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倒金字塔
在2020年的疫情中，社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疫情防控的第二战场。但要是问一些有关社区的问题，估计很多人答不上来。
先来看一个小测试：
1.居委会的上级部门是哪一个？
2.最低一级别的政府机关是哪一个？
3.一个居委会是不是专门管一个小区？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居委会是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是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由每户、每个居民小组的代表选举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最低一级别的政府机关并不是居委会。所谓最低一级别的政府机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层政权。那什么算基层政权呢？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足，在农r定拍乡、民族乡和镇一级，也就是说，基层政权在农村是指乡镇政府；
在城市是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一级。城市基层政权一般公坟自己的派出机关，也就是街道办事处。街道办才是城巾里的基）云政权。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一个居委会不是专门管一个小区。我们在武汉调研过的万科小区，就分属两个居委会管。一个是陈家墩居委会，一个是站东居委会。1号楼到6号楼是陈家墩的，7号楼到12号楼是站东的。这是因为，在没有开发之前，小区中间有一条路，两个居委会就是按这条路划界的。后来拆迁了，就变成了一个小区。武汉研口区的一个居委会，下辖7个小区。一个居委会管辖的小区里，可能是开发商建的居民小区，也可能是老城区里的旧房，或是从原来的农村划入城区之后保留下来的社区。
这三道题,我最初都答错了。答错的不止我一个。很多居民在这次疫情期间，才突然感受到居委会的存在：每天要在小区的进出口跟检查人员打交道。出差回来会接到居委会的电话。小区封闭之后，买菜买日用品需要居委会协调。要是小区需要做核酸检测，牵头的还得是居委会。
在城市里住习惯的人们会想：小区不是有物业吗？我们不是都交了物业费吗？跟政府相关的事情,我们不是直接去找各个部门吗？遇到入室盗窃找民警、结婚离婚去民政局、孩子上学的事情听教育局的——那干吗需要居委会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去看看居委会的起源。
中国古代的皇权历来只能统治到县一级。在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中，地方士绅拥有治理权威，操持着各种基层社会的事务。但是，基层也不是完全自治的，中央王朝为了控制基层社会，建立了半行政化的保甲制度。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保，各户之间互相担保，共同担责。历朝历代，保甲制度的名称或有不同，政策的重心亦有差异。闻钧天在《中国保甲制度》中讲道，“周之政主于教，齐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汉之政主于捕盗，魏晋主于户籍，隋主于检查，唐主于组织，宋始正其名，初主以卫，终乃并以杂役，元则主于乡政，明则主于役民，清则主于制民，且于历朝所用之术，莫不备使”75。民国时期，保甲制度主要用于战争动员，通过保甲制度抽壮丁、摊派捐款、监视革命活动，终致民不堪扰，众怒沸腾。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接管了城市。起初的设想是建立起单位制，但还有大批游离于单位之外的民众。彭真在1953年6月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目前城市中还有“多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员不属于“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等单位制管理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们”。也有地方直接设立街政府，比如东北地区就借鉴了苏联的街政府体制。但彭真的建议是，“如设街政府，就很容易政出多门”。
1949年，杭州市首创居民自治制度，建立居民小组。当年10月23日，在杭州市上城区西牌楼小学的会场上，2200多户居民中的200多名代表选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上羊市街居委会。761954年1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性质、组织结构和任务职能。之后，各个城市陆续建立了居民委员会。
从这个起源能够看出，居委会是在试错和创新之后找到的社会治理经验。把居委会直接变成一级政府机关并不妥当，但只靠市场化的物业公司也不行。居委会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个缓冲带。
为什么呢？假如所有的事情，政府能管的归政府，市场能做的归市场，那就太容易了。问题在于，有大量的事情处于模糊地带。这些事情有三个特点：第一，无法让市场提供服务；第二，无法被法律清晰界定；第三，无法被政策完全溶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多的事情都处于这种模糊地带。这就是居委会要管的。
什么样的事情，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呢？
邻里街坊之间，难免会有磕磕碰碰，闹些矛盾，怎么处理？家庭内部的矛盾，有时候也会闹得鸡飞狗跳，管还是不管？小区里有一个父母离异的青春期孩子，在网络上发了虐猫视频，很多人抗议，甚至“人肉搜索”这个孩子的个人信息，管还是不管？一个社区里总有些需安行外欺跌，
千头万绪，都是学问。
在去武汉之前，我先做了些功课，到苏州、深圳、东莞等地调研了几个社区。我在苏州太仓市城厢镇的梅园社区，采访了居委会主任朱亚萍，也顺便约了当地几个不同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一起交流。梅园社区管着8个居民小区，有商品房小区，也有原来的老旧小区。朱亚萍带我去了老小区。干干净净的街道，粉墙黛瓦。在户外见到的都是老年人，每个人都和朱亚萍打招呼。这些房屋已显得败落。没有电梯，低矮的楼层，楼道里停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
我们去看望一位失独老人。孩子已经去世，老伴也走了，只剩下老人一个人。老人已经80多岁了，疾病缠身，行动不便。居委会帮他管账，怕老人上当，被人欺负。他的存折就放在居委会办公室。老人的门没有锁。这是为了遇到紧急情况，居委会的同志可以随时进门援助。我们敲敲门，里面应了一声。门一推就开，老人刚从床上坐起来，摇摇晃晃地起身，步履蹒跚，露出笑容迎接我们。
国家的每一个宏大的政策，在社区里都能找到印痕。社会的每一个深刻的矛盾，都能在社区里找到线索。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社区里就有失独家庭。社会上有城乡差距，小区里就有买商品房的住户和回迁户之间的隔阂。
居委会主任，连个芝麻官儿都算不上。但不妨问问自己，假如让你负责一个社区的工作，你会怎么办？
比如，要搞垃圾分类，需要装垃圾桶。垃圾分为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最棘手的是放湿垃圾的垃圾桶。湿垃圾大多是厨余垃圾，又脏又腻。到了天热的时候，味道大，招苍蝇，谁家都不愿门口摆湿垃圾桶。有个居委会主任跟我说，有一户人家的老太太，只要你去放垃圾桶，她就躺到地上不让你放。问题来了，湿垃圾桶最后该放在哪一户人家的旁边？
我答不出来。答案是啥？这个居委会主任笑了：“我们最后会放在一户双职工家庭的门口。”
“这不公平啊！”“是的，这不公平。”“但是，如果你家里能有个老人出来躺在地上，我立马把垃圾桶搬到别的地方。”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答案。但仔细一想，就恍然大悟了。经济学里的科斯定理,讲的就是这样的难题。77一个放牛的牧民，牛吃了农民种的庄稼,请问是让放牛的赔偿种地的，还是让种地的给放牛的一笔钱，请他带着牛走开？一家工厂的烟囱冒黑烟，附近的住户都呛得难受，请问是该让工厂赔款，还是让住户自己买空气净化器？小区里三楼住户家里的水管漏水，水流到了二楼住户的屋里，请问是让三楼的赔二楼的，还是二楼的帮三楼的修水管？
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也就是说，当事双方有话能好好说,那一定能找出资源配置最优的办法。如果牛偶然吃了一次农民的庄稼,很有可能是牧民赔农民。但如果牛总是来吃农民的庄稼，那结果要么是牧民把农民的地买下来改成草场，要么是农民给一笔安置费，请牧民另找地方。工厂可能会选择赔偿居民，也可能会付钱，请居民搬家。至于二楼和三楼住户的纠纷，以我的生活经验，十有八九，是二楼的扛不住，花钱给三楼的修水管。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It depends（视情况而定）。
社区干部每天处理的都是生活中的科斯定理，活生生的经济学。
再比如，小区里有回迁户和买商品房的住户，需要决定是不是要请物业公司。买商品房的住户希望请个好的物业公司，小区环境整洁，住着舒心。回迁户觉得，怎么我还得花钱请人打扫卫生呢，花这个冤枉钱干吗！两派人争执不休，怎么办？
我答不出来。答案是啥？跟我交流的居委会主任说：“好办，我们先请回迁户家里的子女吃饭，跟他们商量这件事。我们告诉他们，有了物业公司，咱们的生活质量就能大幅度提高。虽然要交一些物业费，但那也不多啊，物有所值。年轻人的想法跟老一代不一样，更容易被说服。于是，回迁户的子女就回家做父母的说服工作。”
都能说得通吗？当然不是。有的还是说不通。回迁户家里的饭桌上，两代人就吵起来了。居委会主任跟我说：“这是好事啊，你有家庭矛盾，我就能来调解你们的矛盾了。没有家庭矛盾，那不就变成居委会和居民之间的矛盾了。我不怕你们有矛盾，我就是解决矛盾的。”
这也不是我想象中的答案。社区工作不是要追求和谐、稳定吗？怎么会有意地制造矛盾呢？细想，这就是基层干部的高明之处。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讲道，“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要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解决矛盾的方法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78。
社区干部每天处理的都是生活中的矛盾，活学活用的哲学和政治智慧。
而这一切都是我们不熟悉的。我们熟悉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从领导中枢发出指令，通过各级政府传达、执行，严密的纪律、严格的程序、服从的精神，贯彻国家的强大意志。这是一种极其具有战斗力的强悍体制。但是，到了基层，就变成了一种倒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社区干部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难处在于，针眼太小，难把线串起来。
你已经看到了，居委会只有十来个人，却要负责社区数千户人家、数万名人口的治理。你已经看到了，基层出现的各种问题，演示出社会的复杂性。你已经看到了，居委会身处模糊地带，时常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比如拆违章建筑，本来是城管的事情，却要居委会去拆。居委会不是执法主体，没有执法证，怎么拆？再比如环境卫生，不去考核物业公司，而是考核社区。
一场疫情,让我们突然意识到社区的重要性。如何重建社区，这是一个挑战。请你跟随我的调研，一路思考这个问题。
小区里有一条林荫路，两边长满了杉树，已经长了几十年，高大挺拔。树影斑驳，凉风习习。有时候树枝会伸到临街的居民阳台，就会有人不乐意。
我和朱亚萍沿着那条林荫路走回来。两旁的杉树看起来是那么地不起眼。它们不会因耐不住寂寞而远走高飞，不会因狂风暴雨而陷入焦躁，只是安安分分地适应季节的缓慢变化。在我们看不见的地下，树根像细长的手指深入湿润的土壤。修直圆润的树干中，毛细管将水分和养分朝十几米的上方运送。如果每根树枝都能吸收足够的养分，那么，每片树叶就能受到足够的滋养，就会发出淡淡的光泽，快乐地生长。
4.2微光
整座城市空空荡荡，看不到人。一辆白色的丰田SUV行驶在路上。世界仿佛刚刚形成，而这辆车是第一个闯人者。
笛子的妈妈开车，笛子在车上听音乐，是纵贳线的《出发》。歌里唱道：“出发啦，不要问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办法。”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马路从来没有这么宽过。一脚油门踩下去，笛子妈妈就喊,完了，完了，是不是又超速了？
虽然路上没有车，却开不出风驰电掣的感觉。经常会遇到各种路障：金属隔板、水泥墩、铁丝网、碎石堆、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的共享单车，还有各种检测点。开车要绕来绕去，平常20多分钟的路，得绕一个小时。阴冷的天，灰暗的城，仿佛末日电影中的一幕。
笛子是武汉微光志愿者团队的一员。笛子在英国雷丁大学攻读植物进化学博士，1月19日回到武汉，母女俩在家天天逗猫玩。除夕那天，笛子在网上参加了一个志愿者车友群，这就是后来的微光车队。参加者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疫情到来后，他们就开始自发地为医院和社区运送物资。笛子也想出去送货，但她不会开车。她想让妈妈开车带她，又怕妈妈不同意。大年初一，晚饭后，母女俩瘫在沙发上。笛子突然说，妈妈，有批防护服没人运，我们去一趟好不好？妈妈的爱好是跳广场舞和打麻将，疫情暴发之后都玩不了，早就在家里憋坏了。她说，好啊。几分钟后，两个人就穿上外衣、戴上口罩，出发了。79
微光车队的成员五花八门。他们的Logo（标志）是一颗四角星，一柄剑贯穿而入。这个Logo是画涂鸦的嘲皮让朋友设计的。队友中还有一位电玩店店长。他说，等武汉好起来，我请你们来打电玩。他们之中，有天猫店老板、饰品店老板、包工头、国企职工，也有机车发烧友、摄影师、说唱歌手、DJ、热衷于玩Cosplay（角色扮演）的Coser（角色扮演者）。笛子妈妈受到的冲击最大。起初，她觉得这里面好多年轻人不着调——这都干的什么呀。后来，她就喜欢上了这群来自不同文化部落的孩子。
想要参加车队的人很多。比如，有个60多岁的退伍老兵也想报名。考虑到老年人感染病毒的风险更大，大家好心劝退了他。总的来说，跟网络最接近或是从事自由职业的人，更容易被激活。他们更适应这种“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云端组织-没有中心，没有等级。因为疫情期间都戴着口罩，车友们看不到彼此的脸。因为都是在网上交流，他们知道的是各自的网名，不了解真实的姓名和身份。一条求助信息发布在群里，就像一块石头在水面激起涟漪。等东西送到了，任务完成了，水面又很快恢复平静。
汇入这种自由组合、自发生长的志愿者队伍，你能看到很多原本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元宵节这一天，微光车队要去送的是自嗨锅。来自江苏的大卡车，密密麻麻堆满了自热食品。3800箱自嗨锅，要捐赠给武汉的31家医院。除了小火锅，还有自热煲仔饭、自热藤椒鱼、自热鸭血粉丝汤。笛子说，那天她第一次知道中国方便食品产业如此蓬勃。
再比如，2月的另一天，微光车队的小伙伴们去挖生菜。这些生菜是来自河南的菜农种的，他们过年回老家，没办法回来，地里的生菜已经成熟。菜农说：“我们愿意把所有的生菜都捐出去，只要你们自己来挖就行，能挖走多少算多少。”几个年轻人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哪里知道怎么挖生菜，有的拔，有的砍，有的割。最后，一个小伙伴才摸索出经验：刀往根部一砸，一提，菜就起来了。那天，他们一共挖了1吨生菜。送完菜，所有车子从里到外都淌着泥水。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都市迷信。人们总是觉得，如果出现了灾难事件，社会秩序很容易就会崩溃，陷入惊慌、混乱，甚至动荡。这种迷信低估了一个社会在遇到灾难之后被激发出来的自救能力。在疫情期间，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活动。各种志愿者组织如同天上的点点繁星：有巨大的星云，也有孤单的星系，有耀眼的恒星，也有规规矩矩的行星，还有独来独往的彗星。
有一类志愿者是社区招募的，政府给发补助，还有一类志愿者像微光志愿者团队这样，自发行动，事成身退。前一种志愿者的数量更多，征召迅速，有组织有纪律，做的工作更多。后一种志愿者在最初的断档期发挥的作用最大。他们在第一时间组织起来，先给医院运送物资。当四面八方支援医院的物资渐渐充足之后，他们又转战社区，帮助老旧社区以及社区里的弱势群体。当社区的局势逐渐稳定之后，他们又去支援养老院。
做志愿者，自然要和政府部门、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联系，这也让他们对公共事务有了新的认识。一位参加过物资运送的志愿者朱磊讲到,他们跟红十字会合作，一开始觉得红十字会的物资入库程序太官僚主义了，直接点对点对接不就行了。后来才发现，要想把公益活动做好，账户就要公开透明，这个入库的环节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在我接触的武汉人中，做过志愿者和没有做过志愿者的，对待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态度会有不同。做过志愿者的年轻人会更同情基层干部。也许，他们跟基层干部有了紧密的联系之后，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躬身入局，去做实事，可能遇到的重重约束条件？
笛子很像是浪漫主义的志愿者，朱磊是终身学习的志愿者，而闫东方则是现实主义的志愿者。闫东方是德邦物流的管理人员。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也曾经开车过去支援。在他看来，这无非是自己一个司机应该干的事。
大年初一，闫东方接到了疫情之后的第一个送货任务。除夕夜，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新年钟声已经敲过，闫东方看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四个男人唱的一首歌。看得困了，闫东方打算洗澡睡觉。洗完澡，坐在床边，睡意反而没了。他坐在床上刷手机，看群里的各种消息。到了凌晨2点，派活儿的电话来了。这是个急活儿，从北京来了一辆货车，外地货车不让进城，也不敢进城，闫东方一早就要到高速路口去接车。武汉市政府接到一个死命令，三天之内就要在火神山医院建一座5G通信基站。这辆货车拉来的就是中国移动的5G通信设备。
早上9点，闫东方已经来到武汉北郊硚孝高速上的西湖收费站。10点钟，闫东方收到了司机的电话号码，他马上联系司机。电话通了。闫东方问：“你在哪儿呢？”司机说：“我在服务区睡觉。”闫东方说：“这个东西我们等着用，你就少睡一会儿，赶紧过来吧。”司机没多说，挂了电话。
闫东方开的是一辆9.6米的厢式货车，紫色的厢体，上面涂着黄色的德邦物流标志。他把车停在西湖收费站路口，没事干，只能等待，从早上9点左右等到下午3点。中午，闫东方在西湖收费站吃了一碗泡面。在等待过程中，闫东方看到有一辆安徽牌照的绿色出租车，是个女司机，跟交警说了半天。她要回去，出不了城。那个女司机哭得眼泪鼻涕一把，就是没办法。她一定是拉了乘客从安徽那边过来，到了武汉，恰赶上封城。从合肥到武汉，大概400公里，四五个小时就到了。现在可好，她回不去了。
下午3点，货车终于到了。那个司机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体态消瘦。闫东方看到，只有一位司机。一个人，开了1000公里。闫东方原来也是跑长途的，他没再说啥，反倒有点愧疚，担心自己上午电话里话说重了。
货到了。从北京司机的卡车上卸下来一个个大木箱，两个人抬都很费劲。附近的高速路政执法员、警察，听说是运往火神山医院的物资，都来帮忙。折腾了一两个小时，闫东方才把货全装到了自己的车上。送到火神山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当天下午5点。武汉阴雨天气，5点就已经天黑了。工地上灯火通明，几百台挖掘机在前面把地铲平，后面的压路机就给压平了。
从大年初一开始，闫东方一直干到3月底。最初一段时间，武汉的货运基本是靠德邦、顺丰、邮政、京东四家物流公司维持运转。每天，政府会把任务发布给几大物流公司，让他们来接单。德邦物流接到的单子大多是外省捐赠给武汉的，有企业送的，也有个人送的，送货的也都是外地车。政府接到这些信息之后再统一调配，比如，从安徽过来了多少件防护服、多少只口罩，要送到武汉哪一家医院。然后，政府会把收货人地址交给德邦物流德邦物流安排车辆和人员接车、清点货物、直接送到指定的医院德邦物流不仅在武汉市内送货，有时还要送到周边的二线城市一两百公里的路程居多。
德邦物流在武汉有长途、短途司机450人。闫东方以前也是跑长途的，开了20多年的车。后来经济不景气，货运市场不好他就把车卖掉，进人德邦物流。到德邦物流的头两年他还是跑货车，后来晋升了经理，专门管司机。封城期间，正赶上过年，很多司机回家了，留在武汉的管理人员全上了。闫东方所在的小分队，连总裁在一起，一共47人，大约只有正常时期的十分之一人力。
闫东方又坐进了驾驶室。每天早上8点到公司，确定送货信息之后就出车。每天出门，闫东方会带上泡面和卤蛋。他很讨厌吃泡面，以前跑车，吃得太多了。有时候，他带的泡面原封不动又带回来了——出门在外找不到开水。有时候，他一天也就吃一颗卤蛋。晚上回家，经常已是10点以后。进门之前，还有最后件事：闫东方要先在外面消好毒再进去。
最晚的一次，闫东方晚上11点才回到家里。推开门，他听见16岁的儿子喊道：“嗨，英雄回来了。”
闫东方尴尬地笑了笑，内心无比快乐。
4.3瀑布、喷泉和地下水
叮，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打开，是房地产中介发来的：“哥，我就是以前跟你联系过的小乔，主要为咱们小区的业主提供服务。我们推出了义工服务：可以为您免费打印复印，免费代收代发快递，扫描文件，送饮用水；搬运东西，资金周转，房产租售咨询等！力所能及，只为您！义工听您差遣！”
什么时候房地产中介干了物业的活儿！物业呢，在疫情期间负责查看出入证、量体温、消杀，上门照顾老人，干了居委会的活儿。居委会忙着组织买菜，给居民买药，还有居民点咖啡、奶茶、热干面。居委会干的是快递的活儿。
所有人都围着社区转，社区一夜之间成了“团宠”。以前可不是这样。新冠疫情是一次警钟。过去，你可能觉得自己健康就行。但要是小区里发现了一个确诊病例，整个小区都要跟着惶恐不安。个人健康不算真正的健康，社区健康才是健康。过去，你可能觉得自己就能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居家隔离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如果真的只有你一个人，那是多么地孤立无援。社会是一张网，社区恰好在这张网的中央。细胞病理学家、第一个发现白血病的德国医生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说过，“如果说疾病表示个人生活出了问题，那么流行病必定表示大众生活严重失序”。传染病是一种社会病，医学也应该是一种社会学。
在疫情之后，有心人都开始关注社区。商业创新可以在社区再做一遍；公益活动会以社区为根据地；社会治理必须补上基层社区这块短板。
先说一下社区里的商业创新。社区电商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但一直做得不好。所谓的社区电商，就是当微信创造出来一个生态系统之后，有人开始在微信群、朋友圈里带货。这些带货的人最早是一些新晋妈妈。她们在家带娃，遇到的麻烦事最多，最需要跟人交流心得。买什么奶粉好呢？用什么尿不湿好呢？一传十,十传百，“妈妈经”带动了母婴用品的销售。后来，这种销售模式又从母婴用品扩展到其他产品，比如服装、鞋帽、零食。但就算做得最好的时候，这也不是社区，而是社交。带货的人和买货的人靠网络社交联系。一旦规模扩大，就找不到那种熟人的感觉，关系会变得更陌生，甚至在利益的刺激下会变形为“上家吃下家”的传销模式。
疫情期间，小区的微信群里出现了很多带领邻居们团购的“团长”。他们是社区的热心人，帮助搜集需求、联络商家、订货送货。他们人脉广，办事又公道，攒出了人气。这些社区团长的出现，是社区电商的真实基础。疫情过后，很多团长正儿八经地做起了电商，生意想不到地好。这样的社区电商，不仅仅是卖货,也是一种社群的重建。通过这种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种靠很多个团长各自带货的打法，可以叫作“多点交织”。
还有另一种极具潜力的打法，是“一点辐射”。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社区居民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就能成为整个社区的代理人。社区的需求会在你这里整合，而你可以在整合社区的需求后，将它们链接到社区之外更大的商业网络上，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做对接。给我发手机短信的房地产中介小哥，其实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想象一下，假如你要出差,家里有宠物,得操心找个宠物宾馆；假如你恰好在单位加班，没有办法按时接孩子放学，得找人帮你去学校一趟；假如你想给孩子开生日派对，得去找专门做庆典活动的公司。无数这样的需求，复杂多样，又很零散。靠你一个人去解决，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如果像房地产中介、便利店这样的开在你家门口的小店，能够了解你的需求，并帮你解决这些需求，你是否会把各种各样的事情交给他们来做呢？这样的小店，是任何超市、电商都无法替代的。因为它们的功能不是像超市或电商一样各种东西都卖，也不是像超市或电商一样用低价竞争，它们的功能是把分散的差异化需求聚拢起来。这才是它们在小区这个生态系统中独有的生态位。当这样的小店出现之后，你的小区会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就像美国著名城市学者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说的，有街边小店的社区是最安全的，它们就是街道的眼睛。80
接下来再谈谈社区里的公益活动。假如未来小区里的公益活动越来越多，那就说明疫情期间激发出来的志愿者精神落地生根了。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一旦再出现巨大的风险，社会自救的能力会大大提高。
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所有的志愿者队伍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达成集体行动？经济学里讲过集体行动的困境：所有的人都想分享集体行动的收益，却又不愿意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为什么集体行动难以实现？因为收益人人均分，成本却落在少数积极分子的头上。81做好一件公益活动，靠的并非仅仅是激情或善意。与人沟通的能力，组织协调的能力甚至承受压力的能力都非常关键。
有时候,善意也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微光车队里有个队员，把自己库存的口罩拿出来，免费发给环卫工人。一开始，有人怀疑她是骗子，是想高价卖口罩。她解释是无偿提供的，对方不信：“哎呀，真有这么好的人？”后来人们熟悉她了，她的车子停在路边，都会有人过来敲窗户，要口罩。这个女孩给每人发两个口罩。有人会抱怨：“才给两个，你给我们一盒嘛。”也有人打电话来问微光车队，你们还要人吗？一天多少钱？当被告知志愿者是无偿的，这些人的反应通常是吃惊：“那你搞鬼哦？”
大部分志愿者活动会附丽于已有的社会组织或关系网。一种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可以被动员起来完成新的职能。比如，有些志愿者参加的是老乡会、校友会组织的活动。企业也会组织志愿者活动，比如闫东方所在的德邦物流。像微光志愿者团队这样的志愿者组织呢？他们更像我在《变量2》中讲到饭圈女孩时提及的云端组织。
哪怕是做一点点公益活动，都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公民意识的培养。这些活动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别人的命运牵连在一起，让我们锻炼了换位思考的移情力。当风险社会到来之后，让民众学会自我组织，变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就像在和平年代需要训练民兵一样，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也要经常训练志愿者。如何过集体生活，需要我们从头学习，经常操练。
最后再谈谈基础的治理问题。基层缺人，可以给人。北大、清华的硕士、博士，都有去杭州余杭街道办任职的。基层缺钱，也可以增加拨款，这些拨款是为和谐社会投资的。和谐社会不是动动嘴就能说出来的，是要真金白银地投资下去的。基层缺激励机制，可以改。疫情之后，针对基层干部的待遇，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武汉江汉区一位干了30多年街道办工作的老主任告诉我，疫情之后，社区干事的待遇提高了。结果，原来在街道办工作的人去了居委会，街道办又缺人了。就算是增加人手，问题还是难以解决。来的人留不住。很多应届大学生到基层工作，这些被称为选调生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在基层超过5年的。人手多了，可是事情会更多。尤其在疫情之后，属地原则的要求更高了。也就是说，只要是你地界上的事，不管大小，都归你管。于是，人手越多，要干的事反而可能越多。就好比高速公路修得越多，开上高速公路的车越多一样。
假如基层的人手增加、预算增加、要做的事情也增加，那怎么考核基层的工作呢？这又是一个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多个委托人和一个代理人的故事。基层干部要负责维稳，要负责环境卫生，要负责拆除违章建筑，还要负责招商引资。这些目标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如果你想让一个人不负责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负所有的责任。这会影响到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也会导致各种形式主义的怪现象。比如，要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量化考核，那基层工作人员扶个共享单车都要拍照，因为这也算打卡。
从根本上说，基层工作的难处在于预期的管理。和欧美国家的居民不一样，中国人在遇到灾害的时候会对政府的救助有心理预期。这既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赈灾济贫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这样的心理预期会让民众在心目中把政府视为一个无限关怀的政府，什么事情政府都要管，都要负责。期望太高，难免有落差。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在武汉封城期间，居民对基层干部的抱怨多，对快递小哥的抱怨少。我采访了盒马鲜生的一位店主。他讲到，疫情期间，居民也有抱怨，比如买的鸡蛋破了，顾客当然心里撮火。但跟社区不一样的是，盒马鲜生有自己的客服系统，消费者打电话也好，发微信也好，很快就能找到客服。处理投诉并不是件难事，比如，再给顾客送一盒鸡蛋就行了。但难就难在建立连接的渠道。在社区组织的团购中，居民不能出门，没有投诉的电话号码，团购可能是居委会安排的。居民对这个过程一无所知，不知道跟谁抱怨，有了怨气无处发泄，当然会不满意。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或许会出人意料：要想提高居民的满意度，不是让社区干更多的事，而是让社区干更少的事。基层干部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动群众上，让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让市场和志愿者帮助政府、帮助社区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事情。这样反而能形成更好的互动，民众的满意度反而能提高。
在本土时代，我们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自己人的满意程度更高，让自己的创新速度更快。而在社区这个层面，这三件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商业创新、公益活动和社区治理都会在疫情之后出现变化。不同之处在于，商业创新只要找到机会，就会立刻爆发，犹如暴雨过后，山上立刻出现了白练般的瀑布。在特定的时期，比如疫情期间，人们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会突然高涨。但过了这段时间，可能又会归于沉寂。社区的公益活动，更像黄石公园的老实泉，是一种间歇性的喷泉。社区治理工作是最棘手的，也是最不容易被关注和理解的。它们就像地下水，默默地深埋地底。但是，如果我们不妥当地保护地下水，可能会引起水源枯竭、地面沉降。如今，已经到了要回灌——给予社区治理更多外力支持——的时候了。
这个外力支持，将来自技术创新。
4.4通行证
你还能记得扫描二维码就能支付之前的日子吗？
同样，到了今天，你还能记得出示健康码就能过关之前的日子吗？
一位在支付宝工作的女生还记得。她家住在杭州。浙江是在疫情暴发之后，第一个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份，比湖北升级为一级响应还早一天。当时杭州管得非常严。这位女生的老公从外地出差回来，在小区门口被拦住了。查了身份证，不行，还要查结婚证。把结婚证从家里拿出来，查完了还是不行，要查房产证。房产证上只有这位女生的名字，没有她老公的名字。这下让保安抓住了把柄：虽然结婚证上有你的名字，但房产证上没有。我怎么证明你就是住在这个小区的？对不起，不让进。已经深夜，他们一家到处找人，公司也被惊动了，好说歹说，才放她老公回家。
那段时间，小区的保安见到每一个人，都要考问三个“终极问题”：你是谁？从哪里来？去哪里？出趟门，需要单位开介绍信，加盖公章。有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介绍信了！这样的措施不仅低效，而且不安全。去居委会开介绍信的时候还是要跟人打交道,纸质的介绍信同样可能成为污染源。不仅小区有关卡，高速路、口岸也有关卡。每辆车都要在检查站停下来，下车填表，测体温，走人。这个过程，少说5分钟。等待过关卡的车辆排成长龙。居民和司机有意见，负责管控的工作人员也很抓狂：去哪里赶印这么多纸质的单子！填完的表单，总要再有人录入。那录入就有可能出差错，要不要再找人核对呢？
在疫情初期，仿佛一夜之间倒退回了洪荒时代。
2月初，杭州市余杭区找到支付宝，希望支付宝帮忙，开发一款电子版的通行证。什么样的电子通行证呢？余杭区的官员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提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让这个电子通行证会变颜色？健康的一种颜色，不健康的另一种颜色？支付宝立刻组织了专门的团队，7天时间，修改了三四个版本。2月7日，最早的健康码在杭州市余杭区试行。
第一个版本的健康码不是三种颜色，只有两种颜色。你在支付宝上领一个码，这个码的颜色是灰色。你到余杭区，经过检查站的时候，工作人员先给你测体温。如果一切正常，他会用自己的手机扫一下你的码，你的码就变成绿色。这样做的好处是把纸上的填表变成了无纸化操作，但仍然非常烦琐。还要培训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工作量极大。而且，余杭绿码只解决了“他是谁”的问题，没有办法跟踪“他去哪儿了”。这就意味着，余杭绿码的使用范围只能局限在一个地方，没有办法解决复工复产之后，如何管理人员流动的问题。
健康码开发团队想，能不能把两种颜色变成三种颜色？显示绿码者，可以在市内亮码通行；显示黄码者，要进行7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连续申报健康打卡7天正常后，转为绿码；显示红码者，要实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连续申报健康打卡14天正常后，转为绿码。这三种颜色自动切换，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只用看码的颜色，就可以采取相应的管理。
这当然很好。但这就需要工作思路的调整。余杭绿码的思路是自主申报，而三色码的思路则是精准防疫。如何才能做到精准防疫？那就需要基础数据的支持。具体而言，需要三类基础数据的配合。一是卫健委的数据，二是公安系统的数据，三是电信运营商的出行数据。卫健委统一公布确诊和疑似病例。公安系统有关于个人身份的基本信息，比如户籍、居住地、出行信息等。电信运营商能够提供轨迹数据，追溯人的行踪。用这三组数据，互相参详印证，就能大体上刻画出每个人的状态。比如，卫健委公布，甲地发现了确诊案例。甲地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高风险区。根据公安系统的数据，能查出某个人是否居住在甲地。根据出行信息，比如酒店登记、机票或火车票订票记录，能查出这个人是否去过甲地。根据电信运营商的轨迹数据，也能查出这个人是否去过甲地。根据户籍数据和其他信息，可以识别出这个人和确诊、疑似病人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紧密的社会关系。这样，就很容易甄别出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
必须澄清一点，健康码只是一种通行证,并不是健康证。健康码也是有可能出错的。首先，个人需要自主申报信息。如果填报的信息有误，或是故意填错，那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是从境外回来的，或是去过疫区，但却故意瞒报，而从后台的数据发现有飞机票、火车票的记录，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民警就会亲自核实。在疫情期间，就有人因为瞒报、谎报，受到了行政或法律处分。其次，有关部门的数据也可能不完全准确。卫健委的数据是统一发布的，用起来更方便。但卫健委的统计也要不断改进。曾有湖北健康码是绿码，在外地检测被确诊的案例。这是因为卫健委一开始没有纳人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后来就补录了。相对来说，公安系统的数据可能因地而异，准确度参差不齐。这次疫情期间，很多小区为了摸清情况，一家一户上门调查，补上了很多遗漏的信息。还有的地方抓到了通缉已久的罪犯、破了悬置很久的疑案。电信运营商的轨迹数据是最准确的。用电信运营商的数据追踪人们的行动轨迹，恰好是与新冠疫情最为契合的技术手段。运营商的三角定位，可以覆盖几百米的范围，这正好和新冠病毒的传染范围一致。国外有人追捧蓝牙耳机技术，但如果用苹果和谷歌的蓝牙耳机，只能监测到几米范围。
政府提供基础数据、互联网企业提供技术开发和场景应用，最后是个人负责自主申报。三方合作，才能建立起健康码体系。
在这三方中，政府是最积极的。这既是因为需求的倒逼，也是因为有了底层基础。健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复工复产的压力逼出来的。不复工复产，整个经济都要停转。复工复产，万一出现了确诊案例，当地政府就要被问责。尤其复杂的是，复工复产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跨省流动人口，比如要返城的外地务工人员，要出差的商务人员，怎么管理？如果靠政府逐级审批，层层把关，根本无法顺利实现复工复产。官僚主义只看程序，防疫抗疫、复工复产只看结果。新冠病毒是专门和官僚主义对着干的。
为什么说有底层基础呢？假如没有底层基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开发出健康码系统，是无法想象的。必须要有数据，而数据是日积月累，逐渐堆积出来的。还要打通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这不是一件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工作。还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能够整合跟防疫抗疫、复工复产相关的各种功能。杭州之所以能首先推出健康码，是因为这里是电子政务做得最好的地方之一。2017年，杭州就成立了数据资源管理局，开始把政府的数据归集到一个平台上，并逐步对公众开放。2018年，杭州上线了“浙里办”App，这是当地的政务办事平台，也是全国第一个获千万用户的办事App。“浙里办”App 的背后已经打通了政府各个部门的数据，比如公安、交管、社保的数据都在上面。
健康码开发团队的员工告诉我，他们经常和政府里负责大数据的官员打交道。在程序员们的眼里，“这些官员技术都很过硬，好多原来就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技术没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支付宝帮忙呢？支付宝的朋友说：“因为他们搞技术行，做产品还是需要专业的人来。”
健康码在杭州问世之后，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除了支付宝，其他的互联网企业，比如腾讯，也都参与到健康码的开发之中。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健康码，甚至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健康码。就拿江苏来说吧，南京是宁归来，苏州是苏城码，无锡是锡康码，镇江是镇健康，泰州是祥泰码，淮安是怀上通，南通是易来通，徐州是彭城码，连云港是连易通，一码归一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