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哪个点？”
“无从查验。”
我眨着眼睛，一时无法理解杜学弧复述这个词的用意。
“有一大堆的生物痕迹相符，最后却证明是自摆乌龙，这代表什么？代表有人从中造假和误导，这当然毋庸置疑。但它也代表了另一件事。”
“代表什么？”
“代表做这件事的人有恃无恐，因为无法查证。”
我仍旧不明就里，但姚盼已经跟上了杜学弧的脚步。
“我们手头不掌握陈若生的生物信息，”女刑警说，“无论指纹还是其他。”
这句话让我的心莫名抽紧，但我却说不出理由。因为姚盼所说的事情并不新鲜……但正当我打算努力细想，座位却轰然剧震，原来在我们全神贯注的时刻，飞机已经着陆。
来自减速的压力，让我们四人好一会儿沉默不语。当飞机开始匀速滑行，坐在我右侧的胖刑警闷闷开口。
“别净说虚的，明摆着的事情不说也罢——我只想问：如果山洞里的那个死者不是陈若生，那么他是谁？”
杜学弧笑着眨巴眼睛，解开腰间的安全带：“你说得对，这是我们此行的目标。”
专案组组长孙明玉同意我们出行前，要求杜学弧必须明确工作目标。
“尸体还放在嘉兴的冰柜里呢，我回来告诉你他是谁怎么样？”
我分辨不出这是不是杜学弧被问急了的随口一说。调查山洞里死者的真实身份当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至关重要。这件事让两个专案组困扰至深，但我认为那个年轻警察早有定计。他到嘉兴另有目标。
我所能分辨的是：刚才的话题已经戛然终止了。姚盼一言不发，她和杜学弧定定对望了一秒钟，然后别过头去。王达陆也出奇地不再发声。
我有一种直觉，我们那几位称职的警察都已经捕捉到了一团影子，从无到有，茫茫地升起。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将之暂放一旁，唯一的原因是：那团影子过于迷离。
抵达嘉兴后，王达陆信守了他的承诺，一马当先为我们开路。
考虑到频繁地两地跑影响不好，王达陆让包括房伟在内的三个嘉兴下属留守在专案组本部，自己陪同我们返回嘉兴。虽然启程之前向杜学弧喷过口水星沫，但此后他没有再说半句微词。
他对杜学弧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走向机场到达大厅的时候，杜学弧远远看见一台升降梯的数字正在靠近，一个箭步就开始跑，他也二话不说在后面跟着跑，浑身上下的肉颠得像海浪。
我想这和机舱里的那番低声交谈不无关系。陈若生的假死骗局由王达陆一手揭破，最早心生怀疑的人也是他。我想，他一定在那个年轻警察的娓娓陈词中感到了某种共鸣。后来我也想起，在那场谈话里，杜学弧一定曾在某个瞬间看穿了他的心情，然后无声无息地维护了他的自尊。这件事让王达陆心中释然，进而生出信任。
“别的事怎么样都无所谓，”王达陆对我说，“我只管抓住凶手。”
我不排除杜学弧一直抱有支开我们的心态，但调查山洞死者身份无此必要。这件事破解的速度让人始料不及，连杜学弧也坦诚超出了他的预期。
“这就是天意吗？”后来我问杜学弧。
那个年轻警察微微仰头：“一半是天，一半是人。”
王达陆带着我们直达海盐县，他提议重走一遍陈若生的行踪路线。杜学弧赞同。
我们四个警察，并排走在曾拍下陈若生监控影像的直街上。王达陆伸手指向左侧的楼房。
“根据举报信描述的情况，举报人应该在这一片楼房的某处看见陈若生在深夜穿过街道。”
杜学弧暧昧地笑：“署名是不是叫‘一位退伍军人’？”
王达陆说：“我一直让县公安局在找人，没停过。”
杜学弧说：“童江案的举报人更加重要。”
王达陆说：“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他的手指又平移到正前方。
“那是拍到陈若生影像的ATM机。”
我们走到街道转角，在一台蓝白相间的自助取款机前面停下。有半米深的挡雨区，尽管是白天，但照明灯长明。杜学弧弯腰抬头，察看ATM机摄像头的位置。
“陈若生大约在这个位置站了五分钟。”王达陆站在挡雨区的边缘做说明，“全程低着头——”
“因为角度的原因，摄像头只拍到了胡子拉碴的半截脸。”杜学弧截断他的话。
王达陆闷声说：“是的，那个人戴着帽子。但在他转身离开时，清晰地拍到了他双肩背着的蓝色旅行包。”
姚盼说：“一共有三个摄像头，他对摄像头的位置了解得很呢。”
杜学弧和女刑警对望，两人都嘴角微翘。这种时候，我会感到一种让人欣慰的默契。但王达陆会呼呼地吹着胡子，面露不痛快。为了让他们享受片刻停顿，我会代为问些简单的问题：“摄像头拍下嫌疑人影像的时间，和举报信反映的时间一致吗？”
王达陆点头：“一致。五月六日凌晨。”
第二站是陈若生曾经入住的违章旅店。
旅店已经被勒令停业，房间里到处是霉味。旅店的老板娘坐在贴了封条的门口旁边抽烟。
“再问一万遍我也是相同的答案：我对这个男人没有印象。”
老板娘跷着脚，坐在一张老旧的藤条椅上，藤椅靠背的地方处处开口。
“准确说，我对在我家住过的人，没有一个有印象。”
姚盼问在旅馆的房间里，有没有找到和山洞里的死者相符的生物痕迹。王达陆回答说有。
“那个人不是声音嘶哑吗？”我问老板娘，“而且他声称自己钱包被偷，所以没有钱继续住下去。你怎么会对他没有印象？”
“嗓子废了有什么稀奇的吗？来我家住的人，十个有八个都乔装打扮。没钱给房租被我赶走的更是多不胜数。”
那个老板娘满身的江湖气，但我却莫名从她身上感到某种坚持：来投宿的人哪怕是江洋大盗，我开门你住店，童叟无欺，但绝不评议和出卖。
临走的时候，我问了她一句，为什么旅店都关门了她还坐在门口。
“谁说关门了？我一天在我家就一天没关门。”老板娘哂道。她年届花甲，吧嗒吧嗒抽着纸卷烟，“我要生活，也有许多人需要生活下去。”
陈若生离开这家旅馆的时间也是五月六日。
走访旅馆的时候，杜学弧闲站在一旁，他一如既往把向女性问话的工作交给别人。王达陆嗤嗤嘲笑他：连徐娘半老的你都怕呀？但我看出，他其实是毫不上心。
“你觉得在这里找不到线索吗？”我问他。
“我说过了，那个人是不会在这种程度的地方上犯错的。”
事至此时，我们都已有共识：所谓陈若生的行踪，不排除是人为暴露的结果。无论是全城张贴反动标语的事件，还是随之而来的匿名举报信，都带有从天而降的蹊跷。然后是自助取款机摄像头拍下的影像，以及在地下旅店的住店记录，警方一路顺藤摸瓜，拼凑出陈若生曾在海盐现身的踪迹。
坦率说，如果没有后来惊人逆转的事实，上述巧合的、偶然呈现的线索都可以归结为天网恢恢。但当揭露“陈若生已在山中身亡”是一个骗局，就难免让人生出怀疑：那些线索无非是骗局的组成部分。有人故意一路留下线索，周密布局，从而误导警方对骗局信以为真。
王达陆瞪着杜学弧说：“又要开始吹捧犯人吗？既然你觉得没用，为什么还要来？”
杜学弧嘻嘻笑：“跟着旅行团的时候，不是好的坏的景点都会到此一游吗？何况是王警官在亲自当导游。”
王达陆气呼呼，但他已渐渐学会懒得和臭屁儿计较。
“那你说下一步去哪里？”
“要让人相信陈若生已经死了，单单制造他在当地出现的踪迹还不够吧？”
姚盼说：“更重要是的引导警察最后找到伪造身份的尸体。”
杜学弧故意大大点头：“对，得找到尸体计划才算完美。”
我说：“我明白了，引领我们找到尸体的线索是那个蓝色的哥伦比亚背包！那个背包也是被人刻意丢弃在山路边的——伪造成山里的野兽叼下来的样子。时间是六月下旬的时候。”
王达陆沉吟了一会儿，说：“你是说，犯人瞄准垃圾车路过的时候把背包丢在路边，让背包被带到垃圾场，从而进入我们的视线范围吗？但是不确定的环节太多了吧？垃圾场的垃圾可能一天就被处理掉了。”
杜学弧答道：“你说得对，不确定因素很多。我想垃圾车路过也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个人原本可能打算把背包丢在更靠近人踪的地方，但恰好看见垃圾车经过，并且有人下车解手，所以将计就计把背包丢在了附近。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当看见背包确切地被运回城镇的方向，那个人忍不住做了进一步的引导。”
“什么引导？”
“没有什么比一个低智的流浪汉背着破烂的蓝色背包，更引人注意，又更不引人注意了。”
我们几个警察两相对视。
杜学弧说：“你们忽略了一个环节。那个流浪汉是在垃圾场找到蓝色的背包，但是他为什么会去垃圾场呢？”
王达陆说：“那我们接着去找……”
杜学弧点头：“只有在一个低智的流浪汉面前，那个人才有可能留下供我们参考的线索。”
杜学弧的原话是：“你们的问话有缺失。你们只问那个流浪汉是在哪里找到陈若生的背包，却没有问他为什么会去那个地方。”
我们在桥底下再次找到那个流浪汉。然而那个流浪汉在看到我们的瞬间，却突然没命般奔跑起来，甚至穿过桥底，企图跳入乌黑的河涌中。姚盼一马当先，她在流浪汉起跳的前一刻绊倒了对方，然后我赶上来，将流浪汉拖到岸边。不料那个人身上又脏又滑，如泥鳅般挣脱，又往回跑。王达陆气喘吁吁地跑至，如小山般往桥洞一堵，逃跑的人如撞南墙，摔在地上爬不起来。王达陆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把流浪汉制伏，然后忙着问姚盼有没有摔着。杜学弧落在最后面，他慢腾腾地从桥底的阴暗处中现身。流浪汉望见他，莫名其妙又挣扎起来。
“不是我抢的，不是我抢的，是天使给我的。”
毫无科学解释。上一次警察找到这个流浪汉的时候，他呼呼大睡，面对质询，他语无伦次，笑容嘻嘻地伸手讨要饭食。但是当杜学弧出现在他面前，这个人却骤然陷入惊惶，只想逃跑。我想，那就是所谓人的直觉和预知。而一个心智失调的人可能更为纯粹：他感到一种揭破事实、直抵真相的压力扑面而来。杜学弧就是那个直抵真相的人。
“是天使送给我住的地方，还有翅膀。”
流浪汉情绪平复后，仍旧反复重申着这句话。这句话在第一次问话的证词里就有。
在垃圾场捡到陈若生的背包之前，流浪汉就喜欢往身上绑蓝色的塑料袋。
“天使有蓝色的翅膀，很漂亮，我最喜欢蓝色。天使把房子腾空，让我住在新房子里。”
那之后他有样学样，身背蓝色的塑料袋。
“后来天使又来了，告诉我如果想要翅膀，可以去领取。我当然想要翅膀，谁都想要翅膀。是天使送给我住的地方，还有蓝色的翅膀，同一个天使。”
于是，流浪汉根据指引到垃圾场捡回陈若生的背包。背包两侧有小小的翅膀。
流浪汉居住的桥洞，狭窄深长，尽头堆满了纸箱和铁桶。和在深山密林里开路的时候一样，王达陆当仁不让发挥了他的大力气，他拦腰把纸箱和铁桶抱到一旁。障碍物的后面，有一个凹陷的空位容人侧睡，里面有炭火的灰烬：那场景也一如那深山密林中的洞穴。嘉兴市刑警支队的法医办公室通宵检验，在第二天上午发来了报告书。我们在那桥洞之中找到比以往的各处更多的头发、皮屑、唾液和排泄物——和那山洞的尸体一致。
当面对这件事的质问，惊惶再次出现在流浪汉的眼睛里。最初他看到我们害怕逃跑，是因为相同的原因。有人死了，那是一种世俗的本能的惧怕。
“谁都不是，不知道是谁，不是我，我不认识……有一天不会动了，有几天都不动了。然后天使来把他带走了。天使把房子腾空，让我住在新房子里。”
目睹身背蓝色背包的男人将桥洞里原来的居住人带走，流浪汉小心翼翼，又兴高采烈地住进了他的新房子……
我问杜学弧：“你第一次在卷宗里看到流浪汉的问话记录，就已经得出结论了吗？”
杜学弧摇摇头：“怎么可能，谁能未卜先知呢？警察的工作，无非是先形成怀疑，然后加以确认。坦率说，我连10%的把握都没有。只能说仅仅是直觉。”
我说：“是啊，谁敢相信世上能有这样的巧合。但是你的推测一矢中的……这算是天意吗？”
杜学弧说：“一半是天，一半是人。”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回犯人是作茧自缚——”
但杜学弧缓缓摇头。
“你没明白我指的天意是什么。我收回我的话。”
“什么话？”我问。
“我说，找到尸体计划才算完美。其实不对。”那个年轻警察淡淡地说，“让陈若生从此失踪的计划也未尝不可，但是那个人不愿如此。”
3
在我的书柜里的最左侧，放着整整一格日记本。因为横跨了很多年月，尺寸有大有小，有厚有薄，很难做到整整齐齐。更关键的是，十多年前，我和若离生活艰苦，经济拮据，也不舍得买太好的本子。那个时候，心里只想着有纸有笔，能够把每日的所见所行所思所得记载下来，就很足够。生活改善后，渐渐觉得形式也不妨做足，所以把记录载体的质量进行升级。毕竟形式也是生活的重要部分。最近八年，本子在样式上是统一的，整整齐齐。
今天晚上，我将日记本从书柜里一本本抽出来，坐在台灯下读了许久。
每当记忆模糊，想不起来一些事的时候，我就会翻阅它们。这让记忆重返，往事的点滴重新灌流心间。
要衷心感谢当初那个记下了一切的自己。记忆不至于中断，过去也不至于散失。所谓生命，无非是一场连续的记忆和弥坚的过去。它们珍贵无比。
记日记的习惯从十八岁开始，但更早的回忆并未散失。我写过一篇很长的关于自己年轻时代的回忆录，整整一大本。我和若离在孤儿院的故事全在里面。我记得写的时候，我还和若离就很多事件的细节发生过争论。
一页页翻看，那里面有伤痛、有欢愉、有变幻……还有萦绕不散的危险的阴影。
突然之间，心中再次警惕万分。
我和若离从小到大离群寡居，但经过我们生命仍旧有形形色色的许多人。他们有些人值得信赖……但是不能忘记，有些人自始至终包藏祸心。他们危险至极……
吃晚饭的时候，若离和我说起嘉兴福利院的往事。
“一直没有见过面，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我看见若离嘴角微微翘起，平日无神的眼眸似乎跃动着光彩。正是这份跃动让我心生不安。所以晚上我才会匆匆将日记本和回忆录翻开……
妹妹啊，我记得曾经和你说过，人心的恶意超乎想象……
对了！难道是那个人在唆使你吗？
若离，那个人才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呀！
（摘自第四号日记）
嫌疑人身在何处，仍然悬而未决。
山洞中所遗留尸骨的主人，姓名叫洪重农，享年四十六岁。他原是苏北的农民，低保户，家中有一个少了一条腿的老婆，一个瘫痪在床的老父亲。三年前，他十一岁的儿子爬树掏鸟蛋，不慎从高处摔下，脑袋磕了个大包，起初家里人没在意，没想到第二天怎么都叫不醒，那孩子已经直挺挺死在了床上。洪重农一家度过了悲伤的两年。半年前，洪重农在干农活时经常摔跤，有一次甚至昏倒在水田边，差点窒息。到县里的医院一检查，发现颅腔里长了个肿瘤，一日比一日大。洪重农对人生心灰意冷，也不愿拖累家人，在一个深夜偷偷离家，一路流浪到了海盐。他一辈子没有出过省，儿子在生时时常嚷着将来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他拼尽力气跑到邻省，觉得已经足够远。完成了自己和儿子的夙愿，于是在城镇的边缘安乐住下，平静等待生命的终结。
“你觉得陈若生是偶然发现那个流浪汉死了，还是直接下手杀的人。”我问杜学弧。
杜学弧平淡回答：“我不知道。如果你相信那个人是穷凶极恶之徒，那随手多杀一个人也没什么可惊奇的。”
诚如前述，流浪的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这可能是意外，可能是自杀，也可能是谋杀。
王达陆冷哼说：“我不知道陈若生是不是穷凶极恶，我只知道他狡诈多端。”
死者的身份很快得以核实，是因为杜学弧向当地警方提供了一沓江浙周边地区的寻人启事。男性，离家失踪在三年之内。其实公安局的信息系统也有失踪人口名单，但杜学弧连剪报都收集了。他说不排除有人不习惯报案，也不排除报案不受理。
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功课，但我想他从一开始就有了预判：那具被伪装成陈若生的无名尸体，无非是一个本身就籍籍无名的流浪者。
“这没什么难猜的，尸体不可能凭空而来，是你们想多了。”
杜学弧对一脸沮丧的我们如是说。
当山洞死者的身份揭晓的一刻，我们几个人都惊愕得呆若木鸡，然后无不感到泄气。因为案件的调查随即在一瞬间回到了原点。
一种原本隐约存在的可能性被事实彻底推翻。这种可能性是，在海盐留下行踪的那个人确实是山洞里的死者，只不过他并非真正的陈若生而已。
但既然死者被证实是一个身患重疾的流浪汉，这种可能性自然荡然无存。而且，从时间窗口看也没有更多可能性。
这里说的时间窗口，就是死者的的死亡时间。
由于山洞中的尸体曾被焚烧，并且已大面积白骨化，具体的死亡时间难以精确判定。原本法医办公室根据尸体白骨化的程度，给出的结论是死亡时间超过一个月。同时，根据残留山洞中的食物消耗量计算，专案组推断此人曾在山中躲藏了一个多月。也就是说，死亡时间大致在六至七月间。然而，随着案情的转折，我们发现最初的判断并不准确。在山洞里残留食物显然是一种障眼法，那具被人搬运到大山里的尸体，死亡时间很可能还要往前推移。
本来这个时间应该有清晰的言证，因为洪重农从桥洞被带走的过程曾被人目睹。但可惜目击证人存在精神障碍，尤其对日期时间没有概念，无论侦讯的警员问多少遍，他唯一能给出的答案是：很久很久了，天使很早就送给我新房子。
经过综合考虑，专案组认为最好将洪重农的死亡时间往前追溯一个月，也就是说，死者很可能在五月就已经死了。这个推论比较符合逻辑合理性。
案情可以如此还原：嫌疑人于五月初抵达海盐，偶然在桥洞下发现奄奄一息或者已经死亡的流浪汉洪重农，于是萌生布置“假死”骗局的念头。先不论嫌疑人是否实施了加速洪重农死亡的行为，总之，他在洪重农死后将其尸体搬运至深山，并对尸体进行了一番身份伪装，譬如更换衣服、焚烧尸体、遗留各种身份指认物品，等等。完成后，他重新返回城镇，采取一系列措施故意留下行踪信息，以期在适当的时间引导警方在山中找到尸体——包括炮制“反动标语事件”。这一手的高明之处在于可以灵活控制信息披露的时间，是一个定时器。
为了模糊尸体的具体死亡时间，自然不能让警方太早发现尸体，所以什么时候将行踪信息散播出去十分讲究。或者说，从意图脱罪的角度看，嫌疑人实际上有两手准备的考虑——假如林乙双的命案没有被揭发，警方没有在全国范围张贴通缉令，假死之计自然没有实施的必要。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对外透露行踪信息，也不存在接收的对象。因此，散播信息的触发时点应晚于通缉令，并且是在尸体已经腐化得差不多的时候。“反动标语事件”加上事后举报信，能够完美地实现这个定时功能。简单来说，嫌疑人只要在适当的时间，针对前置的事件向警方投递举报信，行踪信息即可以“过去时”的形式发送出去，从而避免当时当地暴露行踪的诸多隐患。依靠这个定时妙计，嫌疑人既可以随时随地引导警察启动找人，而即便那具已成白骨的尸体很快被找到，在时间上也毫无矛盾之处。
从这个层面分析，洪重农的死亡时间应当早于设置定时器——也即“反动标语事件”的发生时间。
法医办公室对这个推论给出了支持性意见。
尽管在野外暴露的尸体腐化速度非常快，但是那具尸体所处的山洞环境比较特殊，蜿蜒深入，形成一个封闭、干燥而凉快的空间。这意外地延缓了腐化进程，尸体被发现时软组织仍未完全液化。因此当初法医办公室只能给出死亡时间超过一个月的结论，而不能排除更长死亡时间的可能性。
“陈若生失算了。”王达陆哼哼笑道，“他一定是担心尸体过早被发现，所以特意选了一个隐蔽的山洞放置尸体。没想到这让尸体的腐化慢于预期，遗留下让我们揭穿其假死骗局的关键线索。这就是天意吧！”
杜学弧没有搭话。
“这么看来，陈若生在杀死林乙双以后逃亡海盐，但是后来又偷偷返回了一次家。”我参于分析道，“目的是将顶替他身份的死者的各种生物痕迹散布在家中和林乙双的地窖里。这就是为什么在地窖里残留了人类痕迹并不多的原因，事实上陈若生曾经进行过清理……他在海盐住过的旅馆里也采取了相同的操作。”
王达陆点头赞同。“那个时候，林乙双的尸体还埋在地下，他也没有成为通缉犯，完全可以从容地跑来跑去。”他略微停顿，“但是他后来返家的举动，他那个盲眼的妹妹真的一无所知吗？”
我说：“陈若离的口供是她哥哥再没有回来过……确实需要再次对她进行问话。”
“好好问问，别让她老是用看不见作为挡箭牌。我对那个女的不信任。”王达陆冷冷说，“她很不对头，我肯定她隐瞒了一些事。他们两兄妹都诡计多端！”
我点头。事实上，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看，王达陆的话都正确无误。
嫌疑人制造替身骗局，包括将尸体的左腿用锐物刺穿，从而在股骨上留下伤患的痕迹。
“这个人一定掌握相当的医学知识，而且手法不俗。”法医办公室的主任如是说，“他很清楚人体在白骨化后，很难判定骨头创伤的形成时间。”
“他再怎么狡猾不是也露出马脚了吗？”王达陆说，“我们一定会抓住他的！”
他说的是气话。前面的一切陈述，其实只说明了一件事：通缉犯也许到过海盐，他留下了一具冒名顶替的尸体，然后施施然离开。至于他现在身在何处，仍旧悬而未决。
案件的调查回到了原点。
姚盼尤其沮丧。在山洞中死者的身份被核实后，她喃喃自语了一句话。
“背包在六月底被捡获，举报信寄来是八月初，说明他一直都在……”
王达陆说：“废话，陈若生逍遥法外，一直在看我们笑话。”
听到这个回应后，姚盼几乎没再发言。
她似乎在心中有一种隐约的猜想，但死者身份的揭晓却推翻了她的猜想，让她骤然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
当然我和王达陆也好不到哪里，直感失去了头绪和方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但是杜学弧状态不改，他依然笑意盈盈。有些人会在挫折面前表现淡然，好向别人和自己传递信心，但我知道他是真正的胸有成竹。很显然，与姚盼的自我否定恰恰相反，案件的进展完全落入他的预判，每一个事实都在佐证着他的猜想。
只有当看到姚盼心情低落时，杜学弧会略略走近对方，用手指戳了一下她的后背：“其实你没有想错，只是还不够大胆。”
“起码，我们手里有陈若生的指纹！”我们乘车离开海盐的时候，王达陆坐在车厢尽头，抱着手臂嘀咕。
他的潜台词是，对陈若生实施追捕，我们不至于两眼一抹黑。
山洞中的尸体手掌和手指完整无缺，没有被切割的痕迹。因此专案组从一开始就判断陈若生家现存的大量指纹源于这个死者的可能性不高。当核实死者的身份，并到死者家中进行生物痕迹采集后，这件事得到进一步确认：陈若生家中的指纹和洪重农无关。
事实上，在各种生物痕迹中，指纹最容易被伪造，也最不容易被伪造。尤其是针对一个住家的对象。不容易伪造的原因一方面是很难将原有指纹清理得一干二净，譬如每一本书，每一件衣服都擦拭一遍，做到算无遗漏。另一方面，在将伪造的指纹进行散布的时候，也会遭遇相同的困难。一个人在家里有太多地方会留下指纹了，一些理应集中出现指纹的区域，如果没有找到指纹，或者指纹的数量和层叠的状态显得单薄，立刻就会让取证人员生出怀疑。
陈若生家里的指纹分布十分合理，该有的地方都有，该多的地方都多。抽屉、书本、钢笔、衣柜、药箱、牙刷、咖啡杯、平底锅、餐桌、浇花的水壶……无处不在。他经常使用的那只机械键盘，常用键上的指纹厚厚叠叠。
这绝非三下两下能够伪造的痕迹。
那个家中曾住过三个人。除了陈若离和林乙双，剩下的指纹的属主毫无悬念。据此，公安系统的数据库里终于建立起陈若生的指纹档案。
显然，“终于”这词意味一个前提——在此之前，公安系统里无此记录。
但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正常。
我问过姚盼一次，目前全国记录在案的居民指纹比例有多少。姚盼回答，具体数字她也不知道，也许有个10%，也许更低。
“我们去年颁布了居民换领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的规定，但采取的是自愿原则。”那时候，姚盼对我说，“事实上，直至今年才真正启动实施。”
“我听说从今年开始，第一代身份证将停用？”我问。政策不熟是基层公务员的通病。
“这种说法不对，身份证只要在有效期内就可以继续使用。”
我翻查记录：“那陈若生今年也必须换证，他的身份证快到期了。”
我说这句话时，姚盼一言不发。
陈若生一直持有第一代身份证，1999年他满十六岁时初次申领，2003年换领过一次，到2013年刚满十年。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正常。人们无一不是在证件即将过期时才匆匆换领新的身份凭证——只要对日常生活不构成影响。
“买下这座房子时也没有按指纹吗？”杜学弧在刚参与调查时向我询问。
“好像没有……因为是产权不清的宅基房，手续没这么严谨……”
“那个人考过驾照吗？”
“没有，系统里没有他的驾照记录。”
“护照呢？”
我记得我们一行四人刚降落萧山国际机场时，姚盼走到一边，匆匆打了个电话，然后默然走回来。
“我刚刚查了一下，陈若生曾经去过八个国家，卢旺达、希腊、瑞士、荷兰、约旦、乌克兰、尼泊尔和丹麦——没有英国美国，也没有日本。”
姚盼望着杜学弧说：“没有一个国家需要指纹签证。”
2015年的时候，我给姚盼打过一次电话。
“听说申根国全部开始要求指纹签证了。”
姚盼在沉默中挂上电话。
山洞死者的身份鉴定报告出来后，杜学弧伸了个懒腰，表示此行的目标已经完成了。
“你们回去吧，我到乌镇旅游几天。”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这个年轻的警察再怎么任性，在那时那地也无法抛下我们独自行动了。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王达陆出奇谦虚地发问。
看得出杜学弧有过几秒钟的思考，然后他收敛戏谑，认真地望向嘉兴的刑警。
“有个地方我们最后再去吧。在此之前，需要麻烦王警官开路了。”
“你要查什么？”那时候，王达陆问答的节奏已经跟上了他。
“童江案的举报信。这件事我目前毫无头绪。”
关于八年前童江命案的匿名举报信于2013年8月5日寄至嘉兴市公安局，邮戳的时间是8月4日。平信，信封装着一张普普通通的白纸，手写字，没有落款。
全文只有一句话：2005年7月11日晚上十点，陈若生在甪里街杀了人。
这寥寥几字证明不了什么。尽管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对应，但命案曾经进行报道，顶多只能说明举报人认识陈若生。然而，信封里随附的那件证物却不得不让警方认真对待，乃至绷紧神经。
那张贴了赠言纸条的《神秘园乐队》的专辑，指向了死者童江和嫌疑人陈若生之间的关联；而上面已经发黑的属于死者的血迹，又指向了命案的发生。
事后查实，死者确实在新华书店购买过同一张专辑，那张专辑那时候刚刚发行，购买的日期就在命案当天。
这证明举报的内容绝非信口开河。无论举报人是谁，他和命案的当事人必有交集。这个人大概率在命案的现场出现过。或者说，这张专辑大概率是他拿走的。从死者死亡到警方接报赶到现场，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也就是说，如果举报人不是凶手本身或者同谋，那么他确实大概率目睹了案发的经过。
“我们一直没停过找人。”王达陆对杜学弧说，“既然这个人持有人命案的重要证物，我们自然有权无视所谓的举报人保密条例。”
杜学弧笑道：“举报人可没想过要隐藏自己，起码没多花心思。”
王达陆闷闷哼气，却一时无言反驳。其实我和姚盼也持一样的看法，有几个要素能佐证。
第一，举报人显然不回避认识陈若生这件事，否则大可对被举报人的外貌特征进行具体描述，而不是直呼其名。第二，举报信用钢笔手写，笔迹自然，看不出有故意扭曲书写习惯的倾向。第三，信件邮戳对应的投递邮筒，距离嘉兴市公安局不足五公里，所以那封平信只用一天就送达了。五公里这个距离不远也不近，既不像是故意靠近目的地投递，也不像要远远避开，倒像是找个方便的地方说寄就寄。总之，举报人看上去没想过要隐蔽自己的活动区域。
但是尽管如此，人还是不好找。
王达陆最后还是不甘心地向杜学弧发起挑衅。
“你肯定以为现在没几个人还寄平信，对着邮筒的监控录像你要不要看看？”
杜学弧说：“好的。我正想麻烦王警官帮我申请看录像。”
邮筒就设在邮局的门口，邮递员每日开箱取件两次。盖邮戳是8月4日，慎重起见，监控录像调阅了从8月3日零时到8月4日十九时，合计四十三个小时。期间一共有八十七人投递邮件，8月4日当天的投递人数有四十九人。
即便是杜学弧，也整整看了一个小时。
王达陆说：“你可以慢慢看，我们的人已经看过无数遍，我也看过不下十遍。实话实说，我没看出任何一个人形迹可疑。”
杜学弧关闭屏幕，起身说：“只考虑形迹可疑就是误区了，走吧。”
“去哪里？”胖刑警咧嘴问。
“当然是投信的现场，不结合环境下判断太武断了。”
事实上杜学弧早有判断，这个年轻人的骄傲包括了懒得指着荧光屏里的录像向我们讲解。
我们四人步行前往邮局，一路上杜学弧向街道两边张看。到达邮筒的位置后，他转过身往回走。我们只得跟着，也不再多口询问。
“8月4日中午十二点二十三分，”杜学弧说，“投信的是女人。”
我们几个人勉力在脑海搜索影像。姚盼开口道：“穿着梅红色的连衣短裙，上面有碎花。应该比较年轻。”
王达陆也扭动巨大的脑袋：“信封的大小差不多，但是没有其他特征吧？”
“白色的低跟布鞋和碎花裙子，你觉得搭配不？”杜学弧笑着望姚盼。
姚盼窒了一下，在屏幕上看监控录像，人像不过一节指头大小，连她也没有注意观察投信人脚上的鞋子。她回想了几秒钟。
“我不记得她的鞋子了，但从她行走的姿势来看，确实没有穿高跟鞋。如果你问我穿衣搭配，我的回答是：不好看。”
“她的头发很长，但是盘起来，用头花固定。穿连衣裙还是长发飘飘好看吧？”
“嗯。还有吗？”
“她还用发夹将两鬓的头发捋到耳后。坦率说，那个女子额头挺宽，发际线快要追上老严了。”
姚盼点头：“正常情况下，女孩子会把刘海放下来。她夹头发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平时要戴帽子。”杜学弧眼角带笑，飘到我身上，“也就是职业的要求。”我想起佩戴警帽的事。
“她是什么职业？”我问。
“低跟鞋也是职业要求。她是中午休班的时候出门的，虽然把工衣一脱很方便，但是头发懒得整理了，鞋子也懒得换。反正也不是去约会，就是抽空办个事，穿高跟鞋走路也累。”
王达陆“啧”了一声：“你说她是什么职业呀？”
“不是说了是戴帽子穿布鞋的职业吗？走路‘咯咯咯’地响会影响别人睡觉。”
杜学弧停下脚步，又转身。我们抬头，看见一间医院耸立在眼前。
“我忘吃早餐了。你们去找人，我去找吃的。”
王达陆嘟嘟囔囔靠在我耳边说：“这臭屁儿绝对口是心非，你看他看女人看得那个细致！”
我笑道：“我想他只看了一眼。”
投信人的名字叫李婧，二十八岁，是一家一级卫生院的护士。她步行到投信的邮筒需要五分钟。医院只有三亩地，住着许多风烛残年的老人。
“她嘱咐我在她走了以后，将这封信投进邮箱里。我也没有理由拒绝……”
李婧在接受警察的询问时有些紧张，但仍然保持温和的语气。据医院护士长介绍，在年轻护士里，她是能够对那些又脏又老的病人体贴照顾的少数几个人。
杜学弧每每能够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快速地将线索拆解，是因为他具有如野生动物般的嗅觉，从而敏锐地捕捉实质。
“为什么没有一个投信人看上去有可疑的行为呢？你们忽视了一种可能性：投信人只是受人之托，她根本不知道信封里装着什么。”
杜学弧对我们说。
“至于举报人为什么有恃无恐，不屑隐藏自己的身份，你们也忽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所以他一路上两边张看，一门心思寻找医院。
举报人就死在这家医院的病床上，时间是8月4日凌晨两点钟。
我们翻开病历本，肺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全身，多个器官衰竭导致呼吸停止。举报人的姓名叫陈碧玉，刚过完六十岁生日。
“很少人来看望她，她没有子女。”侍候她终老的女护士轻轻述说，“不过，我记得她生日，也就是四月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男士来探望她，她告诉我那是她在孤儿院照顾过的孩子。”
4
今天很晚才回到家，我没有换衣服，坐在房间的书桌前一直发呆。闹钟指向两点钟，但没有丝毫睡意，甚至提不起去洗澡的念头。
我推开房门，静静下楼，在客厅停下脚步。月光从院子里透进来，客厅和走廊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影子。那个和我一样高的陶罐就在我面前。我和它平视，它也和我对视。
我伸手触摸罐身，粗糙、硌手，似乎稍微用力就要皮破血流。
心中涌起一种难言的情绪，仿佛鞋带打了死结，怎么都解不开，脱不下。
为什么要把这个破烂玩意带回家呢？
是为了证明它原本存放在一个辽阔草原的部落帐篷里？还是为了证明我有能力跨越大洋大洲，从千里迢迢的彼岸带回最沉重的东西，所以越大越重越好。
事实上，它是在工艺品商店里被买下的。那个工艺品商店就在机场里。指定要买这个放在商店门口的摆设物时，售货员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用蹩脚的英文问了几次这是真的吗？
我已经忘记那个售货员的长相了，也许是一个皮肤泛着黝黑光泽，文着图腾的胖汉。
一瞬间，情绪蓦然扩大，那股强烈的愤懑再次让我头脑发热。我无法忍受，想把那个陶罐拦腰抱起，狠狠摔在地上，直至片瓦不全。
但就在我握紧拳头的时候，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哥。”
若离也醒了，走过来我身边。
“你回来了？”
她从背后轻轻抱住我。我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她“扑哧”笑了一声。
“你还没换衣服吧，而且身上很臭。”
“嗯……”我模糊回答。
“问你个事。”
“嗯？”
“你穿着衬衣吧？是什么颜色？”
我头脑一阵混乱，口中却脱了缰，“绿色……”
若离轻轻笑，“你不是曾经说过最讨厌绿色的衣服吗？哥，你变了。”
我哑口无言，回忆让人手足冰凉。
“但是你喜欢绿色……”我良久回答。
这个回答让妹妹抱着我的力度加大了一些。
“真好，谢谢你。”
我背对她说：“夜了，去睡吧。”
“我睡不着，你陪我睡好吗？”
我转身推开她。
“若离，别开这样的玩笑。”
（摘自第四号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