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终将老去
但总有人正年轻
——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你看花儿多红啊，
笑话一般散落地上
——任素汐，《王招君》
大雾重重
时代喧哗造物忙
火光，阶档
指引盗寇入太行 、
——万能青年旅店，《山雀》
灯火里的中国
青春婀娜
灯火里的中国
胸怀辽阔
灯火灿烂的中国梦
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
——张也、周深，《灯火里的中国》
灯火灿烂，
灯火辉煌，
而我想要黑暗。
——麻园诗人，《泸沽湖》
我们在想象中度过了许多年
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
……
我们在想象中度过了许多年
想象中我们是如此的疯狂
——五条人，《'城市找猪》
千层山万重浪
比不过县城一碗汤
——华北浪革，《县城》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
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
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
像被命运叫醒了
它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
——S.H.E，《你曾是少年》
我想乘坐一次不拥挤的地铁
想要一年四季最舒适的季节
爱的人可以保持全部爱意
只在意为我爱的人去卖力
——KC，《普普通通》
一杯敬故乡 一杯敬远方
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
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
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毛不易，《消愁》
当所有的诗意
都被你我搞过之后
那野的花在路口
像谜一样的脸红了
艺术仍然是国家里
最普遍的那一种便秘
——腰乐队，《公路之光》
3.1 小镇明星
海丰是一座40分钟的小城。走完这座小城的主要街道，只需要大约40分钟。
县政府坐落在红城大道西。喝早茶的隆隆金茶楼位于地王广场。从县政府到隆隆金茶楼的距离是1.2公里，走路17分钟。当地最大的医院是彭湃纪念医院，位于红场路18号。当地最好的中学之一是彭湃中学，位于海银路五坡岭。从澎湃纪念医院到澎湃中学的距离是800米，走路11分钟。在这个小城中，走路的人不多，开车和骑摩托的人不少。狭窄的街道上，长年累月地堵车。明晃晃的太阳，晒得车皮发烫。当然，你也可以坐三轮摩托车。简陋的车棚可以遮蔽烈日，车座磨出了破洞，触手可及一层厚厚的油腻。蹬车和坐车的大多是老年人。风的味道和汽油的味道混杂在一起。
红场是外地人必去的景点。红色的围墙修成了起伏的波浪形。
拱门的中央有彭湃手书的“红场”两个大字。红场的旁边就是红宫，这里原为建于明代的海丰学宫，既是当地的县学，也是祭祀孔子的文庙，如今改为陈列展馆，介绍的是彭湃的生平和革命事迹。1927年10月，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今汕尾市）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展柜里摆着当年农会会员用过的梭镖、大刀、铁叉。还能见到最早的党旗。最早的党旗是镰刀斧头交叉，上面还有一颗五角星。这面旗帜的设计借鉴了苏联的军旗，但又有改动。镰刀象征着农民，而用斧头代替锤子，是因为中国的农民更熟悉木匠的斧头，不太熟悉钳工的锤子。
海丰一向是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各村都有祠堂、各姓都有祠堂。宗族在乡村提供婚葬、教育、医疗等准公共产品，亲族成员互相照顾。各个望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彭氏的祖先来自江西宜春。陈氏的祖先来自河南颍川。吕氏的祖先来自山西河东。彭湃在海丰发展农会，一样会给农会成员提供医疗、白事等服务。当地的宗族之间常年争斗，一派人打赤旗，一派人打乌旗，互相械斗。彭湃做了一面赤乌旗，两个红色的三角形、两个黑色的三角形连缀在一起，象征着不同的宗族联合起来。宗族加革命，这是一种奇特的组合。
在这个偏僻的南方县城，中国工农革命的火种熊熊燃烧。这里曾经是中国革命的前沿。
许多年过去了，县城里建筑物的高度始终没变。站在红场，向四周望去，县城几条最热闹的街道，都被涂成了红色和黄色，像是孩童用鲜艳的积木搭成的房屋。路灯模仿着长安街的花灯造型，五个球的棉花灯，抹了一身的金漆。街道两旁的店铺就像是在一片红色和黄色的波涛中浮出水面的一座座小岛。百佳港货。果香园。点点童装。哒柠。康寿药房。张亮麻辣烫。益禾堂。阿舅九毛糕。五条人糖水店。
五条人糖水店门面不大，门口停满了电动车和共享单车。这天的生意很好。可是，很多慕名而来的客人并不知道，五条人糖水店最早开在厦门，后来才在全国各地建了分店。很多人以为这家店是五条人乐队开的，其实，它和五条人乐队毫无关联。
五条人乐队才是海丰土生土长的。在2021年，五条人仍然是年轻人热捧的乐队之一。虽然乐队的名字叫五条人，但实际上只有两个人：阿茂和仁科。阿茂是主唱和吉他手，仁科是主唱、主音吉他手和手风琴手。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海丰人，两个货真价实的小镇青年。
阿茂1981年出生于海丰县陶河镇。老爸是个包工头。家里一度过得很殷实。后来，一笔工程款收不回来，家道中落。2001年，阿茂高考失利，只身一人去广州，卖打口唱片为生。所谓打口唱片，就是一度卖得猖獗的盗版碟。国外卖不掉的唱片，划个口子，当垃圾处理，卖到了国内。仁科比阿茂小五岁。他出生在海丰县捷胜镇。这里靠海，空气里一股咸腥味。仁科的爸爸是个大厨，生意做得红火，开酒楼、发廊、卡拉OK歌厅。后来，仁科爸爸赌博输钱，生意不顺，老本都赔光了。为了躲债，他们一家深夜逃到了海丰县城。阿茂从小就想做音乐人，仁科少年时的理想是当个画家。仁科在工艺美术班学完画画，进了当地的贝雕厂，天天画贝壳。
2004年，仁科觉得工作太无聊了，跑到广州找阿茂。两个人住在石牌村，一个人卖盗版书，一个人卖盗版碟。石牌村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中部，被高楼大厦，繁华商业区和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包围。这个仅有0.73平方公里的城中村，犹如一座迷宫，狭窄的小巷弯弯曲曲，头上是生锈的防盗窗和杂乱的电线。一缕艰难透过来的光线，仿佛来自天外。这里聚集着大约10万名外地人：大学生、码农、外卖小哥、餐厅服务员、站街女、酒鬼、走鬼34。来自五湖四海的方言在这里汇集：湖南话、四川话、东北话、河南话、粤语、客家话、潮州话、福佬话。时而会有芳龄女大学生袅袅婷婷地走过一群摺串喝啤酒的糙汉子，所有人瞬间收声不语。
当两个人都闲下来的时候，阿茂和仁科会一起写歌。从刚出道起，他们的风格就跟别人不一样。2009年，五条人出了第一张专辑《县城记》。这张专辑里除了一首《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剩下的歌都是用海丰话唱的，讲的都是海丰的故事。在他们的歌里，海丰“农村唔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进海丰县城的农民“踏架脚车牵条猪，站在东门头，暴力撒泡尿，买辆拖拉机”。在这里，你能遇到东门口的表叔公，他在路边“倒港纸”（兑港币）。
“小孩子去的是戏棚脚，吃碗云吞，挥下赌摊，回家的时候心肝惊惊。”还有农民李阿伯，他说“人生倾像种荔枝，有雨也累，无雨又累”。离海丰县城不远就是道山村。道山村的古惑仔骑着破单车，不剪头，“佬势势佬势势”（拽得很）。渔民打鱼归来，船里满是“大鱼、小鱼、红鱼、麻鱼”。五条人也不是只会讲琐碎的小镇故事。一位“铁脯粉”35跟我说：“何老师，五条人早就预言了本土时代的到来。”他说的没错。就在2009年的这张《县城记》里，有一首歌《三十年水流东三十年水流西》，其中有一句歌词是：“昨天全球化，今天自己耍。”神预言。
这张专辑在2009年获得了《南方周末》“原创文化榜”唯一的“年度音乐”奖项。五条人也被评为当年华语传媒音乐大奖的“最佳民谣艺人”。随后，五条人又陆续出了几张专辑，虽然名声越来越大，但总的来说还是不温不火。毕竟，民谣只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音乐。热衷于用方言创作的五条人，更是小众中的小众。真正让他们走向大众舞台的，是2020年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乐队的夏天》是一档非常火爆的音乐选秀节目。2019年的第一季节目集结了不同风格的31支乐队，最终新裤子乐队、痛仰乐队、刺猬乐队分别获得前三名，Click#15乐队和盘尼西林乐队获得第四名和第五名。五条人参加的是第二季。在五条人突然闯上舞台之后，观众们先是愕然，继而是狂热地喜欢。两个陌生的南方面孔，一个黑夹克，一个花衬衫，脚蹬红色的人字拖，讲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唱的歌荒腔走板。他们率性而胆大妄为，一时兴起，会临时更换演出的曲目。第一场比赛中，他们故意撤下了用普通话演唱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临时换上用海丰话演唱的《道山靓仔》。没人听得懂，也打不出字幕。嘉宾一头雾水，面面相觑。舞美和灯光不知所措。经纪人脸都气黑了。
不知为何，五条人特别有观众缘。他们四次被节目淘汰，四次复活。“打捞五条人”成了整个赛季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最终，五条人获得了第二名。仁科上台领奖，他撑开一个印着“五条人”字样的红色塑料袋，把奖杯塞进去，扬长而去。
海丰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县城，从这里却走出了五条人这支红遍中国的乐队。这是一个小趋势。
回顾一下流行音乐的历程。2007年，我们听的是汪峰的《北京北京》。歌词是这样的：
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我在这里死去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
我在这里寻找，我在这里失去
虽然听起来铿锵有力，但其实就是一个苍白、空洞的填字游戏。难怪有人调侃：人工智能写歌不易，但写出汪峰的歌不难。
2016年，我们听的是赵雷的《成都》。歌词是这样的：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你会挽起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温婉。忧伤。典型的小资腔调。想象中的“生活在别处”。
五条人和他们都不一样。五条人的音乐粗桐而生猛，土得掉渣，潮得骇俗。真诚地恶搞，在市井中浸泡。在卑微而尴尬的底层生活中，体会像一点点微光一样的尊严和美好。“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虽然来自小镇，但小镇也有足以抗衡都市生活的勇敢底气。找到这种底气，就能平等地站起来。坚持自己的风格，反而能赢得尊重。回到最熟悉的家乡，才能挖掘无尽的宝藏。
走在这条路上的不只是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中，来自广东河源连平镇的九连真人乐队虽然没有跻身前五名，但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九连真人用客家话演唱，乐队成员都生活在连平这个小镇。主唱兼吉他手阿龙从成都毕业之后曾在深圳打工，副主唱兼小号手阿麦曾在湛江求学，贝斯手万里最早在珠海读书，他们最终都回到了连平。阿龙在当地的小学做美术老师，还兼任数学老师，阿麦教音乐，万里做器材和舞台设备租赁。《莫欺少年穷》唱的是一个想要闯荡世界的懵懂少年。“啀阿民 一定会出人头地 日进斗金。”《六百万精英》讲述了一代大学生的幻灭。“年年有花开 也毋愿看/电话呢呢暧暧 也毋嫌长/路长有几难捱 也毋愿想/意思清清淡淡 也係正常。”六甲番乐队用潮州话演唱。主唱李四顺原名李哲，在广州一家医院从事朝九晚五的会计工作，业余时间做音乐，用外人听不懂的潮州古语，把家乡的祭祀民俗记录在歌词中。《刍狗之歌》讲的是一个停电的夜晚，村民们搬着凳子到村口聊天。“无电啦 无电啦/大人欲点灯 撑船过暹罗/大人边拍蚊边点灯咒蛇。”山人乐队的成员分别来自汉族、值族、布依族，他们去过北京、郑州、贵阳，现在都住在昆明。四川的衣湿乐队用宜宾话演唱，西安有黑撒乐队，贵州有尧十三，宁夏有苏阳。
一声惊雷，万物复苏。草木争春，百花斗艳。人们这才意识到，一线城市并不是最适合音乐生长的地方，音乐是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同的水土生长出不同的音乐。不是一种音乐，而应该是千百种音乐。千百种音乐，才能滋养出最敏感的耳朵，打开最自由的心灵。
这是一个小趋势：小镇青年成了明星，而一线城市的青年将负责追星。
3.2 肘子摇滚酒吧
从红场广场的出口，一路朝前走。经过中山南路，继续前行，远远能望见海丰中学的大门。路边是海城镇第四小学，对面有文具店、烧烤店。哦，不对，走过了。应该在上一个小路口拐进去。退回去，拐进小巷。耀眼的金色和黄色一下子褪去，只剩下寡淡的灰色和白色。灰色的屋顶，白色的墙。低矮的平房，一个不起眼的招牌：肘子摇滚酒吧。
门口贴着海报。周云蓬演唱会。高宇靖演唱会。推门进去，就是吧台。一只名叫“寻宝”的小土狗坐在高脚椅上，不敢下来，瑟瑟发抖。酒吧的屋梁上挂着一副涂鸦风格的门匾。桌子和椅子都很轻盈，可以随意地搬来搬去。一个小小的舞台。架子鼓。吉他。贝斯。缠绕在一起的电线。一道绿色的帷幕。有一块屋顶是玻璃天花板。能模糊地看见院子里的大树，也能清楚地看到雨水留下的污痕。
吧台后面有人过来，招呼我们坐下。玻璃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小狗忽然叫了起来。店主自外走进来，笑着向我们问好。一个清瘦的年轻人，方阔的脸庞，嘴角带着一丝嘲讽的笑意。他叫泽宇。
酒吧里还有几位来客。脖子上挂着项链的是阿粤，本地的说唱歌手。身形发胖、睡眼惺忪的是大魔，他是唱民谣的。
话题自然要从“肘子”这个奇怪的名字聊起。泽宇说，“肘子”在当地话里，是嘲笑那些不懂还爱瞎说的人。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2016年，泽宇还在广州增城读书。那一年是闰年，2月有29天。就在2月29日这个奇特的日子，泽宇突发奇想，觉得应该干点不同寻常的事情。于是，他开始用“肘子”的笔名写乐评，从此一发不可收。泽宇组过乐队，也写过歌，开这个酒吧，不图赚钱，就是当地乐迷的一个据点，也时常举办一些音乐会。酒吧开得很随意，没有客人就早关灯，有客人能折腾到后半夜。
泽宇、阿粤和大魔，跟五条人都有渊源。泽宇上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五条人。2012年阿茂和仁科回海丰办演唱会，泽宇还先唱了几首歌帮他们暖场。大魔一直在《乐队的夏天》节目里追踪五条人。当看到五条人临时换歌，用海丰话唱《道山靓仔》的时候，他激动得不能自已，赶紧给仁科发微信。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泽宇，还是阿粤和大魔，都没有想过继承五条人的创作风格。不光他们，放眼海陆丰，都找不到五条人的音乐传人。年轻一代音乐人为五条人而自豪，像小弟一样崇敬五条人，五条人也像大哥一样关照他们。但年轻一代受不了五条人的海丰话。在他们看来，那是上了年纪的海丰人才讲的话。年轻一代歌手反而和陈奕迅、周杰伦有更多共鸣。
在小镇玩音乐，大多是自娱自乐。这些本地的歌手有时候去酒吧唱歌，偶尔搞一场演唱会。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名观众，一晚上能挣3000元就算运气很好了。泽宇开酒吧。大魔还在漂泊，每天过着昼寝夜出的生活。阿粤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每天要西装革履地上班。音乐如同太阳的光芒照进他们的日常生活。光照到了我，我就是中心。小镇歌手一样能唱出很炸的歌。于是，如同水汽能蒸腾成雾一样，凡俗的生活也能升华成艺术的云霓。这样很好，我就在这里，我牛×。
陆陆续续还有人进来。Arynr高中毕业去了深圳，在那儿做二手手机翻新，卖到巴基斯坦。他也去过广州，干过汽修。后来，Arynr回到海丰，在本地一家工厂里做品控。波弟是从惠州赶过来的。他的经历和Arynr很相似。他也是高中毕业外出打工，去过深圳和广州，2018年回到惠州。他尝试过自己创业，干过一家直播经纪公司，一度很火。火的时候，波弟自己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要给主播打赏。后来，直播突然不行了。波弟回到本地的工厂打工，从普通员工，一路干到负责质量管理的主管。Mr.南瓜曾经在Arynr±班的工厂工作过，后来考到了一个有事业编制的单位。他也去过深圳求职，最终还是选择回乡。此处安好。夕比酱是从潮州赶过来的。她从深圳大学毕业，去英国读硕士，疫情爆发之后没有再出国，在国内上网课。问起以后的打算，夕比酱打算回潮州，当一名老师。
这是一场小酒馆里的座谈会。来的都是小镇青年。小镇青年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下人。他们将成为未来一代的代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去过大城市。他们曾被大城市的繁华和喧闹震撼，也曾被大城市的冷漠和傲慢挫伤。他们接受过大城市的洗礼，对新鲜的事物毫不陌生。他们也浸淫在小镇的人情关系中，既能体会到温情的一面，也时不时感觉到无奈的羁绊。小镇的生活节奏更慢，生活压力更小。这既能消磨意志，也能激发创意。跟大城市相比，小镇的容错空间更大。先亏再说，体验一把，不行再来。
小镇青年是一个两栖物种。他们生活在两个生态系统的边缘。在两个生态系统中，他们都不曾到过中心，站过C位，但是，他们知晓两个生态系统的秘密，在两个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只有他们，才能够在城乡之间自如切换、无缝衔接。这一代的小镇青年，将看到他们的故乡所经历的剧烈变革。
他们闯荡过，激动过，奋斗过，羡慕过。他们迷茫过，退缩过，躺平过，自足过。他们最精彩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在此去的岁月里，他们注定还要不安过，躁动过，建设过，自豪过。
3.3 边缘绽放
过去30多年，城市化是一个集聚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全球化浪潮。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推进对外开放，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这是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巨变。人口在流动。大地在倾斜。“孔雀东南飞。”内陆地区的人才纷纷流入沿海地区。大批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在这个集聚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一线城市的崛起。北上广深，成了一代年轻人的圣地。这里有最优秀的人才、最热闹的生活、最难得的机会。第二个现象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崛起。上海的周围有苏州、杭州、宁波、南京。广州和深圳的周围有珠海、佛山、东莞、汕头。两个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板块，蕨蕤成林，互相帮衬，自成一套经济生态系统。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内陆地区日益衰落。沿海地区能够坐上全球化的列车一骑绝尘，内陆地区却望尘莫及。陆地运输成本远远高于海运，所以，沿海地区的光和热，不可能辐射到内陆腹地。经济腾飞的沿海城市，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观念先进，管理高效，于是，它们就能吸收更多的人才和资金。相对衰落的内陆地区，投资环境无法和沿海地区相比，于是，它们和沿海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投资不过山海关”，“投资不过南宋疆域”，类似的说法原本只是笑话，最终却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这是一个看起来无法解套的死循环。
不经意间，一个新的变化悄然出现。一批内陆城市再度焕发生机。这个重新崛起的时间和全球化的退潮恰好重合。2008年前后，一批内陆省会城市的面貌有了极大的改善，越来越有活力。重庆、成都、武汉，逐渐恢复了往日的荣光。郑州、合肥、贵阳，洗掉了过去的刻板印象。后排的站到了前排。静止的已经沸腾。
这个城市化的新变化并没有就此停止。就像石头激起的涟漪，一圈圈向外扩散。紧接着出现的新变化是县镇的崛起。这个趋势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如果按照涟漪扩散的规律，内陆省会城市之后，应该轮到比它们更低一级的地级市。事实上，地级市反而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从规模来看，地级市的发展空间有限，不足以形成一个区域的“增长极”。可是，受到大城市住房限购政策的影响，买房的人转战没有限购的地级市，推高了这些城市的房价。于是，地级市的生活成本也居高不下。
反观县镇，却在出现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中国的城市化走到今天，变化最大的已经不再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而是看似偏僻的县镇。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正在崛起的县镇大多千篇一律。曾经搞得轰轰烈烈的特色小镇，没过几年，基本上都黄了。自发成长起来的是无特色小镇。你到每一个县城的主街，随手拍一张照片，隐去地名，拿给朋友们看，他们准保猜不出这究竟是东北的县城，还是西南的县城，是华东的县城，还是华南的县城。每一个县城，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城市的中心是商业综合体。培训班、健身房、旅行社、咖啡馆。城里有的，这里都有。医院、学校、剧场、公园，这些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都集中在县城里。哪里有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哪里就有人。于是，大批农民离开了农村，但和过去不一样，他们没有去远方，而是搬到了镇上、县里。
过去，很多县城想学城市，走工业化的道路。并不是所有的县城都具备办工业的条件。在很多县城，依然能够看到荒凉而空旷的工业园区。占相当大比例的县城还是离不开农业。但怎么发展农业？过去，每个县城讲起来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土特产，但没有品牌，没有差异化，找不到市场，一直发展不起来。电商兴起之后，带来了一个变化。电商平台可以很方便地把散落各地的需求集聚起来。对各地农产品的需求量不仅能变得更大，更重要的是，能变得更稳定。只有在需求变得更稳定之后，农产品的供应链才能建立起来。
有了供应链，还需要市场推广。前些年，很多县镇想做淘宝村，虽然有成功的案例，但也不是都能做好。就在这两年，直播带货蔚然成风，不少“县太爷”也走进直播间，帮着推销本地特产。互联网、公路、电商、物流，这些基础条件都成熟之后，县域农业终于走出了“一县一品”的新路。比如，大陆因产品质量问题停止进口台湾凤梨之后，广东徐闻县的菠萝上了热搜。过去，徐闻菠萝需要贴牌“海南菠萝”，现在已有了自己的区域公用品牌。再比如，过去陕西汉中的柑橘一直籍籍无名。消费者要买柑橘，首先想到的是江南出产的，很少会想到陕西也有柑橘。汉中的地理位置在秦岭以南，气候湿润，植被茂密，其实早就有“橘乡”之称。辽宁盘锦的大米、云南嵩明的雪莲果、云南高黎贡的咖啡、宁夏贺兰山的葡萄酒……一个一个，都在网上成了走红的爆品。
县城的生活方式也在经历着蜕变。看看沿街的店面，你就能看到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服务业社会的飞速变化：农资农机、化肥种子、电缆电线、五金机电、不锈钢、手机、服装、兰州拉面、沙县小吃、美宜佳超市、上岛咖啡。互联网的传播，使得县城的消费理念并不比城市落后太多。有了电商平台，大品牌也不需要在线下一级一级渗透，而是可以直接面对所有的消费者“喊话”。人在腾挪，钱在流动。从外地汇回的打工挣来的钱，支撑了很多县城的消费。在看似千城一面的县城里，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举例来说吧。开在都市里的奶茶店，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只能一家一家地开。专走县城路线的蜜雪冰城，却能在很多地方同时铺开，大规模扩张，开了上万家门店。
县镇的崛起，并不只是意味着特色农业、乡镇工业和县域商业的兴起，它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一个绵长的历史传统的回归。未来，县城很可能会成为文艺创作的中心、体育运动的劲旅、美好生活的样板。
像五条人这样来自小县城的乐队突然走红，看似反常，其实提醒了我们，自古以来，县城，而非大城市，才是文艺创作的中心。
就拿中国的几大戏曲来说吧。越剧虽然兴盛于上海，但其发源地是浙江峡县（今嵊州市）。越剧的前身是峡县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黄梅戏的发源地一般认为是黄梅县，也有人认为是发源于安庆一带，但没有争议的是，黄梅戏起源于当地乡间的采茶调。豫剧以前叫“河南梆子”，起于开封、杞县一带，流入商丘，形成了“豫东调”。流入漂河、周口、许昌的一支，被称为“沙河调”。传到濮阳一带的叫“大高调”。传到洛阳、密县附近的，和当地唱腔融合，形成了“豫西调”。京剧向前追溯，是徽剧和汉剧。徽剧发源于徽州、怀宁、婺源、绩溪一带。汉剧旧称“楚剧”，也叫“汉调”，主要声腔为“西皮”“二黄”。“西皮”源自陕西梆子，“二黄”形成于鄂东与安徽毗邻地区。
再说文学创作，虽然北京有老舍，上海有张爱玲，但更多的作家来自小县城。沈从文来自湘西凤凰，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孙犁写的是家乡白洋淀，路遥出生于陕西清涧县，刘慈欣在山西阳泉长大，写《三体》的时候在陕西娘子关电厂上班。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个常识。只是在过去30多年快速前行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把这个传统丢掉了。
过去20年，县城的教育发生了很魔幻的变化。2001年撤校并点，把很多乡村小学撤掉，学生都集中在镇上和县里。这又引起县城教育的内卷。县城一心要追随城市的精英教育，不由自主地用更为激进的办法参加升学考试的竞赛，培养出一批批的“小镇做题家”。未来的教育会出现巨变。被长久忽视的体育教育将重新归来。一些征兆预示着，未来中国体育的根基可能不在一线城市，而是在广袤的县城。以足球而论，成人足球项目里，中国唯一拿到过世界大赛前三成绩的，是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的沙滩足球队，曾获世界沙滩足球俱乐部杯亚军。在海外踢低级别足球联赛的，基本是来自小城市的球员。再看篮球，CBA的霸主广东宏远俱乐部，既不在广州，也不在深圳，而是一直深耕在东莞。2018年亚运会的三对三篮球赛，东莞麻涌队代表中国参赛，打败一众职业选手，勇夺冠军。珠江口西侧的中山，是乒乓球之乡。
从容国团到江嘉良，中山一直是世界乒乓球人才辈出之地。亚洲飞人苏炳添成长于中山古镇古一村。未来，这里很可能还会出现棒球巨星。就在中山的东山镇，就有两座国际级棒球场，12座简易球场，一共有20多支棒球队，经常举办世界级青少年棒球赛。
为什么县镇反而能出体育明星呢？因为很多团体体育项目需要团队精神，需要有训练场地。县镇的社群认同凝聚了团队精神，县镇也有更多的土地，可以拿来做训练场地。和大城市里早已“躺平”的年轻人相比，小镇青年更有闯天下的雄心。当然，职业体育运动还需要开放和流动性，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全球人才流动的时代，县镇曾经的封闭，不再成为障碍。东莞的村级篮球联赛都有外籍队员，中山东山镇的棒球学院也有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教练。
城市之间也有鄙视链。过去，一线城市碾压二线城市，二线城市碾压三线城市，三线城市碾压小县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总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为标杆。即使换了标杆，比如，要评选的是哪个城市投资环境最佳、科技实力最强，或者，哪个城市是国际金融中心、总部基地，你大体上也能猜出结果：其实还是按照城市的GDP规模排序，排在前面的肯定是京沪深。但是，要评估幸福感，那就不一样了。如果按照《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2020—2021）》的发现，2020年幸福感最强的10个城市是厦门、拉萨、成都、呼和浩特、青岛、西宁、大连、海口、南宁和长沙。京沪深都不在名单里。拉萨和长沙已经7次上榜。36
这样的城市排名不一定符合每个人的主观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些更有客观性的指标。这些指标都和美好生活息息相关。先看2015年至2019年的人均收入平均增速。排在前10名的城市分别是：珠海、邢台、惠州、六安、江门、安庆、合肥、襄阳、武汉和荆州。深圳排名第21，在贵阳的后面。北京排名第25，在湖州的后面。上海排名第34，在荷泽的后面。再看租房。假设一个年轻人到了新的城市，租一个40平方米的一居室。用2019年该市的平均租金和人均收入做对比，哪里租房最划算？排名前10的是马鞍山、淄博、潍坊、镇江、济宁、绍兴、蚌埠、嘉兴、常州和威海。京沪深都排不到前30。那要是买房呢？年轻人需要奋斗多少年才能买下一套房？这要算房价收入比。2020年房价收入比最低的10个城市是鞍山、株洲、鄂尔多斯、延安、湖州、遵义、德阳、淄博、银川和岳阳。在这些城市，年轻人奋斗5到8年，就能买一套房。而京沪深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30.8、30.7和48.1。也就是说，想买一套房，年轻人要奋斗30年以上。京沪深的娱乐生活更丰富吗？未必如此。就拿每10万人拥有的电影院数量来说吧。深圳排名第1，接下来是中山、佛山、杭州、东莞和无锡。上海排第11，北京排第28。简而言之，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更吃苦受罪，却未必能过上更好的生活。37
数字是枯燥的。到祖国各地走走吧。你能看到，如果比生活质量，一些看似偏僻的小城市和县镇，并不逊于一线城市。这里有山有水，有公园，有古迹，有马拉松赛道，有自行车赛道，有山上的木栈道，有溪边的垂钓点，有时令蔬菜，有新鲜水果，有特色小吃，有淳朴的笑容，有用心过好的每一天的生活。你已经离开的家乡，不经意间变成了别人羡慕的网红城市。
这是因为，县城经济的崛起和年轻一代的生活新主张，两股激流汇成一体。城市生活的新主张出现了。所有人不再自愿或被迫地把精力集中在同一件事上。人们不再把中心城市当作自己的终极目标，当作照耀自己人生的北极星。我们又一次成为追求自我目标的个体。有些人喜欢回乡村，有些人选择去边疆，有些人流连在小镇，其他人则非常快乐地跑来跑去，东看西看，重新发现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平凡生活之美。
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小趋势：看似偏僻的边缘地带将如鲜花一般绽放。
3.4 贾胖子
出了四平东站，先看到的是新区的建筑。和其他城市的新区一样，新得平淡无奇。擦过老城区的一角，上了高速公路。两边的田野非常开阔。一团团云朵堆在天上，阳光从云层的缝隙中照下来。刚刚下过一夜雨，空气还很潮湿。田里种的是玉米，刚刚长到齐膝的高度，远看更像是一片草原。一开始，道路很好走，下了高速，开上省道，路面变得坑坑洼洼。车辆歪来歪去，要躲开路面上的深坑。欢迎从城市来到乡村的世界。
贾胖子的家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胜利乡。他人如其名，是个胖子。高个子，皮肤黑，胳膊粗壮。短短的头发茬齐着头皮。他自称眼睛大，别人说他脸大。贾胖子穿一件白色T恤，肚子把衣服撑得鼓鼓的。白T恤上印着一个大大的图章一样的logo（标志），乍看是“VERSACE”（范思哲），其实是件假货。贾胖子不爱穿名牌。老婆有次给他买了件仿香奈儿的衣服，他知道香奈儿是名牌之后就不穿了。他在当地算是有钱人，生怕别人以为自己真的穿了名牌。
贾胖子是快手上的直播网红。粉丝已经有50万，号称“胖家军”。自己介绍完，他迟疑了一下，更正说，应该叫“胖家队”。他第一次做直播是在2019年12月24日。当时，他在网上刷视频，看到有人在唱衰玉米的价格，气愤不过，就开了直播跟别人打擂台，一打就是3天，最长的一次持续直播了17个小时。贾胖子觉得玉米价格会涨。后来，玉米行情果然如他所预测的那样。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玉米的价格一度下跌，随后就开始上涨。有些农民听了贾胖子的话，没有着急把玉米卖掉，留到后来才卖，多赚了不少钱。
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贾胖子的爸爸总是骂他，说他不务正业。他爸爸讲得有道理。贾胖子是收玉米的，玉米价格涨了，对他是不利的。
在东北，每年4月底到10月是玉米的种植季节，从11月到来年2月是收购季节。四平的玉米收购会经过两道环节。第一道环节是收粮小贩，农民把他们叫作“脱粒机”，因为这些收粮小贩会带着脱粒机走街串巷，替农民的玉米脱粒，然后把农民的玉米收过来，卖给贸易商。一般来说，一个村里总会有一两个收粮小贩，他们往往是村里有经商头脑的年轻人。第二道环节是贸易商，农民把他们叫作“烘干塔”，因为他们要建烘干塔收储玉米。贸易商从收粮小贩那里收购玉米，再卖到南方去。这两道环节，每一道的利润大约是一斤玉米赚一分五。
贾胖子也当过收粮小贩。2010年，他贷款在院子后面建了烘干塔，投资两百万，成了贸易商。每年的11月，一辆辆大卡车会开进贾胖子家的院子。他家门口放着一个数米高的凳子，方便对卡车运来的玉米进行抽检。第一道关是化验室，主要用来检测玉米的含水量。含水量越高，收购价格越低。一堆一堆的玉米粒堆得像小山一样。这些玉米粒会被送进烘干塔烘干，然后再装上卡车，从贾胖子家的院子出发，运到辽宁营口的鲅鱼圈港、营口老港，再通过海运，运往广州等南方省份。
贾胖子之所以预测很准，是因为他是做贸易商的，对玉米价格当然很敏感。玉米价格一天一变，贾胖子要从多个渠道摸底。他会问问各地的粮食商朋友，还有多少余量，这反映的是供给。他还会问问南方的贸易企业要多少粮，这反映的是需求。贾胖子还会关注鲅鱼圈港和营口老港这两大粮港的数据。一个是上粮的数量，即有多少辆车子把粮运到了港口，这是供给。另一个是粮食装船的数量，这是需求。贾胖子经常开车去这两个港口，如果一看卡车在港口排长队，就知道粮价很可能要往下掉。他家的院子里停着三辆车，其中一辆哈弗H9吉普车，专门往北方开，乡间的路不好走。一辆广汽传祺GM8商务车，专门往南开，坐着舒服。一辆车一年能跑二十万公里。
贾胖子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他酒量很差，一瓶啤酒就晕。但是，进了直播间，灯一开，他就像换了一个人，气场强大，坐在旁边都感受得到。贾胖子的直播基本是从晚上七点开始，九点结束，不休息。他从来不用准备稿子，手上喜欢拿一把唱二人转那种粉红的丝巾扇把玩，但也不打开。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会分别放一首歌。贾胖子最喜欢的歌是《这扯淡的人生》。他的粉丝大多是种玉米的农民，问的问题大多是关于玉米价格的。这段时间玉米价格开始往下掉，有些农民手中留了粮，心里就有点慌。贾胖子会说，别慌别慌，粮价会稳。他建议农民，差的粮食就先卖，好的粮食就迟一些。
像贾胖子这样的人能成为直播网红，正是因为他转换了阵营，不再站在农民的对面，而是和农民站在一起，成了农民的“人大代表”。虽然贾胖子做的事情，比如预测粮价、普及农业知识，之前的电视、报纸都做过，但电视里的专家不接地气，不了解实际情况。农民也没有看报纸的习惯。不像直播，看得懂，还能互动交流，农民才觉得有意思。
2020年11月，贾胖子在大院里办了一场粉丝见面会。活动总计两天时间，差不多有七百个粉丝从东北各地赶过来，最远有齐齐哈尔的。镇上的酒店基本都住满了，房费都是贾胖子出的。贾胖子杀了两只羊、一头猪，院子里搭了长篷，六十张桌子，手把羊肉、杀猪菜，摆了两天流水席。
他的粉丝以中老年居多。如今，在农村种地的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农田里机械化耕作已经很普及，老人也应付得了农活。一年中农忙季节不到两个月。一台拖拉机，蹚完十垧地38，也就两天时间。一台收割机，十垧地一两天就干完了。闲暇的时间多了，看直播和短视频的就多。还有不少农民天天去村口的小卖部里抽着烟打麻将，远处就能看到，屋里一股股烟气蒸腾而上，就像是个大烟囱。
贾胖子在直播里很爱说，大家别把农田丢了。这正是他担心的。村里挺流行合作社，合作社就是种五百亩以上的大农户。这样下去，一个村里只需要一两家大户，就能种完全村的耕地。到那时，所有依附现在这种小农形态的粮贩、粮食贸易商都没有生存空间了，包括贾胖子本人。
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场四十多年前的变革使得小农经济成为农村的基础。有了小农经济，才有“脱粒机”“烘干塔”这一道道粮商。但是，小农个体在跟粮商谈判的时候，总是处于信息劣势、规模劣势，老是被骗、被盘剥。除了粮商，还有卖农资产品的，也会想方设法坑农民。一袋化肥，要经过六层代理，才能到农民的手里：东北总代、吉林省代、四平市代、县代、镇代、村里的经纪人。这层层加码，差不多就占到成本的30%。农资市场不仅贵，而且乱。贾胖子去黑龙江拜访一个种粮大户，发现对方用的都是假种子，还蒙在鼓里。贾胖子说，春耕的时候，在田坡上看见农民播完种子丢的袋子，一看商标就知道，假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打乱了原来的生态链。原来出去打工的农民被迫留在家里，原来在家里种粮、种经济作物的农民卖不掉自己的收成，原来卖粮的贾胖子开了直播。之前一直靠惯性维系的农村关系，比如传统的收粮、售粮方式，农民外出务工，都被疫情打断。但是，来自边缘地带的农民，自发地推动了一场变革，他们在网络上积极地自救和互助。贾胖子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在线上建了一个五十万人的“生产队”。五十万村里人，在一个平台上讨论农业生产技术、市场行情，代售农资产品、滞压农产品，甚至处理农村的家庭感情纠纷。
登上这个舞台的并不只有贾胖子一个。养猪的、种菜的、教授农机知识的，各个领域的民间直播，几乎覆盖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线上可以互动，线下可以联动。这是一场来自边缘的自救运动，这个新的小趋势，将深刻地改变农村的未来。
3.5 超级棉田
上午刚开完新闻发布会，下午就刮起了大风。风把钢铁框架支撑的巨型宣传海报板都刮倒了。艾海鹏站在倒在地上的海报板旁边，忧心忡忡。
6个小时之前，是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小伙子的高光时刻。这一天是2021年4月的第22天。一家总部位于广州的关注农业科技的无人机公司极飞科技，在天山以南新疆巴音郭楞州尉犁县的一片棉田里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极飞科技将在一片荒地上从头建造3000亩“超级棉田”。艾海鹏总觉得自己体型偏胖，他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还打了定型发胶。他肤色略黑，但不像他的伙伴，出生于1993年的凌磊那么黑。凌磊个头更高，黑里透红，晚上一笑，只能看见一口白牙。艾海鹏当着40多位记者的面侃侃而谈：“按照新疆传统的棉花种植方式，管理3000亩棉田大约需要25个人。我们的’超级棉田’只用两个人，我和我的伙伴凌磊。我们这两个’90后’要颠覆棉田的种植方式。我们的目标是第一年亩产达到300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