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在这个数据泛滥的信息化时代里显得尤为珍贵。
——约翰·奈斯比特
那些对决策过程中的数据分析持否定态度的人往往倾向于通过自己的直觉进行判断，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前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他的自传副标题没有写成“智慧为先”，而是选用了“胆识为先”。这名字听起来酷多了。
我是一个崇尚数字与统计分析的人，习惯通过分析作出决策。到底直觉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我的21点经验告诉我，直觉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
在《决胜21点》这部电影中，有一幕戏是这样的：男主角本·坎贝尔没能沉住气，开始在赌桌上拼运气。在拿到一手坏牌后，他的情绪激动起来，不断地提高自己下注的筹码，完全不顾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他的队友就这么惊讶地看着他输掉了几十万美元的筹码。在好莱坞的剧本里，坎贝尔直到输掉了自己的衬衫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太不理智了。
因为剧中主角的原型是我。在第一次读到编剧送来的剧本时，我觉得这段内容很失真，让我感觉很不好。我甚至要求编剧把这一段情节从剧本里拿掉。我向他解释说，算牌人都是非常理性、平和的。剧本里描写的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我们深知所谓直觉对判断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如果我们像剧中的本那样犯下如此大的错误，一定会被驱逐出队的。我们的所有决定非白即黑，没有任何模糊的余地。
这种非白即黑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被灌输给每个人队的新成员：“真相只有一个。”他们需要将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中，并要通过将近360场的实战测试。在此期间，一次失误都不允许发生。如果他们不幸失手，就要重新开始计数。在他们通过测试后，还需要用纸笔完整地重述全部的基本策略，证明自己已经对这些知识都烂熟于心。
每个决定都能根据基本策略果断地作出判断。一对A就要拆牌；11点时，只要庄家明牌不是A就双倍下注；软17对庄家的明牌10点时要继续要牌。这些基本策略是学习21点的第一步。作出这些判断不需要丝毫的直觉。
在娴熟的掌握了基本策略之后，我们就会向新成员介绍该如何算牌。每张牌都代表一个点数，这个过程只是简单的记忆和加减法运算，并不困难。新手们花上几小时就能轻松掌握。10、花牌和A算－1分，2、3、4、5、6算＋1分，7、8、9算0分。这些分值，只需要死记硬背下来就行。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了。通过这些训练，新手们可以更好地掌握这些知识，以免在真正的赌桌上出现失误。新手们还要通过各式各样的算牌测试。他们要么只是简单地站在别人的背后看别人玩牌的同时算牌，要么得同时玩两副牌，还得准确无误的算清楚牌。在总共约24副牌的测试过程中，最多只允许出现两次错误。如果错误次数超过两次，他们就得重新来过。
通过了算牌测试后，他们将要学习该如何在赌桌上作出决定。按照当前的算牌结果和简单的计算方法，他们要迅速作出决定。在发牌的过程中，算牌者要迅速通过心算得出结论，并相应地作出判断和行动。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哪个决定是缺乏数据支持而凭空作出的。如果算牌人对庄家或是身边的某个玩家感觉不好，他就得克服自己的这种心理，避免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如果有人因为连输了3局而感觉自己手气不好的话，他们大可不必太在意。我们只需要按照基本策略作出相应的决定就行了。
21点的世界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虽然这话听上去有点奇怪，但事实如此。实际上，我一直希望能在21点之外找到类似的环境。我的交易员工作显然没能带给我这样的机会，因此我在现实的社会中四处碰壁。
可以这么讲，我对自己在牌桌上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充满信心。而且，我还能保证自己作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正确的。这并不代表我每局都能赢，而是说我的每个决定背后都有强大的数据理论支持。我不清楚这种信心在别的领域是不是也存在。
正是这种与数学的高度相关性，让21点牌局中的每一个决定都能找到数据的支持。在玩21点的过程当中，所谓直觉完全无用武之地。
扑克牌跟21点很相似，需要记牌并且计算条件概率。如果我手上有一张A，那么别人手上拿A的概率就会降低。还有，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赢牌概率判断应该下多大的注，这个特点也跟21点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玩21点的过程中，你的对手只有一个——庄家。其余的玩家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竞争关系，也不会相互影响。我们还可以想得更简单一些，庄家的行为都是可以预判出来的。游戏的规定即是如此，庄家在没拿到17点之前，需要一直选择要牌，直到总点数达到或超过17点。一旦总点数达到或超过17点，庄家需立即停牌。按照这个规则，如果庄家拿到的牌点数是12，就必须再拿一张牌。如果此时你手中牌的总点数是18，而庄家又拿到一张5的时候，他的总点数就是17。根据规则，他不能继续要牌，只能乖乖地把钱输给你。
在了解了这些基本的知识之后，在你的牌是15点，而庄家的明牌是5的情况下，基本策略会告诉我们此时选择停止要牌是最佳的方案。自己不拿牌，等着庄家爆掉。基本策略的基础是庄家根据游戏规则作出的机械化的决定。
但是如果你是在玩扑克，桌上的对手们可不会被什么规则限制住手脚。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打法。在打扑克的时候，发现场上对手们的习惯和偏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扑克选手面对同一副牌的时候，各自选择的打法都可能会千差万别。观察对手的表现、预测他们之后的举动对扑克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却对21点毫无借鉴意义。相比扑克牌游戏，21点对于数据的运用可要纯粹的多。
但是如果你能把扑克牌的游戏进行简化，其实也能创造出更好的策略来——扑克的“基本策略”。换句话说，如果你能让对手们都按照一定的规律和你预想的方式出牌（像21点的庄家那样），就能设计出像21点那样切实有效的策略来。
为了创建数据模型，通常需要将情况进行最大限度的简化。你要作出一些假设，让问题变得可控起来。这也就是安迪·布洛赫创建的扑克牌理论的第一个环节。
布洛赫是上个10年中最成功的职业扑克牌选手，在巡回赛中总共赢得了400多万美元的奖金。他参加过20届世界扑克锦标赛，并在无数的巡回赛中斩获佳绩。他近期获得冠军的赛事有：2008年的职业业余混合赛、终极扑克挑战赛Ⅱ，还有2002年的梭哈大赛。在巡回赛之外，他还因为自己耀眼的教育背景（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学学士、硕士及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而受到众人的瞩目。
布洛赫的扑克牌生涯是从康州的快活大赌场开始的。快活大赌场最初是一家宾果娱乐厅，在1992年的时候才开始加入了桌面游戏。因为靠近波士顿和纽约这两大城市，它很快吸引了很多像布洛赫这样高学历的赌客。布洛赫参加了那里举行的扑克巡回赛，每月都要从波士顿来快活大赌场两次。自此，他的扑克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到了第二年，赌博就不再只是布洛赫的爱好，而是有了新的外延。
布洛赫那年失业了。来到快活大赌场他发现赌场新添了一个项目，“希科克6张牌扑克”。这是一种新的玩法，对手是庄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认为这个游戏是有机可乘的。布洛赫在计算机上运行了一些计算程序，并得出一套“能让希科克的玩家获得6%优势”的策略。
布洛赫在一个每周都举行的扑克人集会上遇到了几个麻省理工学院21点小组前队员。他们也纷纷伸出援手，组建了一支由麻省理工学院在校生组成的团队，准备大干一场。这支新生的队伍连续在赌场中赢了几个月的时间。然而，赌场也很快作出反应，改变了游戏规则。如此一来，“希科克6张牌扑克”这一项目就变得无懈可击了。
平均来说，玩希科克的团队每小时能赢30美元，总共加起来赢的钱也不足10万美元。然而，这次的经验让布洛赫认识了麻省理工学院的21点小组，也带他进入了职业赌博的世界。他从1994年底开始到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练习，并于2005年带领着自己的21点小组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了21点的首战。同时，他也对自己工程师的工作产生了厌倦情绪。他从那一行抽身出来，全心全意地研究起21点和扑克牌，并为自己的未来做起了打算。之后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他成为了上个10年中最成功的扑克选手。
布洛赫既有分析学的学术背景又有21点的实战经验，由他创建出扑克牌的最优策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算牌者的角度看待扑克牌，布洛赫自创了一套体系，可以供自己在扑克牌的决策过程中掌握胜算。
为了创建这套体系，布洛赫从绝对客观的角度对得州扑克第一轮下注时玩家手中所持的任意两张手牌的组合进行了排名。通过这样的排名，玩家可以在发出3张公共牌前的第一轮下注过程中按照计算出的概率决定该下多大的注。
想要达成这个目标，他得用到电脑。但在此之前，他需要先将这个问题进行简化。与21点相比，这里要考虑的因素和变量实在是多了很多，可没那么简单。
首先，他只考虑1对1的情况，即桌上只有另外一名玩家。接下来他要预计对手会采取的举动。他假设对手只有两种选择：弃牌或是全押。
对这些流程进行过简化之后，布洛赫计算出了169种可能的手牌组合先后排名情况。再加入了概率的考量之后，这169种不同的组合就构成了扑克牌基本策略的核心。
就这样，安迪·布洛赫开发出了扑克牌的基本策略。
在我与他谈话的时候，我对他的基本策略表示了怀疑。我担心它并不能像21点的基本策略那样完美、有效地指导牌局。布洛赫让我看到的，仅仅是对手牌组合的排名及一个很宏观的理念而已。然而，这些结论都是建立在最简化的情况上的。扑克牌的变化那么多，能用这样简化的方式以偏概全吗？这可跟我们开发21点的基本策略时所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
即便扑克牌中真有所谓的基本策略，选手们还是不得不面对各种变量：桌面上玩家的人数、你所坐的位置、自有资金量的大小与大盲注的比例、当前赌注总金额，等等。更不用说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玩牌方式，知识、技术、策略各不相同。这样看起来，想要预测整个牌局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想要考虑进所有的变量，通过分析模型创建出基本策略简直就是妄想。
那么，既然按照布洛赫简化后的条件下创建出的基本策略无法真实预测各种情况下的牌局发展，布洛赫又怎么能依靠其作出决定呢？当然了，扑克牌不像21点，不用夹杂任何的主观判断。实际上，扑克牌不但允许有时甚至还必须让玩家通过直觉作出决定。那么，安迪·布洛赫这样一位优秀的统计学家不辞辛苦地探寻成功的公式，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和布洛赫对话的过程中，我脑子里浮现着无数关于牌手“直觉”的问题。我问他：“那你用到扑克牌基本策略的机会多吗？”
“我一直都在靠它作决定。不过，根据牌桌上选手的不同，我的侧重也会有所变化。如果大盲注选手是激进型的，或是我左手边的选手比较谨慎，我就会跟随基本策略紧一些。但我的所有不同选择都是有理论支持的。”布洛赫的这番言论让我更加确信：他是分析学里的内行。他在牌桌上作出的决定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细致的安排。布洛赫让扑克牌像21点那样变得可控起来。这一点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尽管如此，在布洛赫的方案中还是加入了不少主观判断的成分。我迫不及待地问出了自己很关心的那个问题：“那么，你是怎样在玩牌的过程中从直觉和数学中寻求平衡的呢？”
布洛赫停顿了一下，然后对我说道：“没错，我是在用自己的直觉。但我一直都很谨慎。如果你太依赖自己的直觉，那事情就会变味儿了。比如说，你手里已经拿了一对10，然后想说公共牌还会有一张10，所以就全押了。这就不叫直觉了，而叫猜了。”
“你必须正确地运用直觉——从事实中得来的直觉。就好比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对手的某些举动会让你作出跟的决定。这时候，你就要认真地考虑一下是什么给了你这种暗示？哪些事实触发了你的直觉？”布洛赫这样概括道。
这跟大多数人口中的直觉有所不同。布洛赫继续向我解释他心中直觉的概念：“我在碰到从未见过的情况时就会根据直觉行事。所谓从未见过，就是无法通过数据模型模拟的情况。”
这段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21点的策略当中直觉毫无用处。因此我一直想弄清楚到底它在扑克牌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布洛赫的这番话带给了我线索。所谓直觉的定义，是“未经思考的，对真相及事实的主观判断”。但是布洛赫的观点却不一样，他有判断的基础：自己见过或是没见过。
布洛赫带给了直觉新的定义，为它陚予了数据基础。他的直觉并非空六来风，而是依靠数据作出判断后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用电脑或是分析软件进行计算。他用的是自己的大脑。
这次与布洛赫的会面让我想起了自己与教练比尔·沃什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当时我们一起合作为橄榄球运动员的赛场表现搭建一个分析框架。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初衷是，当前的传统橄榄球分析方法并不能清楚地描绘出每个球员的赛场表现。
传统的统计方法存在着短板。如果打开周一的报纸翻到体育专版，你经常会看见前一天的比赛中某某队又成功地完成了100码回攻达阵。可谁知道这些成绩到底是怎么获得的呢？当然了，如果仅20次尝试，跑锋就成功地实现了达阵的话，这成绩是相当不错的。但如果跑锋冲锋30次才最终实现达阵的话，这样的成绩还能算是好成绩吗？
想要真实表现出公司的业绩，就要去看那些基本的分析结论，而非“累积”后的结果——与上述橄榄球的例子同理，要看每次进攻的冲码数，而非100码回攻的整体结果。如果跑锋每次冲码的平均距离在5码，那我们就认为他的表现不错。但如果跑锋每次只能带领球队向前推进3.3码，就只能用“差”来形容了。难道可以说只要跑锋的冲码数落在3.3~5之间，就是可以接受的？
实际上，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就拿之前的例子来说，球队跑锋平均每次冲码数都高于4，但并不是所有平均冲码数高于4的跑锋都是成功的。那些在第三攻中冲锋超过4码，最终达阵成功的跑锋算是成功的。而即便在第三攻中带球推进了5码，但由于终未达阵，球队选择用任意球结束进攻的话，跑锋的成功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此，与其将注意力花在聚合的统计结论上，不如看看那些真正对决策有价值的分析方法。我们通过对每一场比赛的单独分析，对每个单场的成功与否作出评价。在我们的评价系统中，同样在第三攻中推进5码，最终达阵的冲锋比起未能达阵的冲锋其价值要高得多。看起来，这好像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如果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一攻和二攻，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此，如何为每场比赛建立起正确的度量模型、客观地对比赛进行评价才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选用了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过去3个赛季中的比赛数据，通过它们建立起一个数据分析模型。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名为“期望分值（EP）”的系统。（这跟之前说过的布莱恩·伯克的系统颇为相似。依照那个系统的分析结论，布莱恩建议教练应该多尝试短边偷袭策略。）这个EP系统能在比赛中的任何时点对攻方的得分期望值作出预测。比如说，如果攻方在第一攻的时候距离对方的底线只有1码，得分的期望值只略低于7分。如果球队此时因为犯规从对手的1码线位置被罚后退10码，那期望分值就会显著下降。犯规的判罚会让你的期望分值降低2分左右。
通过这套系统，我们可以实时分析出每一次进攻的成败。每场进攻过后，我们可以根据期望值的变化来判断球队是否有更好的得分机会，从而判断球队是否能够取得胜利。
所有数学模型都要经历鉴定和测试的过程，即将模型拿给内行的专业人士看，听听他们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有可能会嘲笑你的分析结果。但这是分析模型真正上路前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
沃什教练就是检验我成果的专家。作为公司的顾问，沃什教练在与我们讨论模型的有效性问题上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我们准备了一套演示文稿，想问问他的意见，看我们的结论和他多年的实战经验有没有什么出入。
我们和沃什教练在他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见了面。当时我心里还有点焦虑。沃什是个传奇式的天才人物，但对数字算不上精通。我们在这个模型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沃什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很可能就要重新来过了。
我们问沃什教练的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在您看来，第一攻向前推进几码算是成功呢？”
沃什教练想了几秒钟后回答道：“4码左右。5码的话就算是很不错的结果了，4码也还算行。如果只推进了3码，那就不太理想了。”
“那么，第二攻呢？”我继续问道。
“这就要看现在离对方的底线还有多远了。不过，通常都要在剩余码数的一半左右。”
沃什给出的答复和我们这几个月来运用模型计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当然了，他的这些论断也非自己的猜测，而是来源于毕生的赛场经验。
随着谈话的进行，我们发现他的判断和我们的分析结果惊人的一致。有些人会说他的判断是通过直觉作出的。但是，谁的判断不是凭着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作出的呢？何况我们面对的是沃什这样一个赛场经验丰富的业内人士。
帕拉格·玛拉斯在和沃什教练接触的过程中也有同样的体会。玛拉斯曾经受雇于49人队，帮助球队分析新秀的选秀权。球队需要通过分析来判断如何交易选秀权才能为球队谋取到最大的利益。比如说，球队用自己第三轮和第四轮的两个选秀权去换另一支队伍第二轮的一个选秀权。这些都要看怎么做能让球队的利益最大化。球队的选秀权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由达拉斯牛仔队的球员人事主管吉尔·勃兰特提出。沃什教练对此常抱有疑虑。
实际上，沃什常怀疑49人队的选秀策略有问题。因此，他决定聘用一些专业的分析人员来帮他科学地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玛拉斯和他的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为沃什建立了一套新的分析方法。
玛拉斯通过这套新的分析方法帮助沃什分析了过去的交易行为。结果显示，沃什过去所进行的交易都很合理。他们发现虽然在事前并未进行任何复杂的测算分析工作，沃什的交易策略都表现得异常合理。他通过直觉作出的判断，换了统计学家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这两个例子中，沃什的直觉都与最终的分析结论实现了惊人的统一。沃什的才华自然不用赘述了。他竟然不用任何统计工具，在职业橄榄球联盟之中单凭一双慧眼就能作出最明智的决策。同样，他完全不用看那些长篇的数据分析报告就知道该如何作出判断。但是，沃什的决定果真都是单凭直觉来的吗？是不是这背后也有所谓的“分析”成分呢？
他的所谓直觉，与布洛赫的直觉是一样的吗？简单来说，决定都是由潜意识判断过后的产物。当布洛赫碰到了无法模拟的情况及当沃什遇到了自己认为不需要分析的情况时，所谓直觉就开始发挥作用了。然而，沃什还是或多或少对数据的力量抱有信心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聘用玛拉斯和他的团队来核实自己的直觉是否正确。
沃什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橄榄球领域工作了60余年，这么一位睿智的教练，加上如此长时间的经验，作出的决定怎能不对？沃什对赛事的准备工作非常细致认真，橄榄球业内人尽皆知。他甚至会在赛前草拟出球队前25次进攻的战术来。这样一来，他就无须在比赛中草率地作出决定。
沃什的睿智引发了我的思考。是不是真的有人不用任何数据就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太不理解了。这些结论究竟来自何方呢？
我对直觉系人士的寻访之旅并没有停止。接下来的一站，我来到了一个关乎生死的行业——医药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数据曾经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实证医学已经在广泛地将各类统计分析技术运用其中，如数据挖掘。
对于实证医学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实证医学甚至成了很多人讨厌统计学的缘由。许多人错误地将实证医学解释为单纯地通过数据分析决定治疗方案的方法。单纯通过对历史诊疗记录的分析制定诊疗方案，对于一个关乎人们生死的行业来说有点不可理喻。
迈克尔·布鲁姆博士是一位心脏病专家，同时还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院担任信息技术部门的医学总监。他对实证医学的定义是：
“通过科学的研究方式（如临床试验）得出的，对现有诊疗方式的有效补充。”他解释说，实证医学加入了实施者对于诊疗方式的判断。因此，它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毫无方向的纯数字理论。
布鲁姆解释道：“如果证据足够强大，严格遵循实证医学并无坏处。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数据会出现缺失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由于数据采集的样本人群不尽相同，因此在面对具体病例的情况下根据分析得出的诊疗方案未必合理。”
“比如说有位女性患者得了冠心病，与此同时还伴随着胃痛的症状。按照冠心病的诊疗方法应该让她服用阿司匹林。然而服用阿司匹林会让她的胃溃疡更加恶化。不仅如此，惜助阿司匹林缓解冠心病的做法通常适用于并无溃疡或潜在溃疡症状的男性患者。因此，盲目地采用阿司匹林只会让她的症状进一步恶化而已。”布鲁姆向我举了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想说的是，医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而非草率的数据分析结论来进行诊疗。因此如何运用数据、整合数据就成为了关键。
实证医学的运用，其实跟布洛赫在扑克牌中运用统计分析的过程比较相似。布鲁姆继续向我解释道：“人们在运用这些数据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其适用的条件。真正的病患者因为其各自的特殊性（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并发症等），无法凭借简单的统计分析结论得出千篇一律的诊疗方案。”
说到这一步，相信你也明白了：无论分析工作做得多么好，布鲁姆也会告诉你这些还不够。由于每个病患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因此面对病患时选择的诊疗方式无法完全按照统计结论进行选择。大多数研究只是根据某些特定人群进行的，因此无法应用于全体患者群。通常情况下，样本人群都经过精挑细选，是经过了重重的“简化”后精选出来的研究对象。而现实中的患者更像是复杂化了的一个牌局。想要按照既定策略得出结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就要动用自己脑中的“数据库”，为患者的病情寻找根源并制定出最佳的诊疗方案。
如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无法与患者的病症一一对应，医生是不是就要依靠自己的直觉了呢？布鲁姆认为，事情并非如此。“医生与普通人一样，在作决定的时候也会将自己的经验、偏好及误差夹杂在判断之中。不幸的是，我们发现包括医生在内的大多数人对经验的依赖远远高于对数据的依赖。而只有通过将数据和临床经验结合起来，医生才能更有针对性、更好地为病患提供合理的诊疗方案，从而避免可能的风险。”
在现实社会中，决策者往往要面对多种复杂变量。数据及统计学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搭建出完美的模型对各类情况进行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要忽略数据的存在。相反，这意味着你要努力找出最相关的数据源来辅助你作出最佳决策。
我管这叫做“数据驱动的直觉”。我认识的很多成功人士在单凭数据分析无法得出结论的时候，都会采用这种方法帮助自己进行判断。世界著名的扑克选手、美国职业大联盟的传奇教练及硕果累累的心脏病专家都在用这种直觉指导着自己的决定。
然而，我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解答。有没有人单凭“感觉”作决定呢？有些决定会不会是不假思考由心而发的呢？
在分秒必争的体育场上，无论是橄榄球四分卫选择传球的时机还是棒球投手决定是否扔出弧线球，所有的决定都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分析”时间。看起来，他们的决定应该都是凭借传统意义上的“直觉”作出的。
然而，在与两位联盟中顶尖的棒球投手交谈之后，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克莱格·布瑞斯洛和戴维·普莱斯都是联盟中出了名的左撇子投手。布瑞斯洛身高1.85米，而普莱斯身高2米。他们的身体条件都很好。
我在不同的场合中分别见到了这两位球手。先是有个朋友将布瑞斯洛介绍给我认识。布瑞斯洛当时热情地邀请我加入他的慈善机构，并想让我在基金会的年会上担任主发言人。我根本没多想就欣然答应了下来。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我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布瑞斯洛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生物化学专业。因为这个学历，布瑞斯洛还被戏称为“联盟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然而他的棒球生涯却一直跌宕起伏。在进入大联盟的前7年里，布瑞斯洛就换过6家不同的球队。直到2009年，他才在比利·比恩的奥克兰运动家队找到了些感觉。
“在精心准备之后，我的职业生涯就产生了大的转变。”布瑞斯洛这么回忆着，“我以前总认为自己要做的仅仅是投球，用弧线和速度把对手杀出局而已。但我到了明尼苏达之后，同是左撇子的丹尼斯·雷耶斯却带给了我全新的理念，让我重获新生。我开始通过一个叫做BATS的计算机程序分析我比赛中将要面对的击球员。你可以选择特定的击球历，观看他们面对左撇子选手时的策略和打法。我希望通过观看这些比赛记录来分析他们的弱点，找出击败他们的方法。”
“同时，在比赛开始前球队都会召开会议，教练和球探都会拿出对方球队的具体数据和我们分享，让我们了解每个击球手在面对不同类型的投手时表现如何。”布瑞斯洛继续说道。
“从这些数据中，我能看到每个击球手擅长和习惯的击球方法。”布瑞斯洛描述的这一切，正是我们所谓的数据分析过程。通过从球探和视频资料中获得的信息，他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方法。
等布瑞斯洛解释完之后，我问他：“你一直都这么相信数据吗？”
“说实话，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即便我知道某个击球员善于击打弧线球，但如果在场上我感觉自己可以用弧线球把他杀出局的话，我还是会坚持我的选择。”布瑞斯洛如是回答。
“有意思。那么你这么做有原因吗？”在我看来，我终于找到一个纯粹的直觉型的访谈对象了。
“实际上我有充分的根据。如果我近期成功地用弧线球把他杀出局过，我就会坚持选用弧线球。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自己的弧线球和其他选手的弧线球都不一样。”
到头来，布瑞斯洛还是在自己作决定的时候选择忽略了那些不够充分的数据证据，转而选择用自己的个人经验作为判断的依据。
“当我还效力于圣地亚哥教士队的时候，特雷弗·霍夫曼都不怎么参加投手会议。”布瑞斯洛继续说道：“霍夫曼是一位有资格进入名人堂的伟大球员，他曾凭出众的球技多次成功挽救了球队。他的绝招——变速球在联盟中无人可敌。霍夫曼似乎认为这种投手会议没什么用。就算数据告诉我不能在面对曼尼·拉米雷斯的时候投变速球，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投下去。要问为什么，一是因为我没得选，二是我对自己的变速球充满信心。”
关键之处在于，霍夫曼和布瑞斯洛都不会因为其他投手的成功率高低而改变自己的套路。他们坚持和相信的是自己的经验和数据。这跟医生作决定的过程很相似。他们都不会根据所谓的最新研究成果来更改自己对病情的判断和诊疗。
这种“我对数据不感冒”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它会让人们对数据产生抵触情绪。但对于布瑞斯洛和霍夫曼来说，他们并不是完全地无视数据的存在。相反，他们采用了更相关的数据：自己的经验。
因此，布瑞斯洛是在运用数据进行决策，而不是典型的靠直觉进行判断的人。然而身体素质极其优越的戴维·普莱斯却跟他的想法完全不同。
布瑞斯洛当年是被密尔沃基酿酒人队以第二十六顺位选中的，而普莱斯则是那一届的状元秀。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技术差距很大。普莱斯的投球天赋让他可以完全忽略数据的结论。
但是当我和普莱斯谈话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与布瑞斯洛有着惊人的类似。普莱斯也跟我说起投手的赛前会议、球探的报告及他面对的一系列分析结论。他也说自己看过无数场比赛录像，研究击球手握棒的方法和站姿。他还提到有许多投手还会在赛前找他询问某个对阵过的击球手有什么特点、该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当他说起自己的一次经历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知道我是红袜队的球迷之后，他想起了自己一段光辉的经历。普莱斯说道：“我得和你说说跟J．D．对阵的那一场球。”普莱斯跟我说起了自己刚进入联盟，还在坦帕湾光芒队的时候与红抹队的一场季后赛。当时他面对的是红抹队的右外野手J．D．德鲁。
“所有人都说我的投球J．D．根本无法打中。”普莱斯这么说道。他口中的“所有人”指的是球探、教练、球员还有评论员们及所有懂球的人。更进一步地说，这包含分析数据在内。
在我听他回想当年战绩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该相信还是该置疑。戴维·普莱斯绝对称得上是偶像级的人物。他的球速非常快，以至于击球手即便知道球的路线也很少能击球成功。他就是像杰克·韦尔奇那样充满男子气概的人，用热血感染着场上的球员和场下的球迷。
“那么有没有投球之前明知道该用某种投球方法，但却感觉不对因此临时改变策略的情况呢？”我努力地把他往自己的问题上引导。
“没有。我的每颗球都是有道理的。在投球之前我就已经可以预想到每颗球投出后的结果。”普莱斯毫不含糊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就连这样才华横溢的戴维·普莱斯都对纯粹的“热血直觉理论”表示了不同的观点。相反，他的方法比起布瑞斯洛来说更容易衡量和判断。
因此，我的直觉寻访之旅算是告一段落了。我只好空手而归。不过，回想起来我本来在寻找的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罢了。
然而，我的这番努力是要向众人展示“直觉”的新内涵。与其将直觉定义为“未经思考的，对真相及事实的主观判断”，不如称它为“在尚无明确结论的情况下对事实和真相的判断”。没有人能未经思考地得出结论，人们要么是忽略了自己思考的过程，要么是不愿意解释自己的思考过程。但是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分析，在这所谓的“不理智”行为的背后有着理性的分析过程。
那些专业的直觉为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价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泰洛克所著的《专业的政治判断：是对是错，何人知晓？》一书中，他说起那些所谓的专家们的决策和预测未必可信。他在书中谈到，那些所谓的专家言论往往被包装和粉饰得很光鲜。一旦深究，其中的片面及错误观点就有可能层出不穷。这通常都是由于无视实际情况，即数据而导致的结果。那些专家们往往过度依赖自己的经验而缺失了实际的调研。
这也给我们上了一课——每个好的决定都是有数据支持的。可能这些数据并没有规矩地排放在电子文档里，也没有经过电脑的精密预算，然而它们却显示并存在着。21点让我对通过数据作出决策的理念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的目标无非是通过这些枯燥的数字寻找出它们代表的意义。但是，数字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获得的，你要学会用更少的数字、更灵活的方式来帮助自己进行决策。
我不认为这个直觉的新定义会吓坏那些坚定的数据拥护者。我希望决定都能尽可能地像21点的牌局一样有把握，少一些扑克牌中的变数。如果可能，我希望自己对局势的可控度能更高一些。然而，这种把握也不是何时都能有的。
剖析自己作决定时脑中的真实想法和过程，能帮人们真正了解决策的过程和数据的重要性，让人们认同分析的理念。试想一下，在医生给患者看病时如果我们能提供100种疑似病例的具体资料，或是在比尔·沃什教练作决定时为他提供之前所有的决定列表，或是在安迪·布洛赫对阵某选手时将两队完整的历史对阵分析拿给他，或是给戴维·普莱斯一份J．D．面对他的快速球时采取的应对方式模拟报告，他们应该都会欣然接受这些分析结论。
纵观那些在体育、博彩及商业当中获得成功的人，数据都是他们进行决策的核心。当你在生意场上面临困难抉择的时候，千万记得不要意气用事。要学会通过新式的“直觉”，让数据帮你作出决策。这些数据可能并没有整理妥当，可能还是零散在各处。然而，努力创造出近似21点的“理想”环境，能让你离成功更进一步。尾声
我们应该勇于突破，鼓励创新！
——乔治·艾伦
人们经常会问我，结局究竟如何。
电影说的是否属实？我们最后败给了赌场吗？我们的钱最后去了哪里？我们的教授是不是真的把钱都给骗走了？为什么赌场不能改变规则，让21点的算牌者无从下手？为什么我会退出？当初制定的赌场策略现在还管用吗？
我们没有输给赌场，也没把钱存下来。教授跟这件事儿是一点瓜葛都没有。
至于为什么不能通过规则的改变阻止算牌者的入侵，这是个心理学问题了。21点在20世纪30年代就进入了赌场，但直到索普先生破译了成功的秘诀之后，这个赌场项目才变得热闹起来。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人们都觉得自己有战胜赌场的可能。玩家们是不是真的赢到钱并没有关系，单是有这种盼头就足够了。
赌场总希望通过各种办法让玩家们认为，玩家们的输赢概率相等，赌场是个公平的地方。还记得我的朋友布莱恩吗，那个痴迷在轮盘赌上的家伙。他就深深地相信这一点，从而导致自己在轮盘赌上一输再输。
可怜的布莱恩，那天晚上他经历的陷阱还不仅如此。
经过轮盘赌的惨败之后，布莱恩决定跟着我再去21点的牌桌上挽回一些损失。我们一起坐上了牌桌，开始玩牌。没过多久，我们发现算牌的结果对我们出奇地有利。布莱恩决定在左右手两副牌上都下500美元的注。发牌器中余下的牌不足两副，而且算牌的结果还是9。按这种情况看，与庄家相比他有2%的优势，这个决定也是合理的。我冲他点了点头，示意他的决定不错。布莱恩手气不错，左手拿到了20点，右手拿到了黑杰克。桌上的其他3名玩家分别拿到了一副黑杰克和两副19点的牌。但问题是，庄家的明牌是一张A。
那轮发牌过后，牌面上多出了9张“高”牌还有两张“中”牌。这么一来，算牌的结果就从9恢复到了0。跟最开始的时候一样了。
庄家开始询问布莱恩是否选择“同额赌注”。我看到布莱恩马上就要点头了，于是立马插了一句：“等一下。他不要同额赌注。”
布莱恩回头瞪了我一眼：“我拿着黑杰克，他拿着一张A。我当然得要同额赌注了！”
“稍等一下！”我又叫停了庄家。“布莱恩，如果他真有黑杰克，那我来承担这500美元的损失。如果他没有，你就把多赢的250美元当奖励给我吧！”
布莱恩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接下来，庄家开始问桌上的其他玩家要不要买保险。所谓保险，就是当庄家明牌是一张A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下注赌庄家的牌是黑杰克。如果下注100美元买保险，且庄家真的拿到了黑杰克，则玩家可以获得200美元的奖金。反之，这100美元的赌注就会输给庄家。
问题是，这看似公平的赌法其实并不公平。简单的计算一下：每副牌里总共有4张10分牌（10、J、Q、K），还有9张非10分牌（A、2、3、4、5、6、7、8、9），因此，拿到10分牌的概率不到非10分牌的一半。按这么算，如果你的保险是100美元，最后的奖金定为225美元（赌注的9/4倍）是最合理的。
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买保险，因为都觉得不值。但是当人们拿着一手好牌的时候，就觉得需要保险了。当然了，坏的决定怎么也不会让结果变好，这跟你的手牌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所谓的“保险”跟真实的保险不同。后者是为自己的财产遭受损失而付出的对价，是公平交易。而前者只不过是赌博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毫无公平可言。
幸运的是，布莱恩知道“保险”的价值，因此没有动心。他告诉庄家这样的赌注就够了。不但如此，他嘴里还嘟囔着：“我都有杰弗里这样的私人保险了还担心什么。”
庄家翻开了底牌，那是一张7。这样，他的总点数就是18。桌上的人们都赢了钱。布莱恩把约定好的250美元拿给我，笑着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拿的不是21点？”
“我不知道。”我也笑着回应他。
我怎么知道庄家拿的是什么牌？只不过我懂得概率而已。所谓的“同额赌注”不过就是庄家将“保险”包装了一下再拿出来唬人的招数而已。赌场就是想让布莱恩少赢250美元，还得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换句话说，这无非就是让布莱恩用250美元买一纸保险。在布莱恩决定买这个保险的情况下，如果庄家拿到了黑杰克，赢走布莱恩的500美元就得如数退还。如果庄家没拿到黑杰克，这250美元就会作为保险费被庄家收走。
但是，赌场在这里耍了个小花招，管它叫做“同额赌注”。看到庄家的明牌是A，谁不想规避风险呢？布莱恩拿到这么好的一手牌，如果还输钱的话心里是很难接受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会认为“同额赌注”是个物有所值的好主意。
我有一位前队友常这么说：“拉斯维加斯就是为那些不懂数学的人存在的。”如果你看一看凯利规则的内在逻辑，就会发现事实如此。根据凯利规则，如果你不确定自己在对赌的过程中有优势，就根本不应该下注。赌场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诱导人们产生错误的判断。我们之所以可以赢钱，就是钻了赌场的空子，让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赌场都知道，时间是让他们获得财富的好朋友。客人赌得越多、时间越长，输掉的钱就会越多。赌场在每个游戏项目当中都占据优势，只不过有些项目的优势较大（如轮盘赌）有些项目较小（如21点）而已。如果你不会算牌，是一定玩不过赌场的。
计算每一张台面的单小时盈利是相对简单的一件事。你只需要知道这个台面的两个数据：台面每小时下注的总金额，以及该项目的平均优势（百分比）。后者比较容易计算，只要考虑没人会算牌的单纯情况下的优势就行。就拿21点举例，我们都知道在完全按照基本策略玩牌的情况下，庄家的胜率是0.5%。然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少之又少。实际上，赌场的优势在3%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