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德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习惯于服从。你们的人民服从得如此轻易，如此高兴和快乐，他们每走一步都会感到满足，因为他们完成了一条诫命，遵守了一项规定。你们的美丽土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律法的石碑，尤其是禁令的石碑。当他们经过如此漫长的停顿和疲惫的等待之后，再次听到人的声音，又该如何服从呢？倘若他们再次听到的不是法令和规章，而是力量和信念的声音呢？倘若他们再一次看到的不是最亲切的命令和最顺从的执行，而是从他们父亲的头顶上茁壮欢快地涌现出来的、希腊众神般明亮而刚健的行动？
朋友们，请时时记住这一点，不要忘了你们的人民渴望和希求的是什么！不要忘记，行动和气概从来不是从书里长出来的，也不是从群众演说中长出来的。它们生长在高高的山上，而通往它的道路必然要通过苦难和孤独，通过欣然接受的苦难，通过自愿承受的孤独。
我要向所有群众演说家呼吁：不要太着急！人们从四面八方催促你们：“快！快跑！马上做决定！世界在燃烧！祖国危在旦夕！”但请相信我：只要你们慢慢来，只要你们执行你们的意志、你们的命运、你们的行动，让它们成熟起来，祖国就不会遭受危机！一如服从的喜悦，敏捷也是德国人的伪美德之一。
孩子们，不要这样垂头丧气！别让老查拉图斯特拉发笑！
你们出生在一个新鲜、狂暴、骚动的时代，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幸吗？这难道不是你们的幸运吗？
告别
现在，朋友们，我要向你们告别。你们已经知道，当查拉图斯特拉向他的听众告别时，他不会要求他们继续效忠于他，继续做他的听话门徒。
你们不应该崇拜查拉图斯特拉，你们不应该模仿查拉图斯特拉，你们不应该妄想成为查拉图斯特拉！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隐藏的真理，还沉睡在童年的深处，就让它复活吧！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呼唤、一种意志和一种天性，一种向着未来、向着新生与上升的呼唤。就让它成熟吧，就让它消逝吧，把握好当下！你们的未来不在于汲汲营营，不在于金钱或权力，不在于聪明或商业上的成功。你们未来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你们要变得成熟，在自己身上找到神明。德国的青年们啊，没有什么比这更困难的了。你们一直在寻找神，却从未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过。神无处不在。实际上，除了你们内心的神，别无其他。
朋友们，如果哪天我回来了，我们要谈谈别的事情，谈谈更美好、更快乐的事情。我希望到时候，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聊天，或者像男人一样并肩行走，你足够强健，我也足够强健，我们每个人都充分相信自己，相信世间的一切，相信幸运会眷顾那些坚强、有种的人。
现在，去和那些高谈阔论的人一起重游你们的小巷吧，忘掉那个山中客跟你们讲的话吧。查拉图斯特拉从来不是个智者，他一直是个小丑和任性的流浪者。
不要让任何演讲者或老师在你耳边聒噪，随他怎么说。在你们每个人的心中，只有一只鸟，你们自己的鸟，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倾听的鸟。
临别之际，我要对你们说：好好倾听这只鸟儿的歌声吧！好好倾听来自你们心底的声音吧！倘若这个声音沉默不语，你就知道是出了问题，是有什么不对劲，是你走错了路。
但是，如果你们的鸟儿在歌唱，在说话，哦，那就跟随它，跟随它进入每一个诱惑，甚至进入最遥远、最冷酷的孤独，进入最黑暗的命运！
1919年创作，后收录于《查拉图斯特拉的重临及更多反对极端主义的文章》
里尔克
里尔克去世时，德国诗歌界的一颗星星沉没了，它是这个时代阴霾天空中为数不多的几颗星星之一。
如今，他的《里尔克文集》已经出版，读者在第一次翻看这本文集时，会悲欣交集地感觉到，里尔克的灵魂归来了，带着喜悦和忧郁；他翻开一卷又一卷，发现这位他认识、热爱和陪伴了几十年的诗人所经历的每个人生发展阶段，竟与自己的人生发展阶段有着诸多重合，以至于都分不清，究竟是里尔克，还是自己。
对于那些长期阅读里尔克作品的人来说，里尔克是变幻莫测的，似乎经常会褪去一层皮，有时甚至还会掩饰自己。如今，这部全集却展现出一幅令人惊讶的统一图景；实际上，诗人对自我本性的忠诚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曾经所说的易变性或多变性。
我们一卷又一卷地翻阅，吟诵着那些心爱诗篇的开头，试图重新找回每个人最爱的诗行，并再度迷失在这些明亮又浩瀚的森林中。在每一卷中，我们都能找到不朽的、久经考验的诗作，即使在最早的尝试性诗作中，亦能找到经典的作品，其数量并不亚于后来的文集。在第一卷中，我们再次找回了三十年前曾让我们深深陶醉的美妙声音，那些安静、朴实的诗句，那些充满了惊奇与羞涩的灵魂诗句，比如：
我是如此地感动，我是如此地……
我是如此被波希米亚人的方式所打动
它悄悄爬进我心
让它变得沉重
以及《降临之歌》。在第二卷《图画之书》中，我们回忆起这本书曾留给我们的深刻启发与形式力量，并再度爱上我们和我们的情人们从前最爱的《时间之书》。在第三卷，也就是最后一卷诗歌中，通过《杜伊诺哀歌》，古典式的虔诚达到了高潮。
多么令人惊奇啊，这条诗歌之路从波希米亚民歌般的青春之声走向俄耳甫斯；多令人惊奇啊，这位诗人从最简单的逻辑开始，随着语言的增长和对形式的掌握，越来越深地陷入问题之中！而在每一个阶段，他都创造了奇迹，他那多愁善感的主人公，陶醉于世界的乐音之中，自身就像喷泉碗一样，既是乐器，又是耳朵。
接下来的两卷是散文集，其中包括深受喜爱、令人难忘的《马尔特手记》：想一想，这部《马尔特手记》已经问世近二十年，并非无人问津，却一直躲在被人遗忘的角落，而在此期间，散文诗界却涌现出几十部成功之作，可惜它们都如昙花一现，迅速绽放又迅速凋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时至今日，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依旧鲜妍如初。
文集的最后一卷充满了译文，此篇中，这位诗人的一切伟大优点再度绽放：对形式的精通，凭直觉做出的精准选择，以及为达成最终理解所付出的忠诚努力。其中不乏瑰宝，如对盖朗的《肯陶尔》、安德烈·纪德的《浪子回头》和保罗·瓦雷里诗歌的翻译，让人不禁联想到诗人对巴黎和法语的热爱，以及他对德语之衰落废弛所感到的痛心，这一点甚至诱使他在晚年积极追求自己所钟爱的语言并创作法语诗歌。
岛屿出版社实实在在付出了努力，这六卷诗集是值得纪念的精美作品。以后的版本或许会有一些增补，或许还会更清晰地标明作品的时间顺序，这些都值得期待。当然，从本质上来说，这一版本已堪称完美。
1928年发表于柏林《新观察》
评弗朗茨·卡夫卡
《故事和短篇散文文集》第一卷
世界大战期间，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发行了一系列廉价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表现主义兴起时期的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尽管其中一些作家和作品早已消亡，被世人遗忘，但与当今的德语文学相比，那时的德语作品依然显得非常活泼、年轻。
我还记得，大概1915年底或1916年初的样子，我开始阅读那本名叫《最年轻的一日》作品集，其中有一篇《变形记》，作者是当时还未出名的弗朗茨·卡夫卡，我一次次地翻开扉页，拼读作者的名字，因为我认为这个如梦似幻、流丽诡谲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奇幻、可怕而美丽的故事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童话般的、罕见的材料编织而成的，是一个由游戏和血淋淋的严肃，由梦境和最深刻的意义所编织成的蜘蛛网，尽管这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中的一些东西在当时激怒了我，甚至让我感到厌恶，但我还是被它迷住了，从此无法忘记。
这位布拉格诗人弗朗茨·卡夫卡在发表作品时极为谨慎和小心，他生前只发表了自己一生积累的大量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在他死后，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发现了一份遗嘱，卡夫卡在遗嘱中要求销毁他的全部文学遗产。其中包括闻名于当今世界的小说和小说片段《审判》《城堡》《美国》。经过长期的心理斗争，马克斯·布罗德终于决定违反卡夫卡的遗嘱，陆续出版了其中的大部分遗产，我们因此而感激他。
然而，诗人英年早逝后的十一年，他的作品一直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统一的完整版本。现在，它终于问世了，而且第一卷在各个方面都满足了我们的期望。眼下正是收获的时候：这一卷收录了卡夫卡本人生前发表的所有作品，有评论和小说，包括代表作《审判》《变形记》《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以及新收录的三篇散文。接下来还将出版五卷。编辑们的工作是细致而周密的，出版商肖肯巧妙而有品位地将这些材料收纳在一个精致的小八开本中，即便是挑剔的图书爱好者也会对此感到满意。如今我们总算如愿以偿，这位杰出作家的全部作品终将以值得一读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些作品常常令人不安，也常常令人振奋，它们不仅作为罕见的精神文献，表达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和疑点，而且作为作品，作为用想象创造象征的成果，具有极高的艺术修为，且具有原创的、真实的语言力量，必定能从我们这个时代传承下去，甚至包括他作品中那些可能被视为怪诞、夸张，甚至病态的内容。卡夫卡的语言与创作之力，让他孤独幻想中的所有的道路都被施以美的魔力和形式的优雅，即使疑虑深重，即使一重重问题纠缠。
卡夫卡是犹太人，毫无疑问，他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布拉格和整个东方犹太教的大量传统、思想和语言习惯，他的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犹太特征。但他有意接受的教育似乎更多地受到基督教和西方势力的影响，而非犹太教的影响，他特别推崇的可能不是《摩西五经》和《塔木德经》，而是帕斯卡尔和克尔凯郭尔。除克尔凯郭尔式的生存问题之外，其他任何问题都无法像“理解的问题”那样持续而深刻地困扰他，使他痛苦，并使他富有创造性。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悲剧诗人，他的所有悲剧都是“不理解”的悲剧，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上帝之间产生误解的悲剧。在第一卷中，短篇散文《在法律面前》也许最集中地展示了这一问题和悲剧，值得读者花上几天来思考。另外两部小说《审判》和《城堡》也编织了同样的线索。
在我们这个撕裂与苦难遍布的时代的见证者中，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后辈中，这位布拉格诗人的惊世之作将永垂不朽：他有沉思和感知痛苦的天赋，他对他所处时代的所有问题都持开放态度，而且常常是预言性的开放。作为众神的宠儿，他在他的艺术中拥有一把神奇的钥匙，这把钥匙不仅为我们打开了困惑和悲惨的幻象，还为我们带来了美丽和慰藉。
1935年发表于巴塞尔《国家报》
评《卡夫卡全集》
在期待已久的六卷本《卡夫卡全集》中，刚刚出版的第一卷收录了诗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所有作品。换句话说，卡夫卡（1924年逝世）只有六分之一的作品是他允许出版并见证发表的！在这些被卡夫卡下令销毁的作品中，有两部是近二十年来在德国最有影响的小说，也因为迟迟没有出版而成为人们讨论最多的作品：长篇小说《城堡》和《审判》。卡夫卡下令销毁这些作品，但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无法下决定去执行这一残酷的命令。相反，他逐步出版了他朋友的遗作，凭借这些未经授权的版本，卡夫卡成为近代德语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如今，在诗人逝世十一年后，终于出版了完整全集。应该说，已经出版的第一卷满足了我们对编辑和出版商的殷切期望。这本书既美观又易翻阅，让人对接下来要出版的几卷充满了期待，而编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期待这一套书。
如果有人问，诗人在去世前为何会下定决心，狠心抛弃自己曾满怀谨慎与爱意创作的文字，答案不难找到：卡夫卡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孤独者和问题发现者，属于那些时常发现自己的存在、精神和信仰是如此可疑的人。在这个不再属于他们的世界的边缘，这些存在者凝视着虚空，感知着上帝的神秘，但有时又深深地被自身存在的可质疑性和不可容忍性所渗透，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存在的不信任。从这种怀疑到彻底的自我谴责只有一小步之遥，患病的作家在对自己的作品宣判死刑时，正是迈出了这一步。
我们毫不怀疑，会有很多人同意这一判决，并认为人类应该远离这种离经叛道、问题重重的精神创作，但在这里，我们同意这位朋友和执行人的观点，他挽救了这部美妙的作品，尽管它是如此脆弱可疑。
倘若世上没有卡夫卡这样的人，没有产生这种存在和这种作品的时代和条件，也许会更好。但是，如果卡夫卡的作品真的被毁掉了，那么许多出于教育需要而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就看不到那个时代的深渊了。而对绝望视而不见的人是不会有未来的。将隐藏的深渊形象化并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是文学的任务之一。卡夫卡不仅仅是一个绝望的人，他当然经常绝望，就像他在那个时代所认识的帕斯卡尔或克尔凯郭尔一样，但他并不怀疑上帝，也不怀疑最高的现实，他只怀疑自己，只怀疑人与上帝（他有时用这个称呼），与“法则”之间建立真正的、有意义的关系的能力。
他的所有作品都与这一点有关，其中最伟大的是小说《城堡》。在那里，一心想为统治者服务并融入其中的人，却总是徒劳地努力寻求统治者的聆听，他知道自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他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可怕故事的叙述是悲剧性的，正如卡夫卡的所有创作都是悲剧性的一样。仆人一直找不到他的主人，他的生活总归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找到意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恩典和救赎就在某个地方等着，只是童话中的主人公未能抵达它，他不成熟，他太努力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挡自己的道路。
在通常的教化文学中，一位“虔诚”的诗人会让可怜的人类寻找自己的道路，或许他会让人们和他一起挣扎一段时间，受难一段时间，最后陪伴人们抵达目的地，再目送人们跨过那道大门。但是卡夫卡没有带我们走这条路，恰恰相反，他把我们带入困惑和绝望的深渊之中。当今的作家之中也有这样的，比如朱利安·格林。
这位想丢弃自己作品的追寻者和绝望者，是一位极具潜力的作家，他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一个由象征和比喻组成的世界，他用这种语言说出了人类未能说出的话。单单是他的艺术性就足以让我们喜爱他、敬重他了。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和寓言都有一种视觉上的密度，一种纠缠的魔力，一种让我们暂时忘却其忧郁的优雅。幸运的是，这些作品都流传下来了。
1935年发表于巴塞尔《国家报》
评《城堡》
精美的卡夫卡作品全集第三卷现在终于出版了，其中收录了马克斯·布罗德大约十年前从诗人的遗产中抢救出版的小说《城堡》。在卡夫卡篇幅较长的小说中（三首诗都是片段，但其中两首几乎是完整的，其中包括《城堡》），《城堡》可能是大多数读者的最爱。与可怕的《审判》相比，这部独特小说和伟大童话可以说充满了温暖柔和的色彩，虽然说也充斥着焦虑和问题，但也总有那么一点玩世的优雅。整部作品都在紧张和不确定中微微颤动着，绝望和希望在其中得到了奇妙的平衡。
卡夫卡的所有诗歌都具有高度的范式主义，有时甚至达到了说教的地步；但是，在他最快乐的创作中，结晶般的坚固之物漂浮在如诗如画、变幻莫测的光线中。有时候，他那纯粹、冷峻而严肃的语言会呈现出一种魔力——《城堡》正是这样的作品。卡夫卡在这部作品中讨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自身的存在及其起源和原因的可疑性，上帝的隐蔽性，人类对上帝之设想的脆弱性，我们人类试图找到上帝或让上帝找到我们的尝试。然而，在《审判》中坚硬而无情的那种东西，在《城堡》中变得灵活而欢快了。
当十年后的人们审视和筛选1920年前后的创作时，发现受到严重震荡和伤害的一代人的创作充满了问题，它们时而激动，时而狂喜，时而轻浮。同时，十年后的人们也发现，卡夫卡的作品是无数熄灭的灯火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1935年发表于巴塞尔《国家报》
评《美国》
卡夫卡作品全集的出版工作进展迅猛，这位已故去十一年的诗人的影响力似乎开始越来越大，而在以前，这种影响仅限于一个狭窄的圈子。卡夫卡的三部小说或小说片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灵魂主题：当今人类的隔绝与异化，而在这三部描写孤独和寻求救赎的小说中，《美国》是最欢快、最友好、最暗藏和解的一部，他的主人公不是一个男人，而几乎是一个男孩。这部卡夫卡特别钟爱的作品中的一切，都是为了解决不和谐，为了解脱与和解。当然，在这部作品中，也有一些章节让我们呼吸到一种压抑和恐怖的虚幻气氛，主人公也是站在一个危险的、常常充满敌意的、难以理解的、根本不合理的世界之中。甚至在第一章（卡夫卡生前印刷）中，十六岁的主人公本应在纽约登岸，可当他拿着行李箱站在甲板上准备上岸时，却突然发现自己的雨伞落在了舵手室，为了尽快取回雨伞，他先是把行李箱托付给一个陌生人，接着又在大大的船上迷失了方向，误入陌生的房间和陌生的命运，不得不一步步放弃自己的行李箱——这会让人想起那些焦虑的梦境和古斯塔夫·梅林克的《泥人》中的场景。但是，这个在生存困境中独自挣扎的男孩的青春和纯真、善良和仁慈，使得《美国》比卡夫卡的任何其他诗歌都更加明亮、幸福和欢快。我们已经拥有该版本六卷中的四卷，并期待着最后两卷的出版，其中的一些篇章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发现。
1935年发表于巴塞尔《国家报》
萨洛蒙·格斯纳
在今人眼里，18世纪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而从真实的历史来看，也的确如此。18世纪的外表是优雅、高贵而华丽的，充满风格与形式，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如今我们可以在那个时代的创作，包括图案、时尚和建筑，以及许多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风格和造型中，看到种种美妙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在别的时代也能找到，只要是离我们足够远。18世纪的文化艺术品常常给我们“风格统一”之感，但每个时代的统一风格之后总归是千姿百态的生活。那个时代的艺术品和奢侈品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一种高度一致的生活风格和感受，但实际上它们只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小部分生活，它们只是提供了优雅、高贵的外表。如今，我们一提到“18世纪”，就立刻会想起那些优美、俏皮而奢华的风雅物事。这些风雅掩盖了某种事实，即18世纪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战斗、衰落和新生的时代。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是伏尔泰和歌德之间的时代，新的人性观念在发展，比如《威廉·麦斯特》的世界观就代表了18世纪的目标和成果。从这个角度看，整个18世纪也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思想面貌，一条清晰的脉络：人类和人类社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新的风格将自己与整个自然界分离开来，并在理性、社会文化和自决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伏尔泰和狄德罗符合这一思路，中间的歌德、席勒也符合这一思路。就这些精神而言，这是确立新的人类理想的问题，是制定新的社区、社会、国家和社会性概念的问题，与此同时，从相反的一极还散发出一种同样活跃的倾向，那就是对大自然的新的感情，这种感情绝不是把人类看作脱离自然的孤儿，而是以泛神论的腔调把人类看作宇宙和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把人、宇宙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卢梭、克洛普斯托克和青年歌德的大部分思想和情怀都属于这一边。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观察到思想的两极在相互作用：一边是对基于理性的道德自觉之向往，一边是对混沌和原始世界的思乡之情；一边是对批判和理性道德的追求，一边是对情感自由、神圣迷狂和返璞归真的渴望。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在萨洛蒙·格斯纳的作品中，这两个方向也是相互交叉和交融的。他不是一位创始人和领导者，而是随处可见的音乐家和吟游诗人；他不是思想家，而是狂热者；他不是男人，而是孩子；他不是音乐家，而是作曲家。他写的诗有各种各样的标题，但无一例外都是田园诗；它们的基调与最内在的、决定性的生活态度一致，是一种宁静安详的、臣服于内心的音乐创作，是孤独的牧羊人用他那小小的芦苇笛吹出悠扬的音乐，并深深陶醉其中。他的笛子没有几个孔，也没有复调，但在黄昏时分听来却格外悦耳。
要理解格斯纳的艺术，我们倒也不必扩大对“优雅的18世纪艺术”的狭隘定义。在当时众多漂亮、有品位且迷人的物件和小玩意儿中，温柔的小画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精致迷人的水彩画，笔触优美、轻盈且自信的风格化素描，构图精美、诗意风流的小雕版画和蚀刻版画。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小风景画：温柔的山谷中，泉水从古典的砖石河槽流过，几棵树汇聚成一片怡人的小树林，一位农家女或仙女在往水壶中斟水，或是若有所思、饱含爱欲地凝视着清澈的泉水；一位衣着华丽的女士一边读书，一边等待着她的情人，可以看到她的情人从树干后面的阴影中走出来。如今，在一些瓷器的图案和天真质朴的窗帘上，仍能找到这种艺术的影子，虽然有时候元素发生了置换：湖岸或瀑布代替了泉水；花园、洋房或寺庙代替了树木，或紧挨着树木；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或一位牧神代替了仙女；一只羔羊或一只“丰饶之角”代替了水壶。无论画中元素是什么，整体画面总被调和成大同小异的田园风貌。在这个小小的绘画世界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对古代生活和自然崇拜的记忆，还能品味到中国山水画的和谐韵味。话说，中国艺术曾在欧洲掀起过收藏热，自从那个奇妙世界的讯息和艺术品传到巴黎，中国山水画的维度和结构就对法式洛可可风格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所有这些创作、所有这些蚀刻版画和油画，所有这些泉水和牧羊人，这些姿态优雅的树木群，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游戏态度和梦幻感，它们散发着舞台剧的魔力，它们的生命受制于歌剧的法则，而非现实的法则。画中的仙女们和恋人们，过着轻盈、优美而天真的生活，无论是在水声潺潺的溪边，还是在忧郁诗性的树冠下，抑或在品位优雅的盥洗室里——这一切都是歌剧，是游戏，是童话和梦境。所有这些精致的创作都不是为了描绘当下的生活，也不是为了探索现实并将其风格化，而是出于对游戏和梦境的渴望；这些创作习惯将生活和侍奉生活当作温柔的催情，就像有情人互赠礼物那般；这些创作尽力摆脱日常生活，因为催生它们的意识和驱动力，本质上都是对现实的逃避。
萨洛蒙·格斯纳也创作了不少这种品位优雅的作品，温柔地诱惑我们做脱离凡尘的美梦。其中有水彩画、素描和版画，在这项艺术上，他并非什么笨拙的业余爱好者，而是那个时代众多民间大师中的一员。除了画画，他还写田园诗，诗与画交相辉映，相互启发。格斯纳这一生的创作都具有相似的烙印，他一生都满足于用同一支牧羊笛，吹奏他那种轻柔的旋律。他总是远离俗世喧闹，憧憬着进入至福的乐园，那里只有牧羊人、晚霞和一种摆脱了时间与愁苦的优雅心境。
今天的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将整个生命倾注于小玩意儿和小游戏的做法是“玩物丧志”。在他身后，是那个不严肃、不现实、无忧无虑的歌剧世界。但是，现代人的看法也是短暂易逝的，今日我们以庄严肃穆和神圣信念所追求的种种，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一样会报以嘲笑，就像我们嘲笑格斯纳先生和他那美丽的田园诗一样。在格斯纳自己的那个时代，他所做的一切都绝非不明智的或无用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人需要他、欢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田园诗。聪明而活跃的绅士淑女们以此为乐，在那个嬉游的世界里，他们找到了欢愉和消遣，找到了安慰和陶醉。不过最重要的是，身为画家和诗人的格斯纳也从中找到了乐趣。他从未改变过风格，从未为了生意或利益而追求田园牧歌（尽管他已经意识到可以这么做），不单单是他的作品，他的整个人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远离斗争和尘嚣，追求田园牧歌，追求怡然自得的宁静、质朴和安详。
萨洛蒙·格斯纳于1730年4月1日出生于苏黎世，他的父亲是一名书商，也是苏黎世大议会的成员。少年萨洛蒙无法用学业上的快速进步和成功取悦父母，他在学校里很不起眼，被认为是一个随和、善良但天赋平平的男孩，似乎发展不出什么特长。也许从那时起，他的灵魂就脱离了现实世界，被那个温柔可爱的诗意世界吸引了过去。不过，无论这种生活态度是好是坏，是无用还是有价值，是一种时尚还是一种疾病——无论如何，他都以一种坚忍的精神忠于这种生活态度，这是他的性格和生活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强烈的特征。这个男孩长期被老师漠视，在校懒散，成绩糟糕，让父母伤心，但他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爱好，追求内心的声音和渴望。当他发现可以用蜡来制作奇妙的人物和动物、男孩和女孩、天鹅和狼、老人和天使、英雄和淑女，他就省下每一个十字币来买蜡。或许从那时起，他一直都是个非常快乐的人，是个怡然自得的人，因为他可以浑然忘我地陶醉于自己的怪癖和爱好中。他无视学校的刻板规定，用舒适柔软且鲜活灵动的蜡来塑造那个包裹着他的游戏世界，就像其他男孩玩打仗游戏或梦想维护世界和平一样。他不为失败所动，不为环境的反差所扰，只是梦游般地走自己的路，不管这条路是否荒唐、软弱或怪异。
他走在这条路上，对世人的看法、老师的责备、同学的嘲笑、父母的抱怨毫不在意，这一点令人感动。他自小就开始写作，但他的文章充满了正字法和语法上的错误，这也使他备受轻视：老师们放弃了他，父母们叹息着做出决定，把这个孩子送到乡下牧师的住处。
正是在那里，年轻的格斯纳遇到了一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诗人：汉堡诗人巴托尔德·海因里希·布罗克斯。当时，他的诗集《神界的尘世之乐》在那间牧师住宅里广为流传。布罗克斯就像格斯纳一样，在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之后，又被人遗忘、鄙视和嘲笑，但最近，也就是最近两三年，他的诗又重新崛起，被重新印刷，并再次引起人们的喜爱和惊叹。布罗克斯虔诚而欢乐地歌颂大自然，尤其是大自然中那些细小、可爱、动人的事物，他是鸟儿、黎明与花朵的热爱者和歌颂者，是一位情真意切的诗人，能在绘画和临摹中感受到无穷无尽的快乐。格斯纳虽然个子较小，体质较弱，但在本质特性上与布罗克斯无疑是相通的；在布罗克斯的书里，男孩格斯纳看到了一位诗人，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有着和自己非常相似的爱好，做着自己在捏蜡和初次尝试写作时曾做过的事情。他看到这位诗人布罗克斯怀着一种宁静、虔诚、自我陶醉的极乐，一次次唤醒和回味那些能够带来满足和喜悦的情感，并看到他是如何以这种方式成长为一名艺术家的。我不知道学者们是如何看待布罗克斯对格斯纳的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的；我不认为这影响是大的，因为布罗克斯的语言艺术和音乐韵律与格斯纳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格斯纳在布罗克斯那里获得的道德影响、鼓励和内心的肯定无疑是巨大的。他看到这场心醉神迷的游戏中诞生了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令他迷恋和欣喜，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赞誉。对于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来说，最重要、最鼓舞人心的外部经验莫过于看到自己心里长出的精神萌芽在一位前辈那里开花结果，莫过于看到自己那仍然幼稚的、仅仅出于孤独的情感需要的创作被一位同时代的人提升为艺术。格斯纳通过阅读布罗克斯的作品获得了这种体验。
两年后，年轻人回到了城市，回到了自己的家，但他并未在周围人的期望中取得多大的进步。他缺乏勤奋，缺乏求知的兴趣，缺乏雄心壮志。他不喜欢搞研究，也不被任何职业吸引。他的书商父亲带着他做生意，一年又一年过去，图书生意也无法让这个年轻人快乐起来。和从前一样，他唯一懂的就是一次次偷偷逃离生活和工作，沉浸式地投入写诗和画画的安静活动中。为了给他的人生加把劲，父亲把他送到柏林一家著名的书店当学徒——这是格斯纳人生中唯一一次出远门。
但很快，格斯纳就离开了师父，独自一人在柏林生活。他住在租来的房间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他远在苏黎世的父亲扯断了儿子身上唯一的绳子，不再给他寄钱时，儿子果断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决定将自己的爱好转变为职业，尝试用自己的才华闯荡世界。他买了一些油画颜料，坚持不懈地画了一段时间，直到客厅里挂满了画。然后，他把这些画拿给一位画家朋友看，画家指出了一些错误以及初学者的毛病，但认为他很有天赋，还鼓励了他。他的父亲显然是个心软的人，无法长期扮演惩罚之神的角色，于是又为儿子安排了新的生活。此时，身在柏林的格斯纳已经在坚定地追求自己的天赋之路，对自己进行画家和诗人的训练。接下来的汉堡之行是他此生最后的旅行，旅行结束后他很快便返回家乡苏黎世，从此过着恬淡安逸的生活。这一年是1775年，直到1788年去世，他都不曾离开过家乡。他也从未向世俗妥协，只是以遵循内心的方式活下去。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绘画变成了赖以生存的职业，却也未被庸俗和商业裹挟，而是忠于自己的品位，尽可能远离都市，隐居在偏远的乡村。后来，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书店，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位能干的妻子。这位女子为他出谋划策，弥补了他与现实脱节所产生的问题，他就让她经营这家书店。
格斯纳谦逊的诗歌在当时的德国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发自内心的共鸣，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可能挺奇怪的。但在当时，细腻敏感的人们在他的诗歌中发现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纯粹，那是今天的我们再也无法感受到的原始力量。因为在那个年代，歌德的诗歌还没能以经典的方式表达出灵魂深处那种敏感而温柔的情绪，那种远离尘嚣、怡然自得的田园诗意。类似歌德的《月亮之歌》中“不带怨恨地隐世是多么幸福”这种优美至极、温柔至极的意境，如同徜徉在舒伯特美妙音乐中的无限甜蜜，在当时都还无人表现，它仍然是一种朦胧的、不分明的情感，而格斯纳是它最早的、最悠扬的宣扬者之一。
成名后的格斯纳在苏黎世享有盛誉，被选入大大小小的议会，常常接待来自国外的客人，尤其是德国的文人朋友，现在的他似乎属于那个冠冕堂皇的世界，那个他在年轻时一直没能找到位置的世界，但实际上他的生活从未改变，名声和官职只是从外部落到他身上，大多数时候他只是表现为一个被动承受者，而非积极的参与者，他任凭这个世界运转，“没有仇恨”，但他也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作为诗人，他受人爱戴、声名远播，但他无法靠写作收入维持生活，只能以作画为生。他通过绘画和写诗，通过有好友相伴的简朴乡村生活，通过与圈内所有孩子的亲密友谊，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生活。在如今的人看来，这种简朴的田园生活更像是一种软弱和安逸，但这些看法，如前所述，都是很短暂的，我们完全可以把格斯纳想象成一个真正的智者，他在贫与富、入世与出世之间的黄金分割线上，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
戈特弗里德·凯勒在他关于苏黎世的长篇小说《格莱芬塞的法警》中让我们了解了格斯纳在西赫瓦尔德的夏日公寓。凯勒对格斯纳的性格曾做出如下亲切而优美的描述：“随着夏天的开始，萨洛蒙·格斯纳接手其同僚位于西赫瓦尔德的官邸并搬了进去。已无从考证他是否真的亲自管理该办公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那所避暑别墅里写作、绘画，并与常来拜访他的朋友们谈笑风生。当时，他的名声已传遍许多国家，他那恬淡可亲的性格和真实不虚的才华，配得上这样的名声：格斯纳的田园诗绝非软弱的、无意义的创作，而是富有时代情怀和艺术格调的小品，唯有英雄方能超越；我们现在几乎不重视这样的作品了，也不知道五十年后的人们会如何评价我们当代人每天创作的一切。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当格斯纳坐在他的森林公寓里时，他周围的空气是诗意而艺术的，他那开朗的天赋和无拘无束的幽默，总能激起金色的欣悦之情。”
1788年3月，格斯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受到了世人的爱戴和哀悼。
至于“他所享有的盛誉是否实至名归”，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回归到某个时代。而在格斯纳所处的时代，“有教养阶层”的灵魂状态是这样的：格斯纳的诗歌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需求和渴望，表达了成千上万人的感受。因此，他的诗歌是德国在精神领域从瑞士获得的宝贵礼物之一。就我个人而言，我承认，小时候读过的一些格斯纳的田园诗，以及在父亲书房里读过的许多18世纪文学作品，都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它们是那样纯洁动人、温柔可亲。从那时起，对这位失落诗人的一点爱就一直安静陪伴着我。
唯一有点困扰我的是书中古希腊式的长袍，引用自神话的名字，以及对忒奥克里托斯和一些希腊先贤的引用。多年后，我从一本格斯纳的传记中得知，这位忒奥克里托斯风格的诗人根本不懂希腊文，也读不懂任何希腊书籍。实际上，除了寥寥几个名字，我从未在他的田园诗中感受到过任何希腊气息。其实格斯纳的诗歌与忒奥克里托斯、阿那克里翁或其他古典诗人关系并不大。他的诗歌，他的情感世界，肯定不是某种历史情绪的复兴，而是某种完全现代的东西。它们属于格斯纳的那个时代，是1750年左右的陶醉与狂喜。格斯纳的散文诗曾让同时代的人如痴如醉，而其中的长袍和装饰，童话般的歌剧舞台和跨时空呼吸着的韵律，其实都不是希腊的，而是属于真正的歌剧世界。18世纪的歌剧，有着和格斯纳诗歌一样的情绪，一样飘浮在无尽时空中，一样嬉戏着。人们跟随诗句，怀着淡淡的哀愁，从现实生活进入一个仙境般的、脱离世俗的童话世界里。那些失落的创作，那些在我们后辈看来陌生而过时的东西，却在音乐中保留了它们的永恒性和有效性，而音乐不正是每个灵魂最终极、最崇高、最永恒的表达吗？人人都有摆脱庸常，逃避时间的心理需要。莫扎特的《魔笛》从18世纪来到今天，依然鲜活动人，而我们也盼望它更加简单化、游戏化。
每个时代都有其现实性，都有对日常生活的美化，每个时代都有对现实的逃避，每个时代都有对合理化和进步的追求，而每个时代也都有释放情感、挥洒人生的渴望。这些需求没有一个是对的，也没有一个是错的。一百五十年前，萨洛蒙·格斯纳的田园诗曾满足了人们最真切、最需要、最实在的愿望和需求。后来，有人唱完了他的歌，歌德也用青春诗篇圆满了他的旋律。也许，格斯纳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也许，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不仅仅是一件供那个时代进行音乐实验的乐器，他还是一个人，一个有个性的人，一种独特的、完整的造物，具有一切独特而短暂的魅力，无法复刻。或许他最好的创作并非写作，而是绘画，或许也不是绘画，而是最直接的生活。无论如何，不管在哪里遇到他的影子，我都倍感亲切。从小到大，德国和瑞士都是我的故乡，能在格斯纳的诗歌中读到如此温柔、如此美妙的瑞士，我真的太高兴了。我发现，我的两个祖国之间并不存在割裂，瑞士不是只出产像戈特赫尔夫和凯勒这样坚实、粗犷、有力的诗人，瑞士的诗人也会吹出细腻的调子，而这些调子我们只习惯于从施瓦本人、法兰克人和奥地利人那里听到。这点也很令我欣慰。
1922年创作，黑塞为《诗歌》选编《萨洛蒙·格斯纳》并作序
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18世纪是欧洲最后一个伟大的文化时代；虽然在美术方面，尤其在建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如之前那几个伟大时代，但它在文学方面的重要性却更高。在涵盖整个欧洲的国际知识界，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直到今日，我们这些贫乏的子孙后代仍在品味着它的辉煌遗产。
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见证中，包括讽刺作家和嘲弄者的见证中，都可以看到一种高尚、慷慨的人文主义，一种对人性的无条件的崇敬，一种对人类伟大文化及其未来的理想信念。人取代了神的位置，人性的尊严成为世界的王冠和一切信仰的基础。这种新兴的宗教革命起源于英国和法国，其中最深刻的先知是康德，其中最后的花朵是魏玛共和国，18世纪充满理想情怀的人文主义已成为当今文化极其丰厚的基础，它已经用变幻莫测的神奇魅力使我们这些后辈眼花缭乱。面对它的绝对优势的压迫，我们常常试图用嘲笑来保护自己，认为这种精神徒有空洞和俏皮的装饰性外表。我们嘲笑那个世纪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园篱笆、一尘不染的中式屋顶和华丽诙谐的瓷器塑像，尽管那之后我们的花园和房屋也并没有变得更好或更美；我们只喜欢谈论那个“僵硬时代”的假发，谈论它如何被巴黎大革命、被《强盗》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打败，被迫暴露出空洞可笑的一面。
实际上，我们只应怀着谦卑的敬畏之心来看待那个时代及其精神。那个时代的内核绝不是骑士小说或小情小调的外表，也不是“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及多种议题的贩卖，更不是涂脂抹粉和梳辫子。这一切并不像某些文化史学家和历史小说作者试图说服我们的那样，是那个时代所不可或缺的；尽管它们已经代表了一种令人尊敬的、统一的外部文化，但只要今天的我们认真审视那个时代，这些表象就会变得无限渺小，甚至完全消失。如果我们试图从外部文化来证明18世纪的劣势，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当摒弃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席勒、歌德和赫尔德并非继承者和完成者，而是革命先锋。否则，席勒的意义将在《强盗》中被耗尽，歌德的意义将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被耗尽，而舒巴特或伦茨将被抬到与他们同样高的位置上。
这些偏见部分是浪漫主义的产物，部分源于解放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如果它能迅速消失不见，那将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揭开18世纪的假面，看看下面隐藏的是什么，我们会发现一个又一个名字，一部又一部作品，全都是文化财富，都是只能仰望的最高人类荣誉，在它们面前，我们惭愧地沉默。
在18世纪的所有表达领域，所有科学和艺术领域，我们都能看到一朵朵高雅之花，这不仅仅是个体才能的偶然的、幸运的积累，而是一种平均水平的提升，是总体文化高度的标志。而这所有的作品，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
哲学家和博物学家、诗人和散文家、政治家和演说家不仅展现出普遍的教育高度和优雅的形式传统，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工作专业化的时代，他们的目标总是从小的个体的走向整体，本能地指向一个单一的太阳，即人类的理想。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事业啊，集合了天赋、工作、能力、凝聚力和团结精神！这是一群多么崇高、伟大的人类啊，在我们看来，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一理想的化身！不，18世纪不是香艳的爱情角，也不是滑稽的虚荣市集；它更像是一个万神殿，我们应该满怀感激和最高的崇敬站在它面前。
《威廉·麦斯特》全书分为两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