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动找上塔雷伯，向他推销一个想法。他告诉塔雷伯，他会提供五千万美元的创始资金，并在帕洛玛位于康乃狄克州格林威治镇的总部为他设立办公室（当时美国的避险基金业蓬勃发展，许多避险基金公司设址于格林威治镇，那里正迅速发展成美国避险基金业的中心）。塔雷伯把他的避险基金命名为经验资本公司（Empirica Capital），藉此反映他对观察、实证、经验的重视，而不是依据空泛的理论与计量进行操作。
就在塔雷伯准备推出该基金时，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的克里斯告诉他，该研究所内有个新生叫史匹兹纳格尔，曾在芝加哥做了多年的场内交易员，也在纽约做过自营交易员。塔雷伯认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场内交易员竟然会对数学金融感兴趣，实在非常难得，心想史匹兹纳格尔很适合成为新基金的合伙人。
「他可以今天来上班吗？」塔雷伯问道。
「哈，我们拭目以待。」克里斯回他。
克里斯打电话给史匹兹纳格尔。他碰巧很熟悉塔雷伯的教科书《动态避险》，他认为那本书帮他从全凭直觉的场内交易领域，转入衍生性商品的复杂数学世界。
「你应该和塔雷伯谈谈。」克里斯说。
当天稍后，塔雷伯打电话给史匹兹纳格尔，问他当晚能不能到他在柯朗研究所的办公室碰面。
「好啊，晚上见。」史匹兹纳格尔说。
那天下课后，史匹兹纳格尔爬楼梯去塔雷伯的办公室。两人见面后，可说是一拍即合。他们聊到他们都爱花小钱做可能带来爆炸性收益的交易，以及对维也纳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作品的喜爱时，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史匹兹纳格尔握手同意与塔雷伯合作。于是，他来柯朗研究所放的「学习假」，只延续约两天就结束了。一个月后，经验资本公司正式成立。
附注
[13] Malcolm Gladwell, “Blowing Up,” New Yorker, April 22, 2022.·
[14] https://merage.uci.edu/~jorion/oc/ntaleb.htm.·
06 火鸡问题
布兰登．雅克金（Brandon Yarckin）向来很矛盾。十几岁的时候，他又矮又瘦。但他的头太大了，朋友开玩笑说，他看起来像一颗橙子插在牙签上。他加入初中的美式足球队时，他的头只能塞进高中校队的头盔。他天性保守，却酷爱玩滑板。十七岁进入杜克大学时，由于他在高中已经累积大学先修课程整整一年的学分，他决定直接主修经济学，并立即认定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原则根本是胡说八道。
他回忆道：「第一堂课是谈效率市场。」该理论主张，所有市场的价格，立即反映所有可用的信息，因此使市场达到最佳效率。这种概念源于随机漫步假说（random-walk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市场的走势是不可预测的，就像抛硬币一样。「那位教授花了一整堂课的时间，说明市场是有效率的。我提出一些质疑，因为我觉得那很愚蠢，根本不合理，那大家何必投入市场呢？」
这是一个困扰许多经济学学生的难题。既然市场总是有效率的，那交易员又何必存在呢？该理论认为，某种程度上，交易员是让市场变得有效率的工具。如果一档股票太贵了，他们会抛售。如果一档股票太便宜了，他们会买进。但价格太高或太低，似乎本质上违反效率市场假说，因为该假说亦主张，交易员不可能始终击败市场。既然市场总是对的，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那样？
雅克金虽然抱持怀疑的态度，但他花三年就拿到经济系的学位，二○○○年到纽约市的各大金融机构面试。他婉拒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聘用，接到建达公司（Cantor Fitzgerald）的诱人工作机会。那份工作是担任业务员，从世贸中心一○七楼的办公室向客户推销各种交易。他正要接受那份工作时，又收到ＫＢＣ金融产品公司（KBC Financial Products）的录取通知（金融产品是华尔街给花俏衍生性商品的代称）。ＫＢＣ原本是一家顶级经纪商，刚从纽约避险基金巨擘德劭公司拆分独立出来（德劭就是一九九八年为萨斯曼带来大幅亏损的那家公司），被比利时的ＫＢＣ银行（KBC Bank）收购，这家比利时公司正打算进军美国蓬勃发展的金融业。
雅克金最后接受ＫＢＣ的工作。一年后爆发九一一恐攻事件时，建达公司那天早上进世贸中心上班的员工全部罹难。
在ＫＢＣ任职时，雅克金在纽约迅速成长的衍生性商品业中是核心人物。他的任务是为ＫＢＣ的客户找到交易对手。如果一个客户打电话来说：「我想买一万口ＩＢＭ的卖权。」雅克金的任务是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其它公司业务员，以寻找一万口ＩＢＭ卖权的卖家。更重要的是，雅克金必须找到比竞争对手更便宜的交易，这是他很快就掌握的技巧。
二○○一年，雅克金飞往坦帕湾（Tampa Bay）去参加一场选择权大会。中场休息时，他排队吃午饭。他前面站了一位身材修长的秃顶男子，留着灰白色的胡子，那人是塔雷伯。他们两人聊了起来，在取餐后，他们并桌用餐。塔雷伯一如既往主导他们的谈话。
回到纽约后，雅克金刻意去了解经验资本公司及其首席交易员史匹兹纳格尔。他很快就意识到，经验资本是一个理想的客户。接下来那几个月，雅克金一再联系史匹兹纳格尔，请史匹兹纳格尔让他处理经验资本的订单。他们因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而一见如故，例如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理念与滑板运动。不久，他俩就在中央公园的危险小路上溜滑板，还要一边闪躲路上那些有如敢死队的出租车司机。雅克金很快就变成经验资本公司的主要经纪人。
二○○○年，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一创业就很顺利，彷佛幸运女神就站在他们那边。网络泡沫以惊人的方式破灭时，他们的获利相当可观，简直像印钞票一样。当时他们几乎每天都有获利，年底的累积获利近六○％。当其它的避险基金都陷入困境时，如此高额的获利着实惊人。那时萨斯曼是经验资本的唯一投资者，他对自己的小实验非常满意。
他们的办公室位于格林威治镇的边缘，规模不大，有一个小交易室可俯瞰一片树林。附近威彻斯特郡机场（Westchester County Airport）传来的飞机轰鸣声，就像是背景中持续不断的白噪音，与巴哈、马勒、华格纳的古典音乐相抗衡。角落挂着一台经常静音的电视，播放着ＣＮＢＣ财经频道的节目。墙上几乎一片空白，只有一块巨大的白板，上面总是密密麻麻地写着难以辨认的数学方程式，还有一小幅波普的笔墨素描。葛拉威尔在《纽约客》的专访中，把波普贴切地描写成经验资本公司的守护神（索罗斯也是波普的追随者）。
波普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否证原则（Falsification Principle）。该原则主张，科学的进步，不是藉由证明理论为真，而是藉由证明理论是错的。因此，当水手在澳洲发现黑天鹅时，欧洲人认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想法就证实是错的。波普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Discovery）中写道：「不管目睹再多次的白天鹅，都无法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理论。只要看到一只黑天鹅，就可能推翻那理论。」
这个理论主张谨慎至上，特别适合交易复杂衍生性商品的交易员（巴菲特曾说衍生性商品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你可能以为你对周遭世界、未来走向与原因都了如指掌。但否证原则显示，你的理解其实很有限。黑天鹅可能潜伏在某个角落，随时都有可能冒出来证明你错得多离谱。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塔雷伯喜欢举感恩节的火鸡为例，他称之为火鸡问题。火鸡一生中的每一天，都由农夫喂食。这只火鸡（有抽象思维的特殊品种）因此推论，这种情况将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且牠也觉得农夫是真的很爱火鸡。直到感恩节，火鸡的黑天鹅出现了──那也是牠的破产问题。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用过同样的比喻，但他是以鸡来当那只注定会死的鸟。更早之前，超级怀疑派的苏格兰人戴维．休谟（David Hume）主张，没有人能绝对肯定地知道明天太阳会升起。这个主张后来在哲学上称为归纳问题（Problem of Induction）。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降低我们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从一○○％降到某种较低的统计指标。例如，我们可以宣称，根据过去每个太阳升起的早晨，我们可以九九．九九九九％地肯定，我们相信太阳会升起，但我们永远无法一○○％肯定地那样说。天晓得，也许某个疯狂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酝酿的黑洞，可能在下个瞬间吞噬整个太阳系也说不定。
经验资本公司受到归纳问题、火鸡问题等争论的启发，其运作方式很像一个在实验室中实时运行的实验。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藉此寻找最有效的交易策略，以利用市场崩盘的机会，同时把损失降至最低。该公司利用 Igor 之类的计算机程序，每晚下载数十万份的选择权合约。翌日，程序会推荐一些交易。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发现，与大型机构的传统订单流对做，以及了解不同交易商的投资部位（那可能提供有利的价格），可为自己带来优势。史匹兹纳格尔藉由追踪交易商如何调整大量持仓，以及减少他们从客户那里取得的大额部位，找出哪里有最好的交易。例如，如果高盛有一个客户想卖出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深度价外标普五百卖权，史匹兹纳格尔在华尔街的联络人知道他一直想买这类卖权，就会通知他注意这笔潜在交易。避险基金与其它投资者之所以向银行出售卖权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是想借由卖出卖权来筹集现金──卖出卖权对基金来说是一种可靠的赚钱方式（只要市场没有崩盘）。卖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然那么好，他们心想：「这些笨蛋是谁，怎么会想要买这些垃圾？市场不可能在下个月暴跌二○％。」经验资本公司日益成为大家眼中的傻瓜，愿意成为那些愚蠢交易的对手。
「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就像在实验室一样，我们正在搞清楚一些东西。」史匹兹纳格尔回忆道，「我们什么都做。」史匹兹纳格尔负责管理交易部门，塔雷伯负责解数学问题及会见投资者。
有时，史匹兹纳格尔在电话中与经纪人敲定交易时，他会恢复疯狗式的场内交易员角色。例如，他知道对方的开价根本是在敲竹杠时，他会面红耳赤地大吼：「你他妈在鬼扯什么，你也知道这是在抢劫吧！一周内不准再打电话给我！」然后就砰的一声挂电话。
经验资本公司押注崩盘的策略，是为了与其它策略结合，以平衡一家公司的风险状况。股市风险太大吗？那就加入一点经验资本公司以平衡风险。这不是独立使用的策略，没有人会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像经验资本那样的避险基金，然后就无所事事地等待崩盘。
此外，这种策略也是完全独一无二的。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这种策略可能看起来稳赔不赚。但就像克利普说的，你需要看起来像傻瓜，感觉也像傻瓜。接着，突然间，这个策略会帮你海捞一票。史匹兹纳格尔把这个策略比喻成：一个几乎不会弹儿歌的钢琴手，一夕之间变成拥有拉赫曼尼诺夫（Rachmaninoff）高超琴技的大师。
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的交易方式截然不同。史匹兹纳格尔完全依循他们精心设计及测试的精确系统──黑天鹅协议。塔雷伯比较随心所欲，有时是凭直觉、而不是固定公式做交易，以期抢在波动暴增之前下单。塔雷伯坐在彭博终端机前，可能会自问：「今天我有多看空市场呢？」如果这时史匹兹纳格尔播放他最爱的作曲家之一马勒的音乐，他会变得焦躁不安。「马勒不利于波动性交易。」他抱怨道。
在大厅的另一边，另一家由萨斯曼资助的新避险基金刚启动：阿玛兰斯合伙事业（Amaranth Advisors）。经验资本公司与阿玛兰斯共享一间洗手间。六年后，阿玛兰斯因错押天然气，而在几天内亏损近七十亿美元，进而破产──当时是现代金融史上规模最大的交易失败，超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戏剧性崩解。不过，萨斯曼很幸运，他在几年前就因该基金的规模变得太大而退出该基金了[15]。
塔雷伯持续在纽约大学任教。下课后，他常在翠贝卡（Tribeca）的时尚餐厅 The Odeon 聚餐，与布朗和克里斯等朋友交流，闲聊数学、哲学、西洋棋、诗歌与物理。史匹兹纳格尔曾去过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对他来说，那些对话太理论、太抽象、太哲学了，不是建立在世界如何运转的冷酷现实上。
经验资本在二○○○年缔造的惊人绩效，开始在华尔街的酒吧与茶水间流传。它的表现完全就像避险基金该做的那样：与整体市场的走势刚好相反。字面上来看，这就是一支纯粹的避险基金，其惊人的绩效吸引外部投资者抢着加入。然而，塔雷伯是个特别的代言人。他有个怪癖是对单车极其狂热。如果天气不差，他几乎每天都会骑单车从位于拉奇蒙特（Larchmont）的住家，到约十六公里外的格林威治镇上班。到公司后，他通常也不会换掉贴身的单车短裤，改穿西装，更别说是换上牛仔裤了，连会见潜在的投资者也是如此。某天，雅克金从ＫＢＣ带来一群人。塔雷伯穿着单车短裤见客，胡子上还布满了面包屑。他们问他的投资策略与市场预测时（任何投资者考虑投资数百万美元时，都可能对基金经理人提出这种制式问题），塔雷伯就发火了。
「谁他妈在乎这些？」他反呛，「别老是问一些蠢问题。」
结果，他们没有投资。
随着退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开始涌入，这是避险基金业蓬勃发展的开端。长久以来，大家一直把避险基金视为投资界的狂野西部，由索罗斯或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等神枪手主宰，他们凭直觉押注数十亿美元。但随着计量交易员精心设计的数学交易策略崛起，避险基金在华尔街比较冷静的角落获得更多的尊重。一九九九年，避险基金管理的资产仅一千八百九十亿美元。到了二○○七年，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避险基金管理的资产高达二．三兆美元（二○二二年的总规模是五．一兆美元）[16]。
尽管机构投资者开始喜欢投资避险基金，但经验资本的成长动能在二○○一年开始熄火。市场重新站稳阵脚，波动性大降。塔雷伯开始感受到日复一日赔钱的压力。他与史匹兹纳格尔常因深奥的数学理论而爆发激烈的争论，例如帕雷图—列维分配（Pareto-Levy distribution）的含义，那是一种衡量极端现象的计量方法。不过，争执并未损及他们日益深厚的友谊与相互尊重，两人常在帕洛玛总部外的树林里散步，针对如何改进经验资本的策略交换意见。
九一一恐攻爆发的前一周，塔雷伯出版第一本为一般读者写的书：《随机骗局》（Fooled by Randomness）。这本经典是由多篇短文组成，内容涵盖行为心理学、统计学、哲学、古代史等多元领域，本质上是以严词抨击华尔街那些以宇宙大师自居的人所宣传的叙事。那叙事的基本形式是这样的：我们比你聪明，把你的钱交给我们。塔雷伯以两百五十几页的篇幅直斥，那根本是一派胡言。那些所谓的天才，大多只是运气好罢了，是随机事件的受益者。他们因运气好，所以随机抛硬币时，对他们有利的结果出现五○％以上──但这种趋势终究会结束的，投资者将在过程中赔掉资金，但避险基金的经理人可以搭着私人游艇前往巴哈马群岛享福。市场是随机的，那些认为自己侦测到一种型态，而且可以利用那种型态来获利的人是愚蠢的。塔雷伯并不否认一些投资者拥有真正的技能，但他坚持认为，那是少数。
葛拉威尔说：「那本书相对于华尔街的传统智慧，大约相当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九十五条论纲》七（95 Theses）相对于天主教会。」该书悄悄地吸引一批避险基金经理人与交易员的狂热追捧，他们大多以为自己是真正有技能的人，而不是凭运气获利，但最后还是爆掉了。
《随机骗局》有许多古怪之处，其一是以两个虚构人物来代表不同的交易方式：胖子东尼（Fat Tony）与尼洛．屠利普（Nero Tulip）。胖子东尼是布鲁克林出生的交易员，习惯凭直觉交易。他凭着直觉及辛苦练成的胡扯侦查力，屡次击败拥有华顿商学院学历及华丽豪宅的商学院精英。他代表华尔街比较坚韧、粗暴的一面，有点像电影《华尔街》里的戈登．盖柯（Gordon Gekko），也有点像黑帮老大艾尔．卡彭（Al Capone）。
屠利普这个角色本质上是塔雷伯的写照，是个保守的知识分子，他设计一个永远不会爆掉的交易系统。屠利普跟塔雷伯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是擅长统计学的数学家，职涯发展也一样，都曾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场内交易员，后来去纽约的投资公司上班，在职业早期缔造辉煌的成就，如今在纽约大学开课传授「机率思维」。
屠利普的交易风格，也与史匹兹纳格尔那种立即停损的策略很像。塔雷伯写道：「屠利普会在交易达到预先的亏损水平时，立即认赔杀出。」屠利普宣称：「我喜欢承受小额亏损。」
不过，胖子东尼身上也可以看到一点塔雷伯的身影。胖子东尼跟塔雷伯一样，鄙视那些自认为可以预测市场走势的交易员，喜欢跟那些交易员所押的错误赌注对做，押注市场崩盘。
塔雷伯也提到经验资本公司的大崩盘策略。
他写道：「金融市场中，有一类交易人是靠反向的罕见事件获利。对他们来说，波动往往是好消息。这种交易人常赔钱，但赔得不多。他们很少赚钱，但每次赚钱必是海捞一票。我称他们是危机猎人，也很高兴我是其中一员。」
某周二的下午，塔雷伯在伦敦停留期间，与朋友共进午餐。他突然接到史匹兹纳格尔的来电告知：「某个业余的飞行员刚刚驾驶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说法呼应了九月十一日早上大家最初普遍抱持的假设，那时大家以为基地组织（Al Qaeda）发起的恐怖攻击是一场随机事故。
第一次撞击发生十七分钟后，就在紧急救难人员赶到现场时，第二架波音七六七撞上世贸中心的南塔，此举立即显示这不是意外。到了上午十点三十分，双子塔已成废墟，金属与玻璃堆积如山。现代世界史迈入恐怖时代，这是一个新阶段。对多数的美国人来说，这是黑天鹅中的黑天鹅。
恐怖攻击开始后，市场几乎立即关闭，并持续关闭了一周。经验资本的投资部位在当天上午狂飙，但因为市场关闭，它完全无法从中获利。九月十七日周一纽约证交所重启时，股市暴跌。道琼工业指数重挫六百八十四点，当时创下单日最大跌幅。那周结束时，道琼下跌一四％。据估计，股市的市值蒸发一．四兆美元。
对经验资本来说，这似乎是理想的市场，但大家仍普遍担心另一场恐攻来袭。该公司的一些投资者（包括帕洛玛）都不想马上变现。经验资本本来可以趁机大赚一笔，避免其投资者蒙受巨大的损失，却没有这样做。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没有出售选择权，趁市场暴跌时获利，而是继续持有那些选择权，以防另一次恐攻来袭，导致市场再次崩盘──事后证明，这是一大错误，因为大家对后续攻击的担忧消退了，市场迅速反弹。当时，个人的投资组合规模似乎一点也不重要了。美国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正在为永远的反恐战争做准备。
尽管如此，不管下次崩盘何时出现，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仍为下次崩盘做准备。他们持续修改交易协议，从中记取教训。
发生九一一恐攻及《随机骗局》出版后，塔雷伯开始以打破传统的交易者兼怀疑论者的身分著称，十一月二十三日，他上财经新闻频道ＣＮＢＣ接受访问，那是他首次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露面。节目主持人朗恩．尹沙纳（Ron Insana）向观众介绍了塔雷伯。
「他经营经验资本公司，这是一家以寻找危机著称的避险基金，最近他也出了一本新书《随机骗局》。」
塔雷伯对市场的独特看法，似乎令尹沙纳困惑不解。「多数人被意想不到的波动搞得不知所措，你的事业却是靠波动性获利，帮客户避开无法预见的冲击。你具体上是怎么做的？」
「这不是很复杂的交易策略，」塔雷伯说，「我的意思是，利用波动性赚钱非常简单。你看到标普指数的波动超过二十点，或道琼指数的波动超过两百点，就知道有波动性。问题是，现在这种机会并不多。」
尹沙纳问塔雷伯，他是如何预测这些重大事件的。
塔雷伯说，你不会知道。「你必须有耐心，规则一是要有极度的耐心，尽可能耐心地等候……你会持续流血，彷佛每天少一块皮似的。你必须耐住性子等候，采取一种长期波动策略，忍受持续的亏损。」
塔雷伯把这个策略比喻成开一家礼品店，但不知道圣诞节何时会来。「圣诞节是随机到来的，但你必须日复一日地支付房租。」
「简言之，你喜欢买保险。」尹沙纳说。
「这不是一般保险，」塔雷伯响应，「而是一种激进的保险。」
二○○一年底的某天，塔雷伯上纽约一家广播电台的节目。在电台的办公室里，他遇到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有人告诉桑塔格，广播室里那个长得像老外、留着胡须的先生，写了一本有关随机性的书。桑塔格出于好奇，主动找上他。当她发现塔雷伯是交易员时，她直言自己反对市场体系。塔雷伯一听，困惑不解，但他还来不及回应，桑塔格已转身，拂袖而去。
当天稍后，塔雷伯遇到一个很快就赢得他崇拜的人：本华．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这位特立独行的法国数学家是碎形几何学（fractal geometry）的发明者，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先驱[17]。那天，他来纽约大学的柯朗研究所演讲，谈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主题：碎形与金融。塔雷伯对这场演讲很感兴趣，他不知道金融与碎形有什么关系。
几十年来，曼德博以研究证明，碎形随处可见。在科学、工程、云端、花朵、雪花中，都可以看到碎形的踪迹。碎形几何学背后的一个关键概念是自我相似（self-similarity），或称自我相仿（self-affinity）。早在一九六七年，曼德博就曾以提问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概念：英国的海岸有多长？无论是从飞机上观察岩石海岸，还是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你都会看到同样的锯齿状凹凸起伏。因此，那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丈量工具的刻度。这个概念类似自然界中的碎形图，例如，树叶上的纹理看起来像树枝的结构，树枝的结构看起来又反映了树的形状；或者，一块岩石看起来像一座山等。
碎形是由幂律（power law）决定的，是非线性的数学表达式。当你从树叶移到树枝、再移到树木时，你是在尺度上做很大的非线性跃进。
这对金融模型来说是个坏消息。几十年来，曼德博一直认为，金融业使用的传统模型是依据高斯数学，亦即钟形曲线，那有严重的缺陷。十九世纪的数学家卡尔．弗瑞德吕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以钟形曲线（俗称高斯曲线，亦即常态分配）来做天文测量。后来这种曲线普遍出现在金融与经济模型中，例如风险值。它衡量的现象有平稳的逐步过渡，而且多数样本是落在钟形曲线中间的安全范围内。
钟形曲线无法捕捉到碎形世界中可能出现的极端波动──幂律的世界，突然的跳跃，疯狂的跳跃。曼德博的研究大多是以幂律为基础，幂律驱动着各种现象，从棉花价格到收入分配，再到城市的人口密度等，都脱离不了幂律。钟形曲线是以线性方式（一＋二＋三等）加起来；幂律支配的现象则不一样，它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变动，发生在曲线的尾部。
曼德博有一双大耳朵，他的秃头在讲台上的苹果笔电上方闪闪发亮。纽约大学的演讲现场坐满了计量分析师、交易员、财经教授。他对着满场的观众说，如果钟形曲线真的反映股市现实，像黑色星期一那样的股市崩盘就永远不会发生了。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一位神经质的法国经济学家在巴黎做的研究。
曼德博以浓浓的法国腔说：「价格当然会起起伏伏，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而且相关的名言锦句很多。一九○○年，一位超级天才研究这个问题，他叫刘易斯．巴契里耶（Louis Bachelier），但没有人注意到他，他的日子过得很悲惨。但信不信由你，他在一九○○年写了一篇数学论文，标题是〈投机理论〉。投机是指在股市或债市投机。他第一次以松散且不完全的方式导入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布朗运动是十九世纪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提出的，他观察到花粉在液体中的运动是一种随机过程。
「巴契里耶那个概念，基本上就是在讲价格是随机变动的，你无法预测价格。你抛硬币，如果出现正面，价格就上涨；如果出现反面，价格就下降，如此一直持续下去。很久以后，我们看到一个全面的股市理论发展起来，前提是相信巴契里耶的模型确实反映了现实。在这个模型中，是假设价格变化的幅度（即波动率）固定不变。」
曼德博秀出一张图，那张图显示金融价格的历史变化，有些价格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是他根据自创的简单模型编造出来的。「这些现象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点：频繁而显著的颠峰值。这些颠峰值不是孤立出现的，它们出现在波动性高的时期，其间穿插着波动性极低的时期。有些时期波动性会突然改变。你试图在这些数据序列中（无论那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掌握波动性时，会发现波动性非常难以捉摸。事实上，它是不可能准确掌握或预测的。」
曼德博指出，根据高斯（或钟形曲线）模型，波动率大幅飙升是极不可能的。「然而，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这种巨大波动经常发生。我们常发现自己处在这种极端值主宰一切的情境中。」
过去十年间，只有十天的获利与亏损是真正重要的。「巨额财富是在短短几天内创造出来；巨额亏损也是在短短几天内发生。因此，大家陷入一种非常、非常令人不安的状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的罕见事件有意义，而且它们一出现就完全凌驾一切，产生压倒性的效果，其余一切根本不算什么。」
塔雷伯听到完全入迷了。曼德博描述的情况，正是他以前担任交易员经历到的情况，那段期间只有几个重大的日子是重要的。演讲结束后，他上前自我介绍，并询问曼德博为什么会涉足看似庸俗的金融领域──塔雷伯认为，在进入文学、理论、哲学等更高、更空灵的领域以前，金融界虽庸俗，却是赚「去你妈的资金」的好地方。
「资料。」曼德博微笑着说，「资料是金矿。」
塔雷伯的职涯主要是研究不确定性、波动性，以及波动性对选择权价格的影响。他还为此写了一整本书，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肥尾与碎形几何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迷人数学。他发现，这是一种思考随机性与黑天鹅的全新方式。
塔雷伯很快就与曼德博密切合作，两人的住家相隔仅几英里远。二○○六年，他们一起发表一篇文章〈关注在已证实为常规的例外情况〉（A Focus on the Exceptions That Prove the Rule）。该文概括《黑天鹅效应》书中的主题。他们写道：「传统上以高斯模型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把焦点放在普通事物上，然后把例外或所谓的异常值当成附带因素来处理。但还有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以特殊事件为起点，并以附带的方式处理普通事件──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普通事件没那么重要。」
不过，他们更常谈论的话题不是不确定性与黑天鹅的本质，而是围绕着文学、历史、艺术，以及曼德博在他漫长的职涯中所遇到的许多有趣人物，诸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诺姆．杭士基（Noam Chomsky）、罗伯特．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约翰．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等。曼德博于二○一○年过世，他对《黑天鹅效应》有极大的影响。事实上，那本书是献给他的。
不过，尽管塔雷伯对市场崩盘中的碎形运作方式有了新的了解，但这种知识并没有帮到当时对他真正重要的地方：经验资本公司。
经验资本正在失血，二○○一年亏损了八％。后续两年，股市盘整，毫无大幅波动。葛林斯潘领导的联准会为了因应九一一恐攻，为金融体系挹注大量廉价的资金。虽然这并未使经济迅速成长，但在全国不断扩大的房市泡沫推动下，经济确实有所成长。这为即将到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导火线。
日复一日的亏损，不断的失血，在在折磨着塔雷伯。史匹兹纳格尔叫他别管一般衡量基金成败的指标，别看每天的损益，但塔雷伯还是一直看。史匹兹纳格尔一再告诉他：「你必须喜欢亏损。」
「我们绩效好时，塔雷伯就欣喜若狂；我们绩效差时，他就很沮丧。」史匹兹纳格尔回忆道，「那对他的健康不好。」
还有另一个刺激，也对塔雷伯的心理有害。客户或潜在客户不断问他，为什么他的绩效跟不上另一家同样宣称有卓越选择权交易策略的公司：马多夫投资证券公司（Bernard L. Madoff Investment Securities LLC）。
「既然你那么聪明，为什么不能像马多夫那样？」他们这样问他，「为什么他能做到，你却做不到？」
接着，他们会让他看马多夫的绩效──每个月都有一五％或二○％的离奇报酬率，月月皆然，而且年复一年。塔雷伯试图在计算机上开发一个类似的策略，以创造出那样惊人的获利，但发现他办不到。
「那种报酬是不可能的。」他告诉那些投资者。
「你只是嫉妒罢了。」他们反呛。当然，那些报酬都是虚构的。马多夫搞出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于二○○九年入狱，并在狱中度过了余生。
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持续调整策略，但塔雷伯正持续失去兴趣。葛拉威尔在《纽约客》上发表的长篇报导〈爆炸：塔雷伯如何把灾难的必然性转变为投资策略〉，详细介绍塔雷伯与经验资本公司。该文引发大家对经验资本的兴趣，也抚慰塔雷伯受创的自尊心。那篇文章把他描写成特立独行的人物，与典型的华尔街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捕捉到那个时代的焦虑情绪。几年前，网络革命改变了世界，一切看似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美国经济全速前进，资本主义与民主在全球扩张，连俄罗斯也举行了选举。然而，到了二○○二年，那一切都令人怀疑了。网络泡沫破灭，恐怖分子让美国陷入谷底，美国在阿富汗发动一场复仇战争，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剑拔弩张，经济只能缓慢地从衰退中复苏。那篇文章把塔雷伯描写成一个能够解释这一切混乱的人：市场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没有人能够预测！至于那些华尔街的肥猫呢？他们都是被随机性愚弄的骗子。
这种观点几乎发挥了安慰作用，让人自我感觉良好。
塔雷伯望着台下的观众，擦去额头上的汗水。那是二○○四年，他在罗马演讲，谈他在《随机骗局》中介绍的一个主题：黑天鹅。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台下的金融人士，他们对自己面临的最大风险一无所知。从他们脸上的愠怒表情可以看出，他的话让他们觉得不是滋味，其实他们非常不满。演讲结束后，大会主席告诉观众，讲者不开放问答时间。塔雷伯走下讲台，紧张地环顾四周，有点担心主办单位把他轰出大楼。
接着，下一位讲者丹尼尔．康纳曼（Daniel Kahneman）走上讲台[18]。康纳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前一年才刚以他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开创性研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显示，人类在不确定性下做决策，会出现各种奇怪的偏误。康纳曼的研究，与经济学中长久以来的假设背道而驰。经济学的假设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人类是受自身利益驱动的理性决策者。康纳曼与特沃斯基的研究证明，人类常误解很多事情，容易做出不理性的决定，那通常是对公平的错误观感、过度解读随机数字、趋避损失等因素造成的。例如，被告知手术成功的机率是九○％时，大家的反应是正面的；但被告知手术失败的机率是一○％时，大家的反应是负面的。
塔雷伯本来担心自己被轰出现场，但那样的担忧很快就获得了抒解，因为康纳曼一开口就说，他会详细阐述前一位讲者的观点，并说他完全认同那个观点。
塔雷伯与康纳曼很快就成为朋友，他们常在咖啡馆或康纳曼位于格林威治的公寓见面，或一起开车长途旅行（有一次他们开五小时的车去德拉瓦州，中途还迷路了。此外，塔雷伯也因为对一位驾驶比中指而激怒了对方，那个人愤而开车尾随他们）。康纳曼与特沃斯基开创的行为金融学领域，对塔雷伯这种怀疑人类理性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他深信，成功的专业交易员大多是因为运气好，而不是技巧好，尤其是在极端风险的领域。人们先天厌恶损失（例如厌恶一○％的手术失败机率），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多数交易者宁可冒着崩盘的风险，每天赚取小幅增量的获利，也不愿冒着多次小幅的损失（亦即喜欢亏损），偶尔赚取巨额获利。
那年的十一月，塔雷伯向国防部主办的一场风险研讨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标题是〈黑天鹅：为什么我们就是不懂我们无法学习？〉（The Black Swan: Why Don't We Learn That We Don't Learn·）。该文主张，历史是由不可预测的大事件（异常值）驱动的，「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去预测改变历史的极端事件」。我们无法预见异常值的到来，因为我们习惯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情来预期未来，就像司机开车时只看后视镜一样。
那年的早些时候，塔雷伯亲眼目睹了一只即将到来的黑天鹅[19]：《纽约时报》的年轻记者艾力克斯．贝伦森（Alex Berenson，后来在新冠疫情期间因散播反疫苗阴谋论而闻名）走进他的办公室，拿着一份有关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巨擘房利美（Fannie Mae）的最高机密风险报告。贝伦森是从房利美的前员工手中取得那份报告，该报告显示，突然升息一．五个百分比将导致该公司的市值缩水约一半。报告也显示，房利美的杠杆率是五○：一（也就是说，每拥有一美元，就有五十美元的债务，这是极高的杠杆）。尽管如此，该公司的风险管理者并没有感到担忧，主要是因为利率已经稳定好一段时间了。
塔雷伯告诉贝伦森，胡说八道！「过去它们没有爆炸，并不表示未来它们也不会爆炸，那份数字分析是假的。」
五年后，房利美和其兄弟房地美（Freddie Mac）在美国次贷市场崩盘时，获得美国政府的纾困。他们不是因为利率大幅上升而崩垮，而是因为全国房价暴跌，全美各地的民众还不出房贷所引发的──预测模型中并没有涵盖这种出乎意料的发展。
虽然塔雷伯正以另类交易员的形象走红，但身为基金经理人的形象却跌到了低点。看到股市在二○○三年飙升的客户，对于经验资本持续亏损感到愤怒。客户可能了解经验资本的交易策略，但情感上难以忍受。他们只看到赔了多少钱，以及把那些资金投入市场或其它避险基金可以赚多少钱。
塔雷伯突然想到他从康纳曼那里学到的一个概念：锚定效应（anchoring）。这个效应是这样运作的：假设你上亚马逊购物，看到一件售价五百美元的刷毛外套，这个价格对一件外套来说似乎太贵了。接着，你看到一件类似的外套，售价一千五百美元。突然间，那件五百美元的外套似乎没那么贵了。零售商一直以提供折扣的方式来利用这种心理偏误。卖一件定价五百美元的夹克，然后再打五折，让人觉得很划算。
塔雷伯决定叫客户提出一个数字：他们一年内愿意承受多少亏损，类似防止市场崩盘的保险费。后来他写了一份报告，显示该基金的绩效比他们估计的好很多。他后来写道：「这招有如万灵丹，客户变得很兴奋，因为他们把没有亏损的钱当成获利了。」
为了改变现状，经验资本搬到曼哈顿上东区的一间小办公室。这使得塔雷伯从拉奇蒙特骑车通勤的路程变得更加惊险。史匹兹纳格尔又开始玩滑板了，他喜欢从他位于第六十八街与中央公园西路的公寓，溜着滑板去办公室。某天，他飞快地穿过一个十字路口滑下坡时，一辆出租车闯了红灯。他一时惊慌，从滑板上跳下来，跌落在马路边。出租车疾驰而去时，史匹兹纳格尔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
「老兄，你差点挂了。」站在他旁边的单车骑士说。出租车的一个轮子离他的头仅几公分，幸好他只是肩膀脱臼，手表破裂。
或许是为了弥补经验资本那种极端风险趋避的投资方式，史匹兹纳格尔特别喜欢玩命的嗜好。每个周末，他都会飞往洛杉矶（他的妻子在当地从事演艺事业），从事他最爱的消遣：遨翔。他会开车去沙漠，跳上一架无引擎的滑翔机，由另一架飞机把那架滑翔机拖上天空。滑翔机一旦在内华达山脉的上空被释放开来，就会在高沙漠热流与上升气流中，绕着大圈上下起伏及盘旋。史匹兹纳格尔喜欢在看似完全失控的情况下，掌控局面的感觉。
塔雷伯则讨厌那种感觉。在经验资本公司，他觉得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在等待无可避免、难以捉摸的崩盘时，每日亏损的折磨令他抓狂。他也开始担心这种压力会损害他的健康。癌症会复发吗？二○○四年的夏天，在新办公室里，他把史匹兹纳格尔拉到一边。
「我要退出经验资本。」他说。
「你他妈的疯了吗？」史匹兹纳格尔气急败坏地说。他真的相信这个策略，相信它有巨大的潜力。「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什么吗？我真不敢相信你居然想放弃。」
一切都结束了。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并肩工作将近五年，经常针对交易、哲学、统计、生活交换意见。这段友谊完全与工作相关，他们从未一起出游。史匹兹纳格尔刻意远离塔雷伯的多元社交圈，但塔雷伯离开后，他会怀念每天的脑力激荡、激烈讨论、曼哈顿街头的漫步、激动的争执。
塔雷伯很快就开始规划下一步的行动，他开始着手写下一本书，并把它取名为《黑天鹅效应》。那本书概括及普及了他的观点：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决定了历史，以及投资组合的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