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金服的副总裁杨鹏告诉我，他们参与了200多个城市的健康码开发，一共做了四五十种不同的健康码。虽然看似凌乱,但这种去中心化的布局却最有利于疫情的防控。要打赢抗“疫”战，时间紧，任务重。如果全国一盘棋，开发一套系统，一定是工作量大，时效差，势必会贻误战机。再说，考虑到各地数据治理水平参差不一，现有的法律又不完善，尚未界定清楚哪些数据可以让渡，最佳的做法就是靠地方政府自己决策。当然，各地的健康码也会遇到互联互通、互相认证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本数据的口径必须保持一致，然后，各地可以结合自身特点，酌情增加更多的信息。比如，高风险地区可以增加个人做核酸检测的结果。
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讲，参与健康码的开发既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加强和地方政府合作的一次机会。企业的一个优势在于行动速度很快。支付宝的健康码开发团队还得到了阿里云、钉钉等“友军”的支持。这个开发团队中有做技术的，也有做产品的。有的在杭州，有的在上海，还有的过年回家，散落在各地。回农村老家的小伙伴最辛苦。在家里工作，最头痛的是找到网络信号。有的程序员发现蹲在灶台边上，信号最清晰。有的程序员发现,走到户外，在山坡上举着笔记本电脑，信号最清晰。团队有项目经理负责，项目经理下面又有小的项目经理。大家经常在网络上开会，开完就做各自的事情,再过半天，甚至再过一两个小时，就回来汇报。
企业的另一个优势是迭代速度也很快。开发人员不仅会和政府工作人员沟通，还要经常听取用户的意见。95188是支付宝的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有用户说，把健康码页面截屏就能通过审核，那么，如果有人用的是几天前的健康码截屏，怎么跟踪他的实时动态呢？于是，开发人员马上修改，后来的健康码截屏,都会自动显示当时的时间。
互联网企业需要考虑清楚的是边界。虽然基础数据都在政府或电信运营商这样的国有企业手里，但数据和算法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出于公共管理的目的使用数据，和出于商业利益的目的使用数据，边界又在哪里？如果只有一家或两家企业参与了像健康码这样的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那会不会引发数据垄断的问题？运营的过程会沉淀更多的个人信息数据，而这些海量的数据又大多与社会安全有关。那么，万-发生了数据泄密，责任由谁来承担？如何确保数据安全？
和政府、互联网企业的积极响应相比，在个人层面上，有很多人对健康码仍然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
健康码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健康码成功地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它也会制造出新的问题。比如说，健康码如果能够发挥作用，需要每个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机，而且人机不能分离。那么，很多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怎么办？健康码已经增加了一个功能，可以帮助家人领取健康码。你领取了，就由你来证明家里的老人是健康的、安全的。那么，如果老人趁家里人不注意，自己到外面遛弯了，出了问题怎么办？
2020年5月，杭州曾经设想过把健康码改为“渐变码”，新的健康码会将饮酒、吸烟、运动、睡眠质量等因素都纳人考核指标，生成一个从0到100的区间，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码”。虽然事后有了澄清,这样的设想仅仅是设想，并无实施的计划，但如此奔放的构思显然把人们吓坏了。时隔数月，苏州又想要推出“文明码”，把每个市民文明坐车、志愿服务、垃圾分类、推行公筷、文明礼让、文明上网、诚信守法的良好习惯都记录下来，都有积分，一人一码。这个想法刚刚公布，又是引来嘘声一片。
健康码来了，就不会轻易地走。如果再暴发一次疫情，我们还需要这样的“防疫码”。健康码打开了社区数字治理的大门。走进这扇门，可能就进入了一个像纳尼亚一样的奇幻世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接下来两节，我们会先讨论数字治理带来的解放，再讨论数字治理需要的缰绳。
4.5兔子，快跑
如果疫情结束，是不是就没有健康码了？
大概率不会。虽然新冠疫情基本控制住了，但如果有第二波疫情呢？如果以后又出现了其他传染病呢？人类要准备好和传染病长期抗战,那就需要时刻备战。健康码作为应对传染病和其他公共卫生风险的基础设施，很可能会被保留下来。
我们在2020年用的健康码，实际上是“防疫码”。这是健康码的1.0版本。那如果没有疫情,我们把健康码留下来，又能做什么呢？
健康码可以从防疫码变成“公共健康码”。还是这个码，但应用的场景切换了。比如，你可以用这个码在网上预约医院挂号、安排体检、完成医保支付。没有疫情的时候是公共健康码，一旦暴发疫情，随时可以转为防疫码。这是健康码的2.0版本。
健康码能做的事情远不止此。如果我们想让它充分发挥潜力，还能用它做什么呢？
健康码的3.0版本应该是“市民码”。也就是说，这是政府和市民之间的互动界面，也是城市治理与运营的线上平台。
线上的市民码可以替代线下的市民卡。扫码坐公交、买公园门票、去图书馆借书，都是很容易做到的。这已经有基础了。若论线下政务的线上化，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过去，跟政府打交道，免不了要跑东跑西，求爷爷告奶奶。现在，有很多事情只要去办事大厅，在一台机器的屏幕上点击几个按钮就能搞定。“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以后，还能做得更好。如果把底层的数据打通，市民码就能把公共服务的不同细分场景整合在一起，拉到你的手边，让你动动手，就能在手机上解决很多问题。
市民码可以推动公益活动。即使人们出于热心愿意做公益,也一样需要考虑到成本收益的问题。如果参与的成本太高，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参与的收益更丰富一些，会吸引来更多的人。市民码可以用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方式,降低参与公益活动的成本。比如，市民码可以发起定向招募活动,更好地匹配公益活动的需求和供给。如果你能讲日语或西班牙语,而国际运动会或博览会恰好需要这样的外语人才，你就能接到定向发送的邀请：您愿意来做一名志愿者吗？市民码还可以通过更多样、灵活的方式提高参与公益活动的收益。大部分参加公益活动的人图的不是钱，发钱反而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热情。那么，我们能不能搞一个“时间银行”呢？你参与了100个小时的公益服务，就可以优先享受其他人提供的100个小时的公益服务。你可能说，我不需要那么多公益服务。没关系，你可以转送给自己的家人，或是你觉得更需要的人。当你转送给别人公益服务时间的时候，又做了一件帮助他人的事情。
市民码也能进入社区，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难题。说起社区治理的难题，大体可归为两类。有一类困难是效果会好，但事情难做。比如社区里经常会遇到需要精准通知消息的时候。有时候，要通知社区里有人托需求的家庭；有时候，要通知社区里的退伍军人。过去遇到这样的情况，社区工作人员就要一家一户登门。如果有了市民码,可以定向发送消息，方便沟通联系。
另一类困难是事情好办但效果不好。效果不好的原因也是无法精准定位。非定制化的服务总是不如定制化的服务，定制化的服务才会让人感到贴心。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城市里因为举办一场大型运动会，要扩建一条马路。修马路会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不便。过去，政府能做的无非是贴一张安民告示。可是，这样的安民告示贴出来，大部分市民看都不看。如果政府能摸清哪些居民确实住在这条马路附近，施工期间受到了干扰，就可以向这些居民定向发送一条消息：亲爱的市民，我们知道马路扩建给您带来了不便，也感谢您的支持。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赠送您一张运动会的门票——收到这样的信息，你的感受是不是会更好呢？
虽然“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的提法早已有之，各种新技术也一直从方方面面参与了公共服务的提供，但2020年，这一进程加速了。2020年，很多地方官员尝试在网上为本地的产品直播带货。他们有点紧张，稍显局促，非常兴奋。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远程庭审的应用扩散更快。更多的当事人通过手机登录网上视频庭审系统，足不出户即可参与庭审现场活动。2020年，深圳机场实现了“一张脸走遍机场”。遇到已经安检但没有登机的旅客（即“差客”），服务人员可以更精准地找到旅客所在位置，主动过去找人。据统计，深圳机场一天可以找回约100人次旅客，旅客漏乘率大大降低。
这又是一个“鲤鱼跳龙门式”的变革：过去的小趋势，突然被放大，成了大趋势。人们意识到，很多新技术和政府合作，帮助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才有最广阔的应用场景。
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和其他国家的公民相比，中国人对新技术的接纳程度更高。中国人更习惯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中国的民众相比，政府对新技术的接纳程度更高。各级政府以更大的热忱拥抱新技术：新技术意味着现代化；新技术意味着强大的国家竞争力；新技术意味着进步；新技术意味着时尚；新技术意味着他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当然，新技术也有风险，可是，那就像是月球的背面，我们知道它存在，却始终没有看见过。
当新技术源源不断地被应用于政府事务时，会带来政府的转变。2020年，曾有文章将合肥市政府比作投资银行。合肥不满足于常规的招商引资，而是刻意去培养一系列新兴产业：2008年下注京东方，现在京东方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屏幕供应商；2016年下注长鑫半导体，仅仅过了两三年，芯片便成了最大的风口；2020年下注新能源汽车，江淮蔚来、大众汽车、国轩高科，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已经占全国的10%以上。
如果说合肥市政府很像一家投资银行，那么，那些走在大数据技术应用前沿的地方政府，正变得更像电商。政府熟悉的是治理，电商熟悉的是运营。这之间的差异何在？治理的思路是：你来找我。运营的思路是：我去找你。治理的思路是：如果民众遇到了问题，可以向政府提出诉求，政府会对民众的诉求作出回应，并尽可能地按照高效、公正的原则解决这些问题。运营的思路是：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对市民做“顾客画像”，提前发现问题，然后按照智能化、定制化的思路去处理这些问题。在市民码的背后，你能看到，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思路是一样的。政府会日益意识到，市民是客户，是要服务好的资源。在面对民众的时候，政府会有更多的“用户意识”。
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过去，政府改革经常困惑于“条块分割”带来的阻力。许多官员，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会本能地从自己的部门、自己的系统考虑问题。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甚至会给其他部门制造麻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功夫在诗外。技术创新能推进组织变革。蚂蚁金服副总裁杨鹏告诉我，阿里巴巴推行的中台战略，解决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组织关系。阿里巴巴这样的大企业，同样需要解决部门之间沟通和协调的问题。中台部门位于前台和后台之间，汇总信息、整理信息、输出信息。中台部门要拆掉部门之间的藩篱，调动整个系统的资源。如今，全国各地成立的大数据局，就非常类似企业内部的中台部门。中台型组织在政府机构中越来越多，就会有更多的官员不再是只从自己所在的部门和系统思考问题，而是从整个城市的角度思考。思考的广度不一样了。
这种变革的深刻意义还尚未为人所知。但在未来，影响中国的一件大事就是：技术创新将加速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很难。既往的历史、既有的程式、既得的利益，都会成为组织创新的障碍。组织的变革，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一个庞大的组织，就像一栋高楼，你不能推倒重来，却要彻底翻新，这比盖一栋新楼难多了。技术创新则不然。技术创新遵循的是另一条路径。硬件更新，遵循的是“摩尔定律”，快者恒快。软件推广，遵循的是网络效应，赢家通吃。硬件更新和软件推广互相刺激，使得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创新遵循的是一条以几何级数递增的指数曲线，而组织创新遵循的是一条以算术级数递增的直线，或早或晚，指数曲线一定会超越直线，而且，两者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那怎么办？结局并不一定是悲观的宿命。
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最早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有很多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他们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在以色列建立了一种独特的集体农庄，叫基布兹。基布兹坚持财产公有、集体劳动、按需分配、共同消费、人人平等、民主自治。这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组织。82
一开始，这种有着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组织吸引了很多年轻的犹太人。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都曾经在年轻时投身基布兹。虽然，即使在其最鼎盛时期，基布兹成员也仅占以色列人口的7%左右，但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把基布兹视为建国的重要基石。20世纪60年代，22%的以色列军官是来自基布兹的年轻人，基布兹在国家议会中占据了12.5%—20.8%的席位。
但是，基布兹和历史上的其他社会试验一样，会逐渐遇到各种挑战。最重大的挑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一度攀至450%。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以色列采取了极其紧缩的货币政策，实际利率曾达到80%以上。很多基布兹陷入债务危机，政府却拒绝提供救助。经济困难引发了信仰危机。很多年轻人看不到前途，离开了基布兹。看起来，基布兹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偃旗息鼓，要么改弦更张。但这两种剧烈的变革，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如果基布兹突然消亡，以色列人会觉得建国基础没有了。如果基布兹放弃了集体合作，以色列人会觉得传统沦丧了。
基布兹走了第三条道路。它们开始大力发展农业技术。举世闻名的滴灌技术、大棚种植、电脑控温、自动施肥给药等高科技农业技术，无不是从基布兹起步的。以色列创造出了沙漠农业的奇迹。从1976年到1990年，基布兹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比以色列全国的劳动生产率高17%。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给组织变革提供了缓冲的空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布兹开始尝试一系列更务实、更开放的改革。原来只是集体农庄，现在有了各种工厂。原来是纯粹的公有制，现在则是公有和私有混合。原来排斥外部成员，现在吸收了更多的外部劳动力。虽然如今的基布兹和当年的基布兹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其顽强的生命力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基布兹应对危机的经验证明：技术创新能加速组织创新。技术是从组织中产生的，也会应用于组织之中。当组织变革落后于技术创新的速度时，技术创新会拉组织变革一把。技术创新会为组织赋能，提高组织的效率，激发组织的活力。这相当于技术创新一次次地把组织创新所走的直线路径拉高，从而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如果说这是一次赛跑,那组织就像参加马拉松赛跑的选手，而技术就像是在前面领跑的“兔子”。“兔子”是配速员的绰号。在像马拉松这样的长途赛跑中，如何配速是个策略问题。如果一开始跑的时候速度太快，到后面就会非常吃力。如果前面跑得太慢，也会影响最终的成绩。这时候，“兔子”就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他们可以引导选手们以“高效配速”跑完前程，以便在后程冲击好成绩。2019年10月12日，著名马拉松运动员基普乔格（Eliud Kipchoge）在维也纳，以1小时59分40秒的成绩跑完马拉松，突破了2小时大关。基普乔格并不是一个人在跑。组织者专门为他组织了41名陪跑的“兔子”。这41名“兔子”分为六组，每次都有5个人在基普乔格的前面，组成一个V字形，另外有两个人在基普乔格身后的左右两边。跑在前面的“兔子”形成一道挡风屏障，减少了空气阻力。能够最终挑战“破二”极限，这些专业的“兔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风在吹。汗水在滴。路在脚下。目标在远方。兔子，快跑！
4.6 C形弯道
如果美国人没有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美国将只是一个跟在欧洲后面亦步亦趋的二流国家。如果美国人没有越过落基山脉，抵达太平洋岸边，美国将只是一个东部和西部贫富悬殊，北方和南方性格迥异的“拼图式国家”。
有一位叫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美国历史学家，敏锐地注意到边疆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意义。在他看来，边疆是最纯正的美国精神的起源。特纳讲道：“边疆的开拓就意味着逐渐摆脱欧洲的影响，和逐渐增加美国的特征。”83如果没有边疆，美国将主要由英国移民构成，美国经济也将主要依附于英国。美国人从东海岸出发，一路向西，越往西走，和东海岸越不像。东海岸代表的欧洲传统，在西进运动中像带不动的辎重一样，被随意地丢弃在道路两旁。特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民主，一切都不是简单的模仿借鉴。这是一部社会机构面对环境变化而不断演化和适应的历史。”不理解边疆，就无法理解美国。
中国的数字经济，也先后越过了自己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山脉。
1994年4月20日，中关村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NCFC）通过美国Sprint 公司（美国电信公司）介入国际互联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这是中国互联网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那个历史时刻。
互联网企业最初的发展，很像美国的拓荒者来到西部边疆。没有烦琐的规则，没有清晰的边界，到处是潜伏的危险，但到处也是发财的机会。智慧加上贪婪，勇气加上运气，不断试错、迅速迭代，涌现出一批剽悍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如同边疆塑造了美国精神一样，互联网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风格。互联网企业“唯快不破”的打法几乎被所有的中国企业奉为圭臬。在互联网部落里新鲜出炉的术语，很快就会变成整个中国商业社会的通用语。互联网企业琢磨出来的商业模式反过来被欧美同行模仿和抄袭。受到互联网企业的激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敢于思考：我该怎么弯道超车。中国经济不再只是欧美经济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了。
但是，自由自在地开疆拓土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2020年5月13日，腾讯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微信及 WeChat（微信的国际版）合并月活跃用户人数超过12亿。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人了“全民上网”的时代。这则简短的消息宣告了一个伟大历史运动的结束。这是中国的互联网跨越落基山脉的那个历史时刻。
在越过自己的落基山脉之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将会发现，游戏规则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是野蛮生长，全凭自己打出天下。如今，几乎所有的战略新兴行业，都直接或间接地跟政府的政策或项目有关联。以前是资本为王，借助巨额资金跑马圈地。如今，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地位已经引起人们的担忧。以前是随意开荒，聚集大量数据为我所用。如今，当“全民上网”的时代到来之后，治网就是治国，治国就是治网。肆意使用个人信息，不仅会影响到个人的隐私权，也有可能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目标发生冲突。
这预示着，我们将进入一个规则调整期。开疆拓土时期的创新精神当然要继承，但贪婪逐利的风气会被纠正。怎么加强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已经被各国政府列入议事日程。
2020年10月7日，美国国会公布了一份针对四大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报告。这份长达440页的报告认定，谷歌、苹果、亚马逊和脸书在关键领域拥有垄断权，确实滥用了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建议，将四大科技巨头的业务进行结构性分离。这几家互联网企业可能面临着分拆的风险。
2020年11月2 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央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统一监管规则和经营规则。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原本申请于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蚂蚁金服，在11月3日晚上突然被叫停。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暂缓蚂蚁集团在A股科创板上市，蚂蚁集团随即同步暂缓在H股（港股）上市。
为什么要加强管制，调整管制规则呢？
在马拉松比赛中，也曾出现过“兔子”抢在选手前面冲刺的“意外”。虽然“兔子”跑得更快，但他获得的不是荣耀，而是惩罚。因为，这是对规则的破坏。假如原来的规则没有定得明确清晰，有漏洞可钻，那就要重新调整规则。
如果市场管制越来越严，技术创新会不会从此消退？
如果只看过去的经验，似乎只有自由放任的市场才会带来激烈的竞争，而激烈的竞争才会带来技术创新。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长，去看历次产业革命的经验，就会发现，往往要走更迂回的道路，最终才能到达更远的终点。对创新的管制，看起来是绕路，甚至看起来是退步，但却为未来的创新铺平了道路。
日本经济学家矢野诚用三个“C形曲线”描述过去四五百年来的三次产业革命。84他发现，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一个充满活力，但未必健康的市场经济。随后，政府的政策、社会的回应，会校正技术创新的路径，让技术创新走得慢一些，给社会留出更多调整和适应的空间。当技术和社会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之后，才能进化到下一轮产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蒸汽机时代开始，人类社会从这时起才摆脱了盛极必衰的“马尔萨斯陷阱”。但是，工业革命的到来，工厂制度的出现，增加了雇主的谈判力量，削弱了工人的谈判力量。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用机器替代人，而是把人直接变成机器。尤其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美国，雇主面对的谈判对手是漂洋过海，来到一片陌生土地的移民。雇主自然可以用更苛刻的条件，残酷压榨这些廉价劳动力。也正是敏锐地注意到了技术带来的这种深刻变化，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剥削论。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各种革命思潮应运而生。到了19世纪，已经是一个红旗飘飘的年代。为了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政府会调整技术创新的路径。工会出现了。工会最终成为合法的组织。退休金和失业救济出现了。政府最终摸索出一套福利国家制度。虽然资本家失去了剥削工人的“自由”，但这段不走直线，而是走C形曲线，绕路而行的经历，为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代表性的技术创新就是电。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电话、电报、电影、留声机，几乎都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这次产业革命带来了20世纪20年代的繁华盛景，也触发了1929年的大萧条，以及随后的30年代大萧条。旷日持久的大萧条，长期的高失业率，破坏了社会稳定，在风雨飘摇之中，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痛定思痛，人们意识到，这次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破坏性是因为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资本过于肆意妄为，于是，反垄断法出现了。1933年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要求承担风险的投资银行业务和接收存款的商业银行业务互相隔离，不能让银行用大众的储蓄去做高风险的投资。虽然资本失去了急剧扩大、快速兼并的“自由”，但这段C形曲线，又一次拯救了资本主义。
第三次产业革命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代表性的产业就是互联网。这次产业革命推动了全球化，造就了众多的外包和离岸生产的机会，把整个世界更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但是，技术创新跑得太快，再一次出现了翻车事故。先是网络泡沫崩溃，然后是包括安然在内的一系列大公司的丑闻，最终，一场始于房地产贷款市场的次级贷款危机，演化成了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全球经济留下的后遗症，到现在依然没有痊愈。
为什么会出现矢野诚所说的C形曲线呢？这是因为在产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的速度太快了。这不是在日常时期日积月累的渐变，而是令人猝不及防的突变。社会组织和政策框架的变化总是缓慢的。矢野诚讲到，当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了社会调整的速度，就会出现“市场质量”的退化。虽然产品质量仍有改善，但竞争的质量、信息的质量却会恶化。我们不知道企业在竞争的时候是否遵循了公正、诚实的原则，我们也不知道企业是否隐瞒了至关重要的信息。如果“市场质量”持续恶化，技术创新最终也难乎为继。
我们正在拐入一条C形弯道。不要着急，不要抢道，沿着这条C形弯道，技术创新将迂回而谨慎地到达最终的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