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想在工作中轻松高效地处理繁杂事务，不仅要养成这种一次只做一件事的习惯，还要有意识地训练一种高度的专注力，那就是：当他手上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心里就只有这件事，仿佛世界上也只剩这件事。这种状态，就是儒家常讲的“敬”，也是佛教常讲的“定”。
一 儒学的真精神
（陆澄）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
先生曰：“中只有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传习录·上·陆澄录》
儒家的中道：既要讲原则，也要会变通
小陆提的这个问题，语出《孟子·尽心上》。
孟子当时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在讨论杨朱、墨子、子莫（鲁国贤人）三人各自不同的人生观。杨朱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其反动口号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就算拔一根汗毛便能利益天下，他也不干（“一毛不拔”就是从这来的）；墨子是典型的利他主义者，其伟大宣言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意思是只要能有利于天下，就算头发掉光了、脚跟磨破了他也干（“摩顶放踵”就是从这来的）；子莫则介于二者之间，让他拔一些毛去利益天下，他没意见，但是要搞得秃顶加瘸腿这么惨，他就不奉陪了，所以孟子称他为“执中”，意思就是持守中道。
如同上节所言，“中”是儒家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与其意义相近的概念有“中和”“中庸”“中道”等，指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精神境界，也是儒家学人最重要的人生原则和行为指南。孟子说子莫“执中”，等于是认可了他的人生态度。
但是，孟子接下来却话锋一转，说，如果一个人只懂得“执中”而不会“权”（“权”就是权变、灵活、变通之意），那就是“执一”（执着于一点，固执拘泥，僵化保守），这样就会“举一而废百”，就会损害道。
那么，一个人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做到“执中”而不流于“执一”呢？
这正是小陆同学的困惑。
阳明的回答是：“所谓‘中’，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天理。天理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你抓住不放的东西，而是一种随着具体条件不断变化的原则，必须是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很难预先定下一个规矩。如果像后世儒者所做的那样，要把‘中’的道理一五一十说得毫无纰漏，立下一些死规矩，那正是孟子反对的‘执一’。”
阳明的这个答复，说出了儒学最根本的一个精神——有经有权。
经，就是原则；权，就是权变。
有人曾经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礼的规定？”
孟子答：“当然是。”
对方又问：“如果嫂子溺水了，做小叔子的该不该救？”
我严重怀疑提问的这家伙是来踢馆的，因为这问题实在尖锐。若说可以救，则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若说不能救，又违背了仁义之道。还好孟子功力深厚，没被问倒。他的回答是：“若嫂子溺水，小叔不救，那他就不是人（是豺狼也）。理由很简单：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不独孟子，其实孔子他老人家从一开始就对“权”非常重视。他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可以一块学习圣贤之道的人，未必能一样学有所成；可以一块学有所成的人，未必能一样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块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一样通权达变。
很显然，“通权达变”在孔子那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比事事依礼而行更重要，可以视为儒家学人应事接物的最高行动指南。
然而，在儒学两千多年的传承中，“权变”的精神渐渐萎缩，而许多陈腐的教条却被一代代地继承了下来，直至20世纪，终于变成了一种扼杀人性、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礼教”，成为举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
换句话说，儒学最初的精神，其实是活泼而开放的，并没有要求后人死守古人章句和道德教条，而是允许并鼓励后人在恪守根本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各自的时代问题，对既有的思想进行必要的变通、改造乃至创新。
事实上，无论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还是程朱陆王汲取佛、道智慧所发展出的宋明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学），都是儒学应对时代挑战的产物。尽管这些发展变化不一定符合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但在当时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儒学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只可惜，自明清以降，中国人就把这个道理抛到了九霄云外，只知道死守古人在千百年前立下的规矩，却丢掉了“通权达变”的精神，所以才会导致20世纪的打倒“孔家店”。直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中国人面对严峻的现实，才逐渐意识到，把儒家思想完全抛弃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遂开始了复兴儒学的行动。
这首先肯定是件好事。因为，彻底割断自身文化血脉的民族，绝对没有未来，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古人那里去寻找智慧。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我却不免有一丝隐忧：对于流传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儒学，我们有没有搞清楚何者为亘古不易、历久弥新的根本智慧？何者为不合时宜、必须抛弃的思想糟粕？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贸贸然复兴儒学，会不会再度堕入胶柱鼓瑟、食古不化的窘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又将如何返本开新，在传承古人智慧、保证“经”不要变味儿的前提下，开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权”？
换言之，我们开出来的“新儒学”，怎么才能符合21世纪的百姓日用？怎么才能让人们喜闻乐见，并且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行得通？
我相信，在上述问题得到圆满的解答之前，儒学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儒学的复兴：要“接着说”，不要“照着说”
不可否认，在整个20世纪，以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也曾终其一生致力于儒学的现代转型工作，并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巨大的悲愿与担当，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与重建。
但是，毋庸讳言，尽管他们的努力值得敬佩、成果卓然可观，却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其著作大部分属于纯学术研究，都是面向思想界、面向社会发言的，一般人不爱看，也看不懂；二、即使其部分著作是面向大众写的，在他们而言已经是尽可能通俗了，但对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讲，依然有些高不可攀，因为当今的社会变化太快，时代的隔膜既深且巨，故而其作品无论是在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还是在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上，都已经与今天的读者有了很大的距离。
时至今日，虽然图书市场上堆满了解读传统文化的书籍，但是儒学的真精神又有几人能知？说老实话，在铺天盖地的传统文化读物中，大部分是出版社为了赚钱而大量翻印的所谓“普及本”，还有一部分是专家教授为了评职称而炮制的所谓学术著作。读这些书，中国人怎么可能了解真正的儒学？当我们因信仰迷失和文化断层导致严重的“精神贫血”时，仅仅把古代典籍稍加注释，翻译成白话文，就能接续传统文化的血脉吗？当许许多多中国人因人格教育缺失而活得焦虑不安、无所适从时，仅仅用现代学术概念的铲子，去炒炒古人思想的冷饭，就能滋养我们饥饿的灵魂吗？
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有良知、有智慧的作者，一直在尝试着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接续我们的文化传统，写出真正有经有权、返本开新的作品。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作者和作品太少了。
儒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是让人的灵魂得以安顿、精神得以成长、人格得以完善的学问。如果这样的学问不能用当下大多数人都能听懂的语言，以人们愿意接受的方式，应对人们的精神需求，疗救人们的心灵疾患，从而让人们在这个日益疯狂的世界上安身立命，那它就是一种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僵死的东西，只配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
这既是儒学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所以，要让儒学复活并作用于当下，我们就要具备返本开新、“通权达变”的智慧。用冯友兰的说法，就是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照着说”，而要“接着说”。
“照着说”和“接着说”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照着说”是原原本本按照古人的意思说，顶多就是注释、翻译加点评，没有任何新东西；“接着说”则是首先准确把握古人的精神，然后接着这种精神往下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以期解决新的时代问题和人心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告诉小陆，中道或天理，不是让你死抓不放的东西，而是一种随着具体条件不断变化的原则，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简言之，就是要“通权达变”。
二 练就一颗从容自在的心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传习录·上·薛侃录》
如何做到身累心不累、身忙心不忙？
欧阳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阳明的学生，后官至礼部尚书。
欧阳同学的问题，很能代表我们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惑：平常，一颗心总是忙得要死，有事的时候，固然是忙得七荤八素、找不着北；没事的时候，也往往是“百种须索”“千般计较”。天天活得这么累，到底是为什么呢？
阳明告诉我们：“天地之间的生机，本来就是没有一刻中断的，所以，人活着，就是处于不停的活动当中，这其实也正常。但是，在忙中要有个主宰，才能做到不慌不乱、不急不缓，纵使外在的事物千变万化，心中的主宰却始终如一、寂然不动，人有了这个主宰，生命才是属于自己的。换言之，若主宰常在，人便与天地一样生生不息，虽然日理万机，却总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南宋范浚语），说的就是这个。若没有主宰，便只是一股气在奔突放逸，岂能不忙？”
这段话听完，欧阳同学可能懂了，我们却可能更迷惑了。
什么叫“主宰”？如何培养这个“主宰”？
按照阳明心学的理路，这个“主宰”其实就是“天理”，培养的方法就是“专主一个天理”。但这么说太抽象了，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这么说：当一个人对待事物的时候，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感、情绪、好恶、欲望，并且摒除利害计算和患得患失之心，以纯然的理性来面对事物，就可以称为“专主一个天理”，从而我们的内心就有了一个强大的主宰。
我们在生活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大多数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累，其实都不是身体的累，而是心累。
如果一件事我们喜欢做，就算通宵达旦也不会觉得累，比如日夜奋战在全中国无数网吧的屌丝们，对我这句话肯定深表赞同。可要是我们不喜欢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老板动不动就叫你加班，你肯定会连死的心都有。
正如累主要是跟心有关一样，忙也是这个道理，身体的忙不会要人命，心忙才要人命。所以这个世界上自杀的，大多是劳心者而非劳力者，比如富豪、政客、作家、明星等等，都属于自杀的高发人群，而那些终日为衣食奔波的工薪阶层，自杀的概率反而比较低。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心。
那么，如何才能在面对大量纷繁琐碎的事情（而且是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做到身累心不累、身忙心不忙呢？
答案很简单：只动脑，不动心。
绝大多数人平常对待事情时，往往是脑子没动心先动，很容易被自己的情感、情绪、好恶、欲望等控制，只有极少数有修行的定力深厚的人，才会只用脑子（理性）去对待和处理事情。
如果把我们自己比喻成采石场上的搬运工，把每天等待我们处理的工作看成是一大堆石头，那么，每天带着情感、情绪、利害计较、患得患失之心去上班的人，就等于平白无故往自己身上加了一大堆脚镣、手铐和枷锁。试问，这样的人能够搬得动石头吗？就算搬得动，也会把自己活活累死。
而善于用理性去对待事物的人，就等于轻轻松松地空着两手去上班，面对那一堆可以把绝大多数人累死的石头，他却能愉快胜任，有条不紊地一一搞定。
这样的人，就是阳明所说的心有主宰的人，只有“主宰常定”，才能做到“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而心无主宰，容易受情绪、欲望、利害得失左右的人，就是像阳明说的“只是这气奔放”，结果当然只能忙死累死。
阳明这里说的“气”，指的就是人的情感、情绪、性情等等，比如我们会把发怒叫作“生气”，把欢乐叫作“喜气”，把性格叫作“脾气”，把控制情绪叫作“沉住气”，等等。
由此可见，要让自己能够日理万机而又保持身心泰然，能够用最少的精力处理最繁杂的事务，成为职场上的高效能人士，其秘诀就在于：只动脑，不动心。
民国的上海滩大佬杜月笙，说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下等人，没本事，有脾气。”
本事指什么？本事不仅指一个人的能力，更是指这个人面对事情时能够理性思考，从容应对。
脾气指什么？脾气不仅指一个人容易发怒，更是指这个人的情商有问题，不善于管控自己的情感、情绪、欲望等等。
瞧瞧，人活在世上多么不易，不仅要跟着阳明老师学习心学，做到心中常有主宰，“专主一个天理”，还要跟着杜老板混黑社会，具备强大的理性和足够的情商。
健全人生的三原则
那么，一个人究竟要怎么做，才算“理性面对事物”呢？
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理性，是一种广义上的理性，它不仅指独立判断和理智思考，更包括一种清明而健全的生活态度。如果这么说还是让你感到抽象、不太好理解，那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三条具体的建议。
一、不把任何事情视为手段。
我们做事情之所以容易感到累，绝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些事情本身，而是想要事情背后的东西。比如读书就是为了考大学，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工作就是为了挣钱，活着就是为了成功，等等。如此一来，人生中所做的事，都成了追求别的东西的手段，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很少能够体会到事情本身的乐趣和价值。因此，我们会觉得读书很累，工作很累，挣钱很累，连活着都很累。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非要抱有这种看法不可。
要想活得不再那么累，我们就必须去发现每件事情本身的乐趣和价值。比如读书，就要去体会求知的乐趣和知识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升学；工作，就要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各种能力，实现人生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活着，就要去感受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好，而不仅仅是为了出人头地、功成名就。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求你做什么事都不要设立目标，恰恰相反，一个人的目标越明确，他做事的动力就越强。但是，关键在于，人生是一个具体的、有着丰富内容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目标和结果。如果我们把生命的重心完全放在目标和结果上，势必会忽略很多事情本身的乐趣，以及生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我们读书，可以把考上重点大学当成目标，但不能把读书当成手段；我们工作，可以把升职加薪当成目标，但不能把工作当成手段；我们活着，可以把成功当成目标，但不能把生活当成手段。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像马斯洛所说的那样，能够“纯粹地欣赏‘做’本身”，也就是“既能够享受‘到达’的乐趣，又能够欣赏‘前往’本身的愉快”。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帮自己培养起一种更宽广、更智慧、更具兼容性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不仅能容纳对目标的坚定追求，还能容纳对过程本身的体验、欣赏和享受；不仅让我们朝向最终的目标努力，还能让我们富有创造性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件事，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二、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被赋予某种意义。
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我想，世界上有多少人，也许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答案。然而，不管你的答案跟别人多么不同，你都要记住这一点：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被赋予某种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
只要你活着，就始终要面对事情，当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降临时，你只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一、以抗拒的、消极的心态去面对，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痛苦万分，感觉生不如死；二、以坦然的、积极的心态去承担，告诉自己既然这件事无法逃避，那与其被它摧残得痛不欲生，还不如以勇敢的姿态，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去应对，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弗兰克那样。
当然，生活中总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天灾人祸，比如事业和感情的挫折，比如生活的磨难，等等。但是，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通过对自己态度的选择，尽最大可能去减少这些事情给我们造成的压力、痛苦和伤害。换言之，说我们能够赋予一件事情以意义，并不意味着你要去欢迎它，或者硬要把它当成好事，而是说你可以用一种理性的、智慧的方式，去把一件被动接受而且难以接受的事情，变成一件勇敢面对而且主动承担的事情。
正如弗兰克的狱友在面对死亡时所做的那样，在心里跟上帝签一份契约，用自己的死亡，去换取亲人从痛苦中解脱。无论这份所谓的契约从现实的角度看有多么荒谬，它都足以显示出一个人内在的精神自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而当死亡变成这样一种有目的的牺牲，变成在当时条件下最具主动性和最富有意义的行为时，在常人眼中无法接受的死亡，也就变得易于承受，而且可以坦然承受了。
如果连苦难和死亡都能以这样的方式被我们超越，那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能面对、无法承担的？
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利希说过一句看似矛盾却内涵深刻的话：“把无意义接受下来，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行为。”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因为，它昭示了一种勇气，一种可以超越任何外在打击的心灵的力量。
马可·奥勒留也认为，当你发现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在你生命中发生时，你不要固执地认为它是不幸的，因为你可以在任何不幸和痛苦面前保持内心的自由。他说：“记住，在任何可能使你烦恼的场合都采用这一原则，即这（发生的事情）并非是一个不幸，而高贵地忍受它却是一个幸运。”
三、一次只做一件事。
现代都市人之所以每天活得匆忙、紧张、焦虑不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一种不合理的心理习惯：总是在潜意识中，企图把今天必须完成的所有事情一次性搞定。
很显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带着这种错误的心理去从事每天的工作，其结果就是把自己搞得疲惫、沮丧、焦头烂额。
有趣的是，这种近乎强迫症的错误习惯，却是从我们身上某些很好的品质衍生出来的，比如义务、责任感、敬业精神等等。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职场上越是优秀，越具有严于律己的精神，就越有可能患上这种心理病症。
在王阳明的门生中，很多人也会不自觉地犯这种贪多务得、急功近利的毛病，所以阳明经常告诫他们要“勿忘勿助”。所谓“忘”，就是修行有所间断，有所忘失；所谓“助”，就是“欲速求效”，拔苗助长，结果同样是欲速则不达。
职场上真正的高效能人士，都会对这种心理倾向保持警觉。他们会把一天中要做的所有事情，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安排停当，然后集中精力，各个击破。
一个人要想在工作中轻松高效地处理繁杂事务，不仅要养成这种一次只做一件事的习惯，还要有意识地训练一种高度的专注力，那就是：当他手上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心里就只有这件事，仿佛世界上也只剩这件事。这种状态，就是儒家常讲的“敬”，也是佛教常讲的“定”。
三 做人之道：“成色”比“斤两”重要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煅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传习录·上·薛侃录》
是我们在追“野狗”，还是“野狗”在撵我们？
德章是阳明的一个学生，姓刘，籍贯不详，履历不详。
小刘同学之所以会对“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这件事耿耿于怀，是因为阳明几天前给他们开了一节课，主题是：论做人的成色与斤两。
阳明告诉大家：“圣人之所以为被称为‘圣’，只是因为其心纯乎天理，没有半点儿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就像24K（K指黄金的纯度）金之所以是24K，也是因为其成色很足，没有半点儿铜铅的夹杂一样。但是圣人的才力有大有小，正如金子的分量有轻有重。比如说，同为圣人，尧、舜的分量足有一万镒（古代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文王、孔子相当于九千镒，禹、汤、武王差不多七八千镒，伯夷、伊尹也就是四五千镒。虽然才力不同，但在‘纯乎天理’上则一样，所以都可以叫圣人，就像一两纯金和一万两纯金分量虽不同，但成色都是24K，所以都可以叫纯金。”
最后，阳明得出结论：做人就要论成色（内在的人格），不要论斤两（外在的事功），就好比一两金子跟一万镒金子比，虽然分量悬殊，但只要成色是24K，就可以无愧了。
小刘听完课，深感这个比喻形象贴切，颇受启发，但是一想到先生把孔子说成九千镒，比尧舜低了一个数量级，心里不免替老人家打抱不平，于是便把问题提了出来。
阳明一听就皱眉了：“我说小刘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好歹你也是我王学门人，怎么思维方式会跟五百年后的人一样，动不动就从躯壳上起念呢？”
小刘诧异：“五百年后的人啥样？”
阳明：“那时候的人啊……咳，咳咳咳，怎一个惨字了得！”
小刘更诧异了：“怎么啦？”
“嗯……这么跟你说吧，五百年后的人哪，心里都没了天理，还成天被一条野狗撵得东跑西颠、六神无主的，都忘了人应该怎么活了，你说惨不惨？”
“啥品种的狗这么厉害？是藏獒么？”
“品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条狗的名字。”
“啥名字？”
“人们都叫它成功。”
小刘大为困惑：“成功不是好东西吗，咋就变野狗了呢？”
阳明：“嗯，成功本来是一条好狗，可自从人们在它脸上贴钞票，在它尾巴上系官印，又给它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戴上名表之后，它就开始变得狂躁不安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可惜人们都没意识到，又让它开豪车，住别墅，养情人，还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来包围它、包装它，就把它彻底逼疯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它越疯，人们就越爱它，于是拼命追。它被追得无路可逃，最后索性见人就咬。五百年后的人们，差不多每个人都被它咬过，可所有被咬过的人自己却毫无察觉，还天天在世上奔波，苦苦追寻传说中那条名叫成功的狗。事实上，‘成功’早就被人们弄得面目全非了，所以没人记得它原本长什么样子，当然也就没人意识到——表面上是你在找狗，实际上是狗在撵你，你每天都被这条野狗撵得满世界跑，却不知道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小刘若有所思：“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可是，五百年后的人们，为什么要给‘成功’加上那么多本来不属于它的东西呢？或者说，为什么认为‘成功’就应该要有这些东西呢？”
阳明笑笑：“这就要问你了，为什么你会跟五百年后的人们一样，动不动就从躯壳上起念呢？”
小刘惭愧地低下头：“对不起，先生，恕学生愚钝，您说的‘躯壳上起念’，我约莫知道点儿意思，但还不是很明白，请先生指教。”
阳明：“躯壳就是身，就是肉体，就是物质，它是对应于心，对应于灵魂，对应于精神而言的。所谓‘躯壳上起念’，就是把人生的意义建立在肉体享乐和物质欲望之上，起心动念都离不开这个，同时抛却了自己的心、灵魂、精神，所以才会把‘成功’定义为种种物质上可见的东西。就拿你来说，你一听我说孔子只有九千镒，脑子里固有的凡事都用物质来衡量的思维模式马上做出反应，然后就疑惑不安，就替古人争分两，这难道不叫作‘从躯壳上起念’？”
小刘恍然：“学生一时糊涂，不小心也被野狗咬了一口。”
阳明笑：“别担心，心学就是最好的狂犬疫苗，打一针就好。”
成功是人格的镜像
小刘：“学生还有一事不明，如果把人们加在‘成功’身上的种种东西剥掉，它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
阳明：“‘成功’本来是一条忠犬，可以帮人做很多事情，没有谁会拒绝拥有它。但是，要知道它本来是什么样子，绝不能脱离它的主人来谈。”
小刘蹙眉：“成功还有主人？”
阳明：“当然有。它的主人就叫‘人格’。”
小刘低头思索。
阳明：“成功本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子，一切都要看它的主人，也就是‘人格’长什么样子。它是随主人的。”
小刘挠头：“先生，您说得太抽象了，我没听懂。”
阳明：“我的意思很简单，在世人给‘成功’强行套上种种物质性的标准之前，它本来只是人的内在品质自然向外流溢所产生的结果，就像太阳正是因为内部的核聚变，才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以无穷的光和热照亮万物一样。用先儒的话来讲，一个人必定要先做到‘内圣’，而后才能‘外王’；必定要先做到‘诚意、正心、修身’，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小刘：“您的意思我大致明白了。就是说，成功虽以物质为表征，但莫不是以精神为其来源。”
阳明：“对，就像我以前讲过的，一个国家的强大虽以GDP来表征，但必定要以国民精神为其来源。”
小刘：“可是，不管人还是国家，这个世界不是一直都用物质来衡量成功和强大的吗？”
阳明：“你说的没错，可你应该发现，当一个人仅仅用物质标准去衡量成功时，他很少会感到幸福和快乐，只会觉得越来越郁闷和狂躁，正如一个国家仅仅用GDP去表示强大，其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也不见得会相应提高，反而有可能相对下降一样。”
小刘：“我懂了。就是说，成功固然需要外部的物质条件，但必定是来源于内在的精神品质。而且，恰恰是一个人的人格和精神品质得到了完善，他所投射出来的成功才会是健全的、长久的，并且真正值得拥有，而那种缺乏人格力量支持的成功，只能是病态的、虚假的，并且不会长久。”
阳明：“正解！成功只能是人格的忠犬和仆役，一旦人格出了问题，主人异化了，成功也会跟着变态，从忠犬沦为野狗，并且反过来伤害主人。所以，你问我成功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就可以下一个定义——成功就是人格的镜像。如果一个人能够具备善良、爱心、忠诚、宽容、正直、诚实、坚毅、勇敢、智慧、谦逊、感恩、同情心、正义感等等品质，并且能够在与他人和社会交往、互动的时候，把这些品质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成功就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你身边了，而且不管你走到哪里，它都会跟到哪里。也就是说，成功虽然会以财富、权力、地位、名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为它的外表，但从本质和来源上讲，它是人格的外化、人格的影子、人格的副产品。所以，人应该担忧的是自己的人格能否完善，而不必担忧成功会何时到来。正如孔子所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人格是幸福唯一直接的源泉
小刘听着，忽然又有了一丝困惑：“可是，世上不是也有很多人格与成功相分离的例子吗？比如立德者未必立功，有功者未必有德。”
阳明：“当然，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人格是否完善固然可操之在我，‘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语）；可成功却更多是属于外部世界的，它不仅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更需要他人和社会的评判与认可。所以，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变得扭曲，人心普遍沉迷于物欲的时候，人格与成功分离的情况就会非常严重，就比如我跟你讲过的五百年以后的中国人，其人格与成功相互分离乃至相互背离的程度，堪称前无古人。在这种社会中，一个人越是坚持高尚的人格，反而越有可能难以成功；一个人越缺乏良知、越不择手段，反而越有机会出人头地。用经济学语言来讲，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不过我们应该相信，这种情况只是一种变态，绝非常态。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在缺乏道德、信仰和正确价值观的情况下，还能运转自如并且长期存在。除非人彻底堕落为走兽、社会彻底异化成丛林，否则它势必会在一段时间后到达一个临界点，发生质变，重新洗牌，再慢慢恢复常态。
“但是，退一步讲，即便一个人一辈子都只能生活在价值观扭曲的社会中，他照样可以修养自己的人格，而不问成功之大小有无。这正是我上面对你说的，‘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能够拥有多少物质上的东西，或者别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人是什么’要比‘人有什么’重要得多，也比‘他人的评价’重要得多。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质都伴随着他，所以，人生的幸与不幸极少是因为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东西造成的，而主要取决于我们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人生的。叔本华认为，‘人是什么’以及‘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就叫作人格，由它所造成的一切，乃是我们幸福和福祉唯一直接的源泉，而其他则只是媒介和手段，因而不会对幸福发生特别的影响。
“当然，人活在这世上，肯定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假如连吃饭都成问题，那所谓的修养人格就是扯淡。所以，在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没人有权去否定和排斥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当一个人拥有不低于社会正常水平的生活保障之后，他就应该重视自己的人格修养和精神品质，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更大的物质成功。尤其是在一个价值观扭曲的社会中，一个人越能锻造出强大而完善的人格品质，就越能抵御来自他人和社会的侵袭和伤害，从而越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越有幸福感；反之，若你坚持要在价值观扭曲的社会中追求更大的物质化的成功，就不免要承受人格扭曲的痛苦，特殊情况下，甚至要出卖自己的良心和灵魂。如此一来，即便你真的取得外在成功，却会失去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同时也很难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用叔本华的话说，‘对于病态的人，所有的快乐犹如口中的美酒，总带有一股胆汁的苦味’。
“所以，孔子会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是健康的，那你活得既贫且贱，就是一种耻辱，因为在这种社会，人格与成功就应该相伴而行，要是你不成功，甚至还活得很不好，那你的人格肯定是出问题了；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有病的，你居然还活得既富且贵，那就更是一种耻辱了，因为这证明你肯定在某种程度上，跟有病的体制和价值观同流合污了，那即便你的外表光鲜亮丽，人格世界也只能是漆黑一片。
“不过，话说回来，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在‘有道’的社会里面，也可能会有表面上‘贫且贱焉’、实际上人格非常伟大的隐修者；在‘无道’的社会里面，也可能会有外表‘富且贵焉’，但内心仍然坚守高尚情操的大修行人。而且，如果真有后面这种人存在的话，最终改变社会的力量，很有可能就来自他们。
“总而言之，不管邦有道还是邦无道，不管外在的环境是天堂还是地狱，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关注自己人生的成色，尽着自己的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而不要像后世的人那样，不知在自己的心地上体认，不知在自己的良知良能上扩充，只一味希求更高的成功和更大的事业。殊不知，自己的人格品质犹如夏桀商纣，却动不动就想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到头来，还是被‘成功’这条野狗撵得满世界乱跑，终年碌碌，至于老死，最终也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实在可悲！”
小刘听得无比激动：“先生，您今天这番话太让人长知识了，不，是太让人长智慧了！”
阳明淡然一笑：“你也别捧我，我说得口干舌燥，你都听出什么来了？我先去喝口茶，你来总结一下中心思想。”
小刘面露难色：“这个，这个，学生从小就怕总结中心思想……”
阳明也不理他，径自喝茶去了。
王阳明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做人之道，首先要注重成色（内在的人格），其次才是关注斤两（外在的事功）。
四 找到人生中最高的精神价值
侃（薛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传习录·上·薛侃录》
从体上讲，万物悉皆平等；从用上讲，一切皆有可能
薛侃，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揭阳人，历任行人、司正，是阳明的学生，也是《传习录》的编者之一。
在讨论小薛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体/用。无论是儒家哲学还是佛教哲学，都把“体/用”作为自己思想体系中最根本的范畴之一，很多命题和概念，都是从这对范畴中衍生出来的。
那么，“体/用”是什么意思呢？
抛开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流变和诸家学说的差异不谈，仅以其被广泛使用和一致公认的含义而论，“体”就是指本质、本体、本性，“用”就是指现象、作用、功能。“体”具有超越、普遍、恒常等特征，“用”具有现实、具体、变动等特征。
打个比方，假设有一间屋子，通体皆由黄金打造，里面的家具和器物也都是金子做的，如金桌、金椅、金床、金杯子、金脸盆、金马桶等等。从本质上讲，这间屋子里不管有多少东西，包括屋子本身，其化学元素都是一样的，这就叫“体”；但是从外观、作用、功能上讲，这些东西又各自不同，这就叫“用”。
“体”是恒常不变的，就算用高温把这间屋子熔化掉，也改变不了金子本身的化学元素。但“用”可以千变万化，比如同样这堆金子，也可以铸造成一间庙宇，里面的东西也可以变成金佛像、金供桌、金香炉、金木鱼等等。从现象、作用和功能（用）上讲，一切都变了，平凡可以变得高贵（如家具变佛具），卑俗可以变得神圣（如民宅变庙宇），但是从本质、本体、本性（体）上讲，一切其实又都没变，因为金子始终是金子。
综上所述，从“体”上讲，一切都是平等的，在变中自有不变的东西在；但是从“用”上讲，万物却又差异悬殊，那个不变的东西并不会妨碍万事万物的变化。懂得了这个道理，回头再来看中国的儒家哲学和佛教哲学，很多原来不好懂的东西就会迎刃而解了。
例如，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讲“仁者爱人”，佛教讲“众生皆有佛性”，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从体上讲的。从这个角度看，宇宙万物悉皆平等，无有差别，正如不管是金马桶还是金香炉，都只是作用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但与此同时，儒家又讲长幼尊卑，讲伦理秩序下的“爱有差等”（孔子的仁爱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有次第有差别的爱）；佛教也讲六道众生，讲因果流变中的生死轮回（众生因各自的业力而感召不同果报，在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的六道中轮回；即使同生为人，其命运也千差万别），这就是从“用”上讲的。从这个角度看，万事万物又都各异其趣，不容混淆，正如你不宜拿金马桶洗脸，也不宜拿金脸盆大小便。
由此可见，当我们面对人生时，“体/用”就是一种很有中道智慧的思维方式，能让我们在这个浮躁而功利的世界中获得一种淡定、平衡的心态。
首先，由于我们知道，从本质上讲，不管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其实都是一样的人，正如纪伯伦所言：“当你达到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高过罪人，也不低于先知。”也就是说，我们都有自我完善的潜质，也都有人格堕落的可能。所以，我们既不必因为口袋里有俩臭钱就天天嘚瑟，以为自己比穷人高贵，更不必因为囊中羞涩就自惭形秽，以为自己比富人卑贱。说到底，人人生而平等，谁也不比谁牛。
其次，也由于我们知道，从现象上讲，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差异和变化之中，所以虽然老天爷给了每个人完全不同的起点，但并没有把一切都固定下来。因此，当你是“富二代”时，你就要时刻牢记这个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今天有钱不代表永远有钱；而如果你是“穷二代”，你更要清楚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改造命运的机会永远在你手中，只要你够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尽管你不是富人的后代，却有机会成为富人的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