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变革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如果所有父母都有能力承担起教育自己孩子的职责，并且完全教会他们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那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过去，孩子几乎完全在家庭里接受训练。工匠会将自己的手艺传给儿子，教会他从祖辈在实践中传承下来的技艺。然而，现在的文化对我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求，需要由学校来减轻父母的重担和继续父母未完成的教育工作。社会融合对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些是在家庭教育中无法达到的。
在美国，学校并没有经历过欧洲已完成的发展阶段，但我们还是能在学校里看见权威式传统的遗迹。在欧洲教育史上，最初，只有王子和贵族子弟可以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他们是有价值的社会成员，而其他人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要想着在社会地位上能够有所上升。随后，被认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的范围有所扩大。宗教机构接管了教育，有一部分被选中的人可以学习神学、艺术、科学和接受职业训练。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旧式的教育形式已变得很不合时宜。努力扩大教育范围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城镇学校里的教师常常是当地的补鞋匠或裁缝。他们手提着一根木棍，教学效果非常不好。以前，只有宗教学校和大学才教授艺术和科学，甚至连国王也不学习读写。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现在工人也需要学习读书写字、计算和画图，我们所知的公立学校便成立了。
然而，这些学校是根据政府的需求成立的，当时的政府需要的是有学识的顺民，培训他们为上层阶级利益服务，并能当兵作战。学校的课程也是为了适应这一目的而设置的。我仍记得，在奥地利，有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让底层阶级接受的教育是为了使他们顺从，从而完成与其地位相应的任务。然而，这种教育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自由的思想开始萌芽，工人阶级日益壮大，要求也越来越多。公立学校做了一些调整，以适应这些需求，而现在，教育的普遍理念是：教会儿童独立思考，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熟悉文学、艺术和科学，长大后能分享全人类文明，并为之做出贡献。我们不再只希望教会孩子养家糊口或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能为人类共同利益努力的人。
教师的职责
无论我们是否清楚，所有提出学校改革建议的人都在寻找一个方法，以增加与社会生活的合作程度。例如，进行性格培训的目的就在于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便十分明显。然而，从整体而言，教育的目标和技巧都还未被彻底领会。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教师，不仅有能力教导孩子掌握谋生本领，还要教育孩子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思想。他们必须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并接受训练，从而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
性格培养的重要性
性格教育仍在试验阶段。我们无须理会僵化的体制和教条的思维，因为无人做出认真、有组织的尝试，来试图进行纠正性的性格教育。然而，即使在学校里，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有些儿童来到学校时，已经在家庭生活中遭遇了失败，尽管在学校里接受了各种教导和劝勉，还是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因此，除了加强教师的责任意识，使他们更好地帮助学生在学校发展，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了。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里从事这方面工作，我也相信维也纳许多学校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其他地方，有的心理学家给孩子看病，会从照顾孩子方面提一些建议，但除非教师赞同这些建议，并了解如何执行，否则这些建议又有什么作用呢？心理学家每周与孩子见面一到两次，多的也许每天一次，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周围环境、家庭以及学校本身给孩子造成了什么影响。他们可能会写张字条，说这个孩子应该加强营养，或应接受甲状腺治疗。也许他们还会提示教师要给这个孩子提供一点特殊照顾。然而，教师并不了解为何心理学家会给出这个治疗方案，在避免错误方面也没有经验。除非了解孩子的性格，否则他们无计可施。
我们需要心理学家和教师间进行最密切的合作。教师必须知道心理学家所知道的一切，这样，在讨论完孩子的问题后，他们无须额外帮助，就可以独自继续治疗。假如发生了任何无法预见的问题，他们应了解如何应对，就像心理学家在场时也会这么做一样。最实用的方法似乎是建立顾问委员会。在本章结束时，我会详细描述这个方法。
孩子第一次入学时，面临着社会生活的一个新考验，这个考验会暴露出他发展中的任何缺点。现在，他们必须与更大范围的人合作。假如他在家被宠惯了，就可能会很不愿离开家这个避风港，而去与其他孩子交往。这样，在学期开始的第一天，我们可以看到被溺爱的孩子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他可能会大哭，想要回家。他对学校的功课或老师都没有兴趣，不听从教导，因为他总想着自己。显而易见，如果他继续这样以自我为中心，在学校里就无法取得大的进步。
经常有问题儿童的家长跑来告诉我们说，孩子在家里从不惹麻烦，只有在学校里才有问题。然而，我们可以猜测，这样的孩子在家中的地位一定很高。他们在家里没有经受过任何考验，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也不明显。然而，在学校里，他们不再受宠，因而把自己的处境看作是一个挫折。
有一个孩子从上学第一天起，除了嘲笑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以外，什么都不做。他对所有功课没有一点兴趣，老师认为他肯定智力低下。看到他时，我说：“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在学校笑个不停呢？”他答道：“学校是家长和孩子开的玩笑。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接受愚弄。”
他在家里时常受到嘲笑，坚信每一个新环境都是与自己开的另一个新玩笑。我最终得以说服他，让他知道是他自己过度强调了要维护自我的尊严，并非每个人都会欺骗他。结果，他开始对功课感兴趣，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师生关系
注意到孩子的困难和纠正家长的错误，都是教师的职责。教师会发现，有些学生已经做好准备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这些孩子在家里已经学会如何对其他人感兴趣。而有些孩子还没有做好准备，当没有做好准备就去面对某一问题时，他们就会犹豫、退缩。看上去反应迟钝的孩子如果实际上并非智力有问题，那么应是在适应社会生活上受阻，而教师就处于最佳位置，帮助他们面对眼前的新环境。
但是，教师应如何帮助他们呢？教师要做的和母亲做的完全一样：与孩子建立联系，获得他们的关注。孩子未来所有好的调整都在于从一开始要抓住他们的兴趣。没有人可以通过严词和惩罚做到这一点。如果孩子到了学校后，发现自己很难与老师和同学交往，最糟糕的处理办法就是批评和指责，这只会让他更加坚定地讨厌学校。在我看来，如果我是孩子，天天在学校受到批评指责，我会将对老师的兴趣转移得越远越好，想方设法逃离这个环境，完全避开学校。
大部分情况下，在那些逃学、表现极差、显得笨拙或难以管教的孩子看来，学校都是一种人为地让人感到不快的环境。他们并非真正愚蠢，在找借口不去上学或伪造父母笔迹方面，他们总能表现出极高的创造性。但是，他们在学校外认识了许多其他逃学的孩子。在这些同伴身上，他们得到的欣赏和肯定比在学校里要多得多。他们觉得能参与、受重视的圈子不是学校课堂，而是校外团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孩子在学校无法作为平等的成员被接受，就很容易被煽动，从而转向犯罪。
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如果要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教师必须先了解孩子以前喜欢什么，并使他相信，他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和其他方面取得成功。当孩子对某一科目有信心时，就更容易引导他对其他科目感兴趣。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应找出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哪种感觉器官运用最多、最熟练。有些小孩对看最感兴趣，有的最爱听，有的最爱动。视觉型的孩子更容易对需要用双眼的科目感兴趣，如地理和绘画。如果老师长篇大论地讲话，他们就不能集中精力，因为不太习惯于使用听觉来保持专注。如果这类孩子没有机会通过眼睛来学习，就会学得很慢。而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缺乏能力和天分，而将其归咎于遗传因素。
假如有人要对教育的失败负责，那么应当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激发孩子兴趣的老师和家长。我并不建议对孩子都要进行早期的专门教育，但对于孩子产生的任何兴趣都应加以引导，激发他们对其他方面的兴趣。现如今，有一些课程的授课方式可以调动孩子的所有感官。例如将模型制作或画图与传统课程结合起来的练习。这个趋势应得到鼓励和发展。教授任何科目的最好方式，应是将其放在社会大背景下。这样，孩子就能理解学习的目的，以及他们所学到的东西的实用价值。常有人提出问题：是教孩子吸收信息好，还是教他们独立思考好？在我看来，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两种方法可以结合起来。例如教数学时，与建筑房屋相结合，让学生计算需要多少木头，里面有多少人居住等，这种方式将会非常有效。
有一些科目可以放在一起教，也有许多教师擅长将生活的多个方面联系起来。例如，教师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散步，找到他们对什么最感兴趣。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教他们了解植物及其构造、植物的生长和用途、气候的影响、地形的自然特征、人类的农业史等关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我们必须首先假定这些教师对所教的孩子真正有爱心，否则，教育便没有任何希望了。
课堂里的合作与竞争
在如今的教育体制下，我们常发现，当孩子刚上学时，他们对竞争的准备要比合作更充分，而对竞争的训练在学校生涯中会持续下去。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个灾难。拼命冲在前面试图打败其他人所造成的灾难，不亚于落在后面完全放弃努力。以上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会变得只对自己感兴趣。他们的首要目标将不再是贡献和合作，而是尽力为自己获取利益。正如一个家庭是一个整体，所有成员都应是其中平等的一部分，班级也应如此。如果受到这样的教育，孩子们才会真正相互喜欢，享受合作。
我看到过许多问题儿童，通过与同学的交往和合作，他们的整个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我想特别提一个孩子的例子。他来自一个自己觉得家中每个人都对他有敌意的家庭，到了学校，他认为大家也都会对他有敌意。他在学校的表现很差，父母知道后，在家又惩罚他。这种情况屡次发生：孩子在学校成绩很差，在学校被教训了一顿，成绩单拿到家后又被惩罚一顿。被教训一次的经历已经很让人沮丧了，双倍惩罚可谓更加残忍。难怪这个小孩成绩极差，又是班上的破坏分子。最后，他发现有一位老师理解他的处境，还向其他孩子解释他的困窘。这个孩子原以为大家都是他的敌人，后来他接受了大家的帮助，相信他们都是自己的朋友，而最后，他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进步。
有一些人怀疑，能否真的教会小孩这样相互理解和帮助，但我的经验是，孩子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往往比大人要好得多。
有一次，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我这里，女儿两岁，儿子3岁。小女孩爬上了桌子，把她母亲吓坏了。她害怕得无法动弹，大叫：“下来！快下来！”小女孩完全不予理会。3岁的男孩说：“在那儿别动！”女孩立刻安全地爬了下来。他比母亲更了解妹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为了加强班级的团结与合作，有人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让孩子进行自治。但对于这类事情，我们必须谨慎行事，要有老师在旁指导，并且要确保孩子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否则，我们可能会发现孩子们对于自治并不十分认真，而是看成一种游戏。结果，他们会比教师更严厉苛刻，会利用开会来获取个人威望，相互责备，或争取优势地位。因此，从一开始，教师就要观察和提出建议，这一点非常重要。
评价孩子的发展
假如要评定儿童的智力、性格和社交能力，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某种形式的测试。事实上，有些测试有时可以拯救一个小孩。例如，一个男孩成绩很差，老师希望他留级。对他进行智力测试后，我们却发现，他可以上更高的年级。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永远也无法预料孩子未来发展的潜力。智商只能用于了解孩子的困难是什么，以便我们寻找方法解决困难。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智商测试没有提示真正有心理障碍，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方法，总能改变结果。我发现，如果允许孩子把智商测验当作游戏，熟悉这些测验，了解测验的原理，增加经验，他们所得的智商分数就可以提高。总之，智商不应被看作由命运或遗传决定，成为限制孩子未来成就的一个因素。
孩子本人和父母也不应被告知他的测试分数。孩子并不清楚测试的目的，可能会认为它代表着一个最终判定。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在于孩子们身上的局限，而是在于他们认为什么是自己的局限。如果孩子知道了自己的所测智商分数偏低，他可能会失去希望，认为自己不可能获得成功。在教育中，我们应该将精力用在增强孩子的信心和兴趣上，以消除他们基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而为自己设立的局限。
学校成绩报告单也是一样。老师可能会给一些孩子很差的评语，希望以此激励他们更加努力。然而，如果孩子父母很严厉，他们可能会害怕拿着这样的评语回家。他们可能会不敢回家，或涂改评语。有一些孩子甚至会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因此，老师应该事先想想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教师不对孩子在家里的生活及其影响负责，但他们必须考虑到这些事情。
如果家长望子成龙，而孩子带回来一张很糟糕的成绩单，可能会遭受斥责。假如老师比较仁慈宽容，孩子可能会受到鼓励，继续努力以取得成功。如果孩子在学校的评语总是很差，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班上最差的学生，他自己也会相信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即使是最差的学生也能取得进步。在最杰出的伟人中，也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即使学校里的差生也可以恢复信心并取得巨大的成就。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无须成绩单的帮助，孩子们自己普遍能对自己和别人的能力做出合理的判断。他们知道谁最擅长数学、拼写、绘画和玩游戏，也知道每个人在班上的排名顺序。然而，他们最普遍的共同错误认识是，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了。看到别人排在自己前面时，他们不相信自己还能迎头赶上。假如孩子的这种态度根深蒂固，可能会影响他们一生。即使长大成人后，他们也会计算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差距，认为自己总会落在后面。
大部分孩子在班里的不同学期中，所排列的名次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他们总是靠近前列、处于中等或是垫底。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并非由天生遗传因素所致，其实是他们的思想束缚了自己的能力。在班上排名靠后的孩子可能会突然改变，开始取得惊人的进步，这并非罕事。孩子应了解自我设限产生的错误，老师和孩子都必须破除这一谬论——遗传决定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
先天因素与后天培养
在教育的所有错误中，相信遗传决定成长是最严重的。它给了教师和家长机会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放松努力，并轻而易举地逃避对孩子的责任。任何逃避责任的行为都应遭到反对。假如教育工作者真的把能力和智力的发展完全归咎于遗传，我看不出他有任何希望能在这一行做出任何成绩来。相反，假如他认识到自己的态度和努力对于孩子的影响，就无法用遗传的观点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在此，我指的并非生理遗传。生理缺陷的遗传对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只有个体心理学理解了此类遗传问题对于心灵发展的重要性。儿童能意识到自己的生理缺陷，而这一缺陷对他们自身发展的影响，则取决于儿童对这个缺陷的判断。影响心灵的并非缺陷本身，而是儿童对缺陷的态度。因此，假如儿童有生理缺陷，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要让他了解，这并不会影响其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在上一章中，我们也已经看到，同样的生理缺陷既可能成为激励人更加努力的因素，也可以成为阻碍他发展的障碍。
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时，许多人指责我的观点不科学，认为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个人观念。然而，我得出的这个结论，正是基于我个人的经验，而且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也在不断增加。现在，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开始持同一观点，并且摒弃了流传了几千年的遗传学观点。只要人们希望逃避责任，对人类行为持宿命观，遗传决定性格特征的理论便肯定会出现。最简单说来，这种理论相信小孩一出生就已经决定是善是恶。这种说法当然很容易就可以证明是无稽之谈，只有迫切想要逃避责任的人才会坚持其存在。
与其他性格表现相似，“善”与“恶”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有意义。这两种概念是在社会环境下、在人类同胞中成长的结果，隐含了一个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有益于他人”，还是“有碍于他人”。孩子在出生前并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社会环境。出生时，他们有潜力朝任何方向发展。他所选择的道路取决于从周围环境和自己身体所接受到的印象和感觉，以及对这些印象和感觉的解读方式。最重要的是，将由他所接受的教育决定。
智力的遗传也是如此，尽管这方面的证据可能不那么明显。智力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兴趣”，而我们已经看到，阻碍兴趣发展的不是遗传，而是沮丧和对失败的恐惧。毫无疑问，大脑的实际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所得，但大脑是工具，而非思维产生的源头。脑部的缺陷只要不是严重到目前知识无法克服的地步，大脑便可以通过训练来加以弥补。在非凡的能力背后，我们发现的不是异常优越的遗传因素，而是持续不断的兴趣和训练。
即使我们发现，有的家庭数代以来为社会贡献出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才，但也不能将其原因归于遗传。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家庭中某一成员的成功成为激励他人的因素，家庭传统和期望使孩子能继承他们的兴趣，通过锻炼和练习训练自己。因此，例如我们知道伟大的化学家李比希的父亲是一位药店老板，就没有必要去假设他的化学才能是不是来自遗传。进一步调查后，我们发现他所处的环境使他能追求自己的兴趣，在其他大部分孩子还对化学一无所知的年纪，他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化学知识。
莫扎特的父母喜欢音乐，但莫扎特的才能并非来自遗传。他父母希望培养他对音乐的兴趣，尽量鼓励他。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周围的整个环境都充满了音乐。在杰出的人物中，我们经常发现他们有“很早的开始”：有的从4岁起弹钢琴，有的在很小的时候起就写故事给家里人读。他们的兴趣持久，训练自发而广泛。他们从不气馁，从不犹豫，也从不退缩。
假如教师认为孩子给自己设定的限制固定不变，那么他绝不可能成功地打破这些限制。假如老师对某学生说：“你在数学方面没有天赋”，那么他自己当然会更轻松，但只会使这个学生泄气。我自己也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我曾经几年下来都是班上的数学白痴，认为自己完全缺乏数学方面的才能。幸运的是，有一天，我出人意料地成功解出了一道将我的老师都难倒了的题目。这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完全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态度。以前，我对这门功课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现在，我开始喜欢上数学，抓住每一次机会来提高自己的能力。结果，我成了全校数学最好的人之一。我认为，这次经历让我看到了特殊天赋或天生才能理论的荒谬之处。
个性发展
对于任何学习过如何了解儿童的人而言，区分他们不同的性格和人生态度都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童的合作能力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他的姿势、观看和倾听的方式、与其他儿童的距离、与人交往是否自如、注意力集中的能力。假如他忘了作业或丢了课本，我们可以推断他对功课不感兴趣。我们必须找出他如此厌学的原因。假如他不参与其他孩子的游戏，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一种孤独感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假如他总是寻求别人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出他缺乏独立性，时时希望得到别人的支持。
有一些儿童只有在受到表扬和赞赏时才会做作业。许多受宠的小孩只要能得到老师的关注，功课就会做得非常好。假如他失去了受特殊关注的地位，麻烦就开始了。他们在不受关注之时，会失去任何兴趣和信心。数学经常会给这类孩子带来很大困难。如果只是要他们背几个公式，他们的表现会十分令人赞赏，但只要让他们自己加以运用，他们就束手无策了。
这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足，但总是寻求他人帮助和支持的孩子，可能会给他人利益带来巨大的危害。如果不改变这一态度的话，他的一生都会一直乞求别人的帮助。他的整个人生都不会为别人的利益做出贡献，而是成为别人永远的包袱。
想要时时引人关注的孩子还有另一类表现——如果情况不如意，他要想重新获得关注，就会搞恶作剧、扰乱班级秩序、使其他孩子分心、让大家都讨厌他。责备和惩罚对他毫无效果，他乐在其中，宁愿受惩罚，也不想被忽视。在他看来，他的不当行为带来的不快，似乎正是为了获得关注所付出的正当代价。许多孩子把惩罚看作是对自己的挑战，看作一场竞赛或游戏，看谁能坚持得最久。他们总是会赢，因为结果掌控在他们手中。因此，与父母或老师对抗的儿童有时会在受罚时笑脸相对，而不是愁眉苦脸。
除了那些把懒惰当作攻击父母的手段的孩子外，其他懒惰的孩子一般都雄心勃勃，但同时又害怕失败。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有的孩子将任何事都看成失败，这会让人大吃一惊。有很多人认为，除非把其他人都甩在身后，否则就是失败。即使事情做成功了，只要还有别人做得更好，他们也会认为这是失败。懒惰的孩子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挫败感，因为他从未面对过真正的考验。他逃避问题，拖延做出是否与他人竞争的决定。大家都认定：只要他不那么懒，就一定能克服困难。他总是沉浸在快乐的白日梦中：“我要是做的话，什么事都能做成。”一旦失败，他就会将事情轻描淡写，自我安慰：“我只是懒，而不是没有能力。”以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尊。
有时，老师会对那些懒惰的学生说：“如果你用功一点，可能会成为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假如什么都不做就能获得这么高的赞誉，那他为何还要努力学习来冒这个险？也许他一旦不再懒惰，他才华未显的名声就会到头了。到时候，人们会根据他的实际成就来评价他，而不是可能取得的成就。懒惰的孩子的另一个优势是：如果他做了一点点事，就会得到表扬。每个人都希望他终于开始改过自新了，迫不及待地鼓励他继续进步。如果同一件事情换成勤劳的孩子来做，可能其他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懒惰的孩子就一直活在他人的期待中。他是被宠坏的孩子，从婴儿时期就学会指望通过他人的努力来获得一切。
还有一类孩子很容易辨认，就是经常在同龄人中扮演领头人角色的。人类确实需要领袖，但需要的是能为大众谋福利的领袖。遗憾的是，这类领袖较为罕见。大部分儿童想当领头人只是因为喜欢支配和控制别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和同伴玩到一块。因此，这种孩子的未来并不光明，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两个这样的人如果在婚姻、事业等其他社会关系中相遇，结局往往不是以悲剧告终，就是以闹剧结束。每个人都想找机会主导他人，建立自己的优越感。有时，家里的长辈看见被宠坏的孩子对自己指手画脚时，会大笑、纵容他。然而，教师很快就看到，这样的性格发展并不利于他们过上适应社会发展的生活。
自然，孩子们各不相同，我们的目标也绝非一刀切，用同一模子塑造他们。然而，我们想做的是，帮助他们改掉那些明显会导致失败和困难的习惯。这些习惯在童年期会相对比较容易更正。如果任其发展，会对孩子成年后的生活造成严重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童年时期的错误与长大成人后的失败有直接联系。极端情况下，没有学会合作的孩子未来可能会成为神经官能症患者、酗酒者、罪犯或是自杀者。
患有焦虑性神经官能症的孩子会害怕黑暗、陌生人或新的环境，而忧郁症患者则是爱哭宝宝。在当今社会，我们不能指望接触到所有家长，帮助他们避免错误，尤其是那些最需要给予忠告的家长往往都是最不容易接受劝告的父母。然而，我们却可以接触到每一名教师，通过教师去接触到所有儿童，努力纠正他们已经发生的错误，训练他们过上一种独立勇敢和乐于合作的生活。这也是谋求人类幸福的最大保障。
对于教育工作的观察
即使是在班级人数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孩子们之间的差异。通过了解他们的个性进而能更好地因材施教，效果要好过对他们一视同仁。然而，班级内人数多也有不利之处。有一些孩子的问题会被隐藏起来，很难恰当地进行解决。教师应熟知他的所有学生，否则他就无法培养他们的合作互助精神。我认为，假如孩子几年来一直都跟随同一位老师，会对他的发展大有裨益。有些学校的老师每六七个月就更换一次，没有机会与孩子进行足够的接触，了解他们的问题，并关注他们的发展。假如一位老师能和同一批学生共处三到四年，就能更好地找出和纠正孩子生活方式中的错误，更容易帮助班级发展成为一个互帮互助的整体。
一般来说，跳级并不利于孩子发展，因为他往往会承担各种无法实现的期望。在孩子和同班同学相比年龄偏大，或比班上其他同学发展快很多的情况下，也许可以考虑让孩子升到高一年级去。然而，如果这个班级原本很团结，某一位成员的成功也会给其他人带来利处。如果班级上有特别出众的孩子，那么整个班级就会迅速进步，大幅提高，因此让他跳级，使班上其他孩子失去这个激励因素，是不公平的。我宁愿建议那些特别优秀的学生在班级的正常功课以外，多参加一些其他活动或发展其他兴趣，比如绘画等。他在这些活动中取得成功，也可以带动其他孩子的兴趣，激励他们也取得巨大进步。
留级的孩子就更不幸了。学校的每一位教师都会认为，大部分留级的孩子在学校和家庭里都是问题儿童，尽管事实并不总是如此。有一小部分学生留级也完全不会造成任何问题，然而，大部分留级生一直都是后进生，他们总是惹是生非。他们不被同学们看好，对自己的能力也持悲观态度。这是一个难题，而就我们目前的学校制度而言，也难以避免让某些孩子留级。有些老师利用节假日给这些学生补课，让他们意识到形成错误人生态度的原因，希望以此让他们免于留级。认识到错误后，这些孩子就能在下一个学期顺利跟上课程。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帮助后进学生的唯一办法：通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进步，摆脱限制。
我曾看到有的学校把学生分为聪明的学生和迟钝的学生，并以此把他们分到不同的班级。我注意到，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当然我必须声明，我的经验主要来自欧洲，并无把握是否对美国也同样适用。我发现，在慢班里，智力发育迟缓的儿童大多来自贫穷家庭，而在快班中，大部分孩子的家庭都比较富裕。这种情况似乎很容易理解。出生于贫穷家庭的孩子在上学前做的准备不那么充分。贫穷家庭的家长面临着太多困难，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教育孩子，或者可能家长本身教育程度也不高，无法帮助孩子。
然而，我并不认为那些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就去上学的孩子，就应该被分到慢班。训练有素的教师会知道应如何纠正他们的准备不足，而准备欠缺的孩子通过与那些准备更充分的孩子相处，也会从中受益。假如他们被分到了慢班，并且知道自己所在的班级是慢班，结果我们可想而知——快班的孩子会鄙视他们，这样就会让他们越来越失落，也会让他们的人生态度变得扭曲。
总的来说，男女同校接受教育是值得大力支持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增进男孩和女孩间的相互了解，使他们学会与异性合作。然而，认为男女同校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也是大错特错的。男女同校也有自己的特殊问题，除非这些特殊问题得到承认和解决，否则混合学校里异性间的疏远会比单性学校更甚。
例如，可能出现的问题之一是：16岁前，女孩发展比男孩快。如果男孩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维护自尊。他们会认为自己落在女孩后面，变得灰心丧气。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会害怕与异性竞争，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失败难以释怀。赞成男女同校并了解其问题之所在的教师，可以从中取得极大成就；但如果教师不赞同、不感兴趣，他们就会以失败告终。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和监督，就一定会产生性的问题。
学校的性教育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教室并不是性教育的恰当场所，如果教师对全班人授课，他就无从得知是否每个学生都正确理解并掌握了性知识。由此，他可能会引起学生对性的兴趣，却不清楚学生是否做好了准备，或是学生将如何调整这些兴趣以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如果学生想要了解更多，私下向教师请教，教师就应给予真实和直白的答案。这样，教师就有机会判断学生真正想知道什么，并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答案。然而，如果在课堂上反复讨论与性相关的问题就不妙了。有些孩子肯定会误解，把性当成一件无足轻重的事，这个结果并无益处。
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出于接触教师和开展学校咨询服务的目的，约十五年前，我开始在个体心理学中成立顾问委员会，此举随后在维也纳和欧洲的许多其他城市中都被证明非常有价值。志存高远当然是件好事，但除非找到实现的方法，否则这些理想毫无价值。经过十五年的实践后，我认为我可以说，顾问委员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工具，以处理孩子的各类问题，帮助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当然，我相信顾问委员会在基于个体心理学的基础上能够运作得很成功，但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理由要拒绝与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合作。事实上，我一直主张顾问委员会应与其他心理学派建立联系，然后对与每个学派合作取得的结果进行比较。
在顾问委员会的运作过程中，训练有素，善于解决教师、家长和学生问题的心理学家与学校教师一起，探讨他们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心理学家来学校访问时，某位教师会向他们描述一些学生的情况和问题：这个孩子很懒，或可能还爱吵架、逃学、偷东西，或是成绩落后。心理学家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提出观点，随后进行讨论。教师和心理学家共同探讨问题的可能原因及应对策略。由于他们经验丰富，很快就能提出解决方案。
在心理学家到访的那天，学生和家长都会到场。心理学家和老师决定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与家长交谈，如何影响他们，告诉孩子失败的原因。其后，他们会把家长叫进来。家长可以透露更多的信息，然后心理学家会与家长进行讨论。讨论中，心理学家会提出建议帮助孩子。
通常，家长都会很高兴有一次咨询的机会，并提前做好合作的准备。但如果他们抗拒，心理学家和教师可以讨论相似的例子，并从中得出结论，运用到这个孩子身上。然后再把孩子叫到房间来，由心理学家和他交谈，不是谈他的错误，而是谈他的问题。心理学家寻找妨碍孩子健康成长的想法和判断，或是他所轻视而其他孩子很重视的信念，等等。心理学家所做的不是责备学生，而是与他们进行友好的交流，以了解他们的观点。假如心理学家提到孩子的某个错误，他可以将之置于一个假设的情况中，然后征求孩子的意见。任何没有经验的人看到孩子的正确理解和迅速的态度转变时都会大吃一惊。
我所训练的所有教师都对这件事情乐在其中，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这个做法。这使他们在学校中的工作更为有趣，也增加了他们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因为往往他们花半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就可以解决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整个学校的合作精神都有所提高，短短一段时间后，学校的严重问题也不再发生，只有一些小问题还需要处理。教师自己也变成了心理学家，他们开始学着理解个性的统一性及其各种表现的一致性。假如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也能自己解决。事实上，我们希望，如果教师都能接受心理学方面的培训，那么心理学家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因此，假如班上有一个懒惰的学生，教师就应该建议孩子们就懒惰为题进行讨论。老师通过提问引导讨论，如：“懒惰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人会懒惰？”“懒惰的孩子为什么不肯改变？”“懒惰为什么非得改变不可？”孩子们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懒惰的孩子自己并不知道他就是讨论对象，但讨论的问题在他身上存在，因此他会对此感兴趣，并从讨论中学到很多。如果只是一味指责，他可能什么都学不到；但如果他愿意虚心聆听，他可能就会思考这个问题，进而改变自己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