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春的其它问题也出现了。二○一八年，德国的制药巨擘拜耳（Bayer）收购孟山都。二○二○年，拜耳同意支付一百亿美元的和解金，以终结数千起年年春致癌的指控。尽管后来达成了和解，拜耳仍坚称年年春是安全的。
不只年年春有这样的问题。实验性的人造化学物质随处可见，到处都有。连珠峰的顶端及全球海洋的最深处都可以看到塑料的踪影。二○二○年，地球正接近（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化学污染的临界点。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和其它地方的十四名科学家做了一项全面性的新研究。他们发现，一九五○年以来，化学品的生产增加五十倍。该研究预测，到了二○五○年，化学品的生产会再增加两倍。该研究警告，这种失控的超大生产，正把全球生态系统推过一条「星球极限」，超过那条极限后，生态系统就无法恢复了。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生物学家伊恩．博伊德（Ian Boyd）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谈到这项新研究：「环境中的化学物质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广泛存在，而且隐含危害性。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不确定这些化学物质的影响时，我们更需要对新的化学物质以及排放到环境中的化学物数量，采取更谨慎的预防措施。」[66]
《预防原则》在网络上发表后，迅速在基改专家之间流传。他们不仅不认同，还把这些作者归为反疫苗阴谋论者的同类，或是更糟的类别。创立「我们爱基改与疫苗」网站的中学教师史蒂芬．内登巴赫（Stephan Neidenbach）甚至把塔雷伯比作希特勒。当时聘请塔雷伯当教授的纽约大学收到数百封抗议那篇论文的信件，有些人鼓吹解聘他。塔雷伯在职涯中虽然遇过很多争议，但从未见过如此尖刻的言辞。
他在推特上多次与他所谓的基改「骗子」或「宣传者」起争执，使他不禁在网上破口大骂那些人是白痴、贱货、坏蛋、畜生。塔雷伯的这一面是让一些朋友感到最困扰的。他把推特视为智力竞技场，像一个瞪大眼睛的先知那样，在那里与「敌人」交战，谴责对方是异端邪说，并做出无情的评论。受害者形形色色，从随机的无名小卒到诺贝尔奖得主都无法幸免。他采纳友人罗里．萨特兰（Rory Sutherland）的建议，萨特兰是奥美英国公司（Ogilvy UK）直言不讳的副董事长，他喜欢打趣说，花是有广告预算的杂草。他告诉塔雷伯，他建议执行长要粗鲁无礼，骂脏话，因为那样做让他们看起来更真诚，也显示他们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然而，塔雷伯那种无情谩骂与幼稚侮辱，也损害他在朋友与敌人眼中的声誉。不过，显然他根本不在乎这些。
这不是他后来才发展出来的新特质。认识塔雷伯几十年的人说，他向来有这样犀利的一面，那是他在纽约与芝加哥当交易员时磨练出来的性格，在那些地方，像酒醉水手那样飙脏话是先决条件。许多人谅解他这种出言不逊的方式，把它当成听塔雷伯直言不讳的代价。经济学家兼部落客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曾写道：「塔雷伯是个大老粗，满口脏话，但我很喜欢他。」[67]或许只有这种粗鲁的人（有时是非常粗鲁），才能有效地谴责华尔街的绝大多数人是一群骗子。常批评他的友人布朗告诉我：「如果他更有礼貌，应该不会获得那样的关注。你温和有礼地说话，人家把你当耳边风。你必须大骂每个人都是白痴、都是江湖骗子，大家才会注意听你在说什么，那才是问题所在。」
尽管塔雷伯等人对基改生物与其它形式的基因操纵发出警讯，但基改这个精灵已经从瓶子里释放出来了。基改生物随处可见，美国市场上约九○％的玉米、大豆、甜菜是基改作物。随着全球暖化改变世界各地的气候，立意良善的科学家正努力设计耐高温、耐旱、抗气候变迁副作用的作物。布兰德那种「我们就像神一样」的世界观方兴未艾。
二○一五年，塔雷伯、瑞德、巴尔杨、诺曼写了一篇简短的论文，把预防原则应用在另一种全球风险上：全球暖化失控。他们写道，气候变迁的政策辩论，往往在讨论模型的准确性。相信模型的人主张要采取具体行动以抵御即将到来的损害。怀疑模型的人则是指出模型的不确定性，并表示没有足够的证据足以支持激进的行动。
这几位作者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可靠的模型，那怎么办？「即使没有任何精确的模型，我们仍然可以推断，污染或显著改变环境可能使我们陷入未知的状况，而且毫无统计纪录可以参考，还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68]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他们写道，「这个事实从根本上限制适合大规模承担的风险类型。即使是机率很低的风险，当它可能影响所有人时，也变得无法接受。想要逆转那种规模的错误是不可能的……把一个复杂的系统推向极限，它就再也回不来了。」
结论是：「不管气候模型告诉我们什么」，都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二○一八年，塔雷伯出版《不对称陷阱》一书，再次提到预防原则。该书是他所谓「不确定」（Incerto）系列的第五本，那个系列是研究如何在一个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生活与行动，包含《随机骗局》、《黑天鹅效应》、《反脆弱》，以及一本格言书《黑天鹅语录》（The Bed of Procrustes）。《不对称陷阱》就像塔雷伯的所有著作一样，涉及的面向很广，探讨的主题从复杂理论到行为心理学，再到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比较差异（民主ＶＳ独裁），不一而足。基本上，那是一本关于美德的书，而美德是由是否有切肤之痛来定义。那些在公司倒闭时毫无受损的银行家（塔雷伯称之为「鲁宾交易」），就是没有切肤之痛。相反的，在崩盘中可能损失很大一部分财富的避险基金经理人，确实有切肤之痛，因此更有动机去避免基金爆掉（虽然很多基金经理人还是爆了）。
对投资者来说，塔雷伯最突出的观点是出现在最后一章〈承担风险的逻辑〉。他在那一章中比较两种不同的风险分析方法：「集群机率」（ensemble probability）与「时间机率」（time probability）。回想一下有助于定义破产问题的两种赌博思考方式。第一种，一百名赌徒在轮盘下注一千美元。有些人赢了，有些人赔光了。如果第五十九号赌客赔光了，那并不影响第六十号赌客，整群赌徒的平均获利可能是十美元，这就是「集群机率」。
第二种赌博是一个赌徒在轮盘下注一百次，每次都把所有的钱押在红色上。这种赌徒永远无法赌到一百次，这就是以「时间机率」的方法来看待风险，结果深受时间顺位的影响。塔雷伯认为，这才是思考风险的正确方式，尤其是可能破产的情况。虽然「时间机率」显然是现实世界运行的方式，但现代金融大多不是用这种方法来权衡市场风险。现代金融理论喜欢计算所有赌徒的平均值，并以那个平均值来代表个别赌徒承担的风险。根据这种观点，在一轮俄罗斯轮盘赌中，幸存下来的机率是八三％，不算太差。但即使出价一百万美元，几乎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
承担集体赌注的平均风险，等于隐藏灾难（赌徒破产）的风险。诚如塔雷伯在《不对称陷阱》中所写的：「如果一条河的平均水深是一百二十公分，那绝对不要渡河。」透过这样的思考，「二十几年前，我和史匹兹纳格尔等实务工作者建立起整个事业生涯……虽然我退休后到处漫游，史匹兹纳格尔仍继续在他的寰宇公司孜孜不倦地努力着，而且经营得相当成功。」
这些相互关联、自我强化的极端风险情境，正是预防原则适用的地方。在「时间机率」的领域，每次掷骰子或旋转轮盘都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分成独立事件，然后再平均计算。同样的，当面临风险的人之间有相关性与连结时，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一个人死在浴缸里，并不会增加他的邻居死在浴缸里的风险。一个人死于传染病，确实会增加他的邻居也罹病死亡的风险。当这种风险变成系统性风险、对整个社会构成潜在的毁灭时，就需要采取极端的预防措施。
塔雷伯把他从华尔街记取的经验，应用到世界上日益严重的威胁，但他不是唯一这样做的系统性风险专家。在二○一○年代，鲍勃．利特曼（Bob Litterman）曾为高盛（Goldman Sachs）管理全球最大的股票投资组合之一。他把数十年的风险管理技能，应用到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全球暖化。
他与塔雷伯不一样。塔雷伯回避模型，认为气候变迁的预测充满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采取极端的预防措施。利特曼则是建构一个模型，该模型建议的预防方法，跟混沌之王采用的方法一样：当风险事关存亡时，你应该趁早慌。
十四、一种危险的游戏，参加者在能装六发子弹的左轮手枪中，只装一发子弹，然后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头扳动扳机。·
附注
这里可以看到《预防原则》：https://arxiv.org/pdf/1410.5787.pdf.
[65] https://www.nytimes.com/2021/08/18/magazine/superweeds-monsanto.html.·
[66]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2/jan/18/chemical-pollution-has-passed-safe-limit-for-humanity-say-scientists.·
[67] http://noahpinionblog.blogspot.com/2014/01/of-brains-and-balls-nassim-talebs-macro.html.·
[68] https://necsi.edu/climate-models-and-precautionary-measures.·
19 那太迟了
利特曼开着特斯拉，在纽泽西收费公路上行驶，暴雨打在挡风玻璃上。那是二○一四年十二月六日周六，利特曼与妻子玛丽正期待前往纽约市，与朋友共进晚餐，欣赏百老汇的节目，度过开心的夜晚。他把特斯拉的巡航定速设为时速一百一十五公里。车子接近花园州高速公路（Garden State Parkway）的岔道时，玛丽尖叫了起来。
「哦，天啊！鲍勃，小心！」
他看见远处有一辆大卡车，但那台车不知怎的，怪怪的……它正在弹跳，着火了，而且正以高速朝着他们开过来。
利特曼告诉自己：「集中注意力，这可能很棘手。」他猛踩煞车，以些微的差距闪过那台油罐车，当然也逃过了死劫。那台十八轮的卡车有如一枚载满九千加仑汽油的炸弹，它爆炸了。如果利特曼当时没有用力地踩煞车，他的特斯拉会刚好开到那个爆炸点。这种与死亡擦身而过的体验，为现实世界的风险管理提供经验教训，日后他也把它应用在全球暖化失控的致命威胁上。
二○二○年三月，曾在纽约高盛担任高层兼风险经理的利特曼搭乘火车，从纽泽西州前往华盛顿特区，到参议院的委员会前，为全球暖化的代价及处理方案作证。当时他和全球数百万人一样，惊慌地看着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持续增加。他不再握手，而是以碰手肘的方式取代。
利特曼越想越觉得，疫情与气候危机之间的相似处令他不安。在高盛任职二十三年退休后，他就一直关注气候危机。如今新冠肺炎陷入失控状态，世界未能阻止病毒的扩散，眼看着疫情即将像大火般四处肆虐。他觉得，全球暖化也是如此。不确定性，以及化石燃料业的持续欺骗与否认，导致世界陷入瘫痪。真实的大火正在烧毁森林。
利特曼在参议院作证几个小时后，我在华盛顿特区与他见面。那是我和他最后一次当面相见，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美各地开始封城。利特曼告诉我，他担心新冠病毒很快就会变成全球疫情，他说的没错。
「这是遇到风险管理问题的完美例子：它很紧急，你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处理。」他说，「对于新冠病毒，我们浪费好几周的时间。」气候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马上踩煞车。」他指的是碳排放，以及上次遇到油罐车起火的经历。
换句话说，就是趁早慌。
不过，说到全球暖化，所谓的「早」，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相对用语。许多气候专家会说，「早」是指二○○○年或一九九○年。利特曼说：「那太迟了。」
这位前风险经理是名副其实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话。他十年前离开高盛后，加入一家管理二十亿美元资产的纽约避险基金，名叫奇保斯资本（Kepos Capital）。奇保斯的投资策略，是赌大家会从使用化石燃料迅速转变成使用洁净能源，也就是说，是押注气候混乱的效应。它会放空一批能源股（石油钻探商、煤矿股），然后投资洁净能源股，以及其它可从转型中受益的资产（不过，由于中国有大量燃煤电厂及猖獗的工业污染，又是可再生技术供应链的关键组成，「洁净能源」是一个相对用语）。这个策略是在赌气候危机将持续加剧，最终将导致一般投资者放弃那些造成气候危机的污染产业。虽然二○二二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油价上涨使这种策略暂时受挫，但利特曼毫不怀疑，化石燃料业的长期发展肯定会没落，洁净能源则有无限的前景。
当天我们见面时，这位头发花白的六十八岁华尔街资深人士刚在参议院的民主党气候危机特别委员会发表谈话，罗得岛州的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是委员之一。利特曼穿着优雅的灰色西装，蓝色衬衫，打着领带，他呈现出来的形象，与指控石油公司很邪恶的环保狂人截然不同。不过，他的言语仍流露出强烈的担忧。
「我们没有为气候风险定价，没有制定适当的减排激励措施：这是可悲、而且可能是灾难性的错误。」他告诉现场的参议员，「目前的激励措施，是把资本导向增加排放的方向，那会导致温室气体在大气中不断累积，使地球及后代子孙的福祉永久受损的风险迅速增加。」
接着，他提出一个似乎直接源自预防原则的观点。他说：「风险管理的首要原则，是你必须考虑最糟情境。」
关于全球暖化，最糟情境是无限的，超出模型的范围，这是破产问题。当你不知道自己的风险时，就无法为它们做合理的定价。它们是未知的未知，不能用成本效益法来衡量。利特曼对参议员说，金融危机就是发生这样的状况。抵押贷款中累积的系统性风险，没有得到适当的定价，所以爆炸了。如今，社会没有对全球暖化的风险做适当的定价。事实上，政府还提供化石燃料公司数十亿美元的税赋优惠，那是在补贴大气污染。
「时间非常重要。」利特曼说。
时间耗尽时，只能面临灾难。时间正一分一秒地流逝，「我们不知道，在地球的气候系统被迫超越灾难性的临界点以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一旦超越那个临界点，后果是非线性且不可逆的。」
利特曼讲完后，换锋裕汇理（Amundi Group）的投资长弗雷德里克．萨玛马（Frederic Samama）向委员会讲话。锋裕汇理是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一．八兆美元的资产。
「今天，我的证词是把焦点放在《绿天鹅》（The Green Swan）上，这是最近我与法国央行、国际清算银行、哥伦比亚大学的作者合写的一本书。」他开始说，「各国央行现在意识到，气候变迁威胁到金融稳定。要嘛我们什么都不做，把人类置身险境，要嘛我们调整管理系统的方式。」[69]
令人畏惧的挑战是：眼前的任务如此艰巨，甚至威胁到全球经济的金融稳定。
萨玛马说：「这是该书作者提出『绿天鹅』概念的原因，灵感是来自塔雷伯的黑天鹅理论。绿天鹅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件，有多个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原因，威胁着地球上的生命。气候变迁就是绿天鹅的一个例子。」
那个麻烦的字眼又出现了：非线性。
萨玛马说；「气候变迁带来各种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风险：实体风险、监管风险、社会风险。建构如此复杂的模型非常困难。」气候变迁可能导致极端的短期损失，甚至导致一大部分的人类灭绝。他说，过去四十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多了三倍。他警告，更多的热浪、干旱、台风、流行病、海平面上升即将到来。
听到当天的证词，有人可能会想象，那些参议员彷佛遭到格蕾塔或瑞德的严厉指责，而不是聆听退休的高盛计量分析师与欧洲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的高层发表证词。金融界确实正从气候灾难中觉醒，因为大笔资金以及人类的命运岌岌可危。
是不是太晚了？
利特曼告诉我：「可能吧。」地球可能已经过了关键的临界点。永久冻土层融化了，释出大量甲烷；冰河不断缩小；潮汐上涨与超级风暴。他很清楚，全球暖化可能导致一系列事件，那些事件可能启动自我强化的回馈循环，从而引发难以想象的灾难。然而，他认为，有权采取行动以扭转这辆超级油罐车的人，是现代最不正常的审议机构的成员，也就是二○二○年三月那天他发表讲话的对象：美国国会。
利特曼向来很擅长在不同领域之间切换。在学术生涯中，他可以轻松地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他本来在史丹佛大学读物理系，但那时正值越战高峰期，他不确定抽象的理论物理界是当时的最佳领域。于是，他转到当时史丹佛刚成立的人类生物学系。那个系横跨许多学科，融合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他从那个系中学到一个终身难忘的概念：了解人类行为需要了解动机。这个概念也是他接下来研读那个领域的关键学门：经济学。
他也为校报《史丹福日报》工作，并成为《时代》杂志的特约记者。他在《圣荷西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实习。一九七三年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圣地亚哥联合报》（San Diego Union）当记者。但新兴的计算机程序设计领域令他痴迷，吸引他重返校园，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经济系，以便接触学校的计算机。他在那里认识未来的妻子玛丽，不久，玛丽决定搬回明尼苏达州的老家。他跟着玛丽迁移，转学到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系，那里的教授深受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影响，强调米尔顿．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与乔治．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自由开放市场理论，以及尤金．法马（Eugene Fama）的效率市场假说。
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工作期间，他回答学生提出的程序设计问题，并为学校的统计软件包提供支持。他的计算机技能引起系里两位年轻教授的注意：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与克里斯．西姆斯（Chris Sims），这两人后来荣获了诺贝尔奖。利特曼花时间研究西姆斯建议的一个深奥主题：向量自我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s）。那是使用过去的经济变量来预测当前或未来的变量，例如观察利率与就业水平以算出未来的经济成长。这些自我回归产生的预测，成为利特曼论文的基础，也成为他未来职涯计量经济学家的基石。所谓的计量经济学家，不过就是一个花俏的词汇，用来指那些使用复杂的数学与计算机程序来做预测的人。
他第一次尝试预测就失败了。由于有太多的自由参数需要估计，导致结果太多，显然与现实状况不符。在西姆斯的建议下，他尝试一种统计方法，结合两个来源的资料：正在观察的变量（例如利率），以及根据先前历史事件的单独机率分布（例如年度经济成长率）。历史数据有助于把预测固定在现实世界中，以及防止预测失控。然后，随着新信息的出现，再根据公式，向上或向下调整结果。
利特曼发现，这种方法的效果好很多。事实上，他发现，赋予历史资料更多的权重，而不是关注杂乱变量中的关系，可以提供最好的预测。
他的研究让他在明尼亚波里斯联邦准备银行（Minneapolis Federal Reserve）找到工作，他在那里精进了预测技巧。在麻省理工学院短暂执教后（他在那里记取一个重要的教训：他讨厌教书），他专心协助创办一家公司，那家公司是销售经济预测的统计软件ＲＡＴＳ，ＲＡＴＳ是时间序列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of Time Series）的缩写。随后，他又回到明尼亚波里斯联邦准备银行。在那里，他的自我回归研究变成该银行衡量经济温度的主要工具。
他记取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他发现，以过去的经济温度来预测未来的经济温度很难，不确定性的一大原因在于联准会政策的随机性。联准会的一个关键角色，是不时地刺激金融体系，让它从糟糕的经济状况中复苏。通膨太高了，那就升息；经济低迷，那就降息。银行与企业等经济行为者，通常无法料到这类干预的确切时机，这些政策的结果可能是混乱的。因此，即使那些模型能够根据过去的事件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混乱的刺激往往导致那些准确预测变得毫无价值。
一九八六年，高盛联系利特曼，该公司一直在探索计量交易策略。高盛最有名的员工是经济学家费雪．布莱克（Fischer Black），他是布莱克—休斯的选择权定价模型的共同开发者，也是效率市场假说的坚定信徒。一九八六年，布莱克面试了利特曼。
「利特曼，你是计量经济学家，」他说，「你凭什么认为计量经济学家可为华尔街贡献价值？」
利特曼被问倒了。为什么计量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没有价值？在求职面试中，被布莱克这样的大师问到这种问题，简直是挑战。利特曼能想到的最好回应是：「我想，可能有一些参数需要估计吧。」布莱克认为，靠预测经济来赚钱是不可能的。那是随机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抛硬币。计量经济学家试图在经济因素之间（例如利率与油价）找到相关性，以期预测未来的结果。在一九八二年的论文〈计量经济模型的问题〉中，布莱克说那是白费功夫，那混淆了相关性与因果关系（布莱克在贴近观察高盛的赚钱机制后，很快就发现，虽然从教授的讲台上看，市场看似有效率，但大型投资银行可从随处可见的市场无效率中榨取大量的金钱）。
尽管布莱克心存疑虑，高盛还是雇用利特曼，让他加入高盛的固定收益部门。不久，公司就要求他帮日本客户（当时确实是非常富有的客户）建构全球固定收益的投资组合。他去找布莱克帮忙。
布莱克说：「我的态度向来是从简单的开始，如果那无法发挥效用，你总是可以再做一些更复杂的事情。」他建议使用一个根据马可维兹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建构的标准风险报酬模型，那个理论鼓励多角化投资（那正是史匹兹纳格尔与塔雷伯鄙视的作法）。
结果没效，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后来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再加上根据向量自我回归开发的新方法后，利特曼最终设计出一个模型，可以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得出最适的资产配置。那个模型后来称为布莱克—利特曼模型（Black-Litterman model），日后变成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资金管理工具之一。
一九九四年，利特曼晋升为高盛的风险管理长，但他更感兴趣的是，使用他与布莱克开发的模型来做交易。在升任风险管理长的一年前，他曾向高盛的管理合伙人（未来的纽泽西州州长）乔恩．科尔津（Jon Corzine）申请投资组合管理部的一个职位。科尔津说：「不行，利特曼，我们为你安排更重要的任务。」
约莫那个时候，高盛聘请那时刚崭露头角的超级新星艾史尼斯，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法马的门生。一九九五年，艾史尼斯成立一个名为 Global Alpha 的交易部门，那个单位迅速成为高盛与其合伙人的摇钱树，一九九六年与一九九七年的报酬率分别是九三％与三五％。利特曼对艾史尼斯的绩效感到惊讶，也很高兴得知艾史尼斯使用布莱克—利特曼模型，以及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短暂执教后帮忙开发的计算机程序ＲＡＴＳ。艾史尼斯于一九九七年离开高盛，在格林威治创立ＡＱＲ。
不久之后，利特曼终于如他所愿，开始涉足交易。他开始为高盛资金管理公司（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这是高盛的机构资产管理事业）设计计量策略。到了二○○○年代中期，他的团队，名为计量资源团队（Quantitative Resources Group，简称ＱＲＧ）──已变成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管理的资产约一千五百亿美元。
那一千五百亿美元的资产在二○○八年受到重创。全球金融危机摧毁许多避险基金（除了寰宇那样的例外）。高盛的共同营运长（后来获得川普延揽）盖瑞．科恩（Gary Cohn）接管了公司，试图控制公司的损失。利特曼那时已经准备退休，他提出一些建议，但不再参与日常管理。
那段期间，高盛的营运长赖瑞．林登（Larry Linden）邀他共进午餐。
「你担心环境吗？」林登突然问道。
「我现在还有点忙。」利特曼回应。
但种子已经种下了。林登后来离开高盛，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简称WWF）的主席。二○一○年，利特曼离开高盛，很快又与林登重新联系，林登邀他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董事会。他也加入高盛一位前同事在同年创办的奇保斯资本。
利特曼派给自己的首批任务之一是：解决全球暖化带来的可怕经济问题。过程中，他变成气候变迁界的百变达人。他与鲁柏．梅铎（Rupert Murdoch）的左派儿媳凯瑟琳．梅铎一起担任气候领导理事会（Climate Leadership Council）的共同主席；加入Ceres（推动公司披露碳排放量和其它环境风险的组织）、气候中心（Climate Central）、未来资源（Resources for the Future）、伍德威尔气候研究中心（Woodwell Climate Research Center）、史丹佛伍兹环境研究所（Stanford Woods Institute for the Environment）、史丹佛自然资本项目（Stanford Natural Capital Project）等机构的董事会。他也担任华盛顿特区中间偏右的智库尼斯卡南研究中心（Niskanen Center）的董事长，该智库主张对碳排放征税。
利特曼钻研气候变迁经济学的具体细节时，发现这个领域有一个大问题。没有人知道如何为全球暖化带来的风险定价。他认为，那些尝试过的人都做得很糟。
利特曼心想：「我知道如何为风险定价。」
气候经济学领域的权威是说话温和的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他因毕生的研究，于二○一八年与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德豪斯早年在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准备银行担任总经学家时，利特曼曾与他有短暂的接触。
一九七○年代中期，诺德豪斯在维也纳度学术假时，开始专注全球暖化问题。他与一位气候学家共享一间办公室，那个人告诉他这个新出现的问题，当时全球暖化只是一小群专家以及埃克森美孚（Exxon）的科学家的臆测而已。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诺德豪斯致力建立一个模型，以整合气候科学与经济学。
他因此建构出「动态整合气候经济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ＤＩＣＥ）。该模型检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如人口、经济成长（或衰退）、油价、全球暖化的各种影响。那是非常复杂的挑战，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因素之间的连结与动态，里面充满回馈循环。暖化加速，以及其可能造成的经济伤害，可能会反常地减缓变暖，因为在经济成长减缓下，排放量会减少。低排放可以限制损害，促进经济成长并导致排放增加。
最重要的目标是：为碳排放定价。碳定价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放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亦即成本不是由资源使用者承担。由于把碳排放到大气中几乎不必负担代价，我们以化石燃料启动的现代文明其实正在剥夺后代子孙的经济机会，因为总有一天，这种累积要嘛必须移除，要嘛可能造成无法承受的巨大经济破坏。今天给碳定价，可以把成本拉回现在。那可以限制碳的消耗量，并鼓励大家寻找替代能源。如此一来，碳与社会成本有了关联。我们可以算出全球暖化将使人类付出多少代价，以及阻止或减缓全球暖化需要花多少成本。
诺德豪斯最终为碳的社会成本算出一个价格区间：约每吨三十美元到四十美元。这个价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上升，以逐渐减少经济循环中的碳排放。
诺德豪斯的分析令利特曼感到困扰。这位耶鲁大学教授思考风险的方式像经济学家、学者一样，而且不像华尔街的风险经理那样，考虑到那确实攸关大笔金钱。诺德豪斯使用一个复杂的公式，为极度不确定的情境下，遥远未来的预期经济损失，赋予一个现在的价格。利特曼心想：「这太疯狂了！」你为风险定价时，需要的是：潜在结果的全面机率分配，尤其是灾难性的结果。保险公司可以在许多独立事件中分散风险，他们只担心预期损失。风险被分散了，转嫁给其它各方。但是，没有人能够提供保险时（例如核战），你绝对必须担心最糟的情境（亦即破产问题），并增加风险溢价。利特曼认为，计算风险溢价是华尔街风险定价的本质（当然，塔雷伯认为这种「黑天鹅」风险是无法定价的）。
面对气候风险，你需要做的是：现在马上踩煞车。
利特曼开始研究为碳定价的模型。二○一九年，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肯特．丹尼尔教授（Kent Daniel）及气候经济学家格诺特．华格纳（Gernot Wagner）一起推出所谓的ＥＺ气候模型（EZ-Climate）。与诺德豪斯不同的是，该模型要求对碳排放设定极高的价格：每吨超过一百美元。
他们写道：「坏消息代价高昂，迟来的坏消息代价更高，因为那更难以更积极的政策加以抵销。由于我们无法预知好消息或坏消息何时到来，这正是及早做好准备的保险价值。」[70]
二○二○年利特曼到参议院作证后，飞往加州。随着疫情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持续，搭机横越东西岸确实变得非常危险，所以他和妻子决定长期留在加州。他们卖掉在纽泽西州肖特山庄（Short Hills）的房子，那感觉很奇怪。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去旅行时，本来以为下周就会回家，现在却再也看不到它了。
利特曼有很多事情要忙。他获任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简称ＣＦＴＣ）的一个高阶小组负责人，负责调查及报告全球暖化对金融界的风险。参与该项目的公司包括摩根士丹利、彭博社、美国酪农合作社（Dairy Farmers of America）、花旗集团、英国石油、环境保护基金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先锋集团（Vanguard）、康菲石油（Conoco Phillips）、CalPERS、摩根大通。
这项研究于二○二○年九月发布，针对稳步上升的全球气温中所潜藏的危险，提出惊人的发现：
气候变迁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及其维持美国经济的能力，构成重大的风险。
我们并不知道监管机构的主要担忧。
与此同时，金融界不该只是被动因应，而是应该提出解决方案。
这份报告有一百九十六页，利特曼在前言中写道：「在这份报告定稿之际，美国正陷入全球疫情中，因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数已逾十八万人，经济也随之崩解。」他提到疫情与全球暖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拖延解决这两个问题「可能是毁灭性的」。
这份报告是在二○二○年总统大选期间发布的，当时大家对新冠疫情的担忧正在发酵，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在全美各地引发抗争，所以这份报告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利特曼并不感到意外，但他希望这份报告可做为未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蓝图。
他也相信，加入ＣＦＴＣ委员会的化石燃料巨擘说他们想要帮忙是真诚的。许多公司公开呼吁征收碳税，虽然没有人希望碳排放税接近ＥＺ模型建议的每吨一百美元。「我想他们已经变了，」利特曼告诉我，「我真的认为他们是真诚的。他们看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希望参与改变。」
参议员怀特豪斯曾在三月主持那场利特曼作证的参议院听证会，他对此表示怀疑。他告诉利特曼，化石燃料公司虽然口头上表示他们支持为碳排放定价，但他们的游说组织仍在幕后反对。
二○二一年六月，英国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UK）公布一份秘密录音。在那段录音中，埃克森美孚的游说者基思．麦考伊（Keith McCoy）吹嘘，这家石油巨擘支持碳税是「拿来说嘴的好话题」，但永远不会发生，这至少揭露了部分的真相。麦考伊说：「没有人会提议对所有的美国人征税。我内心愤世嫉俗的那一面说：『是啊，我们对那种事略知一二。』」
附注
这一章是根据我对利特曼做的多次采访，以及他在明尼亚波里斯联邦准备银行的职涯描述。
[69] https://www.democrats.senate.gov/climate/hearings/climate-crisis-committee-to-hold-hearing-on-economic-risks-of-climate-change.·
[70]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6/42/20886.·
20 赌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原子科学家公报表示，末日时钟距离象征世界末日的午夜零时剩一百秒，也就是说，与前一年一样。那十二个月以来，发生了两件大事。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造成许多人丧生，以及川普不再是美国总统。第二件事显然多多少少抵销第一件事的影响，至少科学家这么认为。
科学家说，新冠疫情并没有对人类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它确实非常致命，但不足以杀死数十亿人。它凸显出的问题是，人类对时局的反应严重失当（或者说，至少是多数人类反应失当，因为有些国家的状况还不错，例如纽澳、南韩），才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主席瑞秋．布朗森（Rachel Bronson）在年度的末日时钟声明中指出，这次疫情是一次「历史性的警钟」。大家对新冠肺炎的糟糕反应，显示「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都没有做好因应核武与气候变迁，或其它危险（包括更致命的疫情与下一代战争）的准备，那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威胁到文明。」
幸好，黑暗中还有一线曙光（但确实很微弱）。布朗森写道，可再生能源「在动荡的能源环境中，一直展现出韧性」。她指出，在美国，煤炭目前的供电首次低于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大家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减少了，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增加了。」
多数人可能对这种加速的转变感到意外，但利特曼可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在这上面押了数百万美元的赌注。
二○二一年四月，利特曼再次面对美国参议院的议员。[71]这次的场合是由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主持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这次出席作证的除了利特曼以外，还有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史迪格利兹（Joseph Stiglitz），以及作家戴维．华勒斯—韦尔斯（David Wallace-Wells）。华勒斯—韦尔斯于二○一九年出版的著作《气候紧急时代来了》（The Uninhabitable Earth）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阐述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风险。
桑德斯参议员在开场时表示：「我认为，我们正经历一个关键时刻，这不仅是我国历史或全球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更是整个人类史上的关键时刻。」
参议员林赛．葛瑞姆（Lindsey Graham）是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他坦言，全球暖化令人担忧。「我认为，气候变迁是真实存在的。人类的碳排放会产生温室气体效应，吸收热量，所以你会看到海洋温度与酸度上升……因此我相信科学是真实的。」葛瑞姆似乎很希望看到伊朗与俄罗斯等石油大国被迫去寻找另一种收入来源。他说：「想象一下这样的世界：流氓政权没有那么容易取得化石燃料。想象一下，如果伊朗领袖或俄罗斯领袖无法依靠石油获得近九○％的收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觉得有趣的是，改用洁净能源商业模式，将对外交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进而彻底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
华勒斯—韦尔斯向参议员解释，为什么世界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减少碳排放，以及未能及早采取行动所错失的机会。他说：「如果世界早在二○○○年就开始除碳（decarbonization），每年的排碳量只需要下降两三个百分点，就可以安全地避免全球增温两度；但因为我们没有提早行动，如今每年的排碳量需要下降近一○％才够，如果再拖十年，那比例将增至二五％以上。」
在华勒斯—韦尔斯之后，利特曼谈到他那套用来检查、衡量、定价气候风险的新工具。
他表示：「我们是使用资产管理公司用来定价的方法，来估计把风险纳入考虑的排碳价。」他说，「这个方法改进了以前的模型，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开发的模型。诺德豪斯的研究显示，采取行动以减少碳排放会带来可观的净效益。但是，在他的模型中，减排可能缓慢发生，温度可能在过程中大幅上升。当我们在这些模型中考虑到风险时，包括发生最糟情境或小机率的『灾难』情境时，研究结果就会激发出积极又迅速的反应。」
他解释，考虑到风险与避免灾难的价值时，降低碳排放的价值就增加了。现在就采取行动的代价，比等着看情况变多糟才行动的代价低很多。拖得越久，采取行动的代价越高。利特曼说：「这相当于为急踩煞车定价。」根据他的计算，拖十年才行动，将使全球经济每年损失十兆美元，那等于十年损失一百兆美元。拖得更久，将导致成本大幅飙升。
私底下，利特曼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立即征收碳税：像他的ＥＺ气候模型算出来的那样，每吨碳课征八十至一百美元。但他也很了解现实状况，知道国会永远不会通过那种提案，尤其是目前这种以党派为重的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