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修行必然要在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也必然要在混乱扰攘的尘世中完成。一旦你经由正确的修行获得了心性的转化，那么你自然就会发现：这个原本充满了“污秽和丑陋”的世界，其实就是完美的净土，当下就是圣洁的天堂。
因此，真正的“上达”，就在“下学”之中。生活不在别处，就在当下！
一 让道德为成功“保鲜”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传习录·上·陆澄录》
天理是什么？
陆澄，字原静，浙江吴兴人，官至刑部主事，是王阳明最早的学生之一，也是《传习录》的编者之一。
小陆同学之所以提这个问题，估计是当时王阳明正在讲授心学的“功夫论”。所谓功夫，当然不是指降龙十八掌或九阴白骨爪，而是指心学的修行方法，即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用功，以修炼出一个强大内心。
所谓“主一之功”，指的是专一精纯、心无旁骛的用功方法，属宋明儒学修行要诀，相当于佛教的“一心不乱”“一门深入”，也相当于道家的“抱朴守一”。
小陆同学很实诚，他听老师说“主一”，就想当然地把它理解为“专注”。所以他觉得，只要读书的时候专心读书，待人接物的时候专心待人接物，功夫可能就差不离了。
王阳明一听，差点儿没把刚喝的一口茶喷出来。
他狠狠地咳了几下，对小陆说：“哦，照你这么说，好色的时候就专心好色，贪财的时候就专心贪财，这也叫‘主一’喽？”
小陆的脸唰地红了，赶紧把头低下去。
王阳明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接着道：“你这叫追逐外物！哪儿是什么主一？所谓主一，就是专主一个天理。”
专主一个天理。这六个字既是王门圣学的无上心咒，也是整个宋明理学的不二法门。
可是，天理是什么呢？
按照程朱理学，天理就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教科书普遍给出的答案。但是，我想说，这个答案是让你考试用的，如果你不需要参加这方面的考试，那这个答案对你根本没用。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是程朱的答案。而我们知道，孔孟的心性之学之所以逐渐演变成道德教条，就是从程朱二老夫子开始的。当然，这里头也有朱元璋的一份“功劳”。自从朱重八同志把程朱理学定于一尊，又把动辄就说“民贵君轻”的孟子从孔庙扫地出门之后，原本充满独立精神的孔孟儒学就逐渐式微了，而程朱理学则日益官学化、教条化，最终演变成了明清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思想利器，以至天下的文人士子皆“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
所幸，我们还有王阳明。如果说程朱对天理的权威解释只是让人考状元用的，那么在阳明这里，天理又是什么呢？
阳明说，天理绝对不是外界和他人强加给你的道德规范，而就是你内心深处的良知，是“人皆有之，不假外求”的“心之本体”（《传习录》卷上）。换言之，不论天理还是良知，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既不是后天习得的，也不是外在强加的。
看到这儿，有些读者可能会问：“照你这么说，所有人生来就都是大善人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恶人恶行呢？”对此，我们必须知道，天理和良知本身并不等于善，而只是一种辨别善恶的能力。对此，阳明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天理和良知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镜子本身无所谓善恶，但它具有照出善恶、辨别善恶的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善人或者有道德的人，而只是具有一种辨别善恶和践行道德的能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小孩子看电视最喜欢评论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几乎不用大人教，自己就会。虽然他的判断不一定准确，而且标准可能很幼稚，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道德意识是与生俱来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天理既不是肉食者制定的约束草民的道德训条，也不是老天爷在你出生时就配发给你的一张“善人资格证书”，而是有待于你去发现、去选择、去坚守、去实践的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存天理的“存”字，就是作动词用的，意思就是发现、选择、坚守、实践）。
事实上，“道德”的原意，本来就不是指现成的规范和准则。“道”的本意是道路的道（《易经》：“履道坦坦”“反复其道”），是等待你去发现并行走的一条道路；“德”的本意是获得的得（《礼记》：“德者，得也”），是等待着你去实践并获得的一种价值。
正因为道德是一条道路，所以你可以选择去走，也可以选择不走；正因为道德是一种价值，所以你可以选择坚守，也可以选择放弃。一切端赖于你的选择，只要你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换言之，天理、良知本身只是一面镜子，它既可以照物，也可以蒙尘。正因为此，所以虽然我们说天理和良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但这个世界上仍然会有许多良知泯灭的人和违背天理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切都是每个人的自主选择。
所以，阳明才会提出“专主一个天理”，意思就是让我们坚守自己的道德意识，运用我们的道德能力，时刻守护这面内心的明镜，使之不受灰尘染污。
阳明说，若你能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灰尘污垢通通“扫除荡涤”，使之“无复纤毫留滞”，便能获得一个“全体廓然，纯是天理”的强大内心。说到这里，我估计很多读者可能要嗤之以鼻了：“什么？让我们把好色、好货、好名的心思全部扫除干净，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天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别激动，别上火，听我慢慢跟你说。
心学是要让人无情无欲吗？
心学并不是要把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更无意把你变成无情无欲的死灰槁木。所谓叫你不要“好色”，并不是要你斩断情丝遁入空门，或者强迫你过无性婚姻生活，而是要求你把男女之欲控制在一个合理、正常、适度的范围内（参见上一章有关“人欲”的讨论）。
倘若你不控制，非要隔三岔五地搞些婚外恋、一夜情、群交Party（派对）、换妻Club（俱乐部）什么的，或者像某些贪官那样动不动就养几十上百号情人，那你最好祈祷上苍给你一副金刚不坏之身，否则尼日利亚富豪尤罗科的命运说不定就会降临到你头上。据英国媒体报道，尼日利亚一个名叫尤罗科的富豪娶了六个老婆，由于前五房老婆不满他独宠年轻貌美的小老婆，就合起伙来强行与他发生了性关系，导致尤罗科猝死，当地警方遂以尤罗科被“强奸致死”立案。
同理，叫你不要“好利”、不要“好名”，也不是让你不要挣钱、不要当官，或逼你放弃名望地位，而是要求你在打拼事业的过程当中，不要唯利是图，不要不择手段，更不要以损害社会、损害他人为代价去换取名利，因为你一旦这么干了，最终受害的只能是自己，而你汲汲的名利，到头来也只能变成镜花水月。
事实上，心学非但不排除合理、正当的人欲，而且只要你能在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中“专主一个天理”，那么你的官当得越大越好，你的事功干得越大越好，你的名声和社会影响力自然也是越大越好。
要证明那些宋明理学家并不排斥动机纯正、取之有道的名利，其实也很简单，只要翻翻他们的履历就清楚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文天祥，直到湛若水、王阳明，乃至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王畿等人，有哪个不是当官的？
尽管阳明的衣钵传人、创建泰州学派的王艮，从小家境贫寒，且一生未入仕途，但至少年轻时就做生意发家了，所以他第一次去见王阳明的时候，就是盛装华服，坐着古代皇帝封禅专用的“蒲轮车”，一路招摇过市、牛哄哄去的。
基本上可以说，在宋明理学家中，除了邵康节等寥寥数人一辈子不鸟官场外，绝大多数都是清一色的高级公务员。这些人家里头，哪个没有几百亩田产、三两处豪宅、几十号用人？这些人出门，哪个没有车马座驾、听差随从？他们所到之处，哪个地方没人接待？他们所拥有的资产，即便称不上富豪级别，至少也都是中产以上吧？他们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名望，在当时有谁敢轻视，有谁敢不拿他们当回事儿？
别人暂且不提，就说王阳明，官至江西省委书记（巡抚）、南京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此后又兼中央纪委书记（左佥都御史）、两广军区司令员（总督）、两广省委书记（巡抚）……大伙说说，如果心学是劝人摒弃一切、不要事功的，王阳明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吗？
还有，王阳明教我们摒除“好色”之心，这绝不意味着他反对爱情，更不等于他彻底否定异性之间的正当爱慕。事实上，王阳明本人30多岁的时候，就曾经在他妻子诸氏之外，有过一个神秘的红颜知己。
之所以说神秘，是因为这位女子在目前可见的史料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没留下姓名，更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考的蛛丝马迹。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正德二年（1507年）春，王阳明被贬为龙场驿丞，启程离京的时候，湛若水等几位好友为他送行，其中就有这个不知名的红颜知己。
当时，湛若水等人都为王阳明赋诗壮行，这个女子肯定也写了，但诗没流传下来。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只有王阳明回赠给她的这一首：
忆与美人别，惠我云锦裳。
锦裳不足贵，遗我冰雪肠。
寸肠亦何遗？誓言终不渝。
珍重美人意，深秋以为期。
王阳明与这位美人之间有何“不渝”的“誓言”，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的关系不同寻常。
古代男人可以一妻多妾，当官的娶三五个老婆更是常见之事，所以我们揭开王阳明的这桩地下恋情，也算不上爆什么猛料，更不是想吸引读者眼球，而只是想表明：理学家不是木头，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有感情和欲望，唯一不同的只是——我们常常被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左右，甚至被其主宰，以致经常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他们却懂得用自己的道德能力，去控制、疏导并转化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从而保持内心世界的光明与纯净。
说到底，无论理学还是心学，既非提倡“禁欲”，也不赞成“纵欲”，而只是教人“节欲”。诚如现代新儒家、国学大师熊十力所言：“（欲望）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只要导之于正便得。如孟子教齐宣王好色好货，都可推己及人，使天下无旷夫，无怨女，及使百姓同利。这欲何尝不可推广去做好的？如果要做绝欲工夫，必弄得人生无活气，却是根本错误。……欲不可绝而不可不节也。”（熊十力《十力语要》）
所以，王阳明教人“专主一个天理”，把“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并不是要人们摒弃七情六欲，而是要把握一个度，凡事节制，遵循合理、正当的原则，防止情感的泛滥与欲望的膨胀，从而让你在物欲横流、名缰利锁的红尘俗世中立定脚跟，做自己的主人，不盲从，不迷失，不颠倒，不异化，始终保持人格的独立、心灵的自由与道德的在场。
要想成功就必须脸厚心黑吗？
今日国人普遍有一个观念误区，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功，就必须摒弃道德、脸厚心黑，因而坊间的权谋书、官场书往往卖得很火。但是，王阳明用他的经历和成就告诉我们——做一个心存天理的有品质的人，跟做一个功成名就的有权势的人，二者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最终决定了他的成功所能达到的高度，以及这种成功所能持续的时间长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凭借他们的勇气和才干，还有时代赋予的机遇，以及对潜规则的谙熟和利用，纷纷白手起家，在短时间内缔造了一个又一个高速成长的企业，然而近年来，我们却目睹了不少光芒万丈的明星企业一夜陨落的残酷现实。最典型的，莫过于众多乳制品企业的集体沦陷。
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点，也许就是这四个字——道德缺失。
以研究中国企业失败案例著称的吴晓波说过：“当今中国的商业界仍处于潜规则太多的时期。……我们至今缺少对一种简单而普适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企业的神话或悲剧难以避免地蒙上了一层莫名的灰色。”
为此，他引用余秋雨的话说，“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所谓的构思过度，其实就是宋明理学家们一再指称的“私欲的障蔽”。
在对19个中国企业的失败案例做过研究之后，吴晓波得出结论：“绝大多数（企业）的失败都是因为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经营的惨败和自信心的丧失。在写作这些案例的时候，我不由得会想起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那句被咒骂了数百年的格言——‘存天理，灭人欲’。对于企业家来说，‘存商理，灭人欲’也许是一个值得记取的生存理念。”
我不知道吴晓波对“商理”的具体定义是什么，但我想，无论商理具有怎样的面目，它都必然要脱胎于天理，也必然会与企业家的道德修养和内在品质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许多企业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获得成功，但他们始终没有培养起足以配得上这种成功的内在品质——无论是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还是在他们创建的企业中。
由于品质不过关，所以他们成功的“保鲜期”注定都不会太长。换言之，小成功，伪成功，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靠“术”取得，但是大的成功，真正的成功，则必须有“道”来支撑和贯穿。
术是什么？术就是见利忘义的小伎俩。
道是什么？道就是义利并重的大智慧。
看一看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我们似乎总能找到那些被我们抛弃已久的做人之道和经商之道。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被誉为“经营四圣”之一（其他三位是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均已过世），一人创建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京瓷株式会社、日本第二电电株式会社），其中的京瓷株式会社创造了40多年从未亏损的记录。2010年，原本已经退居二线、皈依佛门的稻盛和夫，又以78岁高龄接受了日本政府的盛情邀请，出手拯救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而一个拥有如此成就的顶级企业家，其一以贯之的人生哲学和经营理念，归结起来就是中国儒家常讲的四个字——敬天爱人。
敬天，就是敬畏天理，恪守做人的道德。
爱人，就是利益他人、服务社会、增进人类的福祉。
稻盛和夫说：“人生在世，为欲所迷，为欲所困，可以说是我们人这种动物的本性，如果放任这种本性，我们就会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地位和名誉，就会沉湎于享乐。”然而，“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在今世所创造的地位、名誉、财产就得统统放弃，只能带着你的‘灵魂’开始新的征程。”
基于这样的领悟，稻盛和夫认为：人活着，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去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而是要做一个有品质的人。具体的做法，就是“追求做人的正确的准则”。他说：“作为人，是正确还是错误，是符合还是违反基本的伦理道德——我把这一条当作人生最重要的规范铭记在心，毕生坚守不渝。”
有趣的是，作为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创办人，稻盛和夫所坚守不渝的那些基本道德，无非就是我们上小学时就懂得的常识，如“不可说谎，不给人添乱，要正直，不贪心，不能只顾自己”等等。
有谁能够想到，就是这些最基本、最单纯的道德品质，居然会成为一个世界级企业家经营人生、经营企业时最为珍视的黄金法则呢？
真理往往是简单的，简单到常常被我们忽视、遗忘、抛弃。
有必要指出的是，稻盛和夫生平最服膺、最崇拜的人，就是日本维新领袖西乡隆盛，而众所周知，西乡隆盛正是王阳明在日本最忠实的粉丝之一。“我的家乡出了两位对日本近代史的明治维新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物，他们就是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我非常喜欢西乡隆盛，他对中国王阳明的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哲学、儒教的书籍，即使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稻盛和夫《活法》）
很显然，西乡隆盛就是王阳明在日本的“私淑弟子”，而稻盛和夫无疑就是王阳明在日本的“再传弟子”。中国的阳明心学，就是这样在“墙外”一次又一次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并一次又一次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而阳明心学在自家墙内，则长期处于“寂寞开无主”“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悲摧境地。在此，我不禁想问：“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重拾古人的智慧，像日本人那样读懂、践履并光大阳明心学？要到什么时候，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才能在人生与企业的经营中，按照王阳明所说的那样‘专主一个天理’？要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记起那些最基本、最单纯的道德意识，学会做一个有品质的人，从而让道德为成功‘保鲜’？”
但愿这一天不会太久。
二 诊断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疾病
（陆澄）问“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传习录·上·陆澄录》
古人之志VS今人之志
小陆同学听完王老师的讲解，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终于弄懂了，原来“主一之功”不是指专注于外在的事事物物，而是指无论待人接物还是独居静坐时，皆一心专注于内在的天理良知，就像孔子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小陆学问有了长进，心中甚喜，这一日忽然想到先儒常说的“立志”，便向王老师请教，一个人怎么做才算是真正的立志。
王阳明说：“只是念念要存天理，便是立志。能不忘这一点，久而久之，自然心中凝聚，犹如道家所讲的‘结圣胎’。此天理之念常存，以至于达到‘美、大、圣、神’的境界，也只是从这一念存养扩充去而已。”
所谓“美、大、圣、神”，意指人的四种人格境界，是孟子提出来的。他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
孟子讲这段话，是在评价他的一个学生乐正子，他认为乐正子达到了“善”和“信”的标准，但还远远达不到“美、大、圣、神”的境界。他说：“一个人表现出了人们喜欢的品质，就叫作善；他确实具有这些品质（不是作秀），就叫作信；这些优秀的品质能够充溢满盈，就叫作美；不但充溢，还能焕发出很大的人格光辉，就叫作大；那种巨大的人格力量还能化导流俗，净化人心，就叫作圣；圣德达到神妙不可测度的最高境界，就叫作神。”
今天，对于古人动不动就搬出圣啊神啊这类超级霸气的字眼儿，我们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古代精神贵族玩儿的高级奢侈品，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没啥关系，跟日常生活更是沾不上边儿。其实，这是我们高看了古人，低估了自己。
人是神性与动物性的结合。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在这点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关键并不是我们能不能获得神圣，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走向神圣。一个人越能克服自己身上的动物性，他就离动物状态越远，离神越近，而人性的提升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的。
王阳明教我们“立志”，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确立一种生命的姿态，一种背对动物性、面朝神性的姿态。一旦我们确立了这种姿态，就等于为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意义。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所谓神圣的境界，并不是一个处所，而是一条道路。换言之，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但人可以无止境地趋近神圣。而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就是在这种无限的趋近中向我们敞开的。正如熊十力所说：“凡人无志愿者，则其生活虚浮无力，日常念虑云为，无往不是苟且，无往不是偷惰，无往不是散漫。……人必有真实志愿，方能把握其身心，充实其生活。”
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泰州学派的罗近溪，曾经讲过他年少时立志的故事。
罗近溪说，他十几岁时，曾经跟一位族兄一起去探望一个身患重病的长辈。这个长辈据说混得很不错，有身份，有地位，还很有钱，一辈子顺风顺水，“凡事如意”。可是，一旦死神来催，这些东西通通没用。等罗近溪和他族兄赶到时，那个长辈已经陷入弥留。老人看着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声接一声地叹气，好像对自己的一生很不满意的样子。
回来的路上，这哥儿俩就陷入了沉思。
罗近溪对族兄说：“他老人家一辈子活得那么如意，为什么临了还一直叹气？大哥你说说看，假如我们兄弟读书有成，科举登第，将来仕途得意，甚至做到宰相，临终时还会不会叹气？”
族兄想了想，说：“恐怕也免不了。”
罗近溪若有所悟：“如此，我辈须寻个不叹气的事做。”
据罗近溪后来回忆，就是从那时候起，他确立了一生的志向。这个志向，其实跟王阳明年少时一样，就是要做天下第一等事，成为天下第一等人。简言之，就是四个字——学为圣贤。
对于王阳明和罗近溪来讲，“学为圣贤”就是他们的第一等事、“不叹气的事”，那么对于我们来讲，要寻个什么样的事做，才算第一等的，临了才不会叹气呢？
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99%的人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赚钱。”
我们这个时代很搞笑，表面上说是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好像再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可以主宰所有人的思想，其实骨子里头，我们绝大多数人仍然是被一种单一的价值观奴役着，那就是——金钱至上。
我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会被一种如此单一的价值观一统江湖。
钱固然重要，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存，但当它凌驾于所有价值之上，并且成为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唯一的人生目标时，我们就等于把自己从“人的生活”集体降格为“动物性的生存”了。
人的生活，本来应该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正如你今天走在大街上，走一天也不会跟别人撞衫一样。然而，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在今天的中国，事实却是——在形形色色花花绿绿的各式外衣之下，每个人似乎都穿着同一件印有“I love money”（我爱钱）字样的小背心。
这件小背心，就是我们在貌似多元的伪装下面如出一辙的价值观。
钱，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上帝。
无止境地追逐物欲，已经成了我们的宗教。
富有意义的生活
美国兰德公司是世界著名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专门为美国政府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报告，首先标题就让我触目惊心——《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而当我阅读内容的时候，一种无以名状的难受几乎把我的心拧成了一团。
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见证一下，看看中国人在这家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的眼中，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过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可。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的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甚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即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人才，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笔者注：恐怕今天的中国人最缺乏的恰恰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征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
我对这份报告做了摘录，删除了一些东西，以及一些出于西方人惯有的傲慢与偏见的段落。现有的这些内容，固然还有偏激、武断乃至错谬的成分在内，但是，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扪心自问一下，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脸皮被撕下来并被扔在地上踩的时候，在我们深感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遭受侵犯并因此而义愤填膺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被迫承认——上述内容可谓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下中国人普遍罹患的心灵疾病？在其罗列的种种病状面前，我们有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完全免疫、没有患上其中的某一项或某几项？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熊十力就已经痛心疾首地道出了中国人的种种心灵大病：“今日中国人之生活最贫乏，其生活内容至空虚，故遇事皆表见其虚诳、诈伪、自私、自利、卑怯、无耻、下贱、屈辱、贪小利而无远计。”
熊十力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堕落到这种地步，皆因“无志”。他说，志愿这种东西，绝不是平常人所认为的“我欲如何如何”，而是像王夫之所说的“志者，心之所存主”，也就是王阳明一再强调的“专主一个天理”“念念存天理”。这才是真正的立志。而“今日中国人”心中却没有这样的主宰，“唯中（心中）无所存主，故种种竞逐于外：竞贪，竞淫，竞利，竞名，竞权，竞势，竞种种便利嗜好。竞争其私而背大公，国已亡而无所觉知，种将灭而不开痛痒，人气灭绝，一至此极。”（熊十力《十力语要》）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也早已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但是熊十力对中国人的批判和指责似乎没有过时，依旧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熊十力说：“儒家教学者，必先立志；佛家教学者，首重发心。所发何心？所立何志？即不私一己之心之志，易言之，即公一己于天地万物之心之志而已。”
所谓“不私一己”“公一己于天地万物”，用王阳明的说法，就是“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传习录》卷中）；而用兰德公司的说法，其实就是一句大白话：“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今日国人往往对于老祖宗的一些教诲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殊不知，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许多根本性的东西是不因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而生活的真谛，也不因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
看看兰德公司的报告，短短一千多字中，“真理”出现了四次，其他像“道德”“给予”“奉献”“牺牲”“正直”“诚实”等词也随处可见。这些东西，不管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当代西方社会，都属于世所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尽管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至少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尊重、共同信守的）。
而所有这一切，也恰恰都是今天的中国人最应该珍视的。
也许我们会觉得，兰德公司和熊十力对中国人的批评都太过尖锐，甚至可以说是尖酸刻薄。但是，只要我们环视一下周遭不断在恶化的生活环境，看看每天发生在身边的负面新闻，想一想为什么有14%的千万富豪已经移民，还有另外46%也正在或即将移民（参见《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那么我们对于上述批评，也许就不会感到非常义愤了。
因此，不管是外人的尖刻批评，还是先哲的严苛责备，只要有助于我们找到自身罹患的病症，那么我们唯一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就是首先向对方礼貌地说声“谢谢”，然后回到家里，关起门来，该面壁就面壁，该修行就修行，该打针就打针，该吃药就吃药。
唯其如此，我们才可望在未来的某一天，重新健康地行走在大地之上、阳光之下，重新过上一种符合真理（念念存天理）的“富有意义的生活”，并且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我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显然应该回到古代的中国人那里，回到伟大的王阳明那里，去找回那些被我们遗忘已久并抛弃已久的道德、智慧和真理，然后在传统文化久已坍塌的废墟之上，重建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生活。
而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讲，首先能做的，还是要从自己的内心下手。而入手处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字——立志。换言之，我们应该学会在关注肉体生存的同时，也关注我们的“精神、灵性”“自由、信仰”和“心智健康”。
如果我们终于能够走上内心修炼和生活重建的道路，我们有必要感谢兰德公司，因为他们以客观、无情的态度一一剖析了我们的心灵疾病，使我们得以在愤怒、羞愧和痛苦中警醒；其次，我们要庆幸拥有王阳明这样的先哲，因为兰德公司给我们诊断出的病症，在“阳明综合心灵医院”里，都有疗救的药方和对症的解药。
所以，剩下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三 找到你人生的“软猬甲”
（陆澄）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传习录·上·陆澄录》
不是敌人太过强大，而是我们太过弱小
一个光着脚的人要去远方，但是道路上布满荆棘，他该怎么办？
答案一：打着赤脚一路踩过去；答案二：把路上的荆棘砍光；答案三：穿上一双结实的鞋子。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答案三。所以，这个问题对于所有正常人来讲，都不成其为问题。那么，接下来请看问题二：
一个人毫无准备地来到世界上，但这个世界是如此险恶，他该怎么办？
答案一：豁出命去跟这个世界拼杀；答案二：把世界改造得和谐一点儿；答案三：修炼一个强大的内心。
只要脑子还清醒，我想大家都会选择答案三。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生并不是这么一道简单的选择题。你回想一下，在你踏入这个险恶的社会之前，有人提醒你要修炼内心了吗？就算有，你知道内心强大的真正定义是什么吗？就算知道，你真的已经修炼出一个足够强大的内心了吗？
如果我所料不错，面对这三个问题，多数人都会一脸茫然地摇头。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被动的，因为事先没有任何人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正由于此，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都是“被抛在世”的，如同今天我们的选票总是“被代表”，我们的收入总是“被增长”，我们的生活总是“被小康”一样。
我们被抛在世、慢慢长大后，被要求学习很多知识，掌握很多谋生技能，了解很多人情世故，洞悉形形色色的潜规则，然后就被抛到职场、商场或官场上去拼杀。看上去，我们貌似准备得很充分，可是几轮拼杀下来，往往遍体鳞伤，无力再战。
你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吗？
在冲上战场之前，我们明明记得自己已经戴上了头盔，穿上了铠甲，拿上了刀剑，还跨上了战马，可为什么还是被砍得七荤八素、伤痕累累呢？
原因很简单：不是敌人太过强大，而是我们太过弱小。
我们为什么弱小？
因为我们所有的装备都齐了，可就差一件护心保命、刀枪不入的“软猬甲”。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人生战场上不可或缺的“软猬甲”呢？
别急，通过小陆同学的问题，我们慢慢就能找到答案。
小陆虽然整天跟在王阳明身边学习圣人之道，可他的悟性显然没有徐爱高，所以经常提一些比较缺乏技术含量的问题——不过还好是这样的问题，才有利于我们这些同样悟性不高的同学跟他一块儿学习；另外，虽然问题质量不高，王阳明的答案却真正是心学的命根子，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这不，小陆同学这两天碰上了烦心事儿，本想用王老师教的心学功夫对付一下，没想到终究还是内力不足，事情不但没解决，还徒增烦恼，只好向老师求教：“我听说，圣人面对外在的事物和变化时，总有无穷的应对方法，莫非是他们事先都有研究过？”
小陆同学的毛病跟我们类似，以为学好了文化知识，掌握了谋生技能，了解了人情世故和潜规则，就能出去打天下了，没想到还是嫩了点儿，三两下就败下阵来了。小陆很郁闷：人家过去那些成功人士（圣人）不也只是如此吗？莫非是我的知识不够多，技能不够高，人情世故和潜规则还没研究透？
王阳明看了他一眼：“哪里能研究得了那么多？圣人之心如同明镜，只是一个干净明亮，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不可能过去的事物影像还停留着，还没来的事物就已经映照在上面了。如果像后世人们所说的那样，圣人预先把什么都研究过了，那就与圣人之学严重背离了。周公制礼作乐惠及天下，都是过去圣人能做到的，尧舜为何不都做了而等到周公呢？孔子编纂六经教育万世，也是过去圣人能做到的，周公为何不先做了而等到孔子呢？所以，圣人是遇到这样的时代，才做这样的事情。只怕你镜子不明亮，不怕物来不能照。研究事物的变化，也是事物照到镜子时的事，但前提是你要先有让镜子明亮的功夫。说到底，你要担心的只是你的镜子不够亮，不用担心事物的变化无法应对。”
小陆同学听完，皱着眉头在那儿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
旁边的徐爱一看，料他必是找不着北，赶紧又为他解释了一番：“人的心就像镜子，不过圣人的心是明亮的镜子，常人的心是昏暗的镜子。近代的格物之说（指程朱之学），就如同以镜照物，主要是在‘照’上用功，但不知镜子本身乌漆抹黑的，如何照得见？而先生的格物，却是专门去磨那镜子，让它通体明亮，这就叫在‘磨’上用功，但是镜子磨亮之后，并不是一切就OK（可以）了，还是要去照物。”
小陆同学“哦”了一声，抬头看看徐爱，又看看王老师，心中似乎仍有困惑。
要追求面子，更要关心“里子”
如果你跟小陆同学一样困惑，那并不说明你笨，只能表明你很少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王阳明教我们磨亮心的镜子，意思就是要我们把习惯向外“照物”的眼睛转回来，审视自己的内心，认识真实的自我。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上，寻找并建立起一种不为世俗、他人和社会所转的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