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便反复做着同一个梦。
在梦中，我一边喃喃自语着“又是这个梦啊……”，一边继续行走。
一座螺旋状的楼梯在空中浮现，散发着微弱的光芒，就宛如一股铁制的龙卷风突然从平地上卷起。
厚厚的云层遮住了楼梯的终点，教人没法瞧见。
我逐级而下，鞋底踩着楼梯，发出“咔锵”“咔锵”的声响。
突然，我脚下的世界一下子消失了。
失去了立足之地后，按说人将会以骇人的速度往下坠落，但我却产生了一种仿佛自己正飘浮于空气中的错觉，甚至忘记了恐惧。
狂风扑面而来，风力强劲得几乎令人窒息。
我的意识随之远去，同时有一个疑问席卷了我的大脑：
为什么我始终没有掉到地面上呢……
1
“爷爷，您当了一辈子警察，其间有没有遇上过‘密室杀人案’呀？”
君原老人吃完一顿简单的早餐（吐司面包加荷包蛋），正靠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看报纸。闻言，他抬起眼来，只见孙儿树来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正紧盯着自己，十分可爱，而且神色中还带着几分不好意思。
时值七月下旬，孩子们迎来了暑假，接下来就要进入名副其实的盛夏了。尽管眼下还是上午时分，君原家小院子里那茂密的杂草却已经因为暑热而打了蔫。
他猜得出树来为什么突然一个人跑到自己家来玩。
树来是他的孙儿，今年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树来”这个名字虽由两个汉字组成，但念法却取自英语中的“七月”；此外，树来有个相差三岁的妹妹，名叫“麻亚知”，念法则取自英语中的“三月”。
就算会被人认为是食古不化，君原也反对这么给孩子取名。
当年他曾问过树来的父母，“树来”这两个字有什么含义，结果儿子低下了头，坐在儿子身旁的儿媳妇却满不在乎地答道：
“哎呀，这只是假借字嘛。”
但名字就和姓氏一样重要，是能够影响自己一生的东西，怎么能把出生的月份作为孩子的名字？更何况还借用了英语的读音！
因此，君原没能掩饰住自己的心情，当场面露不快。
按说祖辈对孙辈都是疼爱备至的，然而，他之所以会和树来如此疏远，可不只是因为和儿子夫妇俩在给树来取名时发生过争执；其实他压根就看不惯他们俩的行事作风，包括他们和亲戚、邻里打交道的方式，包括他们对家具和日用品的喜好，甚至包括他们一日三餐的菜谱。因此，尽量避免接触才是保持和谐的最佳策略。
三年前，君原的妻子去世了，尽管他的儿子和儿媳妇没有提出要和他一起住的建议，但他也并未因此感到寂寥。虽然这么说有些对不住亡妻，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反倒过上了毫无压力的独居生活，相当惬意。当然，他良好的身体状况是这份大好日子的前提。
当树来打电话说想来这边过暑假时，君原还没来得及高兴，便先感到了些许困惑。
“哎哟，树来这小子，最近好像开始对爸爸您的工作感兴趣了。没事，您不用操心他吃饭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想吃什么都会自己去便利店买。”
电话那头换成儿子来说明情况，可君原听后仍半信半疑。
他的亡妻很讨厌刑警这个职业，直到临终前依然对工作第一、家庭第二的丈夫抱恨在心。既然连母亲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由她带大的儿子自然也当上了以家庭为重的上班族。说到亡妻，她是个热衷于生养孩子、让孩子认真备考的人，并且罔顾丈夫微薄的薪水，把儿子送进了私立的一贯制学校[1]。诚然，在刑侦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中经常可以看到孙儿憧憬着爷爷刑警身份的桥段，但君原并不认为自家的树来是认真的。
君原的儿子住在东京，房子是公司提供的员工住宅，从那里搭乘电车来到君原家其实不过一个半小时，可他上次见到孙辈们还是在正月。因此，昨天下午树来背着帆布包出现在玄关口时，君原发现他已经长大了不少。
不过君原愣是没料到这个年纪的孩子胃口这么惊人。他带着树来去了开在车站前的回转寿司店吃晚饭，由着他敞开肚子享用握寿司，之后又请他吃了甜甜圈和冰茶充当饭后甜点。这对靠退休金过活的君原而言，着实是豁出去了。
在树来大快朵颐期间，君原零零星星地问了他关于学校以及父母的事，不过两人之间的问答简直就像面试那般生硬，无论如何都畅快不起来。
突然，君原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开口套话了：
“树来，你将来想做什么？是像你父亲那样进公司当职员，还是有其他向往的工作？”
“我还没想清楚，有点想当作家，但或许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果然，他没有说想成为刑警。
他似乎很喜欢看书，帆布包里的行李有一半都是面向成年读者的文库本，而且几乎都是推理小说。和君原一起外出吃晚饭时，他还拿出其中一本抱在胸前，仿佛那是什么宝贝似的。
事实上，君原也不讨厌推理小说，在年轻时读了很多。然而现实中的案件及搜查工作和推理小说完全是两码事。要是作者索性以孤岛或古堡为背景，创作一个虚构的故事，他倒还能泛泛而读，至于那些带有现实感的半吊子社会派[2]作品，则让他倍感头疼。
既然树来口中冒出了“密室杀人”这个词，看来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推理小说家，说不定已经在尝试创作了，还想从身为退休刑警的自己这里得到相关的知识或写作素材。
一旦想通了这点，君原便一下子觉得树来十分可爱。心想自己居然曾对这样天真无邪的孩子抱有戒心，怀疑他来这里过暑假的目的，真是相当可耻。
君原的职业生涯基本上都是在刑事犯罪部门度过的。尽管从警的头几年里，他还在自己当时所属的警署中辗转于各个部门，而不久后便被调到了刑事犯罪科，三十岁那年更是受到提拔，进入了C县县警署总署的刑事犯罪部。之后，他就一直以搜查一科为中心，作为一名从基层奋斗上来的刑警，踏踏实实地积攒起了实战经验。他虽不具备长袖善舞的官场本领，不过颇受上司青睐；而且他不追求更胜以往的破格晋升，对自己那朴实却充满尊严的峥嵘岁月深感自豪。
其实在现实的搜查中，警方不可能真遇上密室杀人，但想来会让树来高兴的案子，或多或少还是有的。
“我没经历过你期待的那种密室杀人案，毕竟所谓的‘密室诡计’实际上并不怎么好用，在作案时费这种工夫毫无意义。”
树来原本凝视着君原，可听到这句话，他的眼神便黯淡了下来。
“嗯，确实。”
君原微微笑了，露出了一副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曾见过的和蔼表情，继续说道：
“不过我倒是办过一桩有些争议的案子，它属于广义范畴上的密室杀人案，现场可以说是个‘没有天花板的密室’吧？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闻言，树来瞬间笑开了花。
2
那桩案子发生时，君原正任职于C县县警署总署的刑事犯罪部搜查一科。
那是三月上旬的某个早晨，天气乍暖还寒，时间已过八点，有人发现了C县A市内一家民宿的业主—武宫一彦的尸体。
这家民宿名叫“旋风馆”，武宫一彦就死在该民宿内，死因是颅骨凹陷性骨折[3]以及脑挫裂伤[4]引起的脑出血，且头顶有遭到平面钝器用力击打的痕迹，基本上可以被判定为当场死亡。
从面向公路的大门进入供客人居住的住宿楼时，要经过一条沥青过道。一彦的尸体就在那条过道上，整体呈俯卧状，头部朝向大门，手中据说空无一物，现场也没有搜出任何类似凶器的物品。
死亡推定时间是前一天的晚上七点至九点，最先发现死者并报警的是该民宿的非住宿员工—武宫良机（二十三岁），而他同时是死者武宫一彦先生的侄子。早上，他照常从自住的公寓来到民宿上班，步行需花上十分钟左右。
“旋风馆”和大部分民宿一样，是由一家人自行经营的。固定的工作人员有三人，分别是身为业主兼厨师的一彦、负责待客的茂美（一彦先生的妻子，三十七岁）以及负责园艺工作及各种杂务的良机。此外，据说他们还会在夏天的旅游旺季等时段招一些临时工帮忙。
案发时，茂美正在位于东京的娘家参加法事。而且她几天前就回娘家去了，民宿甚至为此临时停业了两天，自然没有住客。换言之，案发时该民宿内仅剩一彦一人。
假如还有其他人在现场，则很可能与本案有所关联，但最终不见任何人前来自报姓名，主动承认自己当时身在“旋风馆”。
而说起“旋风馆”这个名字，其实来自这家民宿的标志性建筑—一座铁制的螺旋状楼梯。它几乎挤满了铺设着草坪的整个庭院。
它虽呈螺旋形，却和普通的旋风不尽相同，拥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它整体呈龙卷风状，犹如先把盘形蚊香的中心点固定在地面，再捏住其最外环向上提起后的样子。假如这番比喻还不够易懂，那么不妨想象把冰激凌甜筒上的冰激凌部分倒置时的模样。
从远处看去，它的楼梯部分就像一个角度缓和的坡道，路面宽敞而舒适。
沿着这座银光闪闪且形似盘踞的大蛇般的楼梯上行，终点处便是“旋风馆”的屋顶。
据说业主一彦自孩提时起便对旋转楼梯异常上心，因此他深以馆内的楼梯为豪，每晚都会顺着这条螺旋形的路线上下走动，仰望夜空，诉说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他要买下北海道广袤的土地，建起一座龙卷风状的楼梯，而且要建得直达天空！
由此可见，这家民宿的旋转楼梯也许正是他的试验作品。
“旋风馆”分为上下两层，其中位于屋顶一角的阁楼是业主一彦的房间，一楼是大堂、厨房兼餐厅，二楼是客房，此外还有利用楼梯井建造的小型体育馆。在冬天的淡季或者天气糟糕的日子里，客人便能去体育馆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玩迷你蹦床等，小型体育馆广受带着家人或组团前来的客人们的好评，因此成为 “旋风馆”的卖点。再加上屋顶也对客人开放，每逢天气晴好的日子，大家可以靠在躺椅上享受日光浴；若是赶上旺季，一彦还会将屋顶当作自助烧烤的场地，总之堪称把位于A市市中心的这一小块地皮活用到了极致。
然而，在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影响之下，“旋风馆”这几年的经营状况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彦为了将自己的坚持贯彻到底，便大幅度提升了建筑费，金额远超原定计划，这一点简直远近闻名。再后来，他深陷困境，甚至向小额借贷行业借钱，以偿还银行的贷款。可这下，债务便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他终于被高利贷逼着还钱。
可能是操心过重，积郁成疾的缘故，他在三年前患上了抑郁症，之后一直去医院接受治疗，所以也难怪别人会直接怀疑他死于自杀。
不过，该假说中存在着决定性的难点，那就是警方遍寻现场却未找到凶器。别说死者伸手能及的范围了，警方还搜索了整个庭院，结果地上连一根棍子也没有。更何况致命伤就在死者头顶，下手很重，打得一彦的头盖骨都凹陷了。倘若是自杀，那么死者究竟使用了怎样的凶器？毕竟，仅靠自己的力量可无法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
如果他是头朝下从旋转楼梯上跳下来的，头顶部分确实有可能遭受重击，但地面上总该留下相应的痕迹才是。于是，死者跳楼自杀的论调也不攻自破了。
排在第二位的焦点便是死者一彦在前年秋天购入的人身保险，其保额达到了一亿日元。警方内部当然探讨了为取得保险金而杀人的可能性，可很快就触礁了。理由除了保险的受益人茂美远在东京的娘家之外，连侄子良机也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据。
尽管现实中多多少少存在高利贷经营者杀死欠债人，并回收保险金以抵债的情况，但这个调查方向也早早地走到了死胡同。无论怎样调查重要的相关人员，结果他们或是拥有不在场证明，或是认为这点钱远不够让人下定决心动手杀人。这么一来，警方便揪不出任何重点怀疑对象了。
由于“旋风馆”内毫无杂乱之处，很难让人认为这是一桩单纯的盗窃案；而被害人性格沉稳，尤其近年来一直窝在家中，交际范围极为有限，被人怨恨的可能性很低。
综上，警方认为，果然“金钱纠纷”才是最为可靠的调查方向。
3
“哇，厉害！简直就像是真正的推理小说！”
树来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高兴，君原却露出了苦笑。
“但人绝对没法把自己的头顶打碎吧？”
树来又补充了一句，转而陷入沉思。
“反正在那桩案子里是不现实的，而且死者的尸体附近没有一件能拿来充当凶器的物品。”
“没有树枝吗？”
“圆木棍倒还好说，树枝不行。哪怕打得再用力，靠树枝也打不死人。当然了，现场的确连一根小树枝都没有。”
“可是庭院里铺了草坪吧？难道没有修整工具吗？”
“迷你体育馆的最里侧被拿来做仓库了，提供给客人们的玩具就堆在里边，还收纳了安全帽、防灾头巾、应急储备食品等防灾用品，以及除草机、铁锹、锤子、螺丝刀等工具。可问题是，仓库的大门和体育馆的大门都关得紧紧的。”
说到此处，君原慢条斯理地从笔筒中取出一支马克笔，提议道：
“对了，我把现场情况画出来吧，亲眼看到比光听解说更容易理解。”
桌上正好有一张广告纸，君原在它的背面“唰唰”几下，画了一张示意图。
所谓刑警，在面对自己经手过的案子时，就算事隔多年，也依然不会忘记案发现场的景象；在他们的眼里也好、心中也罢，那些场面完全就像发生在昨日那般清晰。
“嘿，这可太让人高兴了！”
树来发出欢呼声，紧盯着示意图。不过从位置关系来判断，受害人亲自把凶器放进迷你体育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他似乎也理解了这一点，并再度冥思苦想了起来。
君原看向眼前的孙儿，看着看着，突然回想起了一些往事。
“硬要说现场有什么可疑的，就数那件‘羽衣’了吧。”
“羽衣？”
树来瞪圆了眼睛问道。
“没错，那件‘羽衣’的长度大约有一米二，但宽度只有三十厘米左右，深灰色，质地薄如蝉翼，很像是女人用来围脖子的那种长款丝巾。”
“长款丝巾？”
“嗯，和围巾差不多，但围巾主要用于御寒，长款丝巾则似乎是为了打扮才戴的。‘旋风馆’南侧的邻居家种着松树，那条深灰色的长款丝巾就挂在松枝上。”
君原拿过示意图，在“旋风馆”南侧邻宅的地皮上画上了一棵松树，形状惟妙惟肖，松枝上还缠了一条细长柔软的长款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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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羽衣’，你可能不太明白，其实它有个相关的古老传说。古时候，在静冈县的三保半岛有一个叫作‘松原’的海岸，一位下凡的仙女降落在那里，把身披的羽衣挂在松树枝上之后便去洗澡。一名男子偶然瞧见了这一幕，于是藏起了羽衣。仙女十分无措，对男子哭诉着说，没有羽衣她就没法回天上去，因此男子将羽衣还给了她，但代价是请她为自己跳一支舞。最后，仙女挥动着羽衣，一边跳着美轮美奂的舞蹈，一边向天空飞去。”
“噗。”
“这么一想，那条长款丝巾便相当于羽衣；当时的情景就仿佛是有仙女降临在那一带，并偶然把羽衣挂在了松枝上。考虑到那天的黎明时分刮着大风，所以丝巾肯定是被风给吹上去的。而且它好像是全新的，却沾了一点泥土。鉴于那可能是凶手落下的东西，我们很慎重地展开了调查。”
“结果那是谁的东西？”
“不知道。死者的妻子茂美说不是她的，她连见都没见过。种了松树的那户邻居则是一对年过八十的老夫妻，对那条长款丝巾也毫无印象。保险起见，我们挨家挨户问遍了附近的居民，物主却始终没有出现。不过，丝巾这种东西也没法成为凶器的代用品，由此我们当时便认为它就是碰巧被吹过来的。”
“既然不是自己搞出来的伤，那就是有人从死者背后突然偷袭啰？这也不是和别人起争执造成的吧？要是死者曾和谁发生过摩擦，那么从一开始便不会有‘自杀’这个议题。只不过啊，我有些不明白，就算他是为保险金而自杀的，可他投保毕竟才一年半，保险公司能给理赔吗？”
树来开始自问自答，到底没白读那些推理小说。
“在那个年代，人身类保险签约满一年之后，即使投保人自杀，也会得到保险金。但现在普遍都得过个两三年才行了。”
“这……他果然是自杀？”
“不。那个旋转楼梯呈喇叭形，越是往上，圈口直径越大；而死者的尸体就位于某一级台阶的正下方，从那级台阶到地面的垂直距离足足有三米半。如果是处于较低位置的台阶，他倒还有可能自行用头撞上去，可按实际的高度来看，这绝对办不到。”
“旋转楼梯应该有一根起到支撑作用的铁制中柱吧？他就没用力去撞那根铁柱？”
“没撞。他头上的伤口处糊着血，已经凝住了，一片黑红。我们仔细调查了那座旋转楼梯，从上到下每个角落都未放过，不过并没有找到血迹。”
“原来如此。”
树来看着有些遗憾。
“我多提一句，在‘奔着保险金而自杀’的假设中，其实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我刚才说过，死者一彦因为抑郁症而一直去医院接受治疗对吧？这病可不是闹着玩的。随着症状加重，患者自杀的危险性很高。要是他真得了抑郁症，那么应该没法参加人身安全类保险才对。但事实上，他成功投保，这说明他对保险公司隐瞒了自己患有抑郁症的事实，违背了‘告知义务’，属于重大违约行为。加上他参保还不到两年，哪怕被保险公司解约都很正常。所以他应该很清楚，假如他自杀的原因正是他所隐瞒的病情，便得不到任何保险金。”
“是吗？那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家人干的？他们的关系融洽吗？”
听孙儿这么问，君原笑了出来，说道：
“我们树来已经完全是个大侦探了呢。”
不知何时，树来已一屁股坐在了君原面前的地毯上。
“的确，一家之主得了抑郁症，家人会很辛苦。不过在询问过程中，我们未曾听说他们三人之间存在纠纷。根据茂美的说法，他们夫妇感情没有问题，和良机的关系也不错。她把良机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还和丈夫一起期待着良机将来找个好媳妇，继承‘旋风馆’。”
“那么，茂美太太和良机先生的不在场证明确实过硬吗？”
“嗯，没有任何问题。死者的死亡推定时间段内，茂美太太正待在位于东京的娘家，被一大群人包围着，大家都是为参加亲戚的法事才聚在一起的。从她娘家到A市的‘旋风馆’，就算飙车也得花上两个小时。
“而发现尸体的良机也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出于对将来的考虑，他打算考一些资格证，据说已经开始听讲座了，是关于‘地产交易处理人’国家专业资格考试的。案发当天的傍晚六点至晚上八点，他都在讲座现场，之后又和一起参加讲座的同伴们吃饭、唱卡拉OK，玩到晚上十一点多。如何？很完美吧？”
树来一言不发。
“难道你还打算说，‘不在场证明越是确凿，其证明的对象就越有古怪’吗？”
听到君原略带逗弄的语气，树来露出了一丝生气的表情，似乎想说自己是认真在思考的。
“我并没有这种想法。对了，警方给出的死亡推定时间肯定不会出现差错吗？”
“不会错的。通过死者胃中的残留物，警方可以推出死亡时间，而且结果相当准确。据说良机在那天下午五点做完工作后就回家了。因为民宿临时停业，他便忙着干一些平时安排不上的活。
“一彦在临近中午时准备了午饭，下午则上了屋顶，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因为患了抑郁症，只要没有安排，他都会闷在房里。傍晚六点前，茂美从东京的娘家打了电话给他。虽然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只有座机，不过通话记录倒是都在，于是可知一彦当时确实在家。茂美表示，在一彦接听电话时，没有任何不对劲的感觉，也没听说有谁上门。”
“这样吗？那没辙了。”
树来低下了头，满脸懊恼地咬住了嘴唇。
“树来，你无论如何都想把一彦的死和保险扯上关系吗？”
说完，君原便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对好奇心旺盛的孙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回想起来，在儿子上小学时，自己可从没跟他进行过这般对话。不，别说像这样交流了，当时他甚至没考虑过儿子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因为一旦涉及保险金，动机就会很有说服力嘛。金钱纠纷的调查方向虽然也很有道理，可那真的是事实吗？至少高利贷的催债人做的是通过威胁对方来讨钱的生意，我觉得他们不会突然用钝器击打死者的头部。”
树来的理论丝毫不带孩子气，君原对此很是佩服。
他端正了态度，想着真是不能小看孙儿。
而树来就像是看穿了君原的心思似的，说道：
“首先—”
他顿了顿，抬头看了爷爷一眼，眼神里透着狡黠：
“凶手基本上不可能是外来人士，毕竟案发当时，‘旋风馆’是个密室吧？”
4
树来之所以会指出“案发时的民宿‘旋风馆’是个密室”，其实只是君原用“没有天花板的密室”来做了形容之故。应该说，这其中包含了很大的歧义。
作为一家民宿，尽管它在构造上是封闭的，但总归要接待客人，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上着锁。而即使没有客人，整块地皮也对着天空敞开。就算在平地里无法入内，“从上方进入”这一选项在物理层面上仍具备可行性。那么，何来“密室”一说呢？
“旋风馆”的整块地皮呈长方形，被一圈高达两米的木制栅栏包围，出入口只有面向公路的那扇大门。由于一彦先生那几近病态的洁癖，大门和栅栏顶部也密密麻麻地装上了尖锐的防猫刺垫。除非有人进出，不然连一只幼猫都跑不进来。
毕竟任谁都不希望自己精心打理的草坪沦为野猫的厕所，而且一彦无法忍受它们霸占他引以为豪的旋转楼梯。良机表示，在发现叔父一彦去世的那天早上，大门虽未上锁，可还是关得牢牢的。
当然了，即便上了锁，对于稍微有些“技术”的人而言，打开它照样是小菜一碟。
不过，在作为搜查机关的警方看来，称其为“广义的密室杀人案”其实有着相应的理由。有一件事从客观角度证明了案发前后没有一人出入过“旋风馆”那唯一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
“旋风馆”的西侧是一条公路，大门朝向公路而开；门对面有一座独栋建筑，乍一看只是普通的住宅，但实际上那是经警方认定并登记在案的暴力团伙—“S帮”旗下的事务所。
再看“旋风馆”本身，其大门并未被设在西侧那排栅栏的正中间，而是开在贴近南侧栅栏的位置；整块地皮的东半部分建有作为住宿楼使用的房屋建筑，西半部分则是有旋转楼梯坐镇的草地庭院。由于连接着大门和住宿楼的沥青过道是沿着南侧栅栏铺设的，因此大门的正对面就是那家暴力团伙事务所的入口。
当时“S帮”正好发生了内斗，那家事务所随时可能受到袭击。为此，他们于不久前在入口处安装了最新式的安保摄像头，二十四小时都严加戒备。而那个摄像头一并也把 “旋风馆”的整扇大门拍得一清二楚。
该事务所应警方号召，为调查工作提供了支持。结果，自良机发现一彦的尸体后仅过了一天，警方便了解到，在案发当天下午五点（即良机离开“旋风馆”的时刻）到第二天上午八点的那段时间里，“旋风馆”的大门一次都没有被人开启过。
“S帮”的安保摄像头设置得极为隐秘，良机似乎压根儿不知道它的存在，不过这对他而言可谓幸运至极。他声称，自己是在上午八点到岗后发现了身亡的一彦并立刻报警；而摄像头拍到的录像以及警方提供的接警记录也为他的证词提供了支持。
为此，警方感到非常烦恼。如果上述情况皆属实，那世上就不存在能够杀死一彦的人。
“旋风馆”周围还有几户普通人家。它南北两侧的房子里分别居住着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和一对耄耋之龄的老夫妇，东侧的邻居则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学龄前的孩子。然而这一家三口的房子和“旋风馆”相背而建，从家里看不到“旋风馆”的庭院和过道。
北侧的邻宅是一栋两层小楼，透过二楼的窗户倒是能瞧见“旋风馆”的庭院，可实际上窗户基本都被家具挡住了；至于更靠近死者尸体的南侧邻宅本就是平房，仅有一扇开在厕所上的小窗面向“旋风馆”的庭院。
因此不得不承认，通过邻居家的窗户攻击死者一彦的可能性极低，再加上一彦平素便以稳重著称，大家都承认他从不与邻居发生争执。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以一彦为目标的第三人悄悄潜入邻居家的地皮，翻过栅栏，入侵“旋风馆”。
关于这一点，若换成小说的话，确实能立马出现五到十种实现方法；只不过，在凶手作案时，“旋风馆”的大门可未必是上锁的，既然连邻居们都不知道对面的暴力团伙事务所安装了安保摄像头（甚至帮派内也只有极少一部分成员知道此事），那么凶手肯定也不知情，所以实在没有理由要冒着风险，特地从邻宅摸入“旋风馆”。即使这在理论上可行，但现实中的犯罪者绝不会实施任何无用的诡计。
因此，搜查阵营虽未明确说出口，可实际上已经把它看作密室了。总之，“警察”这类人是不会考虑凶手坐着热气球入侵的情况的。
“自杀论”的难点无法消解，事态也就无法取得进展。警方很难否认搜查工作进入了死胡同，且这种状况还在持续。其实他们十分清楚，一彦的死已没法简单地用“自杀”来结案了，不过希望走一条轻松的路总归是人之常情。
就在走投无路的搜查阵营打算向“自杀论”倒戈的当口，事态却突然迎来了戏剧性的新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转机出现的契机并非源自搜查阵营的一再坚持；换言之，那只是一次偶然的产物，但结果却不仅解开了“旋风馆”的“密室”之谜，还让杀害一彦的凶手水落石出。
5
案件发生两周后的某个清晨，一名流浪汉被人发现死在A市内的尼山公园里，死因是遭到殴打而不治身亡。
发现者是一位散步路过的老人，家住公园附近。死者名叫石川幸喜，三十七岁，全身都有被殴打与踢踹的痕迹，死亡推定时间在当天凌晨五点左右。
石川来自宫城县的一户工薪家庭，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居于中坚地位的制造类企业就职，可因人际关系不融洽，才一年不到就辞职了。之后，他便没有从事固定工作，而是辗转于各地。到最后，他甚至和家人断绝联系，过起了流浪的生活。
大约半年前，他出现在A市，一直驻扎在尼山公园一带，然而却拒绝与其他流浪汉交流。可见他或许生性即是如此，无法与人好好相处。由于营养不良，他看起来根本不止三十多岁，让人觉得他几乎是在无法抵抗的情况下被人打死的。
尽管不比东京，不过A市也存在诸多涉及流浪汉的严肃问题。随着流浪汉人数增加，他们自然会形成社群，在便于彼此交换信息的同时（比如行政机构、志愿者团体提供的各种服务信息及同伴信息），却越发难以保证有食物可果腹、有地方可栖身。
他们确实是无法在社会中立足的弱者，可要是以为他们总是相互帮助、相互保护，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流浪汉所组成的社会中，仍有相应的规矩以及上下级关系；当然，也存在专制、高压、造反等情况。
石川死亡的案件同样如此。继他与其他流浪汉发生地盘之争的可能性之后，自高自大、嫌弃流浪汉的少年人小团体以及部分市民的暴行也属于警方最先考虑的调查方向。
于是，警方首先全力收集各路目击信息。就在这时，居然意外发现了“旋风馆”与石川之间的交集—在石川那少得可怜的遗物中，有一块被刀具划得破破烂烂的门牌，正是“旋风馆”的。
那是一块木制的门牌，原木色的木料上有用红色和绿色的油漆写成的“民宿‘旋风馆’欢迎您！请随意进来看看！”字样。
门牌相当朴素，一眼就能看出是手工制品，事后警方也确认了那是由茂美亲手制作并挂在门上的。由于“旋风馆”的周围设了一圈刷成黑色的栅栏，甚至还安装了防猫刺垫，整体就宛如要塞一般，因此这块色彩丰富、字迹圆润的门牌似乎稍稍弱化了那种严肃感。
不过，石川为什么会带着“旋风馆”的门牌呢？此外，倘若把门牌表面划伤的正是石川本人，那么他和“旋风馆”又是什么关系？
按茂美的供述，去世的一彦曾经在食物上接济过石川。
从“旋风馆”步行到尼山公园需要花上二十分钟左右，大约一个月前，在公园散步的一彦由于一件意料外的小事而和石川说上了话。不同于邋遢的外表，石川的谈吐颇有见地与修养，这一点似乎引发了一彦的兴趣。但他最多只是在住客还不见踪影的大清早，把剩下的食物分给石川而已，而石川也好像每天早上都会赶往“旋风馆”。
可是，石川狭隘的性格再次暴露无遗。最开始，他还对一彦先生表示感谢；渐渐地，他变得傲慢了起来。在一彦死前大约五天时，他还来抱怨说前一天得到的肉片有问题，害他吃坏了肚子，并要求一彦为此负责。
见石川如此蛮不讲理地找碴儿，恩将仇报，一彦在盛怒之下当场赶走了他。之后，石川便再也没有在“旋风馆”露过脸。
就这样，在警方始料未及的方向上出现了拥有作案动机的人。
搜查人员当然会追问为何不早点告知这么重要的信息，而茂美则回答说，她根本没想到对方会为这点小事就动手杀死自己的丈夫。这倒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石川当时没有口吐秽语便直接离开了，或许是看到素日里沉稳的一彦突然剑拔弩张的样子，他大为惊讶。
细想一下，虽然“旋风馆”的门牌也是在同一时间被偷走的，可它原本就只用绳子挂在一颗钉子上，并不牢固，因此茂美认为那可能是小孩子的恶作剧，没有放在心上。
此外，除了那块门牌，搜查人员之所以会如此激动，其实还有更大的理由。那就是在石川的遗物中，有一根长达十米的登山绳和一把折叠刀。
对流浪汉来说，这些东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因此，即使是一块布料也要加以珍惜，但警方当时关注的却只有那根登山绳，原因就在于它可能被用于杀害一彦。
尽管那根登山绳是全新的，警方却在馆内旋转楼梯最上端那一带发现了和它完全一致的纤维，就残留在楼梯踏板和支撑着铁制扶手的纵杆的交接处。而该交接处的正下方又正好是一彦尸体所在的过道。
不仅如此，尼山公园的一角有一堆被风刮到一起的枯叶和垃圾，警方从中找到了一块像是沟渠盖板的旧铁板，上面留有用水冲洗过泥巴和脏东西的痕迹，还沾有石川的指纹。
再者，已知“旋风馆”外围有一圈木栅栏，其中南侧的一部分栅栏上有一些细小的割痕，看起来很像是最近才被刀具划上去的。从邻居家透过栅栏的缝隙窥视，会发现一彦当初陈尸的那块地面就在眼前。
如果犯人是从邻居家的院子里用登山绳实施犯罪行为的话，松枝上为何会挂着“仙女的羽衣”一事也能解释得通了：那条长款丝巾很可能是石川捡来或者偷来的，他把作案时使用的旧铁板和登山绳包裹在丝巾里带来，取出之后又把丝巾挂在手边的松枝上，随后就这么放着不管了。
石川倒打一耙，怨恨一彦，于是悄悄潜入邻居家的地盘，带着提前准备好的登山绳和旧铁板，攀上了厕所的屋脊，接着挥出登山绳，将它套在位于过道正上方的楼梯扶手的纵杆上，而绳子的一端则系住了旧铁板。由此，那块旧铁板便被他拉到了和楼梯顶端等高的地方。这时候，他再吹响口哨或者大声呼喊，把一彦引诱到过道上来，并透过栅栏的缝隙，看准了一彦抵达铁板正下方的时机，猛地撒手松开绳子……
如此一来，即使是警方，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犯案手段像极了密室诡计。
6
“那么，爷爷您认可这个结局吗？”
树来窥探着君原的表情，提问道。
作为原本在县警署搜查一科工作的退休刑警，这样的问题让君原的面子有些挂不住，不过也没有办法。
“唉，与其说是认可，更该说是没有其他方向可以考虑了。估计石川知道那天‘旋风馆’休业，于是决定把前几天结下的仇给报了泄愤。由于他被禁止出入，不能堂堂正正地从大门进去，再加上他知道自己没法从正面打赢一彦，这才使用了那种法子吧？虽然对不住你，但‘旋风馆’并不是密室。”
“光凭旋转楼梯上的纤维碎屑，就能断定那是凶手在作案时留下的？”
树来似乎完全无法释怀。
“这个嘛，发现那些纤维的人是良机，他说案发前肯定没有这种东西，他可以确定。因为那天‘旋风馆’休业，他就打理了草坪，又用水把旋转楼梯冲了一遍，每一级台阶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彦很讨厌台阶上沾有泥巴，在清洁工作上特别唠叨。”
“哦？”
“还有栅栏缝隙的问题。主厨一彦去世了，‘旋风馆’只能关停。良机好像是直到警方指出后才注意到，在他最后一次做打扫时，并没有那些割痕。”
“但我觉得应该有人会在一彦先生的尸体被发现时就察觉到栅栏上的痕迹。毕竟栅栏近在尸体边上。”
“话倒不能这么说，实际上我去过现场，结果也一个大意，看漏了那些痕迹。因为栅栏很旧了，到处都是损伤，‘旋风馆’挨着栅栏的内侧又种了矮树，便形成了一些微妙的阴影。”
“原来如此。”
“树来，你对凶手是个流浪汉感到不满吗？”
君原意识到，他看向孙儿时的眼神非常柔和，柔和得连自己都觉得诧异。
他心里想着，自己多久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情望向别人了。
“我不满意的不是这个。”
树来喃喃自语，随后陷入了沉默。
君原不知不觉间换上了哄孩子的口吻：
“确实，这套杀人手法也称不上完美。首先，他未必那么巧就能把对方骗出来；其次，一旦对方出于某些理由而抬头往上看的话，那就万事休矣。”
“还有啊，吹口哨或者大声叫喊会被邻居听到的吧？”
“不，邻居家的老夫妇都有些耳背，据说案发当时他俩正在看电视，音量调得很大。”
“但是石川可不知道这些情况。”
树来并不罢休。
“这是自然。只是啊，按照我的想法，石川的计划未必特别周密。要说那种方法肯定能把人杀死确实太牵强了。即使从动机上看，他也不具备非杀死一彦先生不可的理由。说不定只是单纯想威胁对方而已，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行动失败被捕，但那照样无所谓。因为有一部分犯罪的流浪汉正是由于无法忍受饥饿与露宿，才想办法让警察把自己抓起来。”
“他的成功是个偶然？”
“大概是的。既然已经成功了，从结果上看，他的做法是绝妙的。我们在现场用同样的登山绳和铁板做了实验，最后很顺利。”
“对了，警方抓到杀死石川的犯人了吗？”
树来调整了自己的语气。
“没有，因为不知道是谁干的。”
回答的瞬间，苦涩的回忆又在君原的脑海中苏醒了过来。
“我们展开了大规模的问话调查，可是目击者始终没有出现。而且我们甚至没能掌握被害人自前一天晚上到案发期间的行踪。石川极度讨厌他人，这一点对搜查工作来说真是一场灾难。不过就算他不是这种人，结局也不会有多少差别。因为但凡在受害人偶然遇上加害人的情况下，警方都很难锁定加害人的身份。”
"……"
闻言，树来专注地思考了起来。
君原觉得孙儿是在指责警方对搜查工作有所怠惰。
“虽说受害人是杀人犯，同时也是流浪汉，可警方并没有敷衍了事。”
他心中有股羞愧的感觉，辩解的话语便冲口而出。
这桩凶杀案要是办得不妥就会被归入“积案”行列，最后却由于“嫌疑人死亡”而得到了解决。然而，这位嫌疑人也遭人杀害，整起案件便由此陷入了迷雾之中。事态发展到了这一步可不是开玩笑的。因此君原可以断言，警方在搜查过程中无疑做到了全力投入。
可一彦家原本过着正常的生活，而身为家庭支柱的他去世了；石川则是从社会上“掉队”的孤苦流浪汉，连血亲都放弃了他。两者相较，警方也没有自信声称给予了双方同等的重视。
“但如今，‘狩猎流浪汉’已经是一项社会问题。假如那桩案子发生在现代，那么结果或许又会不一样了。”
最后，君原几乎是嘟哝着说出了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