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通过思想实验，第二性质不仅被间接地量化，而且获得了一种类似几何学中的理想极限。几何学是一门理想科学，比如几何学上的线是完全直的，圆上的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完全相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条绝对直的线，没有一个绝对圆的球体。科学家曾花了几百万欧元做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圆的物体，圆到什么程度？我们地球上最高的地方是珠穆朗玛峰，最低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二者相差近2万米。即便如此，地球也比几乎所有乒乓球更圆。但如果把科学家做出的这个东西放大到和地球一样大，它的最高处和最低处只相差14米。然而就算这个球也不符合几何学中对圆或者球的定义。理想的球体放得再大，表面也没有高低差，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找不到几何学中的形状，几何学家只有在思想中才能把它们搞出来。
现在通过思想实验，第二性质也具有了类似几何学的理想极限，比如粗糙的反面极限就是无限光滑。无限光滑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是不存在的，但是通过思想实验，我们可以设想，既然小车经过的平面越光滑，小车运行的距离就越远，那么如果平面无限光滑，小车就会永远运动下去。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不会出现的。
借助于思想实验，科学家做到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做到的事情。牛顿借此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任何物体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比如运行的表面无限光滑，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如果一开始是匀速直线运动，它就永远匀速直线运动下去，如果一开始静止就永远静止下去。牛顿所描述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但是他通过思想实验把它创造出来了。这里面还涉及物理学的数学公式，第二性质被量化的过程等同于物理学原理的发现和物理学公式的诞生。当我们设计出一个实验测量粗糙程度时，我们就是在通过一个公式体现粗糙程度和距离之间的某种关系。随着这个公式的发现，我们也获得了极限状态，在物理学家眼里，现实世界中达不到的极限情况反而成了最基本的理想情况，描述理想情况的公式因为简单而被视为原理。这些情况在生活中找不到，只有在思想实验中才能被发现。现实中没有无限光滑的地面，所以牛顿第一定律永远无法在现实中验证，但是物理学家相信这个原理。
高中同学都学过自由落体，任何一个物体，不管有多大的质量，在真空中下落的加速度都是9.8米每二次方秒。也就是说，如果在真空中，羽毛和铁球会下落得一样快。高中老师一定会给你们做一个实验——抽空一个玻璃筒中的空气，让铁球和羽毛同时落下，然后告诉你们这是自由落体运动，反过来说，日常在空中飘落的羽毛是不自由的，它受到了空气阻力的作用，只有在真空状态下的下落才是自由的。大家想想，在这里，我们对自由的概念发生了一个转变，以前我们看到羽毛在空中飘着认为是最自由的，但是现在羽毛要像铁球一样往下掉才叫自由，这说明我们对世界的观念、对自由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我们认为最自由的基本状态应该是不受任何阻力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不了的状态，这是只有物理学原理所能达到的状态。
如何证明物理学原理？物理学原理是由公式体现的，公式具有实践上的预测功能。我们做若干次实验后可以得到一个公式，但实验不可能无限做下去。例如，关于粗糙程度与距离的关系，我不会不停地将这个实验做下去，做了三次就可以证明表面越光滑，小车滑得就越远，我可以预测或是预言，如果以后发现了更光滑的表面，小车将运行得更远。当然，预言也有可能失败，得出的公式有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存在一些我们暂时没有发现的因素。这都没关系，因为科学允许根据未来的经验对公式做出改进，甚至推倒重来。但不管怎么说，公式是有预测功能的，而且我们对公式的验证通常也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我们要求实验精度越高越好，这是在模仿思想实验中的理想情况、极限情况。
通过公式，现实世界中的物理问题就转移到了数学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我们不需要再去考虑物体的物理属性，而只需要以数学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操作。物理学家首先通过在实验室里的观察和测量获得一些数据，然后再把这些数据输入公式，最后通过公式来操作这些数据。在操作公式的过程中，数据和物理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完全是在进行数学操作，只是到了得出最后结果的时候，他们再把它从数学翻译回物理学，这叫输出。输入和输出是物理学的事情，中间的过程是纯数学的，一旦进入纯数学领域，这些操作就远离了感性经验以及质的束缚，大大提升了解决旧有问题、开拓新领域的能力。这是比较难理解的部分，我们来打个比方。
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中，无法直观地感知四维空间，因此，对于四维空间的超正方体有什么性质，我们是无法直观感知的，甚至连想象也不行。据说有人能直观地想象四维空间，据说数学家布尔[13]的女儿就可以，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意义上想象的，反正我不行，因为一般而言，我们的大脑就是这样设计的，我们被束缚于我们的感官经验中。
但是，我们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理解四维空间。比如，二维正方形的面积等于边长的平方，三维正方体的体积等于边长的立方，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四维的超正方体，但是我们可以轻易地推出，它的超体积应该是边长的四次方。虽然我们无法直观地看到它的超体积的全貌，但是借助于数学，我们发现很容易计算出四维超正方体的一切特性，不仅是它的超体积，还包括它有几个顶点、几条边、几个面、几个体等。并且我们还可以将之推广至n维空间的各种形状，比如五维空间的超超正方体的超超体积是边长的五次方，n维空间的超正方体的超体积是边长的n次方……虽然我们连四维空间也无法直观地想象，但是通过数学（这里主要指代数），把上面这个小标（次方数）变一变就可以了。
现代的超弦理论告诉我们，时空一共有11维，这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经验能力，但是对于数学而言这就相对简单了。从数学（代数）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所处的三维平直空间只是一个特例，不仅有高维空间，还有弯曲的空间，比如黎曼空间[14]、罗巴切夫斯基空间[15]等。爱因斯坦认为我们的空间是黎曼几何所描述的空间，但是我们只能感觉到平直空间。正如地球是圆的，但是我们总觉得地面是平的。通过数学，我们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眼界。如果从纯粹数学的角度看，我们所熟悉的欧氏几何其实只是特例。这就好比物理学家通过望远镜发现，我们现在所居住的星球只不过是太阳系中的一颗小小行星，而太阳也只是银河系千亿颗恒星中的一颗而已。我们只不过是浩瀚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种生物，绝非什么宇宙的中心。这就是前面我提到的平庸原则，从数学的角度看，可以说，平庸原则说的就是我们的感官经验相对于数学所开启的无限可能性的狭隘性，从科学打开的视野来看，我们也就是这么回事。一旦物理学被数学化以后，就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的领域中进行更大范围的操作，解决旧问题，发现新问题。
抽空意义的真理
但是数学化是有后果的，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要确认一点，物体是各种性质的载体，我们所能看到的、摸到的是它的性质，物体要借助于性质来显现、来表达。
下面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作生活世界，就是我们日常周围的世界；和生活世界相对的世界，我们称为物理世界。生活世界中的物体存在于感知的空间中，它的各种性质在主观的感知中以质的方式显现。比如，我看到这个杯子和你们看到的杯子的显现是不一样的，物体对每个主体的显现都不一样。但是，物体的客观同一性本身可以借助于主体间性获得保障，而并不要求显现性质本身具有完全的同一性。比如，我看到的杯子大一点，你看到的小一点，你可能觉得杯子比较粗糙，我觉得比较光滑，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一般会承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东西。虽然显现是主观的，但是主观性通常不会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客观性的要求，我们仍然认为物体是客观的、独立于我们观察的东西。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具有你的状况，看到的东西大概和你是相同的，这是一种很基本的经验。在哲学上，这种由各个主体的主观显现之间的相互协调性所保证的客观性被称为交互主体性。还有一个表达这种经验的概念是共通感或共同感（common sense），或者也可以被翻译为常识。
但是在以伽利略为代表的物理学家看来，生活世界中的常识所保证的客观性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靠的，否则我们也不会都认为太阳似乎是绕着地球转的。物理学家对客观性和同一性有一种强迫症，他们不仅要求保证物体本身的同一性，而且要求保证物体显现方式的同一性，换言之，显现方式也不能是主观的，所有的性质必须都是客观的。因此，物理学将一切显现的性质都还原为符合数学公式的数量，这样一来，物理学中的物就成了数学规定性的载体，它不再存在于日常的感知空间中，而是存在于不可见的数学空间中。日常的性质总是对主体（人）显现的，但是物理学要去除显现。比如，粗糙感和冷热，这些主观的显现需要被客观化，要把冷热变成温度，把粗糙变成一个摩擦系数，并用数学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实验和测量将主观显现转变为客观的数学规定后，物体就不再具有任何主观性质，完全客观化了。在物理学中，不仅物体本身是客观同一的，物体的性质也是客观同一的，对每个人的显现都一样，比如一杯水是30℃，不管你感觉到的是冷是热，它都是30℃。所以温度和冷热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用温度代替冷热了。
这么一来，物理学中的物其实是无法被我们感知到的。它本身取消了显现方式的多样性，达到了对所有主体都一样的绝对客观状态，而这意味着它根本就不再依赖于主体了。如果对所有主体（人）来说，这杯水都是30℃，那么这种客观同一性恰恰取消了主体（人）。主体（人）可以在物理学的语言中被约除，在物理学中没有人的地位。哪怕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消失了，这杯水仍然是30℃。所以物理学中的物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是同一杯水，但实质已经不同了。物理学中的物是不可感知的东西，物理学不要求感知，它排斥感知，因为感知必然是主观的，而物理学要达到一种绝对的客观性。追根溯源，这是因为物理学家惧怕主观性，他们认为我们的感觉器官不可靠。然而，对绝对客观性的追求就是对主观显现的排除，也就是对人的排除。
虽然感觉性质的规定性和数学量的规定性在实质上截然不同，但是却具有某种类似性，这可以从语言上体现出来。冷热是一种主观的描述，温度是客观的描述，二者有本质区别，但是我们用温度代替冷热好像很自然，但这只是语言上的相似性（冷、热、温）。我们为数学规定性命名时，所借助的依然是日常描述感觉的语言，因为描述感觉的日常语言是一切科学术语的根源。不仅如此，在宏观物理学中，生活世界中的物和物理学中的物之间的差别还因为作为载体的物本身的同一性而被进一步掩盖了。比如，虽然生活世界中的物的性质是冷和热，物理学中的物的性质是温度，但我们还是认为物本身是同一个东西。尽管二者承载的东西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认为承载者是一样的。好比一个人换了件衣服，但是人还是那个人。本来生活世界中的这杯水承载着冷热，科学给它换了一身衣服，它现在承载的是温度了，但水还是同一杯水。这导致我们在讨论物理学中的物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用生活世界中的感性物来替代它们，仿佛二者是一回事，只不过物理学的描述更为精确而已。在宏观物理学中，在伽利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中，这多多少少掩盖了物的数学化所带来的后果。
但是到了微观世界就不一样了。随着物理学向微观领域的发展，第二性质向第一性质的还原具有了另一层意义：宏观物的第二性质被还原为微观物的第一性质。比如，温度进一步被还原为分子、原子的运动，颜色被还原为光的波长。热力学告诉我们，热现象其实是大量分子做运动的统计学结果。也就是说，冷和热被还原为温度只是第一层次的还原，最终还要被还原为物体分子的运动（运动当然也是第一性质）。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单个分子有没有温度？如果温度高低背后的物理机制是大量分子运动的剧烈程度，那么单个分子就谈不上有温度。任何东西都应该有个温度不是吗？但分子的确没有温度。
分子不但没有温度，而且没有颜色。因为颜色也是一种宏观现象，其原理是物体反射一定波长的光而导致的，作为主观性质的颜色最终可以被还原为客观的、可以通过测量量化的波长。因此，询问一个分子或一个原子的颜色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微观物体既没有温度也没有颜色，在微观的层面上，留下的只是作为第一性质的广延和运动。
但是，我们如何想象一个没有第二性质、只有第一性质的东西呢？我们通常将分子或原子想象成小球，但是我们如何想象一个没有颜色的（也不是透明的）小球？如何想象我们触摸这个小球，既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热？大家可能会说，微观粒子这么小，我们本来就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什么矛盾啊！但是，我在这里说的看不见、摸不着，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不够细致，好像我们缩小到分子、原子的大小就能感知它们似的。不是这样的。微观物体在本质上就是不可感知的，因为所有可感性质都被还原成广延和运动了。因此，我们在根本上无法直观地感知甚至想象它们。
虽然我们无法直观地（感性地）想象微观世界，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以某种方式来理解它们。因为即便它们没有第二性质，物理学家还是为它们保留了第一性质。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必须的，因为如果连第一性质也要被还原的话，物理学家将很难说服自己他们所研究的对象还是物体，而物理学毕竟是关于“物之理”的研究。
我们可以忍受构成宇宙的基本部分没有温度也没有颜色，但是我们无法想象它不占据任何空间。如果有一天物理学家发现，空间和时间也不是最基本的，也可以被还原呢？这件事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如前所述，伽利略所开创的近代物理学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它是数学化的物理学，它对物的操作完全是数学式的，真正与可感世界的接触只是输入和输出部分，前者是通过测量获得物体的数据，后者是将数学计算的结果再次翻译为物理世界的语言。正是在翻译输出的这一步，物理学家发现越来越困难了。量子力学得出了诡异的“波粒二相性”，就是说基本粒子的行为既像粒子又像波，虽然我们难以想象这一点，但可以看出物理学家仍然在勉力用日常经验的图像维持我们健全的实在感，试图说服我们和他们自己，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东西虽然非常奇怪，但仍然符合我们的感性经验，仍然可以被理解。但事实上，有没有可能物理学中所谓的物质实体和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到的物体完全是两码事，以至用任何关于后者的经验来想象前者都是彻底错误的呢？
其实，描写基本粒子的数学方程在数学上没有任何矛盾，只有将数学方程的结果解释为基本粒子的真实行为时，才会出现矛盾。虽然有矛盾，我们还是希望基本粒子是占据空间的东西，像桌子、瓶子一样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数学模型和方程将物理学家带到了一个连空间都被还原的地方呢？也就是说，通过数学操作，最后发现空间都不是宇宙的最基本组成。我们大概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然而，这种事情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据说现在最新的超弦理论认为，时空也未必是最基本的东西。
否定空间之基本性的理由不可能来自直观（包括想象），而只能来自数学。的确，如果说物理学已经被数学化，并且在此领域自由地驰骋，那么我们凭什么要求物理学所寻求的最终“基质”还要恰好能符合我们束缚于时空结构上的感性经验的期待呢？空间、时间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对我们人类而言的，是我们经验现实物体的前提条件，比如我们无法想象不在空间中的东西。但是物理学已经被数学化了，而数学（这里指代数）是不需要空间的。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外星人，它们不具有对空间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理解数学化的物理学，毕竟数学号称是全宇宙通用的语言。因此，在数学化的物理学中，的确没有什么理由阻止时空被还原为更基本的东西，这些更基本的东西由于完全摆脱了时空概念的束缚，因而可能只具有数学上的意义。
由此，我们大概应该将微观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看作一种数学对象，一切为帮助我们理解而试图以感性经验强加给它们的、便于我们想象的模型最终都将导致失败。目前在超弦理论中所使用的术语虽然也有空间和运动的痕迹，但是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弦不是类似琴的弦，自旋也不是地球的自转。虽然还是用这些语言，但是这些语言所描述的东西已经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了。说到底，它们只能用数学描述，但是无法把它们翻译成实实在在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已经不管用了。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排除了感觉器官，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所有的理解都是建立在物体对我们的感觉器官的主观显现基础之上的，但是科学把这个取消了，最后给出的结论一定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不仅我们无法理解，而且科学家自己也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生长在这个大地上的，是感官培养了我们的实在感和理解力。但是物理学的发展完全不在乎我们通过感官培养起来的意义世界。比如，科学会告诉我们，我们感受到所有的爱都是一些激素等，因为科学要排除感受，它认为感受是虚假的，真实的东西是感受背后的东西，只能用数学来描绘。比如，对于激素的化学反应方程，只有可以用公式写出来的，才是真实的。科学虽然告诉我们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是抽空了意义的真理，最终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真理。
结 语
我在前面说了很多科学的“坏话”，但是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想要大家无脑地反对科学，自然科学本身是人类智慧所发现的最为有效的预测手段。是的，预测是科学最本质的技能。因为我们相信万事万物的运动都遵循普遍的因果链条，所以科学家在实现对自然的数学化后总能以实验的方式猜测出暂时有效的公式。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初始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利用这些本质上是假说的公式预测未来的情况。如果将这项技能反过来用，我们就得到了改变世界的技术力量。就是说，我们预先想好了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根据公式就能反推需要什么样的初始条件。技术的本质就体现在这种控制结果的力量中。
只要运用得当，预测和控制本身当然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手段。在这点上，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福利无须多言。我在前面也说过，除了极端的复古主义者，任何人，包括我，都不会真正愿意再回到没有科技的时代了。但问题是，出于某种原因，科学与技术绝不愿意仅仅视自己为一种手段，科学要求成为唯一的真理，而技术则要求控制一切。可以将这两种要求分别称为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因此我们今天要反对的不是科学与技术本身，而是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在讲座的最后，我想就这两点简单地聊一聊。
科学主义的霸权
首先来聊聊科学主义对唯一真理地位的觊觎。我们必须承认预测很重要，即便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了，比如看云识天气、瑞雪兆丰年等。近代的自然科学让我们预测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然而，我们要知道，预测本身只是生活世界中诸多需求和实践中的一种。事实上，在伽利略之前，古人在判断一个理论是否为真理时，很少考虑它在预测方面的有效性，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理论是否告诉了他们世界为什么要这样运转。或者说，古人更关心目的论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能让他们安心，感觉自己真正理解了世界的真相。伽利略第一次让关于真相的发问改变了方向，他不再关心世界运作的目的，而是想着如何描述世界运转的过程。正因为此，尽管如今科学越来越发达，我们却始终无法解释宇宙的目的。我们在这个没有目的的宇宙中活得茫然失措。
言归正传。现代自然科学只是满足了生活世界中诸多需求中的一种，即预测，却将其放大为全部真相。我们之前说过，科学虽然预设了宇宙的终极真理，但在本质上是永远无法达到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幸运地达到了，科学家也永远无法证实这一点。这说明即使在科学自身的逻辑内部，终极真理和预测的有效性在本质上也不是一回事。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非常好地预测了行星的运动。假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才是宇宙的真相，那么牛顿的公式虽然有效，但理论却错得离谱，因为他认为真的存在一种超距的引力。但是爱因斯坦却告诉我们，引力根本不存在，是质量引起的空间弯曲导致了行星的各种运动。当然，我们根本无从得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否就是最终真相，甚至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由于科学技术在塑造我们的生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成功，我们现在已经被“洗脑”，认为能够预测的理论才是唯一的真理。这就好比百度地图的导航功能十分好用，并且因为我们只是忙于开车到达目的地，竟然将百度地图视为真实的大地，以至真实大地上的鸟语花香等因为与导航无关而被归入与真理无涉的诗情画意。
近代有一个大哲学家，叫胡塞尔[16]，他是现象学的创始人。针对自然科学这种片面性，胡塞尔提出了一种普全科学的概念。这种普全科学不像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自然科学那样只是将生活世界中的某一种实践活动（预测）片面放大，盖过其他一切，而是要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守护生活世界的全部意义。它不仅不会取消生活世界的各种意义，而且要通过某种方式（现象学还原）设法把它们之间的关联看得更清楚明白，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行动的目的和动机，以便做出更理性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建立这种普全科学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取消现有的自然科学，只要自然科学不再宣称自己的理论模型就是世界的真实图景，那么它的预测功能在普全科学中依然可以成为一种大受欢迎的手段。比如，如果自然科学以一种宣布真相的口气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包括人类视为珍宝的各种情感，说到底无非是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是一种科学主义的霸权，我们觉得一切意义都在这种越界的解释行为中丧失了。但如果自然科学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承认关于基本粒子的说法只是一种为了更有效的预测而提出的理论模型[17]，并且自觉在普全理性的指导下合理运用其预测功能，那么它就可以被改造为普全科学的一个部分。
然而，如今的自然科学即便不输出科学主义的霸权，也由于缺乏这种普全科学的视野而表现出某种片面性。这导致科学家们无法在一种普遍的关联中洞见自己研究的意义。如今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几乎完全脱节，以至科学家只管研究，而对研究成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完全不负责。因此，只有在一种普全科学所提供的洞见的指导下，我们才能真正知道想要达到的生活之路该如何走。
技术主义的支配
我在前面说过，技术的本质就是控制。另有一个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是胡塞尔的学生，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认为现代技术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整个自然甚至包括我们人类都成了被技术控制的对象。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难道不是我们人在控制着技术吗？未必！这里指的还不仅仅是技术失控的问题，如核电站泄漏，或者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工智能造反，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就是对人和自然整体的支配作用。
我们先来讲对自然的支配。古代也有技术，比如水车，通过河水的流动带动车轮转动，农民可以用这种动力来磨小麦。但是水车并没有支配河水，河水还是那样自由地流动，只是流经水车时不经意帮个小忙。人类很聪明，我们预见到河水的这种冲力，就预先放个水车在那里，这在本质上与利用太阳和风晾干衣服没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河水、太阳、风自然而自由，古代技术并不会让我们觉得自然被支配了。河水可以饮用、洗涤、冲刷，我们顺其自然打造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受惠于自然，自然也因此具有了人文气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成就。
现代的水力发电站好像只是古代水车的加强版，但其中的自然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假设我们要在河上建一座发电站。首先，我们需要用大坝截断河水的自然流动，以便造成水压差，形成势能。接着，水的势能可以通过操纵闸门的方式转换为飞流直下的动能，并将其传递给水轮机，水轮机带动发电机的磁芯旋转，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造出电流，最后再经过预先铺设好的电网传向需要电力的四面八方。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过程变得复杂了，但是基本的原则没变，都是自然在帮人类的忙，其实不然。我之所以用一系列专业的科技术语对此过程进行描述，是想让大家体会到，河水在整个过程中的意义只有在水电站的发电目的中才能得到理解。换言之，河水不再是自由自在的自然，只是顺带帮我们一个忙；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它成了发电厂的水力资源，是水力发电过程中势能的提供者，就像煤炭在火力发电中成为化学能的提供者，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用一种数学化的方式来算计河流了。例如，多大的水位差才能最终产生所需的电力？这像不像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会问的问题：需要打多少激素才能让小白鼠产生照顾后代的行为？
你们或许会说，河水可不光只是用来发电啊，它还养育着鱼群，甚至还是一道养眼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的确如此，但如果从现代技术的角度看，这些都是可供支配的对象。养殖技术可以将河水变为养殖场，就像采矿业将大地变为矿田一样，而旅游工业则努力将风景打造为参观的对象。这里面似乎看不到发电厂中那种明显的对自然的数学化，但是支配和算计的本质没有变。现代人常常有这样一些念头，吃东西想吃野生的，如果出去玩，觉得去充斥着旅游团的景点打卡没意思，最好要去看还没有被开发的原始景象。这说明我们下意识地觉得，被现代技术和工业所支配的自然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或者说，变味了。这种情怀表明，虽然我们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却本能地抵触它对意义的改变。
不仅是自然，人也无法逃离技术的支配。如今相当火的一个职业叫HR，也就是人力资源管理。人在工业技术所塑造的现代社会中也只不过是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一个部门需要多少人、什么专业的人？这些人是否需要是985高校毕业、计算机要达到几级？这些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预先定制的。每个人都在为成为可供利用的人力资源而努力塑造着自身，将充满体验的人生经历塞进一张格式化的简历表中。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无时无刻不被技术支配，各种电子设备正在偷偷搜集我们的爱好和习惯，交给大数据分析，再按结果将我们分门别类，以便为我们量身定制我们想要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并非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被分解成了各种数据资料，成为现代商业体系运作中的一环。注意，是一环，而非最终的目的。想想，到底是我们在使用手机，还是商业体系在利用手机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掏钱？再想想，我们有多少欲望是被现代商业体系制造出来的？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欲望，都成了资本自我增值的手段，据说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编剧可以精确地计算我们的情绪，以便炮制出让我们买单的影视剧。
现代技术和资本的结合，从方方面面支配了我们的生活。资本可以被视为价值领域中的技术力量，因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以量化的方式抹除了不同事物之间价值的多元性。在资本体系中，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可量化的价格。正如对于工业体系而言，河水和煤炭等只是可量化的能源，对于商业体系而言，苹果、香蕉等味道不同的东西也都只是赚钱的生意。正是这种抹平一切差异的量化力量，让技术与资本的联合支配了一切。在这种支配中，我们所失去的不仅是各种事物意义的多样性，而且丧失了自我，我们最终成了不停运转的技术和资本机器中的零部件。卓别林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的精彩表演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针对现代性的这一病症，各路大神开出了各种药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展开了。我个人比较认同阿伦特的一个说法，人在本质上是行动者，每一代新生的人类都具备开端启新的能力。现代科学的出现本身正是当年伽利略那一代新人类的创举。正如行动的后果一样，行动的开端也不可预测。只要大地上依然有人类诞生，就始终有新的可能性产生出来。你们正是最新一代的新新人类，如果这一讲能够在你们心中埋下一颗意义多样性的种子，那么假以时日，经过细心呵护，或许有一天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高松）
[1]这是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E. Pauli，1900—1958）的一句名言。他是美籍奥地利物理学家，194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泡利生性挑剔，言辞尖刻，当有人和他讨论问题时，如果他认为别人错了，他会有三种评价，分别为“wrong”、“very wrong”和“not even wrong”。“not even wrong”是最严重的错误，意思是，连称为错的资格都没有。
[2]犹太谚语。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在1985年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致辞便以此一谚语为名。
[3]刘慈欣（1963— ），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其《三体》在2015年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
[4]由法国导演吕克·雅克执导，于2005年上映，获第78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其影响之大以至弗洛伊德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著有《梦的解析》等。
[6]哈罗德·康平（Harold Camping，1921—2013），美国“家庭广播电台”（Family Radio）的创办人，以多次失败地预言末日降临而闻名。
[7]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的创始人，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等。
[8]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英籍匈牙利科学哲学家，曾接受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指导，后期被波普尔影响，著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
[9]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奥裔美国科学哲学家，在认识论上持无政府主义立场，著有《反对方法》等。
[10]艾伦·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英国著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计算机逻辑的奠基者，提出“图灵机”和“图灵测试”等重要概念，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后因性取向遭政府迫害，食毒苹果自杀。
[11]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原子核物理学之父，被公认为是继法拉第之后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因“对元素蜕变以及放射化学的研究”，于19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2]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海德格尔的学生，“平庸之恶”的提出者，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等。
[13]乔治·布尔（George Boole，1815—1864），19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著有《逻辑的数学分析》《思维规律的研究》等。他首次提出了“逻辑代数”的基本概念和性质，建立了一套符号系统。人们为了纪念他，而把“逻辑代数”称为“布尔代数”。
[14]黎曼空间就是黎曼几何能够成立的空间。波恩哈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1826—1866），德国著名数学家，开创了黎曼几何。黎曼几何的一条基本规定是：在同一平面内，任何两条直线都有公共点，也就是平行线是不存在的；它的另一条公设是：直线可以无限延长，但总的长度是有限的。
[15]罗巴切夫斯基空间就是罗巴切夫斯基几何能够成立的空间。尼古拉斯·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Nikolas lvanovich Lobachevsky，1792—1856），俄罗斯数学家，非欧几何也就是人们后来说的罗巴切夫斯基几何的早期发现人之一。与欧氏几何不同的是，它的一条公理是：“过直线之外的一点至少有两条直线和已知直线平行”。
[16]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同时也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影响了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及莫里斯·梅洛——庞蒂等人。著有《纯粹现象学通论》《第一哲学》等。
[17]事实上，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就明确说过，“作为一种简单的有体形的东西，原子是不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引进了原子概念之后，才有可能把决定所有物理和化学过程的那些关系简单地表达出来。”参见：海森堡，《现代物理学中的古代自然哲学思想》，出自：《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海森堡论文选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56页。
主讲人简介
刘擎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现当代西方思潮与国际政治问题，著有《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2000年以来的西方》《纷争的年代》《悬而未决的时刻》等，译有《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等。
蔡文菁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大陆哲学、现象学等，译有丹·扎哈维的《主体性和自身性》等。
钱立卿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科学哲学等，获年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颁发的“熊伟青年学术奖”，著有《解读〈观念〉》等，译有吉奥乔·阿甘本的《剩余的时间》等。
陈勇 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知识论、海德格尔哲学等，译有安东·科赫的《真理、时间与自由》等。
武云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伦理学、中西比较哲学等。
施璇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笛卡尔哲学、早期现代哲学等，著有《笛卡尔的心物学说研究》等，译有《文德尔班哲学导论》等。
冷欣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宗教哲学，译有《科学与宗教：二十一世纪的对话》等。
高松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胡塞尔现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