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我们和他们
谁是武汉人？
颜传荣不认为自己是武汉人。他自称是“汉漂”。颜传荣是浙江台州温岭人，2013年来到武汉。父母原来在汉正街做服装生意。2010年以后，生意越来越黯淡，父母的身体也不好。颜传荣来到武汉，本想拯救家里的小本买卖，到了武汉，才发现自己完全干不了服装这一行。他2009年辞职创业，曾经当过三年北漂，接触过酒店行业。2014年，颜传荣试水武汉的酒店业，先人股一家酒店，观察了一年，到2015年，在楚河汉街附近开了自己的酒店。提起在武汉创业的经历，颜传荣只是笑着说，那是一部血泪史。疫情之前,武汉商铺的租赁价格奇高，疫情之后，租金大幅优惠。颜传荣是个稳健而精明的商人。他说：“武汉是个去中心化的城市，这里的商业机会远大于其他城市。”
秦渊也不觉得自己是武汉人，直到别人都把他当作武汉人，他才突然发觉，哦，原来我已经是武汉人了。秦渊是山西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勤勉上进，高考改变命运，走出了农村。大学毕业之后，他曾在一家民营上市公司打工，先后在东南亚、美国和欧洲工作，2015年回国定居武汉。在武汉生活的这几年，秦渊对武汉并没有归属感，对满嘴爆粗的武汉话也不以为然。1月21日，秦渊离开武汉，回到山西老家。老家人没有把他看作回乡的亲人，相反，当地政府知道他是从武汉回来的，如临大敌。一边是“回不去”的家乡，一边是让人牵挂的武汉。秦渊连夜组织了50多名武汉大学MBA志愿者，把校友和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防疫物资运到湖北80多家医院。像秦渊这样的武汉的外地人，很像加缪的小说《鼠疫》中被困在奥兰的记者朗贝尔。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是局外人，只想着如何逃出困境，但置身在一场疫情之中，却发现无处可逃。即使有了可以离开的机会，他们也会发现，自己离不开这座城市了。是命运把人们捆绑在一起。武汉，就是我的城。我，就是武汉人。
武汉是张少云的武汉。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我在一个晚上到张少云家中采访。破旧的小区，破旧的楼房，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两张床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柜子和箱子摞在一起，电饭锅只能放在门外。张少云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她能很老练地猜测你想要的答案。她不动声色地迎合你的提问，狡黠地隐藏不愿为人所知的真实生活，以底层社会的智慧保护自己的尊严。直到采访结束，开车送我回酒店的时候,这位单亲出租车司机妈妈才打开了话匣子。她一路讲自己怎么跟公交车司机别车，怎么跟几个外地爷们儿叫板。张少云讲得痛快了，自动切换到武汉话，机关枪一样的语速：“我跟他们说，模样，想扯皮？来撒，一漏来，没得辣个怕你……”
这是菜菜的武汉。她父亲是九江人，母亲是黄冈人。菜菜在湖北十堰出生，大概四五岁就到了武汉。虽然她从小在武汉长大，但她不喜欢武汉。菜菜在香港读的大学，交的都是香港的朋友，毕业之后留在香港工作，加人了卖保险的大军。在菜菜看来，武汉人喜欢江湖气，但又爱占小便宜，拿捏不好，就把人际关系搞得很复杂。她说，这可能就是武汉出不了大生意人的原因。她更习惯香港的单纯和直白。6月13日，菜菜从汕头辗转回到香港。居家隔离14天后，她第一时间冲进了宜家。香港的春季很潮湿，菜菜的床垫都发霉了，必须换个新的。电商在香港一直没发展起来，疫情却阴差阳错地带动了电商的火爆，也催生出很多教人做电商的“成功学大师”。有个叫 Brian Cha的人在YouTube 上放了太多的广告，刷屏刷到令人厌恶。谁在YouTube 上骂他谁就能火。菜菜找了另一份工作，做环保区块链，但她仍然保留了保险牌照。疫情期间，香港保险业的人员流失和团队塌缩的速度极快，这很可能是一次大洗牌。菜菜说，2020年，先卧倒让自己活着，总有翻身之日的。
这也是亦雅的武汉。她来武汉还不到半年。毕业之后分配到机关单位，亦雅感到生活极其沉闷。她早就想辞职了，只是因为领导对她挺好的，才想着干到年底，把最忙的一段时间熬过去再走。亦雅下班之后在线上做游戏陪玩，认识了皮皮陪玩平台的官方运营。皮皮陪玩就在武汉。有一次闲聊，亦雅得知皮皮陪玩要招聘，毫不犹豫地说：“好，我先把简历给你。”疫情期间，游戏在线陪玩业务井喷式增长，皮皮平台果然招人了。4月13日，亦雅在线上入职。5月3 日，她只身前往武汉。她来得太早了，公司的办公室还空空荡荡的，到5月底才开始复工。亦雅一到武汉就找到了房子，房租还便宜，真是太顺利了。武汉的一切都让亦雅新奇。她唯一受不了的就是太热了，一下火车，浑身冒汗，太阳晒得人头晕。进小区的时候，额温枪嘟嘟响，亦雅的体温飙到了38摄氏度。她慌得不行，社区的人也很紧张。亦雅在凉荫地坐下休息，差不多坐了两个小时，体温才降下来。
身为武汉人，多少能感受到别人不一样的眼神。这是所有武汉人的一种全新感受：突然，你变成了武汉人。别人对你另眼相看，却并不了解你。你想和别人一样，却已经完全不可能。
虽然谁是武汉人，谁不是武汉人，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虽然武汉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小于武汉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差异，但疫情带来了一个奇特的变化，仿佛降下了一道帷幕，把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我们，武汉人；他们，武汉以外的人。
武汉人在疫情期间不太愿意发朋友圈，甚至不愿意互相联系。他们也不会像外面的人那样为了一些事情，争吵得不可开交。在现场和不在现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城里和不在城里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武汉青山区有个小区用垃圾车给居民运送冻肉，引爆网络舆情。有的武汉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反应却是：噢，这些人很有办法啊，能搞到这么多冻肉。在武汉人看来，正是因为事情没有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外面的人才有这么大的劲头炒作。武汉人看待很多事情，更为平和、宽容。你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换一个人来，很可能也是同样的处理办法。你不知道当事人面对的约束条件。武汉人考虑的和外面的人不一样。他们只关心两件事：第一，把自己保护好；第二，有余力再去帮助别人。处于暴风眼里的武汉人，情绪反而更为平静。
这是一种共同经历带来的共同情感。武汉人和外面的人之间的隔阂，很像从前线回来的老兵和平民之间的隔阂。他们很难找到共同语言。老兵看到热血沸腾的新兵，听到慷慨激昂的宣传，心里会不以为然，但看到飘扬的战旗，听到嘹亮的军号，又会不由自主地激动。
人世间无奈的事情是，有了共同的经历，人与人之间还是无法形成共识。不是每一个和你有过共同经历的人，都能成为和你知心的好朋友。但是，疫情之后，身为武汉人的感受会有很大的变化。当你看到4201开头的身份证时，当你看到鄂A的车牌号时，你会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电影《大河恋》里有一句台词：“正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那些我们应该了解的人们，让我们无法理解他们，但我们还是可以爱他们。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但可以完全投入地去爱。”
5.2成长的烦恼
武汉人的感受，放大了看，就是中国人在世界上的感受。很多人想不到，为什么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在世界上遇到如此多的非议和歧视。
但其实，新冠疫情只是表面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感受到了成长的烦恼。
很多中国人以为，随着中国的实力逐渐壮大，就会有更多的人爱上中国。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一个国家会经历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成长阶段就是一个国家崛起的过程。历史的规律是：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一定会出现变化。直到成熟之后，定型之后，国际格局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有实力的大国才会发现，她终于赢得了迟到的尊敬。
理解这一点，需要对人性有更深刻的洞察。想一想你会爱什么。人们会爱那些弱小的，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的事物。小猫小狗很可爱，因为它们对我们没有威胁。小孩子我们也爱。看，这个小孩子路都走不稳,话都说不囫囵，真是太可爱了。这恰恰是因为他对你没有任何威胁。再想象一下，这个孩子长大了，长得比你还高，膀大腰圆。你站在他身边，要仰头看他。这时候，你又会怎么想？你是会爱他，还是会怕他？同样，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外部环境并不差，其他国家都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那恰恰是因为当时中国还很弱小，别的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抱有一种“善意的忽视”。
这正是中国感到最委屈的地方。中国就像一个刚从乡下学校转到城里学校的孩子，总想和班上的其他同学搞好关系。那些同学家境殷实，骨子里都透着一股冰冷的傲慢。中国的善意，中国的努力，打动不了他们。在疫情期间，中国尽其所能，为很多国家提供援助。结果呢？有人领情，有人不领情。有人不仅不领情，反而仇视中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又要对处于幽明之间的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如果你读过小说《追风筝的人》，一定会记得里面的一个情节。小仆人哈桑为了帮少爷阿米尔捡风筝，被一群恶少欺侮。胆小的少爷在暗地里目睹了这一幕，却不敢出手相救。善良的哈桑心知肚明，绝口不提此事。这让阿米尔更加羞愧。他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他把自己的生日礼物藏在哈桑家里，诬陷哈桑偷东西。85怎么理解阿米尔的行为？一个比你有优越感的人，是无法忍受他还要受你恩惠的事实的，也无法接受你比他更正直勇敢的事实。于是，他会编造理由，说服自己，好变本加厉地恨你。
也有人说，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以理服人。当然，在讲中国故事这件事情上，我们理应做得更好。但是，就算我们把故事讲得很好，就一定能说服别人吗？不会的。要记住：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就拿新冠疫情的防控来说吧，确诊病例和治愈人数的数据是公开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是公开的。如果不相信数据，那么，国庆假期，7.82亿人次国内游客出游，这总是有目共睹的。可是，不认同中国的人依然不认同。傲慢和偏见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英国哲学家休谟指出，情感才是主人，理性不过是仆人而已。理性不仅是仆人，而且是一个善于狡辩和诡辩的律师。当观点和事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很多人的反应不是改变观点。改变观点太痛苦了，于是，他们宁可歪曲事实。
成长阶段，一定会有各种烦恼。你要理解什么才是成长。成长就是背叛。背叛不是叛逆，而是对抗自己的过去。成长的蜕变，看似如蝴蝶出茧一样，把丑陋的茧留在原地，自己就能翩翩飞走。没有那么容易。你和你的过去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就像血和肉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想要挣脱出去，一定要撕裂自己的肉，流走自己的血。当你从过去的自我中爬出来，必定已是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这就是成长的残酷现实。所以，美国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说过：“成长就是背叛。没有其他的道路。没有离开，就没有到达。”
成长就是孤独。在成长阶段，孩子对友情最为渴求，但成长阶段的真挚友情其实是最难求的。孩子们的友情往往不是两个人的心灵相吸，而是受到小群体亚文化的影响。凡是不合群的孩子都会受到排挤。一群孩子欺负一个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说过，“一个孩子是天使，一群孩子是恶魔”。在成长阶段，朋友并不是必需品。以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论，我从小到大，几乎总是不合群。与其和别人呼朋唤友，不如自己抱着一本书读来得更充实。
成长阶段没有朋友，并不意味着成熟之后没有朋友。成熟之后的朋友才是更稳定可靠的。一方面，经历了成长的痛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你会变得温润如玉，更有人格的魅力；另一方面，你的朋友也会变得成熟，他们会更懂得包容和理解，更懂得分寸感的把握，更愿意接纳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成长的代价就是背叛和孤独。走过这条充满了烦恼的道路，才能到达成熟。
5.3火星与金星
2020年1月15日，当地时间上午11时50分，中美两国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持续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似乎看到了趋缓的曙光。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规定，中国将在两年之内从美国增加2000亿美元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每年至少购买4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有人认为，或许，这可以让特朗普（Donald Trump）拿来做向选民炫耀的资本。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随之和缓。
这是一种错觉。2020年是中美走向战略对抗的一年。美国加大对华为的打压，迫使中国企业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阻止联邦雇员养老基金对中国股市的投资。2020年9月，美国商务部宣布，TikTok（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社交平台）将从20日午夜从美国的应用商店下架，后又被美国法院暂停实施。限制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大幅削减中国在美的记者人数。大幅减少对中国学生的签证。7月21日，美国突然要求中国限时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3天之后，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10月4日，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一个月不到，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辞职回国。
如果只从中美关系本身看中美关系，反而无法理解中美关系的实质。我在《变量1》中说过，中美关系的背后，是两个国家的民众在认知模式上的巨大分歧。中国人更支持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更乐观开放,是一群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被挤上车的人。美国人更反对全球化，对科技进步有更多疑虑，更悲观排外，是一群在经济持续低迷、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时期想要下车的人。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利益之争。美国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处心积虑要阻止中国崛起。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既不了解中国，也不关心中国。他们关心的是美国的国内政治。这从美国总统竞选的辩题就能看出。在这些话题中，美国人最关心的是疫情、失业、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
由于存在着认知模式的巨大差异，在很多时候，即使两国在争吵，争吵的也不一定是同一件事。中国来自火星，美国来自金星。他们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
想要理解美国，你需要了解三点：第一，美国并不了解自己﹔第二，美国并不了解别人；第三，美国认为自己了解整个世界。
为什么说美国并不了解自己呢？美国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左派和右派无法互相理解，自由派和保守派无法互相理解，民主党和共和党无法互相理解。政治对立导致党派仇恨。如果你有机会跟民主党或共和党人聊天，他们在讲到对方的时候，用的那种语气、表现出的那种情绪，会让你感觉他们简直不是一个国家的人。
不仅相互之间不理解，就连自己的真实利益，美国人也会看不清楚。依常识而论，美国的选民应该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政治上的立场。但是，美国人经常会投票支持对他们自己不利的政策。比如，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国比较贫穷的一个州。联邦政府给了路易斯安那州大量的资金支持。该州2018年的预算中有42.4%来自联邦政府。和其他红州（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州）一样，该州的选民却坚定地反对政府干预。茶党（Tea party，学术界普遍认为茶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草根运动）的拥护者中，许多人在小公司工作，或做小本买卖，但他们支持的政客却要推动那些加强大企业垄断力量的法律。夫妻店主拥护超级富豪，这很难让人理解。这就像用天然种子的农民拥护孟山都，杂货店店主拥护沃尔玛，小书店老板拥护亚马逊一样。可是，这些大企业随时会灭了他们。同样让人想不通的是，美国的自由派本来自诩站在社会正义这一边，却对美国最重要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这群低收入者熟视无睹，毫不关心。
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采访了很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试图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86很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都是低收入、教育程度低的白人男性。这些人感觉自己正在排队，一条长长的队伍，一直通向山顶。山顶就是美国梦。但山顶笼罩在云雾之中，看不清楚。队伍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往前挪了。排队的人有些焦虑，但还是坚信，只要排下去，就有希望。这时，他们看到有人插队。黑人原本排在后面，现在居然有黑人排到前面了，比如奥巴马。女性原本也排在后面，现在居然有女性排到前面了。还有移民，甚至是难民，不知不觉地都加人了这条长长的队伍。褐鹣鹖也会排在前面。因为它们受到石油泄漏的威胁，成了濒危物种。褐鹣鹚变得比人还重要了。于是，这些选民深深地感到被刺伤、被背叛了。
为什么说美国并不了解别人呢？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任职的国际问题专家保罗•皮拉尔（（Paul Pilar）指出，美国总是会误读其他国家。美国人根本就不打算理解别人。美国大学生只有不到8%的人上过外语课。若论外语能力，美国人的排名是垫底的。47%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印度，60%的美国人找不到伊拉克，75%的美国人找不到以色列。87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这只方便了其他国家的人了解美国，丝毫没有扩展美国人看世界的视野。
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人感觉外部世界离自己很远。美国在开疆拓土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这又让美国人觉得成功是唾手可得的，只要有足够的献身精神和智慧,无论在何处，美国都能实现“伟大的日标”。保罗•皮拉尔说：“美国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切构成了一个棱镜，它使美国人看待周围的事物变得歪斜、扭曲和斑驳。某些时候，扭曲非常严重，让他们根本看不到某些东西。”88美国的决策方式也助长了这种傲慢与偏见。越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主流的公众舆论越有可能是错的，但公众会对知情和负责的官员投否决票。毕竞，没有人是因为告诉选民他们多么无知或多么有偏见而赢得选举的。保罗•皮拉尔指出，美国的外交决策不是由专家或技术官僚决定的，而是由领导人根据民意决定的。他失望地讲到，从约翰逊做出越战决策以来，美国“外交决策的封闭程度越来越高，封闭到甚至没有决策程序”。
为什么美国认为自己理解整个世界呢？这是因为美国深受宗教的影响。美国人总是把自己的国家标榜为世界的灯塔，用《圣经》的话来讲，是“山巅之城”。早期北美殖民者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寻找宗教自由。建国之初的美国，恰好遇上18世纪上半叶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的福音运动浪潮。日久天长，这种思维定势已经牢固扎根。
当我们谈起外交的时候，总会想起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一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人并不这么想。他们的外交政策总是以道德的方式表达，也就是说，他们更习惯源自摩尼教的善恶两分法，把这个世界理解成光明和黑暗之间的斗争。美国人一定要给自己找到一个敌人，如果没有，那就自己创造一个。当找到这个敌人之后，美国人又会藐视它。似乎敌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美国人不喜欢妥协。我在第一章讲过芬兰的故事。我们把芬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调整外交政策，小心地处在东西阵营之间，当作一种政治智慧和生存智慧,而在美国人看来，这是懦弱的表现。美国人看不到政治的细微之处。我们熟悉的那些美国外交思想家，比如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都来自欧洲。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欧洲大陆一直是列国纷争的地方，复杂的民族和地理环境带来各种安全困境，也磨炼出欧洲人的外交智慧。但是，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擅长的那种多极的、力量平衡的国际政治，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无法理解的。
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其实，强国也无外交。像美国这样的强国，一次次犯下外交决策的错误，而且是愚蠢的错误。和弱国不一样的是，强国的容错空间更大。弱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强国一错再错，却没有伤筋动骨。于是,这就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一个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却以为自己了解整个世界的国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5.4对抗与和解
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有了结果，但中美关系的走向依然扑朔迷离。选举期间，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都要打“中国牌”为竞选造势，中美关系连创新低。选举年结束之后，新一届美国政府刚刚上台，先要稳住脚跟，行事会更谨慎。拜登（Joseph Biden）和特朗普不同，他性格温和，最重要的从政经历是和奥巴马搭档，给奥巴马当副手。于是，拜登的对华政策更有可能是萧规曹随。中美关系暂时会出现缓和态势。不过，请你注意，这是一波反弹的行情，并不代表着趋势的反转。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仍然非常紧张。
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普通人的生活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如何能够知道中美关系会变好还是变坏？我教你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风向标：你可以去看好莱坞有没有拍以中国人为反派主角的大片。
疫情期间，我宅在家里看电影，不经意地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反派角色，要么是内部出了叛徒，要么是恐怖分子，尤其是原教旨宗教分子，再就是俄罗斯。这就奇怪了，冷战已经过去30多年，为什么好莱坞还把俄罗斯设定为反派角色呢？
这主要是因为市场逻辑。美国的电影行业从一开始就非常全球化,而电视行业则相对本土化。好莱坞要在全球赚票房收入。对好莱坞而言，俄罗斯是个很小的市场，但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好莱坞之所以敢于把俄罗斯设定为反派角色，说明他们根本不关心在俄罗斯卖电影。到目前为止，你看不到好莱坞大片公然把中国人设定为反派主角，是因为他们要在中国卖电影。2020年，当中美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时，好莱坞的华特迪士尼公司仍然好整以暇地拍了一部真人版古装历史片《花木兰》
那么，假如有一天，好莱坞拍出了中国人是反派主角的电影,就意味着底层逻辑发生了改变。好莱坞不再关心中国市场，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断裂了。再加上，好莱坞对观众的心理有精准的把握，出现了中国人是反派角色的电影，也意味着在好莱坞看来,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彻底转变了。目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虽然看似更加负面，但由美国民调机构 Prime Group完成的《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调查》却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并没有下降，而且，美国民众对华的好感度显著高于华盛顿专家。89
加上《变量2》中讲过的华为，你现在有了两个风向标。华为不倒，能够测试全球供应链的扛造性。好莱坞电影的反派角色设定，能够折射出中美关系的变化。
未来十年，将是中美关系动荡的十年。中国的力量在上升,美国的力量相对下降，新的力量对比会引起更多的摩擦。另一方面，国内政治会影响国际关系。美国在未来十年将处于内部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政治极化会日益明显。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了美利坚分裂国。树欲静而风不止。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将继续成为美国国内政策争论的焦点之一。
最终的结果会如何？
一种可能是对抗。美国会继续从方方面面遏制中国。我们已经讲过，在经贸领域,美国想完全和中国脱钩很难。和中国脱钩，就意味着和全球供应链脱钩。这是各国的企业和商人都不愿意见到的局面。不能低估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一起赚钱的决心和智慧。但在其他领域，美国如果想和中国脱钩，就容易多了。比如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切断中美学术交流。再比如，美国可能在新技术的标准方面对中国进行封锁，在规则制定阶段就把中国排除在外。另一种对抗的情形可能是，中美关系缓和后，美国对中国会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中国更积极地配合和响应，如果中国的反应不足以让美国满意，美国会恼羞成怒，对中国实施更强烈的打压。
另一种可能性是和解。和解意味着美国和中国都出现了较大的转变。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很可能通过十年围堵，发现仍然无法遏制中国。美国也会想清楚：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对美国最不利，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未必是美国的对手。最终，美国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接受事实，学会与中国共存。当然，这是一件让美国人很难接受的事实，但事实就是事实，你只能学会接受。
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 Ross）曾经提出绝症患者会经历的五个心理阶段：否认、愤怒、妥协、绝望和接受。90在否认期，患者不愿意接受诊断的结果。在愤怒期，患者会情绪愤怒，质问“为什么会是我得了这种病”。在妥协期，患者会更为冷静，认为或许好的行为能换来康复。在绝望期，患者意识到病情不可逆转，时日无多，变得郁郁寡欢。到了接受期，患者将学会平静地等待已知的命运。当中国刚刚崛起的时候,美国的第一反应是否认。美国人无法相信中国居然能够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到了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反应是典型的愤怒。或许,要不了多久，美国将进入下一个心理阶段，学会妥协。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很可能通过十年赶超，发现仍然无法替代美国。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那是迟早的事情，但综合国力和美国相比还会有很大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会想清楚：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做世界霸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现存霸主之间一定会爆发战争。这被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称为“修昔底德陷阱”。91据说，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认定，斯巴达和雅典之间之所以会爆发战争，是因为斯巴达认为雅典的崛起威胁到其在希腊城邦中的霸主地位。通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没有像艾利森一样，读出来历史一定有其宿命。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是无数偶然性因素叠加在一起引爆的“完美风暴”。92
但是，世界政治有可能陷于金德尔伯格陷阱。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是上个世纪美国最为活跃的国际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指出，当时，大英帝国已经衰落，无力维持大英帝国霸权治下的世界秩序，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头正旺，不愿意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正是由于缺少一个愿意承担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的大国，世界经济才陷入混乱状态，“贸易战”“汇率战”此起彼伏，导致大萧条旷日持久，最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93
金德尔伯格的核心观点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需要一个大国出面提供适当的国际公共产品。这是因为，在主权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建立世界政府的设想只是纸上谈兵，世界政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全球和平、世界经济发展都需要一系列的国际规则。提供和维护这些国际规则，也就是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要由一个有意愿、有公信力的大国出面，同时要有其他国家的配合和协作。在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像在中国过去的乡土社会，由乡绅富豪在村里修路、修桥、赈灾、兴学。
也许，经过十年的磨合，美国和中国终会发现，最好的情境是由两个国家合作，一起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样一种看似利他的行为，对两个大国来说却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最优选择。合作需要信任。信任需要时间，需要智慧，也需要运气。
那么，为什么要把预测的时间区间设为十年？最关键的一个变量就是，年青一代将会崛起。Prime Group发布的《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调查》还显示，美国的年青一代，尤其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和出生于90年代之后的“Z一代”（Gen Z）对中国的好感高于上一代美国人。这一代人没有冷战思维的历史包袱，更开放包容，更适应全球化的生活。同样，中国的年青一代和上一代也不一样，他们更加自信乐观,更加多元化，更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迎接未知的挑战。年青一代的崛起，会对中美关系的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一定会发生，只是我们不知道会怎么发生。
这将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复杂曲折的一部分。通向信任的道路，却是从猜忌和指责开始的，这条路注定会充满坎坷。
5.5情感解放
成长令人烦恼，但也会让人变得更加强大。成长就是背叛和孤独，但也会让人脱胎换骨。成长就是蜕变。新的观念不断涌现,不安分地互相撞击，排挤旧的观念。有的时候，新的观念看起来很旧，而旧的观念似乎还很新。这只是因为在成长阶段，观念的变化太快，已经让人眼花缭乱。
当中国遇到越来越多非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更多的中国人变得更为团结，更为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这很正常。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每一个“我”，都生活在“我们”当中。如果一个群体内部的成员更为团结，更为互助，更为勇敢，更有献身精神，这个群体就更不容易被击败，更容易战胜对手，生存下来的概率更高。但问题在于，谁是“我们”？“我们”的边界是模糊的。决定谁属于“我们”的，不是外在的特征，而是内在的认同。传统社会里，有血缘关系的才是“我们”。乡土中国，同乡才是“我们”。我们也会看到，校友之间会互相认同，部队里出来的人会互相认同。这种归属感，是基于共同经历形成的共同情感。
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日本兵打过来了，中国人才认定：“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94中美贸易摩擦刚出现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太强烈的感受。中兴受到美国制裁，同情中兴的人并不多。随后，美国开始打压华为、取消中国学者和学生的签证、把中国企业及高校列入“黑名单”……这一系列神操作，反而成功做到了一件事：中国人更加爱国，更加自信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这种新的情感，会让有的人感到突兀。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我”，而不是“我们”。教育主张个性发展，经济学宣传个人理性，法学强调个体权利。社会仿佛是由个人原子构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做为个体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家庭。”95
然而，这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一种极为奇特的理念。如果撒切尔夫人真的相信自己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存在英国，而只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复杂实体。这个世界上也不应该有英国和阿根廷之间为了争夺领土的战争。撒切尔夫人更不应该在英国的一艘战舰在福克兰群岛附近沉没时，为丧生的将士哭泣了40分钟。
在人类演化的大部分时间，每一个社会都非常重视“我们”。这是数万年、数十万年、数百万年的演化留下的深深烙印。个人无法脱离群体过上繁荣安逸的生活。让自己所属的群体变得更强大，也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这是一种生存本能。这种生存本能演化出一种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沉淀为一种情感基础。这种情感基础又变成了人们的道德口味。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同忠诚、公平、团结、友爱等道德观，这些道德观的基础，都是人类群体在演化中形成的竞争策略。96
1999年,我还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波士顿有个传统节日——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这一天波士顿交响乐团会举办一场露天音乐会，然后是盛大的烟花表演。每年都有超过50万人聚集在查尔斯河畔，携儿带女，熙熙攘攘。当美国国歌响起，所有的人都肃穆站立，手放在胸口，齐声歌唱。那一刻，我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虽然，理性告诉我，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过是一个过客，但情感比理性的力量更大。这是一种自然而生、藏于内心的情感。在演唱会上、毕业典礼上、广场上，你都能感受到这种冲动。很多时候，只有把“我”放进一个更大的“我们”，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高尚，人生才有升华。
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情感让我们难以启齿。它看起来太像是乏味沉闷的宣传。它的崇高让人疑心是一种欺骗。它看起来不酷，土得掉渣。它是上一代人才会认同的旧观念。有的时候，人们不想提到“我们”，是因为一种羞耻感。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做得不够好,“我们”有劣根性,“我们”还没有开化，“我们”毫无指望。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说：“知识分子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他们谈论自己的国家，最终发现希望只存在于他们自身。”97曾经有一个时期，个人主义思潮成为启蒙的先锋力量,“我”占了上风，“我们”则被雪藏，成了不可言说的禁忌。那曾经启蒙过人们的，最终也会蒙蔽人们。
而今，本土意识已经觉醒，“我族情感”突然释放。
本土意识和“我族情感”是自发的、普世的、时尚的、自信的、青春的、热烈的。像初恋一样刻骨铭心，也像初恋一样懵懂无知。它疯狂的一面让上一代人惊恐，赤诚的一面让年青一代狂热。这种情感是复杂而矛盾的。放纵自我的快乐，回归传统的欣慰。角色的调整。思想的撞击。隔代的致敬。既有真心，也有假意。既是扩展，也是收缩。既是赞美，也是批评。就像是对母校的情感。母校是一个只有自己能骂，但别人说不得的地方。同样,“这是我的国家，无论对还是错”（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就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国家不下地狱，也不上天堂。它处在历史之中，是完全历史性的，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下场如何。”98
这种新的情感时常会让我们困惑。饭圈女孩联合起来，在网络上回击香港“废青”，但她们心中的中国不是过去人们熟悉的祖国母亲，而是一个二次元风格的漫画版阿中哥哥。李子染的古风美食视频在全世界收获千万粉丝，但她所营造的意境和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大相径庭。陶渊明在骨子里是一个儒家。“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李子染的风格则更像住在瓦尔登湖湖畔的梭罗，厌恶了城市生活，想要回归自然。我有个学生，在美国一所顶级的大学读社会学博士，但他在朋友圈里却会发自己读《毛泽东选集》的读书笔记。其中一篇是读毛泽东写于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这个学生一时技痒，拿毛泽东思想指导英雄联盟。他写道：“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BP99、分线和选手性格），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问题（团战滚雪球），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依据强势弱势期和短期装备拿地图资源的问题，小龙大龙防御塔），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视野以及两边的C位，进攻压力和防守压力）。”——我看傻了。《毛泽东选集》我读得懂，英雄联盟看不懂。
这是继承还是变形？这是胡闹还是创新？这是年轻时的春梦，还是新一代登场的锣鼓声？多年之后，这种盎然勃发的荷尔蒙式的本土意识和“我族情感”终会归于平淡。成长只是一段路程，成熟才是终点。当我们到达终点之后，回头去看，或许会发现，新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发动，而源头就在本土意识的觉醒和“我族情感”的释放。
5.6踏实河
法国思想家卢梭讲过一句话：“要真正研究一个民族的天才和风尚，应当到边远的省份。”100于是，我来到了甘肃和新疆的交界、河西走廊西端的瓜州。
车在戈壁上不紧不慢地前行。两边的荒山沉默而粗糙。天蓝得质朴，云朵白得善良。手机地图显示已经接近目的地，但一眼望去，什么也看不到。司机把车停住，说，到了。在哪儿呢？司机说，往前走就到了。
再往前走，戈壁上忽然裂出一道峡谷。谷底有一条河，波光粼粼，宛如银练。金黄色的胡杨，酒红色的怪柳，虬曲苍劲的榆树。阳光从绿叶间穿过，树叶仿佛是透明的。这就是踏实河。因为两岸长满了野生的榆树，踏实河也被叫作榆林河。踏实河发源自祁连山区大雪山北坡冰川群，是疏勒河的主要支流之一。融化的冰川雪水先渗人地下，在洪积层慢慢积蓄，到了石包城一带，以泉水涌出，汇泉成河，向北流过万佛峡、蘑菇台，进入踏实盆地的榆林水库。
踏实河的西北方向，大概在敦煌市小方盘城附近，是汉代的玉门关遗址。从榆林水库向北，沿着干涸的河床，能走到唐代的玉门关。1391年前的一个傍晚，玄奘从西安悄然出发，途经瓜州城，出玉门关，渡过葫芦河，踏上西行取经之路。101在踏实河两边的山崖上，有42座石窟，被称作榆林窟。瓜州的榆林窟和敦煌的莫高窟遥相辉映，共同见证着一段跌宕转折的历史。
我来到踏实河，是为了向历史致敬。面对现实中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难免会感到迷惘。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去历史中寻找答案。
我看到的是，在河西走廊，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曾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伟大复兴。
中国至少有两个鼎盛时期，一个是秦汉帝国，另一个是隋唐帝国。中间隔着400多年的战乱和动荡，那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若论中华文明的第一次伟大复兴，那应该是隋唐帝国的兴起。那么，中华文明是如何实现这次复兴的？还有，虽然隋唐帝国实现了伟大复兴，但为什么隋唐帝国的基因和秦汉帝国非常不同呢？
这段历史的背后，藏着一个被人忽视的重要情节。
故事要从汉武帝讲起。汉朝以前，河西走廊的原住民是月氏和乌孙，这是两支胡人。之后，匈奴崛起，成了汉朝最大的敌人。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想联络月氏和乌孙一块打匈奴，东西夹击，斩断匈奴的臂膀。张骞好不容易找到了月氏，但人家早已经迁到了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不愿意再打仗了。汉武帝时期，国力最为强盛，一度拥有甲兵45万，战马60万匹。击败匈奴的汉军名将是霍去病。霍去病打匈奴的时候，采用的是匈奴的打法，也是用骑兵，也是长途奔袭，绕到匈奴的后方，打得匈奴魂飞魄散。
击退匈奴之后，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立州郡。武威，意思是汉朝在这里用武力张扬出了威风；张掖，意思是汉朝张开了它的臂膀；敦煌,敦是大的意思,煌是光明的意思；酒泉，这是当地有个传说,泉水里面涌出来的都是酒。当时住在河西一带的匈奴比如休屠王、浑邪王的部下，都被迁到了内地。大量的汉人迁到河西。
盛极则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股元气始终没有恢复。到了晋朝，爆发了永嘉之乱，中原一片涂炭。中华文明到了危难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衣冠南渡，也就是中原人，尤其是有钱的、有文化的，都逃到了江南，所以江南才变成了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二是士族西迁。当时河西走廊比较和平。长安城里一首民谣唱道：“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102很多中原人士迁徙过来，在此地形成了凉州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