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上,顺驰集团明确了2006年第二季度销售体系的工作重点———压库存、抓回款、降费用。同时,集团对2006年度销售费用考核指标和办法进行了明确,常务副总裁田爱军强调:对于本次集团下达的费用控制指标,各城市公司必须严格执行,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此外,顺驰还开始对销售体系的薪酬制度进行改革,集团最新出台的分别针对销售指标达成、回款率、销售费用控制等单项工作完成情况的多项奖励办法,同时,该集团还公布了销售体系薪酬新制度为“佣金制”。
对新的薪酬制度,孙宏斌强调,施行佣金制绝对不是要降低员工的工资,而是要更大程度提高前台销售人员的积极性,让真正有能力、销售业绩好的人获得更高的收入。
事后验证局势糟糕透顶
等到2006年9月,顺驰股权出让后,该公司当时的一些资金紧张的具体情况也开始逐渐传播了出来,新公布的信息进一步确认了当时市场猜测的正确,有些时候的资金紧张程度已经超出外界想象。
2005年3月至5月间,为了平抑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先后出台新老国八条。顺驰重点投资的华东地区成为调控重灾区。
一位顺驰原高管透露,自2005年年中以后,在顺驰原华东集团的月度会上,顺驰各个公司汇报项目进展以及销售情况的时候,每次得到的信息都是销售状况的恶化和资金的紧张。其中苏州凤凰城项目每个月两亿元的销售回款任务,最差的时候,每个月只能完成一千多万元,欠苏州市政府的土地款高达十亿元。
由于顺驰人员流动过快,出现内部管理问题。在顺驰,二十多岁的总经理比比皆是,被业界称为“娃娃兵”。就是这群“娃娃兵”使顺驰的员工急剧膨胀,内部成本核算形同虚设,缺少监管。
2005年11月,顺驰开始大裁员,有约五分之一的员工离开了顺驰,留下来的员工改为一个季度发一次薪水,但即便如此,也不能缓解顺驰的资金紧张局面。一位苏州顺驰员工称,2005年年底,最夸张的一天,整个苏州项目公司的账上只有16元。
外部销售不景气,内部腐败严重,顺驰原本微薄的利润迅速被吞噬,财务状况恶化后,公司内部的资金管理系统便无用武之处。各个项目总经理由每天晚上10点钟对账,变成了每周一次的总经理办公会。而每次开会,都发现大多数项目都有巨大的资金缺口,怎么也补不上。
全国各地汇总来的全是坏消息。
在北京,顺驰领海小八期因为一直没有交土地出让金,至今没有获得土地证。而顺驰蓝调二期更因延迟交房遭到业主集体抗议。
在天津,顺驰太阳城二期因出规划红线未获得土地证,项目其他部分则停工达半年之久。
在苏州,占地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的凤凰城,其中两块地已被政府认定为闲置土地收回。
……
众多城市已经响起业主、债主的追讨之声。
顺驰开始溃败了,从资金上、从企业文化上、从内部管理上,从各个链条上断链子了。
如果我总怕风险……
此时,业界对顺驰的判断是:只要孙宏斌肯牺牲几个项目,调正现金流,渡过这一关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2006年3月,孙宏斌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总记得在清华读书的时候看到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人生的物理结尾都是一样的。”忽然,孙宏斌又把话题转移到了央视刚刚播过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你说乔致庸为什么做棉花生意做得很好又要做茶叶生意,为什么在山西做票号做的很好又要把做到全国去?如果我总怕风险,在天津做40个亿,难道不够我吃饭吗?”
“2005年顺驰很困难,我们还在无锡、郑州、重庆等城市拿了项目。2006年,顺驰还会继续拿地。”如果说不断买地是一个房地产公司发展的常态,孙宏斌接下来的话大概更能够预示顺驰的将来,“我会尽量让顺驰避免受到我做事不留余地的风格影响,对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留出余地。但是,我不会放过机会。我永远不会像某些公司,让大笔现金趴在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