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说我没有去过更穷的地方。我到过广西的一个苗寨，那里的人是真穷，但也真快乐。村民们去赶集，几个人点一碗米粉，用筷子蘸着米粉，蘸一下喝一口地瓜酒，一喝喝一天，一碗米粉还没有吃完。政府组织村民去广东打工，安排得好好的，村民到了工厂，受不了那里压抑的生活，又跑回来了。我也见过破败的农村。年轻人都离开了，村里只剩下老人。房子修得很好，但无人照看，门是锁着的，锁是生锈的。从墙头探头去看，院子里荒草丛生，青苔弥漫。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村里才有人气。一个老人说，他希望自己在过年的时候死，不然都没人抬棺材。
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28，到了2019年，约有250万个自然村29。20年里有11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150多个自然村落消失，其中不乏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村。2021年2月14日，云南翁丁村老寨起火。数小时之内，百余座传统民居化为灰烬。这里曾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伉族村落，有“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之称。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马固村，曾有“中原第一文物古村”的名号。但在拆迁过程中，原本“九子十进士”的古村落，只保留下了王氏家庙和马固大庙两处建筑。如果没有当地人带领，外人根本找不到这个村子。浙江的峡泗列岛东部有座枸杞岛，枸杞岛上有个后头湾。后头湾曾经是个渔村，如今人去楼空，成了“无人村”，每栋房子都爬满了绿色藤蔓，道路上荒草离离。
扶贫脱贫容易，乡村振兴很难。在一批“田园派”学者看来，乡村振兴最好的办法就是吸引年轻人回乡，最好是回乡务农，守住自己的根——而我采访过的农村人几乎没有一个认为这种想法是可行的。
大部分中国人，如果上溯两三代，都是农民的后代。一批批农民离开农村，他们的后代才有了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年轻一代的农村人，早已涌入城市打工。他们的孩子熟悉的是喧嚣热闹的城市生活，而不是偏僻寂寞的乡村生活。即使回到家乡，这些“民二代”也不知道怎么种地了。现实的情况就是：农民已经离开农村，农民已经不会种地。“田园派”学者所谓的乡村振兴，既帮不了农民，也解决不了农业问题。可是，如果任由农村凋敝，中国又会丧失现代化的“社会底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乡土社会的传统。乡土性并没有随着农业文明的衰退而消亡。故乡，依然是远走他乡的中国人寄寓人生意义的社会空间。中国的现代化能走多远，一方面当然取决于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乡土社会的根基。
不能死守，也不能失守，那该怎么办？2021年，我在宁夏的闽宁镇遇到了农民赵鸿。他的经历给了我启示。赵鸿是以“脱贫攻坚和对口支援”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山海情》里马得宝的原型，也在剧中客串了村民马洪。在电视剧里，马得宝是村里最早发家致富的农民。在现实生活中，赵鸿是最早一批离开村子，到
外面“吊庄”移民的。
1997年，26岁的赵鸿带着妻儿老小从固原市西吉县震湖乡张岔村移民到闽宁镇福宁村。所谓“吊庄”，是指这些走出来的农民，一半时间在外地，一半时间还会回到原来的村子。两处都有家，就像一根扁担，两头吊着。
《山海情》拍摄完成后，剧组将道具赠送给了赵鸿。赵鸿又搜集了更多的老物件，利用自家空闲的场地，以电视剧里水花家、李大有家等为原型，盖了四套房子，把“金滩村”字样的村牌、水花杂食店的货柜、拉水的小车、桌椅等老物件展示起来。院子里还有还原出来的地窝子。初代移民刚搬迁过来的时候，连土坯房都没有，斜着往地下挖个洞，洞里铺一把草睡觉，支一个灶做饭，就这样住下了。
刚来的时候要开荒。一片荒地上滚满了石头，要把土里的石头蛋子刨出来，才能翻土、种地。赵鸿和媳妇起早贪黑在地里干活。邻居看着他们忙活，微笑不语。到了要种地的时候，邻居才告诉他们真相：不好意思，你们种的是我的地。没有办法，赵鸿和媳妇只能匆匆忙忙再开一块地。他说：“说来也怪。这块地真神，种啥长啥。我家地里的收成，比邻居家还好。”
一开始是农民自发地走出去，后来，政府将西海固地区一部分由于环境恶劣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群众，集中搬迁到黄河灌区，那里能够更便利地灌溉。此后，政府又陆续搬迁了六盘山水源涵养林区、水库淹没区的困难群众，中部干旱带人畜饮水无法保障、生态不断恶化、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的贫困群众。在闽宁镇能看到，越到后来，移民搬迁的支持力度越大：新修的楼房、养殖圈棚、热水器、太阳灶、卫星接收器、幼儿园、小学、养老院、超市、卫生室、葡萄庄园、工业园区。
“吊庄”给我们的启发是，如果既不能死守，也不能失守，其实是可以腾挪的。有人离开了故乡，有人来自远方。离开故乡的人，能在远方找到自己的故乡。来自远方的人，会帮别人守护故乡。
我看到的新的腾挪，是乡村的支点发生了轻微的位移。是的，很多乡村日益衰落，但乡村旁边的小镇，小镇簇拥的县城正在兴起。更多的农民选择居住在镇上或县城，因为这里的公共服务更加齐备。孩子上学更方便，老人看病更方便，买个东西更方便，生活内容也更丰富多彩。县镇的兴起，会加剧乡村的衰败吗？不一定。我住在松阳民宿的时候，跟厨房的阿姨聊天。这个民宿，原本就是她家的房子。阿姨在山上还有自家的茶园，房子租给了办民宿的，收一些租金，自己又到民宿打工，再挣一份工资，日子过得蛮惬意。那阿姨现在住在哪里呢？收入提高了，阿姨选择了在镇上买房。从镇上到山上的民宿，骑电动车，也就十来分钟。
我看到的新的腾挪，是城乡之间出现了双向的流动。过去，城市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走了农村的资源。多年前，我陪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农村调研，他忽然说了一句：“中国这样的情况，在国外的话，只有在战争时期才会看到。”他指的是村里几乎没有青壮年，只剩下老人和儿童。如今，大部分年轻人还是选择外出打工，但有一批新的人来到农村。有一些是本地的青年回乡创业，龙王坝的焦建鹏就是一例。有一些是外来的资本到村里租种土地。有一些是到农村办民宿。有一些是下乡做电商直播。有一些是想到村子里养老。有些人来到村子里，只是匆匆的过客。有些人来到村子里，是想把这里变成自己的家园。松阳民宿，是远方的人进了村子后建起来的。闽宁镇的工厂、葡萄酒庄园，也是远方的人来这里援建的。
你的家乡，已经不再只是你自己的家乡。未来的乡村，会变成更开放的社区。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些旧的传统会消失，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建一个新的传统。传统不是单纯靠继承而保存下来的，要靠“混搭”创新，它才能保持活力。一切都在流动。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我们就是传统。
2.6忠诚、退出、呼吁，以及腾挪
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美国社会再一次被撕裂。各地的抗议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了校本部的行政大楼。哈佛大学的学生占领了怀德纳图书馆前面的哈佛大学楼，这是文理学院的行政中心。40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闯进校园。据目击者讲，有些警察故意撕下徽章，以便能随心所欲地殴打学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在校门口的一块空地上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把这块地方称为“人民公园”。当时的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对此深恶痛绝。他派出数千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占领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里根咆哮着恫吓：“如果需要一场大屠杀才能结束这一切，那就让我们来一场大屠杀吧！”一个女孩走出抗议队伍，把一束花插进紧握在国民警卫队队员手中的步枪枪口。
这一年夏天，还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来到斯坦福大学访学。赫希曼一生饱经忧患，四海为家。他于1915年出生在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18岁流亡到巴黎，在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学习经济学，还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过哈耶克的课。1938年，赫希曼在意大利的里亚斯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希曼协助美国人瓦里安·弗莱，营救了400多名犹太人，其中包括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画家马克·夏加尔、画家马塞尔·杜尚、作家安德烈·布勒东和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等人。25岁那年，赫希曼逃亡到美国。1952年，他应邀前往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担任该国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之后，他又在哥伦比亚成立了一家私人咨询公司。数年之后，赫希曼回到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和那些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学院派学者不同，赫希曼更像是一位“入世哲学家”30。
赫希曼观察着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心中充满了悲伤。在占领学校大楼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中，就有他的女儿卡蒂娅，以及卡蒂娅的男友阿兰。赫希曼同情学生，厌恶刚刚赢得总统大选的尼克松。但是，他也不认同学生们拒绝服兵役、投掷燃烧弹的过激行为。赫希曼预感美国社会将产生更多的不稳定性，他想要找出隐藏在社会内部的被忽略的根本性的动力。或许，这种动力能够形成必要的张力，推动社会秩序渡过动荡，达到新的平衡。
赫希曼打开鼓鼓囊囊的剪报本和黄色笔记本，坐在扶手椅上，陷入了沉思。
如果人们变得不满，他们会怎么办？如果一家企业、一个组织、一种体制、一个社会，无法维持内部成员的忠诚，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家餐厅，原本有自己忠实的老顾客，但这些老顾客的抱怨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已经流失到其他餐厅，怎么办？一家企业，原本蒸蒸日上，员工都以能在这里工作为傲，所以表现得热情、主动、勤奋。后来，这些员工却日益感到迷茫，不再相信企业的愿景，也不再认同企业的文化，更无法和领导层产生共鸣，怎么办？一座城市，原本充满了活力，许多外地人到这里寻找梦想。无数梦想，像鸽群一样在城市的上空飞翔。如今，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们觉得生活越来越不方便。没有人气，没有惊喜，一个失望连着一个失望，城市变得冷漠、傲慢，如一潭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怎么办？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答案很简单。两个字：退出。对餐厅服务不满的顾客可以换另一家餐厅。对企业经营不满的员工可以跳槽。对城市管理不满的居民可以搬家。如果人们有退出的自由，就会带来一种强大的竞争压力。竞争压力会让经营者、领导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是，他们会想方设法提高质量，改善服务，降低价格。竞争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基石，同样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石。
但是，这种观点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每个人退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更容易退出，有的人更难退出，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退出。资本可以周游世界，劳动力只能困守一隅。富人可以自由迁移，穷人只能守望故里。购买力强的消费者可以扬长而去，购买力弱的消费者不得不忍气吞声。能力强的员工更容易找到其他工作，能力弱的员工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过分强调退出的作用，会造成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自由退出并没有惩罚效率低下的组织，相反，它惩罚的是组织内部的弱势群体。比如，好的顾客走了，餐厅对走不了的顾客服务态度会更恶劣。好的员工走了，企业会更肆无忌惮地压榨走不了的员工。有能力迁移的人走了，城市管理者反而会破罐破摔，更加漠视留下来的民众的福利。
这正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虽然有退出的自由，但组织并未感受到太大的压力。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即使船就要沉了，也会有一群人不得不跟着船一起沉下去。于是，自由退出，可能会导致组织的衰落速度更快。
赫希曼找到了第三条道路。他强调，要给内部成员更多呼吁的机会。呼吁和退出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在没有完全丧失对组织的忠诚的情况下，在组织内部表达自己的诉求。呼吁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基于对组织的信任，基于组织成员彼此间的认同。呼吁能加强组织成员间的互相理解，也能疏浚交流的渠道。呼吁能促进组织内部的谈判，也能像求解合力一样，找出改良的方向。因为有了呼吁，组织变革的动力不再仅仅来自外部的竞争，也能来自内部的沟通。对一个组织来说，通过呼吁不断实现自我改良，往往比依靠外部的竞争压力更为有效31。
1970年，赫希曼完成了《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的初稿。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比论文长，比专著短，印刷出来只有120页。书写得薄有写得薄的好处，很快就能写完，很快就能出版，很快就能读完，很快就能传播。《退出、呼吁与忠诚》出版之后，好评如潮。英国政治哲学家布莱恩-巴里在评论这本书时说，赫希曼的著作就像摇滚巨星的唱片一样流行。
且慢，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呼吁当真这么有用吗？呼吁是一门艺术，你需要掌握微妙的分寸感，也需要拥有能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智慧。但是，赫希曼也讲到，“呼吁这门艺术无法发展，陷入萎缩”。如果组织内部成员没有掌握呼吁的艺术，不难想象，呼吁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每一个内部成员都有不同的诉求，这些诉求可能互相冲突。比如，要不要加班呢？讨厌“996”的员工痛恨加班，但等着奖金还房贷的员工恨不得天天加班。取消课外培训班好不好呢？有的家长额手称庆，有的家长痛心疾首。
一则笑话在朋友圈里流传：
——家长，夏令营要不要考虑一下？
——你们的夏令营会有课外补习吗？
——规定不让搞的，我们当然不会搞了。不过，可以告诉您，我们的体育老师都是数学系毕业的。
——那太好了，我报一个。
呼吁之所以效果有限，是因为如果想要讨好所有人，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有的时候，引起争执的还不仅仅是利益的冲突，而是价值观的分歧。这就会更麻烦。左派和右派，谁能说服谁？民粹派和普世派，谁又能说服谁？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如果没有呼吁，人们可能各自躲在自己的“信息泡泡”里，老死不相往来，有了呼吁，反而会掀起波澜，对立的价值观直接发生冲突，从而加剧组织内部的分裂。
事实上，在退出和呼吁之外，还有一个策略：腾挪。请让我再把腾挪的机制描述一下。想象一个大组织，大组织的内部又有很多小组织。比如一个企业的内部有不同的部门，一个国家的内部有不同的城市。同在一个大组织之内的小组织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遵循大组织的规则，无论是正式的规则（法律、章程等），还是非正式的规则（文化、习俗等）。小组织之间也有差异。比如，有的小组织更强调纪律，有的更强调自由；有的节奏更快，有的节奏更慢；有的更科层制，有的更扁平化。每一个组织内部的成员都有双重关系：他既属于大组织，又属于一个小组织。小组织的关系更加松散、灵活。组织内部的成员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小组织转移到另一个小组织。比如，在企业内部，可以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在国家内部，可以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
这样的腾挪机制会带来三个好处。
第一，个体能够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也能够保持多元身份。如果个体对某一个小组织不满，不会立刻选择退出，而是会选择腾挪，转移到另一个小组织。在这种腾挪的过程中，个体依然保留着对大组织的身份认同，但会变换对小组织的身份认同。当一个人更习惯于多元化的身份认同时，这个社会才能变得更容易交流和对话，才有可能更宽容，更开明。
第二，小组织会变得更有活力，也能享受到多样化红利。这是因为腾挪使得小组织之间的竞争压力更大。都是同一个大组织中的小组织，为什么别人干得好，你却干不好呢？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假如一个小组织真的希望自己做得更好，它会有更多的向不同“同伴”学习的机会。别人的经验，有些适合自己，有些不适合自己，看得多了，学得多了，就更容易激发出自主创新。
第三，大组织会变得更稳定，也更容易获得演化优势。某些成员虽然可能会对小组织不满，但依然会保持对大组织的忠诚。这就释放了大组织的压力。大组织还可以观察不同的小组织，看它们如何应对同样的挑战。这类似于一种“自然试验”，有助于大组织更好地甄别出更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小组织创新，更好地选优择优，更准确地预判未来。
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作为组织，都会遇到效率下降、制度僵化的难题。有序的会变得无序，创新的会变得保守。想要避免衰落的宿命，企业和国家都必须学会腾挪。只有大国和大企业，才能充分地利用腾挪的好处。
年轻的咨询师小马宋写过一本书，叫《朋友圈的尖子生》，记录了他遇到过的牛人。32他采访过青山资本前董事总经理李倩。李倩曾经在腾讯工作过八年，其间实现了她职业生涯的重要转型。刚进腾讯的时候，她是腾讯时尚中心的时尚编辑，然后去了腾讯新闻频道做BD（商务拓展），最后成为新闻频道的主编。
小马宋问她，为什么会在腾讯做那么久？李倩说，腾讯的过人之处在于，它构建的文化体系会让你觉得对外界没有诉求。你在腾讯能实现你所有的诉求。比如，你在这个部门不爽，可以换一个部门。你要是很努力，就会有很好的上升通道。
李倩在腾讯就是一路腾挪。在时尚中心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她觉得自己的工作太边缘化，对整个企业来说没有太大的价值。于是，她就跑到了新闻频道。新闻频道当时的副总编辑李玉霄说，我们是整个腾讯网最累最苦的部门，你还愿意来？李倩说，愿意，你们是最大的部门，我想去最大的部门。时尚中心在16楼，新闻频道在17楼。李倩抱着电脑，就从一个部门，腾挪到了另一个部门。
大国也是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是腾挪的机会。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是被连根拔起，在城市与城市之间飘荡。
我们是“飘一代”。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困扰。吾心安处，即是吾乡。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化，却依然能够保持稳定和安宁，腾挪正是重要的保障机制之一。
东北经济衰落了，没有关系，一大批东北人散布中国各地，事业蒸蒸日上。你不能只看到东北面临的暂时性衰落，你还要看到离开东北的东北人在各行各业的崛起。
北京一度是文化创作的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北漂”的文艺青年。如今，很多“北漂”离开了北京。没有关系。你不能只看到昔日的“画家村”“诗人村”日渐沉寂，你要看到，更多的城市，甚至小县城，都已焕发出勃勃的创作生机。
长三角、珠三角，历来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核心地带，但内陆有一批省会城市正在迅速赶超：成都、武汉、郑州、合肥、贵阳、呼和浩特、银川……
腾挪，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生机，也让中国变得更加自信。
中国是每一个城市新刷的标语，也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启动仪式和剪彩仪式。是照着稿子念出来的讲话，也是偶尔脱稿而出的点评。中国是一张由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连接起来的密密麻麻的网，也是高铁一闪而过、丢在后面的小站。中国是一座座披上绿装的荒山，也是一条条深入山体内部的隧道。中国是无人机飞过的一望无际的棉田，也是墙上爬满藤萝的废弃村庄。中国是高原上的哨卡，也是烈士陵园里的墓碑。中国是寺庙里迎风飘扬的国旗，也是电梯里响个不停的广告。中国是老人午休时做的一个关于遥远过去的梦，也是中学生摞在案头的一堆堆考卷，上面画满了记号和问号，还有一团团乌黑的墨迹，就像一声声叹息。中国是深夜灯火通明的互联网公司大楼，也是听得到机器轰鸣，却看不到工人身影的工厂。中国是在末班车上疲倦入眠的打工人，也是越到吃饭时间越忙乱的外卖小哥。中国是一群穿着汉服或cosplay（角色扮演）服饰的年轻人，也是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老年摄影爱好者。中国是一种古老、美丽而神秘的文字，也是在异国他乡的深夜里，让你格外想念的滋味。
而到了2021年，中国变成了一种信心。这种信心酝酿已久，喷薄而出，它跟货币、钢铁、芯片、机床、种子和大数据一样，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2.7峰值体验
上海BFC外滩金融中心是黄浦江边的一座写字楼。真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就在这座楼里。它是来自台湾的汪志谦教授开的一家咨询公司。
走进这家公司，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不像是一家写字楼里的公司，倒像是家网红咖啡馆。一位帅气的小伙子走过来说，请您稍等，汪老师一会儿要请您喝咖啡。要不，您先挑一个咖啡杯？架子上摆着一排排的咖啡杯，足有40多种。就在你举棋不定的时候，帅哥不经意地告诉你，这些杯子里有价格超过2000块的。
汪教授来了。跟你打过招呼，他就打开咖啡罐子，为你介绍每一种咖啡豆的特性。每一罐咖啡豆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来自富有异域风情的产地，有的是拿过国际大奖的冠军豆。
选好咖啡，就到了冲咖啡的环节。汪教授拿出一套神奇的工具。称咖啡豆的是电子秤。磨咖啡豆的是职人咖啡专用磨豆机。冲咖啡的是巴慕达弯嘴手冲壶。水温要控制在97摄氏度。两个电子秤连着iPad Pro平板电脑，一个监控倒入了多少水，一个监控流出了多少水。你能看到屏幕上曲线闪烁变化。断水，闷蒸，滤杯里的咖啡粉膨起又落下，浓烈的咖啡香气扑面而来。一杯美味、专业、与众不同的咖啡做好了。
你会如何反应？十有八九，你会赞不绝口，马上拿出手机拍照，迫不及待地想和朋友们分享这个新奇的体验。这就对了。用汪教授的话说，这一招叫“放大你的美”33。
汪志谦主要为零售企业做咨询，帮助它们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体验，捕捉真正影响用户决策的关键时刻，要让消费者一见就进、一进就买、一买再买、一传千里。他的这套操作，是基于丹尼尔·卡尼曼的峰终定律(Peak-End Rule) 。卡尼曼是迄今唯一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他的研究颠覆了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卡尼曼并不认为人是冷冰冰的“理性决策者”，他要引导我们去洞察幽明互现的人性深处。峰终定律告诉我们，顾客进入消费场景之后，他的体验感有时候强，有时候弱，并不是每一分每一秒的强度都一样。更具体地讲，人类对体验的记忆特别关注三个时刻：开始、峰值和结束。最初，要眼前一亮。最高，要喜出望外。最终，要不留遗憾。专注于这三个关键时刻，才能创造出让顾客觉得超值的体验。相反，如果搞砸了这三个关键时刻，哪怕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顾客的体验感也一定会大幅下降。
听起来很有道理。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腾挪策略上，会怎么样呢？当一个人腾挪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组织，他会有什么样的体验？
2021年，我采访了几个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想听听他们在大陆的峰值体验。
35岁的杰夫清秀纤长，文质彬彬。他是台湾本地人，出生在基隆。父亲是营造工程师，母亲是全职太太，在家照顾他们兄妹二人。杰夫的父母都很开明，子女教育是散养式。杰夫上学的时候成绩不错，电子游戏也打了不少。大学里，他学的是电子专业，毕业之后本想和其他同学一样，找家企业写代码，后来，机缘巧合进了咨询行业，现在是真观咨询的合伙人。
同样35岁的佩利祖籍福建长乐。他父亲出生在澎湖。家族中老一辈都认定澎湖是故乡，总想老了之后回去，落叶归根。佩利在台湾南部的垦丁长大，垦丁人口90万，在台湾也算是小城。
56岁的顾先生祖籍山东蓬莱。20世纪40年代，一家人从上海到了台湾。家族里5个兄弟，有的在大陆，有的在台湾。一个大家庭，拆成了两半。
问一个台湾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有点像问长江中的一滴水，你到底是从金沙江流过来的，还是从嘉陵江流过来的。几代人过去，本来都应该融成一体了，但这道不断被撕开的伤口，始终无法愈合。
杰夫在大陆感受到的是熟悉的陌生感。
他第一次到大陆是在2014年。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两年。杰夫要去东莞拜访客户，是一家台资企业。坐在飞机上，他除了新奇和兴奋，更多的是紧张和恐惧。他害怕大陆的警察会随随便便把人抓走。他害怕大陆的百姓会对他有敌意。这不怪他。大部分台湾民众都以为大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待的时间长了，他慢慢喜欢上了大陆。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宽松，人们可以有话直说，不像在台湾，可能受日本文化影响太深，人们习惯了互相遮遮掩掩。做咨询行业，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尤其是，他服务的大多是各行各业的领先企业，杰夫跟着它们，观察它们的成长，揣摩它们的打法，就像书法爱好者进了西安碑林，武术爱好者到了少林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家电商企业，凡事都要反复做AB测试：两套方案，对比效果，淘汰一个。就连怎么排版，他们也是一遍一遍地做AB测试。杰夫倒吸一口冷气：原来还有这样的打法，原来人性是可以测试出来的，原来人的决策不是靠自由意志！
杰夫在大陆的峰值时刻是帮助老字号企业焕发新春。他参与过的一个项目是帮助中药老字号童涵春堂进行改造。童涵春堂是一家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药铺，在上海城隍庙豫园商城有一家旗舰店。传统的药店单调乏味，引不起年轻人的兴趣。杰夫的设计是把整个药店装饰得通透明亮。中庭有一个巨型炫彩百眼橱，让人眼前一亮：哇，中药铺子，也可以这么炫酷。不知不觉，顾客就进了店，进了店就想上楼看看。这里有传统中药制作表演：童薄片切制、泛制药丸、铁船研粉、膏方加工……你会再一次惊叹：哇，原来中药制作这么惊艳。你不必只是旁观，还可以自己动手：丁香、茉莉、桂花、薄荷、桓子花，各种中医药香草，装在不同的盒子里，喜欢什么味道，自己搭配，可以自己调香，自制香囊，也可以给药王像挂上红丝带祈福。更让你想不到的是：店里还有奶茶。卖药材的，也可以做奶茶，这就把低频的中药，变成了高频的“养生消费”。
顾客很兴奋，杰夫也很兴奋。他从小是个中医爱好者，在大学里担任过中医社团的社长。但那只是个人爱好而已。在台湾的时候，老是听人说做文创，杰夫不以为然，觉得蛮虚的。到了大陆，他才发现，只要用消费者听得懂的语言去好好演绎，文创就能变成潮流。国风国潮国漫，令人眼花缭乱。杰夫恍然大悟：原来我能做的事情有这么多。
佩利在不断调焦的过程中提高了清晰度。
他对大陆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到了北京。那是2003年。这里有个历史背景：2000年陈水扁上台，两岸关系陡然恶化，一大批台湾人纷纷迁移。当时最热门的目的地是加拿大。一般是爸爸在台湾继续赚钱，妈妈带着儿女先走。没想到闹出很多家庭纠纷，比如，爸爸在台湾有了新的相好，妈妈打回台湾。佩利一家原本也想移居加拿大。这类家庭丑闻看多了，他妈妈改了主意。他们家族已经有人来大陆办厂了，这边有人照应，于是，他妈妈带着孩子到了大陆。
刚到大陆，他们就赶上了SARS（非典型肺炎），北京城里一片萧瑟。他记得当时北京还有“面的”，黄色面包车改的出租车。坐在里面，颠簸得厉害，头会撞到车顶。在北京上中学的时候，佩利感觉自己形单影只，像个异类。18岁，他要回台湾服兵役。回去之后，又成了怪物，因为他是从大陆回去的。中学毕业，佩利到美国读书。他发誓要留在美国，再也不回中国了。
在美国读完大学，找到了工作，佩利觉得能安顿下来了。2015年，由于工作关系，他被派到大陆出差。接下来两年，他在上海和台北之间穿梭往返。这段时间对他的触动最大。眼看着台北原来是80分，多年之后还是80分。上海原来只有70分，短短几年时间，就已经超过了台北，变成了90多分。如此鲜明的对比，让佩利下定了决心。2017年，他又回到了大陆。这一次，来了他就不打算走了。
佩利的峰值体验是赶上了潮流，变成了高手。他是一位美容医生。回国之前，一位来过大陆的美容医生告诉他：“回去之后，你一定要专精一艺。”佩利觉得这是他听到的最有价值的建议。当年，他在夏威夷的一家诊所上班。每天也就见几个病人。下午四点下班，到了三点半，同事们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然后结伴去海边冲浪。在北京，他从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六点，一天要做两三台手术，至今已经做了五千台。累吗？当然累了，不过值啊。这个行当，熟能生巧。佩利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成为顶级的高手。他意气风发，已经开始考虑自己创业了。
佩利交了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他在这里能找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当然，偶尔也会遇到尴尬的时刻。佩利有个忘年交的老人朋友，有一次很认真地问佩利：你说，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佩利苦笑着说，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顾先生看过了花开，拍遍了栏杆，只等那花落。
他来大陆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是一家国际品牌奢侈品公司的中国区经理。他自称是第二批到大陆的台湾人。第一批是来大陆开工厂的，第二批就是像他们这样的职业经理人。
他的峰值体验是一直跟随着时代的潮流，把一切都看明白了。他这代人，有一种极为清醒的历史感。当大陆朋友自称狼性时，他摇摇头：不，你们是猴性。时代变化得太快，人在其中，随浪起伏，自己却察觉不到，而顾先生则能极为冷静地看到自己和他人在历史中的位置。
他都经历过了，他都看过了。
他看到了奢侈品的买家原来都是老板，买来是为了送礼，或是送情人。他看到了这批买家销声匿迹，“90后”的年轻人成为新买家。三十多岁的小伙姑娘，开着跑车满大街转。西方国家的奢侈品广告，请的都是人到中年的明星，中国的奢侈品广告，却喜欢找“小鲜肉”当代言人。
他走遍了中国五十多个城市，看到最偏僻的小城也变了样，公共厕所里干干净净，小镇的水果摊上摆着几十块钱一斤的进口诳猴桃。他拍照片给台湾的朋友看，朋友们都不信。是啊，他们岂止不信这个，连科兴疫苗，一些台湾人都会以为里面都是水。他看到大陆的年轻人大多要离家自己奋斗，普遍被磨炼得心智早熟，台湾的年轻人只追求小确幸，好多是“妈宝”。他甚至习惯了一些大陆官员的腔调，干脆，有力，不关心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见过上海一个区的副区长，谈起自己区里的企业，这位副区长居然能把每个企业的营业收入、纳税额倒背如流，讲起企业经营一套又一套，让他不由大为感叹。他看《新闻联播》，看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台湾没有国际新闻，新闻报道的都是哪里有交通事故了，哪里出命案了。他说，就是四线城市的地方台。
他知道飞驰的时代不会持久。繁花总会落尽。他知道自己这一代人是时代的套利者。大陆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缺乏熟悉跨国公司业务的人，他们这批从台湾来的职业经理人才有了机会。香港人呢？他们大多不会讲普通话。但时代变了。外资企业未必竞争得过国内企业。大陆人才迅速崛起，留给台湾人的机会越来越少。好日子还会有一段时间，但不多了。以后最稀缺的还是人才，但已经不是像他这样的人才了。顾先生感慨，现在要找好的导购员真是太难了，连保安都要去挖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像他们一样在大陆如鱼得水。我在采访的时候遇到了很多挫折。有的台湾人不愿意接受采访。有的台湾人明确告诉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他们不喜欢这边。有的企业里，台湾人和大陆人分成两个阵营，互不交往。这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买了第一排的票，却坐在音乐厅睡了一觉。到了九寨沟，反而躲在酒店房间里打了一晚上的麻将。
我也曾经采访过香港的朋友。我们都认为，香港的问题，根本在于民生。贫富差距日益悬殊。香港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我又问：“为什么香港青年不到内地发展呢？再不来就真没有机会了。”他说：“我们的城市，为什么要离开？”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人想腾挪，有人只想不挪窝。人的命运是时代塑造的。有的时代，只有狭窄的空间，连喘口气都难。有的时代，波澜不惊，从出生能一眼望到自己的老年。但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万马奔腾的时代，它是留给骑手和骏马的。马蹄哒哒，马鬃飘扬。在这样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追求一成不变的小确幸，求而不得，于是，有人会感慨时代的恶意。其实时代并无恶意。历史太忙了，连悲悯都没有时间。
就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