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最快乐的人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四日晚上，鲁朋与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橄榄球队队友到恶鬼乔伊酒吧喝酒，那里以价格低廉受大学生欢迎，而且对未成年的客人来者不拒。有到场看球的球迷请鲁朋喝酒，他几杯黄汤下肚，嚷着「醉了」，在午夜时分离开酒吧，想找地方睡上一觉，结果选择睡在朋友的货车后面。
那位朋友艾戈自己也烂醉如泥，在酒吧里昏睡过去，半夜两点左右才被酒吧保全摇醒，对方说酒吧要关了，请他离开。他爬进货车，自认能安全开回三公里外的宿舍，结果不然，在驶离九十五号州际公路时车速过快失控，撞上护栏，鲁朋飞出车外，摔进排水沟里。
鲁朋躺在腥臭的泥水里，双脚无法动弹，甚至失去知觉。艾戈不知道鲁朋睡在车子后面，对他的厄运浑然不觉。后来一位下了班的警察把艾戈铐上手铐带走，拖吊车把车子拖走，留下鲁朋独自躺在原处，靠抓着一旁的树枝让头部保持在水面上。隔天终于有人发现，立刻把他送到医院，诊断结果令人沮丧：他的脊椎严重受损，下半身恐终身瘫痪。
你大概认为遭逢这类厄运的人会无比沮丧，永远无法重拾往日的快乐，但鲁朋不然，他后来成为轮椅橄榄球冠军，正面看待这起意外：
老实说，那起意外是我这辈子碰到最棒的一件事。我这样说不是强颜欢笑，不是替当初的错误开脱，也不是要端一碗热腾腾的什么狗屁心灵鸡汤给你。我想说的是，那是影响我这辈子最关键的一件大事，若非如此，我不会看见后来这些东西，不会达成后来这些成就，也不会遇见许多不可思议的人。我不会成为世界级的运动员，不会这么珍惜朋友跟家人，不会这么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也不会这么感受到我对他们的爱。
鲁朋克服大难，仍把人生活得淋漓尽致，实乃人类精神的一大胜利。很多人觉得与其半身不遂，不如「一死百了」，但虽然鲁朋的成功故事十分稀罕，也很振奋人心，这种浴火重生的正面例子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罕见，多数手脚失能的人仍能过得快乐满足（与伤悲挫折），跟常人并无不同。事实上，一项研究调查因脊椎受损瘫痪的男女患者，结果八六％的受访者自称生活质量「达到平均」或「高于平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人生「非常理想」。
鲁朋这类例子清楚反映人类的惊人适应力。我们有时碰到挫折，有时面临灾恙，深深摔落谷底，但等事过境迁，多数人仍能渐渐重整旗鼓。当遇到逆境，适应力是最大的利器，助我们在艰困中前行。只要我们了解适应力，还能在别人落难时伸出援手。有智慧的人知道不能只是说：「别担心，你能撑过去的。」也尽量别说：「往好处看啊。」这样的安慰帮助不大。天真实在论在此十分明显，当别人说你的感受不适当，或你跟别人说他们对未来的预估不如你，大概就是天真实在论正发挥作用。
诚然，这种心理机制不只有助摆脱创伤，也导致正向感受难以延续。一位朋友说只要癌症检验结果是良性，她从此不会操烦芝麻小事。职业妇女说只要老板同意替她加薪一成，她会快乐很多──而如果中乐透头彩，就能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小伙子说只要梦寐以求的对象同意跟他结婚，他会成为天底下最快乐的人。然而，事实是即使这些能带来喜悦，喜悦却注定消褪，往往不久后即烟消云散。
我们会习惯生命中的改变，种种痛苦与快乐逐渐消逝。如同前言所述，古代苏菲派诗人跟旧约都说：「事情总会过去。」即使我们当中最有智慧的人也会惊讶于适应力的强大效果。尽管五分之四的瘫痪患者自认活得达到平均或高于平均，但不到五分之一的相关医生与护士认为自己如果面临瘫痪也能一样活得开心。
鲁朋的快乐
这些专业医护人员忽略了什么，所以不认为能跟他们照顾的患者一样浴火重生？为了明白鲁朋等患者如何成功走出逆境，我们有必要探讨他为何说：「那起意外是我这辈子碰到最棒的一件事。」这个「我」所指为何？如果他是指后来写出《瘫痪英雄》的他，是指克服逆境发光发热的他，那还说得通，但绝对不是指困在排水沟数小时的他，不是指经历数月手术、装导管与痛苦复健的他，也不是指每天早上连像常人般轻松起床都没办法的他。
宏观检视人生意义的是一个自我，时常感受艰辛的是另一个自我，这两个鲁朋可能截然不同，对那起意外的感受也天差地别。鲁朋既能由衷相信那起意外是「这辈子碰到最棒的一件事」，又承认「如果人生重来」不想再重蹈覆辙，也不愿看到子女、亲戚或陌生人有类似遭遇。
某方面而言，这差异源自一为片刻的愉快（或这些片刻的总和或平均），一为哲学家口中的「康乐完满」──自认人生美好值得与充满意义时的幸福喜乐。一项实验找来自愿的受试者，请他们平常在智能型手机哔声提醒时记录当下的所做事情与快乐程度，结果他们大多认为打开电视是一件乐事，但看了一整天电视却很少会觉得心满意足。看电视的当下很快乐，看完整天再回顾却并不快乐，两者皆为真：看电视无疑能得到愉悦，但连看数小时后常见的倦怠与后悔同样真确。
任何父母也熟悉这类矛盾。无论是冷静忍受孩子一连数周的哭闹、黎明前载他们上游泳课，还是面对叛逆期的子女却不抓狂，种种养儿育女的日常经历实在一点也不好玩，但许多父母仍说养育子女与忍受艰苦是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
鲁朋的正面说法还涉及另外一点：我们探讨过的透镜、滤片与有限注意力会主宰感受与判断。我们想到鲁朋这样的遭遇时，是把注意力放在瘫痪与失能，因此认定是个悲惨的情境。我们想到原本能跑能跳，能站能坐，却变得从此不能，实在无比痛苦。这样想没有错，瘫痪患者在意外发生后往往会沮丧数月，甚至在更久之后仍难过于种种日常的不便与痛苦。然而，我们忽略的是他们并非一直想着瘫痪。
他们也是眼看孩子赢得胜利的父母，是大啖芝麻石榴橙酱佐鸭胸的老饕，是在心爱作家出版最新小说后一头栽进去的书迷，这时他们得到的快乐与常人无异。事实上，他们这时的快乐甚至可能超乎常人。孩子的笑容、爱人肌肤的触感，还有看到「其他新闻台」各类选举报导时的愠怒，凡此种种都攫住注意力，主宰情绪反应，瘫痪患者的生活至少在这些时刻与常人无异。
这种注意力集中机制也影响一般人对人生变革的思考。一项研究问美国中西部的受访者是否认为搬到加州会活得更快乐，他们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到两地最明显的差异：气候。由于一般人多半喜欢蓝天与温暖，胜过灰茫与积雪，多数受试者认为在加州会活得比较快乐。然而，各项调查明确指出中西部跟加州居民的快乐程度不相上下。这些受试者没有考虑到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多数时候，气候、职业与身体状况等并未盘据心头。
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在做个人决定或建议朋友时，懂得考虑这种效应。此外，还明白整体人生好坏不是片段苦乐的加总，而是对日常经历更高一层的诠释。花整天净滩是在尽一项无趣乏味的责任，还是跟志同道合的伙伴携手为理想付出？有人请两位美国太空总署的管理人员描述工作内容，一位说是清洁与维护设备，一位说是协助大家把航天员送上月球。哪一位会对工作更满意可谓显而易见。
准确追寻快乐
虽然我们熟悉不少快乐的决定因子，但其中有些因子（例如适应力）的威力超乎预期，有些因子（例如金钱）的影响低于预期，跟我们策画未来与衡量选择时的想象不符。财务状况的提升确实能带来快乐，减少压力，但「金钱买不到快乐」这句老生常谈也很有道理。乐透头彩得主确实很开心，但开心程度不如他们原本的期望，也不如我们这些外人的想象。
我们大多知道，谈到金钱与物质，一大重点是跟周遭他人的比较，例如知名记者暨作家孟肯（H. L. Mencken）对「富有」的定义就很贴切：「年收入至少比姊夫高一百美元。」
我们也大多知道，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相处能带来快乐，相关研究结果可不令人意外。此外，服务他人也很快乐。一如先前所言，了解人际关系的威力与作用是一大智慧之钥。
谁是房间里最快乐的人？
你认识的有些人就是显得比较快乐。相关研究也证实，一个人自认的快乐程度与他在朋友和同事眼中的快乐程度高度相关。个中秘诀是什么？部分答案当然能从他们的生活里发掘。平均而言，有好工作与好伴侣的人比较快乐。佛洛伊格给荣格的一封信说：「工作与爱情，爱情与工作──这些是生命里唯一重要的事情。」
但佛洛伊德显然略去有些事物，例如玩乐、欢笑，还有停下来享受自然之美。更广泛的说，日常经验与实证研究都指出工作状况与人际关系等客观因子并未反映全貌。无论处境为何，有些人就是特别快乐，有些人就是特别不快乐。相关的陈腔滥调很多，例如有些人看到的杯子是半满，有些人看到的杯子是半空；人生在世该多多记下值得感恩的事情；当人生给你柠檬，你要榨成柠檬汁。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快乐的人懂得以某些方法面对人生横逆，尽量避免不满与苦痛，不快乐的人则不然。
我们先前讨论过，一般人面临两个诱人选项时，往往会贬低他们所放弃的那个选项（藉此降低认知失调）。然而，快乐的人比较少这么做，至少罗斯跟他先前的学生鲁波摩丝姬从实验得到这个结果。其中一项实验请大学生在可口的甜点之间做选择，另一项实验请高三生衡量各间录取他们的大学，结果两项实验的结果如出一辙，愈是自认快乐的学生，愈不会贬低他们放弃的选项。最快乐的受试大学生只是好好品尝黑森林蛋糕，不会说林兹蛋糕看起来不太可口新鲜（他们也许选择明天再尝）；最快乐的受试高中生期待上史沃斯摩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或某间州立大学，不会诋毁他们放弃的学校（不会跟选这些学校的班上同学疏离）[1]。
一般人往往爱比较，导致难以知足常乐（想一想孟肯的话）。一项实验请受试者教小朋友数学，然后告知他们「教得很好」，但有些受试者只得知这个讯息，其他受试者还得知另一个受试者教得更好。这种比较会降低多少开心程度呢？答案是自认相对不开心的受试者大受影响──自认开心的受试者则不受影响。
快乐的人也对过往采取不同态度。一项研究请以色列退役军人回忆军中点滴，结果比较快乐的受试者更爱回想好日子，以此为乐，但不太会拿「美好旧日」跟现在比较。此外，他们也较少回想难堪岁月，不太以此为苦。
这类研究引出一个有关前因后果的重要问题。到底是有些人了解人类心理，从经历撷取智慧，所以懂得用某些方式看待世事，从而得到快乐？还是说有些人由于基因、家庭背景或遇到好楷模的缘故，本来就比较快乐，所以自然对世界抱持快乐的看法与态度？
这两种模式都能是良性循环（对不快乐的人倒是恶性循环）。这类研究的重要讯息在于，有智能的人能靠某些方法活得更快乐。行动至上的心理法则就提供有些要领：做出快乐的行为，有助真正变得快乐。别把精力花在贬低你没选的道路或选项。避免人比人气死人。回味过往的美好，而非关注今日的不足，但也别忘了追寻现在的快乐。可惜的是，这类建议知易行难，否则世上不会有那么多愁眉苦脸的人。
无数书籍提供增加幸福快乐的具体建议，其中许多是优秀学者根据自身研究的建言，你到书店的心理学柜位逛一逛就找得到。我们无意在此归纳要点，也不会敦促你多交朋友、找个热情迷人的伴侣或追求精采的职涯──这些跟快乐息息相关，但不全然受人掌控（你无法光是决定要广交益友、结成良缘或事业亮眼就办得到）。我们在此想做的是提出格外有助追求快乐的实际点子，每个点子都以我们两人的实证研究为依据，并经个人经验与周遭观察所验证，更重要的是统统都能由你掌控。
心怀峰终定律
想象你跟家人计划去有「花园之岛」美称的夏威夷考艾岛，但跟多数家庭一样预算有限，得做些取舍，方案一是吃住节省些，租一间离海滩四百公尺远的公寓房间，尽量别上餐厅，换取在岛上待整整两周，方案二是待短一点（也许只待一周），但过得奢侈些，租一栋滨海别墅，听当地知名乐手演奏夏威夷滑音吉他，最后一天搭直升机鸟瞰全岛。你会怎么选？
心理学研究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选择值得回味的短天数旅行。等你返回家园或工作岗位之后，开心但印象不深的两周跟一周无异。然而，如果你留下许多美好回忆，早晨在沙滩漫步，黄昏也沙滩漫步，配着兰姆调酒欣赏当地知名乐手的演奏，搭直升机凝望鬼斧神工的纳帕里海岸，这些回忆将伴你一生。
这远远不只适用于旅行计划而已。康纳曼与同仁投入创新的研究，提出「峰终定律」：任何经历会如何留在心中，长远以来或苦或乐，一般取决于那段经历最高潮的时刻，还有最后的时刻。康纳曼说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不朽》充分点出这个原理：「记忆不是电影，而是照片。」这些照片捕捉特殊时刻，留下深刻印象。你会记得两周的夏威夷假期延续了两周，但这是个抽象的概念，之后你对整段假期的印象与感受跟天数长短关系不大。
在一项实验中，康纳曼让一组受试者观看一连串愉悦景象组成的短片，包括小狗、企鹅跳水与海浪拍岸等，另一组受试者观看非常不堪的景象，像是可怕的断臂残肢、广岛核爆与大规模屠宰动物，两组里的个别受试者所看画面长短不一，统统在观看之际实时输入对各片段的好坏感受，等全片观看完毕之后，又再回答整体感受的好坏。
康纳曼与同仁发现影片总长度对受试者感受的影响微乎其微，观看大量骇人画面的感受不会比看少量骇人画面差多少，他们对整体的感受主要取决于最差或最好的画面，还有结尾的画面。换言之，残肢的恐怖程度影响很大，播放的时间长短影响很小；小狗的可爱程度对整体感受影响很大，出现的时间长短无关紧要。
某项研究从另一个特殊层面反映峰终定律在真实世界的作用：大肠镜检查。这项检查在大肠镜伸到最里面时格外难受，而医师通常是在检查的最后阶段这么做，然后很快就抽出来。受检民众大多觉得整个检查非常痛苦──痛苦到很少人遵照建议在五年后重做一次。康纳曼与同仁想以峰终定律改善这个问题，委请医师采取不同作法，不要在最痛苦之际立刻把大肠镜抽出来，而是慢慢抽出来，让大肠镜在肠道里多停留一段额外（且在医学上并无必要）的短暂时间。
在此强调，那段额外时间并不好受，而且根本很不好受，但相形之下，比大肠镜在最里面时好受一点。虽然这项实验的受检民众显然面临额外痛苦，他们却比接受正常检查程序的民众感觉较好。事实上，他们当中有高达七成的比例同意遵照建议做下一次检查，至于接受正常检查程序的民众当中仅有五成同意，进步幅度甚大。
这对追求快乐大有启发。比方说，不妨把旅行时间缩短，换取玩得更淋漓尽致。如果旅行的结尾是最高潮，可谓一大好事。如果没办法的话，至少要结尾得还算精采，例如在最后一夜观看夕阳，或吃一顿丰盛的早午餐，而不是匆匆购买礼物与纪念品，手忙脚乱的打包行李，再连忙赶赴机场。同理，如果你在做好几个讨厌的杂事，别忍不住把最困难烦人的留到最后，甚至该尽量把较不讨厌的留到最后才做。
你永远都有巴黎
假设你跟许多加州人一样贪杯，但预算有限，你是该把钱花在购买酒柜，以便在地下室妥善储酒，还是把钱花在邻近酒庄的午后品酒之旅？从传统的投资角度来看，在酒柜等耐用品与品酒等短暂体验（或任何这类选择）之间很容易下决定，毕竟耐用品能长期保有，体验则倏忽即逝，所以购买耐用品才是审慎的投资吧？唔，也许确实审慎，但有智慧吗？大概未必。
相关研究与个人经验都指出这种想法看似审慎，实则有漏洞。我们都很了解刚买下沙发、汽车或咖啡机的快乐，新沙发的布料闻起来清新纯粹，新车的引擎毫无一丝杂音，新咖啡机的奶泡无比细致绵密。然而不久后，我们不再留意沙发的香气，不再关注引擎的声响，奶泡也只不过是奶泡罢了。新东西带来的快乐多半迅速消散，不再引起注意。
为体验花钱往往不然。调查人员请大众说出过去特定期间（一个月、一年或五年内）所买最棒的东西或体验，结果各类体验多半更令人开心满意，钱花得「更值得」。所买的东西或体验起初都令人快乐，不相上下，但等时日过去，新东西带来的快乐逐渐消散，体验带来的快乐仍历久弥新。
体验会留驻心头。我们会跟他人津津乐道，加以回味珍惜，感到自我成长，感到心满意足，这些都不易消散。在电影《北非谍影》的结尾，亨佛莱．鲍嘉对英格丽．褒曼说：「我们永远都有巴黎的回忆。」事实上，过往经历不只留驻心头，还愈陈愈香，好的会留下，坏的会筛落。也许我们经历一场糟糕的露营，雨下个没完没了，野熊几乎把食物偷个精光，隔壁帐篷的情侣彻夜吵架到黎明方休，但当我们一次次讲给别人听，一次次回味，这不再是一场「折磨死人的露营」，而是「折磨死人的好笑露营」[2]。
我们容易习惯新物品，回忆则带有温度，但体验比物质更能带来长久快乐的原因不只如此。体验也不太容易造成比较心理，从而减少快乐。比方说，想象你刚买一部笔电，才从盒子里拿出来，查看各个功能，接着得知一位熟人也刚花几乎一模一样的价钱买了笔电，但性能绝对比你的好上许多──处理器更快，内存更大，屏幕分辨率更高。这时你会有多不开心？答案是非常不开心！被比下去的感觉很差，被讨厌的人比下去尤其差到不行。事实上，光是在广告上看到有更好的笔电，价格却相近或更低，你大概会有些懊悔，而这种状况包准没多久就会发生。
现在想象你不是把钱用来买笔电，而是去海边度假，天气宜人，当地人亲切友善，身边有良伴相随，身心有好好休息。假设接下来你发现有人（甚至是讨厌的人）也在那里度假，但天气更好，住得更好，吃得更好，而且花费更低。或者，你在广告上看到更物超所值的海滩之旅。这时你对此会感觉多糟？会跟买到较差的笔电一样糟吗？虽然你会想跟对方换笔电，但你会想跟别人交换一段假期吗？
吉洛维奇跟他先前的学生崔维斯．卡特着手实验，发现度假或听音乐会等体验的快乐较不容易因此减损，胜过买笔电或大屏幕电视等。有些人会花时间与精力跟别人比来比去，车子要比、房子要比、衣服也要比，但假期、用餐、看电影的频率……较不会拿来比。换言之，体验通常是依本身衡量。我们不太会想跟友人交换假期或听音乐的经验，就如不太会想交换记忆、照片或人生经历──即使他们的「比较好」也不太想换。
物质与体验在比较现在与过去时也有所不同。一旦你用了较好的车子、家电或电子产品，就很难用回次等货，但即使你去过高级餐厅，地方上的连锁汉堡店或披萨店仍别具吸引力（演化让我们喜欢高盐、高油与高糖的垃圾食物）。谈到物质，祖父母辈的奢侈品（洗碗机、电视与冷气）在父母辈是日常必需品，简直司空见惯，而父母辈的奢侈品（二手车、液晶电视与手机）如今对中产阶级美国人也是稀松平常。
心理学家把这称为「快乐跑步机」──为了维持同样的快乐程度，必须愈跑愈快，还有愈获取愈多。这个概念解释为何已开发国家的一代代人民逐渐变得富裕许多，生活水平甚高，但快乐程度相差无几。
体验的另一个优点是有助交流。多数体验是共有的：我们跟朋友一起上餐厅，跟家人一起度假，跟同好一起听音乐、健行与看球赛。即使我们是独自用餐或旅行，返回家里或公司后也会急着分享。一般人常聊种种体验，而不是聊自己有的物品，聊起来自己（与听众）也更快乐。在一项探讨个中差异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请两两一组的大学生互相认识，有些组别只能以花钱购买的物品为话题，有些组别只能以花钱购买的体验为话题，结果以体验为话题的组别谈得更开心，也比较喜欢对方。
体验也代表其他个人资产。一般人珍视自己拥有的有些财物，财物甚至成为身分的一部分，但种种经验与启示才是我们之所以是自己的关键。物质也许是生活的一部分，却绝少成为我们自己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文学与电影的一大主题是角色蓦然回首人生，发觉自己太汲汲营营于追求物质，花太少力气经营人际关系，花太少力气追寻人生意义。
有智慧的人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文学或电影里汲汲营营于物质的角色从来不会多有智慧，要不下场凄凉，要不（如同狄更斯笔下的吝啬鬼斯克鲁奇）某日恍然彻悟。
本书目前主要在谈有智慧的个人，但有智慧的社会也几乎如是。有些小区或社会着重体验，提供公园、步道、海滩、单车道和各种公共空间，供大众妥善利用。（国家公园系统由老罗斯福总统带头打造，获作家暨保育人士史达格纳盛赞为「我们有过最棒的点子」，正是一个佳例。）反之，有些社会追求低税与个人财富，减少公共设施的开支，结果往往降低整体的快乐程度。
起身行动
一九七五年秋季，布鲁斯．史普林斯汀在流行乐坛崭露头角，推出专辑《为跑而生》，同时登上《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在纽约的巴腾莱与洛杉矶的洛克希等表演场地轰动演出，所带领的东街乐团在全球蔚为风潮。摇滚乐评家兰道（后来成为他的经纪人）当时写下一句知名评论：「我看见了摇滚乐的未来，它的名字是史普林斯汀。」
东街乐团结束在洛克希的系列公演，旋即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罗伯逊体育馆这个好场地演出，吉洛维奇当时是个手头不宽裕的大学生，新潮的同学怂恿他买票躬逢其盛，可惜是对牛弹琴，他没有买，结果至今仍时常扼腕不已。
这例子反映一般人最容易有的懊悔。我们多半关注没做的事情，而非做了但结果不好的事情。一项实验请受试者列出生平的几大遗憾，结果他们多半是懊悔于没做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比例为二比一。研究人员进一步请他们具体说明生平最大憾事是有关没做什么，还是做了什么，结果四分之三的受试者说是有关没做什么。我们不太支持酒色之徒在老衰时的说法：「我把年轻岁月大多花在美酒、女人与音乐上──其余时间皆属虚掷。」不过，我们确实同意亨利．詹姆斯的金句：「我从未懊悔善感年少时的任何『放纵』──值此年衰力乏之际，我仅懊悔当初错失的种种机会。」
我们常碰到两难局面：「我该不该做呢？」「要一把跳进去，还是待在外头？」「现在是适当的时机吗？」研究清楚指出，谈到这类两难，我们日后多半是懊悔于自己的裹足不前而非冲动行事。有时当然应审慎考虑，事事冲动既不智慧也难快乐，运动品牌耐吉的知名广告词「就去做吧」显得太过空泛简单。有些行动会减损信任与伤害他人，导致终身后悔（遑论因此失去友谊、离婚或入狱）。举凡开车、航海或攀岩时粗心大意，还有过量摄取卡路里、酒精或致癌物质，都可能导致短命早夭。
此处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人类是一种主动追寻目标的生物，主动行事通常最能带来快乐。老罗斯福常劝自己与儿子「积极行动」，正反映这项智慧。心理学家李肯（David Lykken）以研究快乐闻名，他说：「有意思的是……多数能推我们一把并带来快乐的……是主动而非被动，是积极的作为，有实效的行动。」
如今相关研究非常关注「心流状态」，这是一种沉浸于当下活动的深层喜悦状态。然而，唯有采取行动才能进入心流状态，而且不见得要是种花或登山等肢体活动：想一下与之截然不同的静态活动「阅读」（或「书写」）与「看电视」。脱离舒适圈并主动投入世界是一大快乐之钥，既能是肢体活动，也能是思考或艺术活动。
行动与快乐的关连不只见诸这些有关懊悔的研究。一项实验请受试者在智能型手机哔声提醒时记录当下的所做事情与快乐程度，结果「看电视」是很常出现的回答，当下的快乐程度不如跟朋友相处或做爱，但大幅胜过煮饭或带小孩，可是当研究人员进一步询问长期的快乐程度，看电视的时数与快乐程度明显呈反比。看电视、打电话或滑脸书跟吃甜甜圈或披萨很类似：一点点还不赖，太多就腻了，还会带来罪恶感。
有些研究探讨青少年时期的自尊议题，却也验证行动与快乐的关连。一个毫不令人意外的研究结果是自尊在青少年时期会下降，女生尤其明显，但有参加球队的女生较无此问题，比其他女生好上许多，积极活动有助减少这个相当常见的不开心原因。这显得互为因果，所以有些人会提出异议，例如自尊显然有助积极行动，自卑则有碍积极行动，或者有些孩子的父母很支持他们，所以他们既有自尊又容易参与课外活动。然而，我们检视这些研究后仍认为，如果你心情不好，不妨做点什么：散散步、打电话给朋友、翻开一直想读的经典小说、替晚餐或假期做规画、更好的方法是设法让某个别人开心一点。
幸福快乐与积极活动的关连也符合演化观点。艾德曼（Shimon Edelman）是吉洛维奇在康乃尔的同事，他在《追求的快乐》一书中说：「增加经验的感觉很棒，能带来快乐，这背后自有道理。探险的冲动、搜集信息的欲望，还有藉此避免『种种人生横逆』的企图……统统合乎演化的观点。靠学习掌握新事物能带来快乐，诱使我们离开沙发并在外冒险。」
一句老生常谈正是基于此理：「生命的重点是过程而非终点。」演化使学习与探索显得快乐。努力精进本身即是快乐，其他回报（奖品、奖金或名声）只是锦上添花。这也是快乐跑步机背后的原因。成就让人欣喜，但成就本身会迅速失色，云淡风轻，不再带来多大快乐，所以我们再眼观新目标，面朝新战场。莎士比亚说：「胜则胜矣，喜悦乃源自追寻。」
你可以对抗这种天性，矢言常怀过往成就，停下脚步随遇而安，减少欲望，降低要求，过得简简单单。然而，这会是一场难以打赢的苦战。至少在我们这种社会里，有智慧的人心知肚明，无论是工作、玩乐或跟良伴共赏佳景，最快乐（与最合乎演化天性）的做法是积极努力，主动投入世界。
快乐的两面
假设你能选择在明天某阵子感受到一个强烈而纯粹的情绪，你会怎么选？除非你一心复仇，否则大概不会选愤怒；除非你想继续沉浸于不可自拔的单恋，否则大概不会选伤悲。我们通常想感受到的是正面情绪，然而是哪种正面情绪？你想感受到兴奋激动？还是祥和平静？你的答案可能取决于种族与年龄。
罗斯在史丹佛的同事蔡教授（Jeanne Tsai）做过一系列出色实验，发现不同文化对激动情绪的偏好程度有显著差异。西欧、澳洲、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社会着重个人，大众开心时偏好兴奋激动而非平静淡然，似乎认同埃默森口中的「兴奋是万善之源」与「有劲者得天下」。中国、台湾、韩国与日本等社会强调集体，人民通常相反，记取老子说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还有佛家语：「譬如深净池，清彻且明静，智者闻妙去，心净甚寂然。」
这两类不同文化的孩童很早接触到蔡教授口中的「理想情绪」。比方说，研究人员分析美国与台湾的畅销童书，发觉美国畅销童书的角色通常笑得较开怀，也更常投入兴奋刺激的活动。可想而知，当美国与台湾的孩童看到两张笑脸，一张笑得灿烂，一张笑得适度，美国孩童比台湾孩童更可能认为笑得灿烂的比较开心，是他们想成为的人。事实上，不少台湾孩童觉得咧嘴露齿的大笑很恐怖。一项类似研究指出西方杂志封面上的名流或模特儿通常笑得较开怀，远东地区的则笑得拘谨端庄。
由于这种理想情绪的差异，不同文化的人往往从事不同活动。谈到理想的假期，欧裔美国人通常提到跑跑跳跳的户外活动，亚裔美国人则提到相对放松的活动。跟美国人与西欧人相比，东亚人通常偏好轻柔的音乐。这当然只是平均而言，不少东亚人也喜欢高空弹跳、跳伞和雪地滑板，许多欧裔美国人与欧洲人酷爱阅读、放松与聆听《月光奏鸣曲》，这项研究只是指出刻板印象并非毫不正确，亚洲人确实倾向于顺从压抑，美国人倾向于活泼外放。
有趣的是，这也大幅反映于多数西方人对青春与衰老的想法。我们觉得年轻人爱东跑西跳，老年人追寻平稳沉静。摇滚吉他手汤森说「但愿我在变老之前就挂掉」，大概是指生活从洋溢激扬的活力，变成追求淡淡的快乐。这套刻板印象反映于西方人对青春的欢庆，东方人对年老的尊崇。
顺带一提，汤森对年老的担忧与相关研究不符──现年七十岁的他大概已然明白。一般人往往认为年纪愈高，快乐愈少，但实则不然，看待事物与结果的眼光会随岁月提升，从而获得快乐。老年人确实喜欢平静胜过刺激，但仍能从中得到货真价实的快乐。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明白，当年纪渐渐增长，从激昂归于平淡实乃自然而然，与其大力抗拒，不如欣然迎接。
这里还有第二个启示──跟天真实在论有关。西方人认为唯有兴奋与热情能带来快乐，这正是快乐的本质（回想一下埃默森与汤森）。然而，这其实只是快乐的一种方式，许多东亚人与年长的西方人尽管有不同偏好，也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快乐。不同文化与年纪的观点与偏好，就只是观点与偏好，不是对事物本身的客观认知，不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
有智慧的分饼
对快乐的科学研究有许多亮眼发现，但最振奋人心的发现大概是：钱花在别人身上比自己身上更快乐。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安（Elizabeth Dunn）与哈佛大学教授诺顿（Michael Norton）合作，以许多实验阐明这一点。在其中一项实验中，受试者拿到五或二十美元，其中有些受试者必须在当天下午五点之前花在自己身上，有些受试者则必须花在别人身上或乐捐出去。截止期限过后，花在别人身上的受试者显得比较快乐。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请加拿大与乌干达的部分受访者回想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往事，另一部分受访者则回想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往事，之后回答自己的快乐程度，结果两国的结果相同，回想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受访者觉得比较快乐。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奇见解，我们一向说施比受有福，犹太哲人希列尔也说：「若不为己，又有何好？但若只为己，岂配称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传奇篮球教练伍登跟球员说：「要为别人做点事，才称得上是完美的一天。」不过，我们仍乐见这获得可靠的实验左证，不只是一个空泛理想。
这种利他主义是否不只适用于个人的自发善举，还适用于国家政策与财富分配？在贫富差距低的国家中，人民是否普遍更快乐？我们稍后再探讨这个议题，先讨论一个更窄的问题：大众（更具体来说是美国大众）认为何种财富分配对社会整体最好？如今美国民众的政治倾向相当两极，大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自由派支持丹麦和瑞典这种「保姆国家」，期盼弱势能活得有保障与尊严，无论健康、教育与营养等需求都得到照顾；保守派认为这种方针容易养成依赖心理，难以适当奖励勤奋与进取，让大家为自己负责。
然而，民众对这议题的分歧程度其实远比想象得低。诺顿与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艾瑞利（Dan Ariely）合作，找来具有代表性的多名美国受访者，问他们认为美国前二○％族群「应该」拥有全国多少比例的财富，后二○％族群应该拥有多少比例的财富，中间三级的族群又该拥有多少比例的财富，结果答案大同小异。受访者有男有女，有自由派跟保守派，有富裕阶级与中等人家，但大家理想中的财富分配十分相近。自由派跟保守派也许对达成的手段有不同意见，对税额与政府支出的比例各具想法，却对财富分配比例看法雷同，而且也许出乎你的意料──他们认为的理想分配比例与瑞典十分接近[3]！
当然，当研究人员问保守派是否认为美国的财富分配最好跟瑞典看齐，他们绝少大表同意，但当研究人员不拿其他国家模拟，只问他们认为五个等级的族群各该分配到多少财富，他们提出的理想比例却跟今日的瑞典相当。
多数美国人对财富分配比例有志一同，而如果目标是尽量提升社会整体的快乐程度，大家的看法可谓相当正确。研究指出贫富不均会降低社会整体的福祉快乐。富裕阶级确实能享受金钱的好处，乐得比邻人有钱许多，但很少人会乐见别人凄惨受苦，这种对比会引起富人的罪恶感，至于穷人看到自己跟政商名流的天渊之别也可能陷入痛苦。
经济学家法兰克（Robert Frank）与政治科学家利瓦伊（Adam Levine）合作，依照许多对快乐程度的客观指标，检视全美人口最稠密的一百个郡，而各郡的贫富差距不等。为了排出贫富差距程度，他们拿收入前九○％的族群除以中间族群，结果在贫富差距大的郡里，离婚率、破产率与通勤时间都较高。
这很难多令人快乐。婚姻失和与财务困窘对心情的影响显而易见，通勤时间对日常心情的影响其实也不小，一般人难以适应（如果你有所选择，不妨设法减少通勤时间，尤其降低开车通勤，心情大概能提升甚多）。
法兰克与利瓦伊指出，显著的贫富差距会影响民众对快乐圆满人生的看法。六十坪的房子也许显得很宽敞，但一旦见识到有钱亲戚的豪华大房子就泄气了（而那位亲戚看到杂志《建筑文摘》里科技业富豪的豪宅也同样丧气）。原本开丰田房车觉得很顺手，偏偏老同学在科技业当红时一飞冲天，如今是开凌志豪华轿车。一旦跟有钱的朋友、邻居或同事互相比较，不满会浮现，想拥有更多──更大的房子、更棒的车子、更好的衣服，还有更新的电子产品。
然而，这般与人一较长短得花钱，而且不只是钱，还得花更长时间工作，牺牲掉夫妻与亲子的相处，增加离婚的机率。有些人为求过着优渥生活，还会冒不智的财务风险，提高破产的机率。为了负担得起更大的房子，许多人选择搬离昂贵的市区，结果耗费大量时间通勤，跟原本的朋友、邻居与亲戚疏离。这些都有损个人与整体的快乐。
这种恶性循环不是源自穷人拿自己跟富豪相比。一般人通常是跟同等的别人相比，或跟稍微上一级的人相比。而且这适用于所有比较，并不局限于财富──举凡智力、魅力、反手击球的技巧跟圣诞假期的居家布置，样样都是如此比较。然而，这模拟较会在不同社经阶级往上与往下引起连锁效应。教授不会跟对冲基金经理人比较房子或车子，但当经理人买下更顶级的豪宅与名车，会影响到比他们次一级的族群──名律师、医师和顶尖房仲。
他们的消费模式确实影响到教授的眼光标准，教授的消费习惯跟着改变，进而影响到次一级族群的需求与感受，一级一级往下扩散，巨富阶级从而损及中下阶级的快乐程度，尽管中下阶级并未直接拿自己跟他们相比。
收入差距也可能影响另一个更极端的方面。图6.1反映谋杀率与贫富差距在美国五十个州的关系（跟法兰克与利瓦伊的衡量法略有不同），结果十分显著：加州与路易斯安那州等贫富差距较大，谋杀率也高上许多；威斯康星州与犹他州等贫富差距较小，谋杀率也偏低。在此强调，谋杀率是跟收入差距息息相关。事实上，各州的谋杀率与平均收入之间并无明显关连。住在富有的州无妨，住在贫穷的州无妨，住在贫富悬殊的州才大有关系。
加拿大的十个省也是如此。如果你把加拿大加进图中，结果有如当头棒喝。如同图6.2所示，加拿大各省的贫富差距与谋杀率远比美国各州来得低，关连程度甚高。美国与加拿大在许多重要层面大不相同，但彼此仍够相似，本图足以再次映证贫富差距会提高谋杀的发生率。
这代表保守派完全错误吗？不尽然。刚才提过，保守派与自由派双方其实都期盼一个比现今美国更贫富均等的社会，分歧之处在于如何达成这个双方都同意的理想。人人同意现代全球经济往往导致财富集中到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诸如执行长、金融家与他们的家人，绝大多数底层人民与中产阶级却蒙受其害，所以有智慧的经济政策应广为考虑更多经济因子。如果目标是建立安居乐业的社会，理应排拒种种加深贫富差距的政策，提出缓和贫富差距的方案。
我们在本章讨论古圣先贤与当代学者有关快乐的智慧，也提出不少违背传统智慧与直觉的研究发现。我们提供许多还算容易实行的具体建议：把钱稍微多花在购买体验，而非购买物质；设法让一段体验有精采高潮与美好结尾；心情郁闷时别只坐着灌汽水或啤酒，而是逼自己从沙发上爬起来，做点什么事情，甚至最好是能帮到别人。如果常怀这些建议，更能成为房间里最有智慧与快乐的人。
但智慧也有赖一个认知：此人的快乐，也许是彼人的困扰。这种冲突在生活上无可避免，重点是明白如何处理与减轻，而这正是下一章的探讨重点。
1. 这倒不是说快乐的学生任由自尊与快乐受损。实验里较快乐的高三生会贬低拒绝他们的大学（但不觉得有必要贬低他们拒绝的大学），甚至比其他学生贬低得更凶。↑
2. 物质与体验并非泾渭分明，可以一刀切分。单车与汽车显然是物质，但也能用来创造回忆。此外，有些东西会随时光流逝而弥足珍贵，例如结婚戒指或小孩的第一只棒球手套。然而，原因在于这些东西乘载着回忆，可供追忆往事。一项实验请有些受试者把先前购买的电视或唱片等想成一般物品，请其他受试者想成带有回忆，结果后者觉得该物品带来更多快乐。↑
3. 在此须留意，诺顿与艾瑞利问的是财富而非收入。如同经济学家皮凯提在畅销新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所言，民众对公平社会的期盼之所以受到打击，问题是出在节节攀高的财富不均而非收入不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