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创造性思维
一些伟大的壮举
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后，又抵达了弗里吉亚的首府戈尔迪乌姆（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那里有一辆牛车被绑在一个柱子上，绳结异常复杂。根据一个古老的预言，能够解开戈尔迪乌姆绳结的人将成为“亚细亚之王”。亚历山大素以迷信著称，成为亚细亚之王是他的夙愿；而当时，他的部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预兆，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他必须解开绳结。据历史学家称，亚历山大拙手笨脚地解了几分钟，并没有什么成效。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众说纷纭了。根据广受欢迎的传说，亚历山大用剑斩断了绳结，并将其斩成两半。但根据普鲁塔克和阿里安的说法，1亚历山大做了一件更加微妙的事情：他拔出了将绳结连接到牛车上的销子，轻松地解开了绳结。无论以哪种方式，亚历山大都解开了戈尔迪乌姆之结，后来征服了庞大的波斯帝国，成了“亚细亚之王”。绳结可能确实以不寻常的方式帮助了他，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十分迷信，如果当时亚历山大解不开绳结，他的部队会认为这是一个坏兆头，这会打击士气，带来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两千年后，伟大的数学家高斯在小学期间砍开了自己的戈尔迪乌姆之结。当时他不守规矩，作为惩罚，愤怒的老师命令他计算从1到100的所有整数之和。面对这个题目，大多数人会马上开始逐个把数字相加（那是一个没有计算器的时代），年轻的高斯却立即发现，与最中间的数等距的任何两个数字的和是相等的：1+100=2+99=3+98……=50+51=101。由于有50对这样的数字，所以这个讨厌的老师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很可能老师本人并不知道答案）是101×50=5050。年轻的高斯在几秒内就得出了这个答案。2
解决方案的简约和优雅是一个标准，真正具有创新性的过程与运用智力但没有灵感的过程正是根据这一标准被区分开的。许多具有公认的创造力的科学家说，“恍然大悟”，即马上能解决棘手问题的感觉，是由简约感和解决方案的优雅性带来的。能找到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从而无需用笨方法对问题进行艰苦攻关，这种能力是衡量个人创造力的一个标准。这就是两千多年以来戈尔迪乌姆之结的传说一直拥有标志性地位的原因。
一个真正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通常是意想不到、令人惊讶的，甚至是反直觉的——至少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这样。能解决问题的有创造力的人才也是这样。有些个人素质可能会发挥作用，但它们并不总是一致的或直观明了的，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本章将讨论一些这样的创造性思维特质。提出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能力意味着，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认知能力之外，有创造力的个体可能受益于某些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在日常情况下很可能适应不良，甚至是彻底的自我挫败，例如逆向的思维框架。由于我们的个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脑的个体差异，所以下面的讨论可能会引出对创造性大脑的神经属性的意想不到的猜测。
顺从还是不顺从
顺从主义的双刃剑
2015年7月4日，一个叫凯文·约瑟夫·萨瑟兰的年轻人失去了生命。萨瑟兰24岁，是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他当时乘坐华盛顿特区的红线地铁去找一群朋友。18岁的贾斯珀·斯皮尔斯也登上了同一辆地铁，但他的目的不同。他整个人处于疯狂状态，可能嗑了药。他去抢萨瑟兰的手机，遭到拒绝后，他多次猛击萨瑟兰，把对方打倒在地，使劲踩，然后用一把刀捅了受害者三四十刀，将其杀死。然后，斯皮尔斯开始抢劫车内的其他人，引起整列地铁的恐慌，但他没有遇到阻拦，在下一站自行下车，跳过旋转柵门并离开。但在跳过旋转栅门的时候，他掉了一件装有身份证的行李。最后他被逮捕。3
斯皮尔斯杀死萨瑟兰时，10多名同行乘客见证了他的行为，但没有人阻拦他或试图挽救受害者的生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一种近乎怯懦的自我保护，也许在疯狂的暴徒挥舞着带血的刀这一场面中可以理解？在电视中讲话的评论员说：不一定。相反，由于“旁观者效应”，这可能是“责任的分散”现象，也就是说，一个组织的成员倾向于以类似的方式行事。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员、精神病学家盖尔·萨尔兹的说法，一个人单独看到这种暴行时，有85%的可能性会去干涉，但如果作为一个更大的旁观者群体的成员，则只有大约30%的可能性会去干涉。这是最糟糕的顺从。
确实，这样的一幕使“顺从”成为一个肮脏的词语。它让人想到纳粹德国的“平庸之恶”，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孩子举报自己的父母，以及琼斯镇邪教成员像应声虫般的顺从。极权主义政权中的“社会工程师”和吉姆·琼斯等邪教煽动者都非常清楚如何利用人类的顺从倾向。虽然对这种现象的利用和操纵并不罕见，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却是团体行为的基本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亲社会效应。这是社会凝聚力的前提，无论这种凝聚力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个体行为之间没有一定程度的协调性和一致性，那么社会群体根本无法存在。这听起来可能是违反直觉的：无论是好还是坏，无论是在极权主义还是民主国家中，顺从主义都是凝聚社会的“胶水”。
顺从主义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人类无论决定大事还是小事，无论决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显示出这种倾向。在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进行的著名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根据相对长度将一条线与另外三条线中的一条相匹配。尽管正确的选择显而易见，但当假的受试者假装代表多数意见并给出明显错误的答案时，大多数受试者还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影响。4在更恶毒的层面，极权主义理论家一直擅长“弥天大谎”的艺术，从各个方面用相同的信息轰炸民众。西蒙·盖克特和乔纳森·舒尔茨对23个国家进行的跨文化研究表明，整个社会越是腐败，其公民的个人诚信就越脆弱。5
顺从主义似乎具有强大的进化根源，即使在高度等级化的动物物种中也存在。阿丽亚娜·斯特兰德伯格-佩什金及其同事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跟踪了一群狒狒，以了解狒狒如何决定群体向哪个方向移动。事实证明，这个群体的行动方向是大多数成员，而不是头号领导者所选择的方向——这是一种原始民主。6
顺从主义和大脑
在关于创造性思维的这一章中，我为什么要讨论顺从主义呢？我们经常通过研究某个事物的对立面来洞察这个事物的本质。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任何重大的创造性行为都是不顺从的结果。不顺从当然不是创造力的充分条件，但它是必要条件。无论一个人的思想多么具有独创性，如果他的信仰与社会普遍信仰之间的差异让他产生恐惧并阻碍他，那么创造性过程几乎肯定会被中断。无论有创造力的个体必须具备哪些其他特质，抵制这种不协调所蕴含的压力，以及承受成为反传统者的负担等都是必需的。在一些社会中，有创造力的个体不顺从大趋势的代价可能会非常大。想想伟大的伽利略（1564—1642）因“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起诉，并被迫在软禁中度过生命的最后20年；尼古拉·瓦维洛夫（1887—1943），这位苏联科学家因为做遗传学研究，被斯大林政权扔进了劳改营，最后在那里被饿死；也可以想想在纳粹德国反对“堕落艺术”的运动（由约瑟夫·戈培尔创造的一句可爱的短语）中被起诉的现代主义艺术家；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赫鲁晓夫反对现代主义的类似运动，尽管严酷程度差一些。
所以，我们要考虑前扣带回皮质：人们已经知道，当生物体的期望与现实之间有差异时，前扣带回皮质会变得活跃；换句话说，在错误检测发生时，前扣带回皮质会变得活跃。并且，当大脑中各种可能的反应之间竞争加剧因而可能发生错误时，前扣带回皮质也会先发制人，变得活跃起来。7听起来，前扣带回皮质像是一个并不“热心”的结构，是大脑中的守护者，使大脑组织不被外界事物“涉足”。
但是“涉足”什么？我们知道，在进化过程中，扣带回皮质的出现与社会行为的出现有关，如育儿。具有完整扣带回皮质的哺乳动物是良好的父母，但是如果扣带回皮质受到损害，就会导致育儿技能甚至育儿倾向丧失。8猕猴扣带回皮质的损伤会减少其在社交活动中花费的时间，并且增加它摆弄无生命物体的时间。9生物化学证据指向同一方向：加压素（vasopressin），一种与哺乳动物的社会行为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的神经肽，在扣带回皮质中特别活跃。10前扣带回皮质的错误检测或错误预测在社会环境中是否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前扣带回皮质是不是大脑中的顺从者，负责使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一致？
荷兰唐德斯大脑、认知与行为研究所（Donders Institute of Brain, Cognition and Behavior）的瓦西里·克鲁查勒夫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实验，先向受试者展示一系列女性的面部照片，要求受试者判断其美丽程度并打分。受试者评价完一张照片后，实验操作者向受试者展示一个评分，声称这个评分代表了实验组多数人的意见，而这个评分和受试者的评分非常不同。看到个人意见和集体意见不一致后，受试者的前扣带回皮质变得异常活跃，这种变化被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记录下来了。激活越强烈，持不同意见的受试者就越渴望修改自己的评级，使其与集体评级一致。11但是，当使用一种被称为重复经颅磁刺激的技术暂时抑制前扣带回皮质的活动时，想顺从大多数人意见的冲动就消失了。12双重效应——顺从倾向与强烈的前扣带回皮质激活相关，与前扣带回皮质抑制相反——直接点明了这种结构在顺从行为中的作用。
这些发现对理解顺从者和不顺从者的大脑差异有什么影响？这些实验呈现了一些关于顺从者的大脑机制的情况，同时也带来了关于不顺从者的大脑机制或者至少是不顺从的先决条件的有趣假设。我们由此推断，大脑中前扣带回皮质较不活跃甚至形态上较小的人，可能更愿意不顺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更能忍受“独自行动”的压力，因此可能在知识、艺术甚至道德上更具有力排众议的勇气，这种勇气在所有通向创新的创造性过程中都极为重要。奇怪但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右半脑中的扣带回皮质比左半脑中的小，这与两个半脑在处理认知新奇性（右半脑）和认知常规性（左半脑）中的相对作用相一致。13虽然这听起来太过简单，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左利手者的前扣带回皮质很可能在尺寸上稍小，或生理活性较低。这一命题在形态测量学研究中非常容易被证伪（但据我所知，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行）。
为了进一步检验前扣带回皮质在社会顺从中的作用，请考虑以下几点。在典型的功能性神经影像学实验中，“错误信息”表明受试者的反应与正确的反应之间不匹配，这个结论反过来又引发了前扣带回皮质的激活水平激增。这个结论并不是由受试者自己做出的，相反，是一个“虚拟的权威人物”传达给他的，这个“虚拟的权威人物”通常是一个计算机屏幕，上面要么显示“正确”，要么显示“错误”。“虚拟的权威人物”负责判断主体的行为，这使得实验中掺入了独特的社会成分，而这种社会成分通常是不受控制的。那么怎样才能适当地对其进行控制呢？也许可以这样，一个受试者被要求判断一个数量，比如说一条线的长度，他做出判断后，再让他自己测量这条线，从而得知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这可以作为一个对照实验。在这个实验里，主体的反应和正确的反应之间虽然会有不同，但这种不同没有不顺从的社会内涵。那么此时，他的前扣带回皮质的激活水平与在有社会压力的情况下相比，是相同还是不同？
或者，我们可以在克鲁查勒夫的关于判断美丽程度的实验中，做判断年龄的控制实验。将受试者的答案与实验操作者声称的实际年龄相比较，而不是与所谓的多数意见相比较。这两项任务都涉及预测和结果的比较，但在原来的实验中，这种比较将具有符合或不符合多数意见的社会内涵，而在我提出的第二种实验中则不会，因为个人判断是与客观的事实相比，而不是与群体的意见相比。在这种缺乏社会内涵的情况下，出现答案不匹配之后，前扣带回皮质的激活将减少或至少显示出某些方面的不同，这是意料之中的。
请注意，前扣带回皮质（以及外侧前额叶皮质、眶额皮质和额岛皮质）是冯·埃科诺莫神经元所在的位置。14这些神经元具有非常长的轴突，可以投射到后皮质区域。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冯·埃科诺莫细胞可以使距离较远的大脑区域实现快速交流。拥有非常大的大脑、非常强的认知能力和高度发达的社会行为的哺乳动物物种——人类、类人猿、大象和鲸鱼都具有这种细胞。右半脑中的冯·埃科诺莫细胞比左半脑中的更丰富，我们认为，它们对调节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有重要作用。15
在额颞叶痴呆症病例中，冯·埃科诺莫细胞受损的情况很常见，这种损伤导致患者与其他人互动时丧失社会判断、同情心和自我约束。16这使我的断言［较小的前扣带回皮质（可能但不必然与冯·埃科诺莫细胞的数量减少有关）可能是一种使创造力增强的适应性特征］显得有点不对，因为人们会认为前额叶皮质和大脑其他部分之间的快速交流也是创造性过程的重要前提条件——它确实可能是。但是，这种看似矛盾的可能反映了大脑进化和一般进化的深刻特征。不能期望进化过程具有管弦乐曲一般的完美组织。恰恰相反，正如已故的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所说的那样，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不一致和临时适应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存在多种通往创造力的途径，它们依靠有创造力的个体身上不同的神经结构的组合。许多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前扣带回皮质在创造性过程中的作用。很可能，一个极其活跃的或大的前扣带回皮质和一个不太活跃的或小的前扣带回皮质都能通往创造力，但方式非常不同：前者促进冯·埃科诺莫细胞的前后互动（这体现了“越大越好”的原则），后者将人从顺从的魔掌中解放出来（这体现了“少就是多”的原则）。
心理理论的祝福和诅咒
一个真正的顺从者不仅追求自己的观点与其他人的观点一致，还会尝试预测别人没说出口的观点。这种预期的顺从性与洞察他人思想的能力密切相关，这种能力被称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当然，我们知道心理理论是一个好东西。它是额叶功能最先进的表现之一，是复杂的社会互动的“粘合剂”，缺乏心理理论能力的人处于巨大的社会劣势。很明显，它在许多创造性领域中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表演艺术家必须与观众建立联系，即使不在身体层面至少也要在精神层面建立联系。才华横溢的天生的政治家也是如此。“阅读”观众的能力对这两种人的成功都至关重要。任何有创造力的个人，要想与大众产生共鸣，可能都需要这种能力。一个企业家不仅要对消费者当前的集体心态有一个良好的认识，还必须能够预测消费者变化的方向。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不仅因其技术能力而闻名，更因为他有能力预测甚至创造公众的需求。另外，乔治·布尔在19世纪中叶首次在一本名为《思维规律的研究》的书中介绍了后来被称为布尔代数或布尔逻辑的思想。当时他会想到一个世纪后，自己的数学发明会成为由计算机和其他数字技术组成的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基础吗？可能没想到。17“没有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际的东西了”，这是一句经常被引用的格言，来自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1890—1947）。它通常是正确的，但好的理论背后的创造性思维并不总是由对实际应用的预期所驱动的；更可能的是，创造性思维是由学科的内在逻辑和个人的内在智力驱动的。
那么，一个具有突破性贡献的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是否会觉得，如果能不在乎多数同行的意见——无论是已发表的还是预期中的，反而是一种解脱？毕竟，对他人意见过于敏感，可能会令人感到恐惧，并会使人顺从。对有些创造性追求来说，高度发达的心理理论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但对另一些创造性追求来说，其影响则是负面的。
我们如何衡量洞察他人心理的能力，即心理理论能力？有很多研究它的范式，这些范式通常关注“二重奏”，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心理洞察力。但是，特别是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同样有趣甚至更有趣的是，去衡量一个人对集体思维框架的洞察力（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加权平均数），捕捉群体意见、态度或思想的能力。如何衡量一个人对集体心理的洞察力？
让我们考虑一个游戏，“平均值的2/3”。每个游戏参与者都被要求选择从0到100之间的任一整数，目标是使这个整数等于其他游戏参与者选出的数的平均值的2/3。实际上，这个游戏是关于心理理论的，只是这里的心理是群体的心理，而不是某个个体的心理。完全没有心理理论能力的人可能会简单地选择67。这是在不违反规则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的最大数字，但选它的前提是，必须完全忽略其他参与者。事实上，游戏的参与者不太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那些大脑迟钝的人一开始就不太可能对这种智力游戏感兴趣；他们更有可能在附近的酒吧里喝啤酒。考虑到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的人会认为，其他参与者选出的数字不会超过67的2/3，即45。认为其他参与者有更深入的心理理论的人会进一步考虑（所以他的结果会是30），甚至考虑更多步。一些完全理性的参与者将继续计算下去，一直算到头，最后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是0，这个结果是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一个例子。18
但正如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的那样，真正有血有肉的人几乎从来都不是无限理性的，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程度的理性。经济学家可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发现，建立在完全理性假设基础上的模型很少能够把握真实的人的行为，但实际的决策者却一直都知道这一点。其中的一位是拿破仑·波拿巴，可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才。据说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评论：赢得一场战斗与制订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没太大关系，而与准确预测对手的不完美动作有关。因此，在“平均值的2/3”这个游戏中，一个深思熟虑的参与者将根据他对其他玩家的假设的假设做出选择。
本着这种精神，当我第一次在网上玩这个游戏时，我做出了一组武断的假设：一组典型的玩家有10%的可能会选45，20%会选30，40%会选20，20%会选13，剩余的10%会选择9。根据这个假设来计算，我估计22是典型玩家样本的平均值，然后我选了14或15作为我的答案。我对同伴的心理过程的假设有多准确？为了找到答案，我访问了游戏网站，这个网站每天显示最近几百名玩家的答案。18在连续5天中，他们的平均值分别为10、9、10、10和12。看起来，其他玩家高估了我，而我则低估了他们。我低估了我的队友的心理理论，但并没有低估太多。
但这只是我，一个相当普通的临床神经心理学家玩这个游戏的情况。那些公认的具有相应创新能力和创造力记录的人，如果进行这样的测验，结果会怎样？结果是一样的，还是与特定领域相关？也许对不同类型的创造力来说，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在这种与心理理论相关的任务中，如果对玩家的大脑进行神经影像学研究，可以看到不同表现形态的明显差异吗？非凡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是否会反映在一个人独特的心理理论概况中？还是这两者没有任何关系，在“平均值的2/3”这样的游戏中，杰出人才和普通人的表现都一样？如果确实存在差异，那么是心理理论洞察力越高，创造力就越高，还是心理理论洞察力越低，人就越具有创造力（这比较反直觉）？还没有人系统地提出过这些有趣的问题，而像“平均值的2/3”这样的游戏，虽然已被用于行为经济学研究，但尚未被引入更广泛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在几天内，我对最近的100名玩家给出的答案进行抽样，得出了非常稳定的平均值：在任何一天，这个平均值都在9到12之间。假设玩这个游戏的人本身并不是一群特殊的天才（他们只是拥有活泼、聪明的头脑），这个结果至少对我来说具有令人惊讶的一致性。在这样的游戏中，一般人群中的心理理论推理是非常一致的。有一种解释是，也许很少有人玩这个游戏，这几天的“最近的100名玩家”是同一群人，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在另外5天内收集了网站上的数据，这次时间更加分散，并且是在几个月后。这次我得到的玩家的答案与之前的非常相似：12，13，13，13，14（更接近我自己的答案）。
普通人的表现的一致性（当然，假设这些游戏中的这些人是普通人）使“平均值的2/3”和其他类似的游戏非常适合用于识别具有不同寻常的心理理论过程的人，这可能包括那些具有各种不同寻常的才能的人。
创造力与智力
聪明的头脑有多强的创造力？富有创造力的大脑有多聪明？数十年来，智力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一直吸引着心理学家，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为一个整体类型，而乔伊·保罗·吉尔福德可以说是此类研究之父。吉尔福德提出的问题如下：“创造力是智力水平的必然结果，还是可以与智力水平不一致？”吉尔福德提出，有意义的创造力需要相对较高的智力，但在非常高的智力水平上，这种关系就会破裂。这被称为“门槛”理论，根据该理论，在智商低于120的人群中，智商和创造力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对于智商更高的人，则没有相关性。一些最新的研究似乎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19
当然，任何关于智力和创造力的严格讨论，不论是将它们放在一起还是分开讨论，都取决于我们操作和量化这两个概念的能力。当代文献通常用智商来指代智力，这个数值是用最新版本的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测量出来的。那么创造力呢？吉尔福德介绍了“发散性思维”的概念（与“趋同思维”相对），这成为创造力研究和测量的基础。但发散性思维究竟是什么呢？詹姆斯·考夫曼在他充满创新性的著作《创意101》（Creativity 101）中将发散性思维定义为“对没有明显、单一答案的问题的回答”。20这听起来就好像，“发散性思维”是一种练习发散性思维的行为。
那么，我们究竟在测量什么呢？心理学家关心心理测验的生态效度（指的是心理测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认知需求），这是正确的。我们的测验的存在效度又如何？也就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重要的和必然的事情？当同事和熟人认为约翰尼“极其聪明”时，他们的意思是他“聪慧”或“精明”；当他们认为鲍比“智力低下”时，他们的意思是他“痴呆”或“愚蠢”。他们不知道约翰尼和鲍比各自的智商的三位（或者两位）数具体是多少，他们也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我们在日常用语（与心理学研究或临床报告中的用语不同）中称之为“智力”的那种“看到时就能知道”的难以捉摸的个人素质。
这样一个隐含的假设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文化中：这种难以捉摸的素质可以被一个数字所表示和量化。数十年来，大众文化坚定地认为“一般智力”这种东西是存在的，而神奇的智商就是它的体现。许多官僚、行政和法律安排都基于这种隐含的假设，学者也已经撰写了数百篇科学论文。然而，认为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测出的智商是智力的有意义的衡量标准，这一判断本身可能就是选错单词带来的几乎可笑的后果。如果大卫·韦克斯勒将他著名的智商测验命名为“韦氏成人心理功能测验”“纽约贝尔维尤心理功能测验”“快乐心理学家的欢乐测验”或其他任何名称，只要不是“韦氏成人智力测验”，那么极有可能“智力”这个高级词语所隐含的多余含义就不会被附加到这个测验上面，人们也不会认为一个数值就能描述人类智力的高低。但事实却这样发生了。有人曾断言，智商所定义的个体差异能预测在所有认知任务中个体表现的差异。21然而，除了担心“所有”这个词过于绝对之外，还应注意到，事实上智商是作为一个衍生指标被计算出来的，是由个人在大量具体任务中的表现总结而来的。所以，智商的个体差异本身就是表现的差异，这使上述论断成为一个循环论证，不足为据。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或者所有其他的智力心理测量指标，与人们相互传递的日常判断（我们据此将每个人标记在“聪明-愚蠢”的坐标上的某处）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在我以前写的书《决策大脑》中，22我提出了一个旨在阐明这种关系的实验。据我所知，尚未有人进行过这个实验。
让我们在这里勾画出这个实验的修改版本。首先，我们将非专业人士组成的受试者分成两组，这两组受试者的人口统计学构成相同，并且都不熟悉关于智力的心理学理论（不要心理学家）。这两个小组分别是“面试官”和“面试者”（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小组，或者分成一组，每个小组成员同时担任两种角色）。规定一段时间（可能是几个小时），让“面试官”与每个“面试者”进行自由或半结构化的互动。基于这种互动，每位面试官将根据“聪明-愚蠢”量表对每位面试者进行评分。获得每位面试者的分数后，实验人员计算出平均“聪明-愚蠢”值，最后产生排名。此外，每位“面试者”还将进行最新版本的韦氏成人智力测验（撰写本书时，它已经更新到了第四版，即WAIS-IV），23或其他常用的心理测量学智力量表的测验。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面试者”的智商也将被排名。智商排名与“聪明-愚蠢”值排名的相关性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并且可以直接得到答案。让我们把它作为实验一。
关于创造力，也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当我们判断某人有创造力而其他人缺乏创造力时，我们不知道他在发散性思维测验中表现如何，也并不在意。然而，当我们看到创意产业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家的工作成果时，我们能够对他们的创造力有个大致的印象。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经常将自己与同行进行比较，还会对同行进行比较。一些创造力研究项目使用了这类同行评议的数据。24本着这种精神，具有活泼个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重要的苏联理论物理学家列夫·兰道甚至开发出一种测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对数量表”，范围从0（创造力最高）到5（创造力最低），以此为他的同行，重要的物理学家排名：牛顿是0；爱因斯坦为0.5；量子力学的创立者尼尔斯·玻尔、保罗·狄拉克、沃纳·海森堡和埃尔温·薛定谔都是1；兰道本人是2。25
兰道如果去做创造力研究中常用的发散性思维测验，他的表现会怎样？我们无法得知，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会以鄙视的态度拒绝，因为这些测验“太过愚蠢”。兰道54岁时，在一场车祸中头部严重受伤，在莫斯科的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住院。几年后，我开始在亚历山大·卢里亚的实验室做学徒。根据流传在那个研究所的传说以及兰道的遗孀写的回忆录，当神经心理学家找兰道做测验时，他显然感觉这种简单的测验是一种冒犯，冷酷而愤怒地将他们赶出了房间。26但是，即使有可能让兰道进行一些发散性思维测验，也不能保证他会做得很好，虽然他是同时代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同事认为他近乎天才，对他十分敬畏。根据杰出的创造力研究者基思·索耶的说法，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日益觉得，发散性思维测验“不是真实生活中创造力的有效测量方法”。同样，通过对大量研究的总体分析，我们发现，对儿童进行发散性思维测验，以此预测他们成年后的实际创造性成就，成功率相当低（相关系数为0.216），智商测验也是如此（相关系数为0.167）。27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实验二。找一些科学家（或艺术家、作家、企业家）作为样本，让他们使用“有创造力-无创造力”量表，匿名互相打分（他们都是同一专业领域的人）——希望他们把私人竞争和嫉妒放在一边。然后，我们计算每个参与者的平均得分，得出“有创造力—无创造力”值。最后，将所有人的“有创造力—无创造力”值进行排名。
然后，让我们的参与者接受创造力测验中常用的发散性思维测验（这次的参与者可能会比兰道态度更好些，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诺贝尔奖或普利策奖获得者），并将他们的得分进行排名。发散性思维排名与“有创造力-无创造力”值排名有多大关系？这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有直接的答案，但尚未有人做过这个实验。
最后，让我们考虑实验三，它实际上是实验一的另一个版本，但要使用实验二的参与者。在实验三中，实验二的参与者是“面试者”（我们有了他们的“有创造力-无创造力”值排名），而“面试官”是对创造性工作了解不多，也没有特别兴趣的普通大众。“面试官”将根据实验一的规定，对“面试者”进行“聪明-愚蠢”评分，并为每位“面试者”计算个人“有无创造力-无创造力”值。现在我们将有两个具有存在效度的排名（一个是智力排名，另一个是创造力排名），它们依据的是现实世界中真人的判断，与韦氏成人智力测验（或其他的智力心理测验）无关，与创造力研究中常用的发散性思维测验也无系。“聪明-愚蠢”值和“有创造力-无创造力”值排名会不会有关系？我们可以用这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提出有关智力和创造力之间关系的问题。有朝一日我们得到了答案，可能会感到惊讶。
一些值得做的实验
由于公认的天才并不是很多，能用于神经影像学和解剖学研究的天才大脑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大部分关于创造力和创新的大脑机制的研究中，研究对象都是相对普通的人，他们接受假定能测出创造力的测验。已经有许多研究将个体大脑差异与这种测验联系在一起——发散性思维测验、生成性能力测验等。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些测验与真实能力（真正的创造力）的关系，我就是怀疑者之一。我研究了一些旨在衡量创造力的心理测验，发现它们的设计常常缺少了生机勃勃的自发性，也不够优雅和简约。这些测验给人的感觉是，做作、用力过猛，人为痕迹过重。旨在评估这些工作的成果的指标同样人为痕迹过重，不够优雅，不够自然。发散性思维测验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它们缺乏衡量创造力的主要标准：新奇性和实用性的结合。这正是创造力和新奇性两个概念有分歧的地方。比如，一种复杂、奇怪的堆砖块方式（与砖块有关的测验题似乎在“多用途”任务中特别受欢迎）可能是新奇的，但并没有什么用处。
尽管如此，在创造力测验中进行的一些研究真的很有趣和敏锐。这些研究通常采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这个测验由埃利斯·保罗·托兰斯设计，是一组发散性思维测验的集合，它要求受试者想出同一个物体的尽可能多的使用方法，比如砖块；以尽可能多的方式修饰一个简单的设计；解决一些其他的天才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一直是创造力研究的中流砥柱。28有研究结果表明，人在这个测验中的表现与右顶叶的体积呈正相关。29
在另一项研究中，雷克斯·荣格和他的同事向一组年轻受试者发放“创造性成就问卷”，并让他们做三个发散性思维测验。将受试者的表现与各皮质区域的厚度联系起来时，他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模式：创造力越高，右半脑的角回和后扣带回皮质越厚，而左半脑的额叶、顶叶、枕叶和颞叶的多个区域中皮质则越薄。30
在一系列研究（其中一些已经在第5章中描述过）中，日本东北大学的竹内光和他的同事已经证明，一组健康的年轻人在发散性思维测验中的表现与他们右半脑的大小、右背外侧皮质以及右顶下小叶（一个由角回和缘上回组成的区域，已知其在复杂认知中起着核心作用）内白质的完整性呈正相关。31
因此，虽然有许多不要把复杂特质与特定大脑结构联系起来的警告，但当涉及右半脑的创造力时，“大小很重要”是真的——前提是在发散性思维测验和类似测验中的表现与某些真实的情况有关，与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力有关。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更像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被经验证实的关系。
提升我们对实验结果信心的一种方法是，从不同方法中寻找聚合性证据。眼下，这指的是结构和功能研究方面的证据。一组奥地利科学家研究了关于言语远程联想的“有洞察力的问题解决方案”的电生理相关性。由于实验是口头性质的，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左半脑会参与；然而，在实验的不同阶段，却是右颞叶和右前额叶区域表现出了与任务相关的变化。32在一项相关的研究中，实验任务是给出普通物体的替代性用法。这项实验的数据显示，原创性较高的受试者主要使用了右半脑（与任务相关的α同步），而在原创性相对较低的受试者身上，则没有发现左右半脑之间出现不平衡。33在这些实验中，右半脑的参与具体是何种性质，我们尚不清楚，但它可以被解释为在第7章中描述的那种后额叶皮质上的额叶控制的放松。
额叶在创造性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是一个普遍的发现，但相关解释有些模棱两可。瑞典隆德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小组通过测量局部脑血流量（rCBF），发现了在发散性思维任务中（这个任务就是砖块的不同用法）高创造力和低创造力的人之间的差异；前者的双侧大脑中，前额叶皮质都有明显的激活，而后者只有左半脑的前额叶皮质被激活。34
大量研究表明，当受试者在执行发散性思维任务和其他与创造力相关的任务时，大脑中的α频率（8~12赫兹）常常会增高。35为了搞清楚这种增高在创造性过程中的作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团队使用经颅交流电刺激（tACS）人为增高额叶的α频率。结果，受试者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中的表现明显得到改善。36额叶中的α频率是如何与创造力联系起来的？确切的机制尚不确定，但可能有点自相矛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额叶对皮质其余部分的控制减弱，会导致暂时的额叶功能低下。但是，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又能改善受试者在这类类比推理式的、与创造力相关的任务中的表现。37
看起来，好像一些研究结果表明额叶高激活水平（额叶超活化）对创造性过程有用，而另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额叶低激活水平（额叶功能低下）对创造性过程有用。这与第7章中描述的前额叶皮质在创造性过程中的双重作用是一致的。困扰我们的问题仍然是：简短的快照式的测验，比如砖块的多种用法，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现实生活中相应的创造力，而不是人的其他品质，比如节俭程度、反社会性，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是？
疯了有多糟糕
创造力与精神病
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1835—1909）因其有争议性的理论而著称，他认为犯罪倾向是一种返祖的生物学特征，也反映在犯罪分子特有的身体和相貌特征上。我第一次接触他的理论是通过我的妈妈，她鲁莽不敬，且政治不正确（当时的苏联口语中称这种人为“意识形态上有错误”）。她曾经指着《真理报》（这是苏联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也是苏联排名第一的报纸）头版显眼位置上的苏联领导人的照片说：“看，他们看起来都像隆布罗索式的人。”这是她个人的、无情的“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使她的儿子（我）抵制苏联政治灌输的有害影响，虽然在10岁那年我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隆布罗索还有一个相比之下不太知名的理论，他在著作《天才之子》（L’Uomo di Genio）中对此进行了阐述。这个理论的内容是，艺术天才是疯狂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精神疾病。38这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将创造力与疯狂联系起来的理论。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或艺术家颠覆固有的概念，这一形象已经在公众、电影导演和科幻小说家的想象中代代相传。许多严肃的科学家也被创造力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联所吸引；这个想法确实有一定的启发性。例如，有人认为，某些神经和认知特征（认知抑制解除、对新奇事物的兴趣以及神经之间的超连通性）是创造力和精神病理学的共同先决条件。39
事实上，“杰出人才”的定义决定了，他们跟人类平均水平有很大差异。在统计学上，正常神经构造的微小变异可能在某些领域具有优势，尽管要以其他方面的劣势为代价；本书前面讨论过的左利手可能就是一个例子。但绝大多数此类变异可能无法带来任何优势。绝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不是疯子，而且绝大多数疯子也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创造力。此外，还有多种形式的疯狂和多种形式的创造力，所以任何关于两者关系的认真讨论都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事实上，在普通大众和患者本人眼中，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癫痫和图雷特综合征都与创造力有关。我认识一位患有图雷特综合征的年轻男子，尽管他的情况非常严重，但他拒绝接受药物治疗，因为他觉得他的病情带来了一丝创造力，他不愿失去这种创造力。
根据历史材料和传记的记载，有人断言贝多芬、拜伦、狄更斯、普希金、舒曼和凡·高都患有躁郁症，丘吉尔和拿破仑也如此。也有人认为，恺撒大帝、穆罕默德、圣女贞德、马丁·路德、彼得大帝和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患有癫痫；舞蹈家瓦茨拉夫·尼金斯基患有精神分裂症（关于凡·高，也有文章这样写）。其中一些断言是基于有据可查的记录，但许多只是基于相当有争议的证据的猜测。40
然后还有“不完整的数据集合”问题。列出一些有记录或怀疑患有精神疾病的有创造力的个体是相对容易的，而且这种列表可能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具有欺骗性。这种关联只有在与患有这种疾病的总人数进行比较时才有意义，而且必须与普通人群的类似比例相比较。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计算出这些比例，并与现代的情况进行比较——现有流行病学和人口统计数据，并且可以与样本数据严格匹配。但是，除非我们愿意做出一些非常宽松的假设，否则很难估计出遥远的、甚至不太遥远的过去的情况。
还应该牢记“创造力”和“创意职业”的从业者之间的差异，而不是陷入这种语义混淆的陷阱。并不是每个作家、画家或音乐家都真正有创造力；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创造力。如果你从曼哈顿的餐厅服务员中抽取样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这样介绍自己：他们是演员、歌手或舞蹈演员（从技术上讲，他们往往确实是，但他们只是偶尔做做，几乎连兼职都算不上）。这会导致你断定“创意职业”的从业者常常充满幻想而不是脚踏实地。根据标准的不同，他们都可能在研究样本中被认定为“创意职业”的从业者，尽管实际上他们不是。恶毒的人甚至可能会争辩说，他们那些如痴如醉的妄想性自我认知是某种精神疾病，而不是真正的天赋或创造力。你会好奇这些“有志者”如果参加实验，会如何填写一些关于创造力的调查问卷，如“创造性成就调查表”（Creative Achievement Questionnaire）或“高夫形容词检查表”（Gough’s Adjective Check List），这些问卷要求填写者对自己的创造性成就和特征进行评分。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