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学弧答应带我们去那个起源之地前，他突然说还是想先去查另一件事。那时候我们已经不以为忤，也不会责怪他拖拖拉拉，因为他每带我们到一个地方，一个问题就会得到解答。我们每个人都深信正在确切无误地一步步走近真相。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王达陆再次问道。
“我听说很少有江浙人愿意远远地离家发展，因为在这里就挺好的。”杜学弧笑着对嘉兴的刑警说。
“嗯。”胖刑警从鼻子里吹着气，“北上还可能考虑，但没有必要南下。”
“但是陈若生兄妹却选择了南下。”
杜学弧一字不漏地复述了陈若离日记里的一段话。
“吃饭的时候，哥哥说他签了一家公司的专栏约。是一本叫《新花色》的时尚杂志，公司在杭州。我和哥哥都有些失笑，当初考虑来南方，是觉得沿海的机会更多，没想到签约的公司离老家反而更近。不过，既然是网络时代，东家在哪里都无所谓。这么一想，我就下决心要加油。哥哥带我到南方，考虑得更多的是我唱歌的事，哥哥一直在努力奋斗，我也不能拖后腿！”
“人各有志，总会有人做不同的选择。”王达陆说道，“日记不是也解释了吗？你们那里也不错。”
杜学弧微笑，“你说得对，选择搬到我们那里的人也不止他们两兄妹。”
我接口说：“林乙双也选择了搬家，也选择了同一个目的地，于是在那里与陈若离兄妹重遇。”
“听说是和跟着他女朋友一起走的？他女朋友叫什么来着？”
我回答：“叫吴子珺，是林乙双工作的兽医站站长的女儿。”
杜学弧笑道：“你看，我也有不记得事的时候。”
姚盼问：“我们去兽医站吗？”
杜学弧说：“既然都来到家门前了，就去看看吧。”
我猜到杜学弧的下一个坐标是林乙双，但并非因为具有超人的直觉。
离开举报人终老的那家医院时，有一会儿王达陆去上厕所，姚盼走到室外打电话。我走到楼下，看见杜学弧站在门诊大厅的公示栏前面。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到医院的，或许他一直没走。我走近他，发现公示栏上张贴着医护人员一览表。
“你在看什么？”我问。
杜学弧抬起手指，指向第三排末席的一个副主治医师。
“是刚才那个医生？”我望向杜学弧，“原来你也上来了。”杜学弧笑而不答，这让我觉得自己说的事太显而易见。
当我下楼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在病房走廊尽头一闪而过。他先是探出头，然后匆匆躲开。如果从警察特有的怀疑心来看，认为那个人举止可疑也未尝不可。
“老严眼力很好呢！”杜学弧微笑，转身离开公示栏。
“不去找他问话吗？”
“干吗找人家问话？”杜学弧狡黠地向我眨眼睛，隔了片刻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然而，那个年轻的警察在说后半句话的时候神情在一瞬间发生了变化。他若有所思地扬起下巴，眼睛里掠过一种黯然之色。这种神情转瞬即逝，我以前从未在他脸上见过——我因此生出自觉，决定不把这件事告知姚盼和王达陆。
回过神，杜学弧早已换回轻松的神态，手插裤袋走到医院之外。
我回头又望了一眼医院的公告栏，目光在那个年轻医生的简介上停留。
“马岚，毕业于嘉兴湖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人的名字毫无印象，但是我记得学校和专业的名字。
林乙双也从那里毕业的。
从职业履历上看，林乙双属于时运不济，混得相当糟糕的那类人。
嘉兴湖医学院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医科大学，但林乙双的术科成绩名列前茅，并且拥有临床医学双专业学位，毕业以后曾被大型三甲医院录用。入职不久，他和医院人事部门的领导发生矛盾，连第一个月的工资都还没领到手就卷包袱走了人。随后，他跑到一家区属的红十字会医院服役，前后干了不到三年，就因为违反规章给病人注射药物而被院方辞退，连同医生执业资格一并吊销。丧失为人看病的医者身份后，他只能转而给动物看病。他到市农业局下属的畜牧站求职，成为一个老兽医的学徒。
“林乙双这个人从来就不适合当医生。”畜牧站站长吴联军冷冷评价他昔日的徒弟，“甚至不适合当兽医。”
畜牧站坐落在一个陈旧的小院子里，建筑物的外墙贴着坑坑洼洼的白瓷砖和红红黄黄的小广告。进入院子有一条可以通车的回廊，里面是一个大铁门，门上挂着已近风化，写着“动物防疫”的塑料门牌。走近铁门，能听到此起彼伏的犬吠声。
那一年，吴联军已经六十三岁，因为没有找到适合的接任人，组织建议他推迟几年退休，那个老党员二话不说就继续把担子扛下来。
吴联军祖籍四川大凉山，十八岁参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来跟随军区工兵团驻扎在浙江。从部队转业后组织安排他在地方农业部门工作，畜牧站站长的职务一当就是三十年。
畜牧站有七八个工作人员，除了承接政府下达的防疫工作，也对外营业，有时是下乡给农户的牲口看病，有时是给居民饲养的宠物看病。因为收费比各类宠物诊所便宜一大截，抱着小猫小狗上门问诊的人比想象中的多。
“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问话的时候，王达陆一时口快，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他问：“你觉得林乙双一个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来当兽医算不算亏？”话出口后，胖刑警神情有些尴尬，但老站长脸上没有任何波动。他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始终秉持平淡而认真的态度。
“那个人只要求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我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其他念想。”老兽医一边给院子里拴着的几条狼狗投食，一边回答我们的问题。
进门的时候，院子里的狗都叫起来，直至老人从小楼里走出来低喝了一声。后来我们才发现，平时接待求医的客人是在前门，我们莽莽撞撞走了后门，所以被视作不速之客。
“当然他本身对动物也不反感。他想留下来干活，我也没意见。”
姚盼问：“为什么您说林乙双不适合当医生？”
“因为私心杂念太多。”
“您是说林乙双心里有杂念？”
“嗯。”老站长冷冷道，“我没见过他给人治病是什么样子，但我想一定不适合，因为他连给动物治病都不适合。他第一次给猫做绝育手术的时候，手抖得不行。”
我们几个人一时间都不说话。
吴联军说：“切开阴囊的时候还好，下刀平稳，但是将鞘膜和睾丸剥离的动作最后却无论如何做不到。那只打了麻药的动物颤抖了一下，他就停下了手。我在旁看得窝火，明明只需要轻轻一扯，明明只是一只猫。”
沉默半晌，我吞吐问：“他是因为……不忍心？”
老站长蹲下身，抚摸几只狼犬闪闪发亮的毛发。
“你们知道吗？当医生有时候需要隔离对生命的感情。”
姚盼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当警察也一样。虽然对生命敬畏，但是感情需要隔离。”
老站长脸上呈现出军人的坚毅神情。
“是啊，因为职业的需要。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如果不能摒弃粘粘连连的心情，就无法客观地做出判断，也无法镇定地对鲜活的血肉手起刀落。所以有人说医生都是心如磐石，冷酷无情的人，这种说法一点不错。如果你跟着生命的颤抖而颤抖，就什么都做不到。”
我想在他心中，一定浮现了某个火光冲天的战场，许多生命在他手边滑落，但也有许多生命得以托起。
但老人眼角的皱纹变得温柔而感伤起来，他缓缓站直身。
“但是那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无论技术多纯熟，却仍旧缺乏最基本的素养。他一点都不专业。给牲口接骨的时候犹豫不决，生怕力气用大了。告诉宠物的主人已经回天乏术的时候也犹豫不决，开不了口。他有太多私心杂念，始终无法做到超然地面对生命的起落。”
“吴老师，你的学生是个移情强烈的人呢。”杜学弧在这时候笑嘻嘻开口，“看着别人难受，自己也跟着难受；看着小动物难受也一样。说白了就是个怪人。”
老兽医望向那个年轻人，然后又扫视一院子的警察，最后淡淡作答。
“你说得对。选择从医的工作，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也没有人比他更不适合了。”
吴万联在部队时当过军医，转业的时候也曾到医院任职，但他不久拒绝了这份工作，而选择给动物治病。他愿意接纳潦倒的林乙双成为他的徒弟，手把手教导他举起手术刀，是因为他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直至认可他和自己的独生女儿交往。
“您最后一次见到林乙双，是今年春节的时候吗？”姚盼问。
“嗯，他专程来向我说明和子珺分手的事。”老兽医平静回答，“其实无此必要。他选择和子珺结婚，我不会反对。但如果不适合，我也不会说什么。”
吴子珺曾经告诉我们，她和她父亲的关系不和睦，她先后怀孕和流产，吴联军始终不闻不问，这让她一气之下选择了离家南下。但实际情况更复杂一些。
吴联军转业后娶妻成家，那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妻子张紫芯比他小十岁，是部队首长介绍的对象。张紫芯出生在南方第一代的商人家庭，十七岁那年跑贸易的父母在边区遭到歹徒的抢劫，不单损失了一车的货物，还被双双割了喉，殒命在血泊里。父母死后，她投靠在部队里当官的舅舅而来到了浙江，后来经人介绍嫁给吴联军。张紫芯从小家境殷实，而且长相俏丽，是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子，当初选择嫁给吴联军，是因为她敬佩军人的气概，让她受过惊怕的内心产生安全感，而且丈夫被分配到大医院，也让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但吴联军不久就放弃了医生的职业，他性格冷硬，进入公职系统后也缺乏从政的天分，畜牧站站长的职务从一而终，每天的工作不是到养殖场喷洒消毒药水就是给农户示范接种，阉猫阉狗的活计反倒算是体面的。生活的现实距离预期越来越远，张紫芯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当两年后重新有了音讯，她已经改嫁给一个香港人。直到那时吴联军才发现，自己的妻子原来一直持有香港居留权。几十年前她的母亲偷渡香港，在那里生下了她。
张紫芯离家的时候，女儿吴子珺只有十二岁，但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对港台文化充满憧憬。这是她和古板严肃的父亲格格不入，以及后来选择在南方定居的原因。
我提问：“您女儿搬到南方去，是考虑到香港找她母亲吗？”
“我不知道。”老站长答道，“我前妻已经和我断了联系十几年，我不知道她和子珺有没有联系。不过我想子珺将来会去香港的可能性不高，流产也好，发脾气也好，她只是找个借口离家而已。子珺性子很独立，她不喜欢和我一起生活，也不见得会喜欢和她妈一起生活。何况她也长大了。这都好几年了，她不是还留在内地吗？即便去了香港，那里又会有什么发展空间？”
说起女儿，老人不知不觉变得絮絮叨叨，话语也失去了此前的条理和镇定。那个老父亲一定对女儿采取和她母亲一样行为而感到失望和灰心，但心里仍然有挂念。
“我听说令爱流产是因为感冒的原因。”姚盼寻找着切入问题的角度。
“嗯，她是这么告诉我的。可能也怪我疏于照顾，不过她也从来不依赖别人的照顾。”老父亲说，“我想她也不依赖林乙双的照顾……孩子可能是她自己本来就不想要的。”
“你的意思是说她不想和林乙双结婚吗？”
“你们别多想，年轻人的事情我管得很少。不过，子珺不是那种定了心性要结婚嫁人的女孩子，我想她也接受不了一个男人基于责任娶她这种事。”
王达陆因为对林乙双这边的情况不熟悉，原本没怎么开腔，这时听得不痛快，也忍不住出声发问。
“林乙双和您女儿感情到底怎么样呢？他们前前后后交往了很多年吧？您女儿搬到外地，他不是也急急忙忙跟着去了吗？”
吴联军略微沉默，语气有些喟然，回答却仍旧答非所问。
“我说了年轻人的事我管得少，我不大懂他们的想法。我想子珺喜欢林乙双这一点不错，毕竟那个人是她带到我面前的。至于林乙双，我不讨厌他，子珺离家后他表示要陪同到南方去，对此我也表示感激。他不欠我们两父女什么。”
那时候，我们无不在消化着这些话，尤其听不懂那个“欠”字从何而来，但老人家看上去没打算说得更明白。姚盼表情严肃，缓缓问：“吴站长，您觉得林乙双是个什么样的人？”
吴联军闻言苦笑了一下。“是啊，毕竟你们千里迢迢而来，不是就为了打听这个人的品性吗？没必要绕圈子。不过——”老人的表情又变得冷淡，“我说过了，我不讨厌他，也没有立场不负责任地指责。先不说他已经去世，哪怕他在世我也没有立场。事实上，我对他的评价早就已经做出。”
杜学弧不温不火地介入：“他对未来没有设想。”
老人呆了一下，他良久抬头望着说话人，似乎在惊诧这个年轻人每一次都一矢中的。
“是的。”老人最后打开了话匣子，语气却更为喟然，“那个人缺乏常人应有的野心和念想。对未来生活的念想。我承认我希望他能够接我的班，但我从一开始就清楚这是一厢情愿。这里仅仅是他寄宿的场所，赚取生活的费用，维持社会的身份。他非常优秀，但我不知道他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可能从来就没有。我想他对子珺的感情也是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说话。
老站长说：“无论我还是子珺，在那个人心里都不过是寄居蟹的房子。他用责任制造房子，让子珺怀孕的原因也不过如此。春节回家，他给我磕了三个头。但我不指责他，他不欠我们两父女什么。”
杜学弧问：“你还记得第一次见林乙双的样子吗？”
老站长淡淡地说：“记得。他在街头遇见子珺，子珺拉着他来到我面前，说他中意兽医的工作，请我推荐他留在畜牧站。那时候，我就知道子珺喜欢那个男人。子珺喜欢那种相貌。他满脸胡茬，留着披肩的长发，却穿着一件干净的绿色衬衣。”
杜学弧问：“林乙双离开畜牧站，搬到南方，仅仅是因为陪伴你女儿吗？”
老人沉默，片刻抬头。
“不，我想那是个借口。他很早就有离开的念头。”
林乙双从畜牧站离职以后，一个新来畜牧站的干部分配使用他曾经用过的手提电脑。因为一次硬盘受损，在做数据恢复的时候，几份已被删除的文件得到复原。几份文件的名称写着“致吴老师”，所以那个干部将文件呈交给吴联军。
“他曾经写过三封辞职信，但没有提交。”老站长说，“他一直想离开这个城市。子珺搬到南方，让他下定了决心。”
临走的时候，姚盼忍不住问：“请您告诉我，林乙双是不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爱护动物也好，恪守责任也好，全部是虚假的伪装！”
老人平淡回答：“我不知道，也不相信。我只知道两点，第一，他有太多的私心杂念；第二，他精通人心。”
其实我不了解杜学弧带我们找吴联军的用意。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明白在调查的中途，跳过命案的凶嫌陈若生而去问询命案的死者林乙双的过往价值何在。
那场谈话，只给我们的脑海留下一种无可名状的混乱的杂音。而我则无端想起我们几个人还信步行走在海盐的街道上的一段对话。只不过，直到最后的最后，我们才真正明白杜学弧口中所称的浅白的误区所指是什么。
王达陆说：“陈若生失算了，或者说是天意。他把伪装他身份的尸体放进隐蔽的山洞，没想到尸体腐化比预期慢，结果暴露了马脚。”
我说：“陈若生在杀死林乙双以后逃亡海盐，后来又偷偷返回了一次家，将顶替他身份的死者的生物痕迹到处散布。他在海盐的旅馆里也干了相同的事。”
王达陆说：“对，那时林乙双的尸体还埋着，他没有受到通缉，所以可以从容地来回跑。他费尽心机制造自己已经死亡的假象，企图逃避罪罚，但他的这些伎俩已经通通被拆穿，我们迟早会抓住他。”
那时候，我和王达陆你一言我一语地喋喋不休，姚盼没有加入谈话，她有些意志消沉。杜学弧则一直懒懒地听，脸上的表情也懒懒洋洋。直至我禁不住扭头问他的意见。
“要当心浅白的误区。”那个年轻警察笑眯眯地说。
“什么浅白的误区？”我问。
“譬如说，在海盐装神弄鬼的人，现在已经明确地证明不是死于山洞的那位，但仅此而已，并不代表其他事情也一股脑证明了。当警察不能先入为主哦。”
王达陆停下脚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一件事不可能之前，那么可能性普遍存在。我们现在已经证明的事项有什么？第一，山洞里的死者不是陈若生；第二，在海盐留下行踪的人不是山洞里的死者。只有这么多，其他没有了。A≠B，C≠A，但并不能证明B=C吧？”
我和王达陆一时哑口无言，姚盼也定神看着杜学弧。
“所以不能因此忽略一种可能性。”
我呆问：“什么可能性？”
“在海盐出现的那个人，也不是陈若生。”
在我们的惊愕之中，那个年轻警察面向姚盼微笑。
“你没有想错。”他说，“只是还不够大胆。”
5
因为有东西落在家里，今天中午临时回了一趟家。
用钥匙打开门，上楼梯，走进自己的房间。没有听到若离的声音，她可能出门了，我也没有刻意喊“我回来了”。
匆匆翻找书桌，也检查了床褥和垃圾桶，但没有找到需要的单据。我原本以为一直夹在钱包里，但上午一检查发现没有。我坐在床沿想了想，才想起那张单据可能放在另一个地方了。前天晚上突然要核几个数字，应该拿出来看过，可能随手放哪了。
刚起身准备走，听见若离的房间里传来莲蓬头喷洒的水声。
原来若离在家，刚才在自己房间的套卫里，所以没听见我回家。可能一直在解手吧。
天气还有些微凉，所以若离平时都会在午间洗澡吗？
我推开房门，走到走廊。当脚尖触碰木地板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正在刻意放轻足音。
若离的房门开着，水汽氤氤氲氲，弥散了小半个房间。像一群活泼而躁动孩子挤着跑出来。难道卫生间的门也敞开着吗？
我杵在门口，可能有一分钟，可能更长。我向前走了一步，停止，然后是第二步。迷蒙的水雾和哗哗的水声给了我某种安全感，某种勇气。但我最后只走了两步，停止在房间的过道里，进退维谷。
我可以看见卫生间的门了，开着。再往前一步，视线将失去遮挡。
我伫立不动。我知道再过几分钟，不会超过十分钟……
感觉不到心跳和呼吸，周围也没有声音。或许，我正在和自己的灵魂说再见。
第九分钟，可能是第八分钟，我看见一双赤足穿越迷雾。若离像一只小鹿噔噔噔地跑出来。水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呢？她披着白色的浴巾，背对我。
明明是正午，不该有日影，也不该有倾斜的光照。但那具胴体切实地发出光芒，当浴巾掉落在地的时候。
若离的臀部是桃心形的，当她弯腰捡浴巾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大腿内侧到股沟之间。那里有一块淡红色的草莓血管瘤。可能因为刚刚被热水浇灌过，以及被手指触摸过的缘故，微微有些充血。
若离转过身来。
我的脚边被什么东西碰撞了一下，这让我抬了抬脚。
“嘿，小梅，别进来。”
若离噔噔噔地走向前，站在距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我听见小梅咕噜噜的声音。它在我和若离之间来回窜走。
若离没理它，也没理我。我伸手，就能触碰到她。
若离把浴巾丢开，开始将衣服穿上身。一件画着戴眼镜的猫的卡通图案的宽大的白色T恤。我有点搞不清衣服从何而来，是她一直拿在手里，还是刚才从床上拾起。她没有穿文胸，光着下身。不过后来穿上了内裤，兜裆的位置有一滴红色，染了果酱。
我手扶着墙壁。若离站在原地穿衣，我觉得穿得很慢，安静而认真地展示。直至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她是在为我表演。
我想，我抬起脚又放下的时候，曾经发出了足音。
事实上，从陈碧玉终老的医院离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已经预见我们——或者说杜学弧要带着我们前往的最后的目的地在哪里。
姚盼曾经告诉我，有一个人给过她建议，当搞不清一件事情的真相，不妨往更前端、更久远的时间张望。后来我自然猜到这个人毫无疑问是杜学弧。
我曾经以为这个年轻人身负看透人心的特殊能力，其实，他只不过比常人更加热衷于刨根问底而已。他知道人心总朝向着永恒的家园，是以因由总坐落在最初的地方。杜学弧从孩童时代就学习用这种方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后来成为执法人员，他也屡屡以这种方式履行着他的职责，甚至于不辞劳苦。话说起来，就在最近我听说他刚侦破了一宗关于丈夫杀妻的奇案，因果颠倒，让人啧啧吃惊，心生震撼。案情的跨度就长达十六年。
但这是另一案。
我们对童江命案举报人的生平进行了大致的扫描。
陈碧玉出生于解放初期，天生患有残疾，颈背肌强直，左下肢不对称性萎缩，是一个弃婴。六岁之前，她曾被一个贫农收养，有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动过两次手术，侥幸活了下来，也能直立行走。她的养父耗尽家财后带着她在海盐和嘉兴之间流浪了一年，两人在野外、桥洞、垃圾场等地方居住。她的养父在某一天早上无论如何再叫不醒。社会福利人员把她抱走的时候，她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吃过粮食。
陈碧玉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在嘉兴福利院度过。因为形态丑陋，营养不良，但是偏偏馋嘴，在福利院的孩子们之间流传一个花名叫“宁化小吃”，翻译过来就是“老鼠干”。十六岁那年，她无端端怀孕，那个年代对这种事情讳莫如深，福利院无声无息地为她办理了离院手续。
离开嘉兴福利院后，陈碧玉曾经在电影院当过检票员。每当放映外国电影，她会倚靠着墙角，一遍一遍地看，每次看完都泪流满脸。她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生下来——也可能在生下来后不知所踪，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二十四岁的时候，她结了一次婚，对象是电影院的放映员，年纪比她大三十岁。她的丈夫喝了酒会打她，所幸只打了七年，那个人就中风死了。跟着酒鬼过日子的那几年，她学会了挨打，也学会了自己喝酒。有人说她在此期间又怀过孕，有人说她老公根本不行，也有人说她头一次怀孕后在黑诊所做的堕胎手术，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总之她一直没有孩子。
陈碧玉在三十三岁那年重新回到嘉兴福利院。孩童时代她有一个玩伴叫董小萍，比她小一岁。董小萍成年后到了民政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工作，后来又安排回嘉兴福利院当人事科科长，所以举荐儿时好友也回来福利院工作。后来董小萍成为嘉兴福利院的院长。
1998年，四十五岁的陈碧玉被嘉兴福利院辞退。从那以后，再没有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打过工，过过何种生活，直至在一家很小的医院的病床上合上眼睛。
这些信息，有一些在我们出发往目的地之前已经掌握，有一些是我们到达目的地后询问得知。尽管如此，陈碧玉在四十岁那年以护工妈妈的身份认识陈若生陈若离兄妹，其后多年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却非当事人不能知。
那些往事，后来是陈若离告诉我的。
嘉兴福利院坐落在嘉兴市近郊，从公交车站下来，要穿过一片崭新的楼盘。听说几年前，那里还是稀疏种着菜苗的荒地。再往前有一条河道，临近山边，上面架着一条摇摇晃晃的木桥，那木桥修了又修，倒是一直还在。
然后是林荫道，尽头就是福利院已经上了年纪的灰色围墙。嘉兴福利院成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占地不小，成立之初就有办公楼、员工宿舍、儿童宿舍、活动楼、仓储楼、医疗室等建筑楼群，甚至还有供孩子们活动奔跑的草场和一大片林地。林地边缘有一个大水池，早些年进行过翻新，耸立着各色各样的石膏雕像。
最高峰的时候，嘉兴福利院住了两百个孩子，陈若生兄妹在的时候也有一百多人。
“她也曾经是这里的孩子，命不好。”
福利院院长董小萍没有和我们多谈陈碧玉，当初她辞退陈碧玉，是仁至义尽，这一点她也没有为自己多做辩护。
杜学弧和我们一同和这位女士见面。那时候，王达陆已经不再耍嘴皮子，对杜学弧说奚落话。我们都明白，那个年轻警察会在他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全力投入。
“你们来得还算及时，有什么事就问吧。”
老院长已经五十九岁，明年即将退休。她也早已经过了为了仕途和世故粉饰太平，掩藏自己内心的年纪。但她仍有坚守的原则。
我们询问陈若生兄妹的事，老院长说对两个孩子还有印象。
“嗯，我记得那两兄妹，他们都很有活力。”她露出淡浅的笑容，“我记得妹妹还发现了一条神奇的密道，可以从孩子们的宿舍通往另一栋楼。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那里存放了不少糖果，孩子们都有调皮捣蛋和馋嘴的时候。我和碧玉小时候也一样。”
杜学弧去看过那条传说中的密道。密道的入口是一个米缸大小的墙洞，隐藏在茂密的草丛后面，不走近就看不见。墙洞仅容一个七八岁的孩童俯身爬进去，杜学弧沿着建筑物外墙丈量。然后他又跑到另一栋楼房，钻进地下室，察看密道的出口。他来来回回，总之是为了搞清密道有多长，有多曲折。
“真是不容易啊！”我问他在找什么，他夸张地赞叹。
哪怕在旧楼翻新的时候，那条密道也一直被保留下来。老院长说这也算是一种历史，时不时还会有孩子在这里挑战通关，虽然没几个能够成功。
董小萍是个本心宽厚的人，还有一个证据是当我们问及陈若生兄妹时，她首先说到的是孩子们的趣事，而不是他们闯下的祸事。哪怕那个祸事显然让人印象更深。直至我们反复追问，老院长才平淡说起朱大虎的死。
“那是一场意外，毋庸置疑。我记得那个孩子死去以后，陈若生一直深深自责，但是很多孩子情绪不稳定，对他很不友好，对他的妹妹也不友好。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因为害怕的心情作祟吧。考虑到不能让这种消极的影响再扩大，我们只好让陈若生提前离院。我一直觉得遗憾。”
老院长对很多往事的评述都浅尝即止，那时候，我们渐渐产生此行一无所获的急躁感，也搞不懂杜学弧带我们前来的用意。
但杜学弧的样子始终看上去收获满满，不久他开了口。
“陈若生喜欢绿色吗？”
院长有点愕然，杜学弧指了指一张照片。开口问话的时候，他正看着挂满在院长办公室墙上的一排排照片。
我们都凑近了看，看到一张陈若生笑逐颜开的照片。他手里展开一张奖状，身上穿着一条吊带裤和一件绿色的衬衣。照片里的陈若生是个孩童，之所以知道那个人是他，是因为照片的白色衬底上写着：“陈若生获得文艺会演一等奖。”
“哦——”董院长回忆道，“我记得那孩子参加的是市里组织的比赛，他代表我们院参赛拿了一等奖。对了，我还记得他唱的歌是《鲁冰花》。嗯……他身上穿的那套衣服，是陈妈妈送给他的。”
姚盼问：“你是指陈碧玉吗？”
院长点头。
杜学弧笑道：“陈妈妈一定喜欢绿色吧？”
老院长说：“坦白说，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孩子喜欢什么颜色了，也许是绿色吧。但是碧玉确实喜欢绿色。她一岁被她养父捡回来的时候，手臂上缠着一根绿色的布条，所以她养父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她刚来到福利院的时候，那根布条也还带着，但后来破旧到变成碎片了。我想，陈妈妈心里也希望她照料的孩子能够喜欢绿色吧。”
杜学弧问：“陈若生还有其他的绿色衣服吗？”
老院长又再回忆：“可能有，但我不确定。陈妈妈送他的这件衣服，我记得他小时候穿过很多次，但后来就不穿了。毕竟人会长大嘛，总有不合身的时候。”
说到陈若生绿色衣裳的时候，姚盼骤然绷直了身体，眼睛也睁得圆圆。但话题很快转到另一个地方，并且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
“说起来，我倒是记得妹妹陈若离挺喜欢绿色。”老院长说道，“每次发衣服，她总是挑选绿色的裙子，画画也喜欢用绿色的铅笔。虽然她只能画简单的圆圈。”
杜学弧问：“孩子们经常画画吧，那些画你们有保留吗？”
院长说：“应该都在，我让人找找。”
王达陆大声接口：“陈若生也有画画吧？麻烦您一定要找一下。”
姚盼和我也相继露出关注的神色。
福利院的孩子没有太多的娱乐，他们大多都画画。画好以后，他们会大大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拿给护工妈妈炫耀，争取贴在墙上的机会。嘉兴福利院用一整间房间，好好地保存着一批批孩子的画作，分开箱子放好。
我们没花太多时间就找到了三张陈若生小时候的画。一张画着恐龙，一张画着他自己在舞台上唱歌，一张画着他牵着妹妹的手在大草原行走。
不说看不出来，王达陆在我们几个人里面取证经验最丰富。他用肥肥圆圆的手指捻起画纸，小心地抖落蒙在上面的灰尘，对着阳光仔细观察，然后在五六个地方轻轻刷上黑色的磁粉，再用羽毛刷把多余的粉末去除。
我们之所以随身带着冰鉴指纹检测工具，是因为每次谈及“指纹”这个问题，杜学弧总会面露意味深长的暧昧。我们虽然不明其然，但不免心生动摇。王达陆尤其对这件事念念不忘。一路上，每当到达陈若生曾经住过、工作过、逗留过的地方，他都忙不迭地寻找采集嫌疑人指纹的机会，但始终一个未获。直至此地此时。
画纸上隐隐浮现了幼细的波纹，一圈一套，仿佛专为小沙砾设计的迷宫。还有一些迷宫的占地大得多，那是掌纹。
王达陆用手机拍下纹路的照片，当即用专门软件进行加深处理，然后将最完整的那几个发给姚盼。姚盼将它们发给技术科的同事。我们都围着姚盼的手机，在一阵沉默中紧张等待。
唯有杜学弧站在仓库房间的窗边，悠闲地望对面小树林的风景。事后我们才想起，提出看画的人明明是他，这种吊人胃口的行为着实让人气结。
“因为王警官一直耿耿于怀嘛。”
当我们出言抱怨的时候，杜学弧微笑回答。我们骤然哑口无言，才明白过来这个年轻人对待他人，其实一直温暖而用心。
八年前，童江命案专案组因调查无果而解散，王达陆很长一段时间郁郁寡欢。八年后，这件案件得以重启，也重燃了这个警察心中的火苗。但在案件调查的某个阶段——我想应该是他对陈若生之死生疑，并确实揭破嫌疑人假死的那个时刻，有一个疙瘩从心底长成，进而变成悔意。当年因为疑似人员出现在监控录像里，陈若生曾接受警方的登门问询，但由于指向模糊，也没有他和死者相识的证据，问询和调查均草草结束——甚至于连被问询人的指纹都没有采集。怎么会连基本程序都漏掉呢？王达陆每每想起当年调查过程的不严谨，愧疚之情就泉涌而出。而当发现嫌疑人采取了假死手法，悔意更进一步扩大。这位嘉兴的刑警禁不住陷入一种自责的思维困境：如果当年的取证更严格一些，起码将嫌疑人的指纹信息掌握在手，案件是不是早已告破，死者也早已得以告慰呢？是以在飞往杭州的飞机上，姚盼说到我们手头几乎不掌握陈若生的任何个人信息时，王达陆的内心突然更为不安，以至于口气不善。然而，和许多人一样，他的内心被杜学弧一眼看穿。那个年轻人轻描淡写地岔开话题，理由无他，其实是悄然维护了对方的自尊。
提出找陈若生的画作的理由相同。杜学弧的目的是用事实告诉王达陆：无须自责，这件事毫无影响。
技术科的同事在十分钟后打来电话，画纸上的指纹和陈若生家中的指纹对比一致。
一瞬间，这个结果让我们茫然若失，就像猛然去提一个看上去沉甸甸的行李箱，结果上手却轻轻飘飘，生出错用力的难受。王达陆哼了一声：“我早就说过陈若生家里的指纹不会有错……”但说完也陷入了沉默。
杜学弧望着我们的样子，似乎有些于心不忍，他“啧”了一声开了口。
“伪造指纹又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三人齐齐望着他。
杜学弧举起五个手指，做出一个类似木偶戏的动作。
“网上卖的指纹套二十块钱一枚，六十五块钱套装包邮，五个指头都齐活了。”
我们都愣住不说话，王达陆蹙起眉头：“可是，没有证据……”
“但是我听说掌纹不好弄，麻烦很多，所以也可以认为当事人没考虑周全到这种地步。”
我们又说不出话。
杜学弧轻轻捡起一张陈若生的画，淡淡说：“其实啊，留下掌纹的地方，理应比指纹更多。只不过警察很少想到要去检验掌纹。”
后来我们联系专案组本部，紧急派出技术人员重新前往陈若生家中补充取证。这个过程自然需要一些时间，但并不影响我们那时的势如破竹，也不影响此间我向诸位的陈述。我们在陈若生家里最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手掌的印迹，和陈若生画作里留下的掌纹相对应。
“你们——”杜学弧停顿一下，侧了侧脑袋，“我们，没有想错。”
当我们霍霍心跳时，他又说：“好了，都花费一个小时了，我们回去吧。”
我问：“回去哪里？”
“当然是院长办公室。”杜学弧走出仓库房间，“要问的事还没问呢。”
径直回到院长办公室，杜学弧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递给董小萍。
照片掏出来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结果那是一张陈若生的照片，我们都见过。陈若生穿着明黄色的羽绒服，站在瑞士英格堡一家酒店门口，远处是白雪皑皑的铁力士山峰。
杜学弧问：“董院长，你认识照片里的人吗？”
陈若生的照片不多也不少。他的家里没有相薄，但电脑里存了几个文件夹的照片，有数码照片，也有旧照片的扫描文件。一些网站上也有他的旅行照。和别人的合照也有，但是数量不多。和妹妹陈若离的合照也说不上多。
如果先行抱着怀疑的心态去考量，直言这其中必有问题也未尝不可。但若一开始无此印象，则又是另一回事。情况正常，没什么特别，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最初所做的判断。
是以，也没有人会想到拿着这些照片进行鉴定。
譬如将照片四处递给别人看，询问照片里的人是谁。
照片里的人是陈若生——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认定这一点，已经说不清楚了。现在重新回想，将之扣上“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等帽子其实也不公平。
我们确实很早就树立了屋主陈若生的相貌印象，我想应该从我们走进那间房屋的那刻这个印象就已经形成。但我们并非没有进行过证实。
我们在陈若生家中找到好些文件资料，比如他与杂志、网站签订的协议，房屋的购买合同，等等，有一些资料上贴着他的证件照片。事实上，我们在抽屉里找到一个小纸袋，里面装着的一沓证件照，有黑白，也有彩色。纸袋上面写着陈若生的姓名。
我们也曾向有关人员求证。譬如房屋销售经理。
相信诸位还记得，我们和房屋销售经理谈过话。那个销售经理姓徐，原本是镇住建办的干部，后来专门负责山边连片宅基房的营销，以销售提成为生。在购房的过程中，这位销售经理和陈若生打过交道。
我和刘亮指着在家中悬挂的照片问，这个人是陈若生吗？销售经理忙不迭点头，对对，他就是陈先生。
我们也问过个别村民。
“那个哥哥我见过一两次吧，嗓子有些毛病，嘶哑得像用砂纸磨刀。”
“不知道，有点像吧。我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了，本来就没见过几次。”
如果你还记得，村民们的回答口径大多差不多。
不过我需要承认，这种核实的行动只发生在命案调查的最初阶段。其后再没有人会拿着陈若生的照片到处问。包括向《新花色》的编辑依月问话时，我们也仅仅问了一句“你见过陈若生吗”，当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再未出示照片。
在调查的角度看，核实人员身份的工作早已结束。
所以我们在来到嘉兴以后，也从未想过做这件事。即便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找到若干接触过陈若生的人。
我问过杜学弧，为什么那时候他不把照片拿出来。
“底牌一下子翻开多没意思。”杜学弧笑嘻嘻说，“何况这样太不给你们面子。”
我想，杜学弧一直不愿意带着我们前往最终的目的地，而有意独自行动，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对整个案件自有考量，希望在一些事情被揭露后取得更灵活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我们其他几个警察的自尊心。
“我只见过陈若生一次。”王达陆呢喃自语，“我印象中，陈若生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调查的前期中有太多的错漏，那些错漏在后来看一目了然，相当可笑。
不过，那个年轻警察总能以客观的说辞给我们以安慰。
“人对他人相貌的记忆的精准度，远远比想象中低。譬如那个卖楼的明明见过真人好几次，一样无法指出和照片的区别。所以把照片拿给那些人看作用寥寥，询问再多的泛泛之交，也只能得到这种程度的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