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对抗风险的力量
在电子显微镜下，新冠病毒面目模糊，乍看就像白衬衣上留下的污渍，细看能发现病毒颗粒像炸药裹在包膜之内，包膜的外面有蒺藜一样的刺突。新冠病毒的形状并不规则，长得像土豆，有的圆，有的扁，看起来其貌不扬，但从病毒学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完美病毒”。其他病毒各有千秋：流感病毒传播范围广但致死率低，埃博拉病毒致死率高但传播范围小。之前，人类从未见过像新冠病毒这样的传播速度如此快、传播范围如此广、致死率却并不低的病毒。
这种突然被人们发现的病毒是从哪里来的？一般来说，几乎所有感染人类的病毒，追溯到源头，都能发现最早是来自某种动物。天花可能来自老鼠，艾滋病来自黑猩猩，流感可能来自鸟类，猪和马充当了中间宿主。和SARS病毒一样，新冠病毒也很可能源自蝙蝠。但是在蝙蝠和人类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动物充当中间宿主的角色。穿山甲很可能就是中间宿主。45
新冠肺炎患者是怎么感染上这种病毒的？一个人咳嗽的时候，喷出的飞沫能射到1.2米之外。飞沫中的小液滴仍然在空气中飘浮，能传播到更远的距离，尤其是当房间里开了通风系统之后，小液滴可能会趁势飞到数十米之外。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飞沫能射到25米之外，同样，飞沫中的小液滴也能继续飘浮到10米之外甚至更远处。据估计，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咳嗽或喷而且沉积在物体的表面，比如留存在门把手、电梯按钮上，当人们触碰这些物体时，手就会通过接触被污染。如果被污染的手又碰触了口鼻，就会导致人体的感染。更棘手的是，飞沫在空气悬浮的过程中失去水分之后，只剩下蛋白质和病原体组成的核，这就是所谓的气溶胶。有些研究发现，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如果人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中，也有可能被感染。
新冠病毒会通过飞沫或气溶胶入侵我们的呼吸道，穿透呼吸道表面的黏液层，进入人体内的宿主细胞。新冠病毒中的S蛋白就像是一个刺探，而人体细胞内的ACE 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血管紧张素转化酶﹖）基因则是“带路党”。新冠病毒正是通过与ACE2基因相结合，进入人体细胞的。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知道人体内哪些脏器更容易被新冠病毒侵入。肺、心脏、食管、肾脏、膀胱和回肠等器官中的细胞ACE2基因表达较高，所以这些器官更容易被病毒感染。46人们通常把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病人称为新冠肺炎患者，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是，新冠病毒确实最容易进攻肺泡中的二型上皮细胞（Alveolar Type 2，即AT 2）。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和细胞相比，新冠病毒的个头很小，一粒新冠病毒的直径平均为100纳米，而AT2细胞直径为0.1—1微米。一粒新冠病毒入侵AT2细胞，就好像一滴水掉进了一杯茶。但是，据估计，100-—1000粒新冠病毒，就能成功地让人感染。这些入侵者会在宿主细胞内快速复制，大约6个小时，就能释放出新一代的病毒粒子。人的肺部有三四亿个肺泡，这些肺泡的总吸收面积约为100平方米，摊开来能铺满一个会议厅。如今，受到病毒的侵扰，这些肺泡就像粘了油污的海鸥,吃力地扇动着翅膀，发出凄厉的悲鸣。
我们是怎么对抗病毒、细菌等外来入侵者的？人体内有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我们的皮肤和分泌物——汗液、泪液、唾液和胃液。我们呼吸系统的鼻道和支气管的上皮细胞有细细的绒毛，帮助阻挡吸入的外来微生物。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这套系统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人们最初的想象。固有免疫系统在前，适应性免疫系统在后。固有免疫系统反应迅速，并能引起炎症反应，人体会出现肿胀、疼痛和发烧等症状。这时候，正是人体内的巡逻队发现了外来的入侵者，一场街头斗殴开始了。一些入侵者会被人体的免疫细胞押送到“公安局”受审，这个“公安局”就是人体的淋巴结。这是人体内的防御中心，它会分析情报、判断战局，并派出更为强大的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就像受过训练的特警，它们会学习，能记住以前遇到的敌人，这就是适应性免疫系统。适应性免疫系统反应较慢，但却有记忆功能。47
免疫系统让人体获得了自愈能力。我们时常说，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但这并不是一种准确的说法。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免疫系统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魏海明教授告诉我，免疫系统就像一张大网，每一个网结都是一个免疫细胞，每一根网线都是一种免疫分子。这张网破了，魑魅魍魉就会乱窜。但是，如果这张网收紧，也会勒死一切生命。这在免疫学上被称为“超敏反应”，有时也被称为“炎症风暴”。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免疫系统对外界病毒和感染的诱因、一些药物产生了过度反应。过度反应不再区分敌我，就会造成对人体自身的伤害。发烧能减缓细菌的繁殖速度，但发烧导致体温过高，也会破坏体内酶的活性。炎症反应能保护细胞，也能损害肌体组织。
所以，与其说要提高免疫力，不如更准确地说，要平衡我们的免疫力。恪守中庸之道，把握分寸。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
又是怎么找到这种微妙的分寸感的呢？
分寸感就是成熟的表现，而成熟不过是因为经历过更多的风雨。你的自愈能力，源于你的自身潜力，而你的自身潜力，跟你过去所经历的有关。
俗话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科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句看似玩笑的话，讲的是对的。1989年，免疫学家大卫•斯特拉坎（David Strachan）曾提出，那些有哥哥姐姐的、家庭成员多的，以及生活在没有过度消毒灭菌环境中的儿童，发生哮喘和过敏症的可能性比较低。48这种观点被称为“卫生假说”。“卫生假说”认为，太干净、太少生病的童年，对孩子将来的健康反而有负面作用。这种理论出现之后，医学家开始去寻找人们在童年得过的疾病。他们认为，如果童年生过一种疾病，长大之后就会预防过敏。后来，科学家又发现，关键的不是微观个体，而是宏观环境。你得过某一种疾病，当然会有助于激发体内对这种疾病的免疫力，但是，如果要论预防过敏的有效性，你曾经生活过的环境更为重要。虽然你未必生过某种疾病，但如果你在生活环境中接触过多种多样的细菌，就更有助于全面激发你的免疫力。
后来，医学家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说，叫“老朋友假说”。按照这种理论，健康的免疫系统不是由某种童年得的疾病激发的，那些疾病相对人类演化来说都太新了。要想理解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如何被激发的,我们要去更为漫长的人类演化历史中寻找。激发人类免疫系统的可能是古老的病原体，是我们还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经经历过的疾病。49这更为神奇：不仅你自己的经历，你父辈的经历、祖辈的经历，都有助于提高你的免疫力。
当你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求天求地，还不如求自己。你最能依赖的就是自己的自愈能力，这种自愈能力来自你经历的所有磨难,以及你的父辈、祖辈经历的所有磨难。你经历的风险越多，就越能提高自己应对风险的能力。这时候,想起过去的种种挫折、种种不幸、所有的烦恼和悲痛，你就不会感到厌恶，也不会感到后悔，相反，你会觉得庆幸。你是由你经历的所有苦难铸造出来的。
2.2悲喜剧
离2020年的春节还有三天，陈钰站在昆明滇池边上，忽然想到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微风，阳光，蓝天，白云，红嘴鸥。她想，不如在滇池边买套房，老了就住在这里。
陈钰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农村姑娘。家里人反对她读书，陈钰离家出走，靠助学金和打工挣钱，在成都读完大专。凭着同样的倔强，她在江湖上闯荡，终于在合肥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了营销负责人。一个农村姑娘在城市打拼吃过的苦，她全都尝过。每天的工作就像打仗一样。人生就是攀登，一步踏不稳，就可能坠入深渊。她从不敢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在滇池边上，她心中忽然涌出一股柔情：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这样的小资情调只持续了不到一天。她的手机里刷屏的都是关于疫情的消息。本来，她的计划是从昆明去西双版纳，过完年再从西双版纳回昆明。陈钰当即决定，改签机票，第二天就回合肥。
一夜之间，昆明的大街上变得冷冷清清。打车打不到。加价，加价也没有人接单。陈钰心慌了。她忽然想到，昆明还有共享汽车，马上到处去找。找到了一家，她赶紧注册、人脸识别，手续无比烦琐。这一家的共享汽车是一种很小的电动汽车，就像一只白色的甲虫。顾不了那么多了，陈钰把车速加到最大，时速50公里，开往机场。
到了机场，陈钰傻眼了。机场没有共享汽车的停车位，最近的停车位在7公里以外。陈钰一边骂娘，一边把车开过去。停好车，怎么回机场？她看到停车场的保安大哥，过去求助。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理她。陈钰心生一计，跟保安说：“你要是送我过去，我给你200块钱，还送你两盒口罩。”
保安的眼睛一亮：“说定了，有口罩我就送你。”
陈钰哪里来的口罩？这全靠她多长了个心眼儿。看到关于疫情的消息，陈钰就开始去药店买口罩。一个药店没卖的，她就去另一个药店，跑了好几个药店，终于抢到了口罩。
保安大哥找来一位亲戚，把陈钰送到机场。飞机晚点，但已经过了办票的时间，机场的小姑娘不让陈钰进去。怎么办？送口罩。
在机场惊魂未定地坐下来，有个合肥的朋友打来电话。朋友问她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合肥,出于客气，又多问了一句：“要不要我去接你？”
陈钰马上说：“要，要，要，一定要。”
朋友一定后悔死了。陈钰的航班晚点，深更半夜才到合肥。朋友是夜盲，晚上开不了车，只好麻烦太太开车。太太一边开车一边抱怨：“这是什么朋友啊！单身女孩，大过年的，还得半夜去接机。”见面的时候，陈钰一眼看出，朋友的太太面有愠色。她马上打开行李箱，说：“送你们两盒口罩。”
朋友的太太眉开眼笑：“你太贴心了，你怎么知道我们买不到口罩！”
哪怕是在战争年代，真正经历过炮火的也只有少数人。哪怕是上前线的士兵，真正投入战斗的时间也并不算长。然而，战争如同迷雾，笼罩着整个世界，让每个人都看不清方向，都同样感到恐惧。我们这些身在武汉之外的人，就像战争年代远离战场的人。我们无法感受封城时武汉人的焦虑和恐慌，但一样会有自己的恐慌。买不到口罩，是大部分人在疫情初期最大的恐慌。
陈钰买的口罩产自河南。生产口罩的机器是东莞市一家叫利瀚的企业出产的。利瀚的老板叫叶万宇，他身材魁梧，湖北襄阳人。1993年，他南下打工，先在一家鞋厂的流水线上当工人。干了三个月，对面一家做超声波的工厂招工。机缘巧合，他就误打误撞进了这个行业。超声波在工业中的应用集中在清洗、焊接和不织布等领域。所谓“不织布”，就是不用缝，不用织的“布”，其实是用化纤材料做成的特殊织物。在生产过程中，超声波工厂可以把缝制、车工等环节改为用超声波焊接。这种织物一般用来做口罩、防护衣或纸尿布、卫生巾等。利瀚是一家根正苗红、专门生产口罩机的企业。
过去，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细分市场。全国有80多家企业，其中七成左右在东莞。东莞的这些企业里，一半左右都是只有20人左右的小作坊，能雇用50人的就算中等企业了，而像利瀚这样有上百名工人的，不过一两家。这个行业小到什么程度呢？叶万宇告诉我，他们过去有70%的产品都是出口，销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竟然没有一个海关编码。打个比方，如果把各个行业比作国家，那利瀚所在的行业就像太平洋上的那些小岛国。
2019年年底，叶万宇到湖北仙桃出差。仙桃是国内最大的口罩生产基地之一。他和几位做口罩的老板聊天。有个老板在刷手机，忽然说：“哎，好像出了传染性肺炎啊。”叶万宇2002年自己开厂，他经历过2003年的SARS、2004年的禽流感、2009年的猪流感。出于职业敏感，他当时就跟几位做口罩的老板讲，你们得多做口罩了。
回到东莞，叶万宇马上开始增加生产线。以前大约有40条生产线，这次他增加到80条。还要买物料。年关在即，很多企业没有订单，看到叶万宇来买货，高兴地说，叶老板是要给我们发年终奖吗？快过年了，很多员工回家了，还剩十几个员工没走。1月20日，叶万宇跟往常一样，打开《新闻联播》，听到关于疫情的报道，马上把员工找过来，跟他们商量，不要回家了，赶紧开工。
1月22日，也就是陈钰仓皇离开昆明的那一天，叶万宇的订单如同雪片般涌来。一个电话打进来，十个电话在等着。吉林、山东、黑龙江、河南、湖南，各地政府都要求订货。初一，区长来了。初二，区委书记来了。初三，副市长来了。初四，市委书记来了。最后，省委书记都来了。叶万宇意气风发，那真是人生到了巅峰，真想再借五百年啊。1月22日到2月10日，利瀚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发出了100多条口罩生产线。
没想到，接下来就是黑暗时刻。到了2月中旬，大量企业转型来做口罩。有的出于民族大义，有的纯属浑水摸鱼。整个产业链全乱了。
上游企业供货紧张。口罩机里有一个关键的部件，叫超声波换能器，里面的关键部件是陶瓷片。这也是个非常小的细分市场，原来国内主要有五家企业生产，供给是绰绰有余的。当大量企业涌进来做口罩机时，超声波换能器突然变得一货难求。过去一个5000元，到4月份已经涨到8万—10万元，而且还买不到，有市无价。不仅是超声波换能器这样的关键部件，就连普普通通的部件，比如挂物料的料杆，镀铬棒、银铬棒，也就是一根金属棒，居然也卖断货了。叶万宇不得不跑到供货商的厂里，一直看着自己的货。不然就拿不到货，那就完不成订单。
口罩机生产出来之后，并不是马上就能用，还需要调试师去校正。这就好比钢琴出厂之后，还需要调音师去调整音准。著名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曾经出过一个问题考他的学生，他的问题就是：芝加哥有多少个钢琴调音师？为什么费米要挑钢琴调音师这个职业呢？就是因为这个职业太冷门了。同样，口罩机调试师也是个冷门的职业，原先正常的工资是每月1.5万元。口罩机产量提高之后，调试师成了稀缺人才。如果没有调试师出马，有口罩机也生产不出合格的口罩，口罩机就会变成“僵尸机”。这个活儿说高深也不高深，但需要技术工人长期在现场工作，积累经验，才能处理好口罩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鼻梁线不居中，出料切面左右不均，刀口压力过大，等等。买了口罩机的企业到处挖调试师。很快，调试一台口罩机的价格涨到了1万，然后是3万、8万,一路涨到10万。高薪挖人，让叶万宇也非常头疼。过去跟着自己的兄弟，突然就“人间蒸发”，找不到了。
这是叶万宇最发愁的时候：没有部件，没有人手，怎么完成手上的订单呢？
生产口罩机的企业日子难过。买回口罩机，打算大干一场的企业日子也难过。就算口罩机买回来了，调试好了，又会遇到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口罩的产业链并不长，生产口罩需要无纺布、熔喷布、鼻梁线和耳带。其中最稀缺的是熔喷布。生产熔喷布需要聚丙烯，于是，聚丙烯涨价。生产聚丙烯需要丙烯，于是，丙烯跟着涨价。生产熔喷布的机器设备中有个关键部件是喷头，于是，喷头涨价。这又带来一波一波的联动效应。需要喷头的还有很多其他机械行业，它们现在也买不到喷头了。
更离奇的是，一些转行过来生产口罩的企业发财了，但原本就是生产口罩的企业反而赔钱了。
我在东莞调研的一家口罩厂就是这种情况。出乎我的意料，在疫情前,这家口罩厂没有做任何准备，他们认为疫情与己无关——他们是一家生产净化口罩的工厂。如果说，我们用的防护口罩是为了防止病毒感染人，净化口罩则是为了防止人“污染”产品。有些高科技产品，比如芯片，对生产环境要求极为严格。一根眉毛，甚至一块皮屑掉进去，产品就会废掉。
这家专业生产净化口罩的企业，主要客户包括希捷、西部数据等。疫情到来后，这家企业被迫转产防护口罩，原来的订单无法按时交货。客户很是着急。眼看着交货期一个月、两个月地推迟，客户只好说，我们只能把订单交给泰国、菲律宾的企业了。再往后，由于一些企业滥竽充数，生产的口罩质量不合格，出口到国外之后引起了纠纷，中国海关开始严格管制口罩出口。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在于，管制的标准制定得过于简单，就两种：医用口罩和非医用口罩。非医用口罩只有一个标准：NH95。这是防护口罩。这家企业把自己生产的净化口罩送去检测，当然没法符合NH95的标准，因为他们的产品原本就不是防护口罩。结果，这家企业上了黑名单。上了黑名单，就完全无法出口口罩了。这家企业的老板告诉我，等到疫情结束，这家企业也就要关门了。
口罩的故事是中国经济中一幕荒诞的悲喜剧。从人人缺口罩、抢口罩，到企业抢着生产口罩,再到口罩敞开供应，也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有人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优势。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灵活反应的体现。是的，陈钰之所以能够买到口罩，叶万宇之所以能够生产出口罩机，买了口罩机的企业之所以能够生产出口罩，都是因为他们的直觉：对风险的感知，对机会的敏感。
为什么他们能有这样的直觉？因为他们都是在艰难的环境下生存，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生产，是被逼出来的。但是，这只是一种遇到冲击时的应激反应。或许，这种源于直觉的应激反应会帮我们保住性命，也能帮我们抓住转瞬即逝的商业机会，但就像免疫系统会出现超敏反应一样，口罩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中这种俯拾皆是的应激反应也可能会过度调整、加剧混乱。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中国的口罩生产很快就出现了一根定海神针，不仅保障了国内市场的供应，而且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国外。这家企业以前从未生产过一只口罩。它就像变形金刚，原本是一辆奔驰的卡车，转眼就变成了顶天立地的机甲战士。
2.3变形金刚
早上，弗迪科技的侯小明刚进车间，同事吕工哭丧着脸迎上来说：“哎呀，侯总，大事不好。昨天晚上夜班产线突然发生故障，8个小时产量还不到5000只口罩。”侯小明大吃一惊，他一面后悔昨天晚上不该12点就回去，一面责怪同事没有及时联系自己。看着他着急懊恼的样子，吕工突然转忧为喜，拍着肩膀说：“愚人节快乐！”
侯小明急忙跑到自己负责的口罩生产线那里，机器轰鸣，这声音如此悦耳。他松了口气。静下神来，侯小明想起，自己已经投身比亚迪的口罩生产保卫战一个月了。3月1日，他接到命令，带领援产小组进驻宝龙口罩生产车间，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机器开起来，并确保产量和质量。
这一天，距离比亚迪决定生产口罩，已经三个月了。
1月31日，比亚迪的总裁王传福还在海外出差，他在比亚迪的高管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疫情当前，口罩资源非常短缺，以深圳为例，每天口罩需求高达2000万只，肯定有很多像比亚迪一样的企业，因为没有足够的口罩而无法复工。作为强大制造业代表，比亚迪必须快速把口罩生产出来！这是出于社会责任，我们应该解决政府和企业的燃眉之急，请各事业部仔细研究，可否在两周内完成口罩的产品制造？完成给予总裁奖！”
群里沸腾了。一声令下，说干就干。各部门马上分头行动。当时正值春节期间，想从别的厂家购置口罩机，几乎不可能了。王传福总裁决定：口罩机我们自己造。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比亚迪的设计师飞到另一个城市的口罩厂了解设备原理。上了飞机，看见前后三排都没有人，才敢落座。他们参观的口罩厂24小时不停机地生产，比亚迪的设计师们只能在旁边一边看，一边琢磨机器原理。
留给画图纸的时间只有三天。比亚迪的设计师在三天之内绘制出400多张图纸。时间紧迫，设计师打开电脑就一刻不停地画，思路只能一边画一边梳理。同时，设计师们还需要实时联系电子事业群模具中心，确认每一个零部件能否在三天之内备齐。如果不能，还要重整思路，变更设计，以现有零部件替代。当图纸画完，口罩机的配件原料就已经全部进仓，准备制作。图纸出来之后，比亚迪抽调了13个事业部的3000名工程技术人员，七天之后造出了第一批口罩机。
生产口罩需要专门的净化车间。比亚迪位于深圳龙岗区宝龙工业园的手机组装车间，一天可以生产50万部手机。只需要把手机车间稍做改造，提升净化等级，就可以直接用作生产口罩的净化室。从2月8日到10日，三天三夜，是口罩工厂的场地准备时间。2月11日，口罩机运到车间，正式开始架线。从架线开始的那一刻，核心团队就没有离开过厂房，24小时不停运转：设备工程团队的培训、产品标准的制定、产线物料的确认。当时，比亚迪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人力紧缺。春节假期，很多人回家了。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受到限制，比亚迪在前期只能调用还留在深圳的员工生产口罩。各路大军前来支持成了前期的常态。汽车工程研究院、弗迪模具、弗迪动力、弗迪电池、弗迪视觉、弗迪科技、比亚迪建工、后勤处、第二十一事业部、比亚迪通号、商用车研究院、第十一事业部都在口罩厂现场挂上了标着事业部名称的战旗，这是比亚迪人的“大会战”。
比亚迪从来没有造过口罩。最开始几台机器的调试，摸不到门道，让人着急。刚刚架起来的口罩生产线就像黏人的孩子，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人，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随时可能出现。压耳带的地方尤其容易出问题,要么打偏了，要么焊不上。工程师们趴在机器旁，连续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紧盯着，才能判断出故障原因。有时候会把整条生产线设备从头到尾拆了进行维修，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去修改，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去拆，一点点去试装。
比亚迪的前21条口罩生产线最为特殊，每一台都是个新的版本，是比亚迪口罩机快速优化迭代的印迹。调试过程中，工程师们发现可以优化的地方，比如程序动作、气缸的速度，哪怕是很微小的地方，立即优化，生产速度越来越快。J2生产线最先量产，口罩机运行的声音沉稳有力，让人踏实，王传福总裁也被吸引来了。比亚迪口罩机的设计产能是日产5万只。后来，他们调试改造出“一拖二”（一台控制设备可以输出两个分支），单机日产量突破14万只。随后，短短两个月，比亚迪就由单日产出100万只口罩提升到5000万只。
在比亚迪的口罩工厂有一个龙虎榜，这是口罩生产车间每条产线单日产量的排行榜。这个榜单上的数据每天都在刷新。来自河南的85后小伙孙海超的名字多次“霸榜”，他的团队将比亚迪口罩生产单线日产量从3万只一路提升到超过8万只。孙海超是河南周口人，10年前中专机电专业毕业来到比亚迪，在电池事业部M&E工厂（装备工厂）从事钳工工作，支援口罩生产之前负责的项目是QH项目（刀片电池项目）产线调试。他所在的团队，算得上是比亚迪的精锐部队之一。
2月13日，孙海超调入口罩生产线，负责A5、E6机台白班的调试工作。在榜单发布一周左右，孙海超所负责的E6生产线连续三天突破3万、4万、5万。3月12日首创破8万纪录，这一天的产量是80753只口罩。孙海超是个实在人。问他还能不能把口罩产量进一步提高，他说：“理论上还能更高，但我们领导说了，不要调得太快，不然机器磨损就太快了。”问他生产口罩难不难，他说：“QH项目产线调试比这个难多了。我就想早点回到原岗，那里有更具挑战性的工作等着我。”
无数像孙海超这样的基层骨干，是比亚迪打赢“大会战”的关键。比亚迪在开始生产口罩的时候，一周之内就培养了100多名基层班组长，而且是按照1.5倍的需求进行基层管理人员储备。开始量产之后，比亚迪不断调整流程，先是人快机器慢，又到人慢机器快，再到人快机器慢，最后达到了人机均衡。
像比亚迪这样生产汽车、手机和电池的大企业去跨界生产口罩，看起来不过是降维打击，小事一桩。口罩机的图纸有400多张，比亚迪随便一个汽车部件的生产图纸都能把这个数字甩开一条街。其实并非如此。口罩的生产涉及化工、纺织机械、冶金电子等基础产业门类，以及原材料、设备厂房等生产要素。从上游的聚丙烯、聚酯等原材料，到中上游的无纺布、熔喷布、鼻梁条、口罩打片机、口罩耳带点焊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产汽车跟生产口罩是不一样的，汽车的零部件都是硬质的，口罩的材料却是软的。用生产汽车的技术生产口罩，需要的不仅仅是降维打击，还有“变形金刚式”的创新：把一种生产能力转化成另一种生产能力，把一套组织体系改造为另一种组织体系，把已有的管理经验移植到另一个领域，同时，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激活一个组织内在的强大潜力。
一条口罩机生产线，各种齿轮、链条、滚轴、滚轮，大约有1300个零部件，其中 90%都是比亚迪的自制件。确实，这背后的实力来自比亚迪有一支专业的装备研发和制造团队，能够完成涉及电子、电池、新能源汽车等复杂生产线的自主研发制造。整个集团有几万台CNC机床（Computerised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e，又称数控机床），各种磨床、模具等高精设备。举例来说，模具中心用来加工KN95口罩机零部件的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可以通过多个维度对零部件进行精密加工。但是，能够让这套高度专业化的研发制造体系快速反应，靠的不仅仅是先进技术本身，还有比亚迪多年来磨炼出来的雷厉风行的执行效率。电子事业群模具中心的总经理马达直接站在口罩生产线旁，随时待命。一接到零部件制造需求立刻安排执行。在他的背后，是全球顶尖的电子模具中心三大工厂的全天候支持。遇到特殊的情况，就地想办法解决。比如，齿轮买不到，就会用线切割机直接制作。当日件，当日毕。一个刚提出的想法，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就能加工成零部件，直接上机使用。
一个大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多少都会遇到“大企业病”的困扰。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无论是引进外部的咨询公司，还是在企业内部动员、换血，效果往往并不显著。一个企业的活力，归根到底来自员工的积极性，而最难激励的就是人的积极性。怎样才能找回创业初期的激情？
对比亚迪人来说，这场“大会战”最刺激的地方就是回到了20多年前的创业场景。公司领导都在一线。王传福总裁每天下午4：30出现在口罩生产线，晚上10：30左右离开。一条生产线旁，总裁与几个副总裁都在，四五个总经理围在旁边讨论，厂长多得像车间领班。宝龙口罩车间的A2生产线就是比亚迪执行副总裁王念强自己调试出来的。员工看到高管们与自己在一线干活，感到很兴奋，高管也很兴奋。后来，王传福都能叫出很多工人的名字。
无论你过去多么成功，只要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一定会遇到各种想不到的问题。比亚迪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把自己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商。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若说困难，每天都是困难，都克服了也就没什么困难。要跑赢的只有时间。
2.4强大法则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说：“那未能杀死我的，使我更为坚强。”这句名言激励了无数人。
等等，让我先质疑一下。凡是杀不死我们的，都能让我们变得更为强大吗？假设我生了一场大病，治疗的结果是命保住了，但变成了残疾——比如说，双腿麻痹了-那我变得更强大了吗？你可能会说，尼采所讲的不是身体的健康，他说的是精神的力量。虽然身体残疾了，但在战胜病魔的斗争中，你会变得意志更坚定。罗斯福患有小儿麻痹症，他不是照样当了美国总统，带领美国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是，创伤也会带来后遗症。许多战场上归来的老兵，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他们会被经历过的可怕的事情不断困扰，焦虑、抑郁、麻木或过度警觉，甚至可能会去自杀。退一步说，即使杀不死我们的，真的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那么，我们经历的灾难和我们变得更强大之间，是一种相关关系，还是一种因果关系？这两个现象背后的联系机制是什么？
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当遇到危机之后，我们发生了改变。我们身上发生的改变，帮助我们战胜了危机，让它不能杀死我们，同时，也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说到改变自我，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过去40年，中国一直都在改变。我们每个人也在随着改变。中国人对改变已经习以为常，没有变化反而会让我们不适。复盘一下，过去40年，我们的变革动力主要来自拿来主义。凡是有用的，都拿来为我所用。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混搭创新。所谓的“混搭”，无非是把已经存在的事物，用别人没有想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无数混搭创新，让中国日新月异。
但是，改变自我，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革自己的命，听起来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到月亮上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本土时代，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无法再从外部得到鼓励和支持，如果更多的风险来自外部，那么，要想进步，要想变革，我们只能回到自我，到自己的深处寻找动力。
优秀是被带出来的，但伟大是被逼出来的。想要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动力就来自“变形金刚式”的创新：虽然源自自我，却能不断变革。“变形金刚式”的创新又有三种主要的途径：激发、转化和重启。掌握了这三种方法，你就能学会三个重要的强大法则。
第一，激发。没有外部的压力，就很难知道自己的潜力。在遇到巨大外部压力的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潜在力量。福特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说过：“不管你认为自己行不行，你都是对的。”由于外部压力而被激发出来的内在潜力，有时会让自己都大吃一惊。
举个例子。虽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拥有了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但其潜力被激发出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有名的例子是自由轮的建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商船总是被德国的潜艇击沉。德国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估计，用不了多久，盟国的船只就会被德国潜艇全部消灭。罗斯福总统下令赶造更多的船只。第一艘建成的船叫帕特里克•亨利号，由罗斯福总统亲自主持下水仪式。罗斯福说：“给我自由，或者死亡。”于是，这批船就被命名为“自由轮”。自由轮刚造出来的时候很丑，《时代》杂志称之为“丑小鸭”。1942年，美国著名企业家亨利•凯泽（Henry Kaiser）收购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两个造船厂，开始生产自由轮。最早，一艘万吨级的自由轮，从安装龙骨到交货，需要整整8个月的时间。次年，竣工时间已经缩短到几个星期。最快的纪录是两家造船厂在举办一次劳动竞赛时创造出来的，从预制件到船坞组装，整条船只用了4天时间。无独有偶。福特工厂负责生产B-24轰炸机。1943年2月福特工厂生产了75架飞机，1943年11月生产150架，到了1944年8月，产量已达到每月432架的高峰。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讲到，凯泽工厂和福特工厂是战争期间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持续“从干中学”的经典案例。正是战时生产的压力推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在和平时期这是不会发生的。50
外部压力导致的技术创新并不止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时候，它会导致技术路径的转移。以华为为例。华为不断遭到美国的打压。2020年5月15日，美国出台禁令，规定任何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都需要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才能向华为提供芯片支持。8月17日，美国再次加码对华为的制裁，将华为在21个国家的38家关联公司都列入实施制裁的实体名单，进一步封锁华为获得芯片的渠道。
华为原本只做芯片设计，因为这是它最擅长的。在外部的压力之下，华为开始自己生产芯片。这是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以华为海思的麒麟990为例。麒麟990必须用台积电7纳米光刻技术来加工，需要将近4000道工序。2020年，华为发布了麒麟9000芯片。华为的高端手机 Mate 40搭载的这款芯片，是华为史上最强大的芯片。要想生产麒麟9000，必须使用台积电5纳米的最新生产线，设计和制造的难度又增加很多。
如果受到美国的极限施压，台积电不能再为华为生产芯片，那怎么办？2020年9月，华为又推出了鲲鹏芯片云手机。这是一条崭新的技术演进路径。其实，“轻终端、重云端”一直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理想。谷歌在2011年推出过一款产品叫Chromebook。按照谷歌的设想，你的电脑上只需要有Google Chrome浏览器，其他重要的应用软件都可以放在云上。这款产品并不算成功，因为受到网速的限制，运行起来不够流畅。5G技术就是要突破这个瓶颈。在5G技术的引领下，手机的高速联网很快就能实现，原本看似不可能的云手机迟早会问世。
这样看来，华为的云手机虽然还只是针对企业的一项新业务，在2020年还只是一只丑小鸭,但是，这很可能是华为打开美国封锁线的突破点，甚至是鸿蒙系统“全场景分布式OS”（OS即Operating System，操作系统）的引爆点。51美国的每一次极限施压，反而激发出华为更强大的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强大法则1：如果前面有两条路可以选，选那条更难走的路。
第二，转化。很多看似只为特定任务而设的组织、技术资源，如果善加利用，可以在更通用的领域发挥出色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非常强调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在他看来，这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52什么样的组织更有适应能力？一定是那些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外部冲击之后，仍然能保持基本的功能和结构，依然能够生存壮大的组织。换言之，也就是那些最具有恢复力（resilience）的组织。
还是拿生命的演化来举例。演化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尝试出来的。生命演化的一个基本规律是，你不能把原有的东西抛弃，推倒重来。要想比以前更优秀，你只能首先借助已经拥有的东西，去完成新的任务。比如，当要读书写字的时候，人类并没有进化出一个专用的“阅读器”，我们只能用原有的眼睛去读书。但是，人类进化出眼睛这种视觉系统，原本是为了在树上找果子、在草原上侦察天敌的。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会出现“眼跳”，也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而是跳着读的。但是，没有关系，你仍然可以有滋有味地读完这本《变量》，不会感到有任何障碍。53
社会的演化和生命的演化有异曲同工之处。《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就说过：“与社会科学的观点不同，几乎没有哪一种发现，或是重要的技术，是来自设计与计划的。它们都是黑天鹅。发明家和企业家的策略是更少依赖自上而下的计划，是集中精力，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尽可能辨认出这些机会，并最大限度地反复尝试。”54
伟大不仅是被逼出来的，而且是被试出来的。一批政治学家发现，这恰好是中国成功的关键。55他们在寻找中国制度韧性的时候，注意到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经过了将近30年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的做法就是“尽可能辨认出机会，并最大限度地反复尝试”。这种作风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传统。与苏联式的中央集权不同，中国共产党更强调群众路线、基层创新和分权。抗日战争期间，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根据地因地制宜地自主创新。抗战时期建立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东等这些根据地，和改革开放最早建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四个经济特区，一脉相承，是同一个思路。同一个政策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展示了令人赞叹的转化能力。
我们还能找到更多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珠宝商制造炮弹引信，割草机生产商制造榴鬟弹，盖戳机生产商制造炸弹装置，男鞋制造商制造头盔内衬，真空吸尘器制造商制造防毒面具，手推车制造商生产弹药车。56比亚迪的电子事业群和电池事业群生产出了口罩机。物流企业九州通帮助武汉红十字会分发各方捐赠的医疗物资。负责法医 DNA检测的实验室在疫情期间完成了核酸检测。无数例子证明：适应能力造就了恢复力。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强大法则2：如果遇到了新的劲敌，去武器架上找你最称手的那件旧兵器。
第三，重启。一个系统在平稳地运转一段时间之后，易于让人产生错觉。人们会以为系统之所以运转得好，是因为所有的操作都准确，而忘记了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一个系统运转时间长了，也会带来各种冗余，沉淀下来，会带来更多的内耗，导致效率下降。这个时候，可以考虑重启系统。
疫情之后，人们经常谈到重启中国经济。必须要声明一下，经济系统并不像电灯一样，按一下开关就暗，再按一下开关就亮。经济系统更像一个核反应堆，除非核燃料完全耗尽，否则是无法关闭的。你只能用镉棒插入反应堆，改变核反应的大小。中国经济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停滞。很多企业依然在不间断地运营，比如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中国经济复工复产，也不是一夜之间人员、材料全部到位，而是小心启动，缓慢加速，一只脚还总要放在刹车上。
但是，一个组织在遇到外部压力的时候，可以借鉴电脑重启的思路，让整个系统再次运转流畅。在我们使用电脑的时候，有时候上网下载软件，有时候出现误操作，这都可能触发一些小故障。比方说，一个输入框，可能只考虑了输入正数，但用户输入了负数，于是内部有些状态就混乱了。一个小故障算不了什么。时间越长，积累的问题多了，叠加起来，就可能是大问题。电脑重启的时候，会让所有的硬件恢复初始化。各种内存、缓冲都会被清零，以前处于运行状态的程序全部消失。好处是，无论是操作系统，还是应用程序，再运转起来，都是最符合出厂预设期望的：干净、流畅、高效。57
在我们讲到的比亚迪案例中，为什么他们的高管和员工会感受到一种重新创业的感觉？因为以往组织内部沉淀下来的规矩好像全都被打破了，不再有等级之分，也不再强调部门利益，所有人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努力。整个企业的操作系统，运转起来更加干净、流畅、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