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开头的几十年间，爱因斯坦提出石破天惊的理论，大大挑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根据他的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若欲探讨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与其仰赖主观认知，不如仰赖数学计算与创意想象，例如想象我们乘坐宇宙飞船在接近光速飞行时的光景。他提出知名公式 E = mc·，说明物质转换时会释放大量能量，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公式移向，物质也可以视为浓缩的能量。爱因斯坦甚至有一句很极端的经典名言：「现实只是幻觉。」
学者专家对这句话的解读莫衷一是，多数认为他在警告世人，经验会受观点与境遇所囿，但从本书的目的观之，这句话点出我们的日常感觉并不可靠，不是客观接收「就在那里」的事物本身，而是下面两者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一为「大霹雳」之后产生的种种物质（物质上极端微小的振动粒子是在跟能量场作用后获得质量），一为组成我们自身的相同物质。基于这种交互作用，我们获得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包括触碰的三维物体、听见的声音、看见的众多颜色，还有闻到的各种气味。
喜剧演员乔治．卡林是另一个二十世纪的天才，他曾问观众：「你们有没有发现每个开车比你慢的都是白痴，比你快的都是疯子？」约莫二十年前，我们俩开始思索爱因斯坦那句跟卡林这句的关连，结果直捣人类心理与人性愚昧的核心。我们人类以为自己的感觉完全一一对应到现实，甚至自认无比准确客观。
现在，我们要预测你的政治倾向，让你看见这种客观幻觉的本质。
光是基于你选择阅读本书，我们就能看出你的政治倾向，得以自信满满的说：
你自认在政治倾向上是个明理的自由主义者。谈到多数议题，你觉得比你左派的人稍嫌天真，过于理想化，不太切实际，而且太过着重政治正确。另一方面，你觉得比你右倾的人有些冷漠自私，不够将心比心，跟多数人的生活脱节，不够了解他们在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
上面这段有描述出你的政治倾向吗？我们相信一定有。问题在于这段描述必然不只吻合你跟本书其他读者的政治倾向，还吻合所有人的政治倾向，原因在于如果你觉得左倾的人比你更实际，你早已往那方向移过去，对右倾方面也是如此。
简言之，谈到当前这个时代的社会与问题，你（跟所有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与立场最切合实际，也最符合实际人性。此外，既然你自认政治观点最合乎现实，跟你观点不同的人也就不切实际，跟你在政治光谱距离甚远的人尤其不符，他们不如你客观，反而受意识形态、个人利益与出身背景等因素所扭曲。
回到卡林对你关于驾驶的提问，你一开始的反应大概是：「老实说，我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了。」然而，你再思考一会儿之后领略到他的意思：你会调整到自认符合路况的车速，所以任何开得比你慢的驾驶一定开得太慢了，任何开得比你快的驾驶一定开得太快了。你自认是看见事物真实的面貌，所以与你相左的人必然哪里搞错了──至少你一开始会这么想。
这种例子在日常生活俯拾皆是。你的另一半说「我快冷死了」，动手调高暖气的温度，但你觉得本来的温度很舒服，不懂另一半为何觉得冷。或者情况相反，你觉得很冷，但另一半或别人说温度刚刚好，你反而好奇他们怎么没有察觉实际温度。你并不会想到也许自己才是太过敏感或迟钝的那个人，别人才是对「实际」温度做出正确反应。
同理，当你说音乐「太轻」或「太吵」，你自认问题出在音乐而非你身上，或者说，不是出在声音输出、听觉接受跟个人品味的复杂交互作用上。当你说食物「太辣」或「太淡」，你自认是在评论食物本身，而不是在表达味蕾的感受，也不是在反映你的童年记忆与文化背景。当别人表达异议，例如说你喜欢的音乐实在太吵，连他们还年轻时都听不下去，或是批评说想不到竟然有人会喜欢这种食物（或这种艺术、这种服装风格），你不禁心想他们的品味还真怪。
你确实能举出反例：有时你认为奇怪的是你（通常是在多想一想之后）。你想说是自己对冷特别敏感，毕竟你出生于波多黎各。你想说是你对肉饼特别排斥，原因是以前去奶奶家常被逼着吃又干又难吃的肉饼。没错，你确实偶尔这么想，但这些只是微乎其微的特例。这源自一个我们都有的倾向，那就是当我们跟同侪对绘画、音乐或休闲活动所见不同，我们往往会东想西想，年纪小时尤其如此，例如在青少年时期也许会想：「为什么我不能跟大家一样？」可是当年岁渐长，我们往往转为觉得奇怪或搞错的是别人而非自己。
撇开这种反思乱想不谈，我们多半仍自认是在感受事物真正的样貌──室内确实很冷，奶奶的手艺确实很糟。接下来会探讨这种自认客观而非主观的心理，说明这如何导致各式各样的愚蠢行为。
在罗斯跟同仁首开研究之后，心理学家把这种自认客观而非主观的强烈倾向称为「天真实在论」。当你明白你跟别人有这种心理，你就朝智慧迈出一大步，平时对各种事情都更有智慧，妥善处理朋友、家人或同事的歧见，而且在我们这个国家与世界陷入种种意见冲突与分歧之际，对诸多重大政治与社会议题更有真知灼见。不过，为了充分明白天真实在论为何关乎智慧，我们必须先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何我们认为自身感觉与「外头事物」属于一一对应的客观关系？
无意识的脑补
我们头盖骨里有一公斤半的神经回路，主要工作是理解周遭世界。神经回路轻松迅速的决定某块表面是否可供行走，某个东西是无害或危险，某个动作是无意或故意，某张脸孔是熟悉或陌生。这类判断大多源自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心智程序，结果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许多心智程序形同暗自工作，不受意识的留意或监督，结果让冲突混乱的信息变得合情合理，混淆了康德所谓的「事物本身」与「对事物的认知」。
看见一片吐司、闻到可口的香味、察觉威胁的举动……等，这样的时刻是真实感受事物本身，而不是把认知加诸上去。最能反映这种感觉受认知影响的明显例子大概就属色觉。我们认为眼前的苹果是红色，大海是蓝色，麦当劳大大的标志是黄色。然而，我们看见的颜色并非「就在那里」，而是物体与感觉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视网膜上有感光细胞，不同感光细胞对各种波长的光线敏感度不一，经光线触发之后，把复杂的触发结果传给大脑，色觉才形成。
值得思考的是，大脑创造出种种幻觉，认为苹果是红色，大海是蓝色，麦当劳的标志是黄色，所以我们常说狗是色盲（狗的大脑确实能看见颜色，只是比较不缤纷斑斓），却从来不说自己是「味盲」。由于嗅觉器官与大脑的局限，我们能察觉与分辨的气味远不如狗（及几乎所有哺乳类动物），却不承认世界其实有更多我们察觉不出的气味。
受过教育的人明白色觉的来源，但并不因此改变对物体颜色的认知，依然会说橘色的落日、蓝色的眼睛与赭红的头发，而当谈到更复杂的认知作用，我们也没意识到自身对感觉的影响，只轻松填补掉感觉信号的空隙，没意识到有空隙要填──也没意识到这种填补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填补不只针对先前的信息与预期，也能针对刚接收的信息。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听到不完整的句子，前面关键词的音节遭省略（在此以*表示），句子的结尾也各不相同，例如有些受试者是听到「The *eel was on the axle」，有些受试者是听到「The *eel was on the orange」，结果他们都自称听到了完整的句子，分别是听到「The wheel was on the axle」（轮子是在轮轴上）跟「The peel was on the orange」（果皮是在橘子上），但都没意识到其实缺了音节，也更没发现自己合理地把「wh」和「p」加进所「听到」的句子。
事物本身是一回事，对事物的心理认知是另一回事，混淆两者不见得会出问题，例如人人都有相同认知时，这不成问题（如苹果、天空或麦当劳标志的颜色），人人都补上缺少的音节时也不成问题，但涉及社会与政治问题时可就不妙，各自的经验、偏好与认知南辕北辙时尤其会有问题，彼此对公平、神圣与权责的看法必然分歧，歧见导致对各自信仰与人格的指责，反过头来让歧见更难化解。在这类情况下，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明白自己对「现实」的反应就只是个人的反应，而非对事物「本身」的客观评定。
同场抗议，各自表述
你在路上开车，看到一群警察在妇产科诊所前试着驱赶抗议民众。警察是否反应过度，侵害集会游行的自由？或者抗议正在失控，有赖警方介入？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卡亨（Dan Kahan）指出，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受到你的政治观点影响。还要注意一点，政治观点不只影响你对警方或抗议民众的想法，还会影响你看到他们做出什么行为。
卡亨让受试者看二○○九年在麻州剑桥市真实发生的警民抗争冲突画面，半数受试者被告知他们是在妇产科诊所前反对堕胎权，另外半数受试者被告知他们是在校园募兵中心前反对美军针对同性恋官兵的「不问，不说」政策[1]。受试者事前填过有关政治态度与观点的问卷，所以卡亨跟同仁知道他们对堕胎权与「不问，不说」政策的可能立场。
不同政治倾向的受试者「看见」截然不同的警民冲突画面。在支持堕胎权的受试者中，有四分之三看见抗议民众挡住诊所的门口；在反对堕胎权的受试者中，仅四分之一看见如此。另外一半被告知抗议地点是在校园募兵中心的受试者则做出相反判断：在较保守派的受试者中，有四分之三看见抗议民众挡住校园募兵中心的门口；在较自由派的受试者中，仅四成看见如此。卡亨跟同仁还问受试者是否觉得抗议民众在对警方大叫，结果同样分歧。
可惜卡亨跟同仁并未请受试者彼此讨论，否则应很有意思，也甚具启发，我们能了解他们如何面对彼此所「看见」的迥异画面。我们都会碰到价值观或想法跟我们不同的人，尽管讨论时不会多愉快，仍通常能理性看待，花点工夫了解彼此的歧异。不过，要是我们认为的「现实」遭受质疑，往往容易各持己见，把理性抛诸脑后。
对认同比例的偏颇认知
在电影《星舰迷航记III：石破天惊》中，星舰企业号上的主角一路设法取回朋友史巴克的遗体，带回他的故乡瓦肯星安葬。在超过九十分钟的剧情之后，电影进入尾声，史巴克得以复活，感激的说：「你竟然为了我回来。」企业号舰长寇克则回复说：「你也会为了我这么做。」
回到地球这里，「你也会这么做」的想法随处可见。有人在大街上以心肺复苏术救人一命，有人搭救溺水的小孩，有人冲进火场营救老人，他们事后受访时通常会说：「大家都会这么做。」在道德光谱另一头也有这类回答，犯错的人藉此替自己辩护，例如二○○五年政府针对大联盟棒球员的禁药风波展开调查，球星麦奎尔坦承自己使用类固醇，但也说：「任何处在我这个位置的人，面临这样的状况，都会做出一模一样的事情。」这个假设随处可见，天生顽皮嘻哈乐团甚至把一首歌取名为〈没人为我这么做〉。
然而，这个假设成立吗？还是说，天真实在论让我们高估别人有志一同的程度？确实如此。一般人相信事情如同他们所见，自认种种想法与偏好是合乎该事物、事件或议题的直接反应，所以认为其他理智的人接收到相同信息之后，也会做出相同结论。这种看似合理的假定，让罗斯提出「错误共识效应」：一般人往往高估别人跟自己具有相同认知、喜好或行为的比例。更准确的说，如果要估计一个想法或偏好受认同的比例，支持者的估计会比反对者来得高。
跟偏爱法国片的人相比，偏爱意大利片的人容易觉得满多影迷也喜欢意大利片。跟没有犯下某种过错的人相比，有犯的人容易觉得比较多人会犯。自由派认为自己的候选人颇受支持，自己对种种社会与政治议题的看法颇跟大家一致，但保守派也是这般自认，甚至双方往往都认为，如果没投票的民众出来投票，会是投给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值得注意的是，错误共识效应并非指一般人总会自认属于多数。爱养蛇或跳伞的人不会认为多数人也爱养蛇或跳伞，但跟养狗或爱打高尔夫球的人相比，他们认为有在养蛇或跳伞的人比例会较高。
罗斯的一项实验清楚反映这个现象。他们请愿意参加实验的学生在校园走动，前后背着广告广告牌（例如「乔伊餐厅欢迎您」），并观察大家的反应；不愿意参加的学生则改为参加之后的实验。在学生刚同意或回绝参与实验之后，他们立刻请学生估计其他受试者会同意参与的比例，并推测同意与回绝的受试者各有何种人格特质。
一如预料，两类受试者的估计与猜测大不相同。同意参与的受试者估计多数人会选择参与，并认为拒绝参与的受试者有某些共通特质；拒绝参与的受试者则估计多数人会选择拒绝，并认为同意参与的受试者有某些共通特质。
天真实在论的影响显而易见。如果受试者认为背广告板颇有意思，不在乎旁人眼光，也能跟认识的同学解释自己在参与心理学实验（并被称许为热心），则他倾向同意参与，认为多数「一般」学生也会同意，否则显得配合度低、保守难搞与特立独行。
相较之下，如果受试者把背广告板想得不怎么好（例如别人会嘲笑跟指指点点，认识的同学会摇头跟避开目光，害他们只好匆匆溜掉），则他会倾向于拒绝参加，并认为多数学生也会拒绝，否则会有点古怪（例如喜欢炫耀或出丑）。
社会心理学家艾许（Solomon Asch）许久前即指出一大原因，强调区分不同的「客体判断」与不同的「判断客体」。一般人在估计别人的反应时，往往没考虑到他们可能是对大不相同的「事实」或「情况」做出反应。
吉洛维奇的一系列研究证明这个论点。如果错误共识效应源自一般人没考虑到别人是针对迥异的「判断客体」，则诠释空间最大的模糊命题会让错误共识效应最严重。为了验证这个论点，他们采用罗斯先前针对错误共识效应所用的实验题目，各题目的模糊程度与诠释空间不同，请受试者分别评估其他受试者的一致比例，结果当题目的诠释空间甚大（例如「你自认很有竞争力吗？」「你认为有多少比例的受试者很有竞争力？」），错误共识效应很明显，当题目的诠释空间较小（例如「你是家里第一个出生的小孩吗？」「你认为有多少比例的受试者是长子或长女？」），则反之。
吉洛维奇留意到流行乐迷对不同年代音乐的激烈争执，做出另外一项实验。他先问受试者比较喜欢六○年代或八○年代的音乐，然后请他们评估其他受试者偏爱这两类音乐的比例各是多少。如同预料，偏爱六○年代音乐的受试者认为别人也偏爱六○年代音乐，偏爱八○年代音乐的受试者认为别人也偏爱八○年代音乐。
为了锁定这个差异的来源，吉洛维奇进一步请受试者举出自己在判断时想到的音乐例子，结果偏爱六○年代音乐的受试者举出一般评价较高的六○年代音乐（例如披头四与滚石乐团），举出一般评价较低的八○年代音乐（例如犹太祭师与约翰麦伦坎），偏爱八○年代音乐的受试者则举出迥异的例子（六○年代的赫尔曼隐士们与投机者乐团，还有八○年代的布鲁斯．史普林斯汀与麦可．杰克森）。换言之，受试者的偏好除了反映不同音乐喜好，也反映他们回答问题时想到的特定例子，而他们预估其他受试者的喜好时并未体认到这一点。
政治相关讨论也是如此。谈到社会、政治或种族的争议性议题，人人的解读注定各异，这反映于先前让不同政治倾向受试者观看警民冲突照片的实验，也反映于左派与右派对堕胎、警察强制力行使权和关达那摩湾监狱囚犯待遇等议题的不同反应。
当福斯新闻台的主播说美国应采用更强硬的审问手段，还有那些认为反对者形同置国家于危险之中的言论，这时他们想到的对象是一心残杀无辜民众的恐怖分子。但当全美广播公司的主播谈到这个议题，他们是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场，他们想到的对象是盖达组织里饱受折磨的低阶成员，或遭他人挟怨诬陷的无辜民众。
可以确定的是，左派与右派对于采用特定审问手段对付恐怖分子有不同意见。举个例子，美国前副总统钱尼说：「我更关注那些（从关达那摩湾监狱）获释的坏蛋，胜过极少数其实无辜的人。」很少左派人士会支持这说法背后的价值观。然而，如同艾许所言，当左右两派是基于「不同判断客体」做出反应，歧见会愈来愈深，益发针锋相对。
当我们没有体认到，双方的不同想法也许源于判断客体的差异，误解会愈来愈严重，冲突也久久难以化解，双方无的放矢，口出恶言，互相批评想法与价值观，指控对方冷血或不诚恳，而这些指控只让双方更僵持不下。互相激辩的个人或团体应时常易地而处，设法从对方的角度看事情，但光说很简单，要做很困难，不过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至少能试着区别彼此是在事证与诠释上不同，还是在偏好与价值观上不同。
对客观与偏见的偏颇认知
许多美国人在二○○○年十一月七日上床睡觉之际，认为高尔会赢得总统大选，翌晨醒来赫然发现小布什在关键的佛罗里达州以些微票数险胜，取得该州的二十五张选举人票，得以宣布当选总统。由于票数差距实在微乎其微，不到所有投票人的○．五％，双方阵营展开激烈的法律攻防，导致佛州最高法院裁定实施人工验票，但隔天美国最高法院要求暂缓这项决议，几天后更完全否决人工验票，多数大法官认为同意验票会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民主党立刻抨击这项决定，认为刚好是四位自由派大法官支持验票，五位保守派大法官反对验票，立场反映了其中的偏颇。一位法律学者说：「我不认为有人会相信，如果情况颠倒、如果验票裁定对高尔不利……（多数大法官）……会赫然搬出宪法里的原则，把胜利拱手让给高尔。」多数人特别质疑保守派大法官此刻突然愿意高举联邦权限的动机，毕竟他们平素对司法积极主义多所保留，提倡增加各州权力，限缩对平等保护条款抱持的解释。
多数民主党党员认为大法官的决定受意识形态跟动机偏误影响，但五位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并不这样看，反而坚称自己谨守公正原则。比方说，决议刚出炉没多久，大法官托马斯在华盛顿向一群学生表示这决议绝不受党派偏见干扰。另一位大法官史卡利亚更是严词驳斥这类指控，在韦斯利大学的演讲上叫听众「忘了这事」。
研究指出这五位大法官实在称不上特例。罗斯与他先前的学生埃米莉．普萝妮进行实验，问受试者评估自己受到偏误的影响程度，例如他们向受试者说：「一般人谈到自己的学业表现或工作表现，往往会有『偏袒自己』的倾向，在成功时自认有功，在失败时却不自认有错。他们认为成功是因为决心或能力等个人优点，失败则是受累于外在因素，例如工作要求不合理或主管交代不清楚。」接下来，他们请受试者评估自己和同侪受这类共计十八项常见偏误的影响程度。
你大概猜得出他们的答案。正如一般人（尤其是一般的自由派）质疑保守派大法官并不客观，这些受试者认为同侪明显比他们自己更容易受偏误左右。简言之，我们比较容易看见别人而非自己的偏误。或者如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所言：「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寻求智慧的重要一步是体认到不只别人会偏颇，连自己也不例外。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偏颇，但原因不只是想袒护或抬高自己。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我们内省时不认为自己有明显从自利角度看待相关事证与论点，反而相信虽然衡量事证后的结论符合自身或团体利益，但受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是凑巧这项客观的结论有利于我们（及同党）而已。
自己与对方的观点最大相径庭时，天真实在论的影响会最大。我们与普萝妮设计的简单实验清楚反映这一点。我们找来一大群受试者，请他们填写自己对平权措施、死刑、堕胎权等各种议题的立场，还有对许多知名政治人物与新闻媒体的认同程度。
我们收回问卷，随机发还，请他们评估手上这份问卷跟自身观点的相似程度，最后根据不同项目替自己与对方的观点评分，其中有些项目一般代表观点理性，例如「着重事实」「关心正义」与「留意长期后果」，有些项目代表观点偏颇，例如「寻求同侪支持」「一厢情愿」与「在意政治正确」。
如图1.1所示，实验结果相当清楚显著，有助我们了解自由派人士对福斯电视台的种种抱怨，也了解保守派人士对自由派媒体的诸多批评。当双方的观点愈是迥异，愈容易觉得对方的观点偏颇无理（图中的黑色长条）。
观点歧异程度不太会影响受试者对自身想法的评价，他们都自认理性公正（图中的白色长条），即使跟对方观点迥异，也不太怀疑自己其实不甚客观，甚至当双方差异最大的时候，他们不仅往往大肆批评对方的观点，更是自认十分理性。总的来说，这直接证实富兰克林的观察：「多数人……自认无所不知，当别人想法不同，错的必为对方。」
你也许会说，这还真偏袒自己呀。没错，但这其实源于我们解读世界的认知过程通常是自动进行，不在意识之中。天真实在论让我们自认是看到事物原本的样子，不受个人期望、偏好或意识形态所掩盖或扭曲。因此，明白不同观点是源自有缺点的脑袋，不啻往前迈出一小步。
英国著名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反思二十世纪的惨痛教训，写道：「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个人或团体（或部落、政权、国家或教会）自认持有唯一真理，明白如何行事作为。至于异见尽皆错误，或属邪恶，或属错乱：该当打压遏止。这般认定举世皆错，唯独自己以炯炯之眼窥见真相，实乃一种危险恐怖的自大。」
正由于我们很容易察觉别人的偏颇，要明白自己也半斤八两实属不易，反倒会觉得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尽皆错误，或属邪恶，或属错乱」，再好也是受到误导，不够客观。美国前副总统钱尼对同志权益采取非比寻常的宽容态度，自由派为此拍手喝采，保守派为此出言批评，但双方通常都觉得若非他的女儿是一位女同性恋，他对这个议题不会如此心胸宽大。保守派通常认为他是受女儿的性倾向影响才会误判，好奇他为何看不见如此「明显」的偏误来源。自由派则好奇为何他只在这个议题表现出宽大心胸，没有扩及其他同遭歧视的族群。
同理，自由派怀疑说，如果美国前总统里根没有罹患阿兹海默症，他的夫人南西不会跳出来大力呼吁政府要支持干细胞研究。他们很好奇，为何她没看见自己的立场违背她丈夫当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嘲弄：「英文里最可怕的九个字是：『我代表政府提供协助。』」自由派同样很疑惑，为何阿拉斯加州前州长裴林既支持政府削减开支，又呼吁政府资助身心障碍儿童相关计划──后来他们才发现她自己就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儿子。举凡在监狱待过一夜的保守派人士，还有想开餐厅却遭卫生稽查员刁难的自由派人士，都会面临类似质疑。
难道他们都没意识到自己的个人经验会影响判断吗？答案为否，至少有时为否。天真实在论的影响比这更微妙。他们有时很乐于承认个人经验会影响判断，却坚称自己的经验绝非造成偏颇，而是带来启发。
因此，你可以听到有人说：「除非你曾就近观察阿兹海默症对患者的危害，否则无法真正体认到干细胞研究有多么重要。」或是「你要亲眼看到身为同性恋的朋友或家人是背负何种重担，才会明白对抗恐同心态确实是当务之急。」或是「如果你没像我这样，在职场上经历过或隐约、或明显的种族歧视，你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平权措施。」或是「如果你自己做过小生意，你就不会批判保守派为何如此担心政府的商业管制政策。」
为了探讨这类思维，我们跟学生乔伊斯．艾林格进行一项实验，对一群康乃尔大学的学生说，校方正在检讨目前的平权措施，已经找学生组成意见委员会。接下来，我们请受试者评估白种人学生与少数族裔学生的意见有多大程度受个人族裔影响，在「族裔会导致偏颇判断」与「族裔会促进明智判断」的连续量表上评分。
实验结果清楚明白。少数族裔与白种人受试者都认为对方的判断会遭个人族裔所累，却都不觉得自己的族裔身分会导致偏颇判断，而且少数族裔受试者自认族裔身分是加分，能带来对这个议题的特殊洞见。
我们问校队选手与一般球员一个比较不会激起情绪的问题，也得到类似反应。我们问他们认为新成立的健身房该仅供校队选手使用，还是开放给全校共享，结果两边都认为对方的观点更受个人利益扭曲，而自己则因个人身分（身为校队或一般球员）而能有明智的见解。
因此，一般人不仅通常自认比别人（尤其是争议性议题的另一方）不受偏见影响，还往往认为某些因子让别人失之偏颇，却反而让自己更加明智。相较之下，有智慧的人知道这是一体两面：某些因子让我们看得清这一点，却看不清另一点。
客观公正到哪去了？
二○一二年大联盟总冠军赛是由圣路易红雀队对上旧金山巨人队，前者寻求卫冕，后者最终夺冠。比赛期间，旧金山巨人队的球迷高声抱怨福斯体育台主播巴克对巨人队有偏见，原因显而易见：巴克先前替红雀队实况转播比赛长达十六年，而他身为传奇主播的父亲则替红雀队播报将近半世纪。巴克提出辩护时说：「我这样说看有没有帮助，那就是我在圣路易也被说我偏袒别队。」他继续说：「无论世界大赛是哪两队在打，我总是被这样批评，这些年来有人说我对安那罕、费城、波士顿与纽约有偏袒，也有人说我对安那罕、费城、波士顿与纽约有偏见，事情就是这样。」
这种对偏袒的指控当然不只见诸体坛。如果你关注政治，大概有这种经验：在某次总统辩论会上，你支持的候选人讲出一个又一个精采论点，对手则跌跌撞撞，闪躲一个又一个问题，即使难得回答，也答得薄弱无力，于是你认为之后名嘴会大力赞赏你所支持的候选人。或者情况相反：你支持的候选人表现得不如预期，并未充分反驳对手的中伤指控与扯谎栽赃，于是你希望之后名嘴专家能匡正视听，让观众「真正」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至少没受意识形态熏心的专家该这么做。
无论是哪个情形，我们认为你最后会大失所望。电视上的专家似乎想装得不偏不倚，没有称赞你所支持候选人的精采论述与回答，也忽视另一位候选人对重大议题的回避与闪躲，即使你所支持的候选人讲得甚有道理，对手讲得漏洞百出，他们却认为双方旗鼓相当。简言之，他们并未道出实际状况。
这种经验不仅限于辩论会。如果你跟多数人一样，你会觉得媒体通常对你所支持的政党或候选人太过严苛，却对你反对的政党或候选人不够严苛，至于政治或社会议题的相关报导也多半很糟，跟你立场相同的媒体「报导得有凭有据」，立场相左的媒体却搬弄是非，谎话连连，报导得半真半假。
我们相信现在你已经知道这类经验源自天真实在论。如果认知机制说事情是这样，别人就不该说事情是那样。如果一方看到全黑，一方看到全白，双方都会觉得宣称看到大片灰色的第三方很有问题。
为了细究这个现象，罗斯跟史丹佛的同仁瓦隆（Robert Vallone）与莱普（Mark Lepper）在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刚发生后做了一项实验。这起大屠杀发生于一九八二年，是以巴漫长冲突历史中一次格外骇人的事件，地点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的难民营，凶手为基督教长枪党党员。问题在于不同族群认为媒体的报导是否公允──尤其是谈到以色列政府在大屠杀中所扮演角色的报导，毕竟以色列政府跟长枪党党员略有连系（而长枪党党员反对许多穆斯林团体）。受试者是史丹佛大学的学生，有些支持以色列，有些支持巴勒斯坦，研究人员请他们看相同的主流媒体报导，然后说出感想。
一如预料，两边都说报导显然偏向另一边，而且每个人都是这样想！六十八个支持以色列的受试者统统认为报导偏袒巴勒斯坦，二十七个支持巴勒斯坦的受试者统统认为报导偏袒以色列。此外，两边都认为原本心无定见的观众在看完报导后会倾向另外一边。
由于一般人通常认为自己对事情的反应不是「反应」，而是合乎现实的客观认知，任何试图持平的报导都会显得偏颇失当。这是大众轻视媒体这项第四权的原因之一。美国的右派常咒骂「烂主流媒体」，左派也认为主流媒体表现出愚蠢的假中立，对左派里比较中立稳健的意见报导得不多，对右派的偏激意见倒报导得不少。右派跟左派都认为「迎合」另一方的报导根本胡说八道，符合自身观点的报导则是难得头脑清楚。
这种对第三方的敌意不仅限于政治议题，也影响冲突双方如何看待调停者，例如想帮忙化解夫妻纠纷的友人、设法摆平法律纠纷的专业调停人，还有试着防止或缓和国际冲突的高阶外交官。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必然也会沮丧不已，在激动的当下尤其如此，但稍作思考之后，仍将了解并指出对方可能也有类似的感受与想法──他们并未胡言不实，而是受天真实在论所囿。
脑中的计分卡
一般人往往会在脑中摆着某种计分卡，时常留意自己在争论里是「赢」或「输」，至少在脑中如此。赢则高分，输则低分。从天真实在论的透镜检视个人或政治层面的争论，如同观看「我们的」候选人与「他们的」候选人。我们认为自己的分数货真价实，对方的分数毫无道理；我们是真诚的，对方是闪躲的，或者只是一心想辩赢取分，而非诚心交流意见。
天真实在论也让我们相信，只要意见不同的对方够理性，肯坐下来好好谈（或坐下来好好听），我们就能说服对方，毕竟一旦把事实摊开来之后，只有不理性的人才会执迷不悟。连真心想跟对方妥善达成共识的人，心中都有这种乐观假设，并不认真以为讨论后会是自己改变观点，实际结果也确实如此。
天真实在论也反映有些谈容忍与善意的传统智慧根本讲错了。比方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名言不见得适宜遵照。如同机智过人的剧作家萧伯纳所言，盲目遵照这句话的风险在于「大家的喜好不见得一样」。考虑到天真实在论的广泛影响，不如采取犹太哲人希列尔较消极持平的说法：「己所憎恶，勿施邻人：犹太教义尽在于此；其余皆属评注。」无怪乎世人常尊为智慧化身的哲人孔子也有类似建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何时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许多「预测市场」在近几十年如雨后春笋出现，像是在线预测市场 Intrade、爱荷华电子市场与好莱坞股票交易所，藉由集结众人意见来预测股市走向、奥斯卡奖得主与总统大选结果。根据研究结果，无论是面对任何未知变项，诸如室内温度、罐内的里根糖数目或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得主，把众人的预测加以平均几乎总会比单独个人的预测更准确，预测市场也就应运而生。谈到对花费、风险与益处的评估预测，寻求他人意见是好主意。
然而，许多人不了解的是，即使只是多一个人都可能让预测准度提升甚多。一般人有从这种做法中获益吗？在我们举出相关研究之前，你先想一想以下问题：假设有人请你跟一个朋友猜金门大桥的长度、某栋即将出售的房屋的价格，或某个军事行动的士兵死亡人数，这时你会多看重朋友的答案──尤其在你们差异甚大的时候？你会纯粹把两人的答案平均起来吗？或者你会衡量谁的答案比较有可能正确（大概会是你自己的答案），以那答案为准吗？
如果你们的答案还算接近，很可能双方都比正确答案略高或略低，这时平均起来不见得比较准确，但如果你们的答案相差甚远，很可能一个比正确解答高得多，另一个比正确解答低得多，这时平均起来会比各自的答案准确。这在数学上是必然的结果。如果你们两个跟正确解答的差距一样大，平均后都会更准确，但即使你原本的答案离正确解答较近，对方离正确解答远得多，则平均后你会稍不准确一点，对方则准确许多，平均的结果仍略好一筹（当然，如果你们都同意是谁的答案较准确，则能以该答案为准，提高两人的准确度，但天真实在论偏偏让共识很难出现）。
当两人一组做出估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相信你从天真实在论已经知道答案。双方可能都认为自己的答案较不偏颇，更为正确，也就不太看重对方的答案──在两人的答案相差甚远时尤其如此。然而，平均的功效正是在这种时候最为显著！
为了检验这个预测跟后果，罗斯跟同仁莉波曼（Varda Liberman）、明森（Julia Minson）与布莱恩（Chris Bryan）从事一系列实验，请两两一组的受试者做各种估计。部分实验的地点在以色列，有些题目涉及政治观点（班上有多少同学认为以色列该放弃戈兰高地以求跟叙利亚签署和平协议），有些题目涉及统计数据（以色列境内有多少德鲁兹派教徒）；有些实验的地点在美国，受试者具备某种专业能力（请职业舞者估计比赛评审的给分，请律师和法律系学生估计侵权官司的赔偿金额）。
在每项实验中，受试者先评估自己，然后在听到伙伴的答案后做出第二轮评估，自行决定要参考对方的答案到何种程度。在第三轮时，双方要讨论出一个彼此同意的答案。每次都根据评估结果发放奖金。
正确解答当然没人知道。有时其中一位受试者有理由相信自己估得较准，有时则是对方估得较准，但多数时候很难评断。然而，受试者多半偏好自己原本的答案，甚至在超过三分之一的回合里，根本没把对方的答案纳入考虑。结果他们为此付上惨重代价，表现得始终不如把双方答案相加平均（此举仅占一成）。此外，双方在第三轮被迫讨论出的那个答案也始终较准。
启示显而易见：我们自认比有专业能力的别人估得准，却为此付出代价。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会藉由一起讨论减少歧见，在僵持不下时采取中间立场，从而获得较佳成果。
如何超脱天真实在论
摆脱天真实在论的负面后果会是何光景？那光景不会是完全摆脱个人期望、需求与经验的影响，而是体认到个人观点不见得胜过他人，甚至也许是逊于他人。历史为这种体认提供一个绝佳例子。在南北战争这个美国历史上极其重要事件的十年后，献给林肯的自由纪念碑建成，废奴运动领袖道格拉斯在揭幕仪式上如此形容这位殉道的总统：
在矢志废奴的人眼中，林肯先生显得迟钝而冰冷，犹疑而漠然。
道格拉斯长年不满林肯在废奴一事上的缓慢脚步，会有如此批判也情有可原，但接着他讲出下一句话，展现超脱个人的非凡能耐。
但从这国家的角度观之，从他在政界所受的束缚观之，他可谓敏捷而积极，激进而坚定……总的而言，这任务极为艰巨，从头到尾殊非易事，他实乃展现无比的智慧，是贯彻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
道格拉斯在那个春日所做的，也是所有想更清楚了解周遭世界的人务必尽力去做的：我们务必明白我们的观点只是个人观点──会受个人视角、经历与意识形态所左右。道格拉斯所颂扬的对象也跟他类似，具备非凡的开放心胸。林肯有一句关于政敌的名言：「我不喜欢这家伙，所以一定要更了解他。」这份宽宏反映一个重要事实：一旦我们了解某个言行举止糟糕的人是如何看待世事，厌恶感会消失不见。
当然，若欲了解一个人，不只要知道他是如何看世界，也要清楚他面对的情境与限制，在他的行为出乎意料或不合情理时尤应如此。下一章正是探讨这个议题。
1. 美国原先禁止同性恋从军，后折衷为不过问、不公开军人的性倾向，但此政策依旧被认为歧视同性恋。最终因付出过高社会成本，该政策于二○一一年废除，此后美国同性恋可公开服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