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市场是一个随机、变化无常的轮盘。在瑞士的苏黎世，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宣称他发现崩盘背后的神秘力量──也就是说，他其实有一个水晶球。
七、这是一份反对赎罪券的学术论辩提纲，不但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更直接促成了新教的诞生。·
附注
[15] Ann Davis, Henny Sender, and Gregory Zuckerman, “What Went Wrong at Amaranth: Mistakes at the Hedge Fund,”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0, 2006.·
[16]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1771/assets-of-the-hedge-funds-worldwide/.·
[17] 曼德博的演讲内容，与约莫同一时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做的演讲类似。塔雷伯说，那和他在柯朗研究所的演讲内容一样。·
[18] “Daniel Kahneman Changed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inking.But What Do Other Thinkers Think of Him·,” Guardian, February 16, 2014.·
[19] Alex Berenson, “Fannie Mae's Loss Risk Is Larger, Computers Show,”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03.·
07 寻龙者
索耐特是复杂系统理论家、经济物理学家兼股市预测家。这天，他骑着川崎忍者 ZX-12R重机，沿着洛杉矶的高速公路急驰，整条路变成一道模糊的灰线。那是二○○六年，这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的教授把自己推向了极限。他以时速一百六十公里的速度，飞驰经过一辆十八轮的卡车，沿着高速公路奔驰，持续催着油门，时速飙到了两百公里、两百四十公里……两百八十公里……
索耐特热爱冒险。更重要的是，他热爱驯服风险，驾驭风险。他在法国南部成长，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一起搭乘直升机去处理危险。他的父亲是在法国电力公司（ＥＤＦ）任职，任务是使用安装在直升机上的红外线摄影机来追踪电力线。这需要非常精密的掌控度及大胆的操作，往往生死只在一瞬间。为了展现他的技能，他曾经叫年幼的索耐特站在地面上，高举一只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直升机的起落架降到儿子的指尖上。
索耐特很早就展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一九七七年，二十岁的他进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就读，那里是法国最顶尖的数学与物理学院。四年后，他取得物理学学位，并迅速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ＣＮＲＳ）获得终身职位。不久之后，在法国军队里服义务兵役时，他研究水中湍流对潜艇的影响──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动态系统与混沌理论背后那些令人费解的数学。
一九九○年代初期，索耐特与法国国营的航天制造商法国航天公司（Aérospatiale）合作，开始研究如何侦测及预测欧洲的亚利安运载火箭（Ariane rocket）上 Kevlar 压力缸的破裂。亚利安运载火箭是用来运送通讯卫星，把卫星运上轨道。为了测试火箭的坚韧性，索耐特与同事让压力缸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使用声学仪器来侦测压力缸内的微小震动。在某个时点，震动会迅速放大，造成灾难性的破裂。他运用他从曼德博的碎形几何中所学到的方法，辨识声发射（acoustic emission，也就是微小震动）的数学模式。那可以有效地发出警讯，预先提醒某些破裂即将发生。
后来，索耐特意识到，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前常出现的泡沫，其实就像是市场「破裂」。于是，在研究火箭压力缸与湍流多年后，他开始意识到，它们与其它的复杂系统有相似的模式，可以用不同的尺度（从微小到巨大）衡量，那也许可以做为灾难的预警讯号。为了说明这个概念，索耐特以拉着绳索的攀登者做比喻。攀登者往上爬时，绳索的细丝可能因攀登者的体重或某种摩擦而断裂，但攀登者不会注意到那些微小的断裂，直到突然间绳索断了，攀登者掉了下来。如果攀登者有办法侦测到断裂，他会知道何时该放开绳索。
大约在索耐特研究压力缸的同时，ＣＮＲＳ的另一位物理学家尚—菲利普．布绍（Jean-Philippe Bouchaud）也对金融市场产生兴趣。一九九二年离开研究中心后，布绍创办科金公司（Science & Finance），公司名称贴切地反映出物理学与金融市场的交集。一九九五年，索耐特加入这家公司，两人合撰一篇论文，把他的崩盘侦测公式应用在股市上。该论文的标题是〈股市崩盘、前兆与反复出现〉（Stock Market Crashes, Precursors, and Replicas），文中指出一种正向循环的型态[20]。在这种循环中，买单是以无法持久延续的速度不断增加，因此导致泡沫及随后的崩盘。他们写道：「这个模型是分析纯投机的情况，因为交易员容易相互模仿。比方说，市场上出现一系列买单时，需求会加速，那是一种自我强化现象。这种加速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到了某个临界点时，崩盘就会终结整个过程。」
几年后，索耐特离开科金公司。二○○○年，该公司与资本基金管理公司（Capital Fund Management）合并，后来成为全球最大、最成功的避险基金之一。
索耐特把崩盘模型应用于市场的同时，也开始研究另一种灾难现象：地震。那是始于一次与地球物理学家利昂．诺波夫（Leon Knopoff）在ＵＣＬＡ的偶遇。诺波夫是地震研究的先驱。索耐特对于地震令人困惑的物理现象，以及地震预测的难以捉摸越来越着迷。他很好奇，他用来预测亚利安火箭破裂的碎形方法，是否可以应用到地震上。诺波夫对索耐特的研究很感兴趣，邀他加入ＵＣＬＡ。于是，一九九六年，索耐特收拾了行囊，搬到洛杉矶，成为该校的统计物理学教授（同时保留他在ＣＮＲＳ的职位）。南加州对索耐特的冒险精神充满吸引力。他喜欢以玩命的速度飙重机，也常沉迷于风帆冲浪，甚至会特地飞去夏威夷冲大浪。
那是一九九○年代，是全民疯股的年代。随着网络泡沫开始膨胀以及当冲变成一股全国风潮，股市持续处于多头市场中。索耐特回想起他在科金公司与布绍的研究，开始深入分析金融崩盘。他与ＵＣＬＡ安德森管理学院的一群金融专家合作（包括奥利维尔．勒端〔Olivier Ledoit〕、地球物理学家安德斯．约翰森〔Anders Johansen〕），帮忙撰写一系列有关崩盘与泡沫结构的研究报告，标题引人注目，例如〈以离散尺度不变性预测金融崩盘〉（Predicting Financial Crashes Using Discrete Scale Invariance）、〈对数周期性预兆对金融崩盘的重要性〉（Significance of Log-Periodic Precursors to Financial Crashes）。
一九九七年的夏季，索耐特注意到一件怪事：股市的一种危机型态，看起来跟亚利安火箭上压力缸破裂前的讯号极其相似。他打电话给勒端，说市场即将崩盘，那在当时是相当奇特的说法，毕竟，市场虽然偶尔出现一些震荡，但在当冲风潮与网络狂潮的推动下，股市看似相对平静。更值得注意的是，索耐特直言，几个月后，约莫十月底，就会发生崩盘。勒端告诉索耐特，他们应该好好记下他的预测。于是，他们连同地球物理学家约翰森一起写了一份专利申请，详细描述那个模型（后来称为 Johansen-Ledoit-Sornette 模型，简称ＪＬＳ模型），并向法国专利局提交申请。
接着，索耐特与勒端决定，他们干脆从这次股市崩盘中赚钱算了。十月中旬，他们买了价值三万美元的价外卖权（与寰宇买的合约完全一样）。接着他们开始等待，但市场依旧平静。然后，在十月二十七日，市场突然崩盘了。道琼工业指数暴跌五百五十四点，是有史以来的第三大跌幅。那是亚洲金融危机，那次崩盘也让史匹兹纳格尔海捞了一票。
索耐特与乐端迅速获利了结，大赚了三○○％的获利。其实他们原本可以赚得更多，因为他们只卖了部分的投资部位。索耐特预测，股市会出现更大的崩盘，为他们带来近一○○○○％的获利。所以他们留下部分的投资部位，等待更多的震荡，但那并未发生。事实上，翌日，市场就反弹了。不久之后，十月二十七日的离奇崩盘就成为遥远的记忆。
索耐特后来发现，他也可以应用这个方法来预测空头市场低点后的市场反弹，他称之为非理性低价的「反泡沫」。一九九九年一月，他预测日经指数很快就会从约十四年的低迷中复苏，并在当年年底反弹五○％，结果确实如此。
索耐特的金融研究在二○○三年出版的《股市为何会崩盘：复杂金融系统中的关键事件》（Why Stock Markets Crash: Critical Events in Complex Financial Systems）一书中达到颠峰。该书对过去的市场做了精彩的分析，把复杂系统理论、碎形几何、网络理论、行为经济学、演化生物学、混沌理论、地震研究等概念，应用到泡沫与崩盘的研究上。诚如他在一九九五年与布绍合撰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泡沫最初是理性地出现，投资者购买他们预期收益会成长的公司股票。买气吸引更多的买家，产生滚雪球效应，把价格推得越来越高，导致非理性的群聚效应，吹大了泡沫。股市（或更广泛的市场本身）脱离了基本面，泡沫迅速扩大。索耐特宣称，他的模型可以侦测到这种现象的后期阶段，这时泡沫正迅速逼近爆炸性的破裂。
以气球为例。没有充气的时候，你很难用针刺破它。稍微把它吹大一点，针还是不易刺破。把它吹得太大，再小的针都能刺爆它。这就是索耐特的模型所侦测的动态。当金融泡沫极度膨胀时，它随时可能爆炸。再小的针刺压力都可以使它爆裂，导致市场崩盘。
ＪＬＳ模型背后的数学原理，是索耐特在一九九○年代首次发现的，当时他正在诊断亚利安火箭上压力缸的关键破裂点，以及一种预测地震的方法。该现象与曼德博的碎形理论有些相似，但索耐特说，它比标准的幂律更大──那是一种超级幂律，其特征是极其迅速的上下震荡。
这位法国物理学家等于是在宣称，他发现了一种幻象。根据当时盛行的经济与金融理论，那个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当时盛行的理论认为，市场的行为有如随机漫步。那是巴契里耶于一九○○年首次提出的理论（巴契里耶就是曼德博在纽约大学演讲时提到的那位神经质法国数学家）。那个理论有时又称为醉汉走路（drunkard's walk），它主张市场（所有市场）是完全随机的，所以不可预测。想象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离开一盏路灯，他每次颠晃都迈向不同的方向，有时是朝向路灯，有时是离开路灯。以数学计算的话，我们无法预测今晚结束时，他的位置离路灯多远。对投资者来说，这表示你永远别想要抓进出市场的时间，因为在任何有意义的时段内，你不可能预测市场是上涨、还是下跌。你无法确切知道下一次抛硬币的结果是正面、还是反面，机率总是五五分。随机漫步和效率市场假说可说是一体的两面（雅克金在杜克大学修经济课时，觉得效率市场假说太愚蠢）。由于市场总是立即反映所有已知的信息，它的下一步行动有如抛硬币，完全无法预测。
索耐特同意，在多数情况下，随机漫步理论适用于市场。但他说，有些时候，你还是可以预测市场会发生什么事，尤其是市场处于泡沫的时候。他称这些事件为「可预测性的小范围」（pockets of predictability）。标准模型无法抓到崩盘中看到的极端波动，例如一九八七年十月的黑色星期一。标准模型通常宣称，这种崩盘的机率在统计学上是不可能出现的，每十亿年（或更久）才发生一次。这表示，这些模型虽然在多数交易日很好用，但崩盘时就完全失灵了。「如果最大的下跌是异常值，我们必须考虑一种可能性：相较于较小的市场波动，这种极端波动的可预测性可能更高。」
尽管索耐特提出那么多花俏的数学为证，但几乎没有人相信他已经破解泡沫的密码。你怎么知道这是个泡沫？或许价格准确地反映集体对未来丰厚获利的预期。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在泡沫破裂后，你才会知道那是不是泡沫。时任联准会主席的葛林斯潘表示，我们不可能在泡沫膨胀时辨识它们。关于网络泡沫，二○○二年八月他在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的演讲中表示，「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体认到，尽管我们有所怀疑，但在泡沫破裂证实其存在以前，我们很难确定泡沫的存在。」
华尔街向来充斥着预言家，宣称他们在市场错综复杂的波动中发现隐藏的型态。二十世纪初会计师拉尔夫．尼尔森．艾略特（Ralph Nelson Elliott）提出的艾略特波浪理论（Elliott wave principle），宣称可以找出价格与投资者心理的极端，藉此预测市场周期与趋势。该理论主张，那种周期是以可辨识的波浪上下晃动，象征着泡沫与崩盘。索耐特曾说，他的模型在某些方面与艾略特波浪理论相似。
不过，尽管技术分析有时短期的成效很好，但长期来看，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投资者可以用它来准确预测市场。索耐特则宣称，他的方法严谨多了，它是根据物理学的先进方法，而且可以用客观、可测试的数据来证明。然而，多年来，其它的科学家一直在尝试同样的研究，但大家都失败了。索耐特在二○○二年曾预测，美国股市在未来几年仍会陷于空头市场，但实际上美国股市已进入多头市场，那番预言对他的事业毫无帮助。不过，那也没有阻止他继续试着爬梳隐藏在泡沫与崩盘中的神秘讯号。
二○○五年，索耐特去瑞士联邦理工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俗称ETH Zurich）参加研讨会，那里可说是欧洲的麻省理工学院。会后，该校的几位教授邀请他共进晚餐。用餐时，他们告诉他，该校最近有一个职缺，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申请呢？」几个月后，他在洛杉矶收拾行囊，搬到了苏黎世，那里成了他的永久住所。
他顶着「创业风险教授」这个不寻常的头衔，继续专注地微调他的模型。他以ＬＰＰＬＳ这个缩写来描述这个模型，ＬＰＰＬＳ是对数周期性幂律奇点（log-periodic power law singularity）的缩写。二○○七年十月，他在斯德哥尔摩的豪华格兰德饭店（Grand Hotel），对着一群避险基金界的名人发表主题演讲。演讲的题目和他的书名一样：〈股市为何会崩盘〉。
他在演讲中做了一个惊人的预测。根据ＬＰＰＬＳ模型的结果，他预测，过去几年大涨逾三○○％的中国股市，是一个濒临破裂的泡沫。
与会者对此感到怀疑。多年来，预测者一直预言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破灭，但他们都错了。况且，索耐特还忘了一件事。二○○八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即将来临。中国的中央规划者绝对不会让市场在那之前崩盘。然而，果不其然，那场会议结束后不久，随着美国次贷市场的崩盘效应持续蔓延，中国股市开始跟着全球的其它市场一起震荡，在全球引发数十亿美元的亏损。截至翌年的十月，中国的上海股市已重挫八○％。
在那次预测与其它预测都很成功的激励下，索耐特于二○○八年八月在ＥＴＨ成立金融危机观测站（Financial Crisis Observatory），以开发更多的计量方法来侦测金融泡沫，并期望能够预测它们何时可能破裂。他对于所有人未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的来袭所提出的借口感到恼火──不管是那些耸耸肩的银行家，还是那些挠头的经济学家，或是那些撇清责任的避险基金经理人。三年前，索耐特才刚发表一篇论文，诊断出美国房地产业有巨大的泡沫，并准确预测泡沫将在二○○六年的年中破裂。虽然他没有预测到房地产崩盘是透过隐藏的衍生性商品网络，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后所引发的混乱，但他确实指出引爆炸弹的导火线（其它许多人也这么做了）。
约莫这个时候，索耐特开始越来越敌视塔雷伯的黑天鹅理论。他认为，黑天鹅理论背后的整个概念──极端惊人事件是不可能预测的──根本搞错了。那导致大家举起双手投降，不再试图预测未来或了解过去。「黑天鹅的概念是危险的，」索耐特告诉我，「这让我们回到科学出现以前的时代，把闪电、暴风雨等大自然的动荡都归因于天神发怒。」
索耐特熟悉塔雷伯已久，他曾为《黑天鹅效应》提供数据。事实上，塔雷伯还在该书的谢辞中提到他（「感谢索耐特总是与我电话交流，并不断地把统计物理学中，各种未广为宣传、但具高度关联性的论文，以电子邮件寄给我」）。索耐特很快就为这个超级极端的领域自创一种珍禽异兽：龙王。那是他在二○○九年发明的，以便与塔雷伯的黑天鹅竞争。他说，龙王是有特定性质的异数，在极端情况下可以侦测到（类似那些导致大规模破裂的微小震动，可用ＬＰＰＬＳ模型辨识出来），并用来预测它们何时可能爆炸。
龙王是一种双重比喻，意指一个事件不仅规模庞大（一国之「王」拥有该国大部分的财富），而且有独特的起源（「龙」是神秘的动物）。最极端的事件，不是由影响一般事件的机制所引起的，而是由不断升级的过程引起的。那个不断升级的过程，使它们达到临界点，造成异常巨大的现象，最后以充满毁灭性的威力爆破。索耐特写道，二○○八年的金融危机「为龙王提供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它蔓延到各大洲，影响全球经济」。
挑战在于如何侦查到这些可怕的龙王，并以降龙为目标。索耐特在金融危机观测站使用ＬＰＰＬＳ模型，开始扫描世界各地的数百种金融资产，以寻找龙王的迹象。随着这个降龙计划的消息传播开来，他在瑞士媒体上开始获得「寻龙者」（der Drachenj·ger，Dragon Hunter）的称号。
附注
本章和其它关注索耐特的章节，主要是根据我对他的多次采访，以及他于二○○三年出版的著作《股市为何会崩盘：复杂金融系统中的关键事件》（Why Stock Markets Crash: Critical Events in Complex Financial System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一些细节（比如针插气球的比喻）是摘自《华尔街的物理学》（The Physics of Wall Street）中有关索耐特的一章：James Owen Weatherall, (Mariner Books, 2013)。
[20] https://arxiv.org/abs/cond-mat/9510036.·
08 那会使人疯狂
史匹兹纳格尔踩着滑雪板，从惠斯勒山（Whistler Mountain）的陡坡俯冲而下，滑过深厚的瑞雪。在结束经验资本公司后，他与妻子爱咪正在享受一场环球的滑雪狂欢之旅。他们去了加拿大卑斯省的惠斯勒、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Aspen）、加州的斯阔谷（Squaw Valley）、奥地利和瑞士的度假村。他们决定开始生孩子，这是他们安定下来以前，最后一次随心所欲的狂欢。
冒险──身体的冒险──是史匹兹纳格尔与索耐特的共同特质。索耐特也喜爱滑雪与冲浪，以及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以时速两百八十公里飙重机（史匹兹纳格尔比较喜欢滑板或搭无引擎的滑翔机遨翔在山岳间）。塔雷伯则不然，他讨厌摩托车，他觉得摩托车太危险了。他是城市派，喜欢咖啡馆、书店、音乐厅。他喜欢称自己是漫游者（flaneur），这个法语单字可以解读为游荡者、漫步者、做白日梦的人，或总是与某种优雅的形象（如丝巾与漆皮鞋）连在一起的人。你永远不会听到史匹兹纳格尔以漫游者自居。
二○○五年的年中，史匹兹纳格尔结束环球滑雪之旅回到纽约后，他与负责经验资本交易的ＫＢＣ经纪人雅克金见面。他们立即开始讨论创立一支新的避险基金，以经验资本的尾部避险策略为基础。
史匹兹纳格尔心里还有另一个投资计划：电影残酬（movie residuals）。多数电影都不赚钱，那导致电影残酬（一旦电影有获利，必须支付给演员与导演等人的定期报酬）有风险，而且往往一文不值。如果投资者可以预先支付这些电影残酬，承担电影最后一文不值的风险，但也有机会押中卖座巨片而海捞一票，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种机率很像经验资本大买的价外卖权，只是刚好相反。多数的选择权到期时一文不值，导致小幅亏损，但在市场崩盘时，可以产生惊人的获利。电影残酬选择权则是在押到罕见的卖座巨片时获利。每投资一百部像《地球战场》（Battlefield Earths）那样的电影，就可能遇到一部《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当然，演员与导演都很清楚这种风险。史匹兹纳格尔认为，有些人可能比较想拿有保证的预付现金，而不是押注电影大卖。
他是在比佛利山庄的常春藤餐厅（The Ivy，那里是典型的名人聚会场所）与电影制片人林伍德．斯平克斯（Lynwood Spinks）会面后，萌生了这样的想法。斯平克斯以《巅峰战士》（Cliffhanger）、《恶灵战警》（Ghost Rider）等电影而闻名，二○○四年他与新兴的电影金融家瑞安．卡瓦诺（Ryan Kavanaugh）共同创立相对论传媒（Relativity Media）。卡瓦诺试图利用一种噱头来撮合华尔街与好莱坞，使他在华尔街的数学天才眼中很有吸引力。他利用蒙地卡罗模型（Monte Carlo model）做数千次模拟，以预测一部电影会不会热卖。例如，某家制片厂正考虑制作一部由约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主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执导的科幻大片，那个模型会分析屈伏塔与史匹柏的票房表现，以及最近科幻片的卖座状况。根据模拟的结果，卡瓦诺可以估计，一家制片厂应该为那部电影编列多少预算，藉此判断那部电影是否值得开拍。
当时卡瓦诺正在华尔街寻找资金来源，史匹兹纳格尔对此很感兴趣。雅克金开始在纽约与洛杉矶之间往返，为一档基金募集资金。那档基金将使用史匹兹纳格尔的选择权定价模型来为电影残酬定价。事情本来进展得很顺利，但后来史匹兹纳格尔退出那个计划。事后看来，那个决定对雅克金与史匹兹纳格尔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卡瓦诺原本看起来好像快成为好莱坞的顶尖制片人，参与了《妈妈咪呀！》（Mama Mia!）、《社群网战》（The Social Network）等热卖大片的制作或融资，但后来他把公司搞到破产，而且还遭到许多诈骗的指控。
这时，出现一个更好的机会。一九九九年撮合史匹兹纳格尔与塔雷伯的纽约大学教授克里斯告诉史匹兹纳格尔，纽约投资银行巨擘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旗下的一个秘密自营交易单位有一个独特的职位。那个自营单位有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流程驱动交易（Process Driven Trading，简称ＰＤＴ），还有一个惊人的秘密。虽然很少人听过ＰＤＴ，但它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交易单位之一。
ＰＤＴ可说是一家终极的计量交易商，创立于一九九○年代初期，里面都是数学博士、电机工程师、计算机程序设计师、物理学家。ＰＤＴ的创立者彼得．穆勒（Peter Muller）是一位古怪又聪明的数学家，也是扑克牌的爱好者。他之所以创立ＰＤＴ，是因为他想看他用理论开发出来的交易策略，在实务上是否奏效。那是采用一种名叫「统计套利」（statistical arbitrage）的复杂策略。套利是一种古老的投资技巧，是在相同或相似的资产中寻找价格差异。十九世纪，恶名昭彰的纽约银行家杰伊．古尔德（Jay Gould）靠这招在黄金交易上赚了大钱。如果纽约的黄金比伦敦的黄金便宜，他就在纽约买进黄金，再到伦敦卖出，那几乎是毫无风险的交易。
ＰＤＴ是以高速交易股票来落实这个策略。它的计算机模型会先扫描市场，看公司股票之间的相关性。例如，通用汽车（ＧＭ）走高时，福特（Ford）通常也会上扬，由此可见美国人买了很多车。但这两档股票不见得步调一致。因此，如果通用汽车走高，但福特的涨势落后，ＰＤＴ可能会买进福特的股票，因为它预期福特的股票很快就会跟着上涨。当然，ＰＤＴ的模型比这个例子复杂多了，它的交易也不见得都奏效。但奏效的频率够高，所以每天执行这种交易数千次，几乎天天都有获利，就好像一家赌场接受许多人押注轮盘，长远来看永远不会赔。
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ＰＤＴ已经成为摩根士丹利旗下最赚钱的交易事业，绩效有时媲美长岛的避险基金巨擘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许多人认为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是有史以来绩效最好的交易公司。ＰＤＴ连续多年每月都有获利，穆勒的收入甚至比摩根士丹利的执行长还高。穆勒担心其它人模仿他的策略，所以使尽浑身解数让ＰＤＴ隐于无形，公司里有许多高层甚至不知道ＰＤＴ的存在。他不让当时在摩根士丹利担任风险经理的布朗了解这个策略或根本风险，宣称某位风险经理曾窃取他的一些程序代码。
一九九九年，穆勒离开ＰＤＴ的全职管理层，但仍以顾问的身分留任。在ＰＤＴ缴出一连串平淡的绩效后（对ＰＤＴ来说，那是很高的获利，但不是超高的获利），他决定在二○○六年再次回锅掌舵。他正在寻找能够提高绩效的新策略。ＰＤＴ专注于股票，并没有涉足市场的其它多数领域。要不要试试选择权市场呢？朋友克里斯告诉他，有一位杰出的选择权交易员最近才收掉自己创立的公司（经验资本）。
史匹兹纳格尔与穆勒见面几次后，同意加入ＰＤＴ。但打从一开始，他就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ＰＤＴ有一种类似邪教的氛围，团队成员会搭喷射机去树林或偏远岛屿度假，很多成员从一九九○年代初期ＰＤＴ创立时就加入了。在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里，穆勒戴着金项链，唱着民歌──这显然不是史匹兹纳格尔的风格。穆勒有时甚至会到纽约肮脏的地铁站唱歌，把他的电子琴箱摊开，彷佛街头艺人卖艺似的。
二○○六年初，在史匹兹纳格尔加入ＰＤＴ几个月后，几位ＰＤＴ成员跳槽去一家竞争的避险基金。对穆勒来说，这是一种背叛。更糟的是，这是一种威胁。他和其它人多年来开发的模型是商业机密，跟肯德基的秘密配方一样宝贵。他决定要求每位员工签一份竞业禁止协议，那表示他们在一定的年限内，不能在其它地方使用他们在ＰＤＴ执行的任何策略。
对史匹兹纳格尔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的策略并不是在ＰＤＴ学到的，是他和塔雷伯一起开发的。但穆勒坚持他一定要签，所以史匹兹纳格尔任职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当时他甚至还没有完全启动他的交易计划。
这也没关系。他和雅克金本来就一直在讨论要推出自己的基金：采用经验资本公司多年来累积的策略，留下有效的策略，抛弃无效的策略，并进一步精进。即使在世界各地滑雪度假的时候，史匹兹纳格尔也会熬夜在笔电上写程序，调整模型，检查数据。那是一种执念。现在，他开始有一种预感，觉得实施黑天鹅策略的时机成熟了。尽管美国的房市泡沫似乎正在破裂，但股市依然持续创新高，他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午后他和雅克金以玩命的速度，溜着滑板穿过中央公园时，他们一起策划了细节。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在无尽的公园步道上漫步时，他们讨论创立一家专业交易商的诸多细节，例如办公空间、人员配备、保险、主经纪商关系、期货清算协定等。
史匹兹纳格尔把这家公司命名为寰宇，灵感是来自曼德博和数学界的其它先驱所发现的概念：肥尾（与黑天鹅）是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特征。这个概念衍生的结果是：多数投资者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为了凸显出该公司在理念与实务上，都与华尔街那种令人窒息的团体迷思有所差别，他们决定把公司设在加州的圣莫尼卡（Santa Monica）。那个地点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当时史匹兹纳格尔和妻子已搬回纽约，他们都很讨厌曼哈顿。把公司设在加州的话，他们就可以在曼哈顿以外的地方抚养九个月大的儿子。史匹兹纳格尔考虑到加州地震频繁，所以选了一间较小的弓形桁架建筑，里面有一个阁楼做为他的私人办公室，还有一个会议室可俯瞰下面的交易厅。
二○○七年二月，寰宇低调地成立，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是来自两类投资者：一个是捐赠基金，另一个是退休基金。几个月后，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两支避险基金因持有数十亿美元的次贷资产而爆掉。那也为撼动世界经济的全球金融危机揭开了序幕。
史匹兹纳格尔想知道，他是不是犯了大错。他一直在学习擒拿术，那是一种古老的中国武术技巧，专注于锁定对手的关节与肌肉，使对手无法动弹。史匹兹纳格尔对于道家的「柔能克刚、弱能胜强」、以几根手指击倒对手的概念深为着迷。他聘请一位中国功夫大师，每周来办公室教他功夫。现在他动弹不得，身体被锁在原地，令人困惑，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更糟的是，他的对手还是个老人。他正在寰宇新总部的阁楼会议室里练习功夫，没想到一个年纪比他大几十岁的人，竟然可以完全压制他的身体，这真是难得的教训。
此外，他也记取另一个惨痛的教训。除了最初的几个投资者以外，其它的投资者对于寰宇出售的产品并不感兴趣。寰宇成立后，史匹兹纳格尔与雅克金就开始上路为新基金募资。他们称自己的投资策略为黑天鹅保护协议（ＢＳＰＰ），但募资并不顺利。
ＢＳＰＰ策略背后的指导原则是，它是为了在市场一个月暴跌二○％时，提供最具爆炸性的获利。问题是，在最近的记忆中，市场如此暴跌只出现过一次：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的黑色星期一，当时道琼工业指数暴跌二二．六％（那也是塔雷伯第一次在市场上海捞一笔）。
他们去募资时，一再被告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黑色星期一是古早年代的异象，网络泡沫破灭时，市场甚至没有暴跌那么多。
许多投资者也深信联准会会保护他们，避免他们受到大崩盘的严重冲击。联准会在困难时期降息，让借款人更容易获得廉价贷款，藉此提振经济。在葛林斯潘的领导下，这种保护措施称为「葛林斯潘卖权」（Greenspan Put），类似股票下跌时可获利的卖权。后来班．柏南克（Ben Bernanke）接任联准会主席后，现在这也称为「柏南克卖权」（Bernanke Put）。退休基金与华尔街的看法是：既然有联准会那么强大的靠山当后盾，那谁还需要寰宇？
另一个阻碍是，华尔街普遍认为市场与经济长期处于低波动状态。二○○四年，柏南克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后，把这段时期称为「大平稳」。这个概念为投资者带来了希望：大崩盘与衰退已成往事。有人称之为「金发女孩经济」八（Goldilocks economy）──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柏南克在演讲中指出，这种转变之所以会出现，有一种解释是偶然的好运。但他宣称，那不太可能是原因，而是央行人士（比如他自己）帮忙提供平静的海域，推升海上的所有船只。柏南克宣称：「我认为，货币政策的改善，虽然肯定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很可能是大平稳的一个重要来源。」
投资者说：「如果经济正处于长期转向不太热或不太冷的平稳阶段，我何必投资一家靠崩盘获利的公司？」
史匹兹纳格尔也深受经验资本的相关谣言所困扰。既然那个策略那么好，那为什么要关闭经验资本？是因为投资者撤资吗？还是因为它爆掉了？他认为这无关紧要，他知道经验资本之所以关闭，是因为塔雷伯受够每日亏损的折磨，也因为塔雷伯有健康考虑。寰宇是他自己成立的基金，不是塔雷伯的。
其它的怀疑者认为，市场下跌二○％时，每个人都承受同样的灾难，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他们说：「我只要追踪同侪的绩效就好。」遗憾的是，他们说的一点也没错。基金经理人的绩效评估标准，往往不是看他们是否为投资者赚钱，而是看他们相对于同类基金经理人的基准，表现得如何。如果一位科技类基金经理人损失一○％，但基准指数下跌一二％，他还会因此获得丰厚的奖金，因为他的绩效比基准指数高出二％！对投资者来说，这种衡量方式是不利的，因为经理人有强烈的动机相互模仿，产生群聚效应，朝同一个方向前进。这种群聚会让人产生安全感，没什么动机去冒险，因为那可能导致自己在景气不好时表现得特别糟，变得特别显眼。史匹兹纳格尔认为，多数的专业投资者其实跟披着狼皮的羊差不多，他们都爱群聚。
换句话说，这些基金经理人是在告诉史匹兹纳格尔与雅克金，他们的基金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想把寰宇加入他们的投资组合中，因为寰宇在多数年份都毫无报酬，即使在市场暴跌那年它可大幅拉抬投资组合的绩效，但多数年份只会拉低绩效。
潜在投资者大多不知道寰宇究竟在做什么。「我们是做尾部避险。」史匹兹纳格尔隔着一张深色的橡木会议桌对他们说，「黑天鹅保护协议基金是购买深度价外选择权，那种选择权在市场崩盘时，可产生爆炸性的报酬……」
尾部避险？选择权？黑天鹅？
对方听得一脸茫然。
彷佛他们在说外语似的。
「我必须坐下来，向管理数千亿美元的人解释这点。」雅克金回忆道，「管理那些资金的人，大多不懂基本的数学，不懂基本的风险管理技巧。我必须解释可转换债券的选择权是如何运作的。这些家伙竟然掌管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史匹兹纳格尔与雅克金面临的另一个障碍是，他们的策略不符合华尔街用来衡量风险与报酬的标准模型：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简称ＭＰＴ）。该理论是根据一句简单、看似常识的老生常谈：别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个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利．马可维兹（Harry Markowitz）在一九五○年代率先提出的，他主张分散投资组合可以降低影响特定公司或产业的不利事件所带来的风险。有些人说，这样做可以获得经济学上唯一的免费午餐：投资报酬最大化。假设你有福特汽车与埃克森美孚（Exxon）的股票。高油价可能会损害福特（大家减少购买耗油的 F-150 汽车），但埃克森美孚的获利可能创新高。在华尔街，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不单只是一种理论，它就像美国顶尖商学院与大学发布的教宗法令。捐赠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主要避险基金，都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奉为圭臬，不这样做的人就像离经叛道的异教徒。寰宇就是头号异端。
ＭＰＴ最简单的形式，是引导投资者购买一篮子的股票。市场的最佳代表是标普五百指数，该指数涵盖在美国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五百大企业。全球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先锋集团（Vanguard）就是靠着引导投资者购买便宜的标普五百指数投资组合，而成为基金界的巨擘。对多数的投资者来说，这样做很有道理，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技能或经验来挑选股票。事实上，许多有关选股的研究显示，这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投资者。
这看起来很简单，但华尔街的金融工程师不可能看上这么简单的东西，他们开始设计各种投资组合，提供多种不同的潜在报酬与风险。藉由调整他们自创的刻度，他们可以增加风险，提高理论上的报酬；或者降低风险以减少报酬。当然，这些调整都是收费的。
降低风险通常是透过投资债券来达成，债券的波动性通常比股票小得多。事实上，股市下跌时，债券往往上涨（虽然涨幅不大）。这样的投资组合通常很平稳，不会出现太多的颠簸，就好像润滑良好的凯迪拉克汽车一样。
史匹兹纳格尔想传达的讯息是：忘掉这一切吧。你不想要凯迪拉克，你想要的是法拉利。你投资大量债券，等于是放弃市场上涨时的获利，而股市通常是上涨的情况居多。何不把你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股票（比如九七％），然后把剩下的资金投入我们。市场崩盘时，我们可以当你的靠山。五％、六％的跌幅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崩盘，也就是黑天鹅。如果你一个月亏损二○％，你需要赚二五％才能回本。如果你亏损五○％，则需要赚一○○％才能回本。但如果你投资寰宇，你不会赔光一切，甚至可能在崩盘时获利。那就像为你价值五十万美元的房子买火险，并在房子烧毁时获得五百万美元的赔偿一样。
这听起来很不错，但与ＭＰＴ格格不入。首先，寰宇的报酬极其不稳定，它可能连续数年都不赚钱。从ＭＰＴ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噩梦。ＭＰＴ喜欢均衡又稳定的投资组合，提供持续又可靠的获利；投资组合的经理人也喜欢那样的投资组合，因为他们的绩效好坏是看每年的报酬而定。连续两三年报酬很差，会让他们显得很糟。
投资者权衡了增加的机会成本（平白浪费了潜在收益），都对寰宇嗤之以鼻。
二○○七年，史匹兹纳格尔与雅克金安排数百场募资会议，到全美各地去拜会投资人，但都没有新的投资者对黑天鹅基金感兴趣。
寰宇可能乏人问津，但塔雷伯的想法正在流行，而且蔓延到华尔街的避险基金交易员、计量分析师、风险管理者所组成的紧密圈子之外。《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戴维．伊格纳修斯（David Ignatius）在二○○四年二月发表一篇名为〈与黑天鹅〉（And Black Swans）的社论，他说二○○三年塔雷伯在国防部发表的那篇论文「不同凡响」，并利用那篇论文的观点来批评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犯下的错误。他写道：「伊拉克问题就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因为聪明人自以为他们知道在做什么，就贸然进入危险境地。」
塔雷伯也变成有些人攻击的目标[21]。《纽约时报》著名的财经记者乔．诺瑟拉（Joe Nocera）在二○○五年十月，发表一篇《随机骗局》的书评，他写道：「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塔雷伯的分析有误，而在于他的根本虚无主义。如果我们把他的论点推向极端（他应该很乐于这样做），他的立场清楚显示，对股价或经济趋势等事情做预测是徒劳的。此外，他似乎也主张，我们甚至不该费心去做风险管理，因为我们永远无法预见最终真正重要的大事。关于这两点，我认为他都大错特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