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的道路，并不在外，而就在你我的心中，就看我们敢不敢直下承担、愿不愿意真实践履了。
“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也是王阳明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主体性的确立和主体意识的高扬。
一 你其实是个“富二代”
爱（徐爱）问：“至善只求诸心。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传习录·上·徐爱录》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生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卒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享年仅三十一岁，浙江余姚人，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他的第一个学生，曾任南京工部郎中。
王阳明与徐爱之间的讲求问答，类似于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对侍者陈如等人的“初转法轮”。所以，《传习录》开头部分，都是心学最基本、最首要的东西。比如“心即理”这三个字，就是阳明心学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基点，也是心学与理学的根本分歧所在。
在阐发王阳明的这个命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关于“理”和“心”，朱熹是怎么理解和定义的。
在朱熹那里，“理”是可以派生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所谓形而上，就是形体未生之前，也就是天地万物都还没形成的时候。朱熹说“理”是天地万物形成之前的“道”，也就等于说“理”是永恒的、超验的、抽象的。他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描述理：它“不同于一物”，“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
而“心”是什么呢？朱熹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这句话很好理解，就是说心具有能知能觉的功能，是身体的主宰，人以此知觉功能便能与外在的事事物物打交道。但是关于“心”，朱熹的话并没有说完，后面还有一句：“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也就是说，“心”具有二重性：当它表现为个体之私时，便是人心；当它合乎天理时，便是道心。所以在朱熹那里，人格完善的过程就是以天理主宰人心、转人心为道心的过程。
正因为朱熹认为理是抽象、永恒、无形无迹、超乎个体的，并不是人心当下能够直接体认的，所以人才要格物穷理，到事事物物中去把那个天理找回来。
而在阳明这里，“心”首先当然也是指知觉功能，“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传习录》卷下）但是，阳明与朱熹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心”打成两截，分什么人心和道心，而是认为此“心”即是天理。在阳明看来，就是你当下能够直接体验的这个心，这个“能视听言动”的心，便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便是超越时空的宇宙本原。他说：“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用心学鼻祖陆九渊的话来说，就是“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既然“人心”与“天理”无二无别，并且这个“心”是天人合一、不分古今、充塞宇宙的，那么天下自然就没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了。换言之，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的道路，并不在外，而就在你我的心中，就看我们敢不敢直下承担、愿不愿意真实践履了。
“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传习录》卷下）
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精神价值，也是王阳明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主体性的确立和主体意识的高扬。
在朱熹的语境中，天理是外在于我的普遍的道德规范，所以人格完善的基础便不是根植于我的内心，即便我被教导要成圣成贤，也只是被动服从于一套既定的社会价值观。而在阳明看来，成圣成贤的潜能和动能都内在于我的生命之中，因此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便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因为你是金矿，所以必须成为金子），同时又是我的天赋权利（任何外在遭遇都无法剥夺你的金子本色）。而人的主动性、自信心和创造力，也就在这里显露无遗并强势生发了。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假如你是一个“穷二代”，而朱熹和王阳明是两个教人如何发财致富的成功学老师，那么朱老师告诉你的黄金法则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今天挣八千，明儿赚一万，日积月累，集腋成裘，总有一天你也能变成李嘉诚。
你挠挠头，觉得朱老师的豪言壮语说了等于没说，一点儿干劲儿都提不起来。然后你去找王老师，王老师盯着你的脸看了很久，突然从你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啪”地拍在桌子上：“靠，你本来就是个‘富二代’，跟我这儿装什么穷？！”
你低头一看，原来那是一张N多美元的支票。
这就是阳明心学要告诉你的一条最基本的黄金法则：你其实是个“富二代”，别把自己埋汰了！
二 理学家的窦娥冤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传习录·上·徐爱录》
“存天理，去人欲”是什么意思？
王老师一记棒喝，把你彻底敲醒：晕死，原来王阳明老师五百年前写下的那句话——“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说的就是我啊！我忒傻了我！
你嘿嘿一笑，抓起支票扭头就走。
“且慢！”王老师叫住你，很慈祥地拍了拍你的肩膀，说：“若想兑现支票，必须符合一个条件。”
你大为紧张：“什么条件？”
“很简单，六个字——存天理，去人欲。”
去人欲？
完了！这不是要哥当太监吗？！
你两眼一翻，当场晕倒。
许多年来，中国人对宋明理学的了解，基本上都停留在这六个字上。一看到这几个字眼儿，大家脑中立马会闪过这样的镜头：一个头戴瓜皮帽的清朝遗老，一边拼命咳嗽，一边挥舞手杖棒打鸳鸯（鸳鸯通常是一对穿着学生装、追求新文化的五四青年）。所以，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对理学超级反感，甚至深恶痛绝，觉得理学就是封建礼教、扼杀人性的代名词，而证据就是上面那六个字。
其实，这是个误会，天大的误会！
理学固然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但这并不意味着理学完全否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朱熹本人更强调人欲是一种本然存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遏制。他说：“虽圣人不能无人心，如饥食渴饮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
孔子他老人家也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谓“饮食”，指的就是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男女”指的是人的性需求。这都属于人的合理欲望，不但不应禁绝，反而应该予以一定程度的满足。例如，孔子有一次到卫国，看见当地人烟稠密，弟子就问他，现在卫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接下来该做什么？孔子说：“富之（让他们富起来）。”弟子又问，富了以后呢？孔子说：“教之（教化他们）。”可见孔子也主张，在教人追求人格完善之前，必须先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这就是“先富后教”的思想）。
既然从孔子到朱熹，都没有完全否定人的欲望，那么理学所谓的“去人欲”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里的“人欲”，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人的欲望”，而是指人的“超出合理范围、违背正当原则的欲望”。虽然这种“合理”与“正当”很难在学理上进行界定，却不难在生活中观察到。比如每个人活着，都必须通过工作换取服装、食物、房子等生活必需品，这样的行为都是合理正当的，不属于理学要“去”的人欲范畴。但是，如果你非要像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他老婆那样，拥有3000双鞋子、2000副手套、1700只手提包、5000条内裤、500个胸罩、200双袜子，以及数百件欧洲大师亲自设计制作的时装（所有这些当然全是世界名牌），那就很不靠谱儿了，我只能送你“物欲横流”四个字。
再来说正当性。你一天吃三顿饭，那叫正当，可你要一顿饭吃掉三万块钱，那就是人欲；你省吃俭用买个LV（路易·威登），这也算正当，可你要是左手LV右手爱马仕，还微博炫富说你“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那就是人欲；你已经有了老婆可还是喜欢看美女，这没什么不正当，可你要是在外面养二奶三奶四奶五奶，而且跟那些贪官一样，“工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那就是人欲。你喜欢钱，这很正当，可你要是用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塑化剂、牛肉膏、染色馒头去赚钱，那就是人欲。
简单地说，理学要灭的只是溢出道德堤坝、在社会上肆意横流的物欲，而不是在法律和道德规范内活动的人的正常欲望。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不好的欲望，就是水流得过头而导致了泛滥。所谓“滥”，就是超出了合理范围、违背了正当原则的意思。至于人的一般生理和心理需求，那当然是正当的，同时也是合乎道德的。在朱熹看来，“须是食其所当食，欲其所当欲”，“乃不失所谓道心”。
总而言之，宋明理学被今日国人视为迂腐冬烘、不近情理，实在是很冤。假如国人都能懂得一点儿“存天理、去人欲”的道理，今日社会又岂会如此物欲横流？假如不把老祖宗的智慧全都弃若敝屣，今日国人又岂会陷入悲摧境地？又何至于陷入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语）
当然，理学中也有糟粕，比如男人不仅可以三妻四妾，还可以嫖妓，女人却必须从一而终恪守贞节，老公再坏也不能离婚，老公死了还不能改嫁，程颐程老夫子还为此振臂高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是，这种严重扼杀人性、无视女性权利的思想，并非理学主流。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用一句很滥俗的话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也。
在儒学的谱系中，从狭义而言，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是两个学派，但是从广义上说，宋明理学也包含了心学。所以，在“存天理，去人欲”这个命题上，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是完全一致的。换言之，阳明与朱熹的不同，主要是对本体认识的不同，以及由此引发的修学手段的差异。至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个核心理念，则是整个宋明理学包括阳明心学都始终遵循并践履的唯一的成圣之道。
该理念之所以成为所有宋明理学家共同的精神指南，原因也很简单——若不去掉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连做人都不一定够格，何敢奢谈成圣？
三 把根留住：司机和银行家的故事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
——《传习录·上·徐爱录》
听完阳明老师讲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真正含义，你才慢慢回过神来：哦，原来“去人欲”只是要去掉一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啊，那没问题，看在支票的分儿上，哥就勉为其难了……可是，“温凊定省”是个什么东西？徐爱兄你好歹也是地球人，干吗尽讲些火星语呢？
阳明老师笑了，让你少安毋躁，坐下来喝杯茶，然后开始耐心向你解释。
所谓“温凊定省”，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孝顺父母之礼。温，是冬天用自己的身体把父母的被子温热；凊，是夏天用扇子把父母的草席扇凉；定，是夜晚让父母睡得安稳；省，是早上要向父母问安。
当然，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再按这些古人的方式去孝顺父母，但是，孝顺的表现方式会过时，孝顺的道理却是亘古不易的。在今天要做到“温凊定省”，其实也不难，只要冬天给父母买条电热毯，夏天给父母安台空调，出差在外给父母挂个电话，逢年过节跟父母吃顿团圆饭，不就是孝顺了吗？何必一定要冬天去温冷被子、夏天去扇破扇子呢？就像王老师说的，“诚孝的心”才是根本，具体怎么做都是“枝叶”。根不会变，但枝叶却可以常换常新，而且只要有根，就不怕没有枝叶。所以，读古人的书要读其精神，千万不要死在古人句下。
还有，我也完全同意，“忠君”这种东西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扯淡，但是，就像理解“孝顺”不能死抠字眼儿一样，在今天的语境下，所谓“忠君”也应该理解成敬业精神或者是职业道德。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没有皇帝，可谁头上没有Boss（老板）？谁不用面对客户？谁身边没有同事或伙伴呢？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就必然会与他人形成雇佣关系、交换关系或合作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语境下，所谓的“君”，其实就是你的老板、客户和同事，而所谓的“忠”，就是你要认真对待你的工作，并用正确的态度去履行你的职责，去对待你的所有社会关系。
虽然我们现在说的敬业精神，内涵已经跟古代的忠君思想有很大不同，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个真正具有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人，仍会把客户的利益和生命放在首位，而把自己的利益和生命放在第二位。比如浙江大巴司机吴斌驾车行驶在高速路上，一个铁块突然飞来，砸碎前挡玻璃，并当场把他砸成重伤，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强忍疼痛，按照规范动作减慢车速、靠边停车，然后拉上手刹、熄火，通知乘客有秩序地下车，最后才倒下。吴斌的行为和表现感动了无数网友，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职业道德的含义，因而被誉为“最美司机”。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一个银行家，刚开了一家银行，吸收了一些小额存款，却碰上了金融危机，所有资金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不得不宣告破产。此后，这个失败的银行家带领他的家人，决定在余生中通过艰苦工作和节衣缩食，把亏欠储户的那些存款全部还上。一年一年过去，一笔笔还款带着利息被寄到当初那些储户手中。储户们被感动了，因为他们知道：银行倒闭纯属不可抗力，严格来讲，责任并不在那个银行家身上，他们虽然因此遭受了损失，但这个损失由众人分摊较易承受，全让一个人承担显然过于沉重。于是，储户们一致发表声明，表示余下的欠款可以不用偿还了。然而，银行家却将此事视为自己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仍旧坚持不懈地做了下去。就这样，这位银行家牺牲了余生中的一切享乐，放弃了很多事业机会，只遵守一个来自内心的道德命令——还钱。直到生命的终点，他才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
今天，如果我们很难理解“忠”这个字眼儿，那么吴斌和银行家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诠释：忠，既不是一种外在强加的道德规范，也不是一种基于尊卑等级秩序的无条件服从，而是一个人对自身职责的忠实履行，以及对心中道德法则的敬畏和坚守。这是人自己为自己立法，然后自己立法自己遵守。正是在这里，人才体现了他区别于动物的高贵与尊严。
在心学的语境中，“心中的道德法则”就是天理，所以王阳明才会说：“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真正的忠，真正的孝，真正的道德，真正的良心，都是由内而外的，它们并不因外在的掌声而建立，也不因外在的打击而消失。敬畏、坚守并履行这些东西，并不一定能带给我们财富、地位和名声；心中的道德法则或天理，也从未向我们承诺过快乐、幸福和成功。但是，如果没有对这些东西的敬畏和坚守，一个人就很难称其为人，一个社会也很难给它的成员带来真正的和谐与幸福。
这些东西是我们生命的根，我们要把根留住。
四 从一颗苹果说到“意义世界”
爱（徐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也是阳明的学生）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
——《传习录·上·徐爱录》
“知”和“行”是同一件事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又一个核心命题。如果把阳明心学看成一把宝剑，那么“心即理”就是剑柄，“知行合一”就是锋利的剑刃。很多人都认为，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意思，就是指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者说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这样的认识，就算不是对阳明心学的误读，至少也是一种很肤浅的理解。
事实上，“知”并不仅仅是指理论，“行”也不仅仅是指实践。因为理论虽然可以指导实践，但它本身并不是实践；实践虽然来自理论，但它本身也不是理论。所以，当我们把“知、行”理解成“理论、实践”的时候，其实已经把“知、行”当成了两种不同的东西。可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真正的“知”，里面必然包含了“行”；真正的“行”，里面必然也包含了“知”。所以王阳明才会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换言之，“知”和“行”本来就是一件事，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或者是考虑到不同情况下的针对性，才把它分成两件。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我们可以说一面是图案，一面是字，但我们不能忘记：它们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而是同属于一枚硬币。而把“知、行”理解成“理论、实践”的人，尽管也能说出理论和实践不可分离的道理，但就在他们这么说的当下，其实已经把“知”和“行”一分为二了——因为必须是两枚硬币，说它们“不可分离”才有意义，倘若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说它们“不可分离”不是废话吗？
既然“知、行”不能简单等同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理论和实践，那么王阳明所谓的“知”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知”就是人的认知功能，“行”就是人的行动功能。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凭字义就可以理解这两个概念，但是，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却有着常人意识不到的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同一个世界，在不同人眼中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人的心灵并不是一张空白的A4纸，我们的认知能力也不是一台复印机，所以，它不会把外在事物原原本本复制到我们的心灵上。关于这一点，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已经讲得很透彻，比如康德就对此进行了非常复杂的论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心灵的内在结构决定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内容。
从每个人的日常经验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人的心灵其实更像是画布和颜料，而认知能力就像是画笔，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事物或同一个场景，会有各自不同的反应、感受和体验，因而每个人都会在心里创作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作品”。
正如鲁迅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至于你是不是从里面看出了把妹泡妞的招数，我就不知道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人心中的《红楼梦》都不一样。
再比如，我们面前放着一颗苹果，在你眼中，它是一种可以补充维生素的水果；可在果虫眼中，那却是人家的家园和粮仓；在水果商贩眼中，它是可以换钱的商品；在生物学家眼中，它是一堆细胞；在物理学家眼中，它是一堆分子、原子和电子；基督徒看见它，就想起了夏娃和人类的原罪；牛顿看见它，就发现了万有引力；乔布斯看见它，拿起来咬了一小口，就有了让全世界“果粉”为之疯狂的iPad（苹果平板电脑）和iPhone（苹果手机）。既然仅仅一颗苹果就会让我们产生这么多的纠结和惊喜，那么世界呢？这个纷纭复杂的世界对几十亿人来说，会是一样的吗？换句话说，你能告诉我苹果本身应该是什么，或这个世界本身应该是什么样的吗？
我想，你不能。
同样，我也不能。
由此可见，人对外界的认知，绝不仅仅只是感觉器官对外界信息的一种被动接收，而往往是认识主体将自身的知识、经验、观念、态度、感受等等投射到了对象物上，才构成了人的认识活动。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通过自身的认知系统和意识结构，把外在的物质自然“人化”，或者说是审美化、符号化。
关于审美化，杜甫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最好的注解：人因为心中伤感，看见花瓣上沾着露珠，就觉得花在流泪；亲人分别，满心离愁别恨，看见飞鸟掠过，便觉鸟跟人一样惊惶。这就是人通过意识活动把自然审美化的典型例证。这样的诗歌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部把自然审美化的历史。
此外，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摆脱原始状态，从山顶洞里走出来，告别茹毛饮血、结绳记事的生活，就是因为发明了语言、文字、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等等。如果人类没有通过这些文化行为把物质自然“符号化”，文明就无法传播、继承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勒说：“人是符号的动物。”
而无论是把自然审美化还是符号化，本质上都是人通过意识活动赋予这个世界以某种“意义”的过程。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无人能脱离意义。我们是通过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阐释的现实。”
所谓“经过阐释的现实”，其实就是自然世界的“意义化”。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美国人结伴去看大瀑布。中国人一看，立马张大嘴巴：“大自然真美啊！”印度人则双目微闭、两手合十：“这就是神的力量！”美国人则蹙着眉头环顾四周：“怎么不建个水电站？这也太浪费了！”
面对同一个本无意义的自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的文化，却可以赋予这个自然以千差万别的意义。因此，不管你自觉或不自觉，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动，你总是会按照某种预设的眼光去认识世界。换言之，每个人其实都戴着一副有色眼镜。
是被动接受别人对世界的解释，还是主动建构自己的“意义世界”？
在政治学上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这个词，就是一副典型的有色眼镜。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某个政党或组织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对这个世界（社会、历史）所做的一种解释和规定。谁解释了世界，谁差不多就掌握了世界。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一个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我想，作为中国人，只要对近百年的苦难历史稍有了解，都不难理解这句话。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通常是君临一切的，它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空气。当意识形态渗透到人的内心时，通常会换个词，叫世界观或人生观。除非你是一个从石器时代穿越过来的人，否则从小到大，你所在的家庭、学校、社会，就会把一整套观念潜移默化地植入你的意识结构中。所以，不管你自己是否觉察，你总是要按照一套既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看待世界，并且在这个世界中采取行动。
但是，同样是获得一套价值观，却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途径：一是不经省察、不经选择地被动接受，二是自觉主动地寻求和建构。
若是前者，你得到的虽然也是一个经过解释和规定的“意义的世界”，但你是被外在力量抛进去的，你的主动权和自由已经被先行抽离了。尽管把你抛进去的力量有可能向你许诺一个天堂，可最终你会发现，“被给予”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囚笼（悲哀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关在这样的囚笼中而不自知）。
若是后者，当你怀着困惑在寻求属于你的“意义世界”时（比如王阳明在二十年间的“五溺”），你就已经是在行使你的主动权和自由了，此时你的主体性就会悄然形成，这个世界的诸多可能性也会向你敞开。虽然你最终选择的仍然是前人创造的某种价值观（比如王阳明最终选择的就是陆九渊早他三百年就创立的心学），但在此之前，你有足够的自由去思考这些观念对你意味着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因为你的“意义世界”不是“被给予”的，而是主动寻求并建构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力量和智慧，以及最终创造的意义和价值（比如阳明心学五百年来对中国和东亚的影响），是前者根本无法比拟的。
而王阳明所说的“知”和“行”，指的就是建构这样一个意义世界的动态过程。所谓“知”，重在改造旧有的意识结构和内容，建立一套符合圣贤之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谓“行”，重在通过与外界的互动，来落实、深化你的认识和观念。究其实，二者本来就是对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角度的描述。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依旧把“知”和“行”简单地理解成“理论和实践”，那让王阳明情何以堪？
在朱熹那里，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抽象的理世界，一个是具体的物世界，但在王阳明这里，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他赋予了意义的世界。也就是说，无论是理还是物，都必须经由我的主体意识的投射，才能产生意义。因此，在阳明心学的世界里，知，就是意义的寻求和确立，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行，就是意义的展现和完成，因而也就离开不了知。
五 有一种力量叫“知行合一”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
——《传习录·上·徐爱录》
正因为意义世界同时囊括了心与物、内在与外在，所以“知”和“行”自然呈现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因为“知”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意义世界的行动（知是行的主意），所以起心动念都是行，“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卷下）；而“行”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落实和体现（行是知的功夫），所以这样的“行”也就等于是“知”的自然流溢。
你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女，觉得她美，这就是知，随即动了一念喜欢之心，这就是行。接着你碰见一个“犀利哥”，觉得他脏，这就是知，随即动了一念厌恶之心，这就是行。所以王阳明说，要弄清楚知行合一，最形象的例子就是“如好好色”（第一个“好”读成hào，作动词用）、“如恶恶臭”（第一个“恶”读成wù，作动词用）。一见到美女你自然心生喜欢，无须告诉自己应该去喜欢，这就是知行合一；一见到“犀利哥”你自然心生厌恶，无须告诉自己应该去厌恶，这也是知行合一。
当然，王阳明说起心动念就是“行”，并不意味着“行”就只有起心动念。如果你从未通过与外界的互动体现你的价值观，那就意味着你的意义世界不曾建立起来，因而这样的“知”就是“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的；而如果你没有赋予你的存在和世界以自己认同的意义，你的行为就没有意义和目的，因而这样的“行”就是“懵懵懂懂、任意去做”的。
简言之，“知”就是内在的行动，“行”就是外化的观念。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在王阳明的辞典里，根本找不到一个没有行动的“知”，也找不到一个没有观念的“行”。这才是知和行的真实本质，也才是知行合一的真正内涵。“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卷上）
科学上有一种东西叫“全息照片”。所谓全息，就是假如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一张人脸，那么就算你把整张照片撕碎，任意捡起其中的一小张碎片，放大以后来看，它依然是一张完整的人脸。无论用全息技术拍摄任何东西，其中任意一个微小部分都能包含整张照片的全体信息，所以叫“全息”。也就是说，在全息照片中，不仅整体包含了部分，而且部分也包含了整体（佛教对此的表述是“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须弥是极大之意，芥子是极小之意）。
王阳明之所以反对人们把知和行打成两截儿，就是希望你能够建立起一个“全息的意义世界”，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传习录》卷下）。在这个浑然一体的世界中，没有内和外的分别，没有心和物的分别，没有部分和整体的分别，当然也没有知和行的分别——一念发动处，便是知的全体，也是行的全体。
唯其如此，你才能在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全然贯注一种整体性的、创造性的力量，并在看似琐碎的举手投足、待人接物、行住坐卧、语默动静之间，全然贯注一种超越的、神圣的意义。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叫“存在性认知”，这个命题与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境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存在性认知，是指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新的认知能力。马斯洛认为，这是一种本质性的认识。他对这种认识的描述是：在认识主体极为热烈、投入的关注下，认识对象作为整体被把握；同时，主体自身的本质也在与对象的融合中更趋完善。这是一种辨证的、整合的认识，又是真正主动、自由、创造性的认识。
在马斯洛看来，存在性认知是人在高峰体验（类似于阳明的龙场悟道）中获得的超常认识，同时也是人对存在的本体界的领略。这是主观与客观的高度和谐统一，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微妙结合。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在存在性认知中，“‘是什么样’与‘应当怎么样’已合而为一，没有任何差异和矛盾。感知到的是什么，同时就应该是什么。”
“是什么样”指的是你的潜在本性，也就是你揣在内衣口袋里而不自知的那张巨额支票；“应当怎么样”就是一旦你认识自己的潜在本性，就要全然去实现它、恢复它，就像一颗橡树的种子会“迫切要求”成长为一棵橡树一样。
“是什么样”就是对本性（天理、良知）的觉知，“应当怎么样”就是为实现本性而采取的行动（存天理、致良知），二者有机统一在“存在性认知”（知行合一）之中。因此，只要你懂得了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是什么，你也就走在了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道路上。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陆九渊语）
六 阳明心学&“岩中花树”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传习录·上·徐爱录》
中国人信仰什么？
许多年来，王阳明之所以成了我们教科书中的反面教材，并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判，罪魁祸首就是他说的这句话——“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而王阳明这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文人，居然敢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
曾几何时，我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除了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用以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佛陀、上帝、安拉、孔老二（当然还有王阳明），通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后，我们站在传统文化彻底崩塌的废墟之上，开始了一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变革。迄于今日，我们口袋里确实有了几个钱，但是，面对这个社会，很多人也许都会生出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惶惑：
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数千年来，世代中国人心中都存活着一些神圣的事物，比如自然、神灵、祖先、历史、天意、民心、道德、良知等等。人们总是怀着敬畏之心仰望它们，如同仰望康德头上的星空。可是现在却没有人愿意仰望了，因为所有神圣的事物都已死去，星空也已碎裂，人们的头顶只剩下一片虚无。
有人说今日中国有四大虚：老板的肾、官员的稿、小姐的泪、统计的表。抛开这句话的调侃意味，它至少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诸多典型病症，如：欲望的泛滥、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人际关系的虚伪和利益至上、诚信与责任感的缺失等等。很多人表面活得很强大，其实内心都很虚弱——他们似乎什么都不信，但还是信钱；似乎什么都不拜，但还是拜物；似乎什么都不敬畏，但还是敬畏权力。
我曾经读过一些中国留学生和驻外人员的自述，不管他们是在澳洲、美洲、欧洲还是中东，总有许多当地人问他们：“你信仰什么宗教？”我们中国人总是会自豪地宣称：“我什么教都不信。”每当这种时候，当地人就会用一种在动物园里看猴子的表情看他们。有一个阿拉伯人听到这个回答后，竟然失声叫道：“天哪！没有信仰你是怎么活的？”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中国人也是有信仰的。因为广义而言，只要对这个世界做出一套完整而自洽的解释，并让一个群体相信和奉行，它就是信仰。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信仰的有无，而是在于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东西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它是在教导我们追求精神上的成长，还是在怂恿我们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它是告诉我们人生短暂一死永灭，所以人活着就是要及时行乐，还是告诉我们在变幻无常的世俗生活背后还隐藏着某些神圣和永恒的事物，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寻找宇宙和生命的真相？它是教会我们敬畏天地、敬畏生命、关爱他人、心存良知，还是教会我们敬畏权力、膜拜金钱、冷漠自私、利益至上？它是让我们活得一天比一天充实、自在、喜悦、安宁，还是让我们始终活在一个空虚、焦虑、痛苦、不安的状态之中？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一种信仰足以成为“包治百病”的心灵解药，但至少某些信仰更具备解毒功能，而某些信仰更容易释放心灵毒素，这一点只要稍加思考，还是不难发现的。在此，我无意为世界上的各大主义和宗教制作一个好坏优劣的排行榜，我只想强调一点：不管你信什么主义或什么教，都必须是你经过思考、判断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倘若你信仰的东西未经检验、比较和考察，只有一套狭隘的观念，那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你并没有在精神上真正成人。
一个人在精神上成人的最重要标志，就是要意识到，他人或社会赋予我的思想和观念，只是诸多可选择的观念体系中的一种，它是可以受到质疑和检验的。
人类对物质的认识历程
德国哲学家施泰格缪勒说过：“在20世纪，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它把物质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实在）不仅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成为现行官方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而且即使在西方哲学中，譬如在所谓身心讨论的范围内，也常常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个物质概念始终是使这个世纪的科学感到最困难、最难解决和最难理解的概念。”
在牛顿被苹果砸中的那个时代（古典物理学时期），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独立存在的，它由各种物体（比如桌子、椅子、行星、原子等）组成。无论我们是否去观察它们，这些物体一直都在那儿存在着。这就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也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常识。从牛顿力学和常识来看，一张桌子的长短、形状和质量是桌子本身的固有属性，决不会因为我们看不看它、是站着看它还是跑着看它而改变。也就是说，在这种世界观之下，物质还是很乖的，丝毫不让人头疼。
然而，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原本很老实的物质就开始变脸了。按照相对论，你站着看一张桌子和跑着看一张桌子，它的长短、形状和质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同一个物体，对于选取了不同观察条件的观察者而言，就有不同的长度、形状和质量。理论上讲，观察结果可以因观察者及观察条件的不同而有无数个，且每一个都是真实的。
对此，罗素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他说，假如你坐在一列90米长的火车上，以光速的60%驶过一个站台。这时，在站台上的人看来，这列火车只有70多米长，你也变小了，而且行动变得很笨拙，车上钟表的走时也会减慢20%。假如站台上的人能听见你说话，那么你的声音也会变得含糊不清、十分缓慢，犹如唱片卡住了一样。同理，站台上的人对你来讲也会全部变形。
1913年，一个叫尼尔斯·玻尔的丹麦年轻人突然提出一个理论，认为电子根本不存在一个清晰的运动轨迹，它会在这一刻运行在这个轨道，下一刻运行在另一个轨道。
这个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就是著名的“量子跃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