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成见的限制：锁孔、透镜与滤片
心理学家以历史事件阐述科学原理时唯恐有个弊病，那就是只挑有利的讲，但这有时容易得多。谈到狭隘视野的例子，美国在二○○三年对伊拉克的入侵即格外容易提及。
就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前夕，美国国防部长伦斯斐预测说战事「也许会持续六天或六周，但不太可能持续六个月以上」──但他错了，这场仗打到二○一一年十二月才结束。副总统钱尼预测说：「我由衷相信他们会欢迎我们过去解放他们。」尽管钱尼素以掩耳盗铃著称，这一回也很难装作没事，毕竟超过四千名美国大兵为这场战争丧命。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纳齐奥斯对战事与后续发展的预估也很失准，他说「美国这方面会花十七亿美元，我们不会再拨更多预算了」，但根据最新的估计，美国政府为重建伊拉克花掉约六百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整场战事的总花费为一兆九千亿美元）。
重建阶段也有错误预估。许多人认为「利伯维尔场」最好，做出一个又一个相应决策。伊拉克联军临时管理局的私营机构发展总监佛利在抵达伊拉克时指出，他计划在三十天内让伊拉克的所有国营企业统统民营化，即使后来他获悉军事占领单位依国际法不得贩卖政府资产，依然坚称：「我才不鸟什么国际法。我答应过总统要把伊拉克的企业给民营化。」当政府资产遭私人侵占，美军与伊拉克联军临时管理局往往视而不见。
伊拉克重建暨人道救援管理局局长麦克佛森最初支持这种做法，他表示：「在私人企业兴起之际，自然会有人拿国有车辆来用，像是开国家的卡车，我想这也没什么不好。」现有机关关闭之后，混乱随之而来，形同嘲笑这些对市场力量的夸张信心。重建小队的某位成员说：「我们忙于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以致看不到全局，等一切在面前土崩瓦解，才惊觉大好机会已然错失。」
我们很容易受意识型态蒙蔽。在这个例子里，政府官员坚信市场的力量，变得盲目，不明白如果没有政府推行基本的竞争规范，反而是军阀、匪徒与部落领袖凭武力四处为所欲为，则市场完全称不上自由。这个弊病不仅限于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也纠缠政治光谱上的所有人。比方说，许多左派人士受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囿，看不见成本效益分析的价值，环保人士也迟迟难以接受市场导向的环保做法，例如碳排放的总量管制与交易系统。
意识形态与先入之见如同透镜与滤片，让我们容易看见与理解某些事物，对其他事物则不是如此。如果你相信家庭支持对孩子的健全发展十分必要，你自然能看到有些成功人士的父母是采取多赞美、少责骂的做法，却容易忽略这种家庭养出的自恋狂，忽略有些严苛家庭也培养出既快乐又厉害的孩子。
狭隘视野不只源自意识形态造成的盲目。本质上，先入之见就是会让我们容易看见某些事物，不易看见其他事物。我们以锁孔般的狭隘观点看待他人、行动与事件。即使你想拉大视野，所获取的信息总会受限。这种限制源自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双眼位于头部前方，虽然周围世界有三百六十度，却只能看到大概一百八十度，而且注意力只放在其中的三十分之一左右[1]。姑且称这为第一号限制。
另外一个限制是我们同时只能想五到九个独立信息。如果你试图去想更多信息，总会有信息从心头消失。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到第十个信息，则第二个、第五个或其他信息会不见。注意力容量是我们的第二号限制。
此外，我们看到的是透镜（意识形态等）的产物。这些透镜或是出于自己，或是出于他人，构成第三号限制。当一个问题在特定框架下呈现，我们往往就只在框架中思考。比方说，当两个疗法是以死亡率呈现，一般人就径自互相比较，没想到也可以从存活率的角度检视，连经验丰富的执业医师都难以跳脱，因而对手术治疗与放射治疗出现不同偏好。
最后，世界不见得总是一目了然：有些信息显眼醒目，有些信息隐而未现，这也是我们所思所见的另一项限制。两相加乘，结果是我们最容易取得的往往只是一小部分信息，而且通常失之偏颇。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明白此一缺点，于是采取简单具体的对策，获得更准确完整的观点，以期更有效妥当的行动。
一颗头脑，两个脑袋
你正在瑞士度假，得知下午的气温会是摄氏十九度。你该带夹克或毛衣吗？如果你成长于使用摄氏度数的国家，你会立刻知道这温度是冷是热，答案呼之欲出，但如果你成长于使用华氏度数的国家，你得稍做计算（「把十九乘以五分之九再加三十二」），转换为熟悉的华氏度数。
这例子反映我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多数思考是自动进行，速度飞快，主要依靠联想。如果你是成长于使用摄氏度数的国家，你会把不同温度与不同情境联想在一起，所以「就是知道」摄氏十九度时是否需要多带一件衣物。这过程不涉及意识的引导，通常称为「直觉」或「反射」想法。
至于把摄氏温度转换为华氏温度则截然不同。这种思考更费劲与谨慎，通常要遵守明确规则（「把十九乘以……」），称为「理性」或「内省」思考。
有时你是由理性脑袋发号施令。你搭飞机前看到新闻说中西部出现龙卷风，唯恐造成危害，这时你的第一个念头是：「希望班机不会经过堪萨斯州。」但接着你摆脱一时的恍惚，认真思考，明白这份恐惧不是来自灾害统计数据，也不是来自对风灾的真实记忆，而是来自对那个把桃乐丝和小狗托托卷到奥兹王国的龙卷风的鲜明「记忆」。
有时你是由直觉脑袋主宰。如果你是棒球迷，你知道就算嚷着目前都没安打，也不会导致敌队击出安打，却禁不住觉得会有影响，所以遵守看球的传统，不去提记分板上的两个零（零得分、零安打）──至少在你所支持球队的投手正痛宰对方时不会提。或者，如果你去看女儿的学校戏剧表演，在即将轮到她讲台词时比手势祈祷。这些都是直觉脑袋唤起的联想。
智慧不代表永远屏除不理性的冲动与观点，但确实要了解两个不同「脑袋」的互动方式，尤其要体认到直觉观点只是以当下出现的任何信息为依据。直觉脑袋并未考虑信息可能不完整或有误，这属于理性脑袋的工作范畴。为了克服这个限制，我们必须让脑袋（与数据搜集程序）养成好习惯，扩大视野，多方取得信息。理性脑袋的工作是思考是否有信息无法取得，是否有信息隐而未现，是否有信息未获考虑──例如福尔摩斯故事里头那只没有吠叫的狗（由此可见闯入的是熟人）。智慧有一部分源自体认到这种局限，找出隐藏的信息，不满足于以锁孔或透镜看世界。
这跟天真实在论有些关连。直觉脑袋格外容易自认是直接依据「事物本身」做判断，所以理性脑袋的职责是体认别人也许会有不同观点跟感受。
直觉脑袋比理性脑袋冲动，唯恐贸然判断，仓促行动，不多加搜集其他信息。这有助解释日常生活常见的错误判断：确切的说，许多错误判断不是源于正确答案太难以想到，而是源于错误答案太容易想到。
判断与决策研究者正是志在指出这些「太容易」与「太吸引人」的答案，助大家避免误判。现在来看一看特佛斯基与康纳曼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又一个重要研究。他们请受试者读以下文字：
琳达现年三十一岁，单身，说话直率，聪明过人，当年主修哲学，在学生时代相当关注歧视与司法正义等议题，也参加反核游行。
他们接着问受试者认为琳达日后有多可能从事某些活动与职业，尤其是下列几项：小学老师、精神科社工、美国女选民联盟成员、女权运动者、银行出纳员、保险业务员，还有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
值得注意的一项结果是，多数受试者认为琳达会是「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的机率高过只是「银行出纳员」。这在直觉上正确，毕竟琳达不太符合我们对银行出纳员的一般印象，我们还比较能想象她是一位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当你加上她对女权运动的关注（这符合她展现出的明显政治倾向），你会觉得比较对劲[2]。
不过，你只要花些时间想一下就会明白这无法成立。任何「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必然也是银行出纳员，所以是前者的可能性绝不可能高于后者！这是基本的逻辑。两件事的交集（既是银行出纳员又参与女权运动）不会比各自一件事（银行出纳员、参与女权运动）更可能发生。
然而，尽管我们检视过逻辑层面，错误答案仍显得正确。正确答案不算太难，但错误（直觉）答案太过简单。如同知名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言：「我格外喜欢这个例子，因为我很清楚又是女权又是银行出纳员的可能性最低，但头脑里有个小矮人一直跳上跳下，对我大吼：『可是她不可能是个银行出纳员啊，你把题目再读一遍。』」
所以我们到底为何骤下误判，思虑不周，或受他人巧妙误导？我们该如何防范这类常见陷阱？有智能的人如何确实取得所有相关信息？有智慧的人怎么知道何时该放慢下来，不被直觉牵着鼻子走？智慧的一大要点确实是知道何时该信任直觉，何时该小心谨慎。
寻找，就寻见
假设你的上司决定办一场晚会，邀请许多潜在客户参加，跟你说某位客户会坐你旁边：「我觉得她在政治立场上偏保守派，你来确认看看。」你该怎么做？如果你跟多数人一样，你会提出保守派有共鸣的问题，例如：「你每次要上监理所都会很火大吗？」或是：「你会不会觉得，如果学校老师不是终身职，而是跟其他劳工一样，表现不好会被炒鱿鱼，那么我们的公共教育会变好？」
你大概不会提出容易让自由派有共鸣的问题，例如：「这国家最有钱的那群人当中，有些要缴的税率还比他们的秘书低，这不是很可笑吗？」或是：「你不觉得政府该花更多力气在每况愈下的基础建设上吗？」换言之，你的提问会遵循心理学家口中的「正向测试策略」，而这策略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确认偏误」。担心某个独裁政权在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吗？最理所当然的做法是找他们有在制造的证据，而不是找他们没在制造的证据。某个新产品会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吗？同样的，理所当然的做法是去找这产品会受欢迎的证据，而不是去找不会受欢迎的证据。
寻找正面左证的做法显得理所当然，毕竟是直接遵循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如果某事为真，该有证据支持。因此我们去找证据。这本身没错，但问题在于如果想决定某事是否为真，必须检视正反面的证据。我们最想当然耳的做法反而导致判断失准。正面左证几乎很容易吸引目光，反面证据则常遭忽略，虽然当然仍可能浮现，毕竟事实早晚会为人所知，但往往为时已晚，重大决定早就下了。
某项实验请一组受试者确认，如果网球选手在大赛前一天辛苦练习，是否往往能表现出色，夺下胜利。研究人员手上有一份资料，里面列出选手在前一天辛苦练习并赢得比赛的次数、并未练习却赢得比赛的次数、辛苦练习却输掉比赛的次数，还有并未练习且输掉比赛的次数，受试者可以向研究人员借看数据，藉此找出答案。结果每位受试者要求查看的数据类别各异，但最多人查看的数据与题目一致：辛苦练习并赢得比赛的资料。
研究人员问第二组受试者一个逻辑上相等的问题：在大赛前一天辛苦练习的选手是否通常会输掉比赛。受试者同样能查看这四类资料。他们对哪类资料最感兴趣呢？答案是辛苦练习却输掉比赛的资料。换言之，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能左证题目的资料。
这着实值得注意。答案如何其实跟受试者无关，他们大概毫不在意赛前练习是利是弊，却仍对正面左证展现出显著兴趣。
我们都很清楚，一般人倾向找正面左证支持自己的想法。想推翻海珊政权的小布什政府成员正属一例，他们倾向于寻找伊拉克正在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左证，即使再薄弱也无妨，而这一点也不令我们意外。然而，许多批评者感到糟糕的是，国会议员、一般民众与传播媒体甚受这类支持政府说法的左证影响，并未妥善留意反面证据。
确认偏误根深柢固。一般人即使力求客观冷静，仍会受确认偏误影响，做出不妥的判断与决策，所以埃默里大学心理学教授利林恩菲德（Scott Lilienfeld）回顾伊拉克战争时说，确认偏误是「一切偏误之母」。
为了确认偏误的普遍性，必须提到一九八○年代德国统一之前的某项实验[3]。研究人员请一组来自以色列的受试者指出，到底是东德与西德比较相似，还是锡兰（现称斯里兰卡）与尼泊尔比较相似，结果绝大多数受试者认为东德与西德比较相似。没关系，这说法很难反驳，毕竟东西德都是由德国人组成，共享同一套传统与文字，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是同一个国家。然而，当研究人员问另一组受试者是东德与西德的差异较大，还是斯里兰卡与尼泊尔的差异较大，多数答案同样是东德与西德──原因大概是受试者想说东德是信奉共产主义，西德是崇尚资本主义。到头来，跟斯里兰卡与尼泊尔相比，东德与西德既较相似又较不同，这可一点也不合乎逻辑。
但这合乎心理学。当受试者要评估东德与西德跟斯里兰卡与尼泊尔哪一组比较相似，他们会找两者相似的左证──亦即两个国家的共同点。受试者比较了解欧洲，比较不熟亚洲，所以能想出东西德较多的共同点，进而认为两者相似。然而，当第二组受试者要评估哪一组国家差异较大，他们会找两者不像的左证──亦即两个国家的不同点。跟前一组相同，他们对欧洲的了解度大于亚洲，结果想到更多东德与西德的不同点。
确认偏误从而能造成显著矛盾。当两个面试者争取一个职位，矛盾会出现。你也许认为问题是要选出哪个面试者，所以主要考虑哪位具备这个职缺所需的特质，设法寻找有助选出正确面试者的左证，但你也可能认为问题是要淘汰哪个面试者，所以寻找有助筛掉较弱面试者的左证。由于某位面试者可能同时具备更多的正面与负面特质，你可能既会选中他，也会淘汰他。你也许会为了美国前总统柯林顿诸多显著的个人与政治优势，选择他而非另一位人选来代表你的公司（或党派），但也可能为了他的诸多明显缺点，选择另一位人选来代表你的公司（或党派）。
确认偏误有时影响你是向外界寻求何种数据──问面试者何种问题，在搜索引擎输入何种关键词，在数据库寻找何种数据。然而，有时数据早已储存于脑中，等候取用，这时也受确认偏误左右。当你在思考「每晚喝一杯红酒的人是否比较长寿」，或者思考「加州人是否比较悠闲放松」，或者思考「坏消息是否常『成三出现』」，你大概会先回想长寿的酒客、悠闲的加州人，还有接连发生的空难、风灾与命案。在列出避免确认偏误的方法前，我们想先探讨几个扭曲视线与削弱判断的透镜与滤片。
见所欲见
无论你是加拿大、克罗地亚、波多黎各或哪个地方的人，现在假设有人说你们这个种族或国家的人比较愚笨、背德或不守信用，你会直觉的找正面左证吗？当然不会，偏好与盼望会影响确认偏误。你愈希望某个命题为真，愈会找正面左证加以支持。
然而，如果你是加拿大人、克罗地亚人或波多黎各人，不希望别人质疑你们的智商或信用，你大概会设法否定这类中伤毁谤──回想哪个加拿大人、克罗地亚人或波多黎各人得过诺贝尔化学奖，或以替人类奉献良多闻名（而且，如果你是这个种族或国家的人，脑中特别容易存有这类资料）。这时你是在找可以否定命题的证据。确认偏误这个词确实有许多种形式，有时是先前所讨论过不涉动机的「正向测试策略」，有时则指我们习以为常的做法：如果你希望某事为真，会寻求正面左证加以支持；如果你不希望某事为真，则寻找反面证据加以质疑。
这种偏误扭曲了一般人对个人健康等重要事物的判断。一项实验请受试者接受检测，看他们体内是否缺乏某种（虚构的）酵素，缺乏的人日后胰脏会出现失调状况，即使目前毫无症状也一样。受试者要把少量唾液吐进杯中，拿石蕊试纸检验。研究人员跟有些受试者说若试纸变色代表缺乏该酵素，跟其他受试者说若试纸没有变色代表缺乏该酵素，而其实所有试纸都不会变色。
结果受试者有何反应？答案是如同预期，他们会设法取得好结果（并避免坏结果）。不希望变色的受试者没把试纸在杯内放多久（平均为一分钟十五秒），希望变色的受试者则努力想看到变色，平均把试纸在杯内多放置半分钟（一分钟四十五秒），而且做出不少额外动作，千方百计要让试纸变色，包括（照研究员的讲法）：「出现各式各样的检测方法，例如直接把试纸放在舌头上，反复把试纸放回杯内（高达十二次），还有又摇又抹又吹，而且通常会非常谨慎的检查……那片顽强不屈的试纸。」受试者想看见什么结果，就采取什么检视方式。
我们验证了什么
将近四世纪以前，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描述另一种确认偏误的来源。
一旦采取某个想法，便想方设法加以支持与证明，即便反例多不胜数，若非视而不见，就是屏弃否定，或鄙夷厌弃，任凭先入为主之见高高凌驾于上，不容质疑动摇。
培根指出我们检视信息时往往设法坚持既有想法，即使既有想法也许只是来自匆匆的第一印象，也许只是源自所属政治或宗教团体的武断信条，依然不例外。任何人只要碰过跟自己持相反意见的人不愿「看一看证据」或「从历史学到教训」，对此都心有戚戚焉。如果持相反意见的人指责我们并未看见证据或殷鉴，他们却显得只挑对自己有利的例子来讲，论点站不住脚，则我们也会对培根的说法感同身受。这两种情况反映一般人对正面左证照单全收，对反面例证东挑西捡。
我们先前谈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定，美国政府轻易接受薄弱的证据，藉此认定伊拉克主动制造核子与生物武器，但当资深外交人员与中东专家表示质疑并提出反面例证，美国政府却嗤之以鼻──培根地下有知，只怕会摇摇头。
某程度而言，根据既有想法来解读证据实属合理。如果你收到一封尼日利亚的电子邮件，对方保证只要你肯替一项可疑交易担任中间人，并先汇给他们几千美元以示信用，事成后他们会给你一大笔钱──这时你大可把邮件删掉。如果你看到某个不可思议或违反已知定律的说法，保持怀疑也是明智之举。哲学家休谟有一句名言：非凡的宣言，有赖非凡的左证。我们读到外星人绑架案、大脚怪现形或通灵预言的报导时，理应抱持这句建言。
然而，对符合既有想法或理论的信息来者不拒也有害处，这样会很难避开看似有理的错误说法，也很难接受乍看无理的崭新理论（例如疾病是由细菌引起，不是由瘴气或巫师的诅咒引起）。如果太过排拒不符既有想法的证据，将无法看见个人经验的启示，也无法接受实证研究的结果。事实上，要是只透过既有想法的透镜看待信息，即使逻辑指出想法可能有误，仍可能执迷不悟，甚至愈陷愈深。
罗斯跟同仁以死刑与其吓阻效果的长年争议为主题，试图探讨这个现象。研究人员找来强烈拥护死刑与反对死刑的受试者，请他们阅读两篇有关死刑是否能遏止犯罪的论文概要，其中一篇是比较相临各州的谋杀率，另外一篇是比较同一州在废除或采取死刑前后的谋杀率，但受试者不知道的是，研究人员手上其实有四篇经过刻意修改的论文，以期让不同研究做法呈现不同结果，每位受试者都读到一篇支持自身立场的论文，还有一篇否定自身立场的论文。
这实验出现两个值得注意的结果。如同你也许会有的预估，两边都认为支持己方立场的论文比较严谨可靠，无论他们是看到比较相临各州或制度改变前后谋杀率的论文皆然。重要的不是论文本身，而是结论的立场。从逻辑来看，这还算合理：其他方面一样的情况下，合理做法是认为那些支持既有想法的研究比较严谨可靠，那些否定既有想法的研究则否[4]。
然而，另一个结果很难凭逻辑解释。两边的受试者都说，他们在读完论文之后更坚定原本的立场。这个违反逻辑的结果可以扼要描述如下：根据既有想法解读数据无妨，以这种「处理过的」数据左证想法却有危险。一般人忽略培根那段话，结果为许多议题争辩得面红耳赤，社会也无法冷静客观的衡量例证，做出有智慧的理性决定。
扩大锁孔
有智慧的人该如何避免这种常见偏误？方法很简单，但知易行难，至少难以持续做到。你需要做的是慢下脚步，刻意寻找不合乎当前命题的反面例证，在该命题符合既有立场与偏好时尤应如此。吃素有助健康吗？你第一个直觉是回想健康的茹素者，如果你本身茹素的话尤其会这样做，但别就此罢手，而是进一步试着回想重大疾病缠身的茹素者。事实上，为了得到具统计意义的可靠结论，你必须检视茹素者的健康比例，跟其他人的健康比例互相比较。
衡量外向个性与领导成效的关连时也该如此。我们脑中会几乎自动浮现某些外向耀眼的领导者，尤其是某些卓越领袖，但诚如先前谈到确认偏误时所述，你不能止于这里。如果你是研究政治科学的学者，希望同仁把你对这个议题的研究当成一回事，你必须检视卓越领袖外向对内向的比例，检视一般领导者（甚至一般大众）外向对内向的比例，看前者是否高过后者。
如果觉得这用在日常生活太过头，至少要养成习惯，别按直觉几乎只考虑正面左证，而是采取决策科学家推荐的「考虑反面策略」。研究指出，一个人如果会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有错？」或是：「为什么反面意见可能是对的？」他会展现较少的确认偏误，评估得准确许多。
数世纪以来，天主教会运用此法决定圣徒人选。自从一五八七年以来，天主教会会任命一位助信者，负责对任命案提出异议──批评人选的人格，质疑他对信仰与人类的贡献程度，怀疑他是否确实展现过传言里的奇迹。这种任命魔鬼代言人的做法至今仍属明智，却不够广获实行。比方说，桂格燕麦公司花巨资（十八亿美元）收购思拿多饮料公司，却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来执行长史密斯伯格坦承：「我们当初该找些人担任『反方』。」
若望保禄二世废除助信者制度之后，获封为圣徒的人数一如所料直线上升。一○○○年到一九七八年，封为圣徒的人数不到四百五十人，但从若望保禄二世即位至今，人数已经超过四百八十人。有意思（且有争议）的是，若望保禄二世最近获封为圣徒，是现代教廷史上最快获封的一位，而且不必通过助信者的审慎检验。
如果无法任命助信者，有智慧的人仍能靠其他方法「扩大锁孔」，避免透镜与滤片。比方说，你在做重大决定之前，既可以衡量利弊得失，还能想象十年后的你会如何衡量，想象你会如何建议朋友，想象别人会如何建议你。如果你想找出最好的商品、提案或人选，不只可以问要选择哪一个，还可以问要淘汰哪一个。
有些决策分析师会推荐「事前验尸法」，亦即假定一项决定导致极糟的结果，然后问自己失败的原因为何，现在就找出来。谈到评估种种说法、提案与行动，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懂得善用思考工具，设法避免确认偏误。
隐而未现
一个老笑话说，经济学家都一心想当会计师……只是个性不合。无论你觉得好不好笑（这大概取决于你是经济学家或会计师），你都懂得背后的意思。直觉脑袋轻松迅速浮现会计师的刻板印象，想到多数人都有的观感，找出不协调之处，亦即笑点的所在。直觉脑袋擅长处理当前的信息，并从脑中取得所需的既有信息，但不擅长判断这些信息是否偏颇有误。
这工作主要由理性脑袋负责，但即使所有相关信息都能取得，依然并非易事，毕竟一如先前所言，直觉脑袋也许只着重部分信息，忽略同等重要的相关信息。世界不见得总是一目了然，有些数据显眼，有些数据隐微，这时完全有赖理性脑袋加以修正辨明。直觉脑袋无法分辨某些显眼的数据是否其实不重要，甚至根本毫不相干，对做出妥当评估与合理决策并无帮助。知名决策学者道斯（Robyn Dawes）在著作《不确定世界中的理性选择》举出鲜明例子，他说《发现》杂志有篇报导建议读者该趁登机时「确认紧急出口的位置」，并在脑中演练逃生方式，以防迫降等意外状况。原因是什么？原来一项研究访问空难或迫降等的生还者，结果发现他们当中有九○％的人事先想好逃生路线。
「九○％」这个数字看似很高，却经不起推敲──你会发觉研究人员显然并未访问任何罹难者。很可能九○％的罹难者也一如空服员的建议，同样在脑中想过逃生路线。事实上，有可能（虽然机率不大）罹难者在脑中演练过逃生的比例更高，代表此举反而有害。
这里的重点在于，考虑一个做法是否有益时，有必要把遵照与未遵照的正反面后果加以全盘比较。此外，除非理性脑袋能发出「暂停」信号，拦下出于直觉的显眼答案，否则唯恐大犯错误。
我们衡量特定他人对我们的观感时都会犯这类错误。我们准确知道朋友、家人、同事和社团团员整体认为我们是急躁、聪明、可靠或健谈，却不是很清楚这个同事或那个团员对我们的观感。事实上，当办公室同仁、大学室友或讨论小组组员要针对这些特质替彼此评分，然后推估每个人是如何替自己评分，推估结果跟实际结果往往根本差距甚远。换言之，乔伊对珍妮弗的评分是一回事，珍妮弗认为乔伊给她的分数是另一回事，两者的相关度接近于零。一位相关研究者说：「一般人很不清楚自己在特定对象的眼中是什么样子。」
虽然这乍看令人惊讶，但退一步想，我们通常并未取得他人的关键信息，至少以陌生人和泛泛之交是如此，所以会有这个结果也没那么出乎意料。换言之，我们通常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让别人知道。如果你认为卡勒斯太多话、路易太自大、莎莉太爱炫耀自己的常春藤盟校高学历，你跟别人透露的机率较高，但不太可能直接告诉卡勒斯、路易或莎莉本人。无怪乎一般人往往高估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但有一个重要例外：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团体里的地位。谈到地位，我们能确实获得意见回馈。如果我们做出超乎地位的踰矩行为，大家会让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太低，大家也会让我们知道。
许多迷信来自对手头信息的不对等留意。如果你梦到某个所爱的对象死了，结果确实成真，那场梦就格外凸显，但要是并未成真，你则把那场梦抛诸脑后──而这才是绝大多数的情况。许多其他想法也源自于此：「每次我把什么东西丢了，就会需要用到那个东西」「每次我替草坪浇水后，就会下雨了」「我没读指定阅读范围的时候，教授偏偏常会点到我」。
许多球迷觉得在自家客厅的行为会影响到千里之外的实际赛况，连有博士学位的球迷也有这种迷信，例子不胜枚举。他们认为（或至少表现出这么认为的样子），要是替所支持球队或选手的出色表现（占上风、罚球连中或四分卫成功前传）叫好，出色表现唯恐中断。也有些球迷出于迷信和迷思，自认能影响到比赛，所以把棒球帽往后转、穿同一件「幸运球衣」或坐同一张「幸运椅」，试图增加（或避免拖累）所支持球队的运气，然后在这些招数成功时牢牢记住，却在失败时迅速忘掉。
要概括说明信息显眼程度不一的背后原因并不容易，但如同我们目前所做的，要举出相关例子倒很简单。房仲说「买家都爱骗人」（因为最后超过「顶价」的客户较容易留下印象），有些家长说「孩子老爱在我讲电话时烦我」（因为其他时候的要求称不上烦），协商完的人说「你要态度强硬，否则他们会爬到你头上」（因为他们看不到「不强硬」的结果），这些认知的背后原因各不相同，有些倒能分成若干类别。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归纳出平时各类信息或隐或现的不同缘由，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意识到这类不对等，明白何时该采取额外步骤以看见隐而未现的信息。
自我蒙蔽
你女儿自认擅长数学，所以数学课格外认真，写作业时努力解出加分题，而你听到她自称对数学「很行」以后，买了课外习题给她，她也一古脑沉迷其中。结果一如所料，数学成为她最拿手的科目。
财经大师在电视上说，从过往历史来看股市已经过高，会在不久之后回跌，他的信众闻言卖掉股票，转为投资债券与贵金属，结果股市确实走软。
你认为像珍妮弗那么可爱的女子不会对你感兴趣，所以你不曾找她出去喝咖啡，避免看她，在她面前很放不开，结果她确实对你始终冷淡。
这些都反映一个如今众所皆知的行为科学概念：「自我应验预言」。我们认为某事为真，于是做出特定行动，使之确实成真。为求更切合锁孔与透镜的主题，吉洛维奇提出「表面应验预言」这个相关概念：我们的想法会导致某些行动，藉此让想法似乎为真──而且我们还会避开反面证据。
如果你认为安雅很难相处，你会对她敬而远之，结果很难发觉她其实颇温暖亲切。如果你认为其中一位下属缺乏做好进阶工作所需的才智，你不会让她有机会证明你错了。如果你认为你们公司只应录取知名商学院的毕业生，之后你在公司里左看右看都是聪明认真的常春藤盟校高材生，却看不到你刷下来的有些普通学校学生其实也很聪明认真，正在其他公司发光发热。
在这些情况下，你的结论是安雅确实不好搞，下属确实能力不足，你们的人资部门确实眼光独具──这些结论显得客观明智，有凭有据。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倒明白你是如何受自己蒙蔽。
另一个常见现象是行为科学家口中的「多数无知」：有些人过度担心遭别人反对，于是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们的内在想法与外显行为出现落差，加深错误想象，导致个人更难表露真实感受，所有人并不清楚大家的实际想法。
多数无知导致各种负面结果。举大学校园的过量饮酒现象为例，许多学生误以为同学比自己爱喝酒，所以装得热爱杯中物，以期跟大家打成一片，这种假装进一步加深原本的错误想象，让大家显得更爱喝酒，不爱喝的学生格格不入，形同恶性循环。
为了打破恶性循环，研究人员请几组学生以计算机填答酒类与校园饮酒的问卷，之后把所有回答投影出来给部分受试者看。两个月之后，他们展开后续调查，结果看到所有回答的受试者比没看到的喝酒量少二○％。一旦明白大家的真实想法，不会亟欲为了脑中想象而装模作样。
多数无知也导致职场压力。一般人认为，如果工作得游刃有余与充满信心，可以获得别人的欣赏，不会沦为裁员的对象，所以设法掩饰自我怀疑与压力，结果每个感到自我怀疑与压力的人都以为自己格外差劲，工作得不如别人得心应手，于是备感压力，深觉技不如人。
在一项针对医护人员压力的研究中，有个受试者说：「我有时候会感到慌乱或沮丧，例如第一次碰到病患往生的时候。我会惊恐，会愤恨，会难过，但努力不显露出来，因为我知道这样很不专业。别人似乎都处理得很好，所以相形之下更是雪上加霜，感觉自己好像非常失败，根本不胜任这类工作。」
这样说来，智慧的一大重点在于明白你（及你的行为）如何影响所获得的信息，从而影响判断与决策。你没有听到谁的意见？你是否让别人很难对你吐露真话？你是否格外投入某个喜欢的案子，忽略其他案子，所以那个案子才成果奇佳？
沉默的声音
我们都碰过这种状况：会议主持人在开始时说「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结果往往不如人意，大家不是恣意高谈阔论，各种想法纷陈，反而没多久即开始见解雷同。这现象涉及两个原因，一个出于有意，一个出于无意。
首先，自我审核机制会发挥作用。一般人不愿唱反调，所以只要觉得大家有点共识就把不同意见吞进肚子，甚至公然支持心中反对到底的意见（「我同意会计部门这位优秀同仁的见解……」）。当事关重大，大家亟欲获得一致共识，这种自我审查尤其常见，大家落入团体迷思，受制于达成共识的压力，并未妥善查核检验。
社会心理学家詹尼斯（Irvin Janis）是研究团体决策的先驱，也是「团体迷思」一词的提出者，他认为这种压力是美国政治与军事史上诸多错误决策的罪魁祸首，包括忽略日军可能袭击珍珠港的警告、在一九六○年代从猪猡湾入侵古巴欲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还有在六○年代稍晚时刻决定升高越战的规模。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小布什政府在二○○三年入侵伊拉克的决议，把团体迷思列为他们误判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肇因之一，认为这项入侵决议「反映团体迷思的诸多面向：甚少考虑替代方案，选择性搜集信息，屈于压力而谋求共识并避免批评。」这现象太过常见，军方甚至以专门术语「近交增益」称之，《简氏防务周刊》定义为「只听一致的意见，从而加深既有想法，导致误判的发生」。
在面对这类重大决议或琐碎小事时，另一个远远较不自觉的现象也会导致意见趋于一致：团体成员不知不觉间变成在谈彼此认同的观点，而非各自独有的观点。假设鲍伯相当了解一项新产品的研发过程与市场大小，却对技术层面一知半解，崔希雅则相当了解研发过程与技术层面，却对市场大小一无所知，结果他们很可能花多数时间在聊彼此都知道的部分，亦即产品研发过程，错失彼此学习的机会。人人知道的事情比较容易聊，聊起来也融洽热络。
我们该如何避免这两种弊病，让意见更多元？为了避免自我审查，不要在会议开始时说「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这容易限制住好点子，更好的做法是请大家写下想法，与有待讨论的相关问题，再请一个人汇整起来大声念出，这样大家讨论的想法与意见会更全面，做出的决议会更适切。另一个方法是分成小组，各自脑力激荡，再彼此分享，避免过早局限住讨论范围。
第二个弊病比较棘手。光是要求成员花更长时间审慎思考的作用不大，有些信息只怕最终依然隐而未现。至于增加成员人数也难以让意见更多元，往往不啻徒劳无功。纳入不同专业领域的成员会有帮助，但若欲发挥最佳效果，你必须指派特定成员负责找出隐藏的信息，确保各自不同的专业见解有被听见。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也许会提出这种策略，而这最有智慧的人可以是你。
1. 确切的视线范围因人而异，在眼球转动时能扩大，并随其他条件变化。当眼珠不动，视线范围约为一百二十度。当头部不动但眼珠可动，视线范围约为一百八十度到二百度。然而，这些多半属于周边视觉（peripheral vision），相对不太清楚。至于能阅读文字的视线范围只有六度而已。↑
2. 受试者是否有误解？当银行出纳员与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两个选项同时出现，有些受试者会不会误以为第一个选项是代表「并未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为了排除这种解释，特佛斯基与康纳曼指出，虽然有些受试者是选琳达日后可能当银行出纳员，有些受试者是选她日后可能当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但选后者的高过前者。↑
3. 这项实验不是设计来探讨确认偏误，而是测试一个正式相似度模型（并解释为何养狗有点像养小孩，但养小孩与养狗根本天差地远），但预测（与实际）结果反映受试者倾向于找支持命题（亦即相似或相异）的信息。↑
4. 比方说，有人提出一个人骨化石年代测定的新技术，如果做出来的结果跟现有方法相差无几，你大可认为准确可靠，但如果做出来的结果跟现有方法天差地远，你大可表示怀疑。同理，当有人说杰克在讲你的坏话，你也会用类似的判断方法。换言之，如果你有理由相信他是敌人，你会把传言加以相信；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会把传言一笑置之。↑
回顾与前行
谈到替智慧下定义，一般人通常强调实用智慧与人性洞察，胜过智商与读书头脑。《韦氏字典》把「敏锐判断」列为智慧的核心，强调平时面对机会与难题时的应用能力。接下来四章会从这一点出发。
若非我们认为社会心理学领域有助处理各种迫切问题与现实难关，我们不会写这本书，甚至当年根本不会投入社会心理学研究。我们已经在前面章节概略说明，为了处理任何行为问题，务必仔细了解相关情境因子对个人的影响，尤其要探究隐密细微的情境因子，但光是这样还不够，了解相关个人对这些因子的解读也很重要，探讨各种锁孔与透镜如何影响以致扭曲个人的解读同属重点。
不过，我们一开始是先探讨数世纪以来智者最深切留意的误解主因：一般人往往以为自己是对「事物本身」做直接而客观的解读，不是主观而自我的诠释。我们还提出想法与行为的一大关连：行为不只反映感受与想法，还能逆势大幅影响感受与想法。事实上，当我们了解一般人必须替行动找意义，甚至常得替行动辩解跟合理化，我们形同得到一个处理问题的可贵工具。
本书第一部聚焦于人心的作用。在继续探讨下去之前，我们不妨探讨所提及的因子如何在特定社会或文化里彼此结合。尽管我们习焉不察，但其实文化形同透镜与滤片，影响我们对周遭事物、机会与难题的解读，但文化不只「在脑中」，也在整个环境的种种事物中──例如我们住的房屋类型，商家、学校与会议室的设计方式，还有大幅影响行为的法律与风俗。这些造成或隐或显的影响，左右我们面对的选项，左右我们采取的行动，让某些做法显得正直、丢脸或不可思议。
谈到文化，我们通常是想到其他文化，尤其是跟我们天差地别的迥异文化。我们觉得他们是采取奇怪的做法，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迷信，对何谓理想人生抱持奇怪的见解。我们想到异文化的观点与行为时，最容易落入天真实在论的窠臼，也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视为理所当然，却觉得异文化的生活方式反映特定需求与历史脉络。我们很难体认到，世上大多数人也觉得我们的文化很奇怪。事实上，人类学家亨瑞奇（Joe Heinrich）与同仁提出一个头字语「WEIRD」（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分别代表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与民主），凸显我们跟全球多数国家人民的差异。
现在我们了解这些原理，明白所属文化对想法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能进入本书的第二部分，探讨个人与社会所面临的四个重要议题。第六章从心理学角度概略探讨快乐，列举当代研究，分析快乐的个人跟社会有何特征，提出个中窍门。第七章关注一个有碍快乐与福祉的祸首：大家各有所求又自认有理时的种种冲突。我们尤其会详加检视不同团体之间有何心理阻碍，导致难以谈成双赢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