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攻击、气候灾难、恐怖主义、流行病、致命的停电、叛逆ＡＩ、充满极端的未来。这是马克斯．施玛巴赫（Marcus Schmalbach）的世界，他的老本行，他的事业。这位年轻的德国保险业高层是 Ryskex 的执行长兼创办人，Ryskex 是一家专注于系统性灾难的新型保险公司，例如摧毁公司供应链的飓风、导致航空公司机队停飞的致命事故、破坏公司声誉的网络攻击、导致大批员工死亡的病毒。
施玛巴赫利用人工智能与区块链，创造一种全新、可交易的资产类别：系统性风险。有了 Ryskex，避险基金与银行可以买卖系统性风险，就像买卖一蒲式耳玉米那样。《财星》五百大企业可以利用它来避免自己受到灾难性冲击。
在二○一○年代的末期，这仍是一种刚起步的商业模式。一开始，施玛巴赫就像史匹兹纳格尔刚创立寰宇那样，他推出的商品独特又奇怪，几乎乏人问津。后来，新冠疫情爆发，系统性风险突然具体了起来，变成大家每天在早报上（或早上喝咖啡刷推特时）看到的东西。二○二一年底，施玛巴赫已谈定六笔交易（该公司在柏林与纽约都有办事处）。他的客户包括两家为因应气候变迁事件而投保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一家为了避免业务中断（例如因疫情冲击）而投保的欧洲大型航空公司。
这不是普通的保险。这些合约是以区块链签订，区块链是一种可有效追踪金融交易的网络帐簿。传统的保险可能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才能理赔，这种保险不一样，它是所谓的参数型保险（parametric insurance）。有了参数型保险，只要达到某个触发点，理赔就会自动发生。假设Ｘ公司买了 Ryskex 保险，以防毁灭性的大洪水导致其股价下跌二○％。当洪水泛滥导致股票下跌时，理赔会透过区块链自动执行。承担风险的人（亦即提供保险的人）通常是渴望获得稳定保费的避险基金，就像那些出售崩盘时可获利的深度价外卖权给寰宇的公司。
很难知道这种概念是否会成功。施玛巴赫认为，系统性风险代表着一兆美元的资产类别（或许更多）。Ryskex 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试图做一件保险业大多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为系统性风险定价，也就是说，用美元来衡量黑天鹅事件。
施玛巴赫从小就受到保险业的一个特点所吸引。欧洲的再保险业每年都会举办两次大会（再保险是指保险公司为了出乎意料的巨额理赔而买来自保的保险），其中一场在蒙地卡罗（Monte Carlo），另一场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那是位于德国西南部「北黑森林」（Northern Black Forest）的一个古雅温泉小镇，施玛巴赫就是在那里成长的。每年当地都会突然涌现一大群穿着考究的企业人士，他们戴著名表，开着跑车，看起来相当富有，施玛巴赫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大学修了保险学后，他加入德国金融巨擘安联当实习生，后来又到另一家德国巨擘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任职。在那里，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也教授保险与金融课程。
二○一五年的某天，下课后，一名学生走向施玛巴赫。「区块链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他说，「感觉越来越重要，我觉得那会摧毁你所在的产业。」[90]
施玛巴赫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取代传统保险形式的替代方案。他觉得传统保险形式变得效率低下，受到冗长、墨守法规、极其复杂的货币供给链所阻碍。学生的话促使他开始研究区块链，他很快就意识到区块链是提供保险的替代方法。区块链提供所谓的「智慧合约」，那是一种软件，可以在符合某些条件时自动执行交易，这使它成为参数型保险的理想工具。参数型保险正是施玛巴赫的专长。如果一家航空公司为可能冲击其营运的五级飓风投保，当五级飓风真的发生并损及航空公司的事业时（达到某些具体指标，例如机场关闭逾一周），那个合约就会立即触发并支付赔款。
施玛巴赫回想起二○○八年他攻读博士学位时读过的一本书：《黑天鹅效应》。一场灾难性事件（亦即黑天鹅事件）使特斯拉或苹果这样的大公司破产的机率有多大？《财星》五百大企业面临的生存风险是什么？什么样的事件可能对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产生不可逆的深远影响？
我们可能无法想象特斯拉或苹果突然破产。二○○八年，大家也无法想象贝尔斯登、雷曼兄弟或ＡＩＧ破产。「这是系统性风险。」施玛巴赫告诉我，「网络攻击、流行病、气候变迁……因此，我们为它定义，并把风险设计成一种资产类别。」
他放眼整个保险业，以寻找为罕见灾难性风险提供保险的类似策略，却发现只有一家保险公司提供这种保单，那就是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著名保险公司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伊丽莎白时代，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在泰晤士河附近创立的劳埃德咖啡馆（Lloyd's Coffee House），是水手与船东最喜欢的聚集场所。船东（其中有很多人拥有奴隶船）开始对一种为托运人设计的热门商品感兴趣，那就是海上保险。灾难保险就是从那个概念发展而来。
施玛巴赫询问劳合社的熟识，他们是如何评估及定价系统性风险。他很快就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严格的模型，是全凭感觉设计。与其说是风险管理，不如说是赌博。
他认为 Ryskex 得自己开发模型。于是，他聘请一些特别擅长ＡＩ的分析公司，开始把大量数据输入他们的模型，以编制出一套全球风险指数，让 Ryskex 可以拿来衡量个别企业的风险。那个模型从网络上收集数据，寻找极端事件的型态与相关性，并扫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纸。那个模型不是像索耐特的ＬＰＰＬＳ模型那样专注于预测极端事件，而是根据多种因素来评估机率，以协助客户更了解他们在灾难发生时的曝险。例如，美国的暴力事件显著增加时，通常会导致前往美国的欧洲人减少，那可能会损害航空公司的获利；恐怖攻击爆发，会导致汽车销量下滑；万一新冠疫情再掀一波，那个模型会显示你的供应链会发生什么事。
施玛巴赫使用他的ＡＩ系统，开发出ＶＵＣＡ世界风险指数（VUCA World Risk Index）。ＶＵＣＡ是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的缩写。一九八○年代末期冷战结束之际，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引入ＶＵＣＡ。后来许多产业及大批企业管理顾问也采用ＶＵＣＡ，做为帮高层因应危机与灾难的模式。施玛巴赫的算法采用这个指针，并把它自动化，以衡量流行病、网络犯罪、全球暖化、恐怖攻击等风险。理论上，该指数可以显示企业的脆弱性，以及如何利用该模型来限制自身的风险。
目前为止，这还只是概念。也就是说，施玛巴赫有一个独特的想法，但没有客户。他必须走进市场，引起大家的兴趣才行。他接触的多数公司都对此不感兴趣。他意识到，他的推销方法错了，他不该把它当成保险来推销。后来，他改口说，那是风险融资。他解释，你暴露在这种风险中。只要你支付Ｘ金额，就可以降低这个曝险，就像寰宇的投资者花钱消除（或至少降低）崩盘的风险那样。这种推销方式似乎对几家公司有效。
接着，他开始接触华尔街中他认为可能有兴趣为那些风险融资的机构：投资银行。他去拜访摩根大通、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公司的高层。他们的一致反应是：我们为何要那样做？那似乎太冒险了。
施玛巴赫开始与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讨论他的计划。汤姆森是保险业的资深人士，也是哈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artford）巴尼商学院（Barney School of Business）的副院长。汤姆森认为这个概念很棒，但也可以理解施玛巴赫面临的挑战。汤姆森告诉他，他最大的错误是在佛蒙特州成立这家公司，因为那里很适合某些类型的保险公司，但缺乏金融资源。
汤姆森告诉施玛巴赫：「如果我是你，我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你需要接近世界金融之都，佛蒙特州的伯灵顿不是这种地方。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地靠近纽约、纽泽西、康乃狄克这三州，那里才是世界金融之都，那是更好的地方。」
施玛巴赫说：「佛蒙特州的人说他们想跟我合作。」他指的是该州的保险监管单位。
「他们当然会那样说。」汤姆森响应，「但那不重要。」
汤姆森的意思是说，施玛巴赫有一个有趣的概念，但缺乏金融资源。
他应该去有钱的地方。
二○二○年的秋天，施玛巴赫接到康乃狄克州的保险监理官员安德鲁．梅斯（Andrew Mais）的电话。梅斯从汤姆森那里听到施玛巴赫的概念，很感兴趣。他觉得，新冠疫情期间，保险业的应对很糟，让许多企业面临无法预见的风险。保险公司也无法避免企业与家庭受到极端气候日益严重的冲击。
梅斯告诉施玛巴赫，他可以帮他取得汤姆森所说的金融资源。
他指的是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的老地盘──避险基金群聚的地方：康乃狄克州的格林威治。
施玛巴赫很快就去格林威治，逐一造访每家避险基金公司。许多公司对那个概念抱持怀疑的态度。那种产品可能风险很高，因为区块链机制使理赔几乎完全自动化，通常是在四十八小时内理赔，不像一般保险公司是几个月或几年后才理赔。这表示，提供保险的避险基金需要随时准备好理赔。此外，那也与庞大、某种程度上无法量化的风险绑在一起。
但有些公司对此很感兴趣。那种交易有一些有趣又复杂的面向，像花蜜吸引蜜蜂那样，吸引着偏重计量的避险基金。到了二○二一年底，施玛巴赫已签订六笔合约，价值约三十亿美元（也就是说，那些产品承担三十亿美元的风险）。
到了二○二二年，施玛巴赫再次听从汤姆森的建议，在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开了办事处，那里离该州的保险监管机构很近，离格林威治仅四十五分钟的车程。从好的方面来看，想要避免网络攻击、野火、洪水等系统性风险的公司看来为数不少。
企业界的高层告诉施玛巴赫，气候相关风险是他们最大的担忧。加州、德州、佛罗里达州和其它地方的公司越来越担心飓风、大洪水、野火冲击他们的设施与供应链。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随着监管机构日益要求公司在报告中披露碳排放量，公司的供应链深处隐藏着碳排放的风险。一家德国豪华车厂告诉施玛巴赫，它越来越担心其延伸供应链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比报告中披露的还多。万一监管机关发现公司提交的碳排放报告不准确，公司可能面临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它担心的不是它的直接零组件供货商，甚至不是这些供货商的供货商，而是延伸得更远，往供应链底下延伸好几层级的供货商。例如，如果泰国一家公司供应的一种成分最终进入汽车的油漆中，而这家泰国公司又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这家汽车制造商担心，它可能会因为没有披露这个信息而遭到罚款，即使它根本不知道那些碳排放情况。
不过，当施玛巴赫把保护这家德国车厂的金融商品提交给避险基金时，那些基金想收的保费远比德国车厂肯支付的还高。事实证明，无形的系统性风险可能很难用一个具体的金额来衡量。
公司面临的另一个日益严重的气候相关风险是，美西野火的失控蔓延。微软、Google、苹果、亚马逊等科技巨擘在美西设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型数据储存中心。如果火灾造成停电，导致这些公司的数据中心瘫痪，使他们的所有客户跟着业务停摆，这可能严重影响声誉与财务。这种事件的发生机率很低，却有灾难性的严重冲击。
解决方案是：Ryskex 及它找来的避险基金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天晓得 Ryskex 会不会成功。二○二二年，随着欧洲爆发一场重大的陆战，核战再次成为严重的威胁，每个人都担心系统性风险。气候变迁、没完没了的疫情、总是迫在眉睫的网络攻击威胁，世界似乎一直处于即将陷入某种新灾难的边缘。Ryskex 似乎可为那些想要避免这类紧迫威胁的公司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对施玛巴赫来说，认为这个概念可能奏效并不疯狂。历史上有很多小众金融工具变成华尔街核心商品的例子。一九七○年代，很少交易员听过选择权，更遑论如何定价了。一九九○年代，另一种有保险性质的商品──信用违约交换（ＣＤＳ）──只不过是华尔街越来越多计量分析师在白板上勾勒出来的一种理论结构。但是到了二○○八年，价值数兆美元、欧元、日元的信用违约交换就像传染性病毒一样，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内部蔓延开来。
后来它们爆炸了，导致系统崩解，差点无法复原。
二○二○年代初期，施玛巴赫不是保险界唯一想处理系统性风险的人。长久以来，系统性风险一直是保险业的禁忌话题。保险的数学支柱是大数法则，也就是钟形曲线中那段可预测、安全、中广的稳定状态领域。七十五岁老烟枪的死亡风险是多少？亚利桑那州铜矿的工伤率是多少？十六岁男性驾驶撞车的频率是多少？保险业可以在一瞬间算出这些数字，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第Ｎ位。
但情况正在改变。水灾保险、火灾保险、巨灾保险都被彻底颠覆了，因为过去不再是未来的可靠预测。系统性风险突然变成一个热门话题。保险公司的老板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塔雷伯所说的可怕黑天鹅。英美保险巨擘怡安集团（Aon PLC）表示，它不是把焦点放在黑天鹅上，而是放在灰天鹅上，那是某种程度上可预测的极端、罕见事件，像索耐特的「龙王」事件。
二○二一年四月，怡安的执行长格雷格．凯斯（Greg Case）介绍新的研究项目《尊重灰天鹅》（Respecting the Gray Swan）时表示：「我们在全球都看到，客户的优先要务彻底地重新排列了。这也是为什么声誉危机依旧是世界各地任何组织所担心的一大风险，而且现在比以前更严重。显然，领导者如何因应这些长尾或『灰天鹅』风险，是衡量其领导力与事业整体实力的关键指标。」[91]
二○二○年，伦敦劳合社或许是与施玛巴赫讨论后受到启发，推出政府担保的黑天鹅再保险计划，以避免企业受到系统性冲击，例如网络攻击、太阳风暴、流行病（两年后，它仍然只是一个思想实验）。二○二一年二月，劳合社推出 FutuReset 项目，重新思考保险业在风险与混乱日益加剧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个项目包含一系列名为「系统性风险大师课」（Systemic Risk Masterclass）的网络直播对话，聚集世界顶尖的思想家与保险业领袖。
在该系列节目的开场演讲中，劳合社的执行长约翰．尼尔（John Neal）表示，系统性风险是该产业需要解决的挑战，但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什么是系统性风险，或者说，什么是系统性灾难事件？」他问道，「系统性风险，或称黑天鹅事件，是最难量化、了解、防范的。随着它们发展成系统性的灾难事件，其影响可能是全球性的，往往会同时冲击多个产业、多个国家、数十亿人，而且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类事件的一个例子是新冠疫情。尼尔说，未来的流行病「可能更严重，产生破坏性更大的后果」。
尼尔列举其它几个迫在眉睫的系统性风险，例如，极端的地磁太阳风暴可能导致全球的关键电力、ＧＰＳ、交通基础设施故障数天或数月。全球暖化加速可能导致风险倍增，加剧野火、洪水、其它天灾。动物疾病、粮食或关键资源短缺，可能冲击全球供应链。大范围的停电，广泛的通讯故障，全面的网络攻击。
尼尔警告：「这些情况往往看似极端，但在这个密切相连的社会中，它们发生的机率比大家所想的高出许多。」
十五、美国大选之战中，川普总统一再呼吁副总统彭斯行使宪法权，拒绝争议州的选举人票，但彭斯一直态度不明。一月六日，在国会认证选举结果前，彭斯发声明表示，他无权拒绝选举人票。川普对此表示失望，因此批评彭斯「没有勇气」。·
附注
[85] Barton Gellman, “Trump's Next Coup Has Already Begun,” Atlantic, December 6, 2021.·
[86] https://v-dem.net/media/publications/dr_2022.pdf.·
[87]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is-democracy-failing-and-putting-our-economic-system-at-risk/.·
[88] https://www.knkx.org/2021-06-28/the-pacific-northwest-has-limited-a-c-making-the-heat-wave-more-dangerous.·
[89] 我访问木星情报公司的执行长瑞奇．索尔金（Rich Sorkin）。·
[90] 我访问施玛巴赫。·
[91] https://www.aon.com/reputation-risk-report-respecting-grey-swan/index.html.·
23 风险的大难题
二○二一年的年初，塔雷伯躺在贝鲁特一栋房子顶层的床上，戴着氧气罩。他染上新冠肺炎，而且是重症。他前往贝鲁特是为了帮忙生病住院的年迈母亲，他不确定自己是怎么染上病毒的。他猜想，很可能是在医院跟医学生交谈时染上的。整整十五天，他没见到半个人。一名斯里兰卡籍的护士透过 Google 翻译与他沟通，并利用升降机为他送餐。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研读新冠肺炎的报告，他很害怕。
他最终康复了，但身体依然虚弱，呼吸短促，他有时怀疑自己可能罹患所谓的「长新冠」（long COVID），也就是说，令人虚弱的病症持续困扰着患者，可能长达数年。塔雷伯运气不好，在可普遍施打疫苗之前感染了新冠病毒，那又增加长期症状的可能性。二○二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他老是觉得疲惫不堪，早上与下午都需要小睡一会儿。为了恢复健康，他开始每天步行十六公里。
与塔雷伯合撰「预防原则」的诺曼则是开始担心疫苗是问题所在。它们是实验性的，又在数十亿人口上测试。他对疫苗接种强制令格外不安，他说那对人类构成系统性风险。
他在 Substack 上写道：「广泛的强制令肯定会导致大规模的影响，大到足以影响系统本身，因此足以对系统本身造成伤害。而且，这是不可逆转的。」
他担心疫苗的有害影响，但他的担心并不是很具体，总归一句是「我们不知道」。诺曼认为，没有人确定施打疫苗会有什么后果，大规模做这种事情实在很糟糕。
塔雷伯觉得诺曼的分析令人恼火，是误用预防原则。塔雷伯在推特上指出，疫苗不像病毒那样有繁殖力。如果你的邻居接种了疫苗，那不表示你有接种疫苗的风险。然而，如果你的邻居没有接种疫苗，那会增加你感染病毒的风险。二○二一年十二月，他在推特上写道：「反对疫苗的人都是疯子。」他说，接种疫苗的样本规模那么大（他发推文时，约有四十亿人接种疫苗），任何可能的系统性伤害早就被发现了。
美国各地民众普遍反对各种抑制病毒传播的措施（诸如口罩强制令、筛检病毒的要求、接种免费的救命疫苗）。这些普遍、但往往害了自己的民众反应，逐渐使塔雷伯反对史匹兹纳格尔长期支持的政治理念：自由意志主义（他自己偶尔也是支持者）。他认为，病毒暴露这个理念的内在矛盾。这个理念把个人自由视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价值。问题是，一个人的个人自由何时开始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呢？
二○二○年五月，塔雷伯在推特上写道：「自由意志主义者根本前后矛盾，他们剥夺商店要求客人戴口罩的权利，限制别人的自由，却又要求个人自由……这与自由意志主义无关，而是一群愚蠢的神经病与怪人，把他们对人类的仇恨发挥到极致。」
当然，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的友谊依然牢固，只是多年来他们之间的众多分歧又多了一个罢了。他们的关系比政治理念上的争执深厚多了，而且完全体现在一个地方：寰宇。
史匹兹纳格尔最近在密执安州北部从事一项很热门的活动：猎鹿。不过，他不是使用长步枪，而是使用订制的德国复合弓。
二○二一年十月的某天，史匹兹纳格尔寻找野鹿的踪迹，忙了一整天，但一如既往毫无斩获。他从田园农场树梢上的狩猎架爬下绳梯，戴着头灯穿过茂密的灌木丛。他走出树林时，来到一片开阔的樱桃园，四周静得出奇。接着，他听到了一声尖叫，后来又出现更多声。突然间，尖叫声包围了他，彷佛战场上的吶喊声。是土狼！他以前在农场的山上、树林的深处听过那种声音好几次，但从来没有直接面对过牠们。牠们似乎一直埋伏在那里，等着这位避险基金的交易员离开树林的掩蔽。他可以看到牠们，他把头灯转向四面八方时，可以看到好几双眼睛盯着他。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新闻标题：〈黑天鹅交易员惨遭土狼吞噬〉。他开始加快脚步，接着跑了起来，朝着停在几百码外灌木丛中的卡车跑去。狼群紧随其后，当他冲过一片开阔的田野时，他可以听到牠们的脚爪扑地的声音，以及四面八方传来的嚎叫。他跑到卡车边，连忙钻进车内。此后，他晚上冒险进入树林时，总是会带着手枪。
史匹兹纳格尔遇上狼群的惊险经历，与他管理寰宇的日常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这家避险基金来说，二○二一年比较平静。随着股市持续上涨，波动性减弱，寰宇仍持续依循黑天鹅协定：买有爆炸性上涨潜力的便宜卖权，并等待下一次崩盘。史匹兹纳格尔一如既往，不知道那些卖权何时会有获利。可能是几个月后，也可能是几年后。但屡创新高的股市让投资者感到不安，那感觉像泡沫。许多投资者为了避免受到崩盘的冲击，主动找上寰宇。
通膨缓慢攀升，是市场陷入困境的一个迹象，也显示联准会正全力维持货币刺激政策。各种因素，例如供应链受阻、美国消费者的强劲需求、全球经济从二○二○年的灾难中反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油价飙升，开始导致各种商品（从牛肉到玩具，再到汽车等）的价格飙升。到二○二二年的夏季，美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通膨率已经达到令人头痛的水平。
为了对抗通膨高涨，联准会开始升息。经过十三年多的极度宽松政策后，联准会被迫收紧货币政策以压低通膨。
二○二一年，史匹兹纳格尔的第二本书《黑天鹅策略》（Safe Haven: Investing for Financial Storms）出版。这本短短两百零八页的著作是其投资策略的精华，大致上不像《资本的秩序》那样岔题去谈奥地利经济学派（但收录一些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概念）。这本书基本上是直接挑战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以及受制于该理论的庞大资金管理业。塔雷伯在该书的前言中表示，这本书是史匹兹纳格尔「对投资业的严词痛批」。
简言之，史匹兹纳格尔在《黑天鹅策略》中的论点是，投资者可以同时降低风险及提高报酬。事实上，只要操作得宜，更低的风险可以、也应该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更高的报酬。这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ＭＰＴ）的关键原则相互矛盾：在风险与报酬之间取舍。为了增加赚大钱的机会，你需要承担损失惨重的风险。一家新创的电动车制造商比在地的电力公司更有获利潜力，但风险也大了许多，可能使你赔光一切。史匹兹纳格尔把这个难题称为风险的巨大困境（great dilemma of risk）。
理论上，使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ＭＰＴ）构建的投资组合会调整风险与报酬，以提供最佳收益。这种方法通常是衡量一项投资相对于美国公债之类的稳定资产的历史波动性。它也会衡量一项投资相对于它过去的绩效。多年来，这种方法经历多次修改。利特曼的「布莱克—利特曼模型」只是这个基本概念的一种变体。
史匹兹纳格尔说，寰宇的策略和这种「风险—报酬」计算正好相反。他在《黑天鹅策略》中写道：「大家把降低风险视为一种麻烦的责任，有碍财富创造，因为一般情况是如此。然而，寰宇至少是一个真实的个案研究与样本外测试。它明确地证明我们不必以这种方式来看待『缓解风险』（risk mitigation）这件事。缓解风险可以、也应该被视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提升投资组合价值的事情──也就是说，透过正确的风险缓解方式。」
他说，更棒的是，有效的风险缓解策略可以让你承担更多的风险。回想一下，史匹兹纳格尔在写给投资者的信以及《巴伦周刊》的报导中所提到的多种投资组合。他假设的寰宇投资组合是把九七％的资金投入股票，三％投入可能获得爆炸性报酬的卖权。相较之下，其它的投资策略只把七五％或更低比例的资金投入股票。以那些崩盘时可获得爆炸性获利的赌注来避免巨额亏损，你就可以把几乎所有的筹码都投入股市。好的防守策略可以让你的进攻策略更具攻击性，你可以做更多孤注一掷的长传；猛力挥出更多的全垒打；投出更多的三分球；开得更快，全速前进。
某种程度上来说，寰宇的做法是一种「总是趁早慌」。史匹兹纳格尔一直在为他的投资者感到恐慌，好让投资者不必慌。
这一切的背后逻辑可能令人望而生畏。在《黑天鹅策略》中，史匹兹纳格尔有时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导致他的论点看起来更加复杂（例如，他写道：「身为投资者，我们真正做的是，试图对这个对数目标函数（logarithmic objective function）做数学最佳化，以追求几何报酬的最大化。」）。
巴菲特或许说得最好，也最简单。投资有两大原则，第一是不要赔钱，第二是不要忘记第一原则。
虽然寰宇本身定期出现小额亏损，但这种策略与大量的股票投资部位结合起来，一直产生获利。十三年来，寰宇的黑天鹅避险策略每年平均比标普五百的绩效高三％以上。史匹兹纳格尔在《黑天鹅策略》中宣称，它是靠「承担小得多的风险」做到这点。
史匹兹纳格尔的论点吸引《纽约时报》的财经撰稿人彼得．柯益（Peter Coy）。[92]二○二一年十一月，他写了一篇《黑天鹅策略》的书评，标题是〈风险—报酬的取舍都是假的〉。他写道：「传统的投资理论主张，风险与报酬之间需要取舍。为了获利丰厚，你必须冒着损失惨重的风险。若是追求稳健，你可能必须勉强接受微薄的报酬。投资者史匹兹纳格尔表示，降低风险其实可以增加报酬，他有证据可以证明。」
柯益写道，史匹兹纳格尔发现「业内其它人都该注意到的事情。他的基本理念很简单：生存最重要。如果一个投资组合平均表现良好，但因运气不好而遭受一系列的重大损失，那可能永远无法回本。因此，避免任何时期损失惨重非常重要，别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会回升：如果一个投资组合没有获得很好的保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爆掉及赔光一切的风险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柯益指出，降低风险以提高报酬的概念，「对任何读过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人来说，是违反直觉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可说是商学院的必修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塔雷伯说，《黑天鹅策略》是史匹兹纳格尔「对投资业的严词痛批」。他告诉我：「避险基金经理人很讨厌我的书。」因为基本上他是在主张，他们所做的几乎每件事（多角化投资、市场择时、购买黄金与债券、利用杠杆来提高报酬）都是错的，只不过是在作秀罢了。他说：「整个资产配置产业都建立在一个空洞的叙事上。」
史匹兹纳格尔确实觉得，巴菲特及其恩师班杰明．葛拉汉（Benjamin Graham）那样的价值投资者是破例。价值投资者专门寻找价值遭到严重低估的冷门股。那些股票因各种原因而乏人问津，因此价格低于其真实价值，有大幅上涨的机会。它们通常也比热门股的风险低，因为它们的价格已经重创。这也表示，他们不必表现非常亮眼，就能提供扎实的报酬。巴菲特曾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们投资理念的基石。永远不要指望高价卖出，只要以诱人的价格买进，连普通的卖价也能带来不错的报酬。」
史匹兹纳格尔告诉我：「价值投资法与我的投资策略密切相关。我投资别人认为不值钱的东西，大多时候确实是如此。」
当然，这并不容易。价值投资法根据定义是一种逆向投资，它的运作方式是逆势而动，许多投资者觉得那很难做到。更重要的是，有时股票之所以价格低迷是有原因的，它们是所谓的「价值陷阱」，例如，受到管理不善或商业模式过时等根深柢固的缺陷所影响。在二十世纪初，你不会想要投资马车生意，无论它有多便宜。但价值投资的好处很多，它不仅提供大幅上涨的机会，也避免投资者受到黑天鹅崩盘的影响（黑天鹅崩盘可能摧毁风险较高的投资组合）。价值型股票的价格已经重创，这使它们不太容易再暴跌。
塔雷伯则是推荐他所谓的杠铃策略（barbell approach）。那个概念是这样的：在杠铃的一边，把你约八○％的财富投资在超安全的资产上，比如短期公债。另一边，把剩下的财富投入一堆高风险的东西，比如新创科技公司、生技公司或新兴的洁净能源股，这些股票的价格有可能暴涨。塔雷伯把高风险投资提供的曝险称为正向黑天鹅。虽然多数赌注不会有报酬，但有报酬的那些赌注，比如投资界的亚马逊、苹果、特斯拉，可能弥补损失后还剩很多。
塔雷伯的观点是，一般散户的投资组合应该专注于保本，避免受到黑天鹅事件的冲击，而不是押注股市将长期持续上涨。
一些学术研究证实这项策略。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财务教授德里克．霍斯迈耶（Derek Horstmeyer）在二○二二年七月的《华尔街日报》上写道：「杠铃策略有部分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投资者因行为偏误，容易避开任何变量或资产特征（如估值）的极端，因此资产类别的极端情况往往遭到高估。」霍斯迈耶对股票与债券的杠铃策略做了分析，结果显示，利率上升时期（亦即市场崩盘机率较高的时期），杠铃策略的绩效往往优于大盘。
二○二○年九月，一支名为「简化美国股票加下行凸性」（Simplify US Equity PLUS Downside Convexity，股票代码ＳＰＤ）的新型ＥＴＦ基金上市，为想要避免受到大幅下跌影响的投资者，提供一种有趣的新选择。这支基金是由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ＰＩＭＣＯ）的前ＥＴＦ经理保罗．金（Paul Kim）创立。对散户投资者来说，它可能是一支迷你的寰宇基金。它把很大一部分的资产投入市场，并把一小部分（约三％）投入在市场崩盘时会飙涨的深度价外卖权。
「这是一种寰宇使用、但一般大众无法投资的尾部避险策略。」金告诉我，「我们把它放进一支ＥＴＦ中。」听起来很像史匹兹纳格尔描述他的崩盘策略。金指出，ＥＴＦ「会发挥作用，避免你受大幅下跌的影响，最终你会获得更好的几何报酬。你留在市场上，继续投资。」
到二○二三年初，简化美国股票加下行凸性ＥＴＦ约有二．五亿美元的资金。这支基金是二○二○年市场监管转变下的产物。那转变让零售基金在选择投资种类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可投资衍生性商品）。金认为，这种转变是为大众提供类似避险基金策略的大好机会。当然，金的基金和他的公司「简化资产管理公司」（Simplify Asset Management）所推出的许多其它ＥＴＦ大致上没有经过测试。虽然波动性在二○二二年飙升，但这还不足以驱动该基金承诺在崩盘期间提供的爆炸性获利。同样不明朗的是，在市场持续走高的漫长等待期，金与其团队是否能够管好执行这项策略的成本：日复一日的小亏损。即使是最老练的投资者，这段漫长的等待期也是耐心的一大考验。
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或许，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意识到避免自己受到崩盘冲击的好处，这类产品会开始流行起来。或许，比方说，十年后，在另一次市场崩盘的废墟中，调查人员可能指出，二○二○年放宽散户基金投资高风险衍生性商品的机会，其实助长了那次崩盘。
不出所料，史匹兹纳格尔对那些花俏的新ＥＴＦ抱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光是费用支出，就会把投资者生吞活剥殆尽。他告诉我：「这种基金只会一直让大家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他们期望在崩盘时赚到的获利。」对所有的投资者来说，关键在于知道他们正在承担什么风险，以及他们错过了什么。没有什么神奇的公式，每个投资者都有自己处理风险的独特能力。三十岁的会计与七十岁的退休钢铁工人的风险状况完全不同。投资者应该努力避免的是，根据股市将上涨或下跌的预感，甚至消息灵通的预测，而把现金投入或撤出市场──那肯定会导致赔钱。
史匹兹纳格尔一直承认自己是很糟的预测者，因为二十多年来，他年复一年地警告市场将出现可怕的崩盘（就像俗话说的，坏掉的钟一天总会准两次那样，偶尔几次预测正确）。那其实是寰宇背后的投资诀窍之一。相较之下，索耐特认为他可以从市场的征兆中侦测到龙王，史匹兹纳格尔不一样，他不需要预测就能成功。
附注
[92] Peter Coy, “The Risk-Return Trade-Off Is Phon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21.·
24 通往末日的台阶
塔雷伯在基辅机场过海关时，他思考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通关程序有多么不同。在乌克兰，海关人员几乎不看他的护照一眼，就在护照上盖了章，挥手示意他通过。在俄罗斯，官员仔细检查他的护照，好像里面藏了某种神秘又邪恶的秘密似的。每次造访莫斯科，他总是很紧张，因为他知道，当地的官员随时都有可能要求看他的护照，而且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乌克兰，他可以放松。
那是二○二一年八月。塔雷伯是应乌克兰第一夫人欧莲娜．泽伦斯基（Olena Zelenska）之邀前来基辅。泽伦斯基在有千年历史的圣索菲亚主教座堂（St. Sophia Cathedral），规划了一场庆祝乌克兰独立三十周年的高峰会。一位大会代表告诉塔雷伯：「她很喜欢你的书，你能来吗？」在那里，塔雷伯短暂会见乌克兰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当时泽伦斯基在乌克兰以外的地方，因在不知情下参与了前总统川普抹黑乔．拜登（Joe Biden）与他的儿子亨特（Hunter）的施压运动而闻名，那次事件导致川普首次遭到弹劾十六。
塔雷伯对泽伦斯基不以为然，他认为泽伦斯基只是一个疲于因应国际政治的平庸喜剧演员。他心想：「这家伙要如何面对普丁那种冷酷杀手呢？」（后来他很快就对泽伦斯基改观了。）塔雷伯也会见了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讨论各种政治制度如何因应风险。他与乌克兰商人、政客、教授一起畅饮，离开时觉得乌克兰在许多方面和俄罗斯一样，但多了自由。
就在塔雷伯造访乌克兰前不久，他的一篇报告在华尔街引起轰动。该文宣称，当时很热门的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值为零。塔雷伯在那篇名为〈比特币、通货与脆弱性〉（Bitcoin, Currencies, and vulnerability）的研究中指出，比特币不能当成通货使用，不是短期或长期的价值储存工具，不是通膨避险工具，也不是投资的避风港，因为它与市场高度相关。比特币不像黄金和其它贵金属，没有内在价值，所以需要比特币的挖矿者持续维护，以支撑比特币的价值（比特币的挖矿者，是使用复杂公式以创造出越来越多比特币的计算机高手）。由于挖比特币的人可能在某个时点对比特币失去兴趣，而在理论上使比特币的价值降为零，他认为比特币的现值是零。导致塔雷伯对数字货币更不屑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在二○二○年三月的危机中，它的跌幅甚至超过市场，可见它做为因应黑天鹅事件的尾部避险工具，显然毫无价值。
比特币在新冠疫情期间暴跌后，于二○二一年反弹，并于十一月达到六万七千八百零一美元的历史新高。[93]但二○二二年，随着联准会开始提高利率，比特币与其它的加密货币崩盘，使更广泛的加密货币市场蒸发约两兆美元。
随着比特币暴跌，一位加密货币的亿万富翁正广泛地动用各种力量，以及他的数十亿美元资金来拯救比特币。[94]三十岁的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是一个庞大加密帝国的大亨，他开始从加拿大到日本收购营运困难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为了提高大众对加密货币的兴趣，这位加密货币交易所ＦＴＸ（FTX Trading）的机灵执行长，与超级名模吉赛儿．邦臣（Gisele Bundchen）一起出现在杂志广告中，并在二○二二年的超级杯期间，斥资数百万美元拍摄拉里．戴维（Larry David）主演的加密货币广告。
班克曼—弗里德以蓬乱的卷发及厌恶西装闻名，他推崇一种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半末日世界观「长期主义」（longtermism）。这种世界观与塔雷伯的预防原则有一些共同的元素。那是二○○○年代一种道德理念「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简称ＥＡ）的产物。有效利他主义是一种量化的慈善方法，目的是估算机率，以了解哪些理念对人类的福祉最重要。减少全球的贫穷会比为下一次疫情做准备更有效益吗？为杀手ＡＩ做好准备，会比花钱把一群人送到火星殖民更有效吗？到了二○二○年代初期，已经有四百多亿美元投入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其成员为联合国与美国政府的高阶官员提供咨询建议。这个运动的核心信条是，ＥＡ的追随者把收入的一大部分捐给有意义的理念。那激励像班克曼—弗里德那样的人去追求能够产生最高收入的职业选项，以便尽可能地增加捐款，这种慈善模式称为「薪力行善」（earning-to-give）。ＥＡ的追随者不是从事医药或化学工作，而是到华尔街和硅谷，或加密货币领域寻找工作。
到了二○二○年代初期，长期主义已在美国的许多科技巨擘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持者是使用复杂的公式以创造出越来越多比特币的计算机高手，也包括马斯克、比尔．盖兹、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等富豪。这个理念是源于瑞典哲学家尼克．伯斯特隆姆（Nick Bostrom）的研究。伯斯特隆姆是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简称ＦＨＩ）的创立者，该研究所研究人类面临的极端风险（马斯克向ＦＨＩ的姊妹组织「未来生命研究所」捐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这个信念体系背后的核心理念是，只要做对决定，人类的潜在未来是无限的，在数百万年、甚至数十亿年间，未来的人类数量会远远超过如今地球上活着的人数，或曾经活过的人数（伯斯特隆姆在他的计算中，也包含活在计算机仿真中的人）。既然如此，今天的人类对数兆名尚未出生的未来人类或数字人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那些人将生活在非常遥远的未来，一个无穷无尽、令人眼花撩乱的未来。在那个未来中，人们将与计算机融合，遍布在宇宙中。伯斯特隆姆与其它人把这个思想实验的逻辑推向极端中的极端──人类的长期存在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