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能人叫马胜利，他毛遂自荐，在1984年以七十万利润指标承包下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提出的口号是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号称“砸三铁”，并在厂里搞层层承包。一开始，他的改革看起来很成功，当年创利润一百四十万，1986年突破三百二十万。后来，马胜利搞跨地区承包，接手了山东几家造纸厂，也奇迹般地让它们起死回生了。据说当时全国有上千家国企的领导排着队恳求马胜利去承包他们的国企。后来，马胜利成立了“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承包了全国一百多家亏损的造纸厂，但不到五年，便因经营不善解体。
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教授讲到，承包制在农村有效，在国企失灵，主要是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契约，自然也要用不同的激励机制。17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其实就是国家和每一个农户之间的市场契约。交够国家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双方的责权利关系很明确，很容易激励承包人增加产量。企业就不一样了，企业内部的生产和交易过程更复杂，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很多事情都是预先说不清楚的。在国企承包制下，承包人到底上缴多少利润才合适？承包到期之后如何续约？在承包期间，承包人如何合理地利用企业的资产？如果企业亏损了，该由谁承担责任？承包契约无法把这些不确定性都包括进去，于是，就可能带来承包人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反而给企业的长期发展埋下了“地雷”。
城市里的企业改革没有成功，农村里却涌现出一批乡镇企业。农村土地承包制实行之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种地，但这些多出来的农民又没办法进城打工。于是，很多农村办起了工厂，农民离土不离乡，从田里上来，进了工厂。
乡镇企业是个四不像。它没有清晰的产权关系。很多乡镇企业是原来的人民公社办的，属集体所有，但其中有很多更像是家族企业。如果村里没有一个能人，乡镇企业很难做得成功。乡村原本并无工业基础，因此乡镇企业缺人才、缺技术，只能从国有企业里找兼职的技术指导，由这些“星期天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指导生产。当时，乡镇企业的产品质量普遍较差，甚至不乏假冒产品。
按照产业布局的规律，工厂并不应该散落在乡村里，而是应该集聚在城市边缘。乡镇企业只能在本乡本土生产，这违背了资源最优配置的原理。按照教科书上的经济学，乡镇企业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成功。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乡镇企业却恣意生长，欣欣向荣。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18
当然，教科书经济学也不是全错。我们的确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乡镇企业就不再风光了。在中国的改革史上，乡镇企业是特殊时期的一个过渡物种。
如果想从这段历史中找到中国的成功经验，那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永远成功的经验。按照常规的思路，找成功经验，就是要在约束条件下求出最优解，而现实中约束条件太多，变化太快，能求出来的很可能不是最优解，而是次优解，甚至是次次优解。
但是，中国的经验恰恰提醒我们，想要满足每一个约束条件，又想要求出最优解，这是一种危险的思路。很多时候，问题无法解决，不是因为目标函数不清晰，而是因为搞错了约束条件。
举个例子。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痼疾，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如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大多数金融危机发生时，企业面临的困境实质是缺少流动性，而不是真的资不抵债了。资不抵债是说资产比负债少，也就是说，企业真的没钱了。流动性危机则是说在短时间内资金的周转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在当时没钱了。导致流动性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就是严格的时间约束。一旦企业出现资金周转问题，所有的债主都会上门讨债，就形成了挤兑风潮，雪上加霜，使企业更不容易渡过难关。换言之，如果能够放松时间约束，很多企业未必会出现金融危机。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有的企业可以放松时间约束，而对另外的企业则要从一开始就强化时间约束。不同的企业，适用不同的策略。举这个例子，只是想提醒你，在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如何处理约束条件很重要。
在很多时候，应该先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试图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战场上的军医需要判断先救哪个伤员，他会选治疗成本最低、治愈机会更高的那个。考场上的学生需要判断先做哪道题，他会选择先做最有把握、分数值最高的题目。改革中决策者需要判断先改什么，他会按照改革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次序排序。在现实生活中，先后次序很重要。
在很多时候，可以通过先解决另一个问题，迂回地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打个比方。头疼了，该怎么治？最糟糕的治疗办法是讳疾忌医。在现实生活中，常会遇到头疼砍头、脚疼砍脚的愚蠢决策。那如果是真心想治病呢？表面上看，应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这种就事论事的治疗方案通常都不管用。可能治头疼的办法反而是拎一桶热水来泡脚。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物，其实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很多时候，如果问题现在还解决不了，不妨放松时间约束，先拖着，等待时机成熟再来解决。回到中国改革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成功，很多企业负债累累，连带着银行也积累了大量不良贷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让银行承担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成本。可是，银行要是被坏账拖垮了怎么办？不要着急。到了90年代，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蓬勃发展，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下降，改革的成本也就下降了。
时至今日，海外各界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银行不良贷款一直非常关注，总有人预言中国会爆发金融危机。没错，这些问题当然很严重，但它们并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危机有时间约束，是不可避免的、马上就要爆发的，而这些问题则是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创造机会，争取腾挪的空间，再来从容地解决掉的。
清末商人胡雪岩谈起生意经的时候说，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这就是生意。其实，他并没有把其中的道理说清楚。如果八个坛子只有七个盖，靠盖来盖去做到不穿帮，那可能只是一个庞氏骗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腾挪，而腾挪的关键在于争取时间。用这争取出来的时间，到山上伐木，再做出来一个盖子，才真的不会穿帮。
先解决一个问题，先解决另一个问题，先把问题搁置一下。腾挪之后，就能够赢得更多机会。退一步未必海阔天空，但熬过去，一定能海阔天空。怎样才能熬过去？一是要有智慧，二是要有耐心。幸好，中国是一个既有智慧，又很有耐心的国家。
总结 改变约束条件，这一招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时间是有弹性的。
1.7 没戏了先生
你身边有一个熟人，对什么事情都看不惯，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没戏了。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增长吗？哦，债务危机迟早要爆发，老龄化是个沉重的负担——没戏了。中国的科技进步会实现突破吗？哦，中国的基础研发还差得很远，就连生产线上的螺丝钉，还得从国外进口——没戏了。所以，我们可以把他叫作“没戏了先生”。
虽然没戏了先生对各种大事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宏观趋势如何演变，跟他的看法一点关系也没有。个体影响不了宏观，宏观却能影响到个体。一个人看待宏观问题的视野，会影响到他个人的决策空间和行动方案。这本来是一个机会比以前更多、选择比以前更多的时代，没戏了先生却失去了选择的勇气和眼界。
这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上学的时候，没戏了先生读书不赖。他学习很用功，用现在的话说，他当年也是一位小镇做题家。凭着刻苦学习，没戏了先生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之后进了体制内。有的没戏了先生考上了公务员，有的没戏了先生去了像高校这样的事业单位，也有的没戏了先生进了国有企业。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业生涯算是顺风顺水，只是，越到后来，他越觉得自己的路窄。体制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能提供广阔的平台，锻炼一个人的才干。体制也有个很大的劣势，就是无数人才积压在一起，互相倾轧，白白地浪费掉了。这让没戏了先生觉得很不公平。在他看来，他的才干是他一生拼搏努力的结果，而他的怀才不遇只能怪这个平庸的系统。他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找不到意义。无休止的会议，在不同的场合讲着违心的话，永远填不完的表、写不完的材料。没戏了先生的交际面不广，单位里的同事不会轻易地互相交心，工作中的熟人都是萍水之交，跟乡下的亲戚们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有时候参加大学和中学的同学聚会，他会有一种失落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一直是成绩最好的，还是班长，但如今混得最好的，反而是当年学习成绩很差的那些学生——这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没戏了先生有个孩子，也给他添了很多烦恼。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看起来机灵得很，说话、识字都比别的孩子早，怎么看都像个天才。到了小学，孩子的成绩慢慢下滑到班级中不溜的水平，泯然众人矣。进了初中，更不得了，男孩子贪玩，每天惦记的都是打游戏，成绩居然下降到班级倒数几名。没戏了先生心里着急，就会狠狠地骂孩子。孩子不服气，跟他顶嘴，父子关系忽然变得很紧张。有一次，没戏了先生把孩子骂急了，孩子一声不吭，回到自己房间，锁上了房门。没戏了先生在外边“啪啪”地打门，门就是不开。房间里面有“咚咚咚”的响声，不知道孩子在干啥。没戏了先生心慌了，一脚把门踹开，看见孩子正在用头使劲撞墙。这可把没戏了先生吓坏了。从那之后，他不敢再逼孩子学习，但看着孩子的成绩就是上不去，总是忧心如焚。
孩子到了高中，似乎懂事了一些，学习自觉了，但高考的成绩并不理想，只上了一所很普通的大学。这让没戏了先生觉得很没面子。他认为孩子应该再考个硕士，最好再考个博士。孩子却对读书没啥兴趣。有时候，没戏了先生也会自己开导自己，就算是考了博士，又能怎样呢？现在的博士多了去了，貌似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没戏了先生用智能手机比太太晚，学会用电子支付也比太太晚。太太买菜做饭，他呢，回到家就坐在沙发上刷手机。他不喜欢看娱乐新闻，那些传出八卦绯闻的明星他一个都不认识。他也不喜欢看体育新闻，偶尔看看球赛，但只限于了解一下比分而已，他是个伪球迷。他只看各种国际国内大事，看完总是要嗒然长叹：没戏了。
没戏了先生在学校里学过英语，学得不好，日常生活中不大会用英语阅读、会话，但他总是要看一些国外媒体的报道——他觉得它们比较公正。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和很多在美国的华人观点很一致，因为他们看的都是互联网上国外媒体发布的中文资讯。他关注了几位早已出名现在老了不再读书不再做研究但仍爱发表观点的专家——他觉得他们才是敢说真话的学者。
没戏了先生在他那一代人中算是非常勤奋的，律己甚严，也富有正义感。他的见解曾经比同龄人高明，阅历也比很多同龄人广。那么，为什么他会跟这个时代有如此大的隔阂呢？
因为人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的激流奔涌向前，没戏了先生却不在河里，他是远远地站在岸上。没戏了先生当然希望这个世界会更美好，但他不相信，如果不按照他所理解的方法，这个世界依然有可能变得更好。我们这个时代与众不同。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才有可能亲眼见证许多如磐石般坚固的规则，在转瞬间完全改变。
没戏了先生逐渐失去了对小事的感知能力。他忘记了，新生事物总是简陋的、幼稚的、异类的、带着血污的、自相矛盾的。没戏了先生也失去了对大事的反省能力。曾经相信的真理必须忘记，曾经坚持的原则必须放弃。要想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就只能从具体的情境出发，而非从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些抽象的原则出发。约束条件比目标函数更重要。当你的约束条件改变了，求出的最优解就会不一样。因为失去了对小事的感知能力和对大事的反省能力，没戏了先生被卡在了中间，同样，他也被卡在了过去和未来的中间。
没戏了先生并不愚蠢，他只是忘记了升级自己的认知系统。没戏了先生并没有恶意，他只是在看到这个世界变得陌生之后格外焦虑。没戏了先生并不守旧，他只是聚焦在自己成长的那个独特的年代，而没有把历史放进一个更大的视野。经过历史的轮回，到未来的某个时期，没戏了先生的有些观点可能会再次显得非常新潮，但现在，他的这些观点已经过了时。没戏了先生就在我们身边，他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没戏了先生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他是没有学会腾挪的我们。
出差途中，没戏了先生在机场书店看见一本新出的《变量》。他随手翻开，读到写他的这一段。
他面带严肃的表情，把书合上，用手指关节轻轻叩击书的封面，庄重地说：“这是一本烂书。”
1.8来自未来的你
读到这里，你露出了笑容。虽然没戏了先生和你相隔遥远，你没有遇见过他，你却能隔着书页，感受到他的落寞，也能体会到那种荒诞的感觉。是啊，再聪明的人，在遇到历史的剧烈变化时，都难免会不适应，手足无措、东磕西碰。
当读前面我那些大段大段的议论时，你会不耐烦地跳过去。那些观点在你看来既平庸又陈腐。你不需要那些分析和预测。你是在我的书里寻找自己想找的东西。
你是来自未来的历史学家。我所不知道的历史结局，你都知道。你只是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感兴趣。你之所以要读这本书，跟你关心的课题有关。你想要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剧烈动荡的年代，人们会怎样建立自己的历史感？他们是不是会有一种前排观众才有的那种身临其境的奇异感受？他们是否会为生活在一个大时代而感到兴奋，感到幸运？
你搜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你了解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爱好和时尚，他们在看什么，讨论什么，关注什么。对这个时代的细节了解得越多，你越是觉得困惑。
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内有转型的挑战，外有大国博弈的压力。这明明是一个需要阳刚之气的时代，为什么娱乐频道里充斥着“娘炮”风格的偶像？在21世纪20年代，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逐渐从右向左转，曾经盛行一时的商业模式纷纷没落，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号角正在吹响，为什么人们对这些激动人心的变革熟视无睹，关心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杭州一个曾经是理发师的男子，妻儿在2017年被保姆纵火杀害，到了2021年，网络上爆出他已经再婚，而且又生了孩子的消息，居然持续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舆论的焦点？为什么世界各国明明遇到的都是需要全球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疫情防控、贫富差距、气候变化，却互相指责，把别人当成替罪羊，而不是搁置争议，通力协作？
亲爱的来自未来的历史学家，假如你再把眼光放得更远，对比一下其他那些剧烈动荡的年代，你就会发现，历史总是相似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来是一个最具英雄主义的年代，美国最流行的歌手却是弗兰克·辛纳屈，一个瘦弱苍白、一脸饥饿相的青年男子。他已经25岁了，但看起来只有19岁。辛纳屈因为健康状况达不到参军的要求，只能留在国内。没想到，他成名的速度比美军占领西西里岛更快。他是那一代少女心中的偶像。当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女孩子们会因为激动而昏厥。但他唱的歌难听至极，他唱的所有歌都只有一个调子，听起来都很像葬礼进行曲。人们百思不解，为什么像辛纳屈这种人能成为战争时期的全民偶像？一个媒体刻薄地评价：“辛纳屈可能是留在国内的唯一一个男人。”《星条旗报》也出语尖酸：“老鼠也能让女人昏过去。”19
大时代的人们总是关注小事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经历得多了，反而会对重大事件感到厌倦。再加上媒体推波助澜。剧烈变革的年代往往夹杂着媒体的疯狂竞争，诸多千奇百怪的事情在媒体的鼓噪下，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
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20世纪20年代，人们最关心的都是一些和美国历史进程几乎毫无关系的小事。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感兴趣的也是凶杀案。比如1922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片小树林里，人们发现了爱德华·霍尔牧师和埃莉诺·米尔斯夫人的尸体。一家小报声称找到了这起凶杀案的线索，很快，全国上下都在讨论案件的真相。1927年又出现一桩谋杀案。一个名叫露丝的金发美女伙同她的情夫，用一把吊窗锤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虽然被害者只是一个普通的美术编辑，凶手的作案动机也司空见惯，此案却吸引了无数读者的关注，甚至一群文化名流也撰文点评。青年作家詹姆斯?M.凯恩根据这场凶杀案，写出了《邮差总按两遍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旧的秩序已经瓦解，新的秩序尚未确立，本来最需要高瞻远瞩的领袖人物，但历史随意，或是恶作剧式地把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交给了一群庸人。美国总统哈定任人唯亲，制造出了一大堆丑闻。在他之后的美国总统柯立芝沉默不言，无为而治，没有任何被人称道的政绩。再往后是胡佛总统，办事一板一眼，却不知道审时度势，对大萧条束手无策，黯然下台。真正的领袖人物是在大萧条爆发之后上台的罗斯福总统，而即使是他，也只知道干些什么总比不干好。新的政治经济秩序，要一直等到“二战”结束，人们痛定思痛，才逐步确立。
历史的河流再湍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影响不到岸上的人，而绝大多数人都留在岸上。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看来，历史是一条河流，而文明就是岸上的人。他写道：“文明就像河流与河岸。河水由于人类的厮杀、抢夺和尖叫而充满了血腥，历史学家记录的正是这些事情。但他们不曾注意到，在河流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产生爱情、养育子女、唱歌、吟诗，甚至还雕刻塑像。文明的故事正是发生在河岸上的故事。”20
《变量》丛书是一个长达30年的研究项目。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去会晤岸上的人。我们会走进他们的家里，跟他们坐在一张饭桌前，和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跟着他们去上班，和他们一起找朋友聚会。这套丛书中的几本，会聚焦于中国人中最普通的大多数，描摹中国人的群像。中国人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彼此不同。我会写到他们的友爱、关心、冲突、矛盾、努力、骄傲、沮丧、不满，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2014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说：“我一直认为，诗人和小说家赋予那些被日常生活所淹没的生命、那些外表平凡的事物以神秘感……诗人和小说家的职能，也包括画家，在于揭开这一神秘感，揭开藏在每个人深处的磷光。”21这不仅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也是学者的职责。但是，回到你可能会有的疑问，为什么我要用这么大段大段的文字发表议论呢？
自从开始写中国的故事之后，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你无法只是把中国的故事写出来就算完工了。虽然，几乎所有的写作教程都告诫我们，不要多嘴，不要插话，让你的人物、你的故事自己说话，读者自然能读出其中的意义。但是，事实未必如此。中国这个国家的变化是如此迅猛，发展的逻辑是如此曲折复杂，以至于现实常常比我们最狂野的想象还要不可思议。于是，再精彩的故事都像是躲藏在云雾之中，作者有义务把故事的内在逻辑交代清楚，为读者做必要的背景介绍，勾勒出一个轮廓，让读者更容易看清全貌。
那为什么我们不从一开始就到岸上去看普通人的生活呢？因为我对河上的人更感兴趣。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是水手、商人、旅人、渔夫，他们更熟知水性。河流会把他们带到更远的地方，见不同的人。他们为平静的城镇和乡村带来了新奇的货物、匪夷所思的见闻。他们更容易接纳未知的事物。他们风浪见得多了，更有风险意识。他们更熟悉历史的流向。他们比岸上的人更明白地知道，世界正在发生巨变。这巨变迟早要来到我们身边。这巨变会带来一个大觉醒的时代。
这本书，就是一个跟随水手一起在河上漂泊的旅人，要给你讲述的大国和大河的故事。
不过，我也要提醒你，虽然这个旅人一直待在船上，经历了所有的惊涛骇浪、峡谷暗礁，但他讲述的只是个人的感受。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碎片化的片面感受。他没有讲给你听的故事，并非不重要，而是留在了背景之中、线索之中，以及看似闲谈的只言片语之中。
公元759年，一位诗人从上游顺流而下，坐船经过三峡。他坐在船舱外，用手紧紧地扣住船板，随着波涛的颠簸，默想自己一生的坎坷。浪打湿了他的衣服，早春天气，刺骨地冷。船到江陵靠岸。上得岸来，惊魂方定的诗人写下了一首极其凝练的诗。他没有提到旅途中灌进他耳内的凄厉风声，还有艄公的号子、尖叫和咒骂声。他只是写道：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