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案例篇 第1章 雍正初年的抄家与官员家产第2章 年羹尧的家产案例第3章 乾隆初年京城刨银案第4章 云南布政使钱度婪索多赃案第5章 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案第6章 清代文字狱中的几则家产案例第7章 甘肃捐监冒赈案中的家产案例第8章 闽浙总督陈辉祖侵盗王亶望入官财物案第9章 和珅家产价值重估第10章 盛宣怀的家产结构第11章 估产方法备注下篇 量化分析篇 第12章 清代官绅家庭资产结构的一般特征第13章 财产合法性与清代官员家产结构第14章 结语.2
[5]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学界对晚近传统社会的认识偏保守，社会停滞、闭关自守、人口压力说等颇流行。从90年代开始，海外涌现出很多具有“冲击力”的研究，如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对前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体量和对外贸易水平重新认识和评价，李中清、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挑战了明清人口压力说，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认为中国的GDP长期领先于世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在比较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18世纪中国在人均生活水平、消费、市场活力等方面的成绩。这些研究使得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水平的认知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6]20世纪70年代，台湾开始出版清宫奏折系列，1977至1978年出版了《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982至1989年出版了《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相继有清宫档案出版问世，包括《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清实录》（中华书局，1996年），《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等等。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近十几年来也陆续对外开放了清宫各档，包括内阁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等。从2003年至2016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工程陆续出版了19种档案丛刊，其中包括《清宫热河档案》《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清宫扬州御档》《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等宫廷档案。.
[7]洪振快：《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新星出版社，2008年。
[8]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乾隆皇帝的荷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中研院”，即台北“国立中央研究院”。——编者注）
[9]载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8期，1997年。
[10]见赖惠敏：《清前期的贪污案与司法审判》，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2004年第六次读书会。
[11]这些著作包括如De Vries，Jan.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New York，2008）；Berg，Maxine.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Oxford，2005)；McCants，Anne.“After-Death Inventories as aSource for the Study of Material Culture，Economic Well-Being，and Household Formation Among the Poor of18th c.Amsterdam，”Historical Methods，Vol.39，No.1，2006；Hanley，Susan B.Everyday Things in Premodern Japan:The Hidden Legacy of Material Culture(Berkeley，1997)等。
[12]最典型的例子如何炳棣研究所揭示的明代官方人口数字毋宁说是赋税单位。见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13]分家书带有些“出土文物”的性质，“出土”之后往往需文献工作者进行初步的整理（如文字的辨识、时段的确定等），才能成为研究者可以利用的资料。
[14]此外，还有《草屯地区古文书专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1999年），《大岗地区古契约文书汇编》（陈秋坤等编，台湾高雄县政府、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4年），《关西坪林范家古文书集》（刘泽民编著，台湾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3年），等等。
[15]国立北平研究院1931—1934年，上海书店2011年增补为《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2011年）。
[16]《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
[17]分布在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奏案、军机处录副奏折、朱批奏折等各类宫中档中。在此要特别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赖惠敏研究员在档案资料上给予我们的线索和指导。
[18]关于清代抄家的经典论述，参见韦庆远《清代的抄家档案和抄家案件》（《学术研究》1982年第5期）。最新的研究见云妍《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23页。
[19]中国传统行政上无财产登记制度，但清朝历任皇帝都很关注臣子的家财情况。例如1709年，康熙皇帝曾命亲信、江宁织造曹寅暗中调查已退汉臣、清初名儒熊赐履的家产；又如1727年，江宁织造曹頫家产被抄后，雍正皇帝见所抄财产远小于预期，据说“闻之恻然”（《永宪录》，续编，第390页）。
[20]仅顺治十二年（1655）曾谕刑部，“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这是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此令四年后旋即废止。另，清律规定贪污三百两以上者即斩，但未规定施以抄家。
[21]顺治年间存在大量“籍没”事件，主要与明清鼎革之际的战乱有关。
[22]当然，清代的抄家数量多少并不唯一取决于政治权力斗争。例如清代抄家的第二高峰值出现在光绪十一年（1885），这一年并无重大案件，唯在广西边境发生中法战争，抄家数量骤升可能与朝廷筹集饷银有关。
[23]薛福成著，南山点校，《庸盦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24]如《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中规定：“若有窃换等弊，照估价加倍追赔，仍照侵盗钱粮律治罪。”清吏部文孚等，光绪刻本，卷十九。
[25]魏美月：《清乾隆时期查抄案件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第1页。
[26]韦庆远：《清代的抄家档案和抄家案件》，载《学术研究》，1982年第5期。
[27]云妍：《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6年卷）》，第11—12页。
[28]关于家产资料不全的原因，主要与清宫档案的保存和散佚有关。魏美月指出：“这些清册以及专供皇帝阅览的‘清单’平时都随奏折以附件形式呈览，平常多不退还各原奏者。皇帝把这些文件留在手边，看毕后有的会移到军机处与奏折的录副并存，但有的则一直保留在皇帝手边，因既不退还原提奏官，也不交给军机处，自然就无法在宫中与军机处两档中看到。”（魏美月：《清乾隆时期查抄案件研究》，第25—26页。）
[29]另需补充的是，清代文献中关于抄家的记载与目前所能发现的抄家清单数量并不统一。18世纪的抄案数量共发现951例（其中官员632例），19世纪共807例（其中官员714例），大致等量齐观；然而清宫档案中目前发现的家产清单，以18世纪数量居绝对优势，与19世纪相比几乎是5∶1的比例。（云妍：《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第11页）
[30]这二百多个案例是本书论述的主要基础；具体数据信息和统计结果等，见本书下篇“量化分析篇”附录。
[31]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中华书局，2015年。
[32]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份初步研究《十八世纪中国官绅家产及其结构——以清代抄产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云妍，2010年，合作导师：陈志武、龙登高）。
[33]另外，通过在检索平台上直接输入“入官”“查抄”等检索词，也搜索出一些家产案例资料。
[34]其中载曾登云供词，“小的所置之田亩、房屋、盐市并借人、给世子弘晟之银，共五万九千两。除此之外，别无产业”。《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请会审索柱家人案折》，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第950页。
[35]《直隶总督周元理奏为奉旨审明清苑县民人曾登云等隐匿家产等案请分别定拟敕部核拟事》，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一档馆藏，档号：04-01-08-0013-006。
[36]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新竹：台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自序”，第2页。
[37]盛京，即今辽宁省沈阳市。——编者注
[38]陈智强：《清末合肥李经世的家产及其组合》，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总第38期，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