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总统上台之后推行新政。他知道必须要做些什么，但其实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新政就像是一锅大杂烩：有短期的刺激政策，也有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支持工人组建工会，反对大企业的垄断地位，也试图讨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白银集团。23究竞要不要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罗斯福总统本人也是半心半意的。经济形势稍有好转，他就想放弃改革，退回到传统的量入为出的平衡财政。于是，美国经济再次崩盘，出现了二次探底。
拯救美国经济的并非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几乎所有参战的国家都变成了一片废墟，只有美国在战争的废墟中站了起来，成为新的全球霸主。
各国精英真正想清楚该如何拯救全球经济，要到1944年。这一年的7月1日，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商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国际经济合作逐渐有了框架，但在这一时期，各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性。战后的各国精英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好的，能够促进增长与和平，但无序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带来投机性的冲击，需要受到管制。用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话来说，不能让货币兑换商占领国际金融的神殿。当时，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大多也开始调整，企业收归国有，价格实现管制，实行福利政策，限制贫富分化，重新分配土地，加强计划管理，都是很常见的政策。24
回望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收入分配相对平等，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我们现在所习惯的现代生活方式，即使在欧美国家，也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进入中产阶级家庭的。25在年长一代美国人的回忆中，那是田园牧歌一样的时代。一个中学毕业的成年男子，就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足够养活一家人，有房有车，还能送孩子上大学。26这是一个我们经常容易忽视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在这段时间，欧美国家的经济相对封闭，然而，国内经济反而更加繁荣、社会更加稳定。
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问题。石油冲击，带来了“滞胀”：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但失业率却降不下去。事后去看，这里面可能有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已经大体完成，缺乏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深层次原因。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却是明确的：20世纪80年代来了个急转弯，新一代的政策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占据上风。
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体制国家内在的低效率也表现得日益突出。苏联看起来强大无比，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成为全球舞台上登台亮相的耀眼新星。此外，新的技术进步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蓬勃发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被资本市场吹捧为“新经济”。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这20多年，起初看起来像是紧接着上演了一出新戏，其实是幕间休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结束了一场长达上百年、跌宕起伏的史诗。
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我们又要经历一切。从此以后，我们会经常遇到对忍耐力的考验，也会遇到对判断力的测试。不过，想要做出准确的预测，仅仅需要一些现实主义的心理准备，以及对20世纪历史的粗浅了解而已。
中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代人的命运被改变，而这一代人以为自己的时代就是历史的常态。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和19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比19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更加自信和傲慢。
贯穿20世纪的另一条线索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二元对立、信仰战争、大国博弈。这反而是中国人更熟悉的20世纪的叙事。是的，这样的剧情更符合观众的口味：好人坏人，角色更为清晰，胜王败寇，结局更加明了。但是，这只是一条副线。
从起源来讲，社会主义萌发于资本主义内部。这一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产生的回应。这一思潮中的各个流派，有的主张改良资本主义，有的主张压制资本主义，有的主张取代资本主义。20世纪资本主义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面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激发出了自我变革的动力。然而,意识形态的斗争把20世纪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年代”。27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极端。如果你支持市场经济，那就要相信一整套信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够自发地带来收人平等；经济增长能够自动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经济增长能够源源不断地促进技术创新；经济增长能够催生政治民主；经济增长能够带来世界和平。
要是真的这样，那该多好。
然而真相是，经济全球化确实能够带来社会净收益的增加，但如果这种经济成果不能相对平均地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就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和19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一样，走得太快了，很多没有获得收益的普通民众就会要求停车，他们要下车。如果不想办法纠正，21世纪会像19世纪一样,成为一个贫富极端悬殊的年代。28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长足的经济增长，但仍然有很多社会问题无法解决。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还能看到，全球化带来失衡，贸易顺差国和贸易逆差国互相指责，都认为对方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调整政策，闪躲到一边，为自己这一方让路。
这已经够糟糕了，而我们即将面对的处境可能会比这个更糟。对外开放能够促进各国经济的交流和合作，但同样能带来更多的竞争和摩擦；对外开放能够促进各国文化的了解和沟通，但同样能带来更多的误解和猜忌。对外开放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传染病的扩散就是其中之一。
在2018年之前，所有这些，听起来只像是理论上的争论和猜测。从2018年开始，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出现了。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日益恶化，而且越来越严重。当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的时候，人们能想到的最糟糕的结局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当2019年美国进一步打压华为的时候，一本叫《美国陷阱》的书在中国引起极大关注。这本书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长臂管辖”、《反海外腐败法》等司法武器打击外国企业的真相。29人们很难相信，原来所谓的法治和自由竞争居然是这样操作的。2020年，中美关系陷入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面对这样的境遇，你只能寻找新的路。
丢掉幻想，准备出发。
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本土时代。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要告诉你，在本土时代的求生策略。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期待的是借船出海，跟国际惯例接轨，用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而在本土时代，我们要造船出海，建立自己强大而牢固的经济社会体系，从内在的自我深处，找到更雄厚的基础和更强大的力量。
在本土时代，你要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学会在逆境和打击下变得更加强大。在本土时代，必须完成五项修炼，才能升级过关。
本土时代的第一项修炼是唤醒本土力量：无论经历多大的打击，你必须先活下来。要想活下来，你唯一能够依靠的是自己原有的一切：体制、组织、人才、技术、流程、平台。当然，这些已有的要件并不是为了应对外部挑战定做的，它们是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借用哲学家林毓生所用的术语，你必须学会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把原有的资源转化成全新的力量。这是一种类似变形金刚的创新力。30变形金刚平时是一台汽车，危急时刻却能变成机甲战士。重大的挑战，反而有助于激发出潜在的能量。凡是杀不死我们的,都将让我们进化。
本土时代的第二项修炼是构建本土网络：构建本土网络，就是巩固自己的基本盘。在全球化时代，你只需要遵循效率至上原则就可以，只做好你擅长做的事情就可以。在本土时代，你必须改为遵循效率和安全并重的原则。所有重要的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都需要从头再做一遍，而经历了这种洗礼，你将获得―种更为强大的整合能力。我们当然要积极参与外部的大循环，但同时也要确保内部的小循环畅通无阻。织得网中网，才是王中王。
本土时代的第三项修炼是加快本土创新：你要比竞争对手跑得更快。面对外部压力，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变得更为迫切。组织创新往往来自基层，来自听得见炮火声的前线。组织创新的动力来自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组织创新在短期内难以快速推进，不要着急。你要相信，技术创新的速度往往快于组织创新，而且会为组织创新争取更好的机会。加速创新的秘诀就在于，让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互相咬合、互相推动。
本土时代的第四项修炼是培育本土意识：这种本土意识，来源于一群人在共同经历下产生的共同情感。这种本土意识具有更强的感召力，它来自每个人的切身感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激发出一种共鸣。这种本土意识也将更有包容性,观点的差异、情绪的分化，都无法动摇其根基，因为本土意识既不是一种观点，也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深人人心的一种情感。这是在一个文明的成长期，在这个文明内部的人民心中唤起的一种自愿的归属感。这种本土意识将激发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好奇心。过去，我们曾以为一切皆有预知的标准答案，现在却认识到，我们只能自己寻找答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答案，那么，我们就是创造历史的一代人。我们做了前人从未做过，甚至从未想过的事情。
本土时代的第五项修炼是实现本土福祉：最大的政治是让本国的人民满意,最大的经济也是让本园的人民满意。什么是最大的政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最新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1消灭贫困对中国而言并非-一件难事，一个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如同人造卫星成功进人发射轨道,大概率是能自然而然地变成中高收人国家的。问题在于，进人中高收入国家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可能并未提高，因为医疗、教育、住房等阻碍幸福感提高的民生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假如中国能够用十年之功，集中力量，把主要的民生难题初步化解，民众的支持度就会前所未有地提高。为什么说这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呢？解决民生问题,可以拉动投资、刺激消费、创造就业。稳定的预期引导长期的投入，长期的投入又能为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跟我们这些平凡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你是躬身入局者,自然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寻找能够创造奇迹的机会。顺着洋流走，要比逆着洋流走更容易达到光辉的彼岸。
那么，整个21世纪,我们都要生活在本土时代吗？恐怕不会。如果我们用长历史的视角去看21世纪，那么21世纪不会一直被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主导。历史也有潮起潮落的时候。在退潮的时候,你要为下一-次涨潮做好准备。新一轮技术革命迟早会降临，并将带来一段高速增长时期。21世纪终将再度迎来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巨变。
我们之所以强调21世纪要从本土时代启程，是对过去40年的反思。我们已经看到，对外开放确实推动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但它并非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唯一力量。过去，对外开放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如今，到了本土时代，谁能靠近消费者，谁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市场的深化同样能刺激经济增长。过去，对外开放有利于技术的赶超。如今，到了本土时代，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将决定未来技术演进的路径。市场力量将诱导技术创新与之同行。
换言之，全球化时代和本土时代都不是历史的常态，而只是两种特殊的历史时段。就像在地球的气候史上，冰川期和间冰期会交错出现一样,在人类的历史上，本土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也会交错出现。当国园内市场狭小局促、国内体制僵化失灵、国内创新裹足不前的时候，就需要全球化的洗荡；当全球市场上风雨如晦、全球化导致国内分化、经济增长引发不平等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回应，本土优先，养精蓄锐，以静制动。
无论是全球化时代，还是本土时代，遵循的都是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的“挑战-应战”机制：安逸会让一个文明丧失动力，过度的挑战会让一-个文明遭遇灭顶之灾，但适度的挑战只会激发一个文明内在的巨大潜力。32
2020年，历史面临三个选择：1944年、1914年和1933年。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年罗斯福决定推行新政。选择1944年，就是选择重建全球经济秩序。然而，最近儿年我们却看到，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进展缓慢，WTO无疾而终，G20（二十国集团）名存实亡，因为缺乏领导力和合作意愿，国际合作已经陷入困境。选择1914年，将使人类走向毁灭，而这一次，我们会死得更难看。选择1933年，就是选择以退为进，在面临突然打击和持续施压的情况下，启动应急机制。
历史总是沉默寡言。但是，过去的时光仍然在今日的时光内部嘀嗒作响。这种声音，只有历史自己听得到。
1.5新物种
当我写到《变量3》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写的是三部曲。2019年1月1日发布的《变量1》，2020年1月1日发布的《变量2》，以及这本《变量3》，是我写的“本土时代三部曲”。
《变量1》的关键词是小趋势。宽泛地讲，中国人口中1%的群体，甚至1%‰c的群体出现的变化，都可以算是小趋势。
为什么要关注小趋势呢？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宏大叙事的时代已经结束。过去40年一直盛行的是宏大叙事。20世纪80年代，我们讲的故事是改革。当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会成功。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很成功，但沿用同样的思路，在城里搞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没那么成功。没有关系，你只要讲改革，人们就会振奋。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们讲的故事是开放。当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从对外开放中获益，东部沿海地区获益了，但辽阔的内陆地区并没有同等地获益。没有关系，你只要讲开放，人们就会振奋。如今，改革的难度远超当年，成本剧增而收益下降，改得不好，反而可能会开倒车。中国仍然希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问题是，其他国家却纷纷筑起贸易保护的高墙。宏大叙事，回答不了我们今天的困惑。
第二，圈层社会已经到来。这和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有关。互联网时代之前，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报纸和刊物。一张《参考消息》，政府高官看的是它，街头小贩看的也是它。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人们更多地是从微信朋友圈、微博、今日头条等渠道获取信息，这些渠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投你所好，定向投喂。于是，我们很容易陷入自以为全知，其实无知的信息茧房。事情的真相却是，在一个人的朋友圈里刷屏的那篇文章，在另一个人的朋友圈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然而，在另一个你所不熟悉的圈子里，会出现一些小趋势。这些小趋势最终又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到你的生活。所以，你必须跳出自己所在的圈子，去发现更多的小趋势。
第三，年青一代正在崛起。从 60后到80后，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在一个极为独特的历史时期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认为自己所经历的就是历史的常态。到了90后，尤其是95后和00后，年轻人的观念转变了。“贫穷动力”变成了“嗨动力”，年轻人关心的不仅仅是金钱，他们更关心个人的价值、社会的公益。他们看世界和看中国的视角都与上-一代人不同。未来的剧本将由年青一代撰写。
观察小趋势，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洞见？《变量1》讲到，历史是一个反转大师：当你看到主人公志得意满的时候，他却突然失去了一切，陷入绝望的谷底；当你看到主人公就要被无情地摧毁时，他又会唤醒自已的潜能，绝地反击。《变量1》也讲到大树模式，通过观察嫩芽和新枝，去体察大树的母体的变化。比如，在《变量1》中，我们就是顺着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创新这三个影响中国经济的慢变量，也就是中国经济这棵大树的三枝主干，去寻找已经出现的小趋势。
《变量2》的关键词是演化算法。小趋势相当于基因的突变。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的基因突变都是随机的、盲目的、无用的，甚至是错误的。为了理解历史的变迁，我们要深入更底层的逻辑。历史的演化和生命的演化有异曲同工之处。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H. Frank）做了一个预言：一个世纪之后，如果问一群经济学家谁才是经济学之父，大多数人的回答不是亚当•斯密，而是达尔文。33地球大约有46亿年历史，而地球上的生命大约有38亿年的历史。有人把演化论称为地球上唯一的成功学，这是因为，在这个星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物种，99%以上都已经灭绝了，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至今仍然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都是当之无愧的成功者。生命在演化的过程中，把能够犯的错都试了，也把能够做的创新都试了。《变量2》借鉴演化论的思路，提炼了历史演化中出现的五个招数：试错、突变、适应、协作和混搭。
关注演化算法，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洞见？我们关心的是基本盘。一个国家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有好运气，当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东西，那些我们觉得是优势的东西，或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东西，该怎么办？演化算法的策略就是以自己的成长对抗外部的冲击。理解了演化算法，你就能理解基本盘的重要性。基本盘就是当你失去了之后还能拥有的东西，是汇集了我们的传统优势、制度基础、资源禀赋，同时乂能前瞻性地把握未来格局的集成系统。只要这个基本盘没有被动摇,中国经济就不会被摧毁，还能继续生机勃勃地成长。
小趋势代表着演化的开始。演化算法关注的是演化的过程。演化的结果将是新物种的出现和生态系统的重建。如果说2018年的关键词是“恐慌”，2019年的关键词是“迷茫”，2020年的关键词就应该是“重建”。越来越多的人丢掉了幻想，意识到我们正在跨越历史的分水岭。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天气的变化，不是季节的变化，而是气候的变化。从全球化时代进入本土时代，犹如进入一个冰河时代。外部环境的巨变会影响到生物群落的命运。外部环境的巨变，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选择。当生态环境改变之后，新的生物物种慢慢出现。当经济环境改变之后，新的经济物种也会逐渐涌现。
且慢，让我们再较真一下。是不是新的物种出现，就一定是好事情呢？
假设你生活的地方跟世界上其他地方脱钩了，你的家乡变成了一座孤岛，或是--块漂浮的大陆，就像澳大利亚一样,那么，由于与世隔绝，没有天敌，很多独特的生物物种就能繁衍生息：鸭嘴兽、袋鼠、树袋熊……再比如达尔文曾经乘坐贝格尔号去过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个群岛孤悬海外，隐藏在辽阔的太平洋里，甚至每一座岛都与其他的岛相互隔绝。久而久之，每个岛上的生物适应了不同的生态环境，保留下来很多堪称活化石的物种：加拉帕戈斯象龟像一块块巨石，礁石上爬满了长满锋利背刺的海鬣蜥。达尔文观察过岛上的不同雀鸟，这种鸟被人们称为“达尔文雀”。达尔文雀隶属雀形日裸鼻雀科，在岛上辐射进化出了十多种不同的分类。它们的鸟喙或大或小，有的厚重，可以用来压碎种子；有的长而尖，可以用来吸取花蜜；还有的细长，可以用来掏出藏在树干中的虫子。在这个靠近赤道的偏僻群岛上，甚至还生活着一群企鹅。
虽然这些本土物种让人大开眼界,但最大的风险在于，它们是受到过度保护的物种，一旦跟外界有了接触，很可能根本无法抵御外来的天敌，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同样，假如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脱钩，退回到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的时代，由于缺乏外部竞争，本土也会出现新的经济物种,但这些新物种会像活化石一样，缺乏剽悍的竞争力，受到过度保护，最后会变成“长胡子的婴儿产业”。
不过，生物学告诉我们，新物种的出现并不一定非要在完全孤立的生态环境中。生物学中有一个概念叫“环物种”，意思是说，一个物种在向不同地方迁移的过程中，会因为各地地理环境的差异衍生出多个亚种，各相邻亚种之间有着连续性的基因变化，但到最后，当它们首尾相接的时候，这两个亚种由于差异太大，已经不能相互交配，产生了生殖隔离。“34这个物种的整体分布形态犹如--个圆环，所以被称为环物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银鸥（Larus argentatus），这种鸟沿着北极圈一线分布，形成了七个亚种，分布在英国、北美、东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北欧，形成一个环,其中北欧亚种与英国亚种虽然相邻，却无法杂交。暗绿柳莺（Phylloscopus trochiloides）是另一个案例。这种鸟环绕西藏高原周围，从喜马拉雅山亚种开始,分两路演化，一路往西，一路往东，最终在西伯利亚相遇的两个亚种也无法杂交。
想象一下，世界经济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呢？假如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美国要和中国脱钩，但中国仍然和东亚邻国合作紧密，东亚邻国和南亚国家合作，南亚和中东、非洲合作，同时，中国也和中亚、中东、非洲和欧洲国家合作，欧洲又和美国合作，看起来，经济联系-直没有中断，但到了首尾相连的中国和美国，合作的障碍反而最多，合作的紧密程度会下降。这是不是能称为“世界经济的环物种”呢？
生物学家还提出了一种更新的观点。“环物种”假说还是需要用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间隔来解释物种的分化，但最新的研究指出，或许在同一个环境之中，而且这个环境本身没有出现变化，两个群体原本好好地生活在一起,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走着走着就分道扬镳了。这其中的机制是，在某个群体里（假设是A群体）出现了一个对这个群体有优势，但是会产生杂交危害的突变。这个突变会在A群体内部扩散,但无法进入相邻的B群体，这样也能形成隔离，出现新物种。35
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池塘，池塘里有一群鱼，这群鱼原本是吃水草的。有一天，一条鱼产生了一个基因突变，可以让它吃螺蜥。于是,它的后代也能吃螺蛳。注意，这时候,还没有出现新的物种。这只是一个群体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特性,因为吃螺蛳的鱼和吃水草的鱼还是可以互相交配的。有一天，吃螺蛳的鱼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基因突变，这种基因突变能让它的后代更好地消化螺蛳，但如果和吃水草的鱼交配，生出的后代就会不健康，比如消化不良，或是游不快。那么，杂交的后代就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数量会越来越少，于是，这个新突变在吃螺蛳的鱼群中所占的比例就会不断提高，而且，久而久之，吃螺螈的鱼和吃水草的鱼就不能再杂交了，它们变成了两种不同的鱼。
你再想想，世界经济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中国和美国本来都是池塘里的鱼，但是，美国突然出现了一种基因突变，我们可以称之为“特朗普突变”。这种突变不再鼓励中美合作，于是，美国的企业会逐渐退出中国市场，越退越多，渐行渐远，中美两国经济可能就脱钩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新物种的出现不是由于出现了创新优势，而是别人变了，我们不得不跟着变。
未来的世界经济到底是更像加拉帕戈斯模式、环物种模式，还是池塘模式？我们并不知道。生物物种的演化是难以预测的，经济物种的演化也是难以预测的。
更重要的是，除了我们讨论过的这三种模式，还有一种更值得关注的演化模式，那就是在重大的环境变化下，几乎所有的物种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都要找出自己的活路。就像我在《变量2》中所说的，海里的水多，我们就留在海里当鱼，海水退去，我们就要学会上岸，变成第―批两栖动物。这才是最为激动人心的变化。最早上岸的鱼是如何变成两栖动物的？一部分恐龙是如何变成飞鸟的？最早的哺乳动物是怎样大行于世的？
在这本书里，我不仅会关注全球发展中的加拉帕戈斯模式、环物种模式和池塘模式，还会用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在中国经济这个独特而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个体，面对外部剧变，如何迅速改变自我，找到新的生态位。
这也是我未来的.工.作计划。假如未来数年，没有出现意想不到的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我会用最多的精力观察中国经济中这些新物种的出现。比如，像芯片这样的我们一直担心的产业软肋，是否会突然实现逆袭？越来越庞大的互联网公司，掌握了大量的经济社会数据，这些数据未来应该如何使用？物流行业是否会改变中国经济的版图？会不会有更多的内陆城市，意想不到地崛起？
或许，三年之后，我又能带给你一套新的三部曲：新物种三部曲。
1.6三种能力
2020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个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2020年，我们也忽然意识到,原来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竟然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一个国家可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危机：外敌入侵、国内暴乱、经济衰退、种族矛盾等等。有些国家经过艰难的选择，调整了战略，不仅没有被危机压垮，反而更加团结、更加成熟。有些国家则因为应对失当，陷人更混乱的局面，经历了更多的痛苦。同样，一个人也会在人生转折点经历各种危机：失业、亲人死亡、离婚、疾病、交通事故，或是莫名其妙的中年危机。有人在经历最初的痛苦之后,逐渐进入漫长的恢复期，最终渡过了危机，如同凤凰涅槃，塑造了更为强大的自我。有人却无法从痛苦中解脱，从此一蹶不振，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新作《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36中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戴蒙德讲到，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在遇到剧变的时候，都需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遇到了麻烦，并愿意主动承担责任，他们都需要从自己的过去和别人的经历中汲取经验，主动向外界寻求帮助。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需要划清界限，也就是认识到虽然自己遇到了麻烦，但只有某些方面需要抛弃或改变，其他方面还在正常运转，无须改变。戴蒙德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能够成功应对危机的国家和个人，都会掌握一种让过去和未来“马赛克式并存”的能力。一方面，他们都能保留原有的核心价值观，从内心深处激发出更强大的自我，不自怨自艾、自卑自贱；另一方面，他们会坦然地接受已经遭受的挫折，积极面对未来，表现出耐心和灵活性，在寻找新的出路时容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不确定性和失败，克服僵化的思路，勇于做新的尝试。
举一个书中的例子。戴蒙德讲了芬兰的故事。1939年10月，苏联向三个波罗的海邻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这三个国家允许苏联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这三个弱小的邻国无奈地屈服了。苏联又向芬兰提出了大致一样的要求：芬兰要割让卡累利阿地峡的一部分，允许苏联在靠近赫尔辛基的海岸建立海军基地，还要割让芬兰湾上的几个小岛。芬兰拒绝了苏联的要求。有些芬兰人觉得苏联不过是虚张声势。有些芬兰人则担心苏联会得寸进尺，侵占整个芬兰。所有的芬兰人都相信只要坚持抵抗，盟军一定会赶来。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开始轰炸赫尔辛基和其他芬兰城市，冬季战争爆发了。就在第一天晚上，芬兰平民伤亡人数就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平民伤亡总数的10%。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面对强大的敌人，芬兰士兵英勇善战。当苏联士兵晚上围坐在篝火边取暖的时候，埋伏在树上的芬兰狙击手借着火光，一枪撂倒苏联军官，迅速撤退，留下群龙无首的苏联士兵惊慌失措。
但是，芬兰盼望的援军始终没有到来。被逼无奈，芬兰只得在1940年3月接受和谈。这一次，苏联开出的条件更为苛刻。芬兰不得不割让整个卡累利阿省，占芬兰人口 10%的卡累利阿省居民成了难民，撤回芬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选择和德国一起作战，试图夺回失地。结果，德国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芬兰再次和苏联谈判。这一次，芬兰改变了策略。芬兰对自己面对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第一，芬兰是一个小国；第二，你无法改变地缘政治，无法选择谁是你的邻国。为了更好地生存，芬兰选择和苏联和好。要想赢得这个暴戾多疑的邻国的信任，芬兰不得不付出代价。当美国提出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之后，芬兰出于不激怒苏联的考虑，婉言拒绝了美国的好意。芬兰为苏联提供了最惠国待遇条件，大量从苏联进口石油，还进口了大批质量奇差的苏联汽车。与此同时，芬兰没有像东欧国家一样，完全倒向苏联一方，而是仍然留在西方国家的阵营里。在漫长的冷战时期，芬兰成了一个独特的东西方阵营间的“中间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芬兰虽然做出了让步，但并没有屈服。芬兰虽然改变了对苏联的策略，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这就是戴蒙德说的过去和未来的马赛克式并存。芬兰的一部分已经彻底改变，但这种改变只让它变得更成熟、更坚强。孟子在讲到一个邦国的外交策略时曾说：“唯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唯智者为能以小事大。”37芬兰对待苏联的政策，就是“以小事大”的经典案例。
戴蒙德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主要讲的是国家的案例,他想要探讨如何从个人度过生活的转折点获得启发，去洞察国家应对危机的策略。我们关心的问题恰恰相反。在时代洪流中艰难挣扎的个体，该如何借鉴历史上国家兴衰的经验，更好地做到过去和未来的“马赛克式共存”？
在杭州法云古村的一次晚宴上，我问心理咨询师陈海贤老师：“你听过那么多人生故事，那么多人跟你倾诉他们遇到的人生挫折，能不能帮我总结一下，走出人生困境，有哪些经验？”
受到陈海贤老师的启发，我总结出三个能力。这三个能力是我们应对人生危机的时候必须具备的，而且，这三个能力的难度是逐级递增的。
第一个能力是反省力。陈海贤老师讲到，当我们遇到人生挫折之后，会重新思考走过的路，对生命中重要事物的优先次序重新排列。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不得不居家隔离，正常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这给了我们一段难得的反思时间。以前，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却不知道在忙什么。过去，我们把工作、事业、赚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拼命往前冲，生怕掉队。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幡然醒悟，原来更重要的是生活、家庭和健康。反省力需要我们跳出框架，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熟悉的生活，敢于打破常规，解构日常生活的意义。
第二个能力是忘却力。陈海贤老师讲到，能够成功渡过生活危机的人，都不会长久地沉湎于往日的痛苦和惊慌。他们会把积极的和消极的回忆分离，把消极的回忆妥妥地放在盒子里收藏好，带着积极的回忆重新上路。这是比反省力更难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人们有更高的目标、更强的人格。
哲学家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他说：“在无数个例子中，在弱者和无力者不可避免地发生怨恨的情况下，高尚的人却根本无所怨恨。甚至对他的敌人，他所遭受到事故和胡作非为，也不长久地耿耿于怀，能做到这个是强健饱满的天性的标志，在这样的天性中洋溢着塑造、模仿、痊愈的力量，并且也是造就遗忘的力量。”38我们不妨把这种力量叫作忘却力。
第三种能力是叙事力。人是一种需要讲故事和听故事的物种。故事能够帮我们梳理出理解事物的线索，故事能够帮我们找到人生经历的意义，故事也能帮助我们释放情绪、交流情感。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总是在讲述故事，他的生活被自己的故事和他人的故事包围，他通过这些故事看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尝试着像讲述故事一样过自己的一生。”39
危机和灾难天生就是故事的好题材。为什么人人都想看《泰坦尼克号》？一个关于重大危机的故事包裹着层层意义。危机揭示人生的意义，暴露人性的真相，形成社会对风险的共识，并发出警示。危机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困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危机会爆发，不知道危机什么时候会结束，不知道危机会不会再来，不理解危机为什么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不知道谁能帮助我们，甚至对自己的人生意义都会产生怀疑。在这个时候，人们更需要故事的慰藉。40
关于危机，大致有三种叙事方式。第一种是受难者模式。这个叙事模式要求找到事实的真相，厘清谁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同时告慰和关心那些受难者。这种叙事模式有其隐藏的前提假设。一般来说，受难者模式对危机的理解是：如果是人为制造的危机，那一定有罪魁祸首，比如恐怖袭击有作案者，凶杀案能找到杀人者，环境污染会找出责任方；如果不是人为制造的危机，那也要追究失职官僚的责任，或批评落后的体制，一定是有人隐瞒真相，才使得危机扩大，一定是有人拖延推诿，才没有及时制止危机。在受难者模式中，还会隐藏着另一些潜在的道德假设：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的道德是完美无瑕的，在道义上需要支持。
受难者模式契合了人们遇到危机时自然而然会产生的疑问，人们需要尽快找到-种秩序。但是，问题在于，当危机爆发的时候，从决策者到执行者，从专业人士到普通民众，都身在局中，很难一下子弄清危机的意义，更难达成共识。你很难理解局中人所面临的困境，也无法用善恶标准区分人群。信息的公布真的能减少危机带来的灾难吗？这很难说。过多的信息渲染出过度的恐慌。我们这一代人，虽然身处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时期，但焦虑和恐慌的程度比过去的人们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41即使是站在受难者的立场，这种叙事模式也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受难者模式是面向过去的，强调要对危机有个总结，有个说法。那么，即使有了一个说法，又能怎么样呢？“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种叙事模式会变成有些人要推脱责任，寻找替罪羊的工具。追责异化成了甩锅。
第二种是英雄模式。这种基本的叙事模式非常符合人类的天性。从远古时代，人们最爱听的故事就是英雄史诗。英雄代表着理想人格，也往往代表着在危机时期几乎绝望的一群人翘首以待的期盼。英雄带给人们勇气和希望，给普通的民众更多的赋能。在危机时期，恰恰会有很多英雄故事涌现出来。
一般来说，英雄故事又往往会聚焦于：（1）在危急时刻被激发出互助精神、无私奉献的普通人。身处危机的每一个这样的平凡人物都带着一丝英雄的光芒。比如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了大批的志愿者。（2）身处一线的特殊职业。比如火灾来了，消防队员要上；疫情来了，医护人员要上；抗洪抢险，解放军战士要上。（3）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领导者。42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至暗时刻站出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然而，这种英雄模式也不能完全呈现出危机的启示。很多被称为英雄的人们会拒绝这样的称呼。援助武汉的外地医生说，武汉本地的医生更辛苦。武汉本地的医生说，护士比我们更辛苦。护士说，医院里的保洁阿姨最累。很多志愿者到最后连一张志愿者证书都不愿意去领，他们觉得这不过是自己应该干的。站在舞台灯光下的时间是短暂的。英雄也要解甲归田，也有和平凡人一样的苦恼。从防范下一次危机的角度来说，仅仅讲述英雄的故事，并不能增加人们的信心。
第三种是重建模式。和前两种模式不同，这种叙事模式更强调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这种叙事模式把危机视为催化剂，危机将催生重大的变革。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讲的一句名言“那未能杀死我的，使我更为坚强”，表达的就是这种信念。"43这种叙事模式的底层逻辑，就是人们对成长故事的偏好。就像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所说的，所有的神话故事都遵循着同样的套路。它们讲的都是主人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遇到了各种坎坷，遇到了人生导师和小伙伴，也遇到了强大的对手，几乎被对手摧毁，最终却能战胜对手，赢得“宝物”，衣锦还乡。44
自我成长故事的另一个规律是，主人公追求的目标越高，遇到的阻碍越大，遇到的挫折就越多，被激发出来的能量就越大。看看我们这个国家,正符合这个规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追求的目标，而遇到的各种内忧外患，反而激发出愈挫愈勇的斗志。想想我们每一个人，你在应对自己的人生挑战时，同样要看清楚自己的目标，准备应对可能遇到的障碍和挫折。
你会看到，这本书用的就是第三种叙事方式：重建模式。我将带你去理解很多平凡人物的追求和渴望，也让你感受到他们的艰辛和努力。我也会不断回到本土时代的那五个修炼难题。这个重建模式，或许能够唤醒你内心埋藏得最深的能量，同时让你和千万个有共同经历的人形成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