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大石头就是塔雷伯的破产问题。
「既然我们有这个原则，让我们把它应用在世间的万物生灵上吧。」他写道，「这是我与哲学家瑞德正在阐述的非天真预防原则（non-naiv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基础，它包括针对国家与个人的详细政策建议。根据定理，一切都是源自非线性响应的原则。」
规则①：规模效应。你对地球所做的每件事，大者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小者还大。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地隔离危害的来源（前提是这些来源不会相互作用）。比方说，如果我们减二○％的碳排放，我们可能会减少五○％以上的危害。相反的，仅增加一○％的碳排放，可能会使风险增加一倍。
其它规则包括：避免大规模、由上而下的指挥控制系统，因为这种系统容易受到人为错误的影响，并可能让危害广泛地传播；采用分散的局部系统，因为局部的错误不会传遍整个系统；优先考虑使用天然的法则，而不是人造的预防措施。「大自然比人类更擅长统计，它出过数以兆计的『错误』或变异，却没有爆炸。」在复杂系统中，「根据巴尔杨的定理，我们不可能预测正向行动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像大自然那样，维持错误的孤立性及低发生率。」
塔雷伯写道，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简称ＧＭＯ）就是运用这些规则与原则的一个例子。基因改造生物，顾名思义，就是为了特定目的，插入其它物种（如细菌或病毒）的ＤＮＡ，以改造基因的生物，例如抗枯萎病的西红柿、可对有害蝶类释放毒素的玉米、可在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中生长的稻米、理论上不会受到大剂量除草剂伤害的小麦。基改生物与透过杂交改良的谷物（或动物）不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杂交与生命一样古老）。基改生物背后的科学已有约三十年的历史。塔雷伯警告，这些混合物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好处，养活更多人，但长远来看（跨几个世代），可能在全球酿成灾难，那是我们永远不该承担的风险。
塔雷伯把他的信寄给《全球概览》的创办人兼恒今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目标是促进长期思维）的主席布兰德。塔雷伯曾在二○○九年那次在 SpaceX 举行的前沿基金会聚会上，与布兰德短暂见面。他对布兰德的回应感到震惊，布兰德写道：「基因工程的科学，远比盲目的选择性育种精确得多，因此比较安全。我认为大众对基改生物的担忧，似乎是源于一种误解的传染概念。大家想象的是，任何转移的基因都可能像放肆的鼠疫病毒那样──也就是说，大家以为它可能感染一切，也可能隐藏多年，然后引发灾难。但基因不是那样运作的。」
塔雷伯惊讶地发现，多年来，布兰德一直是基改生物的坚定支持者。这个事实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可以找到。二○一○年，布兰德出版的著作《全球纪律：为什么密集城市、核能、基改作物、恢复荒地、激进科学、地球工程是必要的》（Whole Earth Discipline: Why Dense Cities, Nuclear Power, Transgenic Crops, Restored Wildlands, Radical Science, and Geoengineering Are Necessary）就是在颂扬以创新的技术方案（包括基改生物）来解决全球弊病。《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一篇书评写道，该书「滔滔不绝地颂扬科技，那种狂热程度甚至可能让孟山都（Monsanto）的发言人自叹弗如」。
那是布兰德的一贯立场。「我们就像神一样，」他在一九六八年首次出版的《全球概览》中写道，「何不干脆做到出神入化。」
这并不是塔雷伯或瑞德喜欢看到的观点。
二○一三年五月，塔雷伯与瑞德前往韦尔斯的寂静市镇瓦伊河畔海伊（Hay-on-Wye），参加热门的哲学与音乐节 HowTheLightGetsIn（这个名称是源自李欧纳．柯恩〔Leonard Cohen〕的一首知名歌曲）。在一场有关灵性与自然的辩论中，瑞德与全球暖化政策基金会（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的负责人班尼．佩泽（Benny Peiser）辩论。全球暖化政策基金会是一个伦敦的组织，以鼓动大家不要对全球暖化制定任何政策而闻名。
佩泽告诉观众，他来自开明的人文主义传统，并抱怨极端环保主义者（他称之为「深绿派」的麻烦制造者）把人类和大自然的其它一切摆在相同的地位，那是在贬抑人类。他说，人类在地球上其实是扮演「特殊的角色」。
他表示：「我是从社会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冒险者。人类根本不可能完全不冒险，这是一种不断试误的过程，这是我们演化的方式，我们就是这样演化而来的。因此，我认为，犯错是人之常情，要进步就要冒险，这包括在保护环境及干预环境之间取得平衡。」[63]
他说，气候危机与其它的环境危害是可衡量的风险。我们需要仔细思考修复环境所涉及的成本与取舍。那究竟有多糟？他抱怨，深绿派过度沉陷在「悲观与厄运」中，想要停止经济成长。那样做忽略了成长其实是环境保护的核心。贫国根本没有本钱去制定代价高昂的环保政策。佩泽说：「顾好环境是一种奢求。」
瑞德回应：「当我们把自己想成在自然中，或把自己想成是自然时，不要误以为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把自己与自然分隔开来，这点非常重要。那正是佩泽犯的错误。我们幻想着人类以勇于创新的形式凌驾在自然之上，能够支配与利用自然。这种幻想是对自然抱持一种根本的理性主义心态，这就是启蒙运动出错的地方。」
佩泽说，那种论点正是典型的深绿派狂热。「那些狂热分子、教条主义者、极端分子总是搞错了。即使他们的理念是对的，但他们还是搞错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是拜化石燃料所赐。没有煤炭、没有天然气、没有核能的话，英国就不是现在的英国了。光靠太阳与风力的话，我们不会有今天。」
瑞德说，那种冷酷无情的伪理性观点是危险的短视近利，没有顾及尚未出生的后代，他们没有发言权，却必须为今天人类的错误付出代价。「当佩泽说我们必须权衡事情、必须拿捏平衡、必须有所妥协、必须承担风险时，我们绝不能做的是，赌上未来子孙的生存。」
翌日，瑞德与塔雷伯一起登台，他们谈论的题目是：「如何解决像不确定性这样的问题？」
塔雷伯说，人类对自然界所做的危险实验，是不确定性主导的一个领域。第一个证据是基改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自然慢慢地调整改变。但现在一些笨蛋在推特上告诉你，」塔雷伯看着瑞德说，「基改生物很自然，那根本是胡说八道。大自然花了一亿年的时间来制造生物，如今我们人类傲慢地想由上而下地推出新生物。我们推出的任何东西往往是脆弱的。」
他说，这就是预防原则派上用场的地方。「如果我违背自然，我就必须证明为什么我没有伤害自然。有人可能会说，你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在伤害自然。我说不不不，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你需要拿出你没有造成伤害的证据。你想想，在风险系统中，证据往往只有在为时已晚之后才会显现。」
塔雷伯补充说，思考这点的一种方式，是想想一个事实：这世上病情轻微的人远比病情严重的人还多（他说，这也是为什么大型药厂会不断开发治疗轻症的疗法）。由于大自然已经看过太多轻微的问题，它不需要重大的干预，或者完全不需要干预。大自然会自己打理好，不需要预防原则。然而，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迅速、积极的干预。
「这为预防措施提供一个统计结构。」他说，「它为我们采用的预防措施增添一层严谨性。如果我感冒了，那不要治疗。如果我头痛，那不要治疗。如果我得癌症，那就去看六个医生，不是只看一个。」
二○一四年的夏天，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院（ＮＥＣＳＩ）的创办人巴尔杨听说塔雷伯与瑞德正在研究预防原则，他很感兴趣。他打电话给塔雷伯，塔雷伯正打算去麻州剑桥市，参加巴尔杨在ＮＥＣＳＩ举行的大会。
「塔雷伯，我认为你研究的东西很有意思。」巴尔杨说，「你来参加大会时，我们可以聊聊。」
「好啊！」塔雷伯回应。
在ＮＥＣＳＩ，他们开始针对如何精进那篇论文交换意见。巴尔杨的专长是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一个特性是，很难预测它们将如何因应新的信息或行动，这是巴尔杨常写到的一个难题。他认为，在某些类别的复杂系统中，例如在所有系统中最复杂的自然界，对照实验与模型，就不足以判断现实世界会发生什么。由于很难判断具体的结果，焦点必须缩小到一个简单、关键的问题：威胁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
十三、牛津大学最著名、最古老的学院之一，以活跃的政治氛围著称，曾培养出多位英国首相及英国政界名人。·
附注
本章主要是根据我对瑞德的多次采访以及他的演讲影片。
[5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1/greta-speech-our-house-is-still-on-fire-davos-2020/.·
[60]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8/sep/01/swedish-15-year-old-cutting-class-to-fight-the-climate-crisis.·
[6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8prVarP-rQ.·
[62] https://longplayer.org/lettersto-nassim-nicholas-taleb/.·
[63] https://iai.tv/video/in-the-beginning-was-nature.·
17 转向灭绝
二○一○年，塔雷伯去剑桥市参加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院（ＮＥＣＳＩ）的某次大会时，第一次见到巴尔杨。巴尔杨是个削瘦、理智的人，顶着一头卷发，特别喜欢羊毛衫。塔雷伯在纽约大学授课时，是使用巴尔杨写的教科书《复杂系统的动态》（Dynamics of Complex Systems）。他也觉得，巴尔杨的专业（复杂系统理论）与他那套独特的黑天鹅世界观之间有一些有趣的关联。他逐渐相信，巴尔杨是全球顶尖的复杂理论专家。
这是很大的肯定，连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这样的权威也宣称：「复杂性是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巴尔杨不仅是ＮＥＣＳＩ的创办人，也是复杂系统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lex Systems）的主席，长期以来一直引领复杂理论的发展。
复杂系统的研究，是分析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与新兴特性，以及它们与更大世界的连结（复杂系统的定义有数百种，不是所有的定义都一致）。这听起来可能很含糊，但它在现实世界中有实质的意涵。蚁群的属性无法在单一蚂蚁的身上看到，只出现在所有蚂蚁一起运作的集体属性中。牠们一起运作时，形成一个复杂系统，即一个蚁群。拿着长矛的希腊步兵方阵向马拉松（Marathon）进军的本质，无法用单一步兵的心理来捕抓──方阵本身是一个东西，是一个复杂系统，它有自己的规则与属性。在一场打成平手的比赛的第四节最后两分钟，美式足球联盟（ＮＦＬ）进攻的性质，无法在四分卫的大脑中看到。你必须分析整个球队、教练、防守、比赛规则，以及更多的因素，才能抓到系统的动态。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是无法透过拆解组成要素来了解的。你必须研究整个群体，整个团队。诚如复杂系统的科学家彼得．多兹（Peter Dodds）所说的：「碳原子中没有爱，水分子中没有飓风，一美元钞票中没有金融风暴。」
巴尔杨在数学与科学方面的职涯发展，似乎是命中注定。他一九六○年生于波士顿，还在蹒跚学步时，姊姊就教他数学了。他的父亲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卡内基梅隆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培育出来的粒子物理学家。他的母亲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一九六七年上小学时，他从电视上看到奈及利亚内战导致儿童捱饿的画面。他永远忘不了那可怕的画面，日后他对那些孩童的记忆，促使他决定努力研究解决贫困与饥饿的实际办法。一九七八年，他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六年后，他从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应用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一九九六年，巴尔杨创立ＮＥＣＳＩ，那里迅速成为学者的温床，他们开发出预测及解决棘手问题的模型，例如饥荒、流行病、金融崩盘、全球暖化、种族清洗、经济危机等。研究人员从数据中寻找型态，从噪声中寻找讯号，以便预测极端、往往有害的事件，希望有时能阻止它们出现，或采取措施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或者，有时是为了从那些事件中获利。
复杂系统的科学令人望而生畏，因为它很复杂，但也非常迷人，因为它有可能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巴尔杨在二○○四年出版的著作《解困之道：在复杂世界中解决复杂问题》（Making Things Work: Solving Complex Problems in a Complex World）中，详细阐述复杂系统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应用。主题包括军事战争、教育、医疗、种族暴力、恐怖主义。它是一本为门外汉撰写的手册，教大家如何运用复杂系统理论。该书是以一个独特的见解为核心：为了解决复杂问题而成立的组织，其复杂性需要达到（或超过）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这表示，根据定义，单一个人无法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大群人。巴尔杨写道：「这本书的根本挑战是质问：我们如何建立比单一个人还要复杂的组织？」
巴尔杨关注的领域中，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流行病不断演变、日益致命的性质。二○○六年，他与人合撰一份研究论文，说明长途运输即使微幅成长，也会极大幅地提高疫情广泛传播的风险。该论文写道，「全球混合」（global mixing）可能导致人口突然不稳定，例如爆发致命的疫情。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全球混合频率的增加，这种情况可能在毫无预警下」发生。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有必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因应措施，包括医学发展，或许还有社会变革。」该论文总结，「由于全球运输日益增加，除非采取预防措施（限制全球交通运输或其影响），否则大规模的疫情可能无预警地席卷全球。」
翌年，巴尔杨帮忙制作一个数学模型，他宣称该模型可以预测种族冲突的爆发。那个模型使用方法来侦测型态的形成（例如化学物质如何相互作用），藉此分析可能强烈暗示即将发生暴力的讯号。例如，在多族群混合、但没有一个族群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暴力风险往往很高，那很容易导致紧张局势升温。
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Nature）上，参与该研究的一位科学家表示：「我们的研究显示，当一个民族的规模大到可以在公共场所强加文化规范，但又还没有大到足以防止那些规范遭到推翻时，暴力就会发生。」
复杂系统的理论家所使用的一个关键工具，是研究相变（phase transition，例如水变成蒸汽，或冰变成水，或日常的市场下跌加速变成崩盘）背后的物理学。当初正是这些相变（从分析亚利安火箭的压力缸突然破裂开始）吸引索耐特，并促使他开发出龙王的概念。这种转变是突如其来的，有破坏性。套用在社会现象时，相变有助于解释稳定的东西是如何突然变得不稳定、混乱的，例如种族暴力的爆发。
理论上来讲，那种转变可能发生在文明上。二○○八年，《新科学家》杂志（New Scientist）刊登了两篇令人担忧的文章：〈流行病会拖垮文明吗？〉（Will a Panademic Bring Down Civilization·）以及〈为什么文明的消亡可能无可避免〉（Why the Demise of Divilization May Be Inevitable）。巴尔杨是那两篇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第二篇文章问道：「如果文明的本质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就像其它的文明一样，迟早会崩解，那该怎么办？多年来，一些研究人员一直提出这样的主张。令人不安的是，复杂系统理论等领域的最新见解显示，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一个社会的发展超过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时，似乎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最终，它会达到一个点。在那个点上，即使是一个不大的干扰，也可能导致一切崩解。」
该文引用犹他州立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的研究成果，泰恩特曾在一九八八年出版开创性的著作《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那篇文章描述历史上的文明如何在努力解决各种挑战（从食物与水资源的短缺，到野蛮人入侵）的过程中，演变成越来越复杂的结构，内有错综复杂的阶级。社会必须持续解决新的问题才能生存与发展，那表示复杂性会加速提升。「繁荣会使人口增加，促成更多种类的专家，产生更多需要管理的资源，创造出更多需要处理的信息，最终，导致报酬递减。泰恩特认为，最终会达到一个点，让一个社会拥有的所有能源与资源，只能用来维持目前的复杂程度。」
就是这个现象促使索耐特预测，社会崩解迫在眉睫（他也引用泰恩特的研究），巴尔杨完全认同那种观点。「复杂性会导致脆弱性增加，」他告诉《新科学家》杂志，「这不是大家普遍了解的道理。」在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中，故障有可能因为相互连结的网络（如全球供应链）而广泛传播。这种相互连结的网络，就像庞大的复杂生态系统，有无数的瓶颈。拉皮德城（Rapid City）的一家汽车经销商无法销售汽车，因为福特无法获得需要的计算机芯片，因为台湾的一家芯片厂被大水淹没了。一艘货柜船卡在苏伊士运河，就会扰乱全球的供应链。巴尔杨指出：「连接我们的网络，可以放大任何冲击。任何地方发生故障，越来越有可能意味着各地都跟着停摆。」
只讲究利润的公司，在尽可能优化其营运的同时，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变得更糟。只要供应链按计划运作，及时供货（just-in-time delivery）可为公司带来丰厚的获利。但是万一供应链无法按计划运作，随着瓶颈点的减速拖累整个系统，整条供应链可能会断裂。想象一下，全球经济都依赖优化的供应链（和食物链），全靠计算机化的金融市场支持与管理，而这些市场越来越容易受到极端事件的影响。卫星、社群网络、飞机机队把社群连结起来。
二○二○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世界中。随着企业与整个经济陷入停滞，经济减缓及停工的连锁反应，导致国际供应链瘫痪，与此同时，人类也被迫面对全球暖化的破坏性影响，包括洪水、热浪、野火、超级风暴。
巴尔杨在二○○八年就已经预见这样的世界，他警告：「文明非常脆弱。」
二○一○年末，巴尔杨注意到中东的粮食价格出现令人不安的飙涨。他研究高粮价与社会动荡之间的历史关联，发现每当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的粮食指数攀升至二一○以上时，暴力事件爆发的风险就会飙升。这情况令人不安，因为过去十年，粮食价格一直稳步上涨，期间曾出现极端的波动。ＮＥＣＳＩ的研究人员发现导致全球粮食成本上涨的两个主要触发因素，而且那两个因素都与美国政策有关。其一是一九九九年大宗商品市场的放松管制，引发交易员的投机行为。其二是使用美国玉米制造乙醇，在小布什总统政府的任内，乙醇产量大增。
粮价飙涨，再加上社会动荡及政治不稳加剧的迹象，使巴尔杨预测中东与北非将出现极端的动荡。十二月，他向美国政府报告他的预测。几天后，二十六岁的突尼西亚蔬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在当地警察的骚扰下自焚身亡，这个事件引发抗议浪潮，并迅速蔓延到其它国家，成为众所皆知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巴尔杨出奇精准的预测，与新兴的复杂系统科学，因此一起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二○一一年三月，路透社的一篇报导宣称：「变化的时代可能很剧烈（革命推翻独裁者，极端天气导致数万人死亡，市场崩盘使人陷入贫困），但是对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家来说，变化的时代是研究的沃土。巴尔杨认为，这种科学是避免社会受到流行病、天灾、恐怖主义、气候变迁、资源枯竭、经济危机等危险的重要工具。」
巴尔杨指出，目标不单只是预测结果，或是像赌场里的赌徒那样权衡赔率，而是找出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哪里出了问题，以便在问题爆发以前加以解决。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保险形式。他对路透社说：「预测是告诉你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很有帮助，因为必要的话，你可以逃离。但更好的做法是，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我们就可以采取行动，防止事情发生。」
全球金融危机后，巴尔杨开始研究股市这个复杂系统。他宣称他帮忙发现一种塔雷伯等怀疑论者认为不可能的现象，那就是一种预测市场崩盘的系统，就像索耐特的ＬＰＰＬＳ模型可以侦测龙王那样。二○一一年四月，巴尔杨和ＮＥＣＳＩ的一组研究人员发表一篇论文，宣称他们找到可预示崩盘的内部市场机制。那项研究是分析一九八五年以来的市场崩盘，结果发现，一群股票开始一起上涨或下跌时（研究人员称之为「模仿」），那是市场即将陷入恐慌的迹象。巴尔杨宣称：「我们已经从数学上证明，有重要的预警讯号可以清楚地告知崩盘即将到来。」
二○一四年一月，巴尔杨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ＷＴＯ）演讲，说明长途运输对病原体演化的影响。他展示一段影片，显示各大陆之间的交通增加，如何使伊波拉病毒像野火般在全球蔓延。最初，中非出现一个微小、看似无害的小点；但不久之后，小点迅速出现在欧洲、古巴、美国，然后蔓延到南美、俄罗斯、亚洲、澳洲，最后覆盖地球大部分地区（除了海洋、南极洲、加拿大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外）。全球混合的兴起，使世界变得非常不稳又无法预测。「一般预期，以前的经验可以预测未来的事件，」他后来描述这项研究时写道，「但在这种情况下，那已经行不通了。」
几个月后，全球最大规模的伊波拉疫情在西非爆发，病例几乎每周增加一倍。公卫官员开始追踪接触者以控制疫情。但ＮＥＣＳＩ后来的分析显示，那样做没有效果。首先，多数人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伊波拉病毒，因为一开始的感觉像普通的病毒感染。此外，在西非的城市中心有许多人共乘交通工具，大家往往不可能知道病人接触过哪些人。最后，随着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接触者追踪员的理想人数上升到不可能达到的水平。有些追踪伊波拉疫情的人担心，光是非洲就可能有一千万人丧生。
巴尔杨与ＮＥＣＳＩ的同事眼看着追踪接触者的做法显然无效，他们开始规划替代对策[64]。他们把焦点放在小区层面的干预，在出现感染的地区，限制地区旅行，并透过挨家挨户的调查，积极找出感染者。这种方法将缩限病毒的活动范围，直到病毒完全不能再传播（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与美国陆军工兵部队（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合作，迅速制定一项计划。巴尔杨联系联合国、疾病控制中心、白宫国安委员会的主要官员。但随着致命疾病持续传播，他越来越担心应对措施的速度不够迅速。
他越来越惊慌，主动向赖比瑞亚的当地人伸出援手，那里是伊波拉疫情最严重的地方。那是十月，令他欣慰的是，他得知一些小区已经开始实施他提议的方法。医疗团队带着红外线体温计，挨家挨户地筛检发烧的情况。「结果很戏剧性，」巴尔杨在随后的分析中写道，「原本呈指数成长的疫情，开始呈指数下降。」
后来狮子山也部署同样的方法，并获得同样的效果。翌年，赖比瑞亚已经完全消灭伊波拉病毒。不久，非洲大陆已经大致控制住伊波拉病毒。巴尔杨说：「如果这是对疫情的最早反应，那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也可以避免难以想象的苦难以及经济与社会混乱。」
由于对伊波拉疫情感到不安，巴尔杨以他二○○六年的研究〈交通对病毒传播的影响〉为基础，写了一份令人担忧的报告，标题是〈转向灭绝：紧密世界中的流行病〉。他指出，历史上，致命性高的病原体往往一开始传播得很快，然后随着它们杀死所有的宿主而耗尽。
然而，就像野火吞噬森林一样，现代的交通工具「可在一天半内抵达任何地方」，这种连接性为病原体提供更广大的宿主群。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可能变成宿主。随着病原体持续不断地传播，人类最终将达到巴尔杨那份报告所说的关键时刻：「转向灭绝」。
也就是说，人类的灭绝。
二○一四年在剑桥市举行ＮＥＣＳＩ会议后，巴尔杨开始加入撰写塔雷伯与瑞德的预防原则论文。当时这份档案还是相当笼统的草稿，只有几个章节标题（比如〈为什么毁灭是严肃的事情〉、〈何谓肥尾〉）以及约五页的文字。他指派助理先为论文填写内容，但助理觉得很困惑，去找同事诺曼求助。诺曼是ＮＥＣＳＩ新来的年轻研究员。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她说。
诺曼看了一眼草稿，不禁兴奋了起来，觉得这个议题很有意思。他心想：「这是很好的论点。」而且，上面还有塔雷伯的名字。诺曼很欣赏塔雷伯的作品，尤其是《反脆弱》。他第一次读完那本书后，马上去买了二十本，分送给朋友。
「让我试试吧。」他说。
诺曼是名副其实出生在一个复杂系统的世界里。他的父亲道格拉斯是复杂系统的工程师，需要把该领域的深奥概念应用到现实世界以打造东西。他的工作包括军事合约，例如在阿富汗与伊拉克设计及建造空中管制基地。有时，他也在ＮＥＣＳＩ与巴尔杨合作。
诺曼的成长过程中，家里到处都是复杂科学的相关书籍。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在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念机械工程系，但后来改念哲学与生物学。他开始迷上生成主义（enactivism）学派。智利生物学家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与佛朗西斯科．瓦瑞拉（Francisco Varela）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著作《知识之树：人类理解的生物学根源》（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中阐述这门学问，该书深入探究人脑与世界的动态关系。
二○○九年，诺曼从中佛罗里达大学毕业，在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获得复杂系统与大脑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二○一四年，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加入ＮＥＣＳＩ，他在那里合撰的第一篇论文就是《预防原则》。那份论文在塔雷伯、瑞德、诺曼、巴尔杨之间传了好几版的草稿。
后来，他们终于在秋天完成论文。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塔雷伯按下计算机上的按钮，在康乃尔大学的 arXiv.org 上发表了《预防原则（以及生物基因改造上的应用）》。
按下那个按钮后，塔雷伯也因此卷入他这辈子遇过最激烈的公共风暴之一。
附注
这一章主要根据我对巴尔杨的多次采访以及广泛阅览他的研究。
[64] https://necsi.edu/how-community-response-stopped-ebola.·
18 破产是永远的
摘要──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简称PP）主张，如果一项行动或政策有可能对公共领域造成严重的危害（影响一般健康或整体环境），在科学无法近乎确定其安全性下，不该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危害的举证责任是落在提议采取行动的人身上，而不是反对采取行动的人身上。
这是《预防原则》论文的摘要，后面开始详述其内容。
长久以来，大家对这项原则的抱怨是：它太含糊了。什么时候风险高到需要引用这个原则？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塔雷伯利用他研究极端事件及设计交易策略，以防范黑天鹅事件的长久经验。「我们认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应该引用预防原则，这是指当潜在伤害是系统性的（不是局部性的），而且后果可能涉及完全不可逆的毁灭的时候，例如人类或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灭绝。」
这是很强烈的措辞。不过，就像这种复杂问题经常发生的那样，魔鬼其实藏在数据中。如何判断系统性风险、不可逆的毁灭风险、局部损害之间的区别？答案与寰宇的交易策略有直接相关。
想象一下，一百名赌徒走进一家赌场，每个赌徒在轮盘上赌一千美元。有些人赢了，有些人输光了。赌徒五十九号输钱并不会影响到赌徒六十号。他们走出赌场时，平均获利是十美元，这对赌场来说可能是糟糕的一天。
现在想象一下，一个赌徒走进赌场，打算在轮盘上连续下注一百次。他把所有的钱都押在红色上，而且一直这样做。他可能下一百次赌注吗？不可能，他只要输一次就输光了。如果他在第五十九次下注时输光赌注，他就无法再赌第六十次。他已经玩完了，是一个输光（破产）的赌徒。
这是一个破产问题，确切地说，赌徒破产了。破产问题不适用于一个群体一系列不相关赌注的总合平均值，而是适用于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轨迹。就是这个问题导致那些没有妥善管理风险的银行与避险基金爆掉。他们可能一直运气很好，连续十次击败庄家，但在第十一次押注时输得一乾二净。塔雷伯与论文合撰者把这个情况描述为「局部的非扩散性影响」和「导致不可逆与广泛损害的扩张性影响」之间的差别。
寰宇从来不承担这种风险。史匹兹纳格尔只承受小额损失（像克利普那样喜欢亏损），如此一来，他就不会像那些肆无忌惮的避险基金，或那些把杠杆开到最大的投资银行那样爆掉了（一般散户把钱投入有股票与债券的共同基金时，并不是在玩破产游戏，因为市场永远不会亏损一○○％，但他们可能在市场崩盘时看到基金价值大幅缩水，那有损他们的长期财富）。史匹兹纳格尔可能流几滴血，但他不会在一天内大出血致死。
统计数据显示，一次又一次玩破产游戏的人，最终一定会爆掉。我们以俄罗斯轮盘这种破产游戏为例十四。塔雷伯与合撰者写道：「根据破产定理，如果你冒一个机率很小的『一次性』破产风险，然后幸存下来；接着你再次承担那个风险（另一个「一次性」赌注），如此继续下去，你迟早会破产。」
预防原则是藉由拒绝承担可能导致全面系统性危机的风险（「不可逆地大规模终结生命，甚至有可能遍及全球」），来帮人类避免这种毁灭。
B. 破产是永远的
当伤害的影响延伸到未来的所有时间（亦即永远），那么伤害就是无限大。当伤害无限大时，任何预期伤害（非零机率×伤害程度）也是无限大。任何潜在效益都无法拿来弥补无限大的伤害，因为潜在效益必然是有限的。
面临破产问题时，不要权衡赔率或做成本效益分析。无论效益有多大，都不值得去冒那个险，因为只要这个游戏一直玩下去，你终究会破产（毁灭），那在数学上是必然的。你玩俄罗斯轮盘时，可能幸运地通过好几轮，或者第一轮就是最后一轮。「由于破产的『成本』其实是无限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再实用。」该论文提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避免这场灾难。」
由于我们是处理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有的自然与人类），用来评估风险的模型先天就是有限的。要证明「没有伤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使人类陷入一个令人不安的境地。你不能使用证据，因为那需要冒险去看会发生什么事（当这攸关全人类的存亡时，这是个坏主意），你甚至不能模拟可能的场景，因为这个系统太过复杂了。塔雷伯等人认为，答案是要搞清楚涉及的风险是不是全面系统性的。他们写道：「关键问题是有没有可能造成全面危害。」
这个链条中是否有相互依赖的环节，可能造成作者所说的连锁反应，导致危害跨越国界到处蔓延？
他们写道：「以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随着金融公司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平静时期的微小波动，掩盖系统对连锁失败的敏感性。我们经历的不是系统中某个独立区域的局部冲击，而是一场有连锁反应的全球冲击。」
那次危机只是肥尾事件因通讯能力、交通运输、经济相互依存增加而风险变大的一个例子。他们写道：「我们今天面临的危险是，我们这个文明是全球相连的，冲击分布的肥尾扩及全球，对我们不利。随着连结性增加，灭绝的风险是以非线性的方式急遽攀升。」
7. 脆弱
……预防原则只适用于最大规模的影响，因为维持其结构的系统先天就很脆弱。随着影响规模增加，危害是以非线性的方式增加，直到毁灭。
复杂系统很容易崩解，因为结构内部的深层互连把一部分与另一部分连在一起。只要扯掉蜘蛛网上的一条线，整张网就会分崩离析。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因为一个微小的干扰就可能导致整个故障。这就好像路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的微型质子鱼雷在瞬间炸毁死星一样。
诚如塔雷伯在寄给布兰德的 Longplayer 信中所写的，规模很重要。把一块二十五公斤重的石头砸向一个人的头，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扔一万颗总重二十五公斤的小碎石，并不会造成伤害。
对影响与模型可靠度的不确定，增加破产的风险，因此需要更多的预防措施。塔雷伯等人写道：「对模型的怀疑越多，意味着对尾部的不确定越多。那就需要对新技术或更大的曝险，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大自然可能不聪明，但它的历史纪录比较悠久，那表示遵循它的逻辑时，不确定性较小。」
《预防原则》中，有一节内容呼吁全面禁止基改生物。那部分引起外界对这几位作者的一致抨击，塔雷伯因其大众形象最为突出而首当其冲。他们写道：「基改生物（ＧＭＯ）及其风险是目前大家争论的议题。我们认为，它们是适用预防原则的完美范例，因为它们的风险是系统性的。」
塔雷伯等人认为，基改生物背后那三十年的研究，并不足以推论那些对大自然做的广泛基因实验是无害的。而且那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基改生物有尾部事件的风险，也就是有破产风险。如果一种基改水稻以某种方式开始在野外与天然水稻杂交，或者，如果新的ＤＮＡ被导入某种其它生物中（例如细菌），那结果是未知的。即使那些风险很小，但它们的存在也需要套用预防原则。他们说，那些支持基改生物的人需要毫无怀疑地证明生存风险几乎是零，那确实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杠上基改支持派是有风险的。批评基改生物的人，常被贴上反科学阴谋派的标签。有些人甚至把批评基改的人和反疫苗或否认气候变迁的人混为一谈。这对瑞德来说是一大讽刺，毕竟多年来他一直在对抗那些否认气候变迁的人。瑞德认为，反对在养活地球大部分人口的农作物上大规模地实施一种新的工程方法，并不是「反科学」；当一项技术可能有很大的潜在风险时，对于该技术的推行提出逻辑、哲学、伦理、政治、统计问题，也不是「反科学」。塔雷伯等人想要改变这个辩论。他们觉得那不是「科学ＶＳ反科学」，而是「肆无忌惮ＶＳ谨慎预防」。
他们在论文中指出，基改生物可能「失控地传播」，因此无法局限在局部──它们可以跨越国际障碍，像病毒一样，并以非线性的方式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扩散。它们的影响无法测试，因为自然界太复杂了，充满随机性和混乱。简言之，引入新的基改物种是一次危险的掷骰子。
他们认为，基改生物与选择性耕作或某种作物的不同类型杂交（例如玻利维亚的玉米与爱荷华州的玉米杂交）不同。选择性育种是缓慢的，需要经过好几个世代才能完成。那通常是局部性的，万一出错，在传播之前就会消亡。他们写道：「透过选择性育种来稍微改变生物的基因组成，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渐进选择过程。那与由上而下的基因工程，直接把鱼的基因植入西红柿中，是截然不同的。这里需要采用预防原则，因为我们不想在对环境与健康造成很大的不可逆伤害后，才发现错误。」
基改生物的支持者常提出一个论点：禁止基改生物会增加饥荒的风险。对此，该论文指出，普遍的饥荒往往是糟糕的经济与农业政策造成的。如果有其它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例如，改善从盛产区到缺粮区的交通运输），那就不值得冒灾难的风险（即使灾难再怎么短暂都不值得）。供应链追踪公司 Wiliot 的数据显示，世界上生产的食物中，约三分之一浪费掉了。避免其中的一部分遭到浪费，对于解决世界上的饥荒问题大有帮助。
该论文写道：「有鉴于美国对引进基改生物的监管有限，以及引进那些基改生物对全球的影响，我们正面临一个典型的破产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化学除草剂的大量累积及环境中的杀虫剂，因为有一种基改目的是使植物对化学物质（如除草剂年年春〔Roundup〕）产生抗药性，那将鼓励这些化学物质在世界各地大规模传播。如此造成的除草剂广泛使用，相当于对全球环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实验。少量测试的话，风险可能很小。但全球测试的话，那风险会加剧，可能变成系统性风险──有如对大自然投掷一块巨石，而不是一堆小碎石。
其中一种风险是孟山都公司一直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除草剂年年春无法杀死的杂草会演化，它们对作物的伤害比以前的杂草更大，就好像对疫苗产生抗药性的致命病毒一样。这种事情确实发生了。二○一○年代的中期，一种名为帕尔默苋菜（Palmer amaranth）的超级杂草长得很快，它对年年春产生抗药性。到了二○二○年代的初期，它已经蔓延到美国的二十几州，使那些完全依赖年年春的农民不堪其扰。这种杂草可使大豆与花生减产六八％，玉米减产九一％。二○二一年一月，一项杂草研究警告：「对除草剂有抗药性的杂草，尤其是对多种除草剂都有抗药性的杂草，对全球的粮食生产构成严重的威胁。」[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