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出发去嘉兴之前，我和刘亮说了一声。刘亮大叫可惜。
“我还没去过乌镇呢，记得给我带手信。”
林乙双命案刚立案的时候，我和刘亮作为基层派出所的民警，被上级指派协助市公安局的专案组进行调查。因为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我和刘亮搭档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的搜查询问工作。后来，我们村和邻村发生械斗，负责调解的警员小张又被流窜盗窃犯田火刺伤入院，刘亮就被调回去处理村民纠纷。专案组组长把我留在市局，和姚盼搭档。那段时间，我住在市局安排的宿舍里，偶然回村，刘亮都要拉着我问案情进展。所以刘亮让我给他带手信是假，他关心的是嘉兴之行能不能给案情带来突破。
“我有种预感你们这次能直捣黄龙，一切都藏在那座城市里，包括事情的因由和我们要找的人。”
刘亮的话对了一半。我们在嘉兴逗留了一周，不久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人；但找到那个人以后，却发现真相依旧在遥远的地方。
我、姚盼和王达陆一行一同乘飞机到嘉兴。到达后兵分两路，我和姚盼核对在林乙双日记里提到的事项，也就是他和陈若生兄妹相遇，以及被吊销医生执业资格的事情；王达陆和房伟则和嘉兴市公安局二次成立的专案组成员会合，重启调查八年前的童江命案，并且会同海盐县刑警大队追查陈若生的行踪。
姚盼一开始抱怨嘉兴市公安局派来一胖一瘦，两个看上去不够干练的警察，其实有失公允。八年前的童江命案因为缺乏决定性的证据，专案组早已解散。这些年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国家行政机构也随之深入改革，人员调动频繁。当年嘉兴市刑警支队童江命案专案组的几个主要成员，有高升的，有调到外市的，也有离职下海的，要重新召集起来已经殊不现实。唯一能归队的就是王达陆。八年前，王达陆资历尚浅，是南湖派出所的片警，作为最早接报赶到命案现场的警员而被编入专案组。专案组解散那天，他独自一人回到命案现场，艰难地折着肚子，蹲在十六岁的死者躺卧的巷子口，蹲了一个小时。男孩年幼、瘦小而鲜血淋漓的身躯在他脑海里翻转了一个小时。八年后，局里接到匿名举报信，王达陆给上级打报告，一力主张重启调查。知悉陈若生兄妹已经迁往外地，他表示哪怕是自己出旅费也要过来找人。刑警支队长就指派了从刑警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房伟和他同行。掌握陈若生兄妹和林乙双命案的有关情况，同时又收到陈若生的行踪线报以后，王达陆和房伟连夜整理情况简报，这使得我们在飞机降落萧山国际机场时接到电话：童江命案的专案组已经重新成立。
8月13日那天，我和姚盼刚从嘉兴市卫生局离开，王达陆打来电话，问我们这边进展怎么样。姚盼告诉他林乙双丢饭碗的事情查得差不多了，这会正准备问老大要指示，是不是回过头来追陈若生兄妹的情况。王达陆在电话里说这事先放下，快过来海盐。他的声音有些喜形于色，我能想象他摇头晃脑的样子。
“别瞎忙了，找到人直接问就是。”
最先找到的是陈若生的蓝色旅行包。王达陆等人到达海盐后，吩咐当地刑警大队增加警力扩大搜查范围。考虑到陈若生身负通缉令，而且身上现金不足，各类能够让人勾留、廉价而不需要身份登记的场所都是排查的重点。事实上，陈若生在海盐暴露行踪已经是三个月之前的事，目前还在当地逗留的可能性不好判断。所以线报刚传来时，搜查力量没有全面投入。但是王达陆出差带回来的信息，提振了上级的信心。
“哥哥说过要回家……”
听说有人在海盐见过陈若生以后，陈若离喃喃低语了一句。
因为这句话，专案组的部署自上而下，警力深入到陈若生兄妹出身的乡镇。不久传来消息，在镇上一个打工人员集聚区的菜市场里，有人见过那只哥伦比亚的蓝色旅行包。
“是这个牌子，哥伦比亚的牌子我认识，样子和颜色也对。”一个鱼档老板告诉挨家挨户询问的警察。
“背包的是这个男人吗？”问询的警员举起照片。
“不是。”鱼档老板把鱼刀扣在砧板上，“是一个捡垃圾的，经常来市场捡菜头菜尾，连鱼鳞鱼鳃也不放过。”
搜查人员很快找到了鱼档老板所说的人。那是一个流浪汉，有轻度的精神障碍，住在一条横跨臭水沟的桥洞底下。搜查人员从他用塑料板围成的家里找到了背包。构成房门的塑料板有一块比较短，背包挂在上面，刚好能挡住雨水。
之前大家在监控录像里见过那只背包，现在找到了实物。那只背包在三个月前已是破旧不堪，仿佛是战地记者的家当，而这时候的实物则更像是从弹坑里挖出来的。背包一边背单已断，用一段尼龙绳接驳在一起，正面和底部都破了大洞，像小丑的嘴巴一般裂开，已经失去装载的功能。如果不是因为拾获者脑子有毛病，也不会背着到处走，进而被目击看见。
背包遍布火烧的痕迹。断裂的背带和洞穿的包面焦黑发硬，像钢丝球一样卷起。于是王达陆给姚盼打电话，让我们过来辨认。
“你们鉴定一下是不是这个，我找到的。”胖刑警得意扬扬说。
其实我和姚盼也没见过那个背包，我们手头只有陈若生背着背包的照片，以及他的编辑对那只背包的印象和形容。但我们从嘉兴赶到海盐，看到那只残破不堪的背包时，心里都涌现一种莫名的悸动和直觉：毫无疑问，背包的主人就是陈若生。
“这——个——包，地方——在什么地方捡到这个包？”
搜查的警员费了大劲和流浪汉对峙，并且从他口中问出信息。我们甚至领着流浪汉来到他所指向的地方。
“就在这里从天而降，天使送给我住的地方，还有翅膀。”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那只破烂的蓝色背包两侧，各有一个小小的翅膀样的图案。
但没有天使给他送东西，流浪汉用手指向的是一座高耸的垃圾山。镇环卫局的垃圾车每天将附近八条乡村没有分类的垃圾拉到此地，然后像泄洪一般倾倒而下。大家骤然感到一筹莫展。王达陆有些发急，他身先士卒，典着肚子在垃圾场跑来跑去，差点从垃圾山滚下来。而他嘈嘈闹闹但坚持不懈的举动最终取得了成效。一个年届退休的环卫工人被吸引过来，他向我们打报告，说对那只蓝色背包有印象。
“应该是六月底的时候。那天我刚好跟车回镇上，中途在路边小便，看到一只破背包丢在地上，就捡起来丢进车里。”老环卫工人满手黑污，腰间别着一杆旱烟，说话的态度认真而负责。
“所以这个背包是在乡村的路边捡到的？”
“嗯，在山脚的树林边缘，太不讲文明了。”
我们驱车来到环卫工人所说的位置，并且联系了附近村的人。一问之下，发现“不讲文明”的论断也许并不准确。
那片山林连绵几十公里，横跨上百条自然村，然而背包被遗弃的区域却鲜有人踪。那个背包被丢在树林的边缘，距离县道不远，但再往里就是茂密的植被和陡峭的山路，按常理来说，没有人会专门经过那里，然后随手遗弃一个破烂的旅行包。
“八成是野兽叼下来的。”接洽我们的村主任提出这个观点。
那片山林时常有野猪、山猫、蜜獾、狐狸出没，有时还有狼和黑熊。
王达陆打电话向专案组的领导请示，要求增派警力搜山。等了半个小时，那边回复同意。王达陆挂上电话，但脸上的表情没有舒展，摊开手问我们意见。
“大海捞针啊！要从发现背包的地方为原点开始搜吗？是不是应该通知过来的人带齐开山的家伙？”王达陆从警车的尾箱抽出一个大铁铲，朝茂密的树丛挥舞了几把，但似乎并不就手。那个大胖子从垃圾场出来后就满身泥污，但我发现隐藏在他笨拙的体态下，有巨大的力气和干劲。
这时候，姚盼要来一张当地的山林地图，思考了片刻，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从这里开始搜吧。”
那个圈距离发现背包的地方隔了十公里。
“这是哪里？”王达陆问，“陈若生的老家不是这个村吧？”
“隔壁村。”姚盼答道，“如果我没有记错，陈若离小时候喜欢到这里爬山，后来因为遇到山洪而双目失明。”
嘉兴的警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搜山人员分成十队，以姚盼画的圈为圆心，日夜不停地倒班找。我还记得消息传来的那天黄昏，我从山上交接回来，浑身酸疼，心情也很沉重，沿着村道慢慢散步。走到村委会附近时，我看见姚盼一个人站在广场的一角。那里用木头砌着一个大讲台，村干部开会或者村民办庆典活动，主讲人可以高高俯视整个广场。那时候，姚盼就站在讲台上面，面朝夕阳落下的方向，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仿佛身处一枚倾斜的聚光灯中。我喊了姚盼一声，她招招手，让我也上来。
我爬上高高的讲台，走到姚盼身旁，发现广场之外的视野开阔得让人心生感动。姚盼指着远方被夕阳和晚雾笼罩的群山，霞光在山峦上镀了边，犹如一条金色的蛟龙在云中穿行。
“真美。”我说，“以前我也常常带着我儿子眺望山景，也是站在村头很高的地方。”
姚盼望了我一眼，说：“你肯定比我熟悉这样的风景。”
我摆手说：“别管我，你说你的。”我的搭档静静点头。
“我听说陈若离眼睛还能看见时，很喜欢站在这里给村里的孩子们做演讲。她常说有一天要去到最辽阔的地方，让全世界都听见她的声音。我想在她的记忆里，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这番风景。”
听到姚盼的话，我再次极目远眺那片金灿灿的光芒，真切地感受到那个七八岁的孩子在稚气陈词时，心中曾奔涌的激动和坚信。
很久以后，我回想姚盼用到的“记忆”二字，不禁因为这个词语的准确而忧伤。
“翻过对面的山头，能够看到更加壮阔的风景。”我说道，“所以陈若离从小就爱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翻山越岭，她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攀登到峰顶的路。”
姚盼笑道：“你也做功课了嘛——那边能看见海。”
我笑笑说：“能告诉我知道这些对破案有什么用吗？”
“目前我也一无所知。”女刑警坦率地摇头，“只不过有人告诉过我，搞不清一件事情的真相，是因为真相不在那里。这个时候，不妨试试往更前端、更久远的时间张望。因由总坐落在最初的地方。”
当夕阳消末不见，我们从讲台走下，看见王达陆向我们奔跑过来。
在山麓的东南端快接近海的地方，一个山洞里有篝火的痕迹。山洞洞口很窄，还有几块大石头阻挡，人要侧身爬进去，适合隐蔽和防御野兽，但通风不好，也不利于逃生。
为了方便搜查，王达陆拦腰把大石抱开。于是，警员们在山洞里找到了若干野营的工具、日用品和满地的烧酒瓶。和每一样东西的表面都又黑又黏，像抹了掺糨糊的锅灰。一个TPU材质的防水袋包裹着一叠日记本，袋口密封得很好，但袋身所剩无几——边缘如冰淇淋般融化，留下灰黄相间的弥散圈。
山洞里所有的物品都被焚烧过。
防水袋里的日记本像一堆烧剩的纸钱，层层叠叠，已经分不开一共有几本。仿佛因为某种时空相交的超自然现象导致了事物的错乱嵌合。其中一大半内容化为灰烬。但剩下可以分辨的部分，仍能清晰告知我们日记的主人是谁。日记的主人就在不远处。
山洞的尽头躺着一具焦黑、残缺、腐烂成骨的人类尸体。左边大腿残留的肌肉和骨骼组织有一道隐约可见的伤痕。腰带上插着一把弹簧刀。
尸体运下山后，嘉兴市刑警支队的法医办公室花了两天的时间做基因鉴定，结论是：和嫌疑人残留他处的生物痕迹一致。
我们要找的人原来早已死去。
8
2005年5月，脚伤初愈的陈若生回了一趟嘉兴福利院。他找到院长，表示想查询妹妹刚入院时做过的眼睛检查报告。院长对他两兄妹印象很深，虽然并非好印象，但是事过境迁，也没有理由非要为难一个从福利院出去的孩子不可。然而当陈若生提出调阅医疗报告的要求，她心里还是骤然升起一种警惕，进而板起脸孔。
“离院时，所有档案不是都交给你们个人保管了吗？”
“档案里没有医疗记录呢。”陈若生脸上挂着笑容，诚恳回答，“毕竟我和若离都没有得过大病——在院里的日子一直蒙您照顾了。”
“你到医疗室查吧，那里有什么就是什么了。院里的条件你也知道，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希望你能理解。”
陈若生知道院长的顾虑是什么。陈若离八岁入院，患有无法视物的眼疾，从道义的角度院方应该多方为她寻医。但这并非法定的义务，福利院资源有限也是客观事实。福利院长期有十多个身患残疾的孩子，如果这些孩子在成年后一一跑回来以“贻误治疗”的名义向院方问责，没有哪个负责人能吃得消。事实上，这样让人心冷的案例不时都有，所以院长面对回访的孩子的态度才会说不上热情。
这些陈若生都理解。他有一种顽强的自尊，哪怕遇到糟糕透顶的待遇，也从不愿向他人追究责任。更何况有些追责本身就不公平。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
他向院长道了谢，自己到福利院的医疗室查档。福利院的信息化建设很滞后，孤儿们的档案资料零零碎碎。陈若生在灰扑扑的档案室里翻了一个小时，最后只找到两份妹妹的视力检查报告，结论一栏写着：弱感光，视功能障碍。两份报告的时间都是入院的第一年，后来这种检查再没做过。陈若生在心中微微叹气。
“欺负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女孩子，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许多年前，院长在福利院的礼堂里对着全院的孩子训了一次话。那是陈若生和那些欺负他妹妹的孩子狠狠打了一场架，鼻梁被打折以后的事情。陈若生想起往事，心底就涌起宿命感。他手里捻着那两份报告，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这也对。
离开福利院的时候，陈若生碰见了蔡湘湘。那个女孩是他的旧识。
蔡湘湘漂亮而早熟，在青春年少的时候，陈若生因为能打架和会唱歌在福利院里独领风骚。蔡湘湘主动向他示好，两人在树林和宿舍楼的角落接吻。后来陈若生不再理会她，蔡湘湘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和陈若生关系不和的朱大虎身上。再后来发现朱大虎的心思投向了陈若生盲眼的妹妹，她不禁恼羞成怒，将情敌一把推入荒弃的水池之中。
陈若生走出医疗室不久，有人在身后轻盈盈地拍他肩膀，他就回过头来。蔡湘湘烫了头发，抹了胭脂口红，穿着鼠毛色的云肩和紫色的裙子，耳垂上月牙状的吊坠闪闪发亮，显得干练而华贵。
“陈若生你一点都没变。”女孩笑盈盈地说。
从福利院离开后的几年里，陈若生兄妹几乎没有和同院的孩子们联系过。人和人的攀比之心哪里都有，而福利院出来的孩子在这方面更加敏感。刚在院长办公室坐下的时候，院长就告诉陈若生，蔡湘湘约了她见面，问陈若生要不要叙个旧。陈若生摇头拒绝。这时候碰个正着，他只得努力挺直胸膛和蹒跚发痛的腿，以微笑代替作声。
“若离的眼睛没什么事吧？”
女子发出关切的语音。
陈若生知道蔡湘湘曾和院长谈过话，也许她一直在门口守候，眼望着他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医疗室离开，从而向他问出这个问题。
既然是问题，那么无法不回答。
“没事，最近想再做个检查。”
女子又发出惊诧的语音：“你的嗓子怎么了？”
“生了一场病，没什么。”
“听声音吓死人了！你的腿又是怎么回事？是受伤了吧？”
“嗯，摔了一跤。”
“不会好不了吧？”
“什么？”
“我说你的腿，还有声音，不会以后都好不了吧？如果是的话，未免太可惜了。我办了一个少儿培训班，本来还想请你当音乐老师。”
陈若生冷冷回答：“我不知道。”
向外走的时候，蔡湘湘亲昵地搀扶陈若生的肩膀，陈若生向后退了一步。
“你先走吧，我走得慢。”
女子明朗地笑起来。
“你们两兄妹要多保重啊。”
“有心了。”
蔡湘湘向前走了几步，轻飘飘地回过头，细长的手指夹着精致的手提包。
“有空多聚聚。上次聚会陈妈妈也来了，她记挂你得很，反复说你唱歌获奖的事。”
这句话让陈若生如坠冰窖。
从公交车下来，走进离家不远的街道，陈若生骤然停下脚步，心脏无法自控地扭紧，进而因为大腿的伤口传来剧痛而无力站立，只能蹲坐在路基上。他知道回到福利院总会想起往事，但不曾预料这种回想会如此汹涌。
“妈妈，可是水已经凉了。”
“再唱一首，我最喜欢听我的若生唱歌了。”
十一岁那年，陈若生依恋着作为母亲的替代的陈妈妈，而陈妈妈也在那个男孩身上灌注了更甚于亲子的爱。陈若生玩得满身泥污的时候，她会在夜里把陈若生带到无人的澡堂，重新为他烧一桶热水。
“你自己肯定没洗干净，陈妈妈帮你再洗一次。”
陈妈妈用木勺一勺一勺往男孩身上浇水，用毛巾为他搓背，男孩开心地哼起歌曲。陈妈妈就会说，真好听，再唱一首。
陈妈妈将沐浴液细细涂满陈若生的全身，当手掌一次又一次滑过股间，陈若生有时会在那个驼背的中年女人面前勃起，羞得面红耳赤。陈妈妈不以为忤地微笑，若生也长大了。
陈若生第一次遗精的时候也告诉了陈妈妈，陈妈妈说内裤我帮你洗吧，但那条内裤已经又旧又破，陈妈妈就给陈若生买了一条新的。
市里组织福利院的孩子参加文艺会演，陈妈妈给陈若生报了名，送给他一件浅绿色衬衣和一条吊带裤。陈若生穿着新衣服，在舞台上独唱《鲁冰花》，拿了会演的一等奖。演出结束，陈妈妈欢喜地抱着男孩，两个人的眼眶都红了。陈若生知道陈妈妈喜欢喝酒，晚上溜到陈妈妈的宿舍，说要陪陈妈妈喝两杯。陈妈妈接待他进门，说傻孩子喝什么酒，等你长大再喝，今天喝橙汁吧。宿舍里没有橙汁，陈妈妈说她去捎一点，让陈若生在房间里待着别出来。陈若生趴在陈妈妈宿舍的窗户张望，看见旧楼亮起微光，墙壁上一个后背隆起、既熟悉又陌生的影子徐徐掠过，心情又是恍然又是喜悦。他在陈妈妈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发现床铺枕头下面有一件东西露出一角。他禁不住好奇拉出来看，是一条蓝色的内裤，正面有一片发白的硬硬的污迹。内裤的橡筋因为老化没了弹性，还有几个破洞，那是他的内裤。十二岁的男孩其实什么都懂，陈若生懂得更多，甚至于从那个夜晚起有一些东西在他心中彻底死去。他把内裤塞回枕头底，若无其事陪着陈妈妈喝了半晚的橙汁。
那天以后，陈若生从精神上拒绝了陈妈妈的热情，在身躯上远离她的怀抱。他对妹妹陈若离说，我们去旧楼的仓库偷零食吧，你的眼睛看不见，没有人会怀疑，反正本来就有人在那里偷东西。那时候，他一半抱着灰暗的心情，一半也确切地考虑到报复。但这个举动在当时没有给陈妈妈制造出足够大的麻烦，反而让妹妹陈若离陷入困境。陈妈妈持续不断在他耳边说陈若离让人不省心，你作为哥哥要好好管教的话，这些话最终全面唤醒了他的反抗意志，同时成为他守护妹妹的原点。他为陈若离出头，两兄妹紧紧抱团在一起，以此宣称与陈妈妈的割裂。从此往后。陈若生兄妹作为整体，终其一生和陈妈妈分立在对峙的两端。
然而，单就陈若生个人而言，他对陈妈妈的情感自然更为复杂。相比于失落、幻灭和憎厌，更多的时候却是惶恐占了上风。他比谁都清楚，尽管他把握各种契机制造形势，勉力挣脱陈妈妈的触碰，但却脱离不了她的视线。那个人始终盯视着他。哪怕是在她监守自盗的行为曝光而被撤掉护工职务之后，这种盯视仍旧没有消失。陈若生和蔡湘湘在阁楼的阴暗处接吻的时候，会突如其来地感到如芒在背，转过头，诡异的高高隆起的黑色身影在更阴暗之处晃动，形如孩子们之间传说的巨大鼠妖。那个时候，陈若生会骤然感到手足冰冷，然后粗暴地将蔡湘湘推向一旁。十六岁那年，一个全国性的选秀歌手比赛在嘉兴市设立分赛场，陈若生认认真真准备了一整月。比赛的前一天晚上，陈妈妈从值班室探头，叫住走出宿舍楼的陈若生，说知道他明天要参加歌唱比赛，觉得很怀念，所以给他兑了一杯蜂蜜糖水。陈若生心中说不出的恻然，举杯将蜂蜜一饮而尽。第二天起床，他发起低烧，咽喉长满血泡，只能发出“咝咝”的声音。
陈若生默默忍受了这些事，原因连他自己也无法阐明——直至他发现危险同样地伸向他的妹妹。蔡湘湘将陈若离推入池塘的时候，还有两个人在场，一个是陈妈妈，另一个是陈若生。陈妈妈站在水池的旁边，默默注视在水中挣扎的女孩；陈若生则躲藏在更远一点的地方。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向落水者伸出援手，但心境截然不同。朱大虎意外身亡以后，陈若生在院长的怒吼声中向前踏出一步，最后亲手将陈妈妈从福利院送走……
往事的回想告一段落后，陈若生从路边摇摇晃晃站起身，但内心的摇晃并未消失。他不自觉地张望四周，确认在他身边密密麻麻川流不息的每一个都是陌生的身影，然后稳定情绪，拖着蹒跚的脚步走向自己的家。在家门口，他听见卧床的妹妹微弱的咳嗽声，一瞬间，他感到自己的喉咙也如伸入了冒着青烟的红色火钳，那种疼痛就和喝下陈妈妈给他兑的蜜糖水的时候一模一样。
“反正他们也死不了。”
陈若生每每想起陈妈妈从水池边离开时口中念念不休的话，总会感到冰冷颤抖，咽喉却在燃烧。而那个时候，他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肉体上的支离破碎、分崩离析。
这让他暗下决心。
陈若生曾在离家不远的街口，看见那个熟悉的高高隆起的身影一闪而过。那是盘踞在他心底硕大无朋的可怖之物。
9
我想说的是，给山中发现的那具尸体做尸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表面烧伤应在90%以上——这是从残存的已经皮革化的软组织上判断的，而白骨化的程度是80%。所以与其说是尸体，称之为尸骨更为准确。
高山里气温较低，山洞里空气流通也不好，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软组织腐化的进程。哪怕排除这些因素，死者的死亡时间也理应超过一个月。陈若生在海盐县城里被目击是五月初的事情，其后则彻底失去了踪影。这让专案组有理由相信，被通缉人不久即身亡在深山密林之中，这就是此后再没有人见过他的原因。
死因大概率是一氧化碳中毒。经过说不上解剖的解剖，确认了残留的器官组织有衰竭的痕迹。体内没有残留明显的灼伤痕迹，可以理解为死者在焚烧蔓延之前或者不久即已死亡，因而并未大量吸入浓烟。在左股骨的三分之二处有一道刮痕，相邻位置的肌肉组织几乎完全液化，无法准确判断创伤的原本状态。除此以外，没有发现其他显著伤。根据男性耻骨联合面年龄分级标准，大约是六至七级，如果扩大宽容度，三十五至五十岁都属于可采信的区间。
上述就是验尸报告的全部信息。不过，总体来说，结合陈尸现场的其他痕迹线索，以及案件调查至今所掌握的各种证据，已经足够两个专案组进行案情还原。
2013年4月30日晚上，被软禁整整一月的陈若生从林乙双所租民房仓库的地窖中逃脱，他冒雨赶回家，和盗用他的身份夜宿在他家中的林乙双发生搏斗，期间用一把弹簧刀两次刺中林乙双的胸口，林乙双毙命当场。当夜，陈若生将林乙双的尸体掩埋在后院，简单收拾包袱，开始了逃亡之路。5月1日上午，他在镇上一个自助提款机提取了两万元现金，然后一路转乘无须实名登记的交通工具来到嘉兴海盐。他在海盐盘桓了数天，可能因为钱包遭窃一类的原因几乎身无分文，深夜时分曾打算再次到自助提款机提款，被ATM机的监控摄像头拍下录像。但嫌疑人想必担心行踪败露，最终没有取钱。那之后，他跑到乡村的深山密林，藏身在隐蔽的山洞中。进山前他购置了一些物资，包括罐头食物和煤油，还有一些酒。这些物资均在海盐南部一个小村庄的杂货店购得，距离发现尸体的地方直线距离八公里，但走山路要一整天。当搜查圈以陈尸现场为圆心进行扩展，很快找到了这家杂货店。店老板给出证词，疑似人员购物的日期是5月11日，唯此一次。
根据时间和食物消耗量来推测，嫌疑人曾在山洞中宿住了一个多月。某日，山洞里发生一定程度的失火，嫌疑人吸入过量一氧化碳身亡，死后身体曾被火焚烧，直至焦黑，这加快了尸体的腐化速度。这个部分存在两种可能，第一是意外。嫌疑人藏身的山洞洞体很深，出口狭窄，通风不佳。也许在六七月份某个燥热无风的夜晚，篝火将灭未灭，释放出大量有毒气体，而嫌疑人因为醉酒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时警觉——然后在生命的尾声勉力挣扎了片刻，打翻煤油瓶，因而催生火情……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故意为之了。将自己灌醉，然后助燃火焰，亲手终结自己的生命。
只不过无论是何种缘由，从结果上说都不影响嫌疑人及其案件本身的归宿。
嫌疑人身穿的衣物、脱落的指甲等等事物，都残留了林乙双命案死者的毛发皮肤纤维。插在他腰间的弹簧刀检验出死者的血迹。
作为结案所需的物证，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力。
嫌疑人的尸体留在嘉兴当地。8月18日，我和姚盼乘机返程，专案组的工作已近收尾。分别的时候，王达陆有些依依不舍。但是我们谁也想不到再聚首会来得这么快。
回到局里，专案组组长召集所有人开会，会上提了三个问题。第一是陈若离与林乙双命案的干系。
得悉兄长已死的消息后，陈若离的情绪跌至谷底，但自我封闭的状态得到解放。对于案发当晚的经过，她的回答是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4月30日晚上，陈若离一直处于——”
“昏迷状态。”姚盼接口专案组组长的提问，“根据她的供词，她最后记得的事情是晚上突然有人闯入，然后她被某人捂住口脸，随即失去了意识——直至第二天早上，她哥陈若生将她唤醒。”
“所以，陈若离与林乙双被杀以及尸体被掩埋的过程毫无干系。”
“是的，根据她的供词。”
“可信？”专案组组长用手指轻敲桌面。
“不好说，也不好抓漏洞。陈若生赶回家后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林乙双当即用药物让陈若离陷入昏迷，这样的场景也可以想象。”
“或许陈若离推卸了自身的责任，但是没有证据，对吧？”
“是这样。”女刑警淡淡说，“毕竟那个人目不能视，她要坚持这一点我们也无可奈何。”
组长问：“她后来为什么不报警？”
“按照她的说法，是因为困惑太深。”姚盼回答，“陈若生出走前，把林乙双的变态行径告诉了她，但因为时间仓促，她根本无法全盘接受。陈若生手头也没有证据。”
“因为没有拿到林乙双的日记本？”
“嗯——”负责搜查地窖的警员发言，“我们在地窖的角落发现林乙双的日记本，放在一堆纸箱的底部，比较隐蔽。由此可见，陈若生从地窖逃走时没有找到这些日记。”
组长颔首，继续望向案件的主查人：“兄长出走，情人失踪，带着深深的困惑在家中独居了两个月，直至埋在院子里的尸体被发现，这就是陈若离的说法？”
主查人姚盼点头：“陈若离声称自己不知道院子里埋了尸体，陈若生只告诉她林乙双已被赶走，从此不会再出现。从四月到六月间，她给兄长和情人分别打过多次电话，但是电话无法接通，她渐渐不敢再打，也始终没有下定报警的决心——这种行径很难称之为合理，但如果代入她的境况，那种强烈的不安和恐惧也不是无法理解。也许直觉早已告诉她答案，但她选择了一直等待。”
“等待她哥哥回来？”
“是的。”
众人有一阵都沉默。
沉默间，专案组另一个刑警补充：“陈若生兄妹的家里地处荒郊，离山林不远，但稍加思考就能得出结论：杀人者把尸体掩埋在自家院子里相比于匆匆埋在野外确实更保险一些。这个举动说不上离谱。至于陈若生没有把埋尸的事情告诉自己妹妹，虽说有欠考虑，但也解释得通。大多嫌疑人最初都抱着避避风头就回家的打算，但到最后发现无法做到——在某个时刻，他们会自觉走投无路，于是选择畏罪自杀……”
组长缓缓点头，转而问我。
“一个晚上能够把尸体埋进后院吗？我听说四月份的时候泥土还很干燥。”
我回答说：“我们到气象台查过天气，4月30日晚上下了一场雨，虽然时间不长，但是雨量很大，一个院子的泥土估计能湿透。这样的话，一个晚上的时间应该够了。”
组长说：“好，这个问题暂且如此。第二个问题，凶器是那陈若生携带在身边的弹簧刀没错？”
负责鉴定事项的警员举手作答：“林乙双的尸体腐化程度已经很高，但经过反复比对，致命伤的形状毫无疑问和那把弹簧刀相吻合。何况，刀刃的锯齿和刀把都提检到血迹。”
“司法证据确凿呢。”组长挠挠下巴的胡茬，稳重说道，“再确认一次山中尸体的身份，看样子就该结案了——”
我打长途电话问王达陆，他那边的案子是不是也可以完结。
“领导是这个态度。”王达陆在电话那边吃着什么东西，这让我听不出他的态度。
“不是说陈若生具有不在场证据吗？有人证明他在案发之前就回到家，然后一直没有离开。”我问道。
“他家所在的巷子尽头是三米高的围墙，但如果硬要翻过去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作证的人虽然一直坐在巷子口，但毕竟喝醉了酒，不能排除看走眼的可能性。”
“八年以后才重新推翻当初的人证？”
“这叫因势利导，事到如今，你能说有何不对吗？毕竟前有举报信的证词、证物，后又有了血迹的实证。”
“那把弹簧刀也有那个男孩的血？”
“是啊。”王达陆在电话那头嚼着舌头，“在刀把的弹簧卡槽里残留了血迹，有你们家林乙双的，也有我们家童江的。领导认为找到凶器案子就跑不了了。”
“犯罪动机呢？”
“激情杀人，这类问题好解决。毕竟陈若生和童江确实相识，而且曾经发生冲突。”
我感到无言以对，微微哦了一声。
“有一句话叫——”王达陆以听不出情绪的语气说道，“死无对证。嫌疑人已经死亡，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利于将一宗悬案趁此归档了。”
“那……你的态度呢？”我问出口。
咀嚼声停顿下来，片刻后语音重新响起。
“我也认为陈若生就是犯人，起码和童江的死脱不了干系。从这个层面说，童江在天之灵也算得到告慰吧——唯有一个小瑕疵我感到不释怀。”
“是什么？”
“刀刃差了一厘米。”
“一厘米？和死者的伤口相比？”
“嗯。根据童江的尸检报告，两处刀刺伤的宽度是三厘米，深度是八厘米。而在山洞里找到那把刀，刀刃的形状基本吻合，宽度也是三厘米，但是刀刃只有七厘米，差了一厘米。”
“这……会不会是误差？”
“是啊，你和领导的观点完全一样。”王达陆暧昧地“咯咯”笑，“毕竟童江的尸体早已火化，当初的检验报告哪怕有些微误差也代表不了什么。坦率讲，如果是长了一厘米，那什么事都没有，刀子没捅尽嘛，正常。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合上卷宗——可惜是短了一厘米。”
我说不出话，这个误差看似微乎其微，但却让人心头升起异样的不安。我感觉王达陆后面还有话。
“还有吗？”
“除了陈若生、陈若离和林乙双几个关系人，刀把上还有不明人员的指纹。”
“哦……”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对吧？一把外带的刀，被人触碰到的场合太多了。除非能找到对应人。”王达陆有点自嘲，他停顿了片刻，“其实还有一个关于刀的问题，不过说不上是瑕疵。”
“你说说看。”
“陈若生一直持有一把弹簧刀。我们走访过一些人证，那把刀是他十九岁的时候从流氓手中抢来的，之后一直随身携带。”
“嗯，那不是有力的证明吗？”
“那把刀是美国蜘蛛牌的，样子很漂亮，一个收购站的老板认得刀的标记。”
“那又……”我说了两个字，语音却突然卡在喉咙。
“不一样吧？”王达陆道，“山洞里发现的弹簧刀不是蜘蛛牌，而是一把再普通不过的国产刀——那把刀，不是陈若生常带的那一把。”
我脑海里一阵嗡嗡作响。但嘉兴的胖刑警已经再次发出“吧嗒吧嗒”的进食声。
“其实还是什么都证明不了啦，没有人规定一个人要一直用一把刀对吧。只不过，我追查了这宗命案八年，免不了会胡思乱想。”
我呆呆问：“你的怀疑是……”
“插在陈若生皮带里的刀，根本不是他的。”
在那个尸骨躺陈的山洞里，可以称之为重要物证的，除了沾染血迹的弹簧刀，还有被火焚烧而残缺不齐的日记本。满满一口袋，已经无法统计具体的数量。但是从残存可辨的纸张上，我们找到了与陈若生的扫描日记相对应的内容。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前面摘录的陈若生的日记，最后的日期是2013年3月29日。事实上，从储蓄卡中导出的日记扫描文档只截止到3月26日。最后一篇日记另有出处——正是火焰中剩余的文字。
这符合逻辑。陈若生在3月27日假装离家出行，居住在县城的旅馆里；而在写完3月29日的日记以后，他遭到林乙双的囚禁。是以3月26日往后的日记，他自然无法进行扫描，也无法存储在小梅脖子铃铛的储蓄卡里。
我们在山洞里找到残余的日记本，事件的经过从而得到补完——到那一刻为止，各方的线索、情报、证据如同沙砾倒入漏斗，粒粒汇聚成形状清晰的塔楼。
“结案也未尝不可。”姚盼望着专案组组长的眼睛，“前提是撇开第四份日记。”
那是专案组组长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从它横空而出之初，就一直如魔咒般盘旋在专案组每一个人的心头。
陈若离在2013年4月某一天的日记里，曾经提及因为某件事而陷入极度惶恐的境地，但内容语焉不详。一开始我们以为她是察觉了某种蛛丝马迹，对盗用她兄长身份和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恶魔产生怀疑。但直至她亲口说出，我们才知道这种惶恐来自另一个地方。
“我没有去旅行，我从来没有去旅行过。我的腿有伤患，一下雨就疼，怎么能一个人登上雪山？若离，不要相信那个人！我从来没有走远，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陈若离在她兄长陈若生的房间里，找到记载上述文字的日记本。
“这份日记要怎么解释呢？”组长问。
然而，案件终点就在眼前的期待和喜悦笼罩住了专案组。
“总而言之，这是干扰因素。”大家如是积极地分析，“别忘了，林乙双是个变态。这份莫名其妙的日记难道不是他炮制的吗？一个明显的证据是：这份日记同样是用盲文书写。他故意在陈若生的房间留下这份日记，目的正是为了让陈若离看到，从而陷入无以名状的疑惑和恐惧中。这个目的最后也确实地达到了……”
诚然，不和谐的部分剔除即可。何况，日记出自林乙双之手的解释本身并无破绽：自圆其说，省时省力。变态者的行径自然不必深究。事实上在后来的某个阶段，还有大量的证据指向这个判断的正确性……
无论如何，我要说的是，在那时候这种观点占据了上风，就连专案组组长也一度心生动摇，几乎宣布就此结案。而我、姚盼，以及王达陆等另一宗命案的经办警员们，将在未解的困惑中选择妥协。
假如没有后来的那个消息的话。
我要修正前言。在那个尸骨躺陈的山洞里，最重要的物证不是弹簧刀，也不是日记本，而是尸骨本身。
王达陆代表嘉兴市公安局给我们打来电话。那个电话相当正式，王达陆显然不擅长打这类官腔，所以故意用煞有介事的语气说话，让人有点啼笑皆非。但我能感到他的声音里传达着更复杂的感情：严肃、紧迫，同时又有一种释然。
“事情是这样，我们市刑警支队的法医鉴定中心发现死者左臂三角肌位置残留的肌肉组织有一个不明的结节，尽管市局已经签发了尸体的焚化授权书，但为慎重起见，我们还是进行了二次检验。”
专案组组长召集姚盼和我在办公室接听电话，他沉稳发问：“请继续说。”
“经检验，那是因接种牛痘疫苗而留下的疤痕。生化检验也证明，死者体内留有天花抗原。”王达陆故作停顿，续道，“基于这个发现，我们又再次对死者左股骨的划伤痕进行鉴定，但有些可惜，非粉碎性骨损伤无法准确判定伤痕的形成时间。只不过，我们法医鉴定中心的主任给出谨慎的意见：从划痕的浅表状况看，创伤时间不应超过五年。”
姚盼对着电话大声说：“喂，你到底在说什么，直截了当一点！”
组长没有阻止。
电话那边的外地刑警不为所动，继续一字一顿：“嘉兴地区停止接种牛痘疫苗是1981年5月，而陈若生出生于1983年1月。”
我们所有人都屏住气息。
“二次尸检报告稍晚会正式发文给贵局。”嘉兴刑警声调毫无起伏，但让人感觉是故意为之，“但基本明确的一点可以先行口头通报：山洞里发现的死者不是陈若生。”
隔了静默漫长的一秒钟，王达陆再次开口。他的语气在严峻中又带有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