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认为，造成社会不平等最深刻的原因并不是自由竞争，而是源自人们的天赋差异，以及各自所在的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地位的差异，源自那些“道德意义上武断任意的因素”，包括特定的种族、性别、年龄、天赋、爱好、财产状况和宗教信仰等。
比如说，从“无知之幕”的视角来看，有利于某个特定种族和性别的制度安排，都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才会将克服种族主义或男权主义的历史过程看作通向公平正义的道德进步史。
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还需要满足第二个条件限制，就是要改善最弱势群体的处境。也就是说，除非不平等的分配能使得最弱势群体的处境得到改善，否则不平等在道德上就是不可接受的，就是不正义的。为什么呢？
因为“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不知道自己会落入什么样的社会处境，他们可能会陷入最弱势者的境地。要避免自己处在最不利的地位，他们在直觉上可能会要求所有人都一律平等，但深思熟虑后，他们也并不愿意让所有人都平等地处在很艰难的处境里。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那么很少有人有意愿去做那些复杂艰难的工作，比如去做医生。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而且工作负担非常繁重。如果医生和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那么一个社会可能会没有医生，大家都会成为平等的无医可求的病人。这样虽然平等了，却是在很糟糕的情景下的平等。人们的理性思考倾向于防止这种糟糕的情况，他们会接受另一种更好的不平等的安排：就是有些人（比如医生）的收入更高一些，但社会中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尤其是那些最弱势群体的健康状况都可以得到改善，这样的不平等是合理的，“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会选择这样的制度安排。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再讲一个例子，涉及全球正义问题。
TE18 冷漠的船长
海上有一艘轮船要沉了，船上配备了最佳的救生设备。船长带领十多名船员及时转移到了救生艇上，携带着足够的罐头食品和饮用水，还有最先进的通信设备。船长发出了救援信号，并很快得到了回应，一支救援队会在5小时内赶到，他们将会全部安全获救。看来情况还不错。
在等待救援队到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距离他们救生艇不远处，有一个受伤的人非常虚弱，靠一个救生圈漂浮在海上，艰难地向他们发出呼救的请求。有些船员建议，应该把他从救生圈里接到他们的救生艇上，毕竟这里还可以容纳好几个人，而且食物和饮用水都很充足。但这个提议被船长否决了。
船长说：“那个人和我们没关系，他来了还要分我们的食物。而我们的设备和食物都属于我们，是我们的财产，和他完全没关系。他没有权利享用我们的东西。”
这时，有船员说：“这个人可能会这样死去。”
船长回答说：“如果他死了，我们会感到遗憾，但我们没有救他的义务。所以别瞎操心了，好好吃自己的鱼子酱吧，别败坏我们的胃口！”
那么，如果你是船长，你会拒绝营救这位奄奄一息的求救者吗？
当然不会！这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吗？
但是仔细想想，这个思想实验的情景就是当前世界格局的模拟写照：发达国家与最穷困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就相当于救生艇与救生圈之间的差别，而那个船长的冷血态度就代表了发达国家一些政治领导人的立场。
这个思想实验将我们习以为常的全球贫富差距以尖锐的方式表达为一个戏剧性的缩影，激发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这个虚拟的情景是如此触目惊心，似乎没有人会反对救援意见，但在实践中，发达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对贫困国家的艰难处境是持相当消极被动的态度的。
的确，欧美国家开展了许多救灾和扶贫的援助计划，包括政府免除贫困国家的一些债务和提供医疗救助等计划，还有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发起和实施的各种救助计划，但总的来说力度还远远不够。
是发达国家没有能力吗？
绝非如此。许多学者研究表明，如果每个发达国家拿出本国GDP的很少一部分（比如3%～5%），就可以极大地改善第三世界国家的饥荒、疾病、战乱等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的极端困苦状况，这只是相当于船上的人少吃一点鱼子酱而已，并不影响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至多是少一些奢侈。但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做不到这一点。
比如，在美国大选中，某个候选人提议说，拿出美国GDP的3%来支持非洲国家，改善它们人民的境况，他还可能当选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时候我们人类会表现出深厚的同情心，有哲学家认为，悲悯与恻隐之心根植于人性，但有时候我们又会显得非常冷漠甚至冷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总是以全人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将人类划分为“我们”与“他们”。在认同和归属的分类中，“国家”的概念最重要，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他人的感受与态度。
对于不属于“我们国家”的异国的“他们”，我们可能会冷漠地视为“与己无关”，至多是以“慈善”的方式予以一些帮助。但“慈善”的意思是可做可不做，如果予以帮助，那是善意的体现；如果袖手旁观，也无可指责。
但我们对于异国的人民没有作为人类的义务吗？
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有许多政治理论家致力于全球正义理论的研究，其中有许多学者主张，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的援助是一种义务，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必须承担起这种义务，否则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这种理论激发了许多辩论，也开始形成一些实践上的影响，包括影响到联合国的一些救助计划。
好坏问题
最后，我们简单地讨论一下“好坏问题”。在一开始的导言部分，我做过一些辨析，在规范性问题中将“对错”与“好坏”问题区别开来，说前者主要针对的是“他—我”关系，涉及的是公共领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而后者主要针对的是“自—我”关系，关切人自身的生活目标和信仰的确立，涉及人生哲学和宗教哲学等领域。但我需要重申一下，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同意的，但这种区分有一定的理由和方便之处。
幸福的含义
什么是好的生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人生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非常困难、争论不休的问题。许多人都同意人生的意义在于获得幸福，这个答案直接明了，但麻烦在于，“幸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TE19 隐身魔戒
想象有一种“魔戒”，戴上它以后可以隐身，随便做什么事都不会被发现。许多我们想做但又不敢做或不能做的事情，在隐身之后都可以做了。比如，你可以把书店里所有想看的好书都拿回家，到餐馆随便大吃一顿也不用付钱，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戴上这个隐身魔戒之后，你会获得幸福吗？
这个思想实验表明，我们的幸福感不足似乎是因为受到了许多限制，比如人情的、道德的和法律的等种种限制，阻碍了我们某些欲望的实现，好像只要满足了这些欲望，我们就能获得幸福，或者幸福感会大大提升。但仔细想想，可能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被道德和法律限制甚至禁止的许多欲望是低级的欲望，仅仅满足低级的欲望会使我们获得幸福吗？这是大可怀疑的。以前的君王、现在的大富豪，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真的感到幸福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点。
其次，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美好的人生，我们幸福来源的一部分是获得社会或者他人的承认：让别人看到你的面目，尊重你的人格，肯定你的成就，承认你的价值。如果戴上“魔戒”后你变得不可见了，这些幸福的来源也就失去了。由此看来，“魔戒”的魔力是非常有限的。
TE20 幸福体验机
假设有这样一台电脑装置，接到你的神经系统后，可以模拟你的任何大脑活动。进入这个“体验机器”的虚拟现实世界后，你可以获得任何你想要的体验。比如，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写出了伟大的小说，在著名媒体上谈笑风生，和你的偶像约会散步，甚至还有更好的，你自己就变成了偶像明星，享受飞黄腾达的感受……
这个例子是哲学家诺齐克[11]提出来的。实际上，年轻的时候，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极乐游戏》。在剧本中，我也做了类似的假设，就是把人放入电脑控制的“感应舱”，使得人可以获得一切模拟现实的体验和满足。当时我读过一点哲学，但并不知道诺齐克的这个思想实验。只是胡思乱想，就写了这么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没有被拍成电影，但发表在1989年6月号的《电影文学》杂志上，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看看。
这个思想实验的意思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处境都是不够理想的，时常受到困苦和烦恼的束缚，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接受一种更好的处境，哪怕是制造出来的虚拟现实，只要它虚拟出来的感受足够真切，我们就摆脱了所有的困苦和烦恼？如果一生都能在“幸福体验机”中度过，那么何乐而不为呢？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幸福吗？
但好像还是缺少了什么。
我们的幸福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我的价值感和尊严感，而价值感和尊严感的达成往往是涉及过程的。比如，我们去旅游，并不只是直达一个风景点去观赏。通往景点的跋山涉水的路程，甚至其中的辛苦和沿途的变化以及最后的美景，它们连在一起构成了我们旅行的享受。
又比如，你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满分，你为此感到喜悦，大家也纷纷向你祝贺，由此你获得了成就感。但真正的成就感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个满分的结果。你平时的学习、复习备考，在其中付出的努力，包括曾被一些难题困扰，以及解决难题后的豁然开朗……这整个过程，再加上最后取得的满分的结果，才构成了你的喜悦和成就感，这样的满分结果才是值得骄傲、值得祝贺的。假设你的老师不让你参加考试，直接在你的成绩单上给你记100分，你能够获得同样的幸福感吗？恐怕不能。
这些思想实验激发我们去思考构成我们幸福感的各种条件要素。显然，幸福包含着许多丰富的组成部分和内容，单独抽取出某一个要素，很难满足幸福的条件。
信仰的意义
最后两个例子和宗教哲学有关。关于信仰的问题是非常复杂和深奥的，我们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基督教是西方社会的主要宗教，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的争论。而信奉基督教上帝的理由是一个持久争议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信奉上帝，有什么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吗？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由。
TE21 与上帝打赌
假设我们都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上帝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第一种选择，是你信奉上帝，那么你会怎样生活？你可能会去教堂做礼拜，会多花一些工夫去学习理解《圣经》，而且在生活中尽量按照《圣经》的教义去为人处事。那么，假如上帝真的存在，你就会得到永生。假如上帝不存在，你按照一个信徒的要求生活，无非是麻烦了一些，但并没有付出多大的代价。
第二种选择，是你不信上帝，你不按照教徒的要求生活。那么，如果上帝不存在，你就“幸运”地免去了教徒生活的许多麻烦，不过也仅此而已。但如果上帝存在，你的麻烦就大了，你将付出下地狱的代价！
那么请权衡一下，你到底要做何种选择？
这个思想实验源自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思想录》。这里的逻辑是，如果你选择不信上帝，实际上就是在和上帝打赌，赌上帝不存在。那么，如果你赢了，你并没有赢得什么，至多是一些方便而已。但如果你输了，你就输得很惨，你会下地狱。所以如果你和上帝打赌，你是输不起的。
这个理由能够说服你吗？
如果你是经过这样一种利益权衡才选择了信奉上帝，这就相当于将上帝视为“保险公司”，将信奉上帝看作“买一份保险”。但这是宗教信仰的本意吗？
如果上帝存在，他为什么要保佑一个出于精明计算而信仰的人呢？
而且，如果我们选择信仰其他宗教，比如佛教或者伊斯兰教，又会如何？基督教的上帝仍然会惩罚我们吗？
那个设立赌局的想法，是基于一种特定而狭隘的对上帝的理解。即便上帝存在，上帝会是这样一位有计较、报复和嫉妒倾向的神吗？看来问题还没有结束。
下面一个例子是宗教哲学中非常经典，也是被反复讨论的故事，出自《旧约·创世记》。
TE22 亚伯拉罕的献祭
亚伯拉罕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上帝很中意他，但仍然决定给他一个考验。因为上帝的眷顾，亚伯拉罕在很老的时候还和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当然非常珍爱以撒。但是有一天，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用他的儿子献祭，亚伯拉罕很震惊也很痛苦，但他依然照做了。而就在献祭即将开始的最后时刻，上帝用一只羔羊代替了以撒。亚伯拉罕通过了最为艰难的考验。
亚伯拉罕面临着极为艰难的选择，牺牲珍爱无比的儿子当然是难以想象的痛苦，但还不止于此，他还面对着巨大的困惑：上帝是慈爱的最高典范，也要求人们践行慈爱的美德，但他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与慈爱的伦理相悖的。
19世纪的丹麦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就探讨过这个圣经故事，他认为，这个故事是对信仰的最高挑战。因为这个要求完全不可理解。但信仰的绝对要求是，对于上帝的旨意，即便你一时不可理解，即使它与常规的或理性能把握的伦理相悖，你也应当毫不犹豫地执行，这是最高的挑战。
这里还涉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从中世纪开始，有一些神学家试图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来解释和论证宗教。亚伯拉罕献祭的故事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展现出来。
信仰的最高要求超越你的理性，背离你的常识和一般的伦理与法律，要求你绝对虔诚。那么，通向信仰的道路是通过理性能够到达的吗？是你理解了之后才能信仰，还是因为特殊的机缘，你首先将信仰无条件地接受下来，再去获得理性的理解？
信仰与理性并不总是冲突的，有许多一致或兼容的方面，但两者并不等同。也就是说，信仰并不能完全转换为理性而无所损失。这是特别艰深的问题，我自己对宗教哲学也知之甚浅。但这是人类生活和哲学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进一步去学习和探索。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刘擎）
[1]朱利安·巴吉尼，《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张容南、杨志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2]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坚人物，著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交往行为理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等。
[3]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2016），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侧重研究实在论、指称、真理和科学合理性等问题，著有《理性、真理与历史》等。
[4]美国华纳兄弟公司于1999—2003年间发行的电影三部曲。由当时的沃卓斯基兄弟执导，基努·里维斯主演。
[5]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近代经验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著有《人类知识原理》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即为纪念他而命名。
[6]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以《希腊罗马名人传》闻名后世。
[7]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1942—2017），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专注于研究人格同一性和道德，其代表作《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出版于1984年，被誉为自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之后最伟大的实证道德哲学著作。
[8]弗兰克·卡梅隆·杰克逊（Frank Cameron Jackson，1943— ），澳大利亚哲学家，其父为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心灵哲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反对物理主义，持“副现象论”立场。关于物理主义和副现象论，具体见本书第七讲。
[9]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al，1953—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等。
[10]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1920—2010），英国哲学家，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致力于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予以现代化。“电车难题”是她在《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一文中提出的，这个实验可以追溯至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提出的枪决原住民问题。
[11]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在政治哲学、知识论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乃是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反驳。“体验机器”的思想实验即出自该著作。
第二讲 自由三题 意志、自主与权利
在前面一讲，我们讲了比较有意思的题目——关于哲学中的思想实验。思想实验里有很多故事。但这一讲的题目，可能就困难一点。但我知道你们这些孩子，虽然年龄不大，却都有非凡的头脑，所以我们来试一试，迎接这个挑战。
“自由”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言谈中。你可能会说，今天放假了，我自由了；也可能会说，今天我赚了一笔钱，可以去国外旅游了，我自由了……实际上，“自由”这个词的用法是如此丰富，我们可以用它来表达相当不同的含义，围绕自由的问题也是丰富多样的。比如，我们的生命活动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还是被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决定的？自由的生活是“随心所欲”的，还是意味着要遵从理性、获得对自己的自主性？
所以，我借用村上春树一部散文集题目的格式来提问：“当我们谈论自由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在哲学中，至少有三个分支领域对自由做过深入的研究讨论。在这一讲，我们将讲解自由的三个哲学论题：心灵哲学中的“自由意志”论题，道德哲学中的“理性自主”论题，以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权利”论题。当然，关于“自由”，想谈的内容有很多，也有一些难度，在这一讲中，我们只能做一个初步的介绍，让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哲学讨论获得一个轮廓性的认识。
心灵哲学：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是哲学中一个比较传统的领域。“Mind”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头脑”，也可以翻译成“心灵”。我们要讲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也是一个久远而经典的哲学争论。
我们的行动是自由选择的吗？
让我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你到这里来听讲座？这是你自由选择的行动吗？为什么你没有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淋漓尽致地打一场游戏呢？你好像可以说，这是由于我自己做出的一个选择，或者是我爸爸妈妈帮我做的一个选择，但我也同意了。那么，可以说，你到这里来听讲座是你选择的结果，对吗？
但是，这个选择是你依据自己的自由意愿做出的吗？那么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意愿呢？当我追问为什么你会这样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选择背后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你对哲学感兴趣。如果再追问，你这个兴趣是从哪里来的呢？也就是问，这个原因是怎么形成的？你会发现，造成你对哲学有兴趣这个原因，还有更早的原因。比如，你从小就有好奇心，喜欢思考，或者因为你可能读了一些书，看了一场电影，也可能遇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语文老师。可是，这些因素都不是来自你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由于外部环境造成的。
你说这不是外部环境的原因，也不是家庭教育的结果，是我的基因有好奇和爱思考的倾向。可是，基因怎么样也不是你选择的结果。所以，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基因天赋，都和你的选择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你来听讲座是你自己做出的一个选择，但实际上这不是由你自己的意志导致的，而是由外在于你意志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你宣称“我的行动出自我的选择，这是我的自由意志所为”时，这个宣称是真实的，还是一个幻觉？这就触及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做出的任何一项行动，是（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意志所为，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还是完全被外在于我们意志的其他因素和力量所决定的？在根本上，人有可能做出自由的选择，还是说自由选择只是我们的一种幻觉？
对于这个问题，自由意志论者的回答是：我们的选择最终取决于（up to）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这可以被称为“自由意志”论题）。那么，什么是“自由意志”（free will）呢？它的定义是：当一个人在下一时刻既可能实施某一特定行动，也可能不实施这个行动，这个人才具有自由意志。
而决定论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每一个特定的选择都取决于“外因”和“内因”，而所谓“内因”（欲望、需求、偏好、判断、决心等）在根本上都是由意志之外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任何选择实际上都是被决定的。那么，我们只不过是物质力量与历史外因的木偶或者傀儡，这就否认了自由意志的存在。
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我们的一切行动实际上都是被决定的吗？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争论是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涉及“人是什么”的根本问题，而且对道德哲学有重要意义，涉及人是否应当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的问题。
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熟悉的道德原则的基础就可能被瓦解，因为自由与责任是紧密关联的：如果我们没有自由选择，也就失去了对行动负责的理由。
我们的行动都是被决定的？
一个人要对其行为负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叫作“主事条件”和“自由条件”。用形式化的哲学方式来表达就是：某人X，做了行动A；要X为A负责，当且仅当（1）是X做了A，或者说X导致了A（这就是“主事条件”，意思是“这个人是主事者”），以及（2）除A之外，X还有其他可选的行动（这就是“自由条件”，意思是“这个人并不是别无选择的”）。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要求X对A负责才是合理的。
比如，你帮助一个老奶奶过马路，这是一件好事，你理应受到赞誉。但这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件事的确是你做的，满足了主事条件；第二，除了做这个行动之外，你还可以不帮助她过马路，你可以选择不做，这就满足了自由条件。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很难说你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比如，有个劫匪抢银行，他用枪指着一个银行职员说“你把这个保险箱给我打开”，职员听从了这个指令。这个时候，我们很难说这个职员要为打开保险箱这个行动负责，因为他好像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当然，严格说，他还有别的一条路可以选，就是选择牺牲自己。如果他牺牲了，我们就会说，这个人了不起，他明明有另外的选择，可以服从劫匪的要求。但如果他打开了保险箱，我们不太会责备他，因为在这两个选择中，牺牲生命那个选择代价太高了，甚至可以说他别无选择。如果只有一种选择，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负责。
让我们再想想，如果这个人选择了不服从劫匪的要求，我们会认为这个人了不起，有英雄气概。但是，这个勇敢的行动是他的自由意志所为吗？从表面上看，这是他做出的行动，但决定论者可以说，他这个人勇敢，其实跟他自己的意志没什么关系，因为他有一种勇敢的基因，这是与生俱来的，那个勇敢的基因想抹也抹不掉，这决定了他必定会勇敢，他不可能做出怯懦的选择，他的基因不允许他这样做。如果是这样，他的勇敢行动就不值得赞叹和表彰了。但如果情况相反，他屈从了劫匪的要求，决定论者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他有一个胆小的基因，让他根本做不到勇敢。你可能会说，难道一个人的性格和行动都是基因决定的吗？决定论者会说，如果基因决定不了，那一定是由他的环境造就的，但他的环境也由不得他选择，因此他也不能负责。
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如果一名罪犯被确认具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他的犯罪行为就可以免责或在一定程度上免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假设，他不具有主事条件，他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出于他不能掌控的原因。
你明白这里的关键所在吗？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行动，背后都是有原因的，而这些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外在于我们意志的原因。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无论是好的行动还是坏的行动。于是，人类社会的奖惩褒贬都失去了基础。
在这里，我们引用所罗门在《大问题》中阐述决定论的一段话来精确地说明：
如果我们的整个历史、我们的基因构成、我们接受的所有教育、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的性格和大脑的运转已经预先安排了我们选A而不可能是其他，那么我们关于“选择”“决定”——因此还有“责任”——的讨论就只是一堆胡话。我们可以有选择的体验，但我们从不选择。事实上，这种体验只是因果链上的又一个事件，它由更早的情况所引发，同时又把事态精确地引向我们行为中的其他结果。[1]
那么，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人就变得像物理世界中的一个物体，比如说斜坡上的一个球体。你们学过物理，斜坡上的一个球滚下来，是它自己不能选择的，是被重力和斜坡等环境条件所决定的。
但我们又相信，人不是物体！人和物体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如果决定论是对的，我们就和物体差不多，被自然的因果律所决定，我们就是在一个斜面上滚动的小球。我们误以为自己有自由，就像是那小球安装了一个幻觉系统，误以为从斜坡上下滑是自己选择的“动作”。
当然，决定论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比如宿命论。有这样一个思想实验，是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听来的，叫“詹姆斯的一生”。
詹姆斯是一个推销员，他经常会出差。有一天，他心情非常低落，在百般无聊的时候来到一个公共图书馆。突然，他看到一本书叫“詹姆斯的一生”，心想：“好巧哦，这个人的名字和我一样。”于是，他就拿下这本书来看。书里的詹姆斯在3岁时得过一场小儿麻痹症，所以留下了一点疾患，腿有点不好。詹姆斯读到这里，心想：“跟我一样。”他接着往下读，书中的詹姆斯要读大学的时候又生了一场病，且父母离异了，所以他的心情特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他很激动，心想：“又跟我一样啊！”此刻，詹姆斯觉得他拿到了自己的人生剧本。
他接着往后看，书中的詹姆斯有一天下午心情非常不好，走到一个图书馆，在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书，叫“詹姆斯的一生”。
然后，詹姆斯就想：“难道书里会写我下一刻是怎么想的吗？”
他接着往下看，书里写道：“詹姆斯完全惊呆了！”
他心想：“哇，这本书还会怎么写呢？”
他继续往下看，书里写道：“他已经完全忘记他应该在4点钟开车到理发店去接他的太太。”
他心想：“这本书就是讲我的命运的，我也别往后看了，不然提前剧透多无趣，但我还是想知道我生命的终点。”他翻到书的最后，上面写道：“有一天，在从匹兹堡飞到芝加哥的途中，由于飞机失事，詹姆斯去世了，年仅58岁。”
他一看，自己还能活6年。从此以后，他开始放纵地生活，抽烟、喝酒，过马路也不看红绿灯了。然后，58岁的那天到来了。那天风平浪静，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坐飞机。突然，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原本今天要出差的推销员生病了，现在派你去。
詹姆斯一看，这和书上说的不一样，书上说是到芝加哥的飞机，但这个是到明尼苏达州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他就去了机场，坐上飞机，一路上风平浪静。
过了一会儿，突然广播里说“由于明尼苏达州在下大雪，我们准备在芝加哥降落”，他一听，“完蛋了，跟书上一模一样”。
然后，他怎么办呢？他不能让飞机在芝加哥降落，于是他就去跟乘务人员说，希望他们马上降落，乘务人员说不行；他说，我心脏病犯了，乘务人员说那最近的机场也是在芝加哥。最后，他跟机组人员吵了起来，冲进驾驶室和飞行员搏斗，结果飞机失事了。
你想想，什么是宿命论呢？宿命论的问题就在于，即使你知道自己的生活是被决定的，你也不能改变什么，也就是说，你的生活是被一个外在于你的叫命运的东西所决定的，但是它是如何决定的、具体的方式是怎样的，对此，你根本不知道。你说你想抵抗命运，你想遏住命运的咽喉，但连遏住命运咽喉的冲动和努力也是被决定的，你只是以为你在努力改变。
除了宿命论（剧本已经预定了，我们只是被命运摆布的棋子），决定论还包括神学预定论、物理决定论、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社会环境决定论等。对于这些具体的版本，我们就不展开讲解了。
今天也有很多人相信性格、基因、占星术等，为什么这些东西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我们的行为越是受到其他力量的支配，我们就越不需要对此负责，也就越不需要为做决定而担心，一切好像都已经注定。
生活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我们是生活的作者和主人。主人当得好的时候，我们就很骄傲；当人生很失败的时候，我们会说表面上是我的选择，实际上背后有别的原因，比如我从小英语学得不好，是因为英语老师太凶了，害得我不喜欢英语。也就是说，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归因于外界的力量。
总之，不论是哪种决定论，虽然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但它们都否认人的自由意志的真实存在。
现在你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到底谁对谁错呢？对此，哲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也是哲学突出的一个特点，哲学讨论常常没有终极的标准答案，但没有标准答案的哲学思考并非没有意义，而是激发我们去探索，去思考更复杂和更深刻的问题。你问这有什么用吗？我可以说这是人类智识的一种品格或者标志。
并非一切都是被决定的？
下面，我们稍微讲得深入一点，介绍一些专业哲学研究的不同观点。专业哲学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决定论是正确的吗（决定论是否为真）？第二，即便决定论为真，那么自由意志就必定不存在吗？对于这两个问题，都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或者辩论，存在两条主要战线的争论。第一条战线，争论在“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间展开；而第二条战线，争论在“兼容论”（也译作“相容论”）与“非兼容论”之间展开。什么叫兼容论？就是认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是可以共存的，可以相互兼容（compatible），决定论并不能否定自由意志；而非兼容论就是认为，两者无法共存，不可兼容（incompatible）。这里，我推荐大家阅读武汉大学程炼教授的著作《伦理学导论》[2]，其中的第二章对决定论的相关研究做了很好的简洁的梳理和阐述；还有浙江大学徐向东教授编辑的一部论文集《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3]，这本书读起来难一些，是比较深入的专业哲学论文。
我们来讲讲这两条争论战线上的部分重要观点。先来谈第一条战线，它着眼于“非决定论”的努力。如果决定论否定了自由意志的存在，那么拯救自由的一种方式就是反对决定论，提出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的主张和论述。决定论是对世界的整体看法，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是可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的。非决定论是对决定论的拒斥，试图论证决定论是错误的。这种论证的一个思路是质疑“每一件事都有确定的原因”，认为有许多人类的行为并没有可以解释的确定的原因。非决定论的论证似乎得到了物理学的支持（比如量子力学理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等），一个粒子的状态和位置，无法被前一时刻的状态和位置决定，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决定论所依据的那种主张——“宇宙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其充分的、自然的解释性原因”——就是错误的。
如果因果解释是有漏洞的，并非一切事情都是确定的，人们的行为也许就不是被决定的，就为人的自由留出了空间，这是非决定论拯救自由意志的一种思路。可惜这种思路不太成功。
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决定论会妨碍自由，就会天然地以为非决定论能够支持自由，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非决定论是正确的，许多或者所有的东西都是任意、偶然、随机的，没有原因和不可预测的，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就等于自由吗？并不是。比如，上课的时候，一位同学的腿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动作，踢到了他旁边的同学，我们可以把这说成是他采取的自由行动吗？当然不是。自由意志是让人能够作为一个行动的发起者和控制者，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为了拯救自由，人们开始着眼于反对决定论，致力于论证非决定论。但后来人们发现，非决定论和决定论同样可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于是，自由意志论陷入了更深的困境：我们既不能接受决定论，也不能接受非决定论。那么，那种自由意志到底是什么呢？诉诸我们的直觉或许是有意义的，但直觉并不可靠。
现在，整个学界的趋势非常不利于自由意志论者，特别多的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研究越来越偏向于决定论，越来越认为自由是一种幻觉，但自由意志论者还在坚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在感情和信念上会改变很多的想法。比如，爱上一个人，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那么爱上这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新奇和特别的，因为剧本都写好了，我们必须这样做。但人们愿意把它说成是“命中注定的”。我不知道“命中注定”有什么浪漫的，如果是命中注定的，你们俩无论如何都会碰到，这有什么浪漫可言的呢？就是因为充满不确定性，有一种可能性，而你们抓住了这种可能性，这才是浪漫的，对不对？因为你在努力，在寻求，在探索，在向往，你为此付出了时间，这样一份爱才是浪漫的。如果我们追求一个人、喜欢一个人，都不是因为我们的意志，都是背后的因果力量在起作用，那么，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蛮难接受的，爱情、友谊也就变得不可贵了。
所以，有些学者构想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能不能找到一种新的因果性（causation），它不是物理性的，是属人的，来自人的能动性。于是，他们就引入了一个概念叫作“行动者因果性”（agent causation），以这个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个观点：人的行动确实是被引发的，但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被物理事件或状态引发的，而是由行动者本身引发的。人是一个有能动性的存在，是一个“发动者”（originator）。当一个人发起一个行动的时候，一个新的因果链条就形成了。这样我们自身就成了自己行动的原因，这种原因和物理世界的原因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自由了呢？可惜没那么容易！
决定论者可以追问：那个行动者的因果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行动者”本身发动的，还是来自“行动者的状态”？比如，你昨天决定开始去打工，或者，认真学习哲学，这是你做出的决定。但仔细考察，这个决定其实是你昨天所处的特定状态导致的，否则为什么你是昨天做出这个决定，而不是前天或者今天？比如，昨天你特别想吃一块芝士蛋糕，你就去做了这件事（买了一块芝士蛋糕，并吃掉了它），那么你可以说，你自己的意愿就是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对吗？但是质疑者会说，原因其实不是你，而是你昨天的状态。为什么不是前天吃，为什么不是今天吃？你可以回答说：前天我没胃口，或者，虽然前天我很想吃，但前天我没钱。可是，前天你有没有胃口、你有没有钱，都是你前天的特定状态。前天的状态没能使你吃到这块芝士蛋糕。所以，吃蛋糕这个事件并不是你发起的，而是来自你的状态。
一旦把关注的焦点转向行动者的状态，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状态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可能会有一大堆变量，这样又会回到决定论的因果链之中。想想看，你想吃芝士蛋糕这件事情，你的胃口、食欲和消化系统这些因素都是生理性的，你的意志没有什么贡献。你有没有钱能够买到芝士蛋糕，这是外部因素，取决于你爸爸妈妈的态度，他们是不是对你足够好或者足够溺爱你，他们可能认为给你吃芝士蛋糕并不是很健康。但你会说，我觉得芝士蛋糕好漂亮，对芝士蛋糕有一种美学上的偏好。可是这个偏好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你更小的时候吃过芝士蛋糕，或者是看到了某一个广告的宣传……其实这些都不是你造成的原因。你说，我的自主性多少有点贡献吧？我喜欢甜食！对，这可能是因为你的基因决定了你喜欢偏甜的东西，那也不是你的意志所为。你看，只要一分析状态，所有东西就又要回到因果链里去。这样一来，行动者就不可能是一个事件的充分原因，这样就否定了（至少部分否定）引入行动者因果性来拯救自由意志的努力。
当然，如果你坚持说，昨天要吃芝士蛋糕的决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是偶然发生的。就吃块芝士蛋糕，你别给我分析得这么玄，就是我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这又会回到非决定论的陷阱。你说这是随机偶然的突发奇想，那跟你的自由意志也没什么关系，随机性对于自由意志的威胁并不亚于决定论。
当然，拯救自由的努力还有许多尝试，包括回到古典的身心二元论等，但都没有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坚持人是自己行动的原因，就需要寻求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模式，行动是被引起的（caused），但又不是随机偶然的，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哲学家罗伊·韦瑟福德（Roy Weatherford）对这种困境的表述特别精准，他说：“反因果关系的自由，一个无法描述的行动者因果关系，这是过去到未来之路的一个空白。承认这个空白什么也不包括，就会导致随机性这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但以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来填补这个空白，又会导致新的决定论。自由意志论者需要设定某种东西，能把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但自身又不受自己过去的限制，并且与自己的过去足够紧密地有关，以保证个人的同一性与责任之间的联系。”[4]在这种困境下，自由意志仍然是决定论世界机器中的“神秘幽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