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交这款酒，在酿造的过程中经历了三次生生死死。本来，按照何影的估计，大概36天就能酿出来，结果折腾了76天。第一劫是酵母接种后终止工作。根据正常的工艺流程，先把麦芽汁熬煮成醪液，装进发酵罐，然后放人酵母。酵母应该在十小时之内发动。过了十小时，一切顺利。隔了一天，坏了，酵母停止工作了。生产这款酵母的是一家比利时公司，他们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办？何影硬着头皮，决定把原来的酵母全部排掉，重新投入新的酵母。之前用的是比利时弗曼迪斯公司培育的S-33，换了一款K-97。第二劫是双乙酰。为了把新酵母的动力性带起来，何影加了大量的白蔗糖。白蔗糖处理不好，会产生双乙酰的味道，就是一股馒饭的味道。出现双乙酰味道的概率大概是30%。很不幸，何影的酒赶上了这30%。没办法，又升温又降温,慢慢地，双乙酰被还原掉了。第三劫是突然升温。到了发酵的中后期，发酵设备的电磁阀突然不工作了。发酵时温度本来要保持在20摄氏度。突然有一天，温度升到了30摄氏度。酵母对温度非常敏感，一度两度的温差，都会影响到它表现的风味。何影赶紧连夜抢修电磁阀，温度终于降了下来。
每一次，何影都觉得，完了，这款酒要废了。最后，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求好喝，能喝就行。最后发现，居然还挺好喝的。原来这是天意。坚持下来，就会超出你的预期。
这杯生死之交，色泽比琥珀色略淡。酒体浑浊，层次丰富，饱满，复杂。何影确定的风格是新英格兰IPA。口味初尝带着苦涩，再品，你能体会到里面的热带水果柑橘和芒果的味道。淡淡的香味，让你慢慢地缓解，慢慢地放松。
多少往事，多少创伤，在一杯生死之交中释怀。
6.5对自己人更好一些
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2020年已经过去。你是应该松一口气，还是应该继续屏住呼吸？或许，你可以松一口气。新冠疫情逐渐平息。中美对抗暂时缓和。虽然增速较低，但中国经济毕竟一枝独秀。也许，你很快就又要屏住呼吸。全球经济危机有可能再度爆发。中美对抗也可能再来一轮。
无论以后出现什么样的变化，2020年都是不同寻常的。我们在2020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有可能烟消云散。2020年，是我们重新反思、重新排序的一年。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需要认真思考：谁最重要？什么事更重要？
我们在过去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自己人更好一些。
咦，不是说要人人平等吗？为什么要有差别待遇，对自己人更好一些呢？这并不矛盾。人人平等，并不意味着就不能给自己人多一些温情。这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也是在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过去太执着于赚钱。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赚钱不仅仅意味着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享受，也意味着更激动人心的人生体验。新冠疫情提醒我们，金钱买不到健康，更买不到幸福。随着经济增速下滑，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赚钱不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相反，它乏味极了。人们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提升个人的幸福感。你应该对自己更好一些。
我们过去也太执着于工作。工作狂态度与其说是一种奋进，不如说是一种逃避。我们会觉得，只要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就完成了对家庭的责任。怎么去陪伴家人，怎么去爱他们，我们并不在行。我们工作越是努力，和家人就越疏远。你的目标和你的行为南辕北辙。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戴尔曾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商之一。后来，戴尔选择了一家台湾的零部件供应商：华硕。华硕一开始只能生产最低端的零部件，后来，戴尔把越来越多的业务外包给华硕。华硕替戴尔生产计算机主板、组装电脑，直到有一天，华硕推出了自己的品牌。戴尔呢？看起来依然很成功，但由于过度依赖外包，逐渐走上了平庸之路。它自己不生产电脑，不邮寄电脑，也不提供服务了。它只是允许台湾的公司将自己的品牌贴在机器上。118戴尔把核心业务外包给了华硕，我们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比如孩子的教育，外包给了学校。那你就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忽视了配偶，忽视了孩子，甚至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你忘记了对家人更好一些。
如果说忽视了家人，你可能会不服气。毕竟，我们这一代父母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最焦虑、花心思最多的。可是，你的排序还是搞错了。你真正关心的，是孩子的教育，还是他们的升学？为什么你会把升学看得如此重要呢？在教育孩子的军备竞赛中，你考虑更多的是孩子，还是自己的面子？你从自己的经历得出结论：考学能够改变命运。那么，你所希望的就是让孩子复制你的人生？或者，你还有没实现的愿望，却希望孩子替你去实现？错误的排序往往会带来沉重的代价。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人不是股东，不是顾客，而是员工。经济自由主义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样的信念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冲突。持股者盲目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发生矛盾，这样的企业是无法持续经营的。企业也生活在社会之中。企业不是创造利润的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群体。
很多企业一直相信，顾客就是上帝。听起来不错，顾客才是掏钱买东西的。但如果顾客的需求越过了道德的底线，这生意还值得做吗？你眼中看到的顾客，只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社会中更多的一部分人，本来也有可能成为你的顾客。你和整个社会打交道的时候，其实就是和自己潜在的顾客打交道。汽车大亨福特曾说，他要生产出自己的员工也买得起的汽车。你的员工，是不是也是你的顾客？
员工之所以比股东和顾客还要重要，是因为所有的员工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团队。你们分享着同样的团队文化。这样的团队理应同舟共济，照顾好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有的企业过去宣扬自己是狼性文化，对员工要再狠一些。这是对狼的侮辱。狼是一种最重视团队的群居动物。在行进的狼群中，年老、体弱、幼小的狼会被安排在队伍的中间，由强壮的狼前后护送。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小网络才是你的根据地。企业团队就是这样的小网络。你应该对员工更好一些。
企业习惯于把别的企业视为竞争对手，却忽视了生态系统的建设。占据了流通环节的渠道商会想方设法压榨生产商。生产商之间陷入了低成本恶性竞争的囚徒困境。互联网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总有一种冲动，想借助资本的力量跑马圈地，把其他对手赶出去。可是，商业的本质是竞争合作。在创造市场的时候，对手也是合作者；在瓜分市场的时候，对手才是竞争者。当外部风险越来越大的时候，创造市场比瓜分市场更为重要。你要对同行更好一些。
在过去效率至上的原则下，你可以依靠全球市场，通过自由竞争，选择对你最为有利的供应商。在如今的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原则下，你必须和处于供应链核心环节的那些企业形成联盟，共同抵御风险。你应该对自己上下游的供应商更好一些。
归根到底，市场经济并不总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恰恰相反，市场更喜欢在熟人之间形成网络。比如，海外华人之间形成的贸易网络一直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119支撑这种贸易网络的是一种相互间的信任。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降低市场上的交易成本。怎样才能培育这样的社会资本呢？很简单，你要学会对自己人更好一些。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如何处理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平衡，一直是个难题。在两种情况下，国家更容易把国内政策置于国际政策之上。第一种情况是大众的政治参与程度提高了，政府不得不更多地对公众的诉求进行回应。以汇率制度为例。在19世纪，主要大国采取的都是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优点是保持汇率稳定，可以方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但缺点是失去了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即使是国内出现了经济衰退或大规模失业，政府也不能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各国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大幅度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的重要性超过了汇率稳定。金本位制之所以销声匿迹，更多地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原因。不仅仅是汇率制度，当一国民众政治参与程度提高之后，各种国内政策的重要性都会压倒国际政策。
第二种情况是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之后，国内政策反而会变得更为重要。这是为什么呢？对外开放当然能够获得经济收益，但也会带来各种外部风险。这些外部风险会影响国内的经济运转,也会引发国内的社会问题，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动荡。一个国家能不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纾解冲突的机制，直接影响到其能否顺利推进对外开放过程。120是的，对外开放确实有潜在的收益，但只有那些在风吹浪打中依然能够保持国内经济稳定的国家，才能使这些潜在的收益转化为现实。
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都要学会对自己人更好一些。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建立一套制度化的渠道，让政府能够听到公众的声音，也使公众中的不同人群听到彼此的声音。人们之间若能声息相通，就能增进相互的了解和理解，并创造出更多合作的机会和妥协的可能性，从而减少潜在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如果公众能够充分理解政府的处境和选择，对政府的拥护程度相应地会增加。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如果能够听到更多的意见，就更有可能做出更兼顾全局的妥善安排。
对自己人更好一些，自己人也会对你更好一些。在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国内民众态度完全不一样。韩国成立了以“民主斗士”金大中为首的新政府。新政府迅速采取措施，解决官员腐败、官僚主义等民怨甚重的问题，开放渠道听取民众意见。韩国民众纷纷捐献家中的黄金首饰，以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韩国工会联盟甚至主动推迟了原定的大罢工。与韩国相反，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总统坚持不愿放弃集权统治。普通工人和穷人在经济危机中受损最严重。反苏哈托的力量迅速转为暴动。社会冲突和种族仇视恶化。为了转移对政府的不满和反对，印度尼西亚官员默许甚至怂恿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华人成为暴乱分子掠夺、烧杀、强奸的受害者。结果是事态不断恶化，苏哈托被迫下台，但这时已经太晚了。
对自己人更好一些，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创造出组织内部的良性互动。互相交流、互相关心、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在一个社会里，有政策决策者，有政策执行者，也有受到政策影响的普通人。他们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能否在这三类角色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是影响政策有效性的最重要的变量。
打个比方。政策决策者犹如设计桥梁的工程师，政策执行者犹如修桥的建筑工人。受到政策影响的普通人就像是过桥的人。当桥修好之后，和桥共存的就是过桥的人。桥梁的真正生命，是被过桥的人赋予的。
6.6江、桥、人
江，已有至少数千万年的历史。远古时代，长江流域是一片汪洋大海。经历了1亿至8亿年前三叠纪末期的印支造山运动、1.4亿年前侏罗纪时期的燕山运动，以及3000万至4000万年前始新世的喜马拉雅山运动，中国大陆大体形成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121古长江原本分为两支，西长江向南穿越重山，流入古地中海，东长江则自巫山出发，一直向东流至冲绳海槽。大约在50万年前，巫山切穿，两条古长江合二为一，冲出夔门，奔流到海。122
城，至少有3500年的历史。盘龙城是武汉历史最悠久的遗址,最早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鼎盛时期则相当于商朝早期的二里岗文化。盘龙城遗址曾出土超过350件青铜器，比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的青铜器数量还多。一说，郑州二里岗的青铜器其实是从盘龙城流转得来，得之不易，所以商朝贵族格外珍视。123此地应为殷商甲骨文中所提及的“南土”，在当时是一个重要都邑，是商人南下的军事据点或方国。
桥，只有60多年的历史。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之前，武汉三镇隔江相望。粤汉、平汉铁路建成之后，只能以轮渡方式过江。坐火车的乘客从粤汉码头过江，而火车则通过轮渡引桥，上渡轮，从江岸轮渡码头运到徐家棚。124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全长1670余米，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双线铁路桥，桥下可通万吨轮船。大桥兴建之后，仅铁路货运过江节省的费用，头5年就超过了大桥的造价。只有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武汉三镇的市内交通只能靠大桥一线牵。如果大桥沿线出现交通拥堵，整个武汉的交通就瘫掉一半。1995年6月，长江二桥建成通车。一桥、二桥联手，围成了28公里的武汉内环线。二桥建成之前，武昌徐东和杨园一带都很荒凉，一片农田和菜地，如今早已是核心商圈。
从1913年詹天佑主持勘探、设计武汉长江铁桥开始，到武汉长江大桥落成，花了44年的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修订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要在汉口黄浦路修建长江公路桥算起，到长江二桥建成，花了30多年的时间。2000年之后，武汉建长江大桥的速度明显加快。不到20年，修了8座长江大桥。2000年，白沙洲长江大桥建成。2001年，军山长江大桥建成。2007年，阳逻长江大桥建成。2009年，天兴洲长江大桥建成。2011年，二七长江大桥建成。2014年，鹦鹉洲长江大桥建成。2017年，沌口长江大桥建成。2019年，杨泗港长江大桥建成。
不止武汉。如今，在长江干流上已经出现了100多座桥。从格拉丹东雪山流出的每一滴长江水，在流向大海的旅途中，平均不到50公里，就会从一座桥下穿过。不止长江。如今，中国已经建成超过100万座公路和铁路桥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企及。就跨度而言，全世界前十座最长的跨海大桥，以及跨径最长的前十座悬索桥、斜拉桥、钢拱桥，中国都占据半壁江山，甚至更多。125
桥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如果你到了一座城市，可以先看看这座城里的桥。如果有江河，就看有多少座跨越江河的桥。如果没有江河，就看有没有立交桥，立交桥有几层。一座城市的桥梁建设和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一般是成正比的。一座座大大小小的桥梁，矫如蟠龙，灿若虹霓，代表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狂飙突进。
要论中国桥梁建设的成就,那俯拾皆是。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55公里。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最难的跨海桥梁项目，被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纪七大奇迹”之一。
福厦高铁泉州湾大桥是世界首座高速铁路跨海斜拉桥，全长20.3公里，主跨400米，设计行车时速达350公里，也是全球首个主塔采用免涂装耐候钢的大型跨海工程。
北盘江大桥是世界上桥面高度最高的桥梁，跨越了云贵两省交界的北盘江大峡谷，沿江10公里都是复杂的喀斯特地貌区。北盘江大桥从桥面到谷底垂直高度达565米，相当于200层楼高。
可是，桥梁工程师却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的确，20世纪建桥，在三四十年代看美国，到八九十年代看日本，而200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桥梁纪录都是在中国产生的。但这只意味着桥梁是个相当成熟的产业，那些原创性的重大技术创新，在20世纪已经完成了。从材料来说，桥梁无非是钢铁加上混凝土。从结构来说,桥梁无非是拱桥、斜拉桥和悬索桥。你很难造出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桥。如果有创新，那也是在已有基础上前进一步而已。比如，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是三塔的悬索桥。之前的悬索桥只有两个桥塔，三个桥塔只有过构想，但是没实现，中国人现在把它实现了。
那么，中国的优势到底是什么？一是复杂红利，二是智慧红利。
复杂红利是指，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已经建完，而中国刚刚开始。中国国土辽阔，地形复杂，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要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建这么多的大桥，自然熟能生巧。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下文统一简称为“中交二航局”）技术中心尹应军主任说，做桥梁工程的跟农民一样，是靠天吃饭的。中国人经常说，水土不服。做工程的，技术难度最高的就是水和土。每一座桥遇到的自然条件都不一样。如果遇到深水、急流、浪高，怎么办？河底的地质情况也不一样。在重庆修桥和在苏州修桥，要考虑的地基就不同。从本质上说，桥梁工程是一门实验科学，重要的参数都是靠经验总结出来的。不像西医的化验，更像中医的把脉。尹应军说：“我一直在讲，要尽快培养出一批年轻的老中医。”
这也培养出中国桥梁工程师的独特风格。欧美国家的桥梁工程师理论功底很扎实，但跟中国的工程师相比，建桥的经验就差得很远。一个希腊的桥梁工程师与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合作，做过项目监理。他50多岁了，之前大半辈子只搞过一个过街天桥。欧美国家的桥梁工程师更相信自己那一套东西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1999年建成的江阴大桥，请了英国的桥梁工程师做顾问。英国的工程师要把英国那一套搬到中国。他们说，你们照我们说的做,就可以了。结果，来了就水土不服。如今，中国的桥梁工程师也到海外建桥了。他们到了当地，比如非洲，就会考虑自己在国内的经验在人家当地是不是好用。就拿用什么沥青这样的事情来说吧，中国工程师会先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甚至包括空气中的温度和湿度做大规模的调研，然后在实验室里反复模拟，最后才敢拍胸脯说，我们的这个沥青是没有问题的。
智慧红利其实就是后发优势。中国的桥梁在后期健康监测方面比欧美国家走得还要靠前，这也是因为中国正处在大数据的新边疆。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南军强告诉我，武汉的沌口长江大桥实行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监测。所有的桥梁部件都有了编号：一个拉索一个编号，梁段每10米一个编号……从出厂信息到安装过程，再到大桥建好之后，这些部件的实时变化、养护情况，都能追溯、监测、预测。每座桥梁都有了自己的电子健康档案。武汉的智慧桥梁项目已经推行了10多年。2008年汶川地震时，阳逻长江大桥刚开通不久。工程师们通过传感器提供的数据分析发现，地震对它的影响相当于4.5级地震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十几厘米位移。及时评估后，发现震动和变形在设计控制范围内，工程师们才松了一口气。有了“护身符”，很多突发事件造成的隐患都能及时发现并消除。
造一座桥，除了桥梁工程师，还需要施工工人。建桥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几个劳务大省居多：贵州、福建、安徽、江苏等。不同的工序有不同的施工队，一家做完就退场，换另一家进场。有些工序专业性很强，比如斜拉索施工，需要专业的队伍，不仅要有人，还要有专门的设备。这些专业队伍的带头人，往往最早也是农民工，干着干着，自己拉了个队伍，专门承包相关业务。这些修桥工人从一个工地赶到另一个工地，永远都在漂泊之中。
水下施工的难度最大，风险最高。江底随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地质状况。打桩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溶洞，一下子就会陷进去。有时候，涨潮、落潮差十几米。突然涨水，就会灌进围堰。浇铸混凝土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地下水可能会冒出来。围堰里面没有水，外面有水，水越深，水压就越大，风险也就越大。水下打桩，可能要打几十根，甚至上百根，每一根桩都不能出问题。一根桩不成功，整个承台就废掉了——“100-1=0”。
出水之后，作业的难度相应变小，但也不是轻松的活儿。有的桥墩有两三百米高。300米，相当于100层楼。到了上面最细的地方，也就20平方米左右。人站在上面，就像站在金箍棒的顶上，看下面的人就像蚂蚁，看下面的船就像树叶。在桥墩上面会有晃动的感觉。有恐高症的人干不了这个。
这些修桥工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经验。有一个工人被中交二航局的工程师们尊称为“土博士”。修承台的时候，需要把基坑里面的河沙都吸出来，然后才能浇封底。怎么把这些河沙吸出来呢？一群工程师和技术员束手无策，这个工人自己做了个风管，用拖拉机向上充气，空气吸泥，效果非常好。这样的仪器哪里都没有卖，全靠经验。要懂岩土，要懂水利，要懂机械，还要自己善于琢磨，才能捣鼓出来。打桩船也很难操作。一条船有八只船锚。怎么抛锚才能让船正好站得住？有个船长特别会操作船上的卷扬机，动-下左边的索，动一下右边的索，就能迅速把船停在准确的位置上。现在，这样的船长越来越少了。
有了设计桥的人，有了修桥的人，是不是就能写出完整的桥梁史了呢？其实还不够。还有过桥的人。设计桥的人、修桥的人和过桥的人，是一个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演绎着雄心和技艺、梦想和现实。对于被记录的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桥的人。对于被实践的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修桥的人。对于被感知的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过桥的人。
桥修得多了，武汉人都成了桥梁专家。一提起白沙洲大桥，他们就知道这座桥十年九修，主要是因为直接在钢桥面上铺沥青。沥青混合料与钢桥面膨胀系数不同，沥青铺装容易出现裂缝，导致桥面坑洼不平。一提起二七大桥，他们就会告诉你，到了冬天，桥上的斜拉索上会掉下冰凌，有时会把汽车的挡风玻璃砸烂。一提起鹦鹉洲大桥，还会有武汉人记得，最早的设计方案是一跨过江，中间不留桥墩。但这就会导致跨距过大，需要的铆钉更大。一大坨铆钉，影响美观。很多市民提意见：不能搞两个大铆钉竖在桥上，太难看了。说起自己最喜欢的桥，很多武汉人会选鹦鹉洲大桥和杨泗港大桥。鹦鹉洲是橘子红，杨泗港是金秋黄，拍照都很好看。疫情期间，武汉的微光志愿者团队就曾在鹦鹉洲大桥合影留念。市民上下班、孩子上学、年轻人谈恋爱，都会跟武汉的桥有关。有市民说：“每个武汉人，都要在大桥上看一次日落。”2019年武汉的马拉松比赛，也在沿线专门挑选了江汉桥、武汉长江大桥、沙湖大桥这三座颇具代表性的大桥。外地游客最喜欢去的还是武汉长江大桥。大桥护栏上的涂鸦，增添了一道怪异的风景。有的游客题诗，有的游客画漫画。有的年轻人用黑色签字笔歪歪扭扭地写下“某某某，我爱你”。还有一个最亮瞎众人眼的：“今天终于看见黄河了！”
江、桥、人，也是中国故事的一个缩影。城在江边，福祸都离不开长江。桥跨江而建，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无论是城也好，还是桥也好，其实都只是一个舞台。人，才是舞台上的角色。和“江、桥、人”的故事一样，中国的发源和演化，也离不开地理环境、地缘政治的制约。在被记录的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是设计制度的人。历史记录下来他们恢宏的志向和精湛的技艺。在被实践的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是实践制度的人。他们要在最复杂的环境中，完成看似无法完成的艰难任务，在长期的探索中积累了无比宝贵的经验。在被感知的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是活在制度中的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当桥修好之后，和桥共存的就是过桥的人。当制度确立之后，和制度共生、与制度互动的就是每一个在茫茫天地之间寻找幸福的平凡人。
李鉴1976年出生于陕西咸阳。他从小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搞建筑的，盖房子。他的哥哥是做工程的，装修房子。高考的时候，李鉴受到家庭影响，没有多想，就报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交二航局。二七长江大桥主桥勘测设计单位是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承建单位是中铁大桥局和中交二航局。李鉴是二七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二七长江大桥施工期间，李鉴吃住都在项目上。从2008年11月到2011年底，三年多时间，他就住在工地边上搭的钢板房里。每天，李鉴都要到工地上走走，跟施工队聊聊，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俱往矣。如今，他住过的钢板房早已拆除，那个地方改造成了江滩公园。大桥修好之后，李鉴经常会自豪地跟亲朋好友讲：“那座桥就是我们修的。”有时候，开车出去，李鉴会有意无意地选择走二七大桥。最早规划的是双向六车道，现在已变成了双向八车道。这座全长6507米的大桥在建成之时，曾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三塔斜拉桥。九年来，这座桥好像从来就没有完全静止过。车轮在路面上滑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它随着车流颤动，随着风声摇动。天热时膨胀，天冷时收缩。
这一天，李鉴的车又开上了二七大桥。一样是拥挤的车流，一样是滔滔的江水。他会回想起，这一天恰好是当年大桥合龙的日子。昔日工地上的轰鸣声仿佛再次响起。他会记得合龙之前那几天，所有的人都紧张地准备。要在合龙之前做大量的计算、大量的检测，要小心翼翼地调整轴线，保证最后一块钢梁安得严丝合缝。要选好时间，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最好是清晨或傍晚。他会记得，9月27日那天上午，桥上飘扬的红旗。合龙不过花了半个小时，比领导讲话的时间还短。他还记得，两边站的都是人。合龙之后，两边就可以会师了。大家过来握手、庆贺。
在那一刻，他忽然有一种莫名的眩晕感，不由自主地把车速放慢了。后面，一辆银灰色的SUV不耐烦地摁响了喇叭。
这是武汉。在这里，每一辆车都奋不顾身地要往前冲，活像在历史中的每一个中国人，想的只是努力向前。这些匆匆忙忙的人们，犹如汇入长江的每一滴水，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奔涌。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争分秒。
李鉴回了下神，踩一脚油门，加速，消失在历史的车流中。
后来
我在《变量2》里有个记录：2019年6月11日，一个叫登登的女孩在北京出生了。她是一个生于2019年的孩子。这一年，中国的人口超过了14亿。这一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还差30年。
后来，这个小家庭因为有了孩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孩子变成了父母奋斗的动力。闫数在公司里工作更努力了，他希望表现得更好，早日升职加薪。立婉想着多发论文，争取博士毕业后找个好一些的工作。但决定人生命运的不是个人的努力。2020年，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受到疫情影响，闫数他们公司每年固定的涨薪取消了。立婉的学业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既要照顾孩子，又要读书写论文，经常熬夜。晚上十点写论文，写到凌晨三点，是常有的事。立婉还有份兼职的工作，在线上教孩子英语。疫情期间，线上教育非常火爆。立婉的兼职工作幸运地保住了。能多挣点钱，总是好的。
登登对此一无所知。她不知道，自己又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一年。由于疫情，整个春天，登登都没有出门，每天只能趴在窗户边朝外看。她7个月就学会爬，11个月就会站立，12个月就会独立行走，然后就迅速爱上了跑来跑去、跳上跳下。登登精力旺盛，不爱睡觉，也不喜欢吃东西，不喜欢给她买的玩具，但对身边的世界充满了兴趣。她喜欢看邻居的狗，抠地上的洞。尿裤了，也能跟自己排出的那一摊水玩得不亦乐乎。她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探索世界这件事上。
我在《变量1》里采访了范家小学。这所四川山区的农村小学一直被读者挂念。很多读者告诉我，最想知道的还是范家小学的孩子们究竟怎么样了。
后来，范家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人数都增加了。让孩子们兴奋的是，一位英语老师在2020年来到了范家小学。这位英语老师叫李丽。李丽是汉语言文学硕士，英语专业8级。她在蒲江全国乡村教育论坛做翻译的时候遇见了范家小学的张平原校长。2020年2月，李丽多次到范家小学考察，最终义无反顾，要来这里教书。学校没有宿舍，她就租了村里的房子。李丽家在成都，每周回家，路程有300多公里，不管是坐动车或自己开车，都要花四个多小时。李丽老师很爱孩子，也特别有办法。为了教孩子们识字，她叫孩子们把自己认得的字写到纸片上，在班里开办了“生字银行”。有的孩子赢得盆满钵满，有的孩子输得精光，还有孩子想空手套白狼。孩子们都很喜欢她。有一次，李丽晚了半天返校，傍晚回到学校，一群孩子冲过来，紧紧抱住她。
范家小学2018年秋季开学时有43名学生，2019年秋季开学有55名学生，现在全校共有64名小学生、23名幼儿园的孩子。这87名孩子中，有15名来自外地。比如来自成都的一位孩子。这个孩子原本在成都一所号称注重素质教育的公办小学上学，但老师们对他的评价是“班里最调皮的孩子”。学生排队的时候捡起地上的小石子就会被批评，取消已经得到的荣誉；学生下课的时候去坐在另一个小朋友的位置上，就被扯着耳朵揪上讲台罚站。这个孩子几次做梦梦到班主任，都是噩梦。2020年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一家三口认真地商量了一下，决定转学到范家小学。10月1日收拾东西。10月2日，他们就开车来到范家小学。孩子告诉父母：“我的数学课答错了也没有老师骂我。”“这里的小朋友比我以前学校的同学调皮。”“我今天跟着种菜的爷爷学了怎么种萝卜。”范家小学的老师告诉父母：“他一点也不调皮，他很乖。”
疫情对范家小学也有影响。4月，各年级陆续开学。5月，学生还戴着口罩，但天气太热，学校就取消了口罩。农村里一开始买不到口罩，后来没必要戴口罩。大疫止于乡野。疫情期间，农村反而更平静。唯一让张平原校长头疼的是，个别孩子不适应网络授课。张校长在思考，网络授课对学生的管制更弱，那能不能正好利用这种机会提高孩子的自控能力呢？线下教育还是线上教育，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孩子有没有自我控制能力，才是最关键的。
张平原校长特意告诉我，阿那亚援建的卫生间和浴室，已经用了一年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运行状态，没有半分损坏。
我在《变量2》还写到一家公益性的职业技术学校：百年职校。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家庭，但百年职校的教育理念却比很多“精英”高校还先进。看似“高大上”的高等院校，其实骨子里做的不过是职业培训。提供职业培训的百年职校，却在通识教育、社群建设和终身学习方面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高等院校。
后来，百年职校也经历了疫情的考验。学生有半年的时间回不到学校。受到疫情影响，就业形势更严峻。怎么办？一方面，百年职校也在推在线教学，但他们并不盲目相信线上教育。考虑到孩子的家庭条件，出于对孩子自控能力的担心，学校反而尽量减少学生们的在线时间，鼓励他们多参加家庭劳动和社会服务。对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学校每月发放生活补贴和手机流量补贴。为了帮学生找到好工作，学校比往年更早地筹备实习就业，目前保证了所有学生的实习就业。
虽然疫情带来了冲击，但北京百年职校的文博校长告诉我，百年职校将在接下来两年开启一轮大改革，核心是把学校变为营地，去学科化，开展项目式学习，充分利用全社会资源，推动学生自主学习。
我在《变量2》中讲到一家做人造卫星的企业：北京千乘探索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统一简称为“千乘探索”）。2019年8月17日，他们发射了第一颗卫星“千乘一号01星”。
后来，千乘探索的创始人苗建全有点后悔。要是再早一点创业，发射的卫星再多一些就好了。千乘探索2019年发射的那颗卫星基本没闲着。在划过中国国土上空时，这颗卫星的档期早就被排满了。可是，只有这一颗卫星远远不够。千乘探索本来计划在2020年再发射3颗卫星，受到疫情的影响，全部被延迟。内有疫情，外有中美脱钩。苗建全最焦虑的事情就是，如果卫星太少，会被别人卡住脖子。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只有一颗一颗老实地发射。苗建全的计划是，在2021年，一年发射5颗卫星，后面还要再发射20—30颗卫星。
我在《变量2》中还讲到一家专门造火箭发动机的公司：西安惯性飞越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和千乘探索一样，这家公司也是中国商业航天创业大潮中的弄潮儿。
后来，再见到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之一程翔，他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前低沉一些。程翔说，这是因为烟抽多了的缘故。他的火箭发动机样机已经完成了70%，正在进入关键时期。如今，程翔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国家队”的补充。“国家队”做大的，商业航天公司就做小一点。“国家队”做高精尖的，商业航天公司就做性价比。他们团队的目标是，把火箭发动机的成本压到“国家队”的一半左右。
美国明星企业家马斯克（Elon Musk）不这么想。他决定要做得更大一点。美国当地时间5月30日，商业航天公司SpaceX的“龙”飞船首次载人试飞，成功将两名美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款由商业航天企业研制的、具备环绕地球飞行能力的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下一步，马斯克还要去月球、火星……当地球正为新冠疫情所困的时候，马斯克的思路早已飞到了太空，他正在一步一步地推进野心勃勃的宇宙计划。
2020年10月27日，一位叫 Whole Mars Catalog的推特用户发现，Starlink（星链）测试版中的消费者服务条款第九条已经宣布，火星为“自由地球”，SpaceX计划在火星上建立的殖民地将不承认地球上的法律，不承认任何基于地球的政府权威或主权。
在真正把人类送上火星之前，已经有公司试图模拟在火星上种植。2020年，那家在新疆农田里放飞无人机的公司极飞，正在甘肃火星一号基地开始联合实验。这一基地的地貌环境被认为与火星类似。联合实验就是为了在外太空环境下，为人类找到无人农业的解决方案。
极飞的联合创始人龚惯钦说，瞄准火星不是真的要去那里种地,而是要用火星的恶劣环境，逼出来更先进的农业技术。这样，当地球上的土地、水资源越来越紧张，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时候，就能用这些新技术满足人类不断提高的食物需求。
这听上去隐藏了一个对未来的悲观预测。火箭上天，飞机却停在地面。
疫情重创了全球的航空业。2020年上半年，全球有近30家航空公司宣布破产。到了2020年6月，全球依然有近50%的飞机处于停飞状态。
我在2020年采访的武汉飞行员翟晨飞告诉我，虽然已经陆续恢复了飞行，但飞国际线路，一趟20小时，回来隔离14天，基本上就是一个月飞一次，剩下的时间在家天天躺着。半年不飞，飞行员还要重新考资质。这跟我们拿驾照不一样。飞行员每半年都要复训一次，不停地考试，不停地训练，直到退休那一天为止。复训的时候，要训练飞行员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发动机失效、飞机着火、燃油泄漏、空中失压……翟晨飞说，四个小时一节课，每飞一次，浑身都是汗。
我在《变量1》里讲到一家生产服务机器人的公司：云迹科技。在很多酒店里，你都能见到云迹科技的机器人。它们会跟你一起进电梯，给酒店客人送物品、送外卖。
后来，云迹科技的创始人支涛发现，疫情之后，酒店机器人出现了火爆行情。在2020年第三季度，他们一个季度的销售就超过了上一年全年销售。为什么疫情之后，酒店业受创，对机器人的需求反而增加了呢？最初，酒店在引进服务机器人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去把机器人和人做对比：我雇一个机器人成本更高，还是雇一个人成本更高？如今，越来越多的酒店发现，服务机器人的作用不是为了完全取代人类，而是代替人做重复、烦琐的事情，从而让人抽身做更有价值的事。云迹科技的机器人运用平台化、数据化管理，通过后台数据分析，酒店能更好地理解住店客人的需求。比如，从机器人接的订单可以分析出，客人在入住期间买了什么东西，点了什么餐，哪个时段下单最多，哪个货品最受欢迎……为酒店的运营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疫情后，酒店也意识到另一处微妙的变化：人们更愿意减少在线下和陌生人的接触。“无接触服务”被越来越多的酒店认可和提倡，用户在住酒店过程中的需求习惯也出现了变化，酒店涌来大量的外卖、快递、订餐、送餐任务，却因人手不足无从招架，这时，服务机器人的效率、安全、用户体验效果显而易见，酒店对机器人的需求意愿也因此猛增。
酒店业在观察机器人行业，机器人行业也在观察酒店业。云迹科技的数据表明，疫情期间，住店客人无法外出就餐，让外卖和快递类任务增长迅速，在疫情之前就开始使用服务机器人的酒店，更有信心推进酒店的智能化升级，他们已经有经验了，这些酒店也能在疫情后率先突围，加速恢复运营。云迹科技也发现，中国的酒店在引进新技术方面，比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更为积极，更愿意拥抱新科技与新变化。
服务机器人会慢慢从酒店走入社区。云迹科技正在尝试，在一些办公楼宇，让机器人上楼送外卖。办公室里的“加班狗”有福了。云迹科技还在广州天河区的一个小区尝试让机器人做垃圾分类。机器人会到你家门口，帮你把垃圾按干湿分类收走。如果你有饮料罐、矿泉水瓶等可回收垃圾，它还能帮你卖垃圾。卖完的钱会自动打到你的账上。聪明的机器人知道哪些是你家的垃圾。
我在《变量2》里写了一个很奇特的青少年群体：饭圈女孩。虽然饭圈女孩惹了很多争议，但从这个小趋势，能观察到年青一代的一些新变化。我在《变量2》中讨论了“杨超越现象”，介绍了杨超越的粉丝们组织的“杨超越编程大赛”。
后来，杨超越所在的“火箭少女101”女团正式解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2020年，火箭少女的解散却是早已决定的事。还没走到话筒前,杨超越的整张脸就已经挤在一块，哭得停不下来。“我真是干啥啥不行，跟老板吵架第一名”，拿到话筒后，杨超越用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解散宣言。这是她最后一次以“火箭少女101”成员的身份出席在公众眼前。
所有喜爱杨超越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何时到来。粉丝们更愿意将此看成一个新的开始。女团像一个温柔的“拖累”，而解散则是一次毕业典礼。成长就是背叛。没有其他的道路。没有离开，就没有到达。
终有告别的那一天。曾经相信的真理必须忘记，曾经沉迷的经历终将逝去。我们在2020年看到的一切：疯狂的、痛苦的、迷茫的、新奇的、自豪的、失落的、愤怒的、喜悦的，最终都会变成遥远而模糊的回忆。
何帆规则
我为自己的30年报告制定了一套何帆规则，一共7条。既是为了诫勉自己，也是为了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我每年都会把它放在书里，再宣誓一次。
规则１
我会在未来３０年用最多的精力、最大的热忱来完成这项工程。30年，一年一本书，共30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