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应该是指婴宁和王子服。
书中的描写非常温柔优雅，比如，书生王子服注意到一位年轻的女士和她的仆人在一起。她刚刚折下一枝梅花，脸上荡漾着让人难以抗拒的笑。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于是她边走边对仆人说：“这个年轻人的眼睛就像贼一样发光。”她笑着走远，花掉到地上；王书生拾起梅花，失魂落魄地呆立原地。之后，他怀揣着心事回到家中，把花放在枕头下，躺着休息。谁又能想到这个手握梅花枝的漂亮姑娘是妖，甚至是个“狐狸精”呢？！她还真是！王书生最后征服了她，她用爽朗的笑声点亮了他的生活。
《袖里乾坤》讲的是一个会变魔术的道士的故事。自从我在新加坡看到中国著名魔术师韩秉谦笑眯眯地施展他的技艺，我就可以想象，这位道士让人爬进他的袖子里，人们以为自己是在一所大房子里，于是在墙上写下喜爱的诗句，而当他们从梦中醒来，回归日常生活，会发现这些诗句是被写在袍子的袖子里的，字迹细小却清晰，令人惊奇。
更美，也许最美的是《莲花公主》：一位男子午睡了片刻，突然，一位身着蜜色礼服的绅士站在他面前，向他发出王的邀请。男人随使者来到王的宫廷，在那里饮酒、听音乐、享用美食。他见到了公主，并爱上了她，成了她的丈夫。就在他沉浸于幸福中时，一个可怕的怪物威胁要摧毁整个宫廷。所有人都逃了，但他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在动荡和死亡的恐惧中，他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还睡在做梦前躺下休息的那张床榻上。此时耳边传来的嗡嗡声，恰是他在梦中常常听见的声音。他定睛一看，原来是蜜蜂在围着他转。他正要进一步探究，只见一大群蜜蜂向他飞来，请求他的帮助。原来有条蛇钻进了蜂窝，蜜蜂们无奈只能逃跑。
他帮助了这群蜜蜂，并对它们表示谢意，感谢一起经历过的所有美好。原来蜜蜂的宫殿正是他的梦境，蜂王正是他的东道主，而怪物则是那条蛇。在这个故事中，梦境和现实微妙而流畅地交织在一起，就像寺庙刺绣上的神奇图像和人物交织在一起那般，极具象征意义。
马丁·布伯出版过许多有趣的书，但没有什么比这些鬼故事更美丽的了。这些故事，我真的读不够。
1912年发表于《新苏黎世报》
《聊斋》是世界上最美的童话之一，既像格林童话一样天真而生动，又像中国的怪诞图画和青铜器一样奇诡梦幻。这些故事将恐怖和甜蜜牢牢结合在一起，将梦境和生活、恶魔和日常天真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元素水乳交融、虚实交叠，以至于我只能将它们比作美丽的梦境。正如我们在梦中所经历的那样，鬼魂与亡灵、现实与信仰的形态、可能与愿望、甜蜜与恐怖在宁静的微光中携手前行，有些事物在黑暗中模糊而暧昧，有些事物在表达中变得具有象征意义！
我希望每天晚上都能做这样的梦，我希望每年都能得到这样的新书，可惜它们都太过稀有！
1912年发表于达豪/慕尼黑《书虫》
凯尔特神话
在近代的文学史上，每当一个古老民间诗的片段在某处重新现世，或是当一个诗人回归到神话时代的失落回响中，它总能成为一个激动人心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一百年前，奥西安圣咏从英国传遍欧洲，仿若一颗闻所未闻的流星划过夜空。但是渐渐地，人们对奥西安冷淡了，并且不再读他。为何会产生这种不公正的反馈呢？因为文献学家们认为这些圣咏是对原作者的无耻模仿。但不管学者们怎么说，奥西安圣咏确实具有征服世界的力量。为什么男人为之激动，女人为之哭泣？为什么年轻的歌德和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之陶醉和动容？圣咏那打动人心的精髓，绝非平庸的苏格兰诗人麦克弗森能够企及。唯有古诗歌所留下的真挚情感和古老的民间精神，方能成就圣咏的鲜活动人。
我是听到一种声音了吗？那些日子的声音。
远古的记忆，常常回到我心间。
奥西安的精神在麦克弗森的歌谣中吟唱，成千上万的人欣喜颤抖着聆听来自远古时代的深邃之音，幽灵在夜间的暴风雨中盘旋，风中传来甜美的吟唱，这些歌谣来自别的世界——别的世界！据说，诗人的素材不过是些古老的盖尔语民谣和苏格兰民谣，只是啊，那个古老的精魂不想湮灭，它还想说话，想要打动许多人的心灵。这便是奥西安，一个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的流浪艺人。就算这些来自“别的世界”的低吟浅唱，经由一位二流诗人传颂后变弱了许多，但也并不妨碍这些诗句从一国流传到另一国，俘获了无数青年，抓住了无数人的心，激发了种种沉睡中的力量。
如今，这古老的精神再一次活跃起来，又有一位诗人的声音从那个缓缓消亡的岛上小族——盖尔族那里传来。这位诗人的名字正是菲奥娜·麦克劳德，她的书现在由迪德里希斯出版了德文版，书名为“风与伊沃格亚”。毫无疑问，它带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像18世纪的奥西安带有18世纪的特征一样；它又是现代的，就像麦克弗森时代的奥西安一样。但麦克劳德的诗歌具有更纯粹的艺术形式，它不是模仿，也不是赝品，而是纯粹的散文诗。我们能够感受到，所有这些古老的凯尔特传说中都存活着一种诡谲奇异、如梦似幻的东西，当然，这些故事并非对古代传说的模仿和复制，麦克劳德诗中的美丽和鲜活属于当今盖尔人的生活。只因我们对盖尔人的生活方式是如此陌生，才会误以为是几千年前的。
英国人知道菲奥娜·麦克劳德大约已有十年了，但是关于她个人的种种细节依然不为人知。她活在凯尔特家园的渔民和牧羊人中间，在风浪、沼泽和岩石海岸之间，渔民和牧羊人都知道她、爱着她。她那些充满激情的诗歌创作都来自这个小小的生活圈子。拥有百年传承的古老民族居住在海岛之上，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他们依然吟唱着过去的歌谣，做着神话的梦，他们不了解《圣经》以外的书籍，而且用一种肃穆的虔诚，将《圣经》故事与恶魔传说、自然精灵故事混合为一体，并融入风暴、海洋和云朵的忧郁意象。
这本书讲述了这个民族和他们的生活，我希望更多人来读这本书，哪怕只是为了感受一次活生生的神话所蕴含的魔力。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地球的灵魂，我们每年都做夏日旅行，在湖里游泳，攀登雪峰，感受大地的植物和力量。这一切都是游戏，是与自然力量的玩闹和角逐，是一种快乐的出逃。这世上仅有少数人完全了解生活在大自然里是什么感觉，了解与大地和海洋、与动物和植物共生是什么滋味。在新近流行的诗歌中，描绘自然的篇章也越来越受欢迎。但真正的好诗歌是罕见的，它们常常伴随着一种微妙的画面感。仅有少数诗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实实在在地触摸到大自然真实的心跳。比如在《风与浪》中，大地和海洋都是活生生的，它们深沉地呢喃，无所顾忌地表达热情和渴望。而菲奥娜·麦克劳德笔下的人类对自然并不陌生，也不以观察或享受的方式面对自然。他们属于自然，是自然的血肉和身躯，与自然中的生灵成为家人和朋友。他们用古老的咒语召唤海豹，对靠近自身的敌人和命运有着可怕的预感，他们将一个人的濒死状态视为船上的幽灵。而且他们都很容易忧郁，如果一位长期生活在海边的人不幸远离家乡的海和海边的风景，并患上思乡病，那么可能是“黑暗降临到他身上”，他能看到无名的魅影擦身而过。
他们的海豹传说有一种特别深沉、阴郁和痛苦的气质，伴随着最真挚的热情。根据传说，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些家族起源于人与海豹的结合（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名字中看出）。直至今日，属于此家族的某个人仍有可能突然受到大海的召唤，陷入迷狂：他赤身裸体地躺在被海水冲刷的岩石上，自绝于上帝和人类，以海豹为挚爱，回归到海洋生物的家族中。从今往后，他就是人类的敌人，要追逐人类的船和网，猎杀人类的生命；因此，渔夫会呼唤那三个神圣的名字，对他念咒语，副歌是：
黑海豹啊，黑海豹啊，对你和你的整个家族，我施了咒语：
深海的海豹啊，你和你的人无法伤害我和我的人！
阿盖尔的某个贫穷村庄里住着一个小贩，他五十多岁，已婚，平平无奇地卖着奶酪和烟草，但他患有一种十分古怪的病：每隔一段时间，有时是间隔两到三年，他会被一种无法自控的躁动所折磨。有那么几日，他会突然变得害羞、忧郁、沉默寡言，然后有一天，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住所，在连绵起伏的海边悬崖上游荡。三个、四个、五个星期过去，人们依然看不到他，这个平日里迟钝的人，现在矫健得像一只野山羊，他上上下下地攀爬悬崖，在大海中嬉戏、涉水、拍水、拥抱海水，在湿滑的石头上晒太阳。他与暴风雨和大海激情交谈，甚至说出失传的古语；当他赤身裸体地站在海里，胡须上沾满泡沫，不断捧起海水往头上浇，当他召唤、爱抚、亲吻大海，与大海对话时，他会感到一阵阵欢欣的悸动。几个星期后，他疲倦地、安静地回到家中，穿着他惯常穿的衣服，用惯常说话的语气和妻子打招呼，平静地恢复生意。
不过，除了这些狂暴的激情，阴郁的忧伤，这个奇妙民族的生活和信仰中也存在着光明和善良的力量。他们热爱阳光和南风，他们喜欢唱歌和吹笛，他们是如此虔诚，他们与他们所信仰的生灵保持着真挚的、亲密的、孩子气的关系。
《人类渔夫》的故事具有无比美好、温暖、祥和的童话基调：一位牧羊女已经白发苍苍，她感觉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她。有天她在溪边邂逅了一位英俊的陌生人。此人身材高大修长，面容疲惫而忧伤；他衣着简陋，却有一双纤细白皙的手、一头长发和一双温柔善良的眼睛。她见他是个陌生人，就用英语与他交谈，但他却用流利的盖尔语回答了她。她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自称是“木匠之子”。牧羊女心中纳闷，因为没有哪个盖尔人会告诉陌生人他的秘密姓氏。当晚，这位老妇人将溪边的奇遇告诉了儿子阿拉代尔，他也猜不出那个陌生人是谁，但预感死亡即将来临。这天夜里，他目睹了母亲的死亡，跪在母亲身边伤心哭泣。他听见有人敲门，却不想让任何人进来。但来访者再次敲门，并走了进来，他正是“木匠之子”。他给这个孤儿带来了慰藉与安宁。
在《遥远的国度》这篇小说中，灵魂本身似乎也在诉说着什么。难以言传的情感和直觉，无形无象地盘旋于文字背后，却又仿佛触手可及。想象力的疆域是有限的，甚至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但这篇小说却以巨大的冲击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现了想象疆域之内的东西——有些段落的效果就像远方夜色传来的无名动物的叫声一样，充满神秘和预感，令人兴奋，让人瞥见梦境和灵魂的隐秘中间带。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作家，如克努特·汉姆生和偶尔出现的拉格洛夫，也找到了类似的调性，但都没有这样的沉着、简洁和不言自明，都没有这种简单却大气的主观视角和感受。
这本书虽然不是什么《圣经》，却也是一种启示，它可能会让许多读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彻底厌弃那些琐碎无趣的普通诗歌和时髦诗歌。
1905年发表于《新苏黎世报》
阿拉伯童话
评由利特曼转译和编纂的《耶路撒冷故事集》
这本美丽精装书中的童话故事并非来自古老的书面记录，而是来自我们这个时代，它是根据流传至今的许多传说写成的，也是由耶路撒冷的一位妇女口述的，她是一位真正的童话之母，堪比尼德兹韦赫伦的那位妇人（格林兄弟从她那儿听到了许多童话故事）。这些故事并非用文学语言记录的，而是用现代的阿拉伯俚语记录的，就像在耶路撒冷的民间口口相传的那样。利特曼正是以这种形式搜集了这些童话，并在1900年左右带回了这些童话，随后不久便出版了第一卷原文版本（莱顿，1905年），这是第一本用耶路撒冷阿拉伯语印刷的书籍。
如果将这些耶路撒冷童话与《一千零一夜》中的童话（其中的一些主题当然也在这里出现过）进行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概念大量增加的同时，讲故事的艺术也在遭受某种倒退和衰落：这本古老的经典故事集向我们展现了在东方叙事艺术的鼎盛时期，天真的叙述乐趣是如何与高级的文学教育、宗教的思维训练相结合的。也许利特曼的《耶路撒冷故事集》缺少《一千零一夜》的古典性。但是，它以一种不那么丰富、不那么有教养的面目保留了真正的东方叙事传统，《耶路撒冷故事集》和《一千零一夜》是从同一个古老源头流出的，同样保留了经典的、真正的童话史诗的精髓，是晚期童话史诗的遗孤，却也是童话史诗的合法后裔（童话史诗从印度到地中海蓬勃发展，并通过种种渠道哺育了自薄伽丘以来年轻的西方故事艺术）。任何热爱这个印度—波斯—阿拉伯童话体系并了解其深厚魔力的人都明白，如今的小说哪还有此等魔力？这类读者懂得珍惜利特曼留下的礼物，毕竟，十字军东征时期的那个东方世界已经所剩无几了。
从查理曼大帝的传说再到阿里奥斯托和维兰德的《奥伯龙》，印度—波斯—阿拉伯童话体系在西方诗歌中一再闪耀；一百多年前，它也再度成为德国和法国浪漫主义的象征符号和憧憬之地。实际上，与西方的军队和枪炮相比，西方的书籍、报纸、商业行为和职业道德对童话中的东方意象和冥思之乐的破坏更为彻底。好在，这个童话世界不仅存在于图书馆中，还继续鲜活地存在于东方人的家庭和朋友圈子中。在讲故事的人的口中，古老的魔法艺术仍然栩栩如生，尽管它几乎已被电影和报纸所压制。
1935年发表于巴塞尔《国家报》
论诗歌
在我十岁那年，有一天我在学校的阅读材料上读到一首诗，我想它的名字叫《斯贝克巴赫尔的儿子》。这首诗讲的是一个英勇的小男孩在枪林弹雨中参加战斗，或者为大男孩捡子弹，或者做了其他英勇的事情。我们几个男孩都很激动，等我们读完，老师略带嘲讽地问我们：“这首诗好吗？”我们都大声说：“好。”但他笑着摇摇头说：“不，这是一首坏诗。”他说得没错。他是对的，按照我们这个时代和艺术的规则及品位，这首诗并不好，不精致，也不真实，是一个劣质作品，但它还是让我们这些孩子心中充满奇妙的热情。
十年后，二十岁的我在初读任何一首诗的时候，就敢说诗的好坏。只需一眼扫过去，接着低声读出两行诗句就足够了。
几十年已过去，那么多诗歌从我手中和眼中流过，如今当人们把一首诗展现在我面前时，我却变得犹豫了，不知道是否应该认可这首诗的价值。经常有人找我看诗歌，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对诗歌有自己的“判断”，想为诗歌寻找出版商。而当这些年轻的诗人们看到我这位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长辈其实“毫无经验”，只会翻阅诗作，却不敢对诗作的价值发表论断并给出结论时，他们总是流露出惊讶和失望。是的，我在二十岁时能够快速决断的事情，现在却变得困难，准确说，不是困难，而是不可能。顺便说一句，“经验”是另一种你年轻时以为会自然而然产生的东西，但它并不自然。有些人拥有“经验”的天赋，即使不是从娘胎里就有，也是从学校里就有了。但另一些人，包括我自己，活到四十岁、六十岁、一百岁，甚至到死也学不会，也不明白所谓的“经验”到底是什么。
我在二十岁时就有了评判诗歌的自信，这是因为我对一些诗歌和诗人的喜爱是如此强烈，几乎到了专一的地步，以至于我一旦接触到新的书和新的诗，就会立即与它们进行比较。若与它们相似，那便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好的。
如今，我仍然有几位特别喜欢的诗人，其中几位没有变过。但我现在最怀疑的是那些能让我立刻想起当年某位诗人的诗。
我不想谈论一般的诗人和诗歌，而只想谈论“糟糕”的诗歌，即那些除作者本人之外，被大部分人视作平庸、卑微、可有可无的诗歌。多年来，我读过不少这样的诗，我曾经明明白白地知道它们有多不好，也知道它们为什么不好。但是现在，我不再那么肯定了。这种确定性，这种鉴赏知识，也像每一种习惯和每一种知识一样，在某个瞬间以可疑的面目出现在我面前，并突然变得枯燥、干瘪、无趣，有了缺口。它反抗我，最终，它不再是知识，而是某种已经过时的东西，某种躺在我身后的东西，我不再理解它曾经有过的价值。
目前，我在读诗时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那些一眼就能看穿的“坏诗”，我有一种想要认可甚至赞美的欲望，而对那些好的诗，甚至最好的诗，我却常常持怀疑态度。
我不妨用教授、公务员和疯子的概念来打个比方：通常，人们清楚知晓并确信，公务员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公民，是上帝名正言顺的孩子，是人类编制中正确、有用的一员，而疯子只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个不幸的病人，人们容忍他、同情他，知道他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当一个人与教授或疯子有了异常频繁的交往时，比如数天甚或短短几个小时，情况就会发生逆转：这时，人们会在疯子身上看到一个安静、快乐的人，一个对自己有安全感的人，一个聪明人，一个上帝的宠儿，充满了个性，在信仰中自给自足，而教授或公务员反倒显得平庸且无聊，既无个性，亦无天真，泯然于众人。
有时，我对坏诗也有同样的感觉。突然间，它们在我眼里不再是坏诗了。突然间，它们有了味道，有了独特性，有了孩子气，甚至那些显而易见的弱点和错误也是动人的，是新颖的，是甜蜜的，令人陶醉，而在它们旁边，人们原本钟爱的“最佳诗歌”反倒显得有些苍白和无聊。
顺便提一句，自表现主义时代以来，我们在一些年轻诗人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们出于原则不再写“好”或“美”的诗。他们认为，优美的诗歌已经够多了，自己并非为了创作更多优美诗歌而生的，也不是为了继续玩前人开创的耐心游戏。他们也许是对的，所以他们的诗有时听起来和“坏诗”一样动人。
各种原因极易找到。诗歌的起源非常明确：它是一种释放、一种呼唤、一种呐喊、一种叹息、一种姿态、一种体验中的灵魂的反应，它试图用这种反应来抵御一种激荡或体验，或使自己意识到这种激荡或体验。最初，它只对诗人本人说话，它是他的呼吸、他的哭泣、他的梦想、他的微笑、他的抨击。谁会评判一个人的夜梦是否具有审美价值，谁会评判我们的手和头的动作、姿势和步态是否实用？一位作者咬笔杆子，就像穿尿布的孩子把拇指或脚趾放进嘴里，就像孔雀开屏，都是明智而正确的做法。他们谁也不比谁更好，谁也不比谁更正确，谁也不比谁更差。
有时，一首好诗除能让诗人放松和解脱外，还能激起他人的愉悦、感动和共鸣。它所表达的是很多人都有的，是在很多人身上都会发生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种情况，但也不是绝对的。
一个令人担忧的循环由此开始。因为“优美”的诗歌会让诗人受欢迎，所以现在诞生了很多只想优美的诗歌，它们不再通晓诗歌最初的、原始的、神圣的功能。从一开始，这些诗歌就是为他人、为听众、为读者而作的。它们不再是梦境、舞步或灵魂的呐喊，不再是对经历的反应，不再是结结巴巴的愿望图景或魔法公式，不再是智者的手势或疯子的狰狞面目——它们只是有意为之的产品，是被编造出来的，是迎合听众的巧克力糖。
它们被制作出来，供购买者分发、销售和享用，以讨好、振奋或消遣众人，而恰恰是这类诗歌获得了掌声；你不必认真而充满爱意地沉浸其中，你不会被它折磨和震撼，但你可以轻松方便地与它漂亮、适度的振动产生共鸣。
如今看来，这些“优美”的诗歌有时也会像任何被驯服的、循规蹈矩的东西一样令人厌恶和怀疑，比如教授和公务员。有时，当“正确的世界”实在令人厌恶时，人们会倾向于砸碎灯笼，点燃圣殿。在这样的日子里，“美丽的”诗歌，甚至那些神圣的经典，都有点像被审查过的，被阉割过的，它们太被认可，太听话，太婆婆妈妈。这时，你再看看那些糟糕的诗歌，会发现它们都还“不够坏”。
但失望也潜伏在这里。读烂诗是一种极其短暂的享受，你很快就会厌倦。但为什么要读？难道自己不能创作烂诗吗？去做吧，你会发现创作烂诗甚至比读那些最美的诗更有满足感。
1918年创作，后收录于《书籍的世界》
关于荷尔德林
近百年来，有位德国诗人一直吸引着卓越者的目光，他是理想主义青年的秘密宠儿和国王，却不曾为大众所知：荷尔德林。他的作品是一本小诗集，其中一部分充满了赞美诗般的活力，另一部分则是最细腻的诗性沉思，听起来无比奇妙，令人激动，同时又充满了悲剧色彩。他的人生在经历了短暂而灿烂的青年时代之后，陷入了混乱和疯狂，但也充满了超越个体的神话气氛，他是被上帝选中、被上帝眷恋的诗人的原型，闪耀着超人的纯洁，充满了高贵与痛苦之美，他是那种在“正常生活”中注定崩溃的诗人，他将短暂而辉煌的精神之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这种精神之花通常只伴随那些英年早逝的人。
最近几年，这位荷尔德林被德国青年重新发掘出来，他对德国人的劝诫被赋予更新的、更强大的意义，这位美丽的异乡人再度闪耀星光，尽管时代的气氛很容易将任何一种热情转化为时尚，而当时也确实产生了“荷尔德林时尚”：这位难以被理解的诗人，最后在许多沙龙的桌子上，与佛陀的演讲和泰戈尔的专栏相邻。眼下，这种风气似乎又快要消失了，但有一件好事却保留了下来：语言学家和出版商也在努力了解荷尔德林，于是为他的作品和书信出版了精美版本。
我认为，即使近年来总有些人吵闹地吹捧荷尔德林，但他们并未完全理解荷尔德林。眼下，在这弥漫着末世情绪的战败的德国，人们想起荷尔德林也绝非偶然。在革命时期，荷尔德林的诗歌偶尔会呈现出一种宣言式的特质，不仅仅是因为他那火热的赞美诗所具有的狂喜性质，更重要的是诗人的人格、贵族气质和高贵的超越感，在这个极度堕落、无望摆脱物质困境的时代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荷尔德林不仅是一位诗人，他本人，包括他的性格，与他的文字作品并不完全相同。他还意味着更多，他是一种英雄式人物的代表。
《荷尔德林》是《诺瓦利斯》一书的对照，汇集了诗人荷尔德林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献资料。荷尔德林的整个本质与诺瓦利斯截然不同，却表现出与诺瓦利斯相似的典型命运：一个非凡而聪明的人无法适应“正常世界”的命运，一个无法忍受日常生活的“星期天孩子”的命运——在平庸生活的空气中窒息。
在荷尔德林的一篇非常杰出的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表明诗人似乎感受到了自己的命运，并在内心深处认识到了自己的缺失：“这一切都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优秀的人不把愚蠢的人排除在外，优雅的人不把野蛮的人过多地排除在自己之外，但也不把自己过多地混入其中，他们以坚定而冷静的方式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并从这种认识出发，去工作，去忍耐。如果他们过于孤立自己，就会失去影响力，在孤独中沉没。”这段话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精神性的人不应该过分逃避生活中天真自然的一面，崇高的人不应该过分逃避难以避免的普通日常，而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允许它的权利。用现代心理学的语言来说：如果过于偏颇地将本能生活置于敌视本能的精神统治之下，就会危及生命，因为我们的本能生活的任何一部分若没有得到完全的升华，都会以“压抑”的方式给我们带来严重的痛苦。
这是荷尔德林的个人问题，他屈服于这个问题；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培养了一种精神，但这种精神对他的天性造成了伤害，并且他还不具备席勒那种惊人的韧性。席勒在非常相似的情况下，为精神意志的修炼树立了最高典范，并因此不断自我消耗，直到把自己耗尽。与席勒一样，荷尔德林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多愁善感者，是他自己的崇拜者和学生，过高的自我要求使他殚精竭虑。他努力成为精神化的典范，但这一尝试却以失败告终。
当我们审视荷尔德林的诗歌时，我们会发现里面有着席勒式的精神性，尽管对荷尔德林来说是高尚的，但也基本上是强加给他的。毫无疑问，在这些奇妙的创作中，我们最欣赏的既不是其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其有意为之的精湛技艺，而是其独特的音乐暗流，以及节奏和音调的神秘感，虽然它往往几乎被席勒的模式所淹没。在荷尔德林的许多诗作中，这股潜藏在潜意识中奇妙而神秘的创作暗流几乎与他刻意培养的诗歌理想背道而驰，而当这股秘密的创作力量萎缩了，他本人也就随之消逝。
然而，这些关于诗人个体心理的思考并不能涵盖荷尔德林的问题。他的命运首先是一种英雄的命运，而这种命运是超个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经常看到伟大的天才人物在逆境中消亡，而小人物却能轻松应对，人们根据生活常识，很容易将天才宣布为精神病人。毕竟除去别的，他们的确如此。但他们依然是英雄，是人类试图变好的崇高而危险的尝试。就算这样的英雄最后没有以可怖的、意外的方式迎来终结，他们的命运也依然是英勇而悲壮的。荷尔德林注定要以广为人知的方式来描绘天才人物的这种悲剧命运，而席勒生命中的暴烈悲剧，也在荷尔德林身上实现了特别显著而动人的表达。尽管荷尔德林表面上很受欢迎，却很少有人了解他，因此，或许可以向这位诗人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他的命运。对于荷尔德林来说，作品和命运是不可分割的，尽管他晚年失智，但深邃而神圣的语言创造力仍不时涌现，令人惊叹。
1925年发表，黑塞为《荷尔德林传》所作的后记
一位无名诗人
前不久我在查看席勒基金的名单时，看到了一个喜爱的名字。这位作者几乎不为人知，而且长期过着隐世的生活，尽管他写了一系列的书，并且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这位名叫克里斯蒂安·瓦格纳的诗人，如今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一直居住在施瓦本的一个叫瓦姆布隆的村庄。他一生之中几乎不曾离开过这里，一直过着最朴素、最简单的生活，通过书籍和偶尔的旅行补充知识、开拓视野。这位“农夫诗人”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文学家”。他不曾学会什么是野心，并不想利用自己的高超天赋成就什么“伟大事业”；他不曾与人共事，不懂得任何一种知识阶层自嘲的笑话，也不懂任何一种绝望的自我批判或精神疲劳，虽然这些要素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新文学中。于他而言，天赋既是一种孤独的义务，也是一项骄傲而美丽的奖赏。作为一名负有使命的先知，他漫步于故乡的森林中，内心深处跟随自然的召唤，身边没有一个同类的时候，他还可以用最细腻敏感的觉知与大自然对话。“帮助你们重新找回权利，你们这些可怜的、丧失了精神与神性的田野”已成为他的使命和任务。他并非一位战战兢兢摸索美学，读过诗于是尝试写诗的农民，他的一切都源于自然，而非书本，而他天赋的根基，在于他那敏锐细腻的觉知。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如今仍然有着充满好奇的明亮双眼和探索者的敏锐洞察力，他带着它们走过乡间田野。
花草和树木向他说话，春与秋让他感怀，在他眼中，生命的谜语和光亮无处不在。这位农民便是如此感知万物生灵的一体性，并成为爱的传道者和生命的守护者，在内心深处找到一种和吠陀与佛陀近似的世界观。为此，他追随每一次瞬间的冲动，为自然的神奇谱写诗行。他在环绕四周的空气和水流、花草和鸟兽中，寻找到消逝的爱和自身枯萎的部分，他一遍遍地体悟万物的内在连接。他凭冲动写诗，无须多加思考。他很少追求诗歌的工整，而一旦想要这么做，就只会选择六行诗，并被句式和规则折磨。好在，他心中的诗人和先知并不逼迫自己去做这些尝试，而是在散文和诗歌中自由徜徉，用神圣的视角来书写。在整本书中，从开始的序言到最后的句子，精彩的思想如潮水般汹涌，一浪接一浪。他在哲学或宗教中寻求表达，总能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新语境。这些书并不容易读懂，因为它们既朴实又悲悯，既诗意又业余；它们就像一个敏感怪人的情感传递。那个怪人孤独地站在植物和动物中，寻找着他的朋友；同时，这位隐者、布道者和先知，又对人类怀有最深沉的爱。
在这些诗句之间，时不时夹杂着一节诗行、一个比喻、一节具有元素美感的诗歌段落。这些是瓦格纳最深邃的诗歌，他并不需要什么六行诗，因为他最擅长使用并不老练的笨拙语言。在他的这些作品中，只要出现一点机智和一点刻薄，就能显出他的业余；相反，只要在这些作品中加入一点诗意感悟和一点爱，你就会发现这位诗人的心灵在与创作和谐共振——形式上的小瑕疵已经无关紧要，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正是最聪明的文人和最细腻的天文学家无从知晓，无从拥有的。
我对克里斯蒂安·瓦格纳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一生都在家乡务农。40年代他在村里上小学时，偶尔还获得过一些地方性的小荣誉，更多的就一概不知了。大约十二年前，我第一次迷失在他的最老的一本书中，仿佛走在原始森林的蜿蜒小路上。从那时起，瓦格纳就常常占据我的思绪。几年前，我曾亲眼见到了他。当时他来看我，坐在我的书桌旁。
他个子不高，头发花白，额头高高的，眼睛明亮而纯净。我们一道走过田野，他走得非常快，有种不可思议的坚定。他用专注的目光观察一切事物。与他道别后，我停下脚步，怀着激动和崇敬的心情，看着这位小老头儿迈着轻快步子消失在森林深处，像一位魔法师。
他是我辈中少有的诗人，我敬重他，不仅因为他那双明亮而美丽的眼睛，也不仅因为他那令人动容的老者身影，而是因为在他的形式零散的作品背后，有一种深刻的、统一的、亲切的体验，当然还因为，他拒绝学习和实践那些僵硬的艺术技巧。他这么做，并非出于安逸或傲慢，而是出于苦难和纯真，以及对伟大内心呼唤的纯粹认识，而这种呼唤已经远远超出了“写漂亮诗歌”的范畴。
1912年发表于伯尔尼《联盟》
圣诞书话
任何一个在不朽的书籍世界中稍稍安顿下来的人，很快都会进入一种新的关系，不光是与书籍内容的关系，还有与书籍本身的关系。读书人不仅被要求读书，还常常被要求买书。作为一个老书迷和资深藏书者，我可以根据自身经历保证，买书不只是为了养活书商和作者，藏书也不只是为了受教，而是有其独特的乐趣和福德。
对于预算有限的人来说，通过购买最优性价比的大众版本以及研究书籍介绍册，一步步地、巧妙地、顽强而狡猾地创建一个漂亮的小图书馆，是一种乐趣，一种令人愉快的活动，就算有困难也不怕；而对于受过教育的有钱人来说，为每一本喜爱的书找到最好、最美的版本，收集罕见的古书，然后为自己的书装上精美的、用心设计的装帧，是最精致的乐趣之一。有许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从精心投资到豪爽挥霍，其中有太多道路，太多乐趣。
当今世界有一种低估书本价值的倾向，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不热爱生活而热爱书本似乎是可笑的、不值得的，他们认为生命太短暂，太宝贵了，却要把周末时间花在咖啡馆的音乐和舞蹈上。我想说，“现实世界”中的大学和工厂，证券交易所和娱乐中心固然充满了烟火气，但如果我们每天花上一两个小时来阅读和学习智慧，或许更能接近生活的本质。
1930年发表于《书虫》
致读者的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你的讲述者又一次躺在宾馆的房间里，等着别人把浓汤送到床上来。当然，床头柜上是堆满书的，另一张桌子上也是，手提箱里还有一些。我们又可以重新读书了，书籍不再像战后时期那样颓丧绝望，从英文书籍汲取养分的方法也取得了进一步进展。人们现在都喜欢薄薄的、需要时可以放进衣袋的便携书，于是出版商们都试图把大部头印得更薄、更易读。
这方面的一个优秀例子是德累斯顿的沃尔夫冈·杰斯出版的格雷戈罗维乌斯的《雅典和雅典娜》的新版本（顺便说一句，这部作品比大多数小说更让我感到有趣和紧张）。
我倒想听听出版商的意见：近年来出现的，在书的每一页反复提醒书名的坏习惯是从哪儿来的？大概来自美国吧？当然，如今有很多人已经没有精神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去记住书名超过一分钟。这些无药可救的人不看书，他们生产商品，从事体育运动，当图书出版商认为他们必须照顾到这些可怜的头脑时，他就大错特错了。还有一些人，他们注定不会真正读一本书——难道他们真的需要在读《堂·吉诃德》或《绿衣亨利》时，每隔两分钟就被提醒一次正在读的书的名字吗？
您知道吗，一本关于我的新书已经出版了，是汉斯·鲁道夫·施密德写的《赫尔曼·黑塞》。瑞士的记者们迷上了这本书，它的确很好笑，施密德放弃了需要耗费时间和毅力、精确但枯燥的语言学方法，转而使用了被我们这个圈子称为“心理分析随笔”的轻松方法。他捏造了一个黑塞，并为其撰写了传记和精神分析。他对待这个自由捏造的“黑塞玩偶”的方式，就像聪明的孩子对待他们的玩偶一样：给他穿衣服，给他脱衣服，给他画胡子，卸掉他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让锯屑从他肚子上的洞里流出来，并遗憾地指出，他在那里的时间越长，你看他的时间越长，这个黑塞看起来就越蠢，除了这些，也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了，所以你不禁要问，为何有人努力读这么多黑塞的书，学习能够替代心理分析的表达方式，只是为了夺走一块毫无价值的玩偶身上的锯屑填充物？
这本书也让我学到了不少，好的和坏的都有。我觉得可惜的是，这样一本毫无希望的书是用毫无希望的德文写成的。按照惯例，大多数年轻哲学家都是用这种德文来写论文，教授同意学生这么做，学院也因此授予学生以博士学位。现在，他戴着这顶学术帽，而满地都是锯末。施密德先生在他的书中向年轻时的习惯致敬，尽管这种习惯在学术界已不再流行，那就是带着粗暴的价值判断四处射击，肆意发表个人的观点、意见和怨恨。我不希望看到这种方法成为苏黎世大学的流行方法。施密德的书虽然颇具幽默感，但我并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为之着迷，当然，我还是会继续向我的朋友和敌人推荐这本书。
现在，一个漂亮的、梳着辫子的黑衣少女给我送来干面包片和蔷薇果茶，还把我床头的书清理了。她又跑了出去，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大束紫红色的菊花，说是留给我的。在我看来，这些花对于病房来说，实在是太隆重、太具有装饰性了，搞得好像只有人死掉，让这些花正式摆在病床上，才算对得起它们似的。这些花儿是如此庄严，一朵朵又大又重，有着蜷曲的花心。好了，夏天的花就到此为止了。我喝点茶，想办法睡着。
1928年发表于《德累斯顿新闻》
秋季下雨的星期天
阅读一直是我用来对付阴霾雨天的武器之一，我手边的精美书籍也多了那么几本。只可惜，这个时代最好的书，其滋味也不如那些当年的书了，比如《匪首》。岛屿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费利克斯·蒂默曼写的《彼得·勃鲁盖尔》，这位悠然自在的弗莱芒作家用他那饱满、天真、从容的笔调，用连环画一般的可爱方式，描绘了他同胞的伟大一生，我喜欢读它，即使它并不会让我战栗或兴奋。或者我也可以读读库诺·费德勒的《认知的阶段》（慕尼黑的乔治·穆勒出版社）。书中，一种不同寻常、激烈而狂野的精神在与一个最生动的问题做斗争——人类的不平等。
他发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和思想已经饱和的时代，这算是一个发现），没有哪个普通人能够这样接近康德的思想，但在“无趣”的普通人中间，偶尔亦有高人，他们往往是病态的，但他们有机会说出真相，说出生命进程的不可阻挡性，说出每个个体对整体的象征意义。费德勒目前在试图建立一个精神和性情的分级制度，一个价值的阶梯，这样做既过时又迫切。他只能这么做，因为在手段不足的情况下，别无他法。我们可以在必要时理解他的语言和他的意义形象，但我们无法采用它们并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书都充满了生命力和精神，理应得到高的评价。
也是乔治·穆勒这家出版社，给我寄来了阿尔弗雷德·库宾的小说《彼岸》的最新版本，这本令人难忘的书是近几十年来最富诗意的作品之一。更令我欣喜的是，新版中还收录了库宾的几幅新画。库宾绝不是我最愿亲近、最为偏爱的那类艺术家，但在我们愚蠢的娱乐和工业艺术中，他是少数几个我认可的艺术家之一。这类艺术家是我的兄弟和同类，隐居在某处，迷失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受苦受难却硕果累累，从不卖身求荣，他们存在于喧嚣和欺诈之外。
1928年发表于《柏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