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元代以后，科举定于理学一说，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清代在格式上又固定为八股文，这样极大地限制了思想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中国读书人的思维。虽然明、清两代儒学仍在发展，但已经少了唐宋时期的活泼、创新、恢弘的气象，更无先秦时代自由奔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1840年以后，中国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启蒙运动，但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启蒙”很快成为“救亡”的手段，文化启蒙也仅限于对传统的批判，没有时间对文化的重建提出更多的建树。事实上直到今天的中国，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理性、科学思维仍然不是讨论社会问题的主流。今天的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还是可以做到客观、专业，但是一到社会、人文等公共领域就没有那么理性了。因为没有共同承认的事实与逻辑，没有共识基础，观点争论就像平行的轨道一样互不交接，种种新奇观点让社会像浮萍一样随风摇摆、人心跌宕。这种情况带来很多问题，其中对社会最大的损害是知识无法有效地积累，而在人文社会领域内没有长期的积累，没有思想市场的自由选择机制，不太可能产生真正让社会人心可以依靠的真知灼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共识，使人共遵共守，安身立命。
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同样需要像西方一样经过长期的努力、积累、扎实工作，重建社会的精神基础。中国的启蒙绝不仅仅是对西方著作的翻译与介绍，更不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启蒙首先是对中国今天现状的客观、理性认知，从承认没有答案开始，以理性的态度重整国故，经过长期的积累，在中国的传统中发现今天仍然闪光的价值。也只有站在自己传统的坚实基础上，才有可能批判性地接纳外来文化，逐步、缓慢地构建社会共识。理性思维、科学方法仍然是社会、人文领域内逐渐积累可靠共识的唯一有效方法。
二、应对科技文明对文化观念的挑战与要求
从实践上看，文化演进的最大动力还是来源于科技文明中商业社会对文化提出的现实要求。比如说在商业社会中，最常发生的关系是陌生人间的关系，但是如何规范这种关系在传统文化中却不太明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朋友、长幼。五伦的文化中，各有自己的道德准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基本讲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人情文化。中国文化对熟人之间的关系有一整套规则，人人都遵守，但在陌生人之间却没有。在传统社会，一个人与陌生人交流的机会不多，因此也不需要制定规则。五伦在农业社会中就足够了，但在3.0科技文明的时代，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都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大量的问题。人情社会里，人情高于法律，这就让社会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同时，过度陷入人际关系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更严重的是，缺乏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准则，是导致商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诚信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如果对陌生人的欺骗可以毫无罪恶感，那么满足五伦准则的好人也可能成为商业社会的罪人。诚信沦丧不仅对商业秩序，也会对整个科技发展造成破坏。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广泛、长期的合作。没有诚实作为基础，很难建立起这样一个信用合作体系。今天中国在科技研究、人文科学领域，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远远落后，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负担，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诚信缺乏对于今天中国社会、人际关系造成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
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要在传统文化里面重新塑造适合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体系。为此，中国文化需要提出第六伦的概念来定义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以第六伦的伦理道德理念重塑诚信社会的基础，并与前五伦的关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一个有义、有信、有爱、有敬的人，他对待陌生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一个最可能的答案是诚实。诚实不等于要讲全部的真话，但是诚实一定意味着不讲假话，不有意地误导对方，更不会有意地欺骗对方。诚实的对立面是欺骗。陌生人之间以诚实作为基本的道德根基是可以做到的，同时还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在诚实的条件下，陌生人之间更易逐渐建立互信，在互信的基础上更容易进行交换，进而产生附加价值。由诚生信，有了信，就接近了朋友的关系，进入到五伦关系，变成了人情的一部分，这样关系网络一下子有了一个跃升，出现了一个加码。如果是商业交换，就出现了两次附加值加码。陌生人之间做到诚实，并不是难事，而且一旦做到，便会产生叠加效应。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脸书、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经济就是这个叠加效应的正面案例。反过来，当诚实被社会接受成为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准则后，不诚实带来的损失也会因叠加效应放大。比如，如果没有诚实原则，当A和C还是陌生人的时候，两人相互欺骗，后经共同的朋友B介绍之后，A和C也可以成为朋友。当两人谈到之前的欺骗时，还是可以一笑泯恩仇，以当时还是陌生人为理由原谅对方。但是一旦诚实被社会接受成为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准则，A和C再见面就会很尴尬，尽管有共同的朋友B做介绍，A和C不仅彼此因失信不能成为朋友，更严重的是彼此都有可能被对方整个人情网络排斥在外，造成叠加损失。在今天的社会里，对假冒产品、不法商人的追剿、声讨就是负面叠加效应的实例。
由于第六伦诚实原则有奖惩倍加效应，在社会、政府强力推动下，六伦理念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使中国社会更快地进入3.0科技文明时代，并更好地与国际社会共同的商业准则接轨。在西方社会里，基督教规范了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原则，但是没有人情网络的倍加效应。可以想见在中国社会中，一旦建立陌生人之间的第六伦诚实原则，与前五伦的人情网络交织，对科技经济应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科技文明对文化演进要求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个人的地位。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单位，个人修养更多强调牺牲、奉献。科举制也让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集中在狭小的考试范围内。科技文明时代，创新能力成为成功的第一要素。创新是个性的延伸。所以，未来文化中将更重视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更加尊重个人之间的不同，鼓励个性的发展，以此加速创新。
另外，因为3.0科技文明是在全球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展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还需要在语言上进一步与英语接轨。在3.0文明时代，知识、信息在全球的传播，世界各国之间人们的交流，都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所以，就像自由市场一样，语言也具有规模效应，最先被大家使用的语言也成了人人都用的语言。目前英语就是这样一个共同开放系统，就像微软操作系统或是安卓一样，所有人都在同一系统上写应用（Apps）。今天，几乎所有重要的创新知识、技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商业、文化、艺术等领域内的最新思想都最先在英语中出现。英语早已不再是美国、英国的专属，而成为全世界商业和从事创造性职业人士的共用语言。中文及其他所有语言恐怕都没有了这个机会。所以，文化的现代化还包括对英语的拥抱，让最新的知识与中文即时无缝对接，并逐渐从使用者过渡到创新知识的贡献者。
三、深植于传统中的文化传承和现代化演进
现代科技、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在交互作用，高速发展，日新月异，也因此对文化发展提出迫切需求。但是文化演进从来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比较可靠、可持续的演进通常都需要建立在已经形成的文化传统上。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分支流派众多，所侧重的方面在不同时代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就给创新性地发扬传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这其中既有和科技文明相合的成分，又有需要改进的方面，还有需要重新发现的部分。比如道家主张的政府无为而治，与民让利生息，正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暗合。儒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勤俭的道德观，对于积极进取人生的鼓励，都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石。而儒家的家国情怀又是奠定有为政府、统一大市场的思想源泉。当然它对于个人在集体中地位的观点却可以与时俱进。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一支的墨家，因其对个人意义的尊崇，对和平、兼爱、正义的坚持，对逻辑思维、朴素科学精神的探索，极有可能在科技文明时代成为和儒家思想同样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源泉。
历史上佛教由印度传入，与中原原生文化交互激荡、相互影响，成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有机成分。在中国向科技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中国文化同样有可能在吸收外来文化和提升本国文化中找到有机平衡，再次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复兴与演进，就是在科技文明的大背景下，通过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对传统文化“整理国故”并演进、发展，经过长期、持续积累，逐步建立社会共识，还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一个共遵共守的道德伦理，以及人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信仰。在此基础上，紧跟全球科技文明社会中的创新前沿，并逐步做出作为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所相当的贡献。
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预测
——社会政治可能的演进
一、科技文明时代对现代政治的要求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科技文明演进时，社会政治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从轴心时代开始，政治、道德及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从未改变过：什么是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社会以及如何实现？但是针对个人的美好人生与针对集体的美好社会，它们之间孰轻孰重、孰前孰后，与人类所处的经济时代高度相关，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尽相同。从农业文明到科技文明的进化让它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农业文明是短缺经济，存在马尔萨斯陷阱，社会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口总会周期性地非自然死亡。个人的命运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他从属于哪一团体，那个团体在生存竞争中的成败如何，所以美好社会是美好人生的必要前提，美好人生必须要在美好社会中实现。儒家伦理中以家庭为单位向外延伸的亲疏关系有其经济上的原因。在同一时期，西方社会在传统的国家、民族区别之上，又进一步分裂出不同的一元教——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新教（近代）。在整个农业文明时期，以团体定义的内/外、我们/他们是生存的需要，各个文化中的政治也以建设自我定义的封闭美好社会为中心诉求。
科技文明的本质是富足文明，经济的复利增长最终能够解决所有人的生存问题。不仅如此，科技文明的基础是以知识交换为基础的1+1>4。创新需要个人的能动性，个人是科技文明的重要参与元素、动力源及最终目标。因此在科技文明时代，美好人生取代美好社会成为政治目标中最重要的考量。在科技文明时代，从农业文明向科技文明的演化过程中，从集体中心向个体中心转化正是3.0文明时代对政治演进的核心要求。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可持续的政治体制可能都需要把个人放在和集体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位置上。
二、西方的实践——宪政民主制
在西方，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诞生的一个伟大制度创新就是宪政民主制。宪政民主制从思想上源于启蒙时代的君权民授论，就是政府的权力源于公民的认同和授权。这是在轴心时代民重君轻思想上的发展与延伸。宪政指的是有限政府，即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制约。一国之中没有任何人的权力高于宪法。同时，个人权利与自由得到宪法保障，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宪政下的民主则指公民参与选举政府及政治权力分配的制度。从实际政治发展、演化历史上看，宪政民主制反映的是伴随着3.0文明的出现，商业人士在社会中的地位上升，个人对经济的重要性变大。代表新型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开始进入政府，使政府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在经济活动中从管理、干预过渡到辅助作用，充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提供、保护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思想、言论自由空间。
宪政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史上成功的宪政民主国家通常是宪政先于民主，财产权、经济自由早于选举权、政治自由。以最早也最成功的宪政民主国家英国为例，1830年，英国已进入3.0文明时代，宪政已经实行了100多年，公民也有了充分自由，但是此时英国公民仍只能投票选举下议院议员，且有投票权的人占总人口不到2%。尽管接受君权民授，授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治权力的分配，最早从皇权到了诸侯，再后来到了有产阶级选举权。选举权在有产阶级中，又从大产开始，逐渐扩大到中产、小产，后来到了男性白人、女性、有色人种，最后演变成任何成年人都可以投票。就英、美实践来看，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选举权的平等是从资格平等开始逐步开放的，到了最后，当西方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几乎人人都成为中产阶级、都受到基本教育后，才变成了成年人一人一票，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结果直到二战结束的40年代末才真正实现。
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以选举结果来决定，人人都有可能，公开、透明、机会平等，所以这套制度有其合法性，也比较公平，有持续的生命力。
英美宪政民主制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英美社会相对平缓地步入3.0文明，政府基本上不干预市场活动并在国际间推行自由贸易，公民有充分的自由、财产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随着经济收入增加，逐步、缓慢开放。英美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制共同造就了经济、政治上的机会平等，塑造了3.0文明的西方典范，并构造了在当时最有效、最大的自由市场体系。由于3.0文明铁律的规模效应，这一市场最终成为今天全球化的国际大市场。
相较于英美，欧洲大陆的政治演进要复杂曲折得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对内与对外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欧洲大陆国家和英美更是主导了影响了全球的殖民侵略、两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冷战。虽然最终主要的西方国家今天都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宪政民主体制，对于西方之外的观察者来说，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可能更大于经验。
今天，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宪政民主制国家，这一制度也不是没有弊端。在充分民主的情况下，民意政治更能代表局部、短期利益，而常常与整个社会的整体、长期利益相矛盾。金钱在选举过程中的腐化作用更是雪上加霜。矛盾不可调和时会让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长期政策近于瘫痪（比如今天的美国国会）。邱吉尔的名言“除了我们已经尝试了的其他政治体制外，民主是最坏的了”并非仅仅是幽默。
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政治实践及其演化
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成就主要是在小国政治下取得的。即使如美国，在殖民时代立国时也是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当然，在250年后，美国已经拥有3亿多人口，这个制度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和美国相比，中国的人口是其四倍多，这对政治复杂程度的要求也是几何级数增长的。
历史上中国几乎一直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的政治成就，以其人口之多，政治之稳定，和平时间之长，个人之公平，在农业文明时代都可谓登峰造极。但是当世界进入到3.0科技文明时代，中国传统政治如何演进却是一个持续了一两百年，至今仍在探索的难题。
从思想源泉上看，中国传统政治大体是儒、道、法三家混杂，儒家重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法家重赏罚执行，道家调整政府与社会、官家与民间的利益均衡。中国有记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一个政治实践是非成败的实验室，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后人、中外都很有意义。
儒、道、法三者混合的程度历来都是政治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中华帝国开创之初，秦始皇重法废儒，在战时异常成功，但在帝国和平初创时期赏轻罚重，在改天换地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又没有道家的节奏调整，以至于把社会推到极致，一代而亡。在连年战争、重新统一中国后，文景两帝以道家为底色治国，休养生息，使国家百姓恢复元气，终成“文景之治”。至武帝又以严法极尽扩张，社会再遭重创，需宣帝再次以道家之法恢复。三种政治文化传统的结合、度量的把握正是中国政治的最高境界。
科技文明以个人为主体，个人创新、标新立异成为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这与农业文明中对个人的文化期许大相径庭。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源远流长，纷繁多样，传统中既有适应现代性的成分，也有需要进一步演进的部分，还有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部分。比如，道家提倡的政府无为而治恰恰暗合市场经济的逻辑。法家的赏罚规则需要在新时代做出调整，因为来自政府的赏已不再是个人成就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在商业社会中，政府与商业已成为个人进升的两条并行通道，这与科举时代相比已大相径庭。赏轻，则罚也需要轻。同样，儒家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也必须对个人与集体关系重新作出调整。而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一支的墨家，因其对个人价值的尊崇，对和平、兼爱、正义的坚持，对逻辑思维、朴素科学精神的探索，极有可能在科技文明时代成为和儒家思想同样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源泉。总的来说，与科技文明相适应的现代政治需要多一些道家底色，与民休养让利，轻罚轻放，并兼顾个人与集体的利益。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规模入汉，在此后几百年中与儒、道交互激荡，互为影响，形成儒、释、道三者的对立统一，又在此后激发出儒学中宋明理学的发展。1840年后，西学东渐，又再次对华夏文明产生更强大的冲击。清末民初的许多知识分子正是抱着同样的热情投入到重整国故的学术研究中，希望通过中国版“文艺复兴”运动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提供来自传统的新的源泉与动力。
中国自洋务运动之后便开始政治现代化的各种实验。现代政党体制最初也是由西方引入。现代政党制度从体制上解决了最高皇权依靠单一家庭血缘继承的问题，使最高领导可以在较大的人群中择贤而选。在组织集体力量方面，现代政党对成员的控制力比传统的儒、法结合对士大夫官吏的控制更进一步。在邓小平时代，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开放态度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更具道家为政的色彩，为个人、社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与科技文明的需求相合，促使经济开始了长达40年史无前例的高歌猛进。
在富足经济时代，个人既是政治的起点也是重要的终点，和集体利益同等重要。所以任何可持续的政治都需要充分尊重人性。尊重人性当然也必须尊重人性中所有的自私、懦弱、不完美，市场经济和科技创新恰恰给了所有不完美的个人无穷的空间和意义。对利润的追求、自私甚至贪婪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蓬勃向上的动力，懦弱和懒惰为科技探索及普及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攀比、炫耀甚至也是消费增长的一部分。
四、东西方各自独特的道路
就权力的目的、来源和分配方式而言，西方在农业文明时代实行的主要是血统制及部分的军功贤能制。在科技文明的现代社会，西方从人权概念出发，以个人“自然权利”的来源界定“公民权利”的目的和分配。中国历史上实行的是以权力分配机会平等为基础的政治贤能制。
从制度安排角度看，传统科举制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开放性、普遍性及权力分配的资格制，人人都可以通过公开、透明、公平的考试、考核竞争机制获取分配政治权力的资格。通过对学习能力和治理能力的考核来选拔最优秀的人，政府选贤任能，把最有能力的优秀人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社会上人人都有平等机会进入政府，从平民中选拔出的大量政治精英又让政府具有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远见与执行力。这一伟大的制度创新让中国在过去的1000多年中领先西方、领先世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成功的文官系统、职业军队都多少受科举制某些方面的影响。尽管有种种弱点，科举制仍不失为2.0文明时代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长久的历史中维系一个人口众多、土地广阔、社会相对稳定的国家，科举制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今天的中国政治仍然受科举制影响，政治权力的资格观念依然深入人心，从这一观念出发有可能逐步演化出现代性的制度安排。
从资格观念出发，与西方相比，未来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可能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成为需要赢得的资格。比如，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职位越高，资格要求也越高，选举人及被选举人越少，层层递进。村子或街道里，成年人可以自行选择，一人一票，自治、自理。国家公务员则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高职位则对学历、政绩、品德、民意有更高要求，资格与职位相当，到了国家领导人，则在极少数拥有最高资历的人中平级选出。这是一种资格选举制，就是通过考试、考核、有限选举的结合方式选贤任能。从历史经验上看，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经济发展程度直接相关。经济处于低等发达时，经济发展是第一要求；中等发达水平时，对环境保护、生命安全要求更高；到了高度发达水平，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达到最高。
执政党作为现代政党，为了更好地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并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机会，也会逐步对全社会开放，通过考试、考核，公平竞争，让人人都有机会凭能力参与政党内部权力的分配。另外，一些发达国家尤其东亚发达国家对公务员实施的“高薪养廉”政策也值得参考。在适当的时机，将政府高级主管的工资水平与社会、商业同等高管工资水平挂钩，建立指数对应关系，以高薪养廉。同时，大力削减政府权力，尤其是削减在经济领域里的权力，管理方式从正面清单逐步过渡到负面清单。在此基础上，实施对腐败的零容忍。以严厉的法律、严格的党内纪律、媒体监督、民意举报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将腐败控制在最狭小的范围内。
这种以资格为基础的政治开放可以逐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达成政治权力的合理分配。这与西方以个人“自然权利”观念为出发点的公民参政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最终都达到同一目标，过程则更平缓，更有可能避免社会的激烈动荡。
当然，这种方式仅仅是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但不是唯一）方式，只是它比较切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就公共政治权力的执行、边界、监督而言，西方社会建立起来的司法独立与宪政确实是一个伟大创新。它帮助解决了科技文明时代商业社会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复杂商业活动中必然会产生的纠纷，政府与民间商业的利益界定，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政府公权的限制，对官僚腐败的公平惩处等等。
西方的独立司法和宪政部分来源于早期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实践及中世纪英国的普通法，可谓源远流长。中国法家在先秦的实践，尤其是商鞅在秦孝公时代的实践也为今天的独立司法留下有益经验。但是这一传统在秦汉大一统政体建立之后就不复存在了，权与法孰大因人因事而异。也因此，法制建设不太会与西方的道路相同。在这方面的探索可能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期待的是，执政党在法制建设方面已经下了巨大的决心，而社会对此的期待和要求也在增强。
从实践上，日本、韩国尽管深受美国影响，仍表现出强烈的东亚文化痕迹，而李光耀在新加坡卓有成效的实践更有可能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样本。作为自建国以来唯一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历史上多次自我进化，逐渐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政治体制、独立的司法制度，解决了腐败问题，同时给予公民足够的空间发展，并保护其权利及财产。有为政府与道家底色相得益彰，互为支撑。
当然，中国政治面临的问题从来都是大数问题，人口到了一定量级，所有在小国中的成功实践都未必适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成功经验对中国而言仅仅只能作为参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学习并逐步前进。
完成这一系列改革后，在中国社会中将出现经济、政治两个对全民开放、机会均等的上升通道，大量社会人才进入市场经济领域，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同时也有大量有公益精神的人才流入政府，通过资格选举制，选贤任能，在宪法限定下，精英治国。
人类就本性而言情感上追求结果平等，理性上追求机会平等。凡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都可以持续发展，长治久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与政治运动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中国第一次有了专注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外环境，在随后的40年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卓越成就。在中国从2.5文明向3.0文明的迈进过程中，自然会遇到上述各项挑战。但是，1840年至今的170多年来，中国今天面临的优越环境和条件仍然是最好的。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有希望面对挑战，解决问题，最终向3.0文明演进，彻底实现全面的现代化。
从文明史角度看当今中美关系及科技文明时代的东西方关系
一、极简人类文明史
智人作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大的物种，大约在几十万年前出现在赤道附近的非洲大草原上。智人既是社会动物，又是头脑异常发达的个体动物，这种个体性和社会性都高度发达的特性，在地球所有物种中可谓绝无仅有。人类依靠这种特性，在其短短的历史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峰，与灵长类动物祖先们拉开了鸿沟。我在此把文明界定为人类与动物祖先之间的距离。人类的文明史既是汲取使用能量的经济史，又是组织社会单元的政治史，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造成了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复杂的文明。
在本书中，我把人类的文明史分成三大跃升阶段，即1.0狩猎采集文明、2.0农业文明和3.0科技文明。本章将重点讲述人类从农业文明向科技文明跃升过程中社会政治组织方式的演进，并以此来解读中美关系、东西方关系。
在农业文明时代，农业和畜牧业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条件，因此农业文明几乎都萌生于欧亚大陆板块上。欧亚大陆板块被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和漫无边际的冰冻大草原分隔成两块，在农业文明历史中，两边几乎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各自独立发展（除了13世纪蒙古帝国造成了短暂的连接）。因此我们传统上把两边各称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
公元纪年前后，东西方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两个强大的帝国：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两个帝国都拥有庞大的人口、巨大的疆域，便利发达的交通可以到达帝国的每一处角落，文明程度都非常高，各自发展出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一个巅峰。
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建国大约400年后，相继陨落，进入了动乱时期。在中华大地上，经过300年动乱之后，帝国统治几乎被完整恢复，经过隋、唐至宋代发展出一个新的巅峰，将中华帝国体制持续了2000年，成为农业时代的一个奇景。另一边，罗马帝国结束之后，西方基本上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尽管后来穆斯林崛起，建立了比较大的疆域，但是无论从文明发展程度，还是人口、技术、社会组织各个方面来看，都再没能取得像罗马帝国这样辉煌的成就。这是东西方文明发展轨迹的第一次大分流。
但是1000多年后的中世纪，在罗马帝国时期北方蛮族所生活的欧洲，却出现了一些非常活跃的民族国家，藉由大航海时代对美洲大陆的发现，迸发出异常的活力。通过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殖民战争等等一系列变化，这些国家成为世界舞台上最活跃的中心，并率先进入到人类文明的一个新阶段，我将其定义为3.0科技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第二次大分流。科技文明的出现，也将东西方人口中心第一次拉在了一起，此时东西方不再独立发展，而是被强力结合在一起，共同推进，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在今天深刻地影响着全人类。
二、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制度创新
东西方文明发展轨迹的两次大分流，背后都有着经济现实与社会政治组织方式交互作用的深刻背景。2.0农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人们摄取能量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光合作用机制，所以非常需要土地。土地的争夺是2.0农业文明时代的核心问题。因此，2.0文明本身也一直存在不可逾越的瓶颈：土地多的时候人口就会增多，而人口多到一定程度，土地就无法再支撑，社会发展掉入马尔萨斯陷阱，最后以各种“天灾人祸”的方式急剧减少人口。2.0文明时代是经济短缺性的时代，对土地的争夺是最核心的问题。而土地争夺的胜负既受限于地理条件，又取决于由政治组织方式产生的社会动员力。
中华文明的地理环境西面是喜马拉雅山脉，北面是一望无垠的冰冷大草原，东面和南面临海。在这块土地上，两条从西向东的大河——长江和黄河之间形成一块广袤、肥沃、适合农业的冲积平原。这两个大的河道再加上一些支流，导致平原上各个地区之间的交通相对比较便利（水路交通较便宜）。所以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某一个地方能聚集起足够大的力量，这个强盛的国家就可以通过便宜的交通方式，将其权力范围扩展到神州大地。而强国崛起则主要依靠内部组织方式的创新。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前3000年对于政治制度创新实践尤为重要，为后2000年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其中最大的突破就是发生于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用个人能力取代血缘关系来决定政治权力的分配。人从动物进化而来，最初都是以血缘为核心来向外延伸人和人的关系。虽然战场上需要个人能力，个人可以通过能力获得功绩，但成功以后，分配的方式还是依靠血缘。换句话说，功绩是可以通过血缘传给下一代的，和财富一样。战场上的功臣会得到土地，氏族首领、君王也要把土地分封给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这就是封建时代权力、经济分配的基本形式，古今中外皆如此。但是商鞅变法前所未有地、颠覆性地把这个体系打乱，规定在任何时候，政治权力的分配都以个人能力和一代以内的功绩为根据，政治权力除了皇权以外都不能传给下一代。财产可以传代，而政治权力不可以传代。这次对传统封建组织方式翻天覆地式的革命，导致了秦国从一个相对偏远的地区崛起，把社会全体成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最后击败了所有战国诸侯，并把这套方式推广到了秦帝国的全部疆域。到了汉代，这种组织方式又因为举孝廉制的产生进一步得到巩固。举孝廉制是科举制的雏形，完善的科举制产生于隋代以后。科举制通过对个人能力的筛选（不仅仅是政务，还有对知识的掌握等），让整个社会在政治权力分配上为所有成员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上升通道。商鞅变法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后来2000年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尽管朝代更迭，但基本制度不变，让中华帝国登上了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峰，历史似乎就此终结。
而在西方，适合农业的冲积平原面积相对较小且位置分散，但交通方面，有一个类似于内湖的地中海。地中海被两边入洋口封紧，所以风平浪静，便于交通，沿着地中海很容易形成一个大的帝国。沿途中规模较大的农业平原一个在埃及，另一个在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主要在埃及），但它们和中国的规模都没法比。此时欧洲本土上的森林还未被砍伐，处于蛮荒时代。早期的罗马共和国从现在的意大利中部地区开始崛起，这个地方的农业平原规模并不大，所以扩张主要依靠对外争战。罗马的政治体制一直是军事上的贤能制和政治上士族（从最早几十家发展到一两百家的参议院）血缘分封制的混合体制。帝国范围内最大的粮仓在埃及，但埃及和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冲积平原的规模无法相提并论。所以罗马在经济上的分配就更加不平衡，一直实行奴隶制，上流社会相对富足的生活必须要以大量奴隶为基础，政治体制上就很难产生大的突破。这是它的经济现实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罗马帝国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是奴隶，政治上又是采用封建分封和军事贤能制的混合体制，所以一直不能真正让整个社会“同心同德”。与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相比，罗马帝国有几个先天性的难题：贵族和平民的矛盾，自由民和奴隶的矛盾，同时经济基础不是特别稳定，要依靠奴隶制和不断对外争战来维持。一旦征服的边界到达瓶颈，文明就只能走下坡路。
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同受北方蛮族入侵威胁，但是双方北部的地理条件不同。中华帝国北部的蒙古大草原气候完全不适合农业，只能发展畜牧业。而罗马帝国北部的欧洲虽然也处于高纬度地带，但是受到墨西哥湾流的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气候较为温暖，适合农业，只因被浓密的森林所覆盖，农业发展才晚了上千年。当北方的欧洲诸蛮族慢慢学会农耕和砍伐森林，农业文明开始逐步上升时，罗马帝国本身与日耳曼诸蛮族的矛盾就开始凸显出来。公元5世纪时，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入侵了。毁灭之后，因为罗马帝国政治体制本身的问题，它的这套制度也就没能在欧洲流行起来，因为它的制度并不是2.0文明时代最完美的政治制度。
罗马帝国毁灭之后，原来帝国境内的小国，加上其北部欧洲新兴的诸侯国，又进行了长达1000多年的争战，却都没能于西方再次形成统一的大帝国。这段中世纪的历史，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很相像，但是和秦汉之后中华帝国2000年的历史放在一起，却是一次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这一次，中国因为在政治组织上的创新，站在了农业文明时代的巅峰。
三、科技文明的出现：东西方文明发展第二次大分流
公元1500年之后，东西方出现了另外一个大分流。这个大分流导致了欧洲后来的历史和中国春秋战国之后的历史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这个大分流的开始就是地理大发现。航海技术的发展让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大陆这片新世界，大西洋变成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地中海。通过一种比较便宜的交通方式——航海，欧洲迅速接管了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农业平原：北美洲和南美洲。美洲大陆因自然原因，原生农业条件很差，且和欧亚大陆隔绝，导致农业不发达、人口稀少，几乎没有畜牧业，所以也没有欧洲人的免疫基因。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缺乏对欧洲人带去的细菌的抵抗力，绝大部分原住民都死于瘟疫。所以这块广大的、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平原，立刻被欧洲人收入囊中。欧洲这些小的诸侯国，因为和巨大的美洲殖民地的结合，其土地不再局限于欧洲，一下子收获了比中国中原腹地还大的殷实粮仓，这让它的经济出现了一次突发的、巨大的、持续性的增长。
在正常情况下，农业文明经济增长到了一定时候，会遇到马尔萨斯陷阱。但是在西方碰到天花板之前，另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科学技术革命。地理大发现不仅为欧洲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提升，也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强烈需求，从而引发了思想上、精神上的革命。欧洲的思想出现了一次爆炸式的剧变，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科学技术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科学技术革命、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美洲大陆的自治，再加上这个时代欧洲封建割据下的各国竞争，这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了一次人类文明的跃升。科学技术革命和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出现，互相作用，使经济出现了几百年的持续的、累进式的增长。增长的结果是经济突破了农业文明的瓶颈，土地也不再是经济本身的限制因素。这一时期百倍以上的经济规模增长可以支撑任何程度的人口增长，而且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这种增长的上限。人类从此进入了3.0科技文明时代，也就是在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开始持续、复合、无限地增长。
人们在自由市场里自愿交换产品和服务，必定会给双方都带来更多的好处，即1+1>2。而当知识被交换的时候，交换的双方既没有丢失自己的知识，也得到了对方的知识，还额外获得了因交流而产生的火花，出现了一个加速，即1+1>4。这样科技知识融入到产品与服务中，再到自由市场中去被交换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互相强化的长期正向循环。人的需求和欲望无限扩大，而人们为了满足这些欲望，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也随之无限增长，这种互相强化的正向循环可以不断进行下去，而市场就是那个让1+1>4的放大器。市场越大，参与的人越多，中间产生的乘数就越大。市场越大的时候，效率就越高；效率越高，就越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越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就越能刺激出新的需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正向循环。这样的正向循环就是我们说的经济上的复利增长。所以在大家都有自由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情况下，竞争的核心就是看双方市场的大小。相对而言，大的市场会产生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效率会产生更大的能力，更大的能力会产生更大的经济体，这些更大的经济体就会产生更大的军事力量，那么在互相竞争的时候就容易胜出。从争夺土地到争夺市场，体现了从农业文明向科技文明转化过程中争夺重心的转移，这正是我们看到的过去500年间的变迁。
开始时，欧洲还处在2.0农业文明时代，诸侯国之间的争战也和封建时代一样，以土地和边界为核心诉求。但是逐渐地，每一个交战国家开始在经济上突破了封建时代对土地的限制，慢慢地在经济上形成了新的动力。参加的人员也不再仅限于贵族和平民，很多商人、资本家、新兴的产业主等等也开始加入进来。随着经济从2.0农业文明时代向3.0科技文明时代演进，争战中的政治组织方式、诉求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欧洲国家之间最早的互相竞争，很快变成了对殖民地的争夺。殖民地给宗主国带来最重要的利益就是市场的规模，包括原材料的供给、产品的销售和劳动力的供给。作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大英帝国建立的最重要的秩序是一个以英殖民帝国和英镑为基础的全球自由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让它在大国竞争中最早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所以从2.0农业文明向3.0科技文明演进初期，殖民侵略战争、欧洲强国之间的战争交错进行，土地和市场同时成为争夺的核心。
随着经济从2.0农业文明向3.0科技文明的加速演进，争战中的欧洲诸强国开始探索最适合3.0文明的政治组织方式，出现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到20世纪已经形成三大阵营：以德、日、意为首的法西斯主义，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和以美、英为首的自由主义。经过近百年的竞争与战争，法西斯主义在二战中失败，苏联共产主义在冷战后破产，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主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成为了世界秩序当之无愧的主导者，开启了今天世界的所谓“美国秩序”时代。历史似乎再一次终结。
四、美国秩序下的全球市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