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健康的寓言
1955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离开了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计划休一年的学术假。他到各地游历，在印度看到了落后社会的生活状况，又来到瑞士，准备写一本关于贫穷的书。这本书最初的书名是《穷人为什么穷》，他的太太凯瑟琳建议改为《丰裕社会》。1958年，《丰裕社会》出版，成为最畅销的经济学著作之一。
加尔布雷思讲到，过去的经济学都是研究贫穷社会的。在贫穷社会，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必需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社会。在丰裕社会，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虚荣心，所以生产的产品大多是奢侈品。人们购买产品，不是因为确有需求，而是因为广告商的勾引。加尔布雷思说，美国面临的挑战不是人民的贫穷，而是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虽然美国的私人部门变得更富裕，但公共部门依然贫困。美国缺少良好的基础社会，也缺少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将加剧贫富分化。加尔布雷思呼吁，美国要从私人生产经济，尽快转变为公共投资经济。107
这本书写得太早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人刚刚过上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生活，很难去反思这种追求享乐的生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时，美国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美国收入不平等开始恶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逐渐出现的。加尔布雷思指出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引起美国人的重视。结果呢？美国有可能从丰裕社会，一步步地，再次沦落为贫穷社会。
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研究。加尔布雷思可以算是预测到后工业社会来临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后来，其他经济学家也慢慢注意到这种经济转型的趋势：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结构会从农业为主转变为制造业为主；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经济结构会从制造业为主转变为服务业为主。
从国际经验来看，第二次转型大多会表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也就是8000—9000美元的时候，会出现转型；第二，当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和增加值份额达到峰值之后（一般来说，峰值的比例在30%—40%），会出现转型。108中国在2015年人均GDP就已经超过8000美元，2018年又超过了9000美元。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峰值（47.6%）,之后开始接连下降。这说明，中国经济也要出现第二次转型了。
第二次转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将发生改变。政治学家英格哈特（Inglehart）和韦尔策（Welzel）做了大量的跨国调查，发现国家在转型时期会出现一种“代际变化”。109在低收入阶段，人们更接受物质价值观。也就是说，那一代人小时候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们会更相信物质财富：更大的房子、更多的电器、更好的汽车。反映在社会观念上，那一代人会更强调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社会安定、强大国防等目标，这都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生活需求的内容。到了下一代,年轻人生下来就过上了安逸舒适的生活，已经感觉不到生存的压力。他们更渴望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自我实现、自我表达、公民权利、生态环境等。英格哈特等人特别指出，价值观的形成与儿时经历有关，成年之后很难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背后，是年青一代的崛起，是一场无法逆转的代际革命。
那么，中国经济有没有做好准备，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张斌做了个研究，他对比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和高收入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状况。110相同之处在于，随着收入的持续提高，中国同样出现了制造业比例下降、服务业比例上升的趋势。但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在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除了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这一类的增加值显著高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其他几类，包括餐饮和酒店、交通运输和通信、政府服务、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增加值占比都显著偏低。尤其是政府服务，其就业占比在全部就业中只有7.6%，而高收入经济体在类似发展阶段的政府服务就业占比平均为15.2%。这是中国经济的短板。
等一下，经济学家不是总强调“小政府、大市场”吗？那么，政府服务占比低，不是一件好事吗？事实上，政府服务主要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其中，医疗卫生和教育是最重要的两项。假如你走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路人采访，问他有什么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十有八九，他会抱怨看病难、上学难。和加尔布雷思笔下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样，我们现在也是私人部门富裕，公共部门贫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的制约因素，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尤其是医疗卫生和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
我在《变量1》和《变量2》中都讲过关于教育的话题。这里我们再来谈谈医疗卫生。新冠疫情之后，人们突然意识到医疗卫生的重要性。那么，医疗卫生行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成绩。在过去40年，中国的医疗资源增长速度很快。就拿国际通用的每千人拥有的病床床位指标来看，2005年，中国的千人床位数几乎低于所有的发达国家。到2015年，中国就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国。这个简单的指标背后，反映出了医院整体固定资产规模的扩张。再以每百万人核磁共振（MRI）和CT设备的保有量来看，中国每百万人核磁共振的保有量大体和巴西持平，超过了以色列和匈牙利，而这两个国家的人均CDP均高于中国。中国每百万人CT设备保有量和加拿大持平，超过了英国、以色列、匈牙利和墨西哥等国。111
这说明，在硬件上中国并不逊色。但是，如果从执业医师、护士和药剂师的数量来看，中国的不足就突显出来了。中国每千人执业医师数量和巴西持平，但明显低于墨西哥。在大约300万执业医师中，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只有9.5%。大量优秀医学生没有从医。2005—2014年全国硕士以上学历的医学毕业生有41.3万人，只有不到一半当了医生。我们不仅缺医生，更缺护士。中国的护士医生比到2013年才接近1∶1，而发达国家护士医生比的平均水平是2.8∶1，有些国家护士数量甚至超过医生的4倍。中国药剂师数量增长缓慢。论每10万人药剂师数量，中国明显低于欧洲国家和日本、韩国。112
深究起来，这是因为我们还是物质价值观的信徒。我们建医院行，培养医生不行。全国所有地区，包括欠发达农村地区，均已出现公立医院硬件过剩现象，但看病难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服务业不是靠物质资本的投入，不是靠盖更多的楼，买更多的设备，而是要靠人力资本的投入，尤其是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投入。
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不仅需要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也需要改变管理思路。医疗资源分布失衡，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其他城市，甚至是一些省会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也明显不足。好的医生集中在三级甲等医院，社区医院缺乏患者信任的医生。占医院总数8%的三级医院，接纳了53.7%的医院就诊人数，而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97.4%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只接纳了52%的总就诊人数。113
医疗卫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方案。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欧美国家的医疗体系也暴露了严重的缺陷。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该如何改革，专家们莫衷一是，争论激烈。或许，更重要的不是专家怎么看，而是实践中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创新。这是一个和你我息息相关的严肃话题。我会在之后的调研中，为你去看医疗卫生体系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寻找医疗卫生改革的小趋势和突破点。在这里，我们暂不展开更为具体的技术性讨论。让我们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假如我们可以花上五到十年的时间，集中力量，只做好一件事情—-解决看病难的问题，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变化呢？
这将带来一石多鸟的收益。
首先，可以增加投资。传统的“铁公机式”（铁路、公路、机场）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没有进一步快速增长的空间，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医疗卫生就是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这不仅包括新的物质资本投入，比如改善医疗条件，提升医药、疫苗的生产能力，建造更多的养老院，用新技术提高医疗卫生的效率，也包括新的非物质资本投入，比如扩大公共医疗保险、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建立长期照护制度、培养更多的医生和护士，还包括在体制方面的改革，比如改革公立医院的人事制度、放宽私人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的准入等。这样一来，公共投资将引导更多的私人投资进入医疗卫生领域。
其次，可以增加消费。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难题就是居民的消费率太低。消费率低就意味着储蓄率高。消费和储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储蓄率高，是因为人们感到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就会拼命攒钱，以备不时之需。生病看病，需要攒钱；孩子上学，需要攒钱；自己养老，需要攒钱。这样自然会压低消费率。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偏好发生了改变，对健康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理应会增加对医疗卫生方面的消费需求。但医疗卫生发展滞后，使得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价格畸高，这就压制了人们的需求。假如能够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就能释放出更多的消费潜力。比如，我在《变量2》中讲到生于2019年的小姑娘登登的父母，他们就愿意花更多的钱，住更好的妇产医院。
再次，可以创造就业。服务业已经超过了制造业，成为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产业。未来，要想增加就业岗位，就需要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医疗卫生业，能够创造一大批高端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我们需要更多的好医生，也能够创造一大批低端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我们需要尽快把流水线上的工人培训成护士和护工。中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培养医生、护士和护工，越早越好，否则，我们将会遇到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将导致机器替代劳动力，一大批工人可能会有失业的风险；另一方面，医院和养老院却面临着严重的人手不足问题。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支持度。无论是高收入人群还是中低收入人群，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会遇到看病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全民性的社会问题。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会让民众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也算是攻克了一个世界性的“疑难杂症”。有了解决看病难问题的经验，加上民众高度的支持，再去解决上学难的问题、城市化的问题，也能更为得心应手。
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就是为自己的人民投资，也是为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投资，是为和谐社会和中国的长治久安投资。
6.2相信奇迹的人
郑宗保没有想到找一份工作会如此难。
他在部队当了八年兵，2004年刚刚退伍。部队就像一个大学校,教会了他很多。他在部队最后当上了代理排长，手下管着四有一天，郑宗保在马路上看到有个万科楼盘项目的招聘广告。郑宗保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应聘安全主管。当天，他只填了一个应聘表。第二天下午，公司通知他去面试。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到当兵的表现，觉得不错，再问他，“你知道当安全主管要知道哪些专业知识？消防、监控、智能化？”郑宗保都答不上来。“那你会干什么？”“训练新兵、组织抢险，哦，对了，我还学过政治思想教育。”面试官想了想，跟郑宗保说：“你是否可以考虑从安全员做起？万科物业是很公平的，只要你有能力，升职的机会很多。”
当安全员也就是当保安啊，这跟郑宗保的心理预期差得太远了。他回去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决定先从安全员干起。万科好歹是个大企业，先在这里干着吧。总要找个活儿干，养家糊口啊。
人伍期间，郑宗保结婚了。新娘跟他一个村，比他小四岁。村里的孩子从小就在一起玩，但那时郑宗保是大孩子，男孩正忙着淘气，他没注意这个跟在他们后面的小姑娘。郑宗保的老家在湖北恩施。1997年，他去青岛当了兵。回家探亲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直盯着郑宗保看。我问郑宗保：“她看上你什么了？”他说：“那个时候，当兵的还是很受小姑娘喜欢吧。1998年正好是抗洪，那几年人们对当兵的都有很热的感觉。”当年的年轻人还是互相写信联系的。鸿雁往来，他们渐渐陷人热恋。2003年，郑宗保结婚了。很快，他就有了个大胖小子。生活甜蜜而生涩，郑宗保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五十号兵。部队也像学校一样，跟外面的世界是脱节的。离开部队，郑宗保对社会上很多事情已感到生疏。他本以为，以自己在部队的资历，出来当个保安队长应该是没问题的。结果，去了四五家企业，都碰了壁。
第一天到万科上班，安全班长带他到每个岗位去，向他介绍各位老同事。每个岗位上的人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做自我介绍。到每个岗位去学习的时候，同事都会认真地给他讲解。第一天上班，中午饭是班长亲自带他在周边转，介绍了很多吃饭的地方。哪家是什么味道，哪家最实惠。这种感觉很温暖。郑宗保有一种回到部队的感觉。他决定在这里坚持做下去。
日子长了，郑宗保越来越喜欢万科。万科物业的同事，大多都有和他一样的家庭背景。武汉本地人不算多，大部分是外地人。外地人里，来自湖北其他地区的大约占三分之二。黄冈最多，孝感也不少。做保洁的主要是武汉本地人。很多同事来自农村或是县城。万科有个城市梦计划，招进一个员工，就想帮助他留在这个城市。万科物业里有很多员工没有上过大学，公司就鼓励他们去深造。可以去读电大、参加成人高考，学费公司帮你出，甚至到外地上学，公司还帮你报销差旅费。万科提拔干部，不看关系，只看能力，公平竞争。就算是从安全员升到安全班长，也需要经过三关。第一关是考试，第二关是实操，第三关是答辩。答辩的时候，考官会提一些问题，主要评估逻辑思维能力，看你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郑宗保入职万科做安全员，干了半年，就当上了安全班长。两年之后，当上了安全主办，接着，做了三年安全主管，又接手统筹管理一个物业项目。一阶阶上升，工作上得到领导的肯定，也赢得了同事的尊重、业主的信任，郑宗保感到，接触的人、接触的事多了，眼界打开了，办事也更加干练了。
这是一群依然相信奇迹的人。他们相信的不是天上会掉下来馅饼。他们相信的是，只要自己努力，机会就会降临。是的，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却是各种因素叠加起来，才能实现的奇迹。你需要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一个信奉公平竞争的公司，再加上一个鼓励平凡人向上攀登的社会。这样一群相信奇迹的人，可以过得普通，但不愿接受卑微；可以流下汗水，但不想被人遗弃。郑宗保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什么奢望。他们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找到-块落脚石。他们想要通过努力，让日子一天天过得更好。他们像树木一样，习惯了缓慢而坚定的生长。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相信奇迹的人，那这个国家就能获得充沛的活力、无穷的力量。
令郑宗保最开心的是当上了万科物业的事业合伙人。从安全主管到合伙人，对他来说是最艰难的一步跨越。那是2016年，他到万科已经快十年了。首先要经过一次考试。遗憾的是，第一次考试郑宗保没有通过。他很沮丧，甚至觉得自己的能力真的不行了。还有第二次机会。第二次考试的时候，先考理论，考得很顺。再考性格测试，郑宗保花的时间很长，考完之后，觉得又考砸了。万幸，也通过了。还有一个面试。其他候选人进去，都面试了30分钟，郑宗保15分钟就出来了。面试结果出来，郑宗保顺利过关。考试过关之后，还有一年的培养期。看书、写读后感、听课，还要完成客户访谈的专项工作。培训并不是脱产的，该干的工作还要干。当时，要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要提价，都是大事。郑宗保两边兼顾，蜡烛两头烧。忙忙叨叨，可过得非常充实。
经历了所有的考验之后，郑宗保晋升为万科物业的事业合伙人。公司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就是发了个公文。那一年，万科物业的华中地区，一共晋升了五名事业合伙人。消息公布的时候，郑宗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很多同事把公司的公文截屏通过微信发给他。其实，发文之前，领导找郑宗保谈过，他已经知道结果，但流程没有走完，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听到这个好消息，郑宗保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妻子。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妻子已经准备好丰盛的酒菜。刚上市的大闸蟹。15年的白云边。妻子举杯，为他庆祝。郑宗保在高兴之余，忽然有种愧疚感。在万科物业，工作时间很长。早上7点多出门，晚上9点多回家。干物业这样的服务行业，别人休假，他们反而最忙。这么多年了，陪家里人太少，也没有带妻子和儿子一起出去旅游过。抽不出时间啊。妻子很贤惠温柔，她完全理解郑宗保。每天晚上，她会做好饭，等着郑宗保回家吃。郑宗保经常跟她说：“你们先吃吧，给我留点就行。”回到家里，却总是发现妻子和儿子正坐在餐桌边等他。
以前陪伴孩子的时间也太少了。孩子刚出生时，郑宗保还在部队。他刚到武汉的时候，家人没有跟过来。终于，一家人团聚了。那是最令人怀念的时光。孩子五六岁的时候最可爱，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家人出去玩，孩子左手拉着爸爸，右手拉着妈妈。转眼间，孩子已经上高一了。哪怕有时间带他出去玩，他都不愿意跟父母出去了。他想跟那帮同学一起玩。
在儿子的眼里，爸爸非常严厉。但爸爸说的话，他都能听得进去。儿子觉得爸爸见的世面多，懂的道理多。小时候，孩子想当老师，后来发现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老师当不了啦。他个儿长得高，一米八，喜欢打篮球。遗憾的是，眼睛近视，500度。运动员也做不好。
初中毕业，要报高中。郑宗保帮儿子分析形势。他看得非常明白。郑宗保跟儿子说：“如果你上不了武汉最好的高中，就上不了全国最好的大学。等你毕业的时候,不要说是本科，硕士都要过剩了。读完本科，你肯定想当白领，但你只能做白领中最底层的，工作随时会被替代。更糟糕的是，读完本科，人的心气就高，不愿意做动手的事，不愿意做基层的事，只想做更高的事。可是，更高的岗位，怎么会让你这种只有学历，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实践能力的人去做呢？”
郑宗保说：“要不你去读职高吧。”当时有两个选择：轨道交通和机电一体化。郑宗保说：“选机电一体化吧。未来的电工、技工，就业机会更多。以后，会动手的人比只会动嘴的人更有市场优势。”他又说：“不过，你也不能只干电工、技工。这些蓝领工人往往升不到管理岗位，他们文字功夫太差。你得既懂技术，又懂管理。”
孩子问：“你怎么知道的？”
郑宗保说：“我管的就是这些人啊。”
他又说：“你得两方面都学。以后，你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压力会更大。”
郑宗保的儿子和别的男孩一样，喜欢打游戏——王者荣耀。郑宗保的对策是，管住他的零花钱，可以打游戏，但不能花钱打游戏。有一条规矩是雷打不动的：八点钟之前必须回家，晚上不准出去玩。为什么呢？郑宗保说：“八点钟之前，孩子们玩的一定是打篮球啊，骑车啊。男孩子皮啊，玩就玩呗。八点钟之后，孩子们去干吗，那就说不好了，万一被带坏了呢。”
下课之后，日落之前，是郑宗保的儿子最快乐的时光。学校里有篮球场。他们住的小区旁边有个公园，公园里也有篮球场。有时候，男孩会去跑步。有时候，他会骑上一辆共享单车，一直骑到江滩,看长江大桥上车来车往，看一轮夕阳把云彩照得微醉。
当这个男孩长大之后，他还会和他爸爸一样，也是相信奇迹的人吗？
6.3继续生长
谁才是相信奇迹的人？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相信奇迹的人。进入21世纪之后，阶层分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在每一个社会阶层中，都有相信奇迹、创造奇迹的人，但是，在其中的一个社会阶层，相信奇迹的人格外多。
这个阶层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这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当农民工刚刚进城的时候，有很多学者担心，这将是一种强大的“颠覆性”力量。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过去30多年，几乎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
社会学家李培林一直关注农民工群体。2007年，李培林和李炜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比城市职工低，工作时间比城市职工长，但是，农民工并没有因此产生更为突出的社会不满情绪，相反，农民工普遍认为，社会更为安全、更为公平，他们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也更高。李培林和李炜认为，真正从深层决定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可能不是经济决定逻辑，而是历史决定逻辑。114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农民工更多的是跟自己在农村时的收入状况做对比。相比之下，他们感到自己的收入比在农村种地有了很大提升。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你的收入会有提高呢？他们会说，这是因为党的政策好啊。如果你再问他们，为什么你的收入不如城市职工高呢？他们会说，那是因为我念书不好，文化程度不高。他们把经济状况和社会待遇较差的现象归因于自己的素质。
四年之后，李培林和田丰又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关注的是新生代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90后”的农民工，他们已经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占到60%左右。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又发生了一个奇特的变化。从收入来看，农民工的工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压得很低，但出现了“用工荒”之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发生了变化，农民工的工资有了显著增长，与城镇职工工资水平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与此同时，若从实际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压力是最小的。他们年富力强,不像老一代农民工要考虑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他们还没有完全融人城市生活，也不像城市居民要操心买房、担心稳定就业等问题。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反而感受到更多的社会不公平，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出现冲突的时候，新生代倾向于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抗争。115一方面，他们对未来的期待更高，但另一方面，他们既回不去农村，又无法留在城市里，面对种种制度化障碍，似乎找不到生活的出路。
虽然从实际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压力更小，但由于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社会不公，同时对未来的期待更高，所以从感受上说，他们会觉得社会压力更大。而这种社会压力的根源，不过是因为他们距离城市生活更近，体验更为真切。都说要让进城的农民工能留下来，那么，假如他们真的能留在城市，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呢？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李培林的另一项研究，就会发现，即使农民工真的留下了，也未必能从此安居乐业。
李培林的另一项研究是关于中产阶层的。按照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说的也是这个道理。问题是，谁才是中产阶层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自然就是中产阶层了。其实不然。月嫂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很多白领，但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北京CBD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包工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因为他手下还管着一堆小工。李培林有一次请北京的一位处长吃饭，顺口问他：“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中产阶层？”那个处长认真地想了想，说：“我是属于中低阶层的。”如果只论工资，他的收入并不低，那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属于中低阶层呢？这位处长给李培林算了一笔账：单位没有分房，只能自己租房。房租是一大笔开支。请不起保姆，要把父母接过来住。父母的生活费也是一笔支出。家里的孩子要上辅导班。养活一个孩子的费用比父母的生活费还高。这样算下来，夫妻两个人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116这位处长是个博士，在北京奋斗了很多年，对生活还如此抱怨，那些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体又会怎么想呢？
这样看来，中产阶层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是个社会学概念。中国社会的现状是，有一大批人属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阶层，所占人口比例约为70%，还有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在大部分发达大国或发展中大国，都会有大部分人口从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属于中产阶层的，这个比例大约为60%。而在中国，城乡居民中只有大约40%的人口认为自己是属于中产阶层的。117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并没有错，但只有一个人自我认同是属于中产阶层的，他才会对社会稳定有更强烈的偏好，也不会产生激进的“仇富心理”，这群人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
靠个人奋斗就能创造奇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刚刚进城的年轻人，赚钱更多，但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反而更大，幸福感未必会有显著的提升。他们会更加迷茫，更加焦虑，也会对各种社会不公的感受更为敏感。他们极有可能选择更为激进的方式抗争，或者，即使他们没有变得更加激进，也极有可能变得像那个北京处长一样，一肚子怨气。打工者的身份转变之后，城市运营管理的思路也要随之调整。
留给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窗口，也许只有十年到二十年了。用经济学的思路解决这个问题，很难。你很难在不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增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技术进步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冲击，有一天，政府或许不得不认真思考社会分红、全民医保等问题，但现在还不具备条件。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怎样才能让进城的农民工安居乐业？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城市户口并不是最大的障碍。我们在一些沿海中小城市调研的时候，当地政府想得非常清楚。他们知道只有把劳动力留下来，投资才会随之而来。所以，他们真心想让打工者留下来，在当地落户——但打工者却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还挂念着农村里的那块地、那座老宅。在户口制度的背后，是公共服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了户口，才能享受到当地的公共服务。然而，中国的公共服务资源太不均等化了。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全都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大城市里。小城市的公共服务不足以吸引打工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却不会让外地人雨露均沾。要想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都不够。
用社会学的思路解决这个问题，会豁然开朗。社会学的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确实是社会的稳定器，但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是一种主观认同，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个人收入的变化，而是社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比如，保姆其实比很多坐办公室的职员收入更高，但他们并不会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坐办公室的职员高。一般来说，白领比蓝领更容易觉得自己属于中产阶层。最早提出中产阶层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就把白领视为中产阶层的代表。白领又是因何兴起呢？就是因为经济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逐渐转为以服务业为主。这正是中国经济所经历的经济转型。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发现，加速这样的经济转型，提供更多的白领工作岗位，就能让更多的进城者看到希望。郑宗保来到武汉，进入的就是服务业，但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管理者，最终还能成为公司的事业合伙人，这就是一个鲜活的成功案例。希望本身，就足以支撑新一代的相信奇迹的人。他们要求的不是结果平等，而是机会平等。奇迹是自我实现的，只有相信奇迹的人，才能创造出奇迹。
顺着这条思路，我们能看到：教育很重要，教育要面向刚进城的人，扩大中下阶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发展服务业很重要，现代服务业能够提供的白领岗位，是中产阶层最需要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年轻人很重要，得年轻人者得天下，如果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能够加人中等收人群体，他们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靠个人奋斗就能创造奇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是否还相信奇迹，你能否创造出奇迹，取决于你在哪一种社会，以及你在社会中的位置。你是否还相信奇迹，你能否创造出奇迹，还取决于你在哪一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的管理思路。中国的城市之间会出现更加激烈的竞争，有些城市会浮上来，有些城市会沉下去。城市的管理思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座城市的命运。
每一个城市都像河流,奔流过一道道岩石，寻找自己的前进之路。在岩石底下，是河流的低吟。有些低吟，只有它们自己能懂。
6.4生死之交
在疫情期间，JER的两个爱好都泡汤了。他没法出去涂鸦，也不能和朋友们一起骑机车。他在家里百无聊赖地刷手机，一张拍坏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张照片曝光过度，背景一团模糊，人像也看不清,只剩下一张脸。JER停下手，忽然有了灵感。
5月4日，他和伙伴在汉阳区拦江路创作了疫情之后第一幅涂鸦作品。这幅涂鸦占据了整面墙，长12米，高2米。一片肃杀的白色，两边是涂鸦字体，中间是一双大大的眼睛,藏在护目镜的后面，也藏在防护服的后面。
这人是男，是女？是医护人员、社区干部，还是志愿者？都是，又都不是。这幅作品的模特是JER的妻子。他给她拍了一张照片，用这张照片打了草稿。
每个人对疫情的体会不一样，但每个人一定有自己的体会。对每个人来说，世界不如个人重要。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记住了。这才重要。
还会再创作以疫情为主题的作品吗？JER摇摇头：不会了。也到了该忘记的时候了。
疫情之后的武汉，仿佛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无人诉说。工作、上学、房租、月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一地鸡毛的烦恼。我在武汉有个学生，在银行里做普惠金融，她的客户都是小企业主。她有个客户是经营连锁店的，不幸感染。住院期间，看他朋友圈里发的信息，都是“武汉加油！”“战胜病魔！”出院了，回家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店卖了。心灰意冷。
三儿推着凉面摊出门了。疫情之后，这位原来在西餐厅当厨师的年轻人失去了工作。年少气盛的三儿没有去别的餐馆求职，他自己开了个凉面摊。从做牛排到做凉面，什么感受？三儿说：“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件事，他觉得很兴奋。年青一代的动力是嗨动力。
五月份，我第一次见到三儿，他的凉面摊刚刚开张，蛮自信的。七月份，我又见到三儿，跟着他一起出摊。他的凉面摊摆在二环线边上江岸区的文博路路口。左边是卖盆景的，右边是卖菜的，再过去两家，还有另一家凉面摊。三儿的凉面摊还有个名字,叫鬼闹，武汉话就是瞎闹的意思。这点年轻人的小心思，没有人注意。这是个老城区，来来往往，大多是小区居民。什么人会来买凉面？三儿苦笑着说：“你自己看吧。”我坐在塑料小板凳上，望着过往行人，三儿在一旁抽烟。有穿拖鞋出来遛弯的，有拎着一塑料袋蔬菜回家的。一个爸爸骑着共享单车，让小儿子坐在前面的车筐里。没有人过来买凉面。这条街上生意最好的小摊是卖酱菜的：豆瓣酱、五香鱼、手工剁椒、木瓜丝、洋姜、臭豆腐。我从六点半到八点半，守了两个小时，没有卖出一碗凉面。三儿说，五月、六月出摊，卖得还行。七月就不行了。天热，人没胃口。雨多，人都不出来。那下雨的时候怎么办？三儿朝身后努努嘴：“我们都到银行门口躲雨。”是的，年青一代的动力是嗨动力，但我忽然很矛盾，我不知道，三儿到底能不能撑下去，他到底应不应该撑下去？
这一代人，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天知道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奇遇。这是奇幻漂流的一代，也是逆水行舟的一代。
这一代人的想法当然和上一代人不一样。明荣就跟她爸爸的想法不一样。她原来根本看不上爸爸的热干面生意。她和姐姐都做过服装生意，虽然也没赚多少钱，但好像比做热干面更有前途。有一天，明荣遇见一位街坊，跟她闲聊。那位街坊说：“我每天出来买菜，就是为了拐到你家吃一碗热干面。”明荣忽然感到一阵自豪。后来，一位从阿里巴巴出来的高管热衷于做餐饮，把各地小吃聚在杭州，也邀请明荣去做热干面。全国各地的小吃摆在一起,还是热干面最受欢迎。这让明荣更受鼓舞。开在一条街上，同样做热干面的连锁大店，门面比她家的大，招牌比她家的响，可就是竞争不过她们家的小店。
疫情过后，热干面名声大噪。明荣想，或许能把自家的热干面做成品牌。怎么做？她早就想过。店里的装修要不一样。明荣想要一间明亮整洁的店面，一间看起来像咖啡厅的热干面店。我告诉她，北京的东直门有家店，就叫过早，很像她说的那种网红店，一碗原味热干面21元、牛肉热干面33元。一碗热干面能卖30多元？明荣陷入了沉思。我问她：“你的店什么时候开张啊？”明荣笑了：“先等爸爸退休不干了再说，不着急，我能等。”
邱梦怡等不及了。这位1994年出生的姑娘在武汉光谷步行街开了一家美甲店。穿过楼下的店铺，一间间数过去，关门的店铺十有二三。上楼，曲曲折折走过一道走廊，才到邱梦怡的美甲店。她2016年开店，最早的小店只有40平方米，2018年搬到了现在这间130平方米的店面。因为疫情，她已经关店快三个月了。往年，春节正是美容行业的旺季，保守估计，一个月的营业收入也能超过20万元。停业之后，算下账，三个月的房租就要10多万元。这一代年轻人遇到压力，反而更淡定。小邱创业的时候，从支付宝的借呗借了3万元。店面搬迁的时候，她看了看，自己的网商贷额度有16万元左右。借不借？借！疫情过后，邱梦怡在家里刷手机，无意间看到支付宝又推出了复工贷款。太好了。邱梦怡第一时间申请。4月8日凌晨О点0分，邱梦怡从支付宝领到5.2万元的复工贷款。支付宝的网商银行给全武汉市36万家小店发放贷款免息券，邱梦怡是第一个支用的武汉小店主。
光谷步行街一点点地恢复了生机，但跟以前根本没法比。邱梦怡说，你来的时候看到的人流，看着多，其实还不如以前凌晨1点的街道热闹。这里原来是周边高校的大学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可是学生们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非毕业班的学生没法回到学校，毕业班的学生到了找工作的季节。黄丹和谭忠恒在同一个班，同样来自贵州，最后找的是同一家公司。他们去了一家做线上教育的公司。谭忠恒负责教课，黄丹负责教学管理。工作有意思吗？谭忠恒说：“说白了你就是一个上课机器。入职要经过培训，大家用的是统一的课件，上课的时候用统一的话术，甚至统一的表情、统一的动作。每个老师讲的笑话都是标准化的。”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呢？谭忠恒说：“像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要我们去银行拉存款，去中介卖房子，我们可能做不来。当然，也不排除那种特别有社会资源的同学。但是我还是想，毕业生社会资源都是大差不差的，都是要靠自己积累的，目前阶段我们还是去做这种比较不依靠社会资源的行业，凭个人能力的工作为好。”
黄丹抱怨的是工作太累。疫情期间，线上教育公司的业务爆发式增长。黄丹负责和家长、学生对接。排课、孩子的学习情况、家长的反馈、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通，都归她管。她刚入职的时候问过工作强度。经理说，一个星期不会超过30个人。第一天就来了34个人。忙中出乱。黄丹联系家长的时候用的是工作微信，这是公司的规定，不能用私人手机联系家长。刚过两天，黄丹的工作微信因为是新号，联系了太多的人，就被封号了。她找不到家长，家长找不到她。黄丹说：“全世界都在找我，但是我自己不知道。”主管说，没办法了，你先用自己的私人号码吧。于是，黄丹用自己的手机，一个个家长发短信，先道歉，再联系，三天时间才处理完。黄丹是2月22日正式接手学生的，在3月12日那天晚上人数就突破了200，这还不足一个月。她说，那时候一度有了扛不下去的念头，但我很怕自己找不到工作。幸好，这都成了往事。黄丹说：“在那段时间,成长真的是非常快。”
距离光谷步行街大约3公里就是光谷APP广场。广场1号楼的角落里有家不起眼的酒吧，叫变量精酿。变量精酿在2019年12月18日开张，还没到一个月就因为疫情关店了。几位投资人在疫情期间星散在各地。他们在网上聊天。其中一位说，疫情之后咱们再聚，那就是生死之交啦。其他人都说好。大家说，干脆酿一款新的酒，就叫生死之交吧。
酿酒的任务交给了何影，他是变量精酿的酿酒师。何影原来在一家上市公司做法务，合同管理、国际贸易。后来，他辞去工作，专心酿酒。
何影喜欢上酿酒，还是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读书的时候。周末，一个美国同学邀请他参加家里的派对。同学说：“人太多了，就不陪你了，各种饮料、各种酒，随便喝。”何影去找啤酒，找不到。同学说：“就在草坪中间，那个大木桶里装着，你拿杯子接就行。”何影问了个傻问题：“你们是怎么把那么多瓶啤酒倒进去的？”同学说：“不是，是我爸自己酿的。”何影告诉我：“别人进入这个行当，是喜欢喝酒。我进入这个行当，是享受酿酒的过程。”
啤酒酿造,有四大核心原料：水、酵母、麦芽和啤酒花。这犹如人生可以拆解成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又能组成千差万别的人生。酿酒的魅力就在于此。以水而论，水有不同的pH值，有的水质偏硬，有的偏软。再说酵母，能够酿造啤酒的酵母有1000多种。小麦的种类各有不同，常用的啤酒花也有20多种。四个核心原料，就是四种变量，经过试错、改良，摸索出不同的排列组合。敢于创新，才能制造出各种精酿。德国是老牌的啤酒大国，却深受传统的束缚。德国到现在还在沿用1516年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William IV）颁布的《啤酒纯净酿造法》。美国人不管这一套，就是要玩出不一样的东西。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精酿革命，一发不可收，成了全球第一大精酿市场。
中国和精酿啤酒似乎天然有缘。全世界70%的发酵设备产自中国,而且质量是最好的。山东省是发酵设备出口的第一大省。玩精酿啤酒的当然以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居多，有意思的是，在江西、安徽、河南的一些小城市，比如驻马店，酒吧的老板没出过国，对啤酒的大致风格知道一些，其实知道的也不多。但他们就在自家小店酿酒，酿出的酒没有名字，没有品牌，可就是做得好。何影说：“我们把这叫手活好。这哥们手活好，能够揉出这么好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