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后继者李嘉图（David Ricardo）基于对社会分工的分析进一步阐述了自由贸易的优势。在自由贸易和社会分工中，即使交换双方有一方在各方面都更具优势，分工和交换还是对双方都会有好处。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洞见，解释了为什么贸易会带来繁荣和财富，并且市场越大，贸易带来的财富增量也越大。
亚当·斯密的理论发表时，大西洋经济已经存在了100多年，但是各国就政府应该如何对待这样一种经济，尤其是这种经济体制未来的方向，尚未达成共识。在欧洲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学派还是商本主义，基于贸易零和分析，主张高关税贸易壁垒。但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对英美形成了长期持续性的影响。英美两国的政府功能，尤其是对殖民地的态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强权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英美两国开始在全球推动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这一政策为3.0文明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甚至今天全球性市场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代的其他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从劳动力来解释价值的创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人的劳动最终创造了一切价值，但是劳动的果实不公平地被资本家剥削，预测这种剥削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让世界进入到一种新的形态，即共产主义。然而就在马克思写完《资本论》，笔墨未干的时候，身处英国、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几乎全球资本主义——环大西洋经济的劳动者的工资出现了一两百年的长期的上涨。资本主义就像亚当·斯密预测的那样，最终造福了几乎所有的人：资本家、劳工、生产资源所有者、消费者。
1776年美国的独立让人类拥有一次机会，可以在启蒙时代对于社会、自然、人、经济本源的科学理解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美国国父都深受启蒙运动影响，所以这个新政权的经济准则深受亚当·斯密的影响，政治上的准则受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影响。1776年，美国建立起的是一个实行宪政的有限政府，政府的根本目的在保护财产，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授权，主权在民，而政府非常小，目标、手段、授权都非常有限，完全为了维护自由市场的秩序和扩大自由市场、保护商人的利益、保护私人财产及公民个人自由而存在。比如华盛顿领导的第一届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只有几十人，下属四个部。每个部长其实就是总统在这一部门的大秘书。所以美式英语中，“部长”与“秘书”是同一个词。一个拥有这样原则的政府，在如此大的国土面积上进行实践，这就保证了新的大西洋经济有可能成为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
《国富论》和美国独立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但第三个事件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变化更为巨大，那就是蒸汽机的发明。这一发明第一次让热能和动能可以在几乎无损耗的条件下完全地转化。牛顿已经证明能量可以在所有形态中，在理想状况下，以守恒的方式来转换。但是在瓦特蒸汽机被发明之前，能量的转换效率从来没有超过1%，瓦特的蒸汽机一下子把这一功率大幅度提高。当时石化燃料已被发现，这个地球为人类储存了几亿年的礼物比自然界可食用的农作物和可驯养的动物更加威力强悍，所蕴含的能量几乎无穷无尽。蒸汽机把这些能量丰富的石化资源以最高的效率，在几乎无耗损的情况下直接变成动能。人可以掌控的动能，从原来肌肉的几倍，迅速变为几百倍、几千倍、甚至无穷。石化能源到动力能源的转换让人对机械的掌握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状态，工业革命从这一次的动力革命正式开始，科学和技术形成了良性循环，互相影响，互相推动，让人对自然的掌握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一个空前水平。科学技术和现代的大西洋自由市场经济结合，又释放出更加惊人的力量，迅速变成财富，迅速转化成新的生产力，迅速转化为产品，迅速把以前只有皇室享有的产品用最便宜的手段生产出来，供给每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消费者社会。
现代科技和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新，这一次制度创新让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才华，得到自己应得的物质财富。科举制虽然实现了靠智力和管理水平分配政治权力，但是通常人对于经济财富的追求更甚于政治权力，因此政治精英又会把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结果。虽然科举制下的政治治理权力是相对公平的，但是当政治权力被转化成经济财富分配的时候，一般人就会认为它不公平，是腐败。而自由市场经济给每个人提供了真正的平等机会，人人能够获得自己应得的经济果实，彻底解决了人类最大的需求。人类就本性而言情感上追求结果平等，理性上追求机会平等。人对于结果的平等，永远抱有既不能实现，也不能放弃的梦想，但是人真正能够接受的却是机会的平等。所以凡是能够创造机会平等的制度，都是最伟大的制度创新。
人类就本性而言情感上追求结果平等，理性上追求机会平等。对结果平等的追求使得人类文明的任何进步都会最终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建立了提供机会平等制度的社会都会繁荣进步、长治久安。
到目前为止，人类第二伟大的制度创新，是以学问、学识、能力为基础来分配政治权力的科举考试制。而最伟大的制度创新，就是在现代科技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一制度创新让人类最终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
现代化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诞生
回顾中国几百年的历史，人们常常会扼腕痛惜：为什么现代化没有在中国诞生？！这不仅让中国人惋惜，也让了解中国历史的许多外国人困惑不解。英国剑桥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终其一生研究中国的科技文明史，熟知中国历史上的科技进步，也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没有最先在中国诞生？
西方近代的发展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多才多艺的人被称为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文艺复兴人。他在物理学、数学、地理、地质、天文、医学、化学、农学、气象学等诸多领域的成就在当时都是领先世界的。他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是发现地球偏磁角，发明了历史上最先进的指南针，为后来的大航海时代提供了最精确的指南。他不仅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工程师、发明家、实践家。他的发明如水渠的枢纽，现在还在被使用。他把100多平方公里的沼泽地变成肥沃的粮田。他绘制了全国的地图，最早使用“流水侵蚀”的概念，正确解释了雁荡山峰的成因。他还发现了石油，并预言石油在未来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担任过国家天文台台长，重新修订过历算，参与过全国性的经济改革并担任过财政部长，还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此人即使和文艺复兴人达·芬奇，或者美国的富兰克林相比也毫不逊色。他生活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500年的中国，他就是宋朝的沈括。他所生活的时代恰恰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在沈括生活的宋朝，士大夫开始摈弃佛教带来的消极遁世情结，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今世的作为，而真正的士大夫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文学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改革家。科学技术在这个时代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出现在宋代：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时候铸铁的产量之高，一直到700年之后的1700年，才被整个欧洲的铸铁总量赶上。这时风能和水能被应用于纺织机，人们也已了解机械活塞运动，以至于李约瑟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在此基础上中国没有出现蒸汽机。可以想象，在当时现代科学已经有可能，也最可能在中国发生。然而正当西方的文艺复兴后大航海轰轰烈烈展开之时，宋朝初期的新儒学却在一两百年之后转向新儒学的另一支——宋明理学，让中国转而进入一个保守的思想禁锢的时代。妇女开始裹脚，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再像王安石时代包括天文历史地理经济，而是仅仅集中于考察古典，凡读中国史者至此无不扼腕。
在思想开始受到禁锢的同时，宋朝的社会发展还一直在持续进行。人口第一次达到了亿级，首都达到10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当年罗马的辉煌。这一盛况在明朝得以延续，朱元璋为了对付自己最主要的政敌，组建了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海军。郑和七下西洋，率领240多艘海船、27400名船员出海，哥伦布四次出航总共只有30艘船，1940人，而且郑和要比哥伦布早70年。如果说在沈括时代，技术还不足以让船队跨越数千英里的大西洋，那么到了郑和时代，技术已经足够让船队航行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为什么郑和没有发现美洲？或者至少他可以在南洋、太平洋、印度洋西岸形成一个像大西洋经济圈一样的环太平洋经济圈。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的同时，明朝宣布了禁海锁国，郑和的航海记录被毁。
明朝的中国再次失去了进入现代化的机会，那么清朝是否可以把握希望？传教士已经在明朝末期开始慢慢把西方科技传播到中国，康熙本人也花了很多年向传教士学习最先进的数学，甚至建立起了效仿法国皇家科学院的蒙学馆。可惜康熙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西方的数学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还强，但是数学的原理毕竟源于道德经，所以他们掌握的知识也只是我们所掌握的一部分。《康熙字典》总结了八十几万本书，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康熙对中国学问的信心可见一斑。
到了乾隆年间，新大陆已经被发现，大西洋经济已经形成，中国有没有可能参与到当时的大西洋经济，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呢？历史确实给中国提供过一次这样的机会。1793年，抱着对东方这个古老帝国马可·波罗式的幻想，英国乔治三世的表兄马嘎尔尼勋爵带领一个代表团，从广州进入中国，通过一年的旅行到达北京，觐见乾隆。他带了19种不同类型的590件礼物，其中也包括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地理仪器、枪炮、车船模型和玻璃火镜。这一次的见面本可以让中国最终参与到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大西洋经济中，然而乾隆却用回信再次将这一机会拒之门外：“天朝扶有四方，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珍奇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必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更无需尔国置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亦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乂尔友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赏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而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赉尔国王文琦珍物，俱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至于同上的机会，“这与天朝制度不合，断不可行。”马嘎尔尼在此行之后也得出了自己对清朝的结论：“这个政府正如目前的存在一样，严格来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统治，自从北方或者满族征服以来至少100年没有改善、前进，或者更准确地说反而倒退了，当全世界科学领域正在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读中国近现代史，中国人常常不由自主地思考为什么现代化没有在中国最先诞生，试图寻找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是伪命题。事实就是，现代化的3.0科技文明不可能在中国诞生。如前文所述，3.0科技文明诞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大西洋经济的形成，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几乎无政府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和以往任何文明、国家所诞生的经济体制都截然不同，因为私人资本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及有限政府的保障作用：保障私人财富、私人资本以及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这样的经济体之所以能在17世纪以后，在环大西洋周边形成，完全是历史的安排。在大西洋一侧的美洲，土著人被消灭光，新移民为商业而离开故土，被新家园提供的巨大商业空间所吸引，所以必然会迅速地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在大西洋另一侧的欧洲，则是英国这个传统君权最弱的政体和由此发展出的一个由商人代表的商人政府，这一点在中国完全无法想象。自从汉代的帝国建立以后，随着隋朝的制度创新，士大夫科举制的形成，中国的王权政权已经是全世界最发达、最稳固的政权体制，2000多年没有变化，甚至直到今天，让政府没有自己的政治意图、不参与经济活动也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美洲政权既无内忧，也无外患。大西洋和太平洋基本上阻挡了任何外来敌人，本土的原住民基本上被细菌消灭。这就让政府不需要担当除了保护私人财产之外的任何责任。而中国政权一直要对付外来游牧民族的侵略，每到财政出现问题的时候，商业阶层就成为政府的提款机，商业活动总是为国家政权的存在和目标而服务，而不是与此正相反的大西洋经济模式。
没有发现新大陆，就没有大西洋经济；没有搞清机械世界的动力原理，就不会出现启蒙运动的思潮批判旧的思想，拥抱全新的思想；没有这种思潮，就很难出现对科学的需求；没有发展起市场经济，也很难出现职业的科学家、技术发明家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没有现代科学的出现，很难想象工业革命的发生；没有工业革命的出现和传播，也很难想象大西洋经济能够迅速地形成统治全球的力量。
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是当时的中国都不具备的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不具备自由市场经济条件，政府无法不扮演主导作用。西方能够意外发现美洲，初衷其实是为了找到中国，而中国作为当时最发达的文明中心，没有任何探索西方的动力。加之太平洋的直线距离有大西洋的两倍之多，再加上太平洋的流向使得它的航行距离又是直线距离的近两倍，更增加了航行的困难。中国既没动力，也没有所需的技术在全世界寻找一个比它更富足的地方。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西欧最有可能率先发现美洲，率先发现美洲，就更有可能形成大西洋经济；有了大西洋经济，才有了对现代科技的需求；有了这样的需求，才有可能出现现代的科学和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和大西洋经济的结合，才可能铸造出现代文明。英国、美国能诞生现代文明，是得益于历史原因，它们的政府是有限政府，为商人服务，而中国从汉朝以后，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政府了。
所有地理、历史的原因都让西欧最有可能成为3.0文明的诞生地，而现代3.0文明在中国诞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这就像2.0文明的诞生，两河流域的自然界里存在更多的可以适合发展农业的植物和动物，所以2.0文明最有可能在两河流域诞生。因此，尽管中国与现代化失之交臂的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人情感上无数次掀起波澜，但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现代化的传播与现代化的道路之争
综观19世纪的世界历史，始终有一条脉络贯穿着所有国家的命运，这条脉络正是这个世纪的主题——不是主动进入现代化，就是被动卷入现代化。在文明的中心，以英国为主导的现代化过程开始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瓦特发明蒸汽机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一台蒸汽机的力量已经能够超过4000万人的肌肉力量的总和，而且似乎远未达到上限。蒸汽机和煤炭结合的强大力量促使其他领域接连爆发革命：开始于纺织业，接着进入到钢铁、轮船、铁路，接着转入无线传输、电报、电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美国又开始领导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了内燃机和石油的结合，随之而来的是汽车、飞机的问世。自此以后，石化资源成为主要动力。汽车、飞机、轮船，铁路、电话、电报、无线电通信、收音机，让整个世界瞬间缩小。人、货物、信息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市场也随着商品进入到全球，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大的市场。以英国为领导，在整个19世纪，受到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影响，很多国家的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都采取了鼓励自由贸易的态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开拓新市场，打破国家地区的贸易壁垒，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首次建立了一个以英国为主体的全球市场体系。以黄金为后盾的英镑开始成为了全球的基本货币，其他国家也把货币和黄金和英镑捆绑，以此形成一个全球的金融体系。对于位于科技文明中心的英国、美国、西欧，19世纪实在是一个黄金时代。
对于处在现代化文明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而言，19世纪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就像农业文明的传播一样，科技文明传播的方式也是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殖民，落后地区对先进地区的模仿，或者两者共存。这个过程给居住在落后地区的人带来的不仅是进步，也是灾难。北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几乎被欧洲人带来的细菌全部消灭，非洲、印度、南美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中国变成半殖民地。东方原有的文明中心中，只有日本选择了主动现代化，率先在19世纪后工业化，逃脱了被殖民的命运。对于那些没有被工业化纳入到现代化文明中心的边缘国家而言，被现代化的过程带来的生活改善远不如痛苦巨大，它们最终没有选择地成为全球经济一部分。比如1876年、1896年到1902年，印度季风突然减弱，原本只是坏天气造成的庄稼歉收恶化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印度、中国、非洲大概有5000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
现代化文明的传播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原来社会发展水平、文明程度高的农业中心，工业化的速度也快；第二是那些被完全殖民的地区，比没有被殖民或者半殖民的地区发展的速度要慢。比如日本，原来社会发展水平高，且没有被殖民，所以最先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原来的发展水平很高，被部分殖民，所以发展速度次之。而印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工业化速度非常慢，直到今天才刚刚开始。
地理位置决定了3.0文明不能最先在东方诞生，但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在亚洲传播和被复制。在这些历史关键时期，不同国家的境遇，不同的最高领袖所做的不同选择，在不同的国家导致了迥然不同的结果。日本和中国的鲜明对比正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进入一场全面西化的运动，从文化、经济、技术、科学、政治一系列领域全方位地学习西方，一方面保持着和西方稳定和平的关系，一方面动员全部社会的资本，进行了一场全面工业化的运动。在日本历史上，这是第二次如此全面地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第一次是发生在中国唐朝时期的全面中国化。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不久被卷入太平天国将近20年，死亡人数近2000万，几乎耗尽了国库。此后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不断被内外因素干扰、中断，比如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中法战争，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摧毁了刚刚建起的中国海军。1868年之后，经过30多年的明治维新，日本初步完成了工业化，1889年完成了宪政改革，1895年在工业化不到30年后击败了清军，又在1905年击败了西方强权之一——俄国。日本用不到40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个工业化过程，而与此同时的中国，在1861年到1908年这段现代化最关键的时期，都处在慈禧比较昏庸的统治之下。1840年虽然英国的钢铁战舰“强敌号”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逼迫中国睁开双眼面对3.0文明的到来，但是在中国被现代化的过程中，真正的“强敌”却是日本。工业化以后的日本，认为自己已经有能力统一整个原来的东方文明中心，并以此为基地与西方抗衡，因此发动了全面的殖民战争，一直到1945年的二战失败。从1895年到1945年，中国一直处在日本的威胁之中。1861年到1945年的中国，先后被庸政、外患和日本侵略耽误了将近一个世纪，一直到1949年才有了主导自己命运的机会。
如果说19世纪是现代化和被现代化的世纪，那么20世纪也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道路之争的世纪。这一次的争论是从原来现代化中心的失败开始的。20年代末，因为一场股市大崩溃和其后一系列美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失败，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经历了一场延续数年的经济大萧条，失业人口高达25%。这次大萧条因为全球化的贸易、金融和经济波及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自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大西洋经济全面传播之后，看不见的手好像第一次失灵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出台了一系列新政，试图弥补失灵的自由市场。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又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看得见的手，即政府政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此时挑战大西洋经济的另一种声音出现在了3.0文明中心地带的一些国家。德国、日本都开始认为看得见的手比看不见的手更能直接地解决目前的危机。马克思的后继者甚至进一步认为，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所以无论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是德国和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试图开辟出市场经济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这两种模式之争，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最为惨烈的世界大战，无论在3.0文明中心还是边缘的国家都被卷入战事，无一幸免。
二战以及其后冷战的胜利，最终让英美经济模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东欧国家加入全球市场，中国也从70年代末开始从逐步到全面拥抱市场经济。自大西洋经济出现以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第一次在全球畅通无阻。二战和冷战的另外一个后果是让英美的政治模式——宪政民主也开始在西欧、东亚、东欧、南美，甚至印度被广泛地接受和模仿。
中国在1840年以后一直处于战争和昏政双重影响之下，一直到70年代末开始，才进入到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并行的时代，并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GDP飞速增长了100多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工业化、现代化。如今虽然与先进国家仍有一段距离，但是已经显示出全面追赶的趋势。
现代化的本质和铁律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发现，当进行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时候，最终创造出来的价值反而更高。他用两个人的交换来比较：两个人做两件不同的事，即使第一个人两件事都比第二个人更有能力，可是当他集中精力做他更有能力的第一件事，让第二个人做他相对更有能力的第二件事，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互相交换后合起来反而更多。他的定律说明社会分工、社会交换会创造出利益，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贸易从古至今都是财富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如果进一步推论1+1>2，那么同一市场中增加的、交换的人数越多，市场越大，创造出来的增量就越多。所以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个规模经济。
在现代3.0文明时代，由分工交换产生的增量又进一步被放大，这是因为人的知识是可以积累的。单纯的商品、服务的积累不太容易，但人的知识积累比较容易。知识思想交换时出现的情况是1+1>4。不同的思想进行交换的时候，交换双方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思想，获得了对方的思想，而且在交流中还碰撞出火花，创造出全新的思想。3.0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科技知识与产品的无缝对接，知识本身的积累性质，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和自由市场结合时，无论是效率的增加、财富增量，还是规模效应都成倍放大。知识增长的程度几乎无限，且一直处在一个爆发的状态。在过去100多年里，人类知识量大约每10年就会翻倍。由于知识近乎无限的爆炸性增长，最新科技能够提供的产品几乎是无限的，能够降低的成本几乎也是无限的，这就和人需求的无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不断累进增长的现代化经济。
通过自由市场机制，现代科技使产品种类无限增多，成本无限下降，与人的无限需求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现代3.0科技文明。经济开始以累进的方式增长，似乎毫无上限，这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整个经济进入到了一个可持续的累进增长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3.0科技文明的状态，也就是通常人们讲的现代化。社会鼓励现代科技的学习、传播和创新。经济系统可以无障碍地与现代科技结合，以科技为主导的经济因此可以持续地累进增长，这就是现代化的本质，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国家叫做现代化的社会与国家。
现代化就是当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时所产生的经济无限累进增长的现象。
斯密与李嘉图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分工与交换不仅适合国家内部，也适合国家之间的市场交换，从中不难推论出为什么市场本身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当参与的人越多，交换的人越多，它创造出来的价值增量也越来越多，越大的市场资源分配越合理，越有效率，越富有、越成功，也就越能够产生和支持更高端的科技。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进化、自我进步、自我完善的机制，现代科技的介入使得这一过程异常迅猛。这样在相互竞争的不同市场之间，最大的市场最终会成为唯一的市场，任何人、企业、社会、国家，离开这个最大的市场之后就会不断落后，并最终被迫加入。一个国家增加实力最好的方法是放弃自己的关税壁垒，加入到这个全球最大的国际自由市场体系里去；反之，闭关锁国就会导致相对落后。这就是3.0文明的铁律。
20世纪所谓的道路之争恰是对3.0文明铁律的反证。苏联华约组织市场一度也很大，但不是自由市场机制，效率远不如当时美国和战后欧洲建立起来的共同市场，短短30年后，整个苏联体系相比全球主流市场越来越落后，最后在冷战中失败，被迫加入到一个大的全球市场中去。再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自力更生、闭关锁国。另外，受到国际经济制裁，被迫退出国际共同市场的国家比如伊朗、缅甸、古巴等等，其后的经济表现也是很好的反例。抑或是假设德国在二战的时候胜利了，建立起另外一个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欧洲经济体系，它的结果可能也未必更好。因为它的市场虽然也很大，但不是自由市场，这样科技和市场不能完全无缝对接，它不会像美英市场这样不断自我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的结果可能和苏联华约差不多。
最早的自由市场一旦在英国、环大西洋、美国之间形成，就表现出很强的不断自我改进、自我进化的态势，效率不断提高，规模也越来越大。一旦它成了最大的自由市场，此后所有其他的国家实际上只能选择加入它。凡是其他单独成立的市场体系，最后都不如这个最大的市场更加有效率，时间一长就会变得落后，所以最后大家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加入这个最大的市场。这个过程发展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东欧解体，加入国际自由经济，中国也彻底加入到国际市场以后，全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唯一的、统一的国际自由经济市场，我们今天叫它全球化。这是一个可以预测的结局，是3.0文明铁律的必然结果。全球化以后，商品、服务、科技、金融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整合、拓展、加深，让离开这个市场的代价越来越大。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市场交换所引起的规模效应在2.0农业文明也同样存在，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没有产生这样极端的全球化结果？主要原因就是在2.0时代，还没有现代科技，产品十分有限，成本下降空间也非常有限，当贸易，尤其是不受政府管制的民间贸易产生的时候，财富也会增加，分工也会增加，但是这种增量不是无限的。当土地、货币等生产资料集中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工需要进一步加深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一些动荡和不稳定的状况，政府通常就会以安定社会和民意的名义出面干预。比如中国通常以国有专营的各种方式与民与商争利，以均贫富稳定社会，这样既充实国库，又让实际执行的官吏中饱私囊，一举三得，这样的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2.0农业文明由于光合作用的能量转换本身存在发展的天花板，不能够突破五大挑战，应对五大挑战的有效办法仍然是建立起一个高端政府，因此高端政府对于民间经济的管制几乎就成为一种必然。比如在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里，由于政府的管制，民间经济常常处在自由、繁荣、管制、重新开放的循环之中。商人的利益和财富也会随着这只看得见的手跌宕起伏，以至于对运气的信任成为中国商人的集体强制记忆，甚至渗透入了中国文化。即便到了今天，在全世界所有的赌场里都还可以看见中国人在实践自己对运气的信念。同样的道理，从官方角度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成为传统实践的一部分，到今天，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造成的条件反射式的选择。
那么究竟中国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说当不断进步的科技与自由市场结合使整个经济进入了一个可持续的累进增长的状态时，这样的社会就进入到了3.0文明现代化时代。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已经初具雏形，但是还不完全自由，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只手还在调节之中，常常还会左右互搏。现代科技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学习和传播，但是创新力还不足。科技和经济的无缝对接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40年，但是还没有进入到一种自动的可持续增长的状况。中国现在显然还未处在现代化的状态，但是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雏形，所以说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在2.5以上的文明状况，正在向3.0的文明状态演进。
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预测
——经济可能的演进
中国源远流长，历史上非常成功。在过去40年里，通过改革开放国策，在执政党谨慎、实用、灵活又强有力的领导下，实现了经济起飞，创造了奇迹。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在向科技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最需要发生的事情，最应该发生的事情，通常就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这个逻辑出发，我想在接下来几章里谈谈对中国未来这三个方面的预测：经济、文化与社会。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预测是对未来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后的超长期预测。在实践中，在短期内，有时甚至中短期内，现实的发展也可能和超长期的发展轨道不尽相同。
过去40年中，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几乎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长期的、高速的增长。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分别是外贸和投资。改革之初，一方面中国有大量很有纪律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有一个具有超强执行能力、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的执政党。曾经的劣势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成为它很大的后发优势。政府利用超强的执行力设置了从外汇、资金到土地、劳工等一系列有利的政策条件，把中国劳工纳入到整个世界经济市场，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外贸成为最大的经济动力之一。即便知识产权、设计、市场两头都在其他国家，中国仍然在中间加工这一环节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模式是政府主导、市场跟进，或者说是在看得见的手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外贸、投资两大引擎中，这种现象都很明显。比如，中国式的新型城镇化通常是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地方政府通常扮演核心地产商的角色。
为什么这样一种混合经济制度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呢？一方面，外贸实际上是在国际大的自由市场中的一小部分，整体的国际自由市场是一个以看不见的手为主导力量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个大循环里面中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一小部分里使用了看得见的手来主导，这是可以做到的，毕竟设计、销售iPhone与制造iPhone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经济从落后状态追赶时，情况也有所不同。因为前人走过的路已经铺好，方向、目标也都明确，只需照着走原路或是抄近路追赶，这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推动经济跑得更快。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极限的，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极限到底在哪。当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之后，显然它的外贸就不可能再以远高于全球贸易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样，当投资接近GDP的一半，“鬼城”在各地出现时，以投资拉动的GDP增长也遇到了瓶颈。从长期看，像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要实现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只能靠内需。在内需市场里，不再有国际自由市场做依托，政府与市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
自由市场在现代化的3.0科技文明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创造性的破坏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这与政府的基本职能相悖。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以共识和上下协调的关系来往前推动。政府需要可预测的目标，通过预算、计划，从事有建设性的事情。当政府从后向前追赶的时候，如果面前已有清楚的目标，有已经铺平的道路，并且知道要做些什么，还可以动员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时候政府便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建设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或是协助建设煤炭、石油、化工等等传统工业。现代经济绕不开基础设施及传统制造工业，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当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追赶时，政府就有能力去领导这些建设，从而加快追赶速度，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然而一旦赶上以后，政府就不得不预测未来的状况。此时面临的市场竞争瞬息万变，需要选择赢家、输者，相比政府，市场的优势就明显了。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在没有外力干预下，无数个体受资本利益驱使，甘愿冒风险试错，最终成功者必然是市场最需要的，也必然是对未来社会资源最有效的分配。但如果由政府来做，就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跟政府的基本职能和特征是相悖的。比如说，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曾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发明了摄影和摄像技术，一度是美国价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如今却不复存在了。再比如说施乐公司（Xerox）发明了复印技术，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专利（其中一些是让苹果电脑取得成功的关键），然而今天风光不再，成为一家勉强维持的小公司。又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电话的发明者，其下属的贝尔实验室曾经是全世界通讯科技的摇篮，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最集中的地方。然而贝尔实验室却最终消失，其仪器部分的业务也不复存在。AT&T也被其他公司收购，仅仅保留了最初的名字。像这样创造性的摧毁，与政府的根本职能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很难想象，如果由政府来做抉择，它会把AT&T彻底毁掉，而选择一家几乎破产的电脑公司（苹果）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赢家。在中国，这就好比政府让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同时倒闭，而让四通电脑成为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由政府来选择未来经济走向，最有可能的结果要么是墨守成规，要么选择错误，要么是两者都有。这就是为什么长期背离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其他经济模式后来都失败了。
中国未来几十年在经济上最核心的变化将是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内需、服务将占GDP主要部分。经济资源将对全民开放，金融、能源、土地等将不再对外贸、国有企业倾斜，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向全民放开，以公平价格在全国范围流通。国有企业经营特权将被逐步打破，逐渐形成与民间企业的自由竞争。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也将逐步分离，引入民间资本，管理彻底市场化，国有股份逐步进入社会保险体系。而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逐步完善，民间储蓄也将通过逐渐规范化了的股市、银行等金融媒介有效地进入到实体经济，从而形成资本、企业、消费的有机良性循环。城乡二元结构将被打破，所有公民逐渐享受同民同权，城镇化仍会高速继续，政府将从早期的中心角色中逐渐淡出。从中、长期看，政府将从经济一线主力队员任上逐步退役，专注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及公平的裁判员。政府经济管理方式逐步从正面清单过渡到负面清单。
中国在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过程中，仍然有可能以高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水平长期持续增长，直至大体赶上发达国家水平。
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预测
——文化可能的演进
一、以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重整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的未来最可能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其现代化的演进。
首先，在中国，恢复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其实别无选择。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和地理造成的：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不同地区的人有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历史又造成不同的信仰体系、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并使自己在这种环境中感觉自在。这就是文化。文化是深入骨髓的，是一种信仰。人类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一直处在一个分割居住的状态，持续了数万年。在这么长时间里形成的文化，基本的信仰、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是很难改变的。
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抛弃，对西方非主流文化的全面拥抱完全是中国近代历史特殊时代的产物。在今天的和平状态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就好像中国胃相对中国菜一样，实际上是毋庸置疑的选择。所以中国人必然会回归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这是文化复兴的第一个要素。中国现代文字的改革，使得国人对传统文化出现了学习断层。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高，很可能会出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让国人重新发现中国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以及自己渊远的文化遗产，重新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在过去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为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们提供了完备的精神食粮。从个人而言，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正在于对士大夫“修齐治平”的人格塑造。从社会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复兴就是要还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一个共遵共守的道德伦理，以及人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信仰，没有这样的基础，任何社会都很难长期保持繁荣进步、长治久安。
其次，传统文化自身也需要经历一个现代化的演进以适应科技文明的需要。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也在文化上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使得其今天的文化最终成为3.0科技文明中的有机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比如勤劳，对教育、家庭的重视，不仅适合2.0农业文明，在科技文明时代也同样可以大放异彩。随着东亚儒教文化圈中各个国家经济上的成功，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也再次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3.0科技文明也给传统文化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重新检视，并进一步发展。文化复兴与演进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唯有通过理性思维、科学方法，经过长期、持续的积累才有可能。
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尤其是对人文、社会问题的理性思维是科技文明社会的一大特色。科技创新需要自由思想，而摆脱了思想桎梏必然会导致人们运用理性思维对传统社会的一切既有定论作批判性的思考、检验，以事实、逻辑代替权威、教条。在西方，这一过程是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的。其核心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牛顿等自然科学家所开启的现代科学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对理性思考、科学方法的空前信心；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确实面临着大西洋经济、殖民运动等一系列划时代的大变动，由轴心时代形成的传统思想资源远远不足以回应这些崭新的挑战。欧洲的启蒙运动就是用理性思维重新检验、重新思考有关人生、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艺术、人文的一切问题。这场头脑风暴在名义上持续了100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从那时起，理性思维、科学方法、思想的自由市场已成为科技文明的常态，而自然科学本身的不断进步让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对人文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由此，知识得以在共同事实、逻辑下形成积累，社会共识不断加深。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的两三百年里，在文化上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这样才使得其社会有坚实的精神力量作为依托，来消化社会经济巨变对人心造成的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