没有实战经验，学历又不高，缺乏竞争优势。也有学生自主创业，干什么的都有，有的去做光刻胶、PLC编程、预约回收小程序，也有的去做剧本杀、美甲美睫、奶茶、炸串。
不是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大学生都去送外卖了吗？
“那是二本的学生。高不成，低不就，什么技能都没学会。我们的学生早有进工厂的思想准备，他们愿意去当工人。”学校领导说。
好啦，我们破解了谜题，也能找到解决方案：看来，年轻人的失业率高，是因为教育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匹配——大家都想上大学，可需要大学生的工作减少了；需要技能的工作很多，可是愿意上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不多。所学和所用不匹配，才造成了年轻人的高失业率。那么，解决方案是不是让年轻人放下“长衫孔乙己”的心态，都去工厂里找一份工作呢？
能在工厂里找一份工作当然挺好的。我这几年，每年都去工厂，看了各个行业，明显感到工厂的环境改善了，待遇提高了。IT企业的老板可以随意让员工加班，你到工厂里试试看？工厂更遵守准时下班的纪律。要我加班？可以，加班费拿来。工厂的生活可能就是单调刻板一些，不太对年轻人的胃口。除此之外，都挺好的。
但是，指望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从后工业化社会又回到工业化社会，至少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技术在进步，生产要自动化。因此，以后制造业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社会的需求也在变化。年青一代是精神一代，他们更看重的不是物质享受，而是精神追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更有趣、更新奇、更自由、更多种多样、更优雅、更赏心悦目的服务业的工作。让更多的人创新，让更多的人创造，让更多的人创作。工作，应该给我们的年轻人插上翅膀，而不是给他们戴上镣铐。如果年轻人别无选择，只能去做他们不情愿的工作，那他们将失去青春，而我们则将失去年轻人。
说实话，很多经济学家是不会关心失业问题的。他们把劳动力也视为商品。在他们看来，跟汽车、猪肉和花椒一样，劳动力的供求将由价格决定。工资高则更多的人愿意工作，劳动力供给增加；工资低则企业主愿意雇用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最终，劳动力市场上会实现供求平衡。所以，不会出现失业。你当然可以把劳动力当作一种商品，但即使作为商品，劳动力跟汽车、猪肉和花椒也不一样。这正如经济学家是动物，狗也是动物，但经济学家不是狗一样。
说实话，如果是在一百年前，也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19世纪，没有人认为政府有义务提供就业岗位。一个人有没有工作，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没有工作，那要么是他懒，不想去找工作；要么是他笨，没有人看得上他——要么是又懒又笨。不要幻想失业的时候政府会提供救济金。15世纪末圈地运动开始之后，英国的流浪汉、乞丐和窃贼数量增多。于是，在1601年，英国通过了《伊丽莎白济贫法》，规定贫困儿童要被送去当学徒，流浪汉要被关进监狱或被送进教养院。
那么，在过去一百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让失业变成了政府最关心的经济问题？
说来话长。这里面可讲的故事太多了：有战争，而且不止一次；有社会动荡，而且不止一次；有社会良知，也有利益交换；有平民的抗争，也有精英的呼吁；有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也有相信凯恩斯主义的新一代决策者的登场……长话短说，用一句话概括，我们能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的现代经济体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就业目标最重要。这是因为，失业率与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直接相关。政府提供就业机会，民众提供政治支持，这是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
不必说出来，但要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