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不是一种选项。人类面临的风险，在统计学与复杂的赌博领域中，被称为破产问题（ruin problem）。也就是说，人类的毁灭。想象一下，一个赌徒共有一千美元的赌金，他每赌输一次，就加倍下注。输五美元，下次就赌十美元；输十美元，下次就赌二十美元。这种策略称为平赌（martingale），最终无可避免会导致赌徒破产──这是一种注定会破产的策略（除非赌徒有无限的赌本）。
流行病是非线性的，可以对人类构成类似的威胁，就看病毒的致命性与传染性，以及传播速度而定。二○二○年一月，没有人知道这些。
那份「系统性风险」备忘录写道：「这些都是破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尾部事件的曝险将会导致某种最终的灭绝。虽然人类在单次这类事件中幸存下来的机率很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地暴露在这类事件中，幸存下来的机率最终是零。虽然寿命有限的个人可以反复承担风险，但是系统层级与集体层级永远无法承担破产（毁灭）风险。」
历史上的疫情（诸如黑死病、一九一八年的病毒等）是发生在一种全然不同的世界里。那种世界里，没有广泛的国际航空旅行，没有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与汉莎航空（Lufthansa），没有很多挤满数百万人的市中心。如今，这个超级紧密相连的全球化社会，使破产问题的极端风险比以前更具威胁性。
塔雷伯与那份备忘录的合撰者认为，如果人类能从新冠疫情中记取教训，我们依然还有一丝希望。在未来的疫情中，因应措施需要与威胁强度成正比。世界必须表现出一切都岌岌可危的样子。这表示我们必须采用「预防原则」，根据那份备忘录，预防原则「规定哪些情况下必须采取行动以降低破产风险，而且绝对不能使用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
该备忘录指出：「疫情无可避免，但适当的预防措施可以减轻全球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二○二○年初，很少人听到公卫学者或政界人士主张：我们应该采取高度预防性的因应措施。许多生物专家或政界人士更担心激进的措施对经济的影响，而不是疫情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死亡。「塔雷伯一直不厌其烦地主张『预防原则』很重要，而且大致上几乎都是孤军奋战。这个现象反映出西方社会的医学、公卫、领导阶层的状态实在很差。」当时苏珊．韦伯（Susan Webber）以伊夫．史密斯（Yves Smith）的笔名，在热门财经网站赤裸资本主义（Naked Capitalism）上发表这样的观点。
我们不知道白宫是否针对塔雷伯的警告做出反应。他认为，那份备忘录寄给国安委员会的朋友几天后，美国宣布关闭美国通往中国的边境，可能有把他的警告纳入考虑。无论如何，没过多久，川普就预测病毒将「奇迹般的」消失，白宫的其它人也提出与备忘录的建议迥异的看法。那群人认为，由于这种疾病的性质（传染性与致命性）非常不确定，在采取可能扰乱经济及川普连任希望的激进措施以前，最好先收集更多的资料以了解风险。他们认为，大家知道的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治愈不可能比疾病更糟。当时美国总统身边都是这种人，其它国家（包括英国）也采取观望的态度。
塔雷伯后来说，谈到黑天鹅与全球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流行病时，观望派根本是本末倒置。他告诉我：「缺乏知识，应该是让你更加确定该做什么。如果你不确定飞行员的飞行技能，就不要上飞机。」
当寰宇的获利逾四○○○％的消息传开时，华尔街的竞争对手都羡慕不已，也像布朗一样感到难以置信。高盛（Goldman Sachs）的数据显示，截至三月中旬，只投资股票的避险基金平均亏损一四％。其它降低风险的策略也成效不佳，因为股票与债券同时下跌。股市与债市的走势通常是相反的，本来可以在崩盘时为投资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但这次崩盘重创许多美国人赖以退休的经典「六○／四○」股债组合。
也许寰宇只是幸运罢了，也许史匹兹纳格尔跟艾克曼一样，对新冠病毒感到恐慌，于是大举押注市场会崩盘。
其实不然。寰宇一直以来的定位，始终是在危机中获得爆炸性的报酬。由于市场随时都有可能在毫无预警下崩盘，没有人能预测崩盘什么时候发生。这表示避险基金的投资者不必担心崩盘，他们晚上可以睡得安稳。危机发生后，史匹兹纳格尔在写给寰宇投资者的信中表示：「展望未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寰宇防止基金暴跌的方法，应该仍是降低风险的最佳策略。那可以帮你省下多数金融工程与现代金融方案不必要的成本与风险，同时在危机持续时，提供更『物有所值』的风险保障。」
寰宇二○二○年获得的暴利，其实是酝酿几十年的成果。到了二○○○年代末期，它管理的资产总值高达数十亿美元，这让史匹兹纳格尔变得非常富有（他用二○○九年的部分获利，以七百五十万美元的价格，从珍妮弗．罗培兹〔Jennifer Lopez〕的手中买下贝莱尔〔Bel Air〕的一栋豪宅）。寰宇的成功，引发避险基金与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ＰＩＭＣＯ〕）的模仿潮。华尔街甚至如法炮制了黑天鹅品牌的ＥＴＦ，例如 Amplify 黑天鹅成长与公债ＥＴＦ（Amplify BlackSwan Growth & Treasury ETF）。
二○二○年该策略的惊人绩效不仅登上新闻头条，也巩固该策略在华尔街的地位。二○二○年六月，《华尔街日报》指出：「市场以前是由认为股市会上涨的多头（牛）以及认为股市会下跌的空头（熊）所主导。如今，另一只动物正在崛起，这些投资者关注的是波动性，亦即价格随着时间变化的幅度。近年来，波动性已经从衍生性商品交易员的专长变成一种交易工具。」
史匹兹纳格尔与塔雷伯对于自己变成大家模仿的对象，并没有感到很荣幸。他们觉得多数的模仿者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反而为他们的策略蒙上不好的名声。
史匹兹纳格尔与塔雷伯的交易策略背后，有三个指导理念。第一，未来将由重大、有影响力的事件所主导，这种未来即使不是不可能预测，也很难预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黑天鹅）。第二，极端事件比许多人想象的破坏力还大，因为像钟形曲线那样的标准风险指标并无法抓住它们。那表示，在金融市场上，极端事件往往遭到低估：那是赚钱的机会。那也表示多数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比他们想象的还大。尽管我们周遭有种种变化的迹象，但认为明天的世界将与今天一样是人之常情。大家关注的是钟形曲线中央的平凡凸起，而不是曲线尾部的狂野爆发。
第三，避免基金大跌比追求获利更重要。几年前，史匹兹纳格尔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避免基金单次大幅下跌，远比追求一连串的小获利更重要。假设你在一档股票上投资一千美元。后来基于某种原因（例如财报很糟，高层发生丑闻，或顾客不再购买该公司生产的小配件），导致该公司股价下跌五○％。你的投资现在只剩五百美元。
重点来了：想赚回你的钱（也就是说，只是回本），那档股票需要上涨一○○％，而不是你损失的五○％。
这个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避免重大损失非常重要。寰宇藉由购买崩盘时可大赚一笔的选择权（而且是只有崩盘时才大赚的选择权）来达到这个目标。选择权是一种合约，赋予买家在特定时间内以特定价格买卖股票的权利。
每天，寰宇都会买入在崩盘时可赚钱的卖权。一般情况下，那些赌注不会有报酬，寰宇只需为此付出一点小钱（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流血）。但是，遇到有机会获利时，那些选择权的报酬远比平常持续付出的小钱大得多。史匹兹纳格尔称这个效应为爆炸性下档保护（explosive downside protection）。你可以把它想成火灾保险，万一你的房子烧毁了，它会支付你房贷价值的三倍（或更多）。
这恰好与华尔街多数专业人士的投资方式完全相反。在华尔街，交易员每天都希望获得小幅收益，并放眼那笔让荷包饱饱的年终奖金。如此一来，他们也冒着在罕见的市场崩盘日大幅亏损的风险。相反的，寰宇永远不会在一天或一周内损失大量资金，但它能容许、而且通常几乎每天都会亏损一点小钱。这是一种在雪崩、地震、飓风中蓬勃发展的策略。（塔雷伯曾告诉我：「我不想要下雨，我想要的是干旱或洪水。」）
截至二○二○年代初期，这一直是一种极其成功的策略。从二○○八年寰宇成立以来到二○一九年十二月，安永（Ernst & Young）负责审查其黑天鹅策略。结果发现，寰宇每年的平均资本报酬率（这是衡量避险基金成败的常用指标）达到惊人的一○五％。也就是说，寰宇的平均年报酬率是一○五％，这项纪录使它与全球最好的避险基金不相上下，甚至更好。这还不包括二○二○年初逾四○○○％的暴利。
这种获利完全不是靠寰宇内部的任何人对市场的走势或震荡做出任何预测。不过，虽然史匹兹纳格尔永远不会试图预测市场何时可能崩盘，但他深信，在央行干预的推波助澜下，美国股市与债市长期陷入无法持久延续的超级泡沫中，终究会像装满炸药的桶子那样爆炸。史匹兹纳格尔的世界观有一个核心原则：几十年来，美国联准会一直沉迷于吹泡沫，为一次又一次的崩盘制造干燥的导火线。史匹兹纳格尔与塔雷伯都没有宣称他们知道崩盘将在何时发生。诚如史匹兹纳格尔在二○二○年致投资者的信中所写的：「我们没有水晶球！」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不可能预测市场崩盘」的想法。越来越多的数学家宣称，他们可以从市场的噪声中侦测到预示崩盘的某些讯号，其中有许多人是沉浸在一门极其神秘的科学分支中：复杂系统理论。像塔雷伯的朋友巴尔杨那样的天才，就是钻研复杂系统理论的专家。这个理论的专家，例如法国的物理学家狄迪耶．索耐特（Didier Sornette）已经设计了实验，以证明他们的预测系统很可靠，而且获得一些惊人的成果。
至于塔雷伯，他并不完全否认一些市场波动是可预测的。他把那些事件称为「灰天鹅」，他认为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属于这一类。然而，他的论点是，预测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时间点极其困难，索耐特等市场奇才所使用的预测工具完全无法管理风险（这项辩论是本书第十二章的核心主题）。
虽然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回避具体的市场预测，但他们确实预测到：世界将以令人头晕目眩的激烈程度一再地改变，股市也是如此。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注定会受苦。
二○二○年三月，投资者的痛苦似乎才刚开始。接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世界各地的股市开始上涨，然后狂飙。即使美国开始经历一场惊天动地的经济崩解，数百万人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失业，但股市指数却开始以势不可挡的气焰走高，最终又再次创下纪录。
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繁荣是几个原因造成的。史匹兹纳格尔的噩梦──联准会──购买了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债，藉此向金融体系注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它甚至买了垃圾债券。美国国会为陷入困境的公司与家庭提供数兆美元的财务援助。联准会与国会的联合力量，加上欧洲与其它地区的其它纾困方案，引发前所未有的冒险行为。当利率处于史上最低点时，债券几乎没有报酬，这迫使渴望获得任何收益的投资者，进入他们唯一能获得收益的地方：股市。股市变得充满泡沫，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吸引新一波的当冲交易员加入市场。那速度之快，是一九九○年代末期网络狂潮以来从未见过的。
对史匹兹纳格尔来说，这只是为市场增添更多的炸药罢了。未来，当整个市场崩垮时，他还会因此赚到更多的爆炸性获利。
事实上，随着二○二○年代的颠沛进展──看似永无止尽的新冠疫情及永无休止的病毒变种；可怕的气候灾难；欧洲致命的陆上战争引发大家对核毁灭的担忧──撼动全球的风险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
附注
[4] https://necsi.edu/systemic-risk-of-pandemic-via-novel-pathogens-coronavirus-a-note.·
03 更糟的还在后头
冰冷的雨水从天而降，落在格陵兰岛北极内陆的一片巨大冰河的最高点，那里的海拔约三千两百二十公尺。那是二○二一年八月，是地球上长年冰冻的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下雨。国际北极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rctic Research Center）的科学家约翰．沃尔许（John Walsh）告诉环保组织山峦协会（Sierra Club），这场阵雨「对系统来说是史无前例的震撼」，「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大气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将把我们带入未知的领域。」
史无前例、从未发生过、未知的领域等用语，成为描述最近这十年的关键词。在二○二○年九月发表的文章〈动荡的二○二○年代〉（The Turbulent Twenties）中，社会学家柯时东（Jack Goldstone）与科学家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预测，美国结构性因素的汇合，将导致更多更严重的社会动荡，并导致「美国在面临政治危机方面，陷入一百多年来最脆弱的状态」。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及新冠疫情那样的破坏，「是在政治极端两极化的时期发生。几十年来，工人在国民所得中的占比持续下滑，再加上精英阶层始终反对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
「我们陷入这种状态已经很久了。」他们写道，「但更糟的还在后头。」
柯时东与图尔钦的预测之所以耐人寻味（也令人深感不安），是因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图尔钦使用柯时东开发的计算模型，曾在十年前的二○一○年预测，二○二○年全球动荡将达到临界质量，产生群聚效应。该模型分析了结构性的人口统计力量：贫困、贫富差距、精英之间的权力竞争──这些力量都可能使社会走向不稳定。它预测一个即将到来的不和谐时代，那个时代的特色是不时发生国内冲突、暴力、民主衰落。在二○二○年的文章中，他们甚至预测，在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后，会发生一些冲击事件。「如果川普输了，他可能会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指控选举舞弊……川普可能号召众多的武装平民来支持他们『最喜欢的总统』（他自己说的）对抗所谓的『自由暴政』。」
随着二○二○年代的展开，很多人纷纷预测混乱时代即将到来，随处可见灾祸预言家。二○二一年三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二○四○年全球趋势：更纷争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40: A More Contested World）这份报告中预测，极具破坏性的事件「在几乎每个地区与国家，可能更频繁、更激烈地出现。这些挑战──通常缺乏直接的人类行为者或肇事者──将对国家与社会造成广泛的压力以及灾难性的冲击」。
推动混乱的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全球秩序。报告指出：「过去一年间，新冠疫情提醒大家世界有多脆弱，并显示高度相互依存的内在风险。在未来几年与几十年里，世界将面临更激烈与连锁的全球挑战，从疾病到气候变迁，再到新技术与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破坏。」
虽然全球化为人类带来许多好处──一九六○年以来，随着饥荒与婴儿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全球预期寿命延长二十多年──但全球化也透过其依赖的复杂技术、网络、控制机制，带来新的风险。有些人担心那些风险可能带来毁灭。
普林斯顿大学的全球系统性风险项目（Global Systemic Risk）的成员，在二○二二年七月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有一个令人担心的重大隐忧，威胁着全球化与现代生活，那就是文明普遍崩解的可能性。我们的世界意识到目前的发展轨迹是无法持久的，因此深感不安……九一一恐怖攻击、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全球系统性冲击，使我们更加明白，日益全球化及相互依存的生活方式有多脆弱。」[5]
市场崩盘、疫情肆虐、恐怖攻击、暴乱、森林大火、超级风暴。极端、破坏性、而且通常是致命的事件，似乎正以更高的频率在世界各地发生，造成更大的危害。它们发生得很突然，影响范围很广。最微小的事件也能引起风暴，就像著名的蝴蝶效应那样（一只蝴蝶轻拍翅膀，可能导致地球的另一端出现龙卷风）。这类事件日益频繁，造成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反常结果：这些事件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容易预测了。它们不是突如其来的黑天鹅，而是塔雷伯所说的「灰天鹅」，全是完全可预见的毁灭性事件。冲击海岸的飓风多到令人麻木；夏天有线电视新闻上报导西岸野火的次数，多到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季节性效应，类似秋季落叶或冬季暴风雪有周期性。索耐特称这些可预见的灾难为龙王（Dragon King）。
塔雷伯认为，世界之所以日益不稳定，是因为人类积极使用技术、计量模型、随处可见的及时最佳化来控制它所造成的。这导致一个越来越复杂、人造、易受冲击的脆弱社会。他在《反脆弱》中写道，「由于复杂性、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全球化，以及『效率』这个可怕的东西导致大家日益走火入魔，极端事件必然会越来越多。」
二○二○年，武汉一个人感染一种微小的病毒，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全球经济重挫。在明尼亚波里斯（Minneapolis），一个警察杀了一名美国黑人男子，过程被手机记录下来，结果不仅在全美各地引发抗议，在世界各地也掀起抗议浪潮。一个人（川普）的不妥协，激化数千万名美国人，把美国的民主推到悬崖边缘。二○二二年，另一个人（普丁）的不妥协，把世界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随着全球化的扩展，紧密相连的速度加快。复杂促成更多的复杂，速度催生出更快的速度。社群网络像病毒那样传播新闻与阴谋论。迅速的航空旅行，可能使原本在小村庄里消亡的感染跨越国界，在海外爆发。
全球暖化的影响越来越可怕，这是人口成长、文化复杂性、社会依赖化石燃料的直接结果。暖化的可怕效应正在蔓延，侵蚀海岸线，引发强大的飓风，也引发森林大火，摧毁美国一些最昂贵的房产。在美国西部，气候科学家担心，一场特大的干旱可能使数千万人陷入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与荒漠化危机。虽然很少证据显示全球暖化增加飓风与台风发生的频率──这是所有自然的天气灾害中破坏性最强、代价最大的──但有广泛的证据显示，它们正变得更强、更危险。这是由海洋变暖及空气变热所产生的能量推动的，因为海洋与空气变暖可以容纳更多的水分。二○二三年一月大气河流一（atmospheric river）的持续涌动所引发的加州致命洪水，就是一例。
One Concern 是旧金山一家利用ＡＩ来预测极端天气事件的机构，其策略长杰弗里．博恩（Jeffrey Bohn）正在建立模型，以帮助企业为天灾造成的意外中断做好准备。问题是，由于气候混乱扰乱了模型，风暴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博恩告诉我：「情况可能是这样，登陆的飓风与台风较少，但那些真正登陆的飓风与台风，破坏性大了很多。」因此，他「在系统中加入更多的极端事件──更多的雨季、更热的夏天、更冷的冬天、更多的干旱。气候专家谈论全球暖化，但他们选错了用词，这其实是极端气候变迁」。
随着保险索赔的激增，保险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与社会损害。二○二一年，新冠疫情导致寿险理赔金比上一年增加一五％；网络攻击激增，导致网络保险理赔金比上一年增加七四％，逾四十八亿美元。有些保险的索赔金额上涨幅度更大，例如过去二十五年来，干旱与洪水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导致保险公司理赔给农民的金额增加了三○○％。
政治极端主义在全球抬头，这是世界日益紧密相连及对社群网络上瘾的暗黑症状，充满了讽刺意味。在美国，民调显示，二十一世纪初以来，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右派或越来越左派，中间立场日益空洞（在美国与欧洲，极端主义在极右派更为普遍，上 Google 搜寻这个词就能证明这点）。从 YouTube 到 4chan，再到 Facebook 与 Reddit，社群媒体的影响透过有害的ＡＩ算法，使年轻人变得激进。这些算法为上瘾的观众提供越来越狂热的内容。二○二一年十一月的一项研究，探索二○○六至二○二○年间的示威活动。结果发现，那段期间，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增加两倍，而且是每个地区都在增加。
在美国政治中，钟摆从一个极端摆荡到另一个极端，从欧巴马（左倾黑人、前社群活动人士）摆到川普（观点与行为极端到无视所有先例的极右派），再摆到拜登（性格与价值观都与川普完全相反）。很大比例的川普支持者相信有害的阴谋论「匿名者Ｑ」二（QAnon），这只是滚雪球般走向政治极端的一个例子。在二○二○年的大选前夕，《大西洋月刊》（Atlantic）把大环境描述为「美国历史上党派两极分化及不信任最严重的时局之一」[6]。二○二二年九月，路透社／益普索（Reuters/Ipsos）的民调发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对立场相左的人采取政治暴力是可接受的[7]。芝加哥大学的安全与威胁项目（Project on Security and Threats）在同月做的一项研究估计，一千五百万美国人认为，如果川普试图推翻二○二○年总统大选结果所引发的调查导致他遭到起诉，那么采取武力抗争是合理的回应。
二○二一年十二月，一项名为〈非对称政治两极化的非线性回馈动力〉的研究，探索美国的政治两极化[8]。结果发现，美国正处于类似炸弹爆炸的关键阶段。该报告指出：「在一些临界点或时刻上，即使逆转流程不是不可能，也会变得很难逆转。我们的模型显示，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已经越过这个临界点，民主党人可能很快也会突破这个临界点。」该报告的作者回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艾德索（Thomas Edsall）的提问时写道：「政治过程就像自然界、技术或社会中的其它自然动态过程一样，有能力自我维持下去，并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正回馈（或称自我强化）循环。爆炸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当你提供热能来点燃几个易燃物的分子时，会产生额外的能量，又可以点燃更多的分子，产生更多的能量，于是形成永无止境的循环。」[9]
「两极化已经变成一种自我永续的力量。」艾德索后来写道。
金融市场以及依赖金融市场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稳定，容易崩解。二十一世纪初，当时尚未接任联准会主席的经济学家班．柏南克（Ben Bernanke）声称，全球经济进入所谓的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经济技术人员的稳健指引、华尔街金融工程师（计量交易员）设计的衍生性商品与其它产品的普及，以及低通膨，意味着世界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那是平衡、中央管理的永久成长所带来的结果。但时序进入二○○八年后，美国次贷市场的崩解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几千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损失像传染病一样，透过衍生性市场蔓延开来，造成数兆美元的损失。
这种极端的波动可能自我延续下去，并触发类似机器的回馈循环，把极端推向更大的极端，并以崩解与混乱告终。金融与经济崩解可能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促成出乎意料的结果──欧巴马的当选、二○一○年极端保守的茶党（Tea Party）崛起，二○一六年川普的当选，都可以追溯到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那场危机本身可以说是由艾伦．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领导的联准会，为因应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击而采取前所未有的货币刺激政策所造成的。
英国的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亚当．图泽（Adam Tooze）创造多重危机（polycrisis）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世界面临不断汇聚、不断扩大的风险。在这个世界里，疫情、通膨、经济衰退、气候危机、核升级与其它风险，透过一系列的恶性循环，一起放大了危害。疫情引发供应链断裂，导致价格上涨，使经济陷入衰退，造成全球饥饿危机，影响低收入国家的穷人，促成不稳定的大规模移民，引发政治动荡并推翻政府。图泽写道：「多重危机不单只是面临好几个危机的情况，那是整体比部分加总起来还要危险的情况。」这就是世界国安专家、前国安部官员朱丽叶．凯燕（Juliette Kayyem）所说的「灾难时代」。
回馈循环是导致气候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个例子是：暖化的地球正在融化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向大气释出数十亿吨的甲烷（这是一种温室气体，其吸热效果是二氧化碳的八十倍）。更多的甲烷，导致气候更加暖化，又会制造出更多的甲烷……如此循环不断。
二○二一年十一月，野火在冻土带上蔓延时，《莫斯科时报》报导：「永久冻土覆盖约六五％的俄罗斯领土。随着近几十年来气温的升高，这片冻结几千年的土壤开始解冻。随着永久冻土的融化，它释放出长期储存的甲烷等温室气体，那触发一个加速的暖化回馈循环。」[10]
极端事件往往令人恐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无法预测。这是一个涉及数兆美元的问题：即使我们看不到黑天鹅的到来，但如果我们为黑天鹅做好准备，那也能避免遭到最严重的冲击吗？
或许可以吧，但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丰富的历史数据可以输入预测模型，极端事件变得非常难以预测。但我们知道黑天鹅正朝着我们扑来，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问题是，未来的确切发展方向总是非常不确定，即使我们知道重大的剧变正飞扑而来也于事无补，就像亚当．麦凯（Adam McKay）执导的二○二一年热门电影《千万别抬头》（Don‘t Look Up）中毁灭地球的彗星那样（在剧中，总统对威胁的反应是「按兵不动与评估」）。此外，就像世界上很多地方对新冠疫情的糟糕应对一样，不确定性往往导致自满、困惑、无所作为（按兵不动与评估），最终酿成某种灾难。
随着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许多屋主似乎因为不确定火灾或洪水爆发的可能性，而干脆决定完全不买保险了。更糟的是，他们没有别的房子可住。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破产问题。
就是这种问题促使塔雷伯、巴尔杨、诺曼，以及英国的哲学家兼气候活动人士鲁伯特．瑞德（Rupert Read）在二○一四年撰写〈预防原则〉[11]。这份论文是二○二○年一月那份备忘录的预告（该备忘录建议，即使新冠病毒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政府也应该立即采取重大行动以阻止病毒的传播）。
塔雷伯与合撰者在二○一四年的那份论文中写道，预防原则本身的目的，是在不确定与风险领域，指导行动与政策，「在缺乏证据及科学知识不完整的情况下，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还有『黑天鹅』（始料未及且无法预见的极端事件）的风险」。如果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就有必要采取强而有力的预防措施以因应不确定性。
批评预防原则的人抱怨，那原则太模糊、太主观、太偏执、太矛盾了，是进步的敌人，阻碍资本主义核心不断创造与破坏的动态循环。永久的恐慌状态，不是一种令人放心的未来。这几乎好像回到我们前现代祖先那种更加焦虑的心态，时时刻刻担心下一个入侵者，担心潜伏在灌木丛中的下一个野生掠食者。而且，这有可能造成令人衰弱的妄想症，也就是说，阴谋论与世界末日论的泛滥可能导致麻木，无所作为。
塔雷伯与合撰者认为，情况没必要发展成那样，因为二○一四年论文中提出的原则只适用于全球威胁──系统性的黑天鹅。他们写道：「我们认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应该采取预防原则：潜在的危害是系统性的（而非局部的），其后果可能涉及完全不可逆的毁灭，例如人类或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灭绝。」
塔雷伯告诉我：「预防原则可以让你放下对局部问题的担忧。」那不表示局部问题就可以忽视，只是意味着它们不需要采取预防原则建议的极端措施。
这种安全防护的观点，与塔雷伯担任交易员的经历，以及他因应崩盘风险的方法直接相关。金融市场可能造成一种名为「传染」（contagion）的系统性风险：市场某部分的问题，可能像病毒那样蔓延到其它部分，导致爆炸性的连锁反应与全面混乱。金融危机就像疫情一样──蔓延速度快、呈指数级成长、有破坏性。塔雷伯的解决方案是：不要进入系统性风险的赌场。避开那些骰子；如果你对机长有疑虑，就不要上飞机；提早惊慌；运用预防原则。在实务上，就是不要用借来的钱投资（或开杠杆），避免自己受到严重崩盘的冲击。
这正是他和史匹兹纳格尔在经验资本公司所做的事。他们开发一台永远不会爆炸的交易机器。这台机器不但不会爆炸，还会在爆发中蓬勃发展──这就是塔雷伯后来说的反脆弱。寰宇则是精进这个策略。
对于如何适应这个日益不确定、风险不断增加的世界（有些风险甚至攸关生死存亡），我们能从这些混沌之王的身上学到什么吗？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世界受到那些极端风险的冲击？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对极端事件的敏感性，源自于动荡的交易界。那看似与全球暖化、疫情、其它的系统性威胁没什么关联，但交易界与这些领域之间其实存在着有意义的协调一致性。
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的策略诞生在一九八○年代。对塔雷伯来说，这一切是始于现代最大的市场崩盘之一：黑色星期一。对史匹兹纳格尔来说，那是来自芝加哥热络的交易厅上，一位资深玉米交易员的睿智建议。
一、大气中由高浓度水蒸气形成的狭窄区域。·
二、认为美国政府内部有一个反对总统川普与其支持者的深层政府。·
附注
[5] Miguel Centano, Peter Callahan, Paul Larcey, and Thayer Patterson, “Globalization as Adaptive Complexity: Learning from Failure,” in Adam Izdebski, John Haldon, and Piotr Filipkowski (eds.), Perspectives on Public Policy in Societal-Environmental Crises, (Springer, 2022).·
[6] Larry Diamond and Edward B. Foley, “The Terrifying Inadequacy of American Election Law,” Atlantic, September 8, 2020.·
[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1/01/post-poll-january-6/.·
[8] 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102149118.·
[9] Thomas B. Edsall, “America Has Split, and It's Now in ‘Very Dangerous Territor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2022.·
[10] “How Is Climate Change Impacting Russia·,” Moscow Times, November 2, 2021.·
[11] 这篇论文包括另一位作者：石溪大学的拉斐尔．杜阿迪（Raphael Douady），但塔雷伯说他的贡献微乎其微，所以这里没提到他。·
04 滋滋热
当史匹兹纳格尔走进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那偌大的谷物厅（Grain Room）的访客参观楼座时，听到一阵喧闹。那是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市场一片大好，反映了美国的荣景。道琼工业指数首次站上两千点。在柏林，里根力劝戈尔巴乔夫拆除柏林围墙。麦可．杰克森（Michael Jackson）发行《Bad》专辑。百忧解（Prozac）获得ＦＤＡ的批准。在期货交易所内，资本主义这台充满肾上腺素的机器正卖力地运作。当时十几岁的史匹兹纳格尔不禁睁大了双眼，对眼前的一切留下深刻的印象。
成群的交易员大声地呼喊着，他们挤在公开喊价的交易厅里，许多人穿着色彩鲜艳的外套，做出难以辨认的疯狂手势。丢弃的交易单，像五彩碎纸般散落在黑色的油毡地板上。买卖单在偌大挑高的交易厅里飞来飞去时，史匹兹纳格尔可以感受到空气中嗡嗡作响的脉动。这里可说是一片混乱。然而，不知怎的，却是乱中有序。
当年他十六岁，父亲在芝加哥郊区的新教教堂担任牧师。艾弗雷特．克利普（Everett Klipp）是那个教区的居民，他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简称ＣＢＯＴ）的资深玉米交易员。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自一八四八年以来，一直是交易债券与大宗商品的大本营。当史匹兹纳格尔的父亲去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厅拜访克利普时，他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由于没有交易或市场经验，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原本想象那里就像○○七电影中的豪华赌场那样，结果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令人兴奋。
谷物厅是交易所的中央交易大厅。这座建筑本身是装饰艺术风格的杰作，一九三○年建于芝加哥商业区的中心，位于西杰克逊大道一四一号。那里是资深精英交易玉米、小麦、燕麦、大豆的地方。整个大厅有足球场那么大，环绕着巨大的价目板，上面亮着一排排红、绿、黄色的数字，反映着全球各地对大宗商品的供需变化。
史匹兹纳格尔很喜欢这里。
他不是深受数字与神秘的市场文化所吸引的书呆子。在密执安州北港（Northport）的农村飞地长大，他喜欢棒球、足球等运动，爱去附近的密西根湖参加帆船比赛，但他也不算是一般的普通人。他热爱法国号，每天练习三、四个小时。在家里走来走去时，他会不断地喃喃叨念：「自律、自律、自律！」此举不免让父母感到担忧。他的父亲林恩．爱德华．史匹兹纳格尔（Lynn Edward Spitz-Nagel）除了是北港的新教牧师以外，也是民权活动人士。歌手凯特．史帝文斯（Cat Stevens）的音乐是这家人的日常配乐。某天，他走进卧室时，看到一堆父亲留下的甘地著作。父亲试图让他登记为良心拒服兵役者三（conscientious objector），但没有成功。他比较乐于接受父亲的冥想指导，后来他觉得冥想让他身为交易员更有优势。
他的父亲原本在纽约州北部领导一家州立医院，后来放弃收入可观的职涯，改行当收入微薄的牧师。这种职涯转变反映在他们的住屋上，他们后来住的房子更小、更简陋。他的父亲想借此传达的讯息是：钱不重要。但他学到的恰恰相反，他讨厌贫穷，不希望成年后也过这样的生活。后来，他是带着一种自豪感，回顾以前那段勒紧裤带的岁月。他跟后来在金融界高层遇到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一开始是近乎一无所有。
六年级时，他们全家搬到芝加哥郊区的马特森（Matteson），他的父亲在那里担任一个更大教会的牧师。史匹兹纳格尔不喜欢很制式的郊区，他怀念密执安州北部那片可自由放养的广阔林地。不过，搬到马特森有一个显著的好处。这让他们全家很接近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以及那里的资深玉米交易员克利普。
史匹兹纳格尔执迷于某种兴趣时，常会在小区里引领潮流。他的弟弟艾瑞克告诉我：「他决定做点什么时，我们都会跟着做。」艾瑞克是左派，平时为《滚石》（Rolling Stone）与《浮华世界》（Vanity Fair）等媒体撰稿，「有一次他决定买一个腹语玩偶，大家都说：『我们也要。』突然间，小区里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腹语玩偶。」他用一台八厘米摄影机拍了几十支家庭影片，那是一种混合的模仿作品，灵感来自《星际大战》（Star Wars）、西部片、《无敌浩克》（The Incredible Hulk）等不同的原始素材。有时他会让弟弟或朋友执导那些影片，但最终成品常被他嫌弃。
他反抗父母的嬉皮式自由主义，沉浸在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等极端保守派的著作中。巴菲特是他的偶像，他学巴菲特早年那样开始送报，最终垄断了当地的路线，甚至以固定工资雇用同学来帮他送报。朋友开始向他借钱，这让他明白手头有很多现金的好处。他认同右派少年亚历克斯．基顿（Alex Keaton）的角色，觉得深有共鸣──那是一九八○年代热门情境喜剧《天才家庭》四（Family Ties）中的角色，由米高．福克斯（Michael J. Fox）饰演。他是ＣＮＮ政论节目《交火》（Crossfire）的忠实观众，总是站在共和党主持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那边。他订阅巴克利（Buckley）创办的保守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深受德州国会议员荣．保罗（Ron Paul）的自由意志派观点所吸引。他很有数学天赋，还勤奋的练习法国号，成为全美最卓越的法国号演奏者之一，因此获得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录取。
然而，那次造访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改变了一切，他放弃去茱莉亚学院深造的计划，因为他意识到音乐职涯永远无法致富。「我是不是有点贪婪？」史匹兹纳格尔如今这么说，「当然，毕竟那是一九八○年代。」他不再那么关心政治，放弃与足球或棒球相关的任何计划，从图书馆借了威廉．费里斯（William Ferris）的《谷物交易员》（The Grain Traders: The Story of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而且从未归还。
克利普收他为徒，也给了他工作。起初，他只是跑单员（runner），那份工作需要把交易单递给交易厅另一端的交易员以确认订单。「这笔交易确定了吧？」他也为交易员买午餐。他一直沉浸其中，学习各种诀窍，像是交易运作方式，奇怪的手势，谁是掌控者、谁不是。
更重要的是，他向克利普学习。克利普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贝比．鲁斯五（Babe Ruth）著称。他从小在没电的环境中成长，经历过大萧条与二战的太平洋战区。二战后，他搬到芝加哥，一九四六年开始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担任一家公司的跑单员，那家公司后来变成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一九五三年，克利普在小麦交易厅买了一个席位，取得用个人资金交易的权利。一九七八年，他创立阿尔法期货公司（Alpha Fu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