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说：你要放下分别心和执着心，彻见本来面目。
老子说：你要知其雄，守其雌，复归于婴儿。
孟子说：你要在成长的道路上不失赤子之心。
当然，所谓“复归于婴儿”，所谓“不失赤子之心”，并不是强迫我们把智商降到婴儿的水平，也不是怂恿我们离开文明社会，去深山老林过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而是让我们像婴儿、赤子那样，全然活在当下，充满存在的喜悦，享受生命本身固有的单纯、完整和富足，并且焕发出强大的活力和创造性。
一 心学&禅宗：修行就是“做减法”
萧惠问：“己私难克，奈何？”
先生曰：“将汝己私来，替汝克”。又曰：“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萧惠曰：“惠亦颇有为己之心，不知缘何不能克己？”
先生曰：“且说汝有为己之心是如何？”
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谓颇有为己之心。今思之，看来亦只是为得个躯壳的己，不曾为个真己。”
先生曰：“真己何曾离着躯壳？恐汝连那躯壳的己也不曾为。且道汝所谓躯壳的己，岂不是耳目、口鼻、四肢？”
惠曰：“正是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声，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乐，所以不能克。”
先生曰：“……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汝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惟恐亏损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礼萌动，便如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必须去了刀，拔了针，这才是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认贼作子，缘何却说有为己之心，不能克己？”
——《传习录·上·薛侃录》
禅宗公案为什么都那么“无厘头”？
萧惠，阳明的学生，生平不详。
小萧和阳明的这段对话，尤其是刚开始那两句，了解禅宗的读者肯定会觉得眼熟。
没错，针对小萧同学提的第一个问题，阳明的回答方式，就是典型的禅宗风格，而且还是对中国禅宗第一公案的直接Copy。
南朝梁武帝时期，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从海路来到中国。当时梁武帝萧衍对佛教十分痴迷，不仅大建佛寺、精研教理，而且亲自登坛、讲经说法，甚至动不动就玩儿失踪，好几次跑到寺庙剃度出家，把大臣们吓得半死，每回都要花费巨资为他赎身。
梁武帝这么折腾，自以为功德不是一般的大，所以一跟达摩见面就炫，称自己造寺写经，度化僧众无数，还问达摩这么做是不是功德很大。不料达摩却给了他当头一棒，说并无功德。两个人话不投机，达摩就离开梁朝，渡江北上，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去了。
附近有个叫神光的年轻和尚，听说少林寺来了位天竺高僧，就跑去求法，没想到达摩却不理他，让他在雪地里站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达摩才对冻成一根冰棍的神光说：“你回去吧，诸佛无上妙法，不是你这种小德小智、轻心慢心的人可以求的。”
神光知道达摩是在考验他，遂拔出利刃，自断左臂，以表求法决心。达摩见状，心中暗许，知道他是一个可以传承衣钵的“法器”，这才收了神光，并为他改名慧可。
慧可向达摩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懵了，半晌才说：“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说：“我与汝安心竟。”
慧可言下大悟。
这就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传法于二祖慧可的故事，也是中国禅宗的第一公案。很显然，阳明与小萧的问答，就是这个公案的山寨版。
慧可对达摩说：“我心不安，请师父帮我安心。”
达摩说：“把你的心拿来，我替你安。”
小萧问阳明：“我的私欲难克，怎么办？”
阳明说：“把你的私欲拿来，我替你克。”
达摩跟阳明这是什么海盗逻辑？明明知道人家的心和欲都不是一个可见的东西，岂能拿得出来？这不是存心要人好看吗？
是的，禅宗接引学人，就是要故意“让你好看”，就是要用一针见血的方式无情地刺痛你，这样才能让你在浑浑噩噩的迷梦中猝然惊醒。
用禅宗术语来讲，这就叫“截断众流，当头棒喝”，这就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达摩、阳明以及所有禅者在点化学人的时候，所采取的手段貌似都很无理，甚至很无厘头，实则都是用心良苦（禅宗术语叫“老婆心切”）。就以达摩和阳明为例，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达到三层目的：
一、用非同寻常的回答方式让你摆脱旧有的思维定式，就像用强大的外力让你的“思维动车”突然脱离原来的轨道一样，迫使你在高度紧张中迸发出巨大的潜能。
二、心和欲本来就不是一物，还非要逼你拿出来，这就是要迫使你认识到：你提的问题本来就是“伪命题”，从而把你习惯向外看的目光扭转向内，去挖出你之所以提这种伪命题的那个观念的病根。
三、用“替你安”“替你克”的反讽的方式，让你意识到，在你与妄心、私欲做斗争的战场上，你始终只能一个人战斗，没有人帮得了你。就像我们上节说过的，在你的内心世界里，与你相依相伴的只有你自己，所以，你别指望救世主，也别指望神仙皇帝，只能孤军奋战，自己拯救自己。
如果学人能够悟到这三层，那真正的修行就算开始了。
慧可在这里悟了，因为他发现——“觅心了不可得”。导致我们不安的是心中的各种妄念，而这些妄念只是蔽日的浮云，虽然浮云会暂时遮蔽自性的阳光，但自性一直都在那里，从来没有消失过，反而是那些不安与妄念的浮云，本来就是飘忽来去、了不可得的东西，并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你若把它执为实有，它便强大，令你痛苦；你一旦照破它的虚妄，它便会消散无踪。既然如此，人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所以，达摩才会告诉慧可：“我已经替你安完心了。”
遗憾的是，小萧的慧根远远不如慧可那么猛利，所以阳明叫他把私欲拿出来时，他就愣住了，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就跟梁武帝听见“无功德”三个字时一样震惊，一样不能理解。
禅宗的真精神是什么？
其实，达摩之所以否定梁武帝一切佛事的功德，就是为了点醒他，让他知道佛法修行的要诀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
可惜，贵为皇帝的萧衍福报有余、慧根不足，压根儿醒不过来。
所谓“做加法”，指的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占有欲，亦即什么东西都想要，而且什么都要更多、更好、更大。这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最普遍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想追求更多的钱、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高的职位，却很少有人去想过——你这个人本身，有没有在这场无尽的追逐中变得更好？也很少有人去想过——在拥有越来越多东西的同时，你失去了什么？
西方精神分析学泰斗艾里希·弗洛姆认为，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即古希腊和希伯来（犹太人）那里，人们的生活目标是“追求人的完美”，可到了今天，现代人则是一味“追求物的完美”，结果就是把自己变成了物，把生命变成了财物的附属，于是“存在”（to be）就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了。
说白了，你占有了物，但失去的却是自己。存在主义有一句话叫“拥有就是被拥有”，所表达的意思也是这个。
西方如此，中国何独不然？
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其目标都是致力于人本身的完善和完美，可在其传播和流变的过程中，大多数信徒却把属于精神层面的价值外化成了可占有的物。就如我们的这位萧衍兄，自以为佛事做了一大堆，所谓的功德肯定是充塞天地了，殊不知，就在他这么想的当下，原本超越性的精神价值已经变成了世俗的物，原本可能有的功德也已经荡然无存了。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很简单：尽管萧衍在形式上皈依了佛教，而且做出了一系列近乎狂热的宗教行为，但其背后的动机仍然是占有欲（追求并占有更多更大的功德），所以他的一切行为实质上也仍然是一种功利活动。而这一点，恰恰与禅宗的真精神背道而驰。
禅宗的真精神是什么？
答案就是三个字——“做减法”。具体而言，就是消除占有欲，打破一切功利性的思维方式，放下对一切事物的执着（但并不是抛弃一切事物），把习惯向外看的眼睛转回来，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彻见人人本具、不假外求的自性。如此，你便能获得一种全然的觉醒。
所谓自性，其实就是佛性。但是，禅宗却喜欢用“自性”这个词，不太喜欢用“佛性”。比如，历代禅者会经常说些“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说佛一声，漱口三日”之类的话，甚至动不动就叱佛骂祖、烧毁佛像，其原因就在于：禅宗不仅希望你放下对世间万物的执着，还希望你放下对种种宗教形式的执着，更希望你放下对“解脱”“成佛”“涅槃”等佛教终极价值的执着。
有僧问大珠慧海：“如何得大涅槃？”
师曰：“不造生死业。”
曰：“如何是生死业？”
师曰：“求大涅槃。”
这位可怜的僧人被慧海禅师搞懵了：我出家的目的、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离生死、求得涅槃，可为什么我一心求涅槃，到头来反而成了生死轮回的原因了呢？
这位学僧并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跟梁武帝其实堕入了同一个陷阱——执着。
《盗梦空间》的现实版：如何从梦境中醒来？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第一句话就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在佛陀看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坐拥无尽宝藏的“超级富豪”（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某天忽然打了一个盹儿，然后就开始做梦（妄想），在梦中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四处流浪的乞丐，并把梦中所有东西都当成是真的（执着），于是拼命索取、占有、争夺，然后就生出了永无止境的烦恼和痛苦。
在这场远比《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都更加逼真、更加庞大、更加难以醒来的虚拟现实和梦境中，所有人都忘记了自己原来的身份（迷失自性），所以万分投入、沉迷不醒、执无为有、假戏真做。我们忘情地在其中演出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经历了一世世的生死轮回，享尽了很多实际上是梦幻的快乐，吃尽了无数实际上是泡影的苦头。
直到有一天，一个已经醒来的人（佛陀、禅者），重新回到梦里告诉我们：“醒来吧，不要再做梦了，你本来就拥有无尽的宝藏（自性本自具足），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放下对这个梦境里面所有东西的贪恋和执着，让自己彻底醒来！”
也许在这场梦里，我们每个人经过辛辛苦苦的打拼，已经摆脱了乞丐的角色，混成了富豪、政客、明星、教授等各种各样的牛人，但是，所有这些身份及其梦里拥有的一切东西，跟我们梦境之外的真实身份比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在已经觉醒的人眼中，这些“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东西，恐怕只能算是一个笑话。
但是眼下，绝大多数人都听不进觉醒者的话，因为我们都活得太现实了——谁愿意相信，自己拥有的高官厚禄、豪宅美女都是梦幻泡影呢？即便多数人在这个梦里都只是平凡的草根，付出半生的辛苦才能买一套房子，可生活还是挺让人向往的不是？所以，我们反而把觉醒者讲的当成了笑话，然后继续妄想、继续执着、继续占有、继续争夺、继续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继续累死累活地攒钱买房。
只有少数人听懂了觉醒者的话，走上了修行之路。
可是，“执着”始终是这场梦境牢不可破的底色。
比如，萧衍兄开始修行了，可他仍然是用“做加法”的习惯在修行：在做皇帝的业余时间里，他加上“佛事”；在阅读百官奏章之余，他加上“读经”；在盖宫殿的同时，他加上“盖寺庙”；在治理国家的政绩上面，他又加上佛教修行的“功德”。于是，觉醒者教人解脱，可他反而给自己套上了一层又一层枷锁；觉醒者教人放下，他反而在世俗事务上又增添了宗教的执着；觉醒者教人醒来，他却往梦的更深处义无反顾地挺进。
用禅宗术语来讲，这就叫“梦中说梦，头上安头”。
同理，参访大珠慧海的那个学僧也一样。他听觉醒者告诉他，修行的起点就是“放下”，终点就是“醒来”，于是就把世俗的生活全然抛弃，迫不及待地剃度出家，然后又把“醒来”当成了一种可以追求、可以得到的东西，并且在梦境中跋山涉水、苦苦寻找，甚至找得比当初还没出家时找工作、找房子、找老婆还辛苦。试问，他这么找下去，除了跟萧衍兄一前一后地往梦的更深处挺进之外，除了继续“梦中说梦、头上安头”之外，还能怎么着呢？
只要不是用正确的方式“做减法”，就跟觉醒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也就是说，在修行之路上，你除了放下对所有俗世事物的执着，还要放下对所有宗教事物的执着，到最后，甚至连“不执着”这个观念都要放下（因为把“不执着”牢牢抓在心里不放的人，其实是最大的执着，佛称之为“法执”）。到这一步，你的修行才算有了一点儿真消息。用禅宗术语来讲，这才叫“一丝不挂”！
阳明心学（儒学）的修行方式，跟佛道两家一样，都是“做减法”，这是中国文化三大谱系最基本的共同特征之一。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不管是禅宗还是心学，教人“做减法”并不是要叫你放弃一切，而只是叫你放下对一切的执着。换言之，需要改变的并不是你的外在生活，而是你的心；需要放弃的并不是你的家庭和工作，而是你一直紧抓不放的种种不健康的生活态度。
实际理地，不染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
“实际理地”是什么？就是你的心。
“万行门中”是什么？就是你所有的外部生活。
只要你的心能够保持健康，你就不需要刻意改变你的外部生活。
阳明的学问之所以叫心学，禅宗之所以又叫“心地法门”，就是因为一切修行都是指向你的心，指向你的态度、观念、思想、人格。只要你的心能够做出转变，只要你的态度、观念、思想、人格都能像一个真正的觉醒者一样，那么当下你就醒来了。
你的解脱不在深山老林，而在当下的滚滚红尘中。
你的涅槃不在他方净土，而在当下的生死轮回中。
从事相上言，一个觉醒者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跟往日并无不同；但是从实际上看，一个觉醒者生活中的一切，又都与往日截然不同。
因为，你的心已经放下对世间万物的贪恋，所以红尘就不再是原来的红尘，而是一座任你自在修行的庄严道场——“青青翠竹（喻世间万物），尽是法身（自性）；郁郁黄花（喻世间万事），无非般若（智慧）”。
并且，由于你的心已经放下对“垢净、迷悟”的分别，所以生死也不再是原来的生死，而是一场任你自由出入的奇妙梦境——心能转境，则同如来（觉醒者）；心随境转，则为众生（做梦者）。
我们都是“重度梦游症患者”，醒来谈何容易？
然而，心的转变又谈何容易呢？
这会儿，小萧同学被阳明老师狠狠刺了一下，痛倒是很痛，但就是不悟。
阳明一看小萧的那张苦瓜脸，就知道这孩子属于“重度梦游症患者”，不可能用禅宗的机锋一下子点醒，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传统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治疗方案，说：“人必须有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心，才能克除种种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克己）；做到这一点，你才能成为你自己、成就你自己。”
小萧一脸委屈地说：“我也很想为自己负责，可不知为什么，总是难以克己。”
阳明：“你且说说看，你是如何为自己负责的？”
小萧低头想了半天，说：“我也一心想做个好人，自以为这应该就算为自己负责了。可刚才仔细想了一下，看来也只是为躯壳的自己，不是为真正的自己。”
阳明：“真正的自己岂能离得了躯壳？恐怕你连为躯壳负责都做不到，更不用说为你的心了。这些暂且不提，就说你那个躯壳的自己吧。躯壳指的，不就是耳目口鼻四肢吗？”
小萧激动地说：“我就是被这些害苦了。目要看色，耳要听声，口要尝味，四肢要玩乐，所以才克服不了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
阳明：“老子说过，‘美色令人目盲，美声令人耳聋，美味令人口爽（“爽”非快乐之意，而是味觉败坏之意），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过度的感官享受势必损害人的健康。可见，这些都是害你躯壳的，岂是真为你的躯壳？若真为躯壳，便要‘做减法’。”
小萧紧张地看了一下周围，低声凑近阳明，说：“先生，您背错台词了。按照《传习录》的台词，您现在应该把儒家的伦理规范‘礼’提出来，然后告诉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什么的。”
阳明撇了撇嘴：“我知道，那是老台词了，针对的是咱明朝人的问题，而且只有在咱这种古代的语境下来谈才有意义。冯友兰不是说了嘛，为了解决后世的问题，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只能接着它的智慧和精神往下讲，不能照着那些文字和教条‘炒冷饭’。说白了，只要讲的东西是对的，台词怎么改都没关系。”
小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我是不是也要改个台词，问您一句：‘做减法’是什么意思？”
阳明：“嗯，请把本书翻回前面几页，再看一遍。”
小萧赶紧翻回去，认真地看了一遍。
阳明：“看明白了？”
小萧支吾着：“先生要是有时间，就再给我说说。”
阳明无奈摇头。
小萧有点儿难过：“咋啦？”
阳明：“你终日向外驰求，追名逐利，都是为着躯壳外面的物事，根本不识心之本体。其实，我在《传习录》那段老台词中说了一大堆，意思只有一个：你的一切言行，都是由你的心主宰的，若不想让过度的感官欲望损害你的躯壳，就要从心入手。所谓‘克己’，就是要在心上‘做减法’，只要发觉一丝执着和占有欲在心里萌生，就要像被刀割针刺一般，非得去了刀，拔了针，才肯罢休。这才是自己为自己负责，也才是真正的‘做减法’。可你如今还在一心‘做加法’，正是认贼作子，谈什么为己之心，又谈什么‘克己’？”
小萧听完，深深地把头耷拉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阳明刚刚起床，擦了把脸，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阳明走出屋外，看见小萧正和几个同学在院子里吵得不可开交。
阳明立在台阶上，微微咳了一声。
一个同学跑过来，愤愤然地说：“先生，这小萧不知道抽什么风，天没亮就跑出去了，把他的银子和随身衣物全都散给了街上的乞丐，还回来找我们要银子和东西，也要拿去散掉，您给评评理，这叫什么事儿？”
小萧急得跳脚：“你才抽风呢！我这是帮你们放弃执着和占有欲，知道不？”
另一个同学骂：“得了吧你，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
小萧回击：“你才脑子进水了……”
阳明看了看小萧，又看了看其他同学，接着又抬头看了看天，然后反剪双手，一言不发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径直出门散步去了。
小萧和同学们静默片刻，目送阳明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处，哗的一下又吵开了。
外面的大街上，一个富少鲜衣怒马招摇过市，眉眼间却愁云密布；一个乞丐蹲在墙根下抓跳蚤，神情却自在逍遥；一只老鼠被一条狗追得满世界乱窜，几只猫在旁边淡定围观；一个官差掀翻了路边商贩的小摊，一个小偷趁乱摸走了官差身上的银两；从东边走来一列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从西边走来一列出殡队伍，哭哭啼啼，好不凄凉。
阳明止住脚步，立在当街。
天上流云变幻，阳光时隐时现。
世界是如此喧嚣而真实，又是如此寂静而虚幻。
王阳明之后五百年，电影《黑客帝国》一口气拍了三部，部部叫座；《盗梦空间》风靡全球，看来马上会推出续集……
二 为人格补钙，让心灵吸氧
有一学者病目，戚戚甚忧。
先生曰：“尔乃贵目贱心。”
——《传习录·上·薛侃录》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在讲什么？
阳明的一个学生患了眼病，整天凄凄惨惨，忧闷不堪。
阳明对他说：“你这是珍惜你的眼睛，却轻贱了你的心。”
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跟这位“贵目贱心”的同学一样，一辈子忙忙碌碌，都是在为肉体操心、焦虑、奔忙，却很少去照顾自己的心，很少去在意自己的心灵是否健康。就像马斯洛说的：“对于那些向往明眸而不愿瞎眼的人，喜欢感觉良好而不希望感到难受的人，追求完整而不愿残缺的人，可以建议他们去寻求心理上的健康。”
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只懂得爱护自己的明眸，却任由自己的“心灵之眼”陷入黑暗；我们都很注重身体的完整和健康，却总是无视心灵的残缺和病变。
人活在世上，首先当然要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一个人除了这些，就再没有任何更高级的精神需求，那将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为人除了身体之外，还有精神和灵魂（在阳明这里统称为“心”），倘若人只知道重视前者，却轻视或遗忘后者，那就等于把自己降格为“非人”的低等动物了。
马斯洛曾经把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除此之外，马斯洛还提出了两种需要，即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但并未明确把它们归入需求层次排列中；一些研究者将这两种需要放在“自我实现”之前，从而把五个层次扩展为七个层次；另外还有研究者根据马斯洛晚年对超越性、灵性的研究和论述，提出“自我实现”之后还有更高的需要，即“自我超越”的需求。
生理需求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它包括食物、性、衣物、住房、医疗等等，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欲望和行为，都可以归入这个层次。
安全需求包括生命安全、生活稳定、职业和收入稳定、未来的保障等等，还包括对体制、秩序、法律、和平等的需要。
情感与归属的需求：情感的需求包括感情的付出和接受；归属的需求指的是人对家庭、邻里、朋友、同事、团体、社群、组织等的需要，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归属感。
自尊的需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偏于自尊自重的需要，如实力、成就、能力、优势，以及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另一类是希望获得他人尊敬、敬畏的欲望，如名誉、威信、地位、声望、荣誉等，以及对他人和世界的支配感、重要性、影响力等等。
自我实现的需求，一般认为是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级需求，它指的是人所具有的自我完善、自我完成的潜能，以及使人的潜能得以实现的倾向。“自我实现”与儒家和阳明心学常说的“为己”“成己”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把某些研究者所说的“自我超越”也纳入“自我实现”的话，并且考虑到马斯洛本人经常提及的“高峰体验”，那么这个最高层次的需求，也可以类比于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用马斯洛的话说，自我实现就是“一个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个画家必须绘画，一个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无法安宁。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
在这五大需求之外，马斯洛也很重视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可他之所以没有把这两种需要归入层次系列，是因为它们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所谓认知需要，指的是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即对人和世界的认识、了解、解释、研究等需要。在马斯洛看来，人的认知需要是永无止境的，它“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细致入微，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神学等方向发展，而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因此，人的这种认识过程，也可以称为“寻求意义的过程”。由于认知需要具有难以穷尽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它既可以在较低需求的层次上出现，例如获取知识，本身是认知需要，同时又能满足安全需求或自尊需求——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也可以在自我实现乃至自我超越的层次上出现，例如无数智者哲人对宇宙人生的体悟和探究。
所谓审美需要，是指人对美的感受、欣赏、体验、创造，也包括人对事物的对称感、适度感、条理感、完善感的需要。马斯洛虽然对审美需要所谈不多，但是从他对“高峰体验”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窥见“审美”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我希望你想一想你生活中最奇妙的一个体验或几个体验——最快乐的时刻、着迷的时刻、销魂的时刻，这种体验可能是由于恋爱，或者由于听音乐，或者由于突然被一本书或一张画‘击中了’”。极致的审美体验往往带来“高峰体验”，并且能够“让人在主观上处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例如，诗人和艺术家在创作的狂热时候，他周围的事物和时间的流逝对他丝毫没有影响”。
由于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且与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密不可分，所以很难被放在需要层次系列的哪一个位置上。尽管如此，有一点还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都是属于人的高级需要，因为它们都指向人的精神和心灵领域。
中国人为什么一直停留在低级需要中？
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具有从低到高的阶梯特征。也就是说，在高级需要出现之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要；只有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或者部分得到满足之后，高级需要才有可能出现。
这一点，其实就是古人常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的中国社会之所以普遍缺乏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原因之一就是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还太低，使得大多数人不得不为衣食奔忙，导致较低级的需要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缺乏高层次需求的全部原因，那就错了。
当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具有从低到高的递进关系时，他并没有说人在一个时候只能有一种需要，也没有说某种低级需要必须百分之百得到满足之后，更高级的需要才会出现。事实上，马斯洛认为，“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需要都会部分得到满足，同时又都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他假定了一组数字，说：“也许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求、70%的安全需求、50%的爱的需求、40%的自尊的需求、10%的自我实现需求。”
除了各种需要会在同一时候不同程度地出现之外，马斯洛还认为，当一种需要得到一定满足、新的需要出现之际，这种出现“并不是一种突然的、跳跃的现象，而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到有”。例如，当需要A仅满足了10%，那么需要B可能还杳无踪影。然而，当需要A得到25%的满足时，需要B可能会显露出5%，当需要A满足了75%时，需要B也许就会显露出50%。
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并非一个需要得到100%的满足，更高级的需要才会出现。
因此，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如果说一般中国人还普遍停留于较低层次的需要，是因为“仓廪”还不够实、“衣食”还不够足的话，那么社会上为数不少的先富起来的人，为什么也跟我们这些草根一样，始终在最基本的需要中打转，却迟迟产生不了更高级的需要——如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自我超越需要呢？
一个人买一套房，肯定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买两套、三套，也许是出于安全需要；可要是买四套、五套、七八套、几十套，又是出于什么需要？
一个人戴一块表是出于基本需要，可如果天天换表，且都是名表，因而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表哥”，又是出于什么需要？
一个人娶一个老婆（或嫁一个老公）是出于生理需要和爱的需要，可动辄几十上百号情人，是出于什么需要？一顿饭吃几十或几百块，是出于生理需要，可那些动不动就在网上炫富爆乳晒干爹的人，那些身为“人民公仆”却动辄给干女儿买豪车、买别墅、买“连体钞票礼服”，且一顿饭就花掉几万块的人，又是出于什么需要？
根据马斯洛的研究，一个正常人只要满足了低级需要，其高级需要就必然出现。然而在中国，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即便低级需要已经100%得到满足，他们仍然会在同等级的需要上继续追求500%、1000%，而偏偏产生不了高级需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
当我们国家至少还有80%以上的同胞，仍然在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安全需要而累得像狗一样时，这个国家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却已然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中坚力量，并已在2012年春节期间，令中国一举超越日本，摘取了“全球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的桂冠。而让我们尴尬的地方在于：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仅为5414美元，排名世界第89位，日本则为45 920美元，排名第18位。
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平均生活水平仍然位居世界末流的国家（据统计，中国还有1.28亿人每天的消费只有6.3元），另一方面，我们却又是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奢侈品消费“全球一哥”，如此巨大的反差，到底凸显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
那些挥金如土的中国富豪，以为用世人梦寐以求、垂涎欲滴的奢侈品把自己包装起来，就成了高档次的人，就拥有了别人望尘莫及的高档次人生，可事实上，他们仍然是在低级需要上汲汲营营的低品质的人。
马斯洛因提出“需求层次理论”而荣膺“人本心理学之父”，并成为现当代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可假如他还在世，且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怪现状，发现中国人已经用实际行动突破并颠覆了他的理论，不知他会做何感想，情何以堪？
综上所述，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致使中国人普遍停留于低层次需要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仓廪”还不够实、“衣食”还不够足，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我们很“匮乏”，却不懂得成长
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自尊需求，都属于人的基本需求，可以称为“匮乏性需求”，而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包括认知需求、审美需求、自我超越需求），则可以称为“成长性需求”。
“匮乏性需求”与“成长性需求”有什么区别？各自具有怎样的作用？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把人的生命看成一棵树的话，那么“匮乏性需求”就是一个坑，而“成长性需求”就是一株苗。倘若一个社会拥有健全的价值观，那么它自然会告诉每个社会成员：你来到这世上的任务，就是养活并养好你自己的那棵树。而种树的方法，首先当然要去找足够的土来把坑填满，然后定期给树苗浇水施肥，它才能成长。
要把这棵树（生命）养活养好，坑（“匮乏性需求”）是必需的，土（为了满足种种基本需要而采取的行动）也是必需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树苗（“成长性需求”），以及对树苗的栽种和培育（为了满足“成长性需求”所采取的行动）。
可是，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健全的价值观，那麻烦就大了，因为根本没人告诉你，那个坑是让你种树用的。不知道这一点，你就只能一直往坑里填土，纵然你说这一铲土是阿玛尼出品，那一铲土是爱马仕制造，连挖土的铲子都挂着LV的商标，可问题是：你把自己的那株小树苗忘到哪儿去了呢？
今天，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种种“匮乏性需求”早已得到了满足，可当这些需求被满足之后，中国人却失去了方向，不知道生命力该往何处挥洒，不知道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生命之树种进你好不容易填好的坑中。
“匮乏性需求”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成长性需求”的极度萎缩。在今日中国，不要说我们已经很难看见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人，就算是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也已渐渐从大多数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消失了。
以人均年读书量为例，据最新的调查显示，全世界人均年读书量最大的国家是以色列，每人每年读书64本（可敬又可怕的犹太人），俄罗斯55本，日本40本，美国21本，法国14本，韩国11.9本，中国4.35本。当然，这些数据可能不一定准确，但撇开数字不论，仅以我们的日常经验来看，中国人不爱读书显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的这句老生常谈到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尽管知识的载体和介质会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一定读实体书才叫读书，可无论如何，对人类知识的广泛摄取，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始终是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犹太民族之所以被誉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民族，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知识和教育的重视。毫不夸张地说，犹太民族对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望其项背。
如若不信，不妨来看看下面这张名单：
思想界：耶稣、马克思、弗洛伊德、柏格森、胡塞尔、马克斯·韦伯、卡西勒、卢卡契、维特根斯坦、马尔库塞、弗洛姆、波普尔，当然还有马斯洛，以及我们前文介绍的“意义疗法”创始人弗兰克。
科学界：爱因斯坦、量子力学奠基人尼尔斯·玻尔、“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氢弹之父”特勒、“控制论之父”维纳、青霉素发现者弗莱明、链霉素发现者瓦克斯曼、脱氧核糖核酸发现者阿瑟·科恩伯格、直升机发明人亨利·斐纳。
文学、艺术界：海涅、里尔克、茨威格、卡夫卡、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左拉、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索尔·贝娄、塞林格、“黑色幽默”代表人物约瑟夫·海勒、毕加索、门德尔松、卡拉扬、卓别林、斯皮尔伯格、保罗·纽曼。
商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垄断财阀摩根、红色资本家哈默、牛仔裤大王李维·施特劳斯、通信之王路透、报界女强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威廉·佩利、全美广播公司总裁萨尔诺夫、《纽约时报》创办人雷蒙、《花花公子》创办人赫夫纳、好莱坞巨头华纳兄弟、米高梅公司创始人洛伊、派拉蒙公司掌门人米克尔。
这些都是犹太人吗？
是的。
犹太人凭什么这么牛？
答案或许就在下面的两条犹太格言中：一、宁可变卖所有的东西，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为了娶得学者的女儿，就是丧失一切也无所谓。二、假如父亲与教师同时坐牢而又只能保释一个人出来的话，做孩子的应先保释教师。
一个如此尊重知识、信奉“教育至上”的民族，岂能不牛？！
当然，中国人也历来重视教育，但是，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严重扭曲时，教育也注定无法独善其身。事实上，当下的中国教育早已跟随社会和时代同步异化，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教育的本质，沦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功利活动了。
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国的“应试教育”“填鸭教育”颇有微词，一直在呼吁“人格教育”和“素质教育”，可是，如果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还围绕着“匮乏性需求”打转，如果我们都把掌握知识当成占有更多外物的手段，那么中国教育又如何跳出“应试”和“填鸭”的泥沼？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始终无法意识到“成长性需求”对生命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年人都不懂得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心灵健康，那么我们又能给予孩子什么样的“人格教育”和“素质教育”？
当一个人的身体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时，我们会说这个人病了；可当一个人的人格长期缺钙、心灵长期缺氧时，我们却认为他是健康的。
这就是阳明所说的“贵目贱心”。
如果我们不想让这种“贵目贱心”的病态价值观进一步恶化成致死之症，那么，我们就必须懂得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停下追逐物欲的脚步，为我们的人格补一点儿钙，让我们的心灵吸一些氧。
传承古人的生命智慧，遵循阳明心学（以及儒、释、道传统文化）所讲的做人之道生活，就是为我们的人格补钙；学习古今中外一切有益于心灵的思想学问，唤醒心中沉睡已久的“成长性需求”，学会做一个有高层次追求的人，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吸氧。
一个懂得为人格补钙、让心灵吸氧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由大多数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三 死亡的真相&生活的态度
萧惠问死生之道。
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
问昼夜之道。
曰：“知昼则知夜。”
曰：“昼亦有所不知乎？”
先生曰：“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甚么死生？”
——《传习录·上·薛侃录》
儒家对死亡的态度
在阳明的学生里面，萧惠是悟性比较低的一个，例如上回阳明教他“做减法”，他就做得一塌糊涂。不过，小萧同学有一个优点，就是喜欢思考。比如从懂事的时候起，他就经常思考一个很现实又很严肃的命题——死亡。
死亡是怎么回事儿？人死之后，究竟是陷入一种彻底的虚无，亦即人们常说的万事皆休、一死永灭？还是死后仍有东西继续存在，就像许多哲人以及宗教常说的灵魂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