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问自己几个问题：
我为什么活着？我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对我是好的、正确的、重要的？什么对我是坏的、错误的、次要的？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许从来没有考虑过上述问题。而向来注重现实、很少关心意义问题的中国人，可能尤其如此。
有一个故事，说在一个国际夏令营里，老师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讨论一个问题，题目是“世界粮食匮乏问题”。孩子们都听不懂，于是美国孩子第一个问：“什么是世界？”美国人牛气惯了，所以只知道有美国，从不知有世界。非洲孩子问：“什么是粮食？”他太穷了，所以不知粮食为何物。欧洲孩子问：“什么是匮乏？”他太富了，也没见过“匮乏”长什么样。最后轮到中国孩子，他问：“什么是问题？”中国孩子只知道接受现成的答案，既不善于提问题，更不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所以只能提这样的“问题”。
这当然是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事实。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实用知识，目的是将来成为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而在事关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却很少有人去思考。所以在中国，遍地都是追名逐利的专家教授，却罕有传播人生智慧的智者哲人。
爱因斯坦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每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把这种能力称为“人的内在自由”。而错误的教育，只会向学生灌输特定的知识，表面上培养了专家，实际上却扼杀了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内在自由”。所以爱因斯坦才会说，所谓专家，无非是训练有素的狗。
的确，如果一个人从未独立思考人生的意义，从未面对真实的自我，内心世界混乱而又迷茫，那他就算掌握再多专门知识，充其量也只能帮自己多找到几根“肉骨头”而已。就像兰德公司说的，这种人只是“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要避免成为一条“训练有素的狗”或者是“仅仅通晓考试的食客”，就必须对于上述那几个根本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原则上讲，由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上述问题的答案也应该千差万别，但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进行问卷调查，多数人的回答却可能是极其相似、甚至是惊人一致的。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答案可能都会围绕一个简单的核心，那就是——物质上的成功。
一个人要在世界上生存，固然需要各种物质条件，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成功”绝对不能仅仅用物质标准来衡量，更不能简单地简化为金钱、权力、地位和名望。事实上，上天给予每个人的禀赋、性情、能力、好恶，以及人生起点、成长条件、生活环境、外在机遇等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至少在理论上讲，没有两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百分百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今天的年轻人都以成为“富豪”和“高官”为人生目标，女人都想嫁“高富帅”，男人都想娶“白富美”，大家都在拼命追求票子、位子、房子、车子，总想活得更有面子，却没人去关心生命的“里子”，那这个社会绝对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做真正的自己，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反观西方社会，“成功”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每个人的生活目标、生活方式和判断“好坏”的标准，也都是千差万别的。在这种社会中，尽管不是所有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健康和值得提倡的，但至少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独立思考的自由以及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权利。
在书籍和电视屏幕上，西方人的许多活法，经常会让我们中国人感到匪夷所思。
一个患有心脏病的没有固定职业的老人，会花17年的时间，义务去治理一条被严重污染的河流，直到河里可以养虾养鱼。成功后，他为治理这条河流所采用的技术和方法被迅速推广，还被世界环保组织引进到俄罗斯和印度，用于治理那里的河流污染。
一个拥有高学历的美国青年，可以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一所偏僻小学教书，而他在中国教书5年所积累的唯一“物质财富”，就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面有一顶棒球帽、一本相册、两套换洗衣服、一双旧球鞋，还有饭盆、口杯、牙刷、剃须刀等生活必需品，最后就是一面五星红旗。当有人问他为何把中国国旗带在身边时，他说是为了时时提醒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因为担心社区众多色情场所会对年幼的女儿产生负面影响，就去市政厅告状，要求取缔那些色情场所，在遭到受贿的市府官员的打压后，她毅然重返学校学习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然后利用法律手段将腐败的市政厅一锅端掉，最后又成功当选市长，将该市的绝大多数色情场所取缔。
一个退伍的越战老兵，在偶然获悉当年美军在越南留下了75 000枚地雷，并严重威胁那些以挖废金属为生的越南小孩的生命的消息时，毅然采取行动，联络了众多退伍老兵，然后在一个企业家的赞助下，通过数年时间争取到了美越两国政府和军方的支持，最后亲赴越南，拆除了当年布下的所有地雷。
一个曾经沉溺于吸毒、酗酒、飙车的街头混混，在皈依基督教后，受到上帝的感召，遂前往非洲，在苏丹建立了一所孤儿院，专门营救并保护那些遭叛军绑架、虐待的儿童。为了养活这些孩子，他不顾妻子反对，几乎用尽了家里的全部积蓄。而当孤儿院屡遭叛军攻击之后，他又毅然拿起武器，组织民兵，与叛军进行战斗，拯救了一批又一批儿童……
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英雄”。
他们所做的事情，在他们自己和很多西方人看来，就是真正的“成功”。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都是真人真事：那个治理河流的老人叫毕尔，被他拯救的那条小河叫汉姆河，位于美国西雅图；那个来中国教书的美国青年叫大卫，他的事迹曾被崔永元的《实话实说》栏目报道；那个勇敢而坚毅的母亲叫佩特鲁西，住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莱昂斯市；那个回越南排雷的老兵叫吉恩，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名警察；那个去苏丹拯救儿童的人叫山姆·奇德思，也是美国人，他把自己的传奇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该书于2011年被改编成剧本，被好莱坞搬上了银幕，片名叫《机关枪传教士》。
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傲人的财富，没有耀眼的事业，但是，他们懂得做真正的自己，懂得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懂得生活的真谛不在于索取多少，而在于能给予社会和人类同胞多少。
王阳明教我们擦亮心的镜子，就是让我们洗去“好利、好名、好色”等物欲的污垢，让内在于本心的天理显露。如此，你的人生就有了主宰。然后，你就能像这些平民英雄一样，敢于在这个浮躁喧嚣的世界上，倾听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目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做真正的自己，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就像乔布斯所说的：“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伫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明代吴康斋语）
擦亮心镜，追随你的心灵，你就是这个“定脚人”。
从此，你不但具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还能拥有“把真理化为实践”的勇气。用阳明的话说，就是“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这，才是内心强大的真正秘密。
这，才是你人生战场上不可或缺的“软猬甲”。
四 下学与上达：生活就在当下
（陆澄）问“上达”工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传习录·上·陆澄录》
拿什么来喂养我们的灵魂？
所谓“下学”“上达”，语出《论语·宪问》，原文是“下学而上达”。意思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磨炼和修行，达到对“天命”“天道”的认识和体悟。
先秦儒学中的“天命”“天道”，与宋明儒学中的“天理”，主要的意思都差不多。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也可以称为“宇宙法则”“终极真理”等等。可不管用什么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抽象。
正因为抽象，所以小陆同学又傻眼了，想了好几天也没弄明白这“上达”究竟是要达到哪儿去，更不知道“上达”的功夫应该怎么练，只好去问王老师。
王阳明知道，这个问题是有相当普遍性的，不光小陆傻眼，其他很多同学也都摸不着边儿，所以就讲解得比较详细。
“后代的儒者教人，往往一涉及精微之处，就说这是‘上达’的功夫，不便学，而只去讲‘下学’的功夫。这是将‘上达’和‘下学’打成两截儿了。现在，我告诉你什么是‘下学’：凡是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口中能说清楚，心里能想明白的东西，都是‘下学’。那么什么是‘上达’呢？凡是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口中难以表达，心中难以思议的东西，就是‘上达’。打个比方，对树的栽培灌溉是‘下学’，而树的昼夜生长、枝繁叶茂就是‘上达’，人岂能对树木的生长进行干预？所以说，凡是可以下功夫、可以讲说的，都是‘下学’，而所谓的‘上达’，其实不在别处，就在‘下学’里。凡是圣人所说的，无论如何精妙细微，都是‘下学’。今日学者，只管从‘下学’里用功，自然能够‘上达’，不必另外找寻一个‘上达’的功夫。”
小陆同学歪着脑袋听了半天，总算听懂了一半，知道只要在日常生活中用功，自然能够“上达”，但是他对于“上达”究竟是要达到哪儿去，还是一片懵懂。
其实，也怪不得小陆犯晕，因为自古以来，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对抽象事物向来就漠不关心，而到了今天这种高度务实、极端功利的时代，像“天命”“天道”“天理”这类词儿，更是被我们早早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它们只能静静地躺在落满灰尘的古籍里，跟现实生活的距离简直可以用光年计。
可是，人生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些抽象事物虽然表面上跟现实生活毫不相关，但它们会从根本上决定你的生活质量。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人是有灵魂的动物。
我们会拿食物来喂养我们的肉体，拿声色来喂养我们的感官，拿金钱和权力来喂养我们的欲望，可你有没有想过，要拿什么东西来喂养我们的灵魂？
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灵魂，或者认为人的幸福不需要灵魂参与，否则你就必须为饥饿的灵魂找到合适的养料。物质上的成功固然可以满足我们的生存需要和虚荣心，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成就感，但它并不必然带给我们幸福，更无法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
世界上有很多并不幸福的成功人士，也有很多物质条件一般但自己觉得幸福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原因同样很简单——前者不懂得照料自己的灵魂，后者却懂得怎样为灵魂输送养分。
而灵魂所需的最重要的养分，就是那些看上去与现实生活相距遥远的精神世界的事物，就是那些被我们弃若敝屣的超越日常经验的“抽象事物”。
“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要让我们的灵魂不至于因营养匮乏而饿死，我们就不能仅仅追求那些“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的事物，而同样要关注那些“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的事物。
用哲学语言来讲，前者可以称为现象的、经验的世界，后者可以称为本体的、超验的世界；前者指向物质的生存，后者指向灵魂的生活。
宇宙和生命，都有一个高贵而神圣的来源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话：“真正的神秘，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
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关注“世界怎样存在”，指向的是现象界、经验界的事物，也就是“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的事物，举凡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包括科学研究，都在这个范畴中。而关注“世界竟然存在”，则是要弄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指向了本体界和超验界，它所研究的必然是“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的事物，而这正是哲学、宗教关心的命题。
在维特根斯坦的语境中，“世界”自然包含其中的存在物，所以他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真正的神秘，不是生命怎样存在，而是生命竟然存在。”
科学告诉我们，宇宙来源于大爆炸，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这就是在说世界（生命）怎样存在。但是，科学却没法告诉我们世界（生命）为何存在。比如：为什么会有大爆炸？奇点是从何而来的？如果像某些科学家形容的那样，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只是一锅盲目的“原子粥”，那么这锅粥为什么滚着滚着就有了生命？像草履虫这样的单细胞生物，为何会一步步演变成猿，然后又进化成有智慧、有灵魂的人类？
如果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出于偶然，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个研究数据：一个叫杜诺伊的法国物理学家曾经计算过，构成细胞的蛋白质分子在最佳自然条件下形成所需的时间，是10的234次方亿年！如果是在一般自然条件下，所需时间更是长得无法想象。可实际上，地球才存在10亿年就出现生物了，而且那时候的地球还是一颗滚烫的火球。也就是说，地球刚刚冷却，生物就马上出现了。如果用“偶然”就可以解释，那么这样的“偶然”又何异于精心设计？
假如你在沙漠上走，看见了一颗石头，这并不值得奇怪，可如果你看见的是一块手表，你还会说它是偶然产生的吗？你肯定会认为，这是某种智慧生物设计制造的。
有趣的是，我们这个宇宙所表现出的和谐秩序与精密程度，就很像是出于某种意志所设计的。众所周知，地球之所以能够产生并维持生命，需要天文、物理、热力、化学等无数方面的无数条件的巧妙组合，假如太阳稍微大一点儿或小一点儿，地轴与轨道平面的交角稍稍变一下，大气和水的数量、成分不是现在的状态，地球附近没有木星这样的大行星来吸引彗星撞击，那么地球上绝不可能出现生物，更不可能有人类。
面对如此奇妙、和谐、完美的宇宙，很多科学家（包括牛顿和爱因斯坦）在震撼和惊叹之余，都不愿意相信偶然，而情愿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爱因斯坦说过：“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有着庄严的和不可思议的秩序”，“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宗教情感的人。”
当然，爱因斯坦说的宗教情感，并不是膜拜某种神灵或人格化的上帝，而是相信宇宙万物和所有生命，肯定都有一个高贵而神圣的来源。换言之，面对“世界（生命）为何存在”的命题，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充满谦卑和敬畏的，他们会坦然承认——这样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围。
除了“世界（生命）为何存在”这个问题外，“人为什么活着”“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等问题，也都是科学无法解决的，只能交给哲学和宗教。而围绕哲学、宗教这些核心命题所进行的思考，以及由此思考引发的行为，就构成了人的灵魂生活和精神生活。
中国之所以被黑格尔斥为“没有哲学”，中国人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潜台词就是最没有灵魂生活、最缺乏宗教情怀和终极关怀），原因就在于：大多数中国人向来只关心肉体在这个尘世活得好不好，却很少去关心生命、宇宙的本原，以及灵魂与生活的关系。我们始终把目光牢牢钉死在现象界和经验界，却生生割断了与本体界、超越界的精神联系，因而把自己从“人”降格为“物”，最终当然只能变成人类大家庭中的异类。
假如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拥有漂亮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就等于在国际上拥有了超强竞争力，就能得到别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那显然是幼稚可笑的。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建立在国民精神强大的基础之上；而国民精神的强大，则有赖于道德文化的传承、普世价值的流行与精神信仰的挺立。
这就叫软实力。
如果一个民族自行割断了延续几千年的文化命脉，又长期拒绝主流文明的普世价值，同时又丧失了灵魂生活和终极关怀，那么这样的民族是不会有软实力的，也不可能真正强大。
中国人为什么倾向于实用主义？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的儒、释、道文化，绝不缺乏对终极真理的叩问、探求和阐释，中国历代的智者哲人也从未中断对生命、宇宙的深邃思考。换言之，由中国历代精英知识分子所构建起来的精神传统，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比起来，都是毫不逊色的，中国文化并不缺乏深刻的精神追求和超越性的品格。
可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泡了两千多年，最终形成的民族性格却充满了实用主义和功利色彩呢？
首先，有一点是难以避免的，那就是不管在什么国家、什么时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断裂与落差。换言之，无论何时何地，追求灵魂卓越的人只能是少数，大多数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食、色”与物质上的成功。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所以无可厚非。但是，除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之外，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本身固有的一个思想特征，无疑也是导致中国人普遍倾向于实用主义的原因之一。
这个特征，就是对于现世生活和日用伦常的过度注重。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最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即便其精神鹄的是“天人合一”，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心性的提升与超越，但落脚点却始终在现世，其修学途径也始终指向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孔子提出的“下学而上达”，正是对这一思想特征最为简明扼要的概括。用《中庸》的话来说，就叫“极高明而道中庸”——圣人之道虽然高明远大，实践起来却不能离开人伦日用。
相对于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尤其是西方人的上帝信仰，儒家文化的这一特征最具有人文主义色彩。如果说，西方人那种“否定尘世、追求天国”的信仰路径可以称为“外在超越”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这种“就在尘世生活中实现精神超越”的价值取向，则可以称为“内在超越”。但是，不管采取的方法和路径为何，借由心性的提升和灵魂的净化，最终实现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却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旨归。
儒家这种“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也成了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孔子、孟子，一直到朱熹、王阳明，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就是这种“不离百姓日用而成圣成贤”的身心之学。
正因为儒家文化倡导的是这种简易直截的修行功夫，所以自孔孟之后的历代儒家圣贤，皆重实践而轻玄想，重身教而轻言传。他们既不喜欢像古希腊智者那样终日沉浸于抽象的哲学思辨，也不屑于像近代西方思想家那样，动不动就弄出一套庞大的哲学体系，而是以真实平易的人格力量接引后学，以活泼泼的日用常行化导世人。所以，他们绝不轻言著述——其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多为平日讲学时由门人弟子编辑的语录，或者是与友人交流讨论的书信，最多也不过是一些札记、随笔之类的东西。
总之，跟西方人那种比板砖还厚的大部头比起来，中国古人的作品几乎都不好意思称为“著作”（上至孔孟老庄，下至程朱陆王，概莫能外）。正因为中国文化轻视抽象思辨、排斥逻辑体系，所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那些喜欢写“板砖书”、并以构建体系为荣的西方哲学家，才会极其轻蔑地声称中国“没有哲学”；而中国历代思想家的作品，在他们眼中，也只能算是生活格言、道德训条或心灵鸡汤之类的东西。
站在今天来看黑格尔等人的观点，当然是不值一哂的。中国文化若只是心灵鸡汤，断然不可能令中国在此前的一千多年里一直领先于世界。但是，毋庸讳言，中国文化这种只重身心践履、轻视哲学思辨的倾向，这种只寻求当下超越、不追求彼岸信仰的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性格，同时相应地削弱了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使得中国人渐渐丧失了对生命、宇宙等形而上领域的终极关切，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功利主义的盛行和精神生活的贫乏。
重建我们与精神本体的联系
当然，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古人、归咎于儒学肯定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包治百病的心灵解药。而且，再好的解药，也会出现“法久生弊”的问题——任何一种文化或制度，在创建之初的某种固有倾向（不管这个倾向有多么微小），经过长期演变和时间的连续放大之后，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偏差，从而背离这种文化或制度的初衷。
其实，不仅是中国文化这种“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会因“法久生弊”而导致副作用，就算西方式的“外在超越”，也同样存在很大的弊病。比如，基督教和上帝信仰就曾在欧洲造成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人性在当时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与扼杀，假如没有后来的新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的今天绝不是这个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很多欧洲思想家，恰恰对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推崇备至，比如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莱布尼茨等人，都是孔子的忠实粉丝，其中，伏尔泰可以算得上是骨灰级的。他不仅将家里的耶稣画像改为孔子像，早晚礼拜，而且还写诗赞美道：“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所说的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伏尔泰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因为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赞不绝口。他说过，“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应该感到惭愧，更需要模仿他们”，“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理性地生活），真是大不幸！”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伏尔泰的著作中几乎俯拾即是。
我们引述伏尔泰的话，并不是想表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而只是想强调一点：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也都会因为时间的流变而产生偏差，这种偏差会在文明自身内部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但对于其他文明，则反而会因其异质而生出互补的效果（这就是外国的月亮通常比本国圆的道理）。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做的，并不是把“内在超越”变成“外在超越”，也不是要抛弃“下学而上达”的价值取向，而是要认识到自身文化因“法久生弊”导致的缺陷，然后像这些欧洲思想家曾经做过的那样，以谦卑的心态学习异质文明的一切优点，取彼之长，补己之短。
比如，我们需要逐渐改变实用和功利的性格，以及凡事喜欢简易直截的习惯，学会理解复杂、抽象的事物，学会运用哲学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以追求真理、超越实用的心态来对待科学、哲学和宗教，不再把科学仅仅当成某种创造经济效益的技术，不再把哲学视同官场权谋、职场厚黑和廉价的成功学，更不再把宗教（比如佛教）变成卖门票赚香火的旅游产业，或者变成求官、求财、求平安、求富贵的功利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要越过千百年的历史流变，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传承古人的智慧，重新唤起对终极真理的叩问和探求，以及对生命、宇宙等形而上领域的终极关切，重建具有深刻内涵和超越性品格的纯粹信仰。
唯其如此，我们才可望重新建立与更高维度的精神本体之间的联系。无论你把这种精神本体称为佛陀、上帝、安拉、天命、天道、天理、宇宙法则、绝对精神、终极真理还是别的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必须相信：你并非宇宙这锅“原子粥”中一颗盲目而孤立的原子，你也不是单纯受欲望摆布的只会吃喝拉撒的高级动物，你的生命与天地万物拥有广泛而内在的联结，并且和所有人的生命一样，具有一个共同而神圣的来源（精神本体）。
帕斯卡说：“人是被废黜的国王”，“是从一种为他自己一度所固有的更美好的天性里面堕落下来的”。柏拉图说：“人的灵魂来自一个完美的家园，那里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污秽和丑陋，只有纯净和美丽”，而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寻找灵魂家园的过程”。
所以，你没有义务再让你的灵魂为肉体服务，恰恰相反，你的灵魂有权要求肉体为它服务，因为肉体的本质是脆弱和无常的，而灵魂的本性则是高贵和永恒的。人活在这世上的意义，不在于肉体得到了多少享乐，不在于你占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提升，在于你能够找回多少曾经属于你自己的“更美好的天性”。不过，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能脱离天地万物而独存，所以我们的修行就只能在这个尘世中完成——你必须在衣食住行、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心性（这就叫“下学”），最终才能帮助灵魂找回“被废黜的国王”，回归“灵魂的家园”（这就叫“上达”）。
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渠”就是指你当下的现实生活和生命状态，“源头活水”就是指你的灵魂生活，还有你与更高维度的精神本体之间的联系。你必须找到这样的源头活水，才能获得一种清明澄澈的生命状态，才能拥有高质量的人生。
王阳明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日用常行”就是指衣食住行、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先天未画”就是禅宗所说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本节所说的世界和生命的本原。在阳明和禅宗看来，你想寻求这样的本原，根本不必看破红尘，逃离俗世，也不必否定人间，追求天堂，因为真正的修行是精神的提升和超越，不是肉体的逃离与飞升，正如一朵莲花之所以美丽，并不是因为离开污泥，而是长于污泥而不染污泥。所以，真正的修行必然要在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中进行，也必然要在混乱扰攘的尘世中完成。一旦你经由正确的修行获得了心性的转化，那么你自然就会发现：这个原本充满了“污秽和丑陋”的世界，其实就是完美的净土，当下就是圣洁的天堂。
因此，真正的“上达”，就在“下学”之中。生活不在别处，就在当下！
五 打造你的“心灵密室”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传习录·上·陆澄录》
吃饭睡觉也是一门学问
“未发之中”，语出《中庸》，原文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意思是，人之喜、怒、哀、乐等情感尚未发动时，内心保持一种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状态，就叫作“中”；情感表现出来时，都能把握一个适当的度，符合自然常理、社会规范和伦理准则，就叫作“和”。
《中庸》认为，“中”与“和”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一旦能够“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说，当社会上的人们能够普遍达到“中和”的境界，那么天地便能各安其位而运行不息，万物便能各得其所而生长发育了。
很显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事实上，在红尘中打滚的芸芸众生，到底有几个既能做到喜怒哀乐未发时的“中”，还能做到发而皆中节的“和”，是颇有疑问的。尤其是对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烦恼纠结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来说，又有谁能在每天的待人接物之中，保证所有情绪的发动都能中规中矩、适度恰好呢？即便没事的时候，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内心能够保持“寂然不动、不偏不倚”呢？
坦白说，这样的境界对我们而言，即便不是神话，也早已成为传说。有僧问大珠慧海：“修道时如何用功？”
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问：“所有人不都这样？难道他们同师父一样用功？”
慧海说：“不同。”
问：“何故不同？”
慧海说：“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你自己回想一下，在你的记忆中，有哪顿饭你能够细细品尝饭菜的滋味，而不是“百种须索”？有哪天上床你能够老老实实倒头便睡，而不是“千般计较”？
如果你能够像慧海禅师那样“饥来吃饭，困来即眠”，那就算你不具备一个禅者的智慧，至少能拥有一个凡人的幸福。遗憾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点。用阳明的话来说，就是“今人于吃饭时，虽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传习录》卷下）
我们吃饭的时候，咀嚼的往往不是饭菜，而是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和生活上的各种麻烦；我们上床的时候，得到的往往不是休息，而是对过去的回忆或懊悔，对未来的筹划或担忧，或者对现状的不满和焦虑。所谓“百种须索”，就是说我们很善于把各种各样的东西装进内心，结果就是把心灵变成了一个拥挤不堪的垃圾回收站；所谓“千般计较”，就是说我们很喜欢计较生活中的各种得失利害，结果就是把人生变成了一份枯燥无味的财务报表。
这就是现代人的悲摧境遇。
在这一点上，古代人的幸福指数或许比我们高一些，但根本上不会有太大差异。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还在红尘中讨生活，你就很难做到“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未发之中”，也很难做到“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
按照朱熹对《中庸》的理解，“未发之中”是生命的本体，是人人皆有的“天命之性”，所以，修道的功夫只要放在“发用”（表现于外）上就行了，亦即让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即可。
王阳明却认为，体与用同出一源，既然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表现于外的种种情绪都很难做到适度恰好，那就证明他的“未发之中”是有欠缺的，亦即他的本体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障蔽。所以，说“未发之中”常人都有，是不恰当的。换言之，学人修行的重点，应该是直接从“未发之中”入手，去除心体上的障蔽，而不是在外面的待人接物上用功。
不难看出，朱、王在这一点上的差异，正是理学与心学的根本不同之一。在朱熹看来，理在外，功夫自然要向外做。
在阳明看来，心即理，搞定自己的心才是根本。
我们的心就是污染源
假如朱熹和王阳明是两个环保主义者，要去治理一条受到污染的河流。朱熹采取的办法，很可能是天天到河里去捡垃圾、抽污水，虽然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但是收效甚微、事倍功半；而王阳明则会直溯上游，先把那家天天往河里倾倒垃圾、排放污水的工厂关了，然后再回头清理河面，便能事半功倍、轻松搞定。
毫无疑问，王阳明的办法才是我们想要的。
而那家24小时都在制造污染的企业，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们从未整治、清理过自己的“未发之中”，那么我们表现出来的种种情绪、作用于外的种种行为，当然大部分只能是“垃圾”和“污水”了。
相信大家都看得见，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火药味儿，动不动就会因为一些小事引发恶性案件。诸如官与民之间、执法人员与商贩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公交车司机与乘客之间，动辄就会上演全武行，甚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尤其是最近网络和电视一直在报道的各地“野蛮教师”的“虐童事件”，更是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国人这种莫名其妙的戾气，已经达到了多么可怕、令人发指的地步！
如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既不懂得净化自己的内心，也不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和谐”这个字眼，就成了我们这个社会被提得最多、同时又是最为稀缺的一种价值。有人说，这年头，爱情就像鬼，听说的人多，见过的人少。同理，在我们这个充满了不安、焦虑和冲突的社会中，“和谐”所遭遇的命运，恐怕也不比爱情好多少。
“如果你的心是一座火山的话，你怎能指望会从你的手里开出一朵花呢？”（纪伯伦语）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成了岩浆翻涌的火山，不断向天空吐出浓浓的戾气，那么传说中那朵名叫“和谐”的花，又要在何处生长和开放呢？
因此，要想让我们的情绪、行为都能“发而皆中节”，不再给自己制造垃圾，不再向外界排放污染物，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做一件事。
那就是——心灵环保。
我们的下手处，就是这个“未发之中”。
如何打造你的“心灵密室”？
古人所谓的“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内心状态，用今天的话说，其实就是内心的安宁、平衡与淡定。那么，要怎样才能在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上，在这种纠结如麻花、忙碌似轮转的生活中，做到安宁、平衡与淡定呢？
答案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给自己的心灵打造一个“密室”。
何谓“心灵密室”？
梁启超说过：“欲学为大人物者，在一生中，不可无数年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年中，不可无数月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日中，不可无数刻住世界外之世界。”
所谓“世界外之世界”，既不是指月球火星，也不是指净土天堂，而是指你的精神生活，你的内在自我——只要你愿意停下脚步、反观内省，你就可以随时从浮躁喧嚣的生活中抽身而出，进入这个超然物外、恬然自处的“心灵密室”。
为何要有“心灵密室”？
梁启超说，自古以来，天下从来没有哪一颗“昏浊营乱”的脑袋，可以“决大计、立大业”的，凡是“大人物大豪杰，其所负荷之事愈多愈重，则其与社会交接也愈杂愈繁”，所以，就非得有一个“世界外之世界，以养其神明”不可。否则的话，这个大人物、大豪杰必将被“寻常人所染，而渐与之同化”；就算不被污染同化，脑子也会坏掉（脑髓亦炙涸），“而智慧亦不得不倒退”。
因此，只有懂得为自己打造一个心灵密室，并且时不时进去住一阵子的人，才能做到“清明在躬，则志气如神”。
那么，如何打造“心灵密室”呢？
答：给自己找一段独处的时间，暂时抛开生活中的所有羁绊和牵挂，进入自己的内心，真诚面对那个被现实遗忘已久的内在自我。然后，做一些跟心灵有关的事情，比如静坐，禅修，听一些感动心灵的音乐，看一些启迪人心的影片，阅读智者哲人写的书，尝试着培养并加深自己对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学、宗教等人文领域和精神事物的兴趣和感悟力。久而久之，你就能给自己打造一个没有实用性、没有功利性的平静而丰富的内在世界，从而再造一个崭新的自我，重建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灵密室”，也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世界外之世界”。君不见，阳明之悟道，释迦之成佛，耶稣之创教，穆罕默德之得天启，莫不出于其一生之数年、一年之数月住于“世界外之世界”？君不见，龙场驿山洞之于阳明，尼连禅河畔之于释迦，约旦河荒原之于耶稣，希拉山洞窟之于穆罕默德，皆为其不可不无之“心灵密室”？
让全世界“果粉”顶礼膜拜的苹果教父乔布斯，也从19岁起就拥有了自己的“心灵密室”——一个由东方精神、佛教禅宗、禅修冥想、直觉体悟编织而成的超越外在环境的精神世界。从这个内心世界中，乔布斯获得了一种观察外部世界的新的眼光，也获得了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惊人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乔教主”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传奇，苹果系列产品之所以成为创造力、想象力、追求完美和不竭激情的代名词，正是得益于乔布斯所拥有的不同于常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
乔布斯去世前几年，曾经谈起19岁那年的印度之行对他一生所造成的影响。
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直觉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
在印度的村庄待了7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焦躁。如果你想平静下来，那情况只会更糟，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这时候你的直觉就开始发展，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也更能感受现实的环境。你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你的视界会极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修行，你必须不断练习。
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我曾经想过要去日本，到永平寺修行，但我的精神导师要我留在这儿。他说那里有的东西这里都有，他说得没错。我从禅中学到的真理就是，如果你愿意跋山涉水去见一个导师的话，往往你的身边就会出现一位。（《史蒂夫·乔布斯传》沃尔特·艾萨克森著，管延圻等译）
当然，心灵修行绝不是圣人悟道的专利品，也不是企业领袖引领时代的独门秘籍，而是所有普通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不管你的年龄、性别、身份、职业为何，就在日常生活的当下，你随时可以给自己打造一间“心灵密室”，踏上修行之路。
安禅何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
就像乔布斯的精神导师对他说的那样：“那里有的东西这里都有。”这位导师的意思，绝不是说美国禅修中心的师资力量很强，不亚于日本，而是要告诉他：禅的修行不在别处，就在此时此地，因为你要寻找的东西是“人皆有之，不假外求”的，你又何必远涉重洋，去追求你本来就有的东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