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瑟拉说，虽然预测股价或经济起伏可能有缺陷，但举手投降、完全放弃预测实在太荒谬了。他写道：「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遭到随机性的欺骗，但不该像《随机骗局》的作者那样充满怀疑，那会使人疯狂。」
当然，说塔雷伯根本不想管理风险，这种评论实在太荒谬了。他在经验资本公司的投资策略，就是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只不过他的风险管理从根本上与华尔街其它人所做的截然不同。没错，他确实宣称，人们无法预测那些塑造未来的惊人事件。毕竟，谁预见到九一一恐攻的到来（除了宾拉登与他那伙恐怖分子以外）？谁预见到黑色星期一？谁预见到一次大战的爆发及其后果？但那不表示我们应该盲目因应，胡搞瞎搞。塔雷伯认为，问题在于，我们的预测是在自欺欺人，我们承担太多的风险。黑天鹅就潜伏在阴影中，他警告大家要小心！
二○○七年春季，《黑天鹅效应》（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在美国各大书店热卖，甫上市就一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第五名。其中有一整章〈随机性的美学〉是在颂扬法国的数学家曼德博，他的碎形几何学深深影响塔雷伯对极端事件与肥尾的看法──塔雷伯把这个极端领域称为「极端世界」（Extremistan）。相对的，他把钟形曲线中间的平凡领域称为「平庸世界」（Mediocristan）──曼德博证明，那个温和的高斯世界，基本上不适用于金融市场的狂野摇滚性质。
由恒星、行星、天体组成的实体世界──这些都是平庸世界的居民，是受到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s）的支配（你抛硬币的次数越多，结果越接近五五分的机率。所以，随着样本量的增加，结果会向曲线的中间靠拢）。
相反的，金融世界及其它领域是在极端世界运作，这里是由幂律支配，充满大起大落、肥尾、泡沫与崩盘。如果全球最高的人加入一排一百人的行列，他不会改变平均身高太高，那就是平庸世界。然而，如果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走进有一千人的房间，整个房间的平均收入会暴增，那就好像一个身高三千公分的巨人突然走进那一千人之中的感觉，那是极端世界。把一千名作家放在一个房间里，计算他们的平均销量。接着，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走了进来，那是一个极端赢家通吃的集中地。如果两个人的财富加起来是一千万美元，有可能其中一人的财富是九百九十九．九万美元，另一个人的财富是一千美元。 这种极端情况下，罕见的极端事件变成了重点，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其它的一切都是噪声。这是名副其实的「尾巴摇狗」（The tail wags the dog）。
一位评论家在《华尔街日报》上评论：「塔雷伯坚持认为，问题在于，多数时候，我们身处在幂律支配的领域却不自觉。例如，我们的风险管理策略──包括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及布莱克—休斯（Black-Scholes）的选择权定价公式──很可能在最糟的情境中失败……因为它们通常是错误地依据钟形曲线的假设。」[22]
塔雷伯的书成为文化试金石，并使黑天鹅的概念变成一种广为人知的迷因，象征着意想不到的极端负面事件。在该书出版前的十四年间，黑天鹅（black swan）一词在Factiva的搜寻中出现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九次（通常是指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一段舞蹈，名为〈黑天鹅双人舞〉〔the Black Swan pas de deux〕）。该书出版后的十四年里，黑天鹅一词在搜寻中出现九万两千五百六十一次。空中布满了黑天鹅。在新冠肺炎之后，伦敦的保险交易所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为政府单位提出一项黑天鹅保险计划，以避免政府单位受到疫情与其它极端事件的严重冲击。《普氏每日简报》（Platts Daily Briefing）认为：「尽管新冠疫情的黑天鹅效应给二○二○年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但美国废铁价格在今年结束时表现强劲。」兰诺．丝薇佛（Lionel Shriver）在《每日电讯报》（Telegraph）上写道：「川普是一个典型的黑天鹅事件。」市面上出现黑天鹅葡萄酒、黑天鹅出版商、黑天鹅瑜伽，甚至还出现一部非常古怪的漫画《黑天鹅侠》（Black Swan Man），把塔雷伯描绘成一个肌肉发达、穿着特殊服装的英雄人物，对抗比特币与联准会等邪恶势力，并提出「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归纳问题」之类的建议。
关于黑天鹅的确切定义，坊间有很多误解，这些误解一直令塔雷伯不堪其扰。有人问道：「九一一恐攻算是黑天鹅吗？」对世贸中心里的人来说，那是黑天鹅，但是对恐怖分子来说并不是。「全球金融危机算是黑天鹅吗？」塔雷伯说不是，那是完全可预测的事件（亦即灰天鹅）。事实上，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预测信贷引发的崩盘已经好几年了，他们只是不知道何时会爆发罢了。
专家抱怨，塔雷伯讲的东西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位《纽约时报》的评论者不屑地指出：「以前就有人提过了」）[23]。他们说，大家都知道肥尾。对计量分析界的专家来说，这句话大致上是对的。但塔雷伯从未宣称他发明了这个概念。他清楚知道，曼德博等前辈发现金融市场受到幂律的支配，充满肥尾现象，而且他也在书中这样写了。他只是主张，虽然华尔街有很多计量分析师可能对肥尾与黑天鹅了如指掌，但他们往往对肥尾与黑天鹅视而不见，只会使用风险值、布莱克—休斯等以钟形曲线为基础的模型（这些是选择权定价的主要模型），彷佛极端风险不存在似的。
布朗说，塔雷伯最重要的贡献，不是指出金融界有肥尾现象，而是主张尾部事件主导长期的结果。他告诉我：「每个计量分析师都知道，出乎意料的大事偶尔会发生，分析时考虑到这些事情很重要。但在塔雷伯提出黑天鹅效应以前，每个人都以为你管理日常事件的方式才是重点，等你打理好日常事件后，你才把约五％的注意力放在『异常事件』上。塔雷伯则是证明，如果你搞定那些异常事件，你就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你没搞定那些异常事件，你不可能在市场上撑太久。」
该书提出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后见之明偏误（hindsight bias）：大家容易在黑天鹅事件发生后宣称，他们其实一直知道黑天鹅即将降临。政治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在二○一六年出版的《超级预测》（Superforecast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rediction）一书中阐述这个概念。他提到一九八八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时（例如开放政策），他要求专家估计共产党在未来五年失去国家掌控力的可能性。几年后，苏联解体以后，他要求同样那批专家回忆他们的估计。泰特洛克写道：「平均而言，他们回忆的数字，比正确的数字高出三一％。」一位原本认为苏联瓦解机率是二○％的专家，回忆他预测的机率是七○％。
塔雷伯那本《黑天鹅效应》的核心，潜藏着一个悖论，一个令人不安的矛盾，但也是一种必要的矛盾。黑天鹅本质上是无法定义、无法遏制、无法理解、无法预测、不确定、混乱、随机、狂野、失控的危机。藉由命名、描述、界定这种现象，塔雷伯试图做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把黑天鹅难以捉摸的性质，限制在确切的参数内。他试图讲述一个有关黑天鹅的故事，这稍微违反书中提到的另一个关键概念：塔雷伯称之为叙事谬误（Narrative Fallacy）。他写道：「我的视角是把焦点放在，叙事简化了我们周遭的世界，以及这种简化对我们在认知黑天鹅事件与极度不确定性上有什么影响。」人类的大脑渴望秩序，需要秩序。诚如琼．蒂蒂安（Joan Didion）在《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中所写的：「我们为了活下去，而给自己讲故事……我们的生活完全是在不相干的图像上强加一条叙事线，尤其作家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把型态、结构、脆弱的框架，强加在一个老是陷入混乱的世界上。塔雷伯写道：「你做越多的归纳，加入越多的秩序，随机性就越少。于是，那些促使我们简化的同样条件，也迫使我们以为，世界并不像实际状况那么随机。」塔雷伯认为，这是记者与经济学家经常犯的错误，导致他们在非常不确定的领域中做出强烈的假设。
同样的，印度小说家艾米塔．葛旭（Amitav Ghosh）在二○一六年出版的非文学类著作《大混乱》（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中也指出，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文学小说无法把全球暖化等极端事件融入可信叙事的原因。文学小说渴望叙事合情合理，所以精心设计了因果故事，摒除了无法理解的叙述──无法预见、不太可能发生的灾难。那种灾难只存在奇幻与科幻小说那种比较小众的类别中。文学小说通常是以中产阶级人物──例如福楼拜（Flaubert）笔下的埃玛．包法利（Emma Bovary）、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的日常生活与小圈子里的问题为主（这个现象的例外可能包括《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及《白鲸记》〔Moby-Dick〕等史诗级的作品）。葛旭写道：「这个原则的核心信条是，『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除非是以目前看到的方式发生变化。』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大自然不会跳跃。』然而，问题是，大自然即使不会大跳跃，但它确实会跳动。」
黑天鹅事件比比皆是，但要谈论或思考黑天鹅事件却异常困难。英国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为类似的现象自创了一个词：超物件（hyperobject）。这些难以捉摸的实体（对莫顿来说，主要是全球暖化）在时间与空间上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传统的人类思维形式无法掌握它们。然而，人类总是对它们着迷，这有助于解释《黑天鹅效应》超乎寻常的热销程度。该书销量高达数百万册，并蝉联《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高达三十六周。该书的畅销把塔雷伯变成小有名气的人物，彭博社（Bloomberg）称赞他是个「迷你权威」，而且他每次受邀演讲的开价是六万美元起跳。《卫报》报导，「一夕间，塔雷伯从一个在荒野中发表奇特理论的孤独之声，变成现代的卓越先知。」
然而，即使他突然走红了，二○○七年那时，还是不足以说服投资者把钱投入寰宇的黑天鹅保护计划。
但那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
八、金发女孩源于童话故事「金发女孩与三只熊」（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的故事，后来延伸意指经济情况恰到好处，不会过热或过冷。·
附注
[21] Joseph Nocera, “A Skeptic Who Merits Skepticism,”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2005.·
[22] David A. Shaywitz, “Shattering the Bell Curv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4, 2007.·
[23] Gregg Easterbrook, “Possibly Maybe,”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2007.·
09 极暗隧道
史匹兹纳格尔紧张不安，汗流浃背，过去三十分钟里，他查看黑莓机不下二十次。那是二○○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他正在芝加哥的郊外，与某大学的捐赠基金经理人开会。与此同时，他也持续密切关注着新闻、电邮和市场状况。美国与欧洲的金融体系正在急转直下，可能拖垮全球经济。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了，房利美与房地美一如塔雷伯多年的预测那样爆掉了，银行正大量流失现金，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正濒临破产边缘。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已经拼凑出一份价值七千亿美元的金融纾困方案，试图遏制这场危机。
国会正准备投票决定是否批准纾困方案，目前还不清楚投票的结果会如何。突然间，美东时间下午一点四十三分，市场暴跌，因为美国众议院否决了纾困方案。惊慌失措的投资者，像战场上遭到炮击的士兵一样逃之夭夭，四处寻找掩护。道琼工业指数在一分钟内下跌一百点。截至下午一点四十五分，道琼指数下跌五百八十点。在接下来的那几个小时里，道琼跌了七百多点，当天以重挫七％收盘。
在圣莫尼卡，雅克金坐在屏幕前，屏幕上闪烁的数字令他看得入神。寰宇的交易室静得出奇，他感到一阵恶心，觉得好像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他抬起头来，望着去年史匹兹纳格尔挂在办公室里的一幅巨画，那是日本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名画《神奈川冲浪里》（Great Wave off Kanagawa）的仿作，画中的狂暴巨浪卷起脆弱的渔船。另一面墙上挂着比利时的印象派画家威廉．德古夫．狄奴克斯（William Degouve de Nuncques）的黑天鹅仿作。
股市崩盘时，史匹兹纳格尔迅速从会议现场赶回旅馆房间，一边接听焦虑投资者的来电，一边从他的笔电和位于圣莫尼卡办公室的交易员一起管理基金的部位。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市场波动率指数（CBOE Volatility Index，或简称ＶＩＸ）飙升至二十八年来的历史新高。ＶＩＸ是一种衡量波动性的指标，又称为恐慌指数，某种程度上代表寰宇的获利。寰宇的投资部位价值正在暴涨。现在市场上掀起一片腥风血雨，寰宇是唯一一家有伞的公司。实际上，寰宇现在是在设定雨伞的价格。
股市收盘后，史匹兹纳格尔赶搭深夜的飞机回洛杉矶，为第二天做准备。一九八○年代他在芝加哥期交所从克利普那边学习「喜欢赔钱」以来，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市场崩盘的风险，不再是一只隐约出现在夜空中的模糊黑天鹅了。寰宇的黑天鹅保护协议在那年三月才获得第一笔新的外部投资，九月该协议就提供十亿美元的市场保险──也就是说，避免十亿美元的投资者资产受到崩盘的影响。截至国会引发市场崩盘的那天，寰宇总共为十五亿美元的资产提供保障，之后还会有更多。
十月八日，由于金融体系持续失灵，联准会、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分别大幅降息。联邦基金利率降至一．五％，为四年来的最低水平。翌日，股市在经历数周的动荡后，似乎变得比较平静，也许是降息给了投资者信心吧。然而，下午三点，市场又再次崩盘了。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那天是纽约证交所有史以来最繁忙的一天，成交量高达八十三亿股。
薛佛投资顾问公司（Schaeffer's Investment Research）的股票分析师理查德．斯帕克斯（Richard Sparks）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表示：「市场上的恐惧正急转直下。」[24]加州的理财顾问崔弗．卡兰（Trevor Callan）说：「我们正目睹全面的恐慌。」法国巴黎银行的布莱恩．法布里（Brian Fabbri）告诉《华尔街日报》：「我们正卡在一道极暗隧道中。」[25]
道琼工业指数自二○○三年以来首次跌破九千点，一举抹煞过去五年多头市场的涨幅。道琼工业指数在一周内暴跌一千八百七十四点，跌幅一八％，这是有史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周。道琼威尔夏五千指数（Dow Jones Wilshire 5000）是市场最广泛的衡量指针，在七个交易日内蒸发二．五兆美元的市值；相较于前一年的历史新高，市值总共蒸发八．四兆美元。
截至十月九日收盘，标普五百指数当月累积的跌幅已达二二％。这正是史匹兹纳格尔的公司过去一年半以来一直告诉投资者，他们会避免投资者受到市场崩盘冲击的类型。但多数的潜在投资者都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寰宇一直以低价抢购的深度价外选择权，突然变得非常值钱。九月下旬，标普五百指数在一千两百点左右的时候，寰宇买进指数在十月底以前跌破八百五十点可获利的卖权。跌破八百五十点在当时看来，是极不可能出现的崩盘。多数交易员几乎不看重这种卖权，并以约九十美分的价格卖给史匹兹纳格尔。现在，这些卖权的价值约为六十美元。寰宇在五十美元区间的高点，出售多数的投资部位。
当天交易结束后，雅克金把史匹兹纳格尔拉出办公室去喝啤酒，以纪念这个腥风血雨的时刻。当他们走向转角的酒吧时，惊叹那些在加州阳光下漫步在圣莫尼卡第二街徒步区（Second Street Promenade）上的人，那些人看起来好像世界太平，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他们即将畅饮一杯冰啤酒的仪式，并不是为了庆祝──世界正陷入危险中，他们很清楚这点。史匹兹纳格尔举杯敬酒时说：「许愿要当心。」
大笔资金突然涌进寰宇的大门，没有人知道市场会变得多糟，他们只知道市场持续下坠，他们想找降落伞（虽然从飞机上跳下来以后才开始买降落伞通常没效了）。
在交易约二十年后，史匹兹纳格尔终于像他在芝加哥期交所的场内大咖那样，成为业界大户。但这是一场被焦虑掏空的胜利。全球经济因为各种不良行为而陷入混乱，他和塔雷伯多年来一直针对那些不良行为发出警语，但无人理会。那表示很多人确实受到实际的伤害，这不是沾沾自喜地宣布胜利的时刻。塔雷伯对一家英国报纸说：「（这些警告）被证明是对的，令我感到难过。我并不在乎金钱。」[26]
但对寰宇来说，这笔钱既真实又庞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初期，寰宇的投资部位总共赚了约十亿美元，相较之下，其它的避险基金则亏了数十亿美元。由于该公司收费包括资产管理费一．五％及收益的二○％，这表示在一．五％的管理费之外，它还可以从十亿美元的获利中获得约两亿美元的收益。
到了二○○八年底，寰宇的黑天鹅基金保护四十亿美元的资产。这主要是来自新投资者的新资金，而不是来自黑天鹅交易的获利。寰宇把大部分的获利还给投资者，让他们把钱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或者对大胆的人来说，可用这笔意外之财进场大买价格大跌的股票。
记者突然很想知道圣莫尼卡这位神秘的黑天鹅交易员的一切。几乎每篇报导都提到《黑天鹅效应》的作者塔雷伯。言下之意是（至少史匹兹纳格尔是这么想的），寰宇是塔雷伯的基金，塔雷伯负责做投资决策，史匹兹纳格尔只是搭顺风车而已。起初，他喜欢默默无闻，很高兴让塔雷伯成为镁光灯的焦点，但后来他开始担心投资者可能误会。事实上，塔雷伯除了继续研究肥尾的数学，以及对那些可能对寰宇感兴趣的富有听众演讲以外，几乎对寰宇没有任何影响。
整体来说，史匹兹纳格尔和他的团队在二○○八年的获利是一一五％。相较之下，标普五百指数下跌约三九％（寰宇交易部位的实际获利是数千％）。也就是说，当年一开始在标普五百指数中投资一百万美元的人，年底只剩六十一万美元。这位投资者若要回本，该指数必须上涨六四％──这要等近四年才会达到。在寰宇，同样的一百万美元变成了两百一十五万。
当然，没有投资者把一○○％的财富都投入寰宇，他们只投入一小部分（寰宇建议三％）。那样配置资金的投资者，在二○○八年的整体损失约为八％，远比标普五百指数失血三九％好。
模仿者纷纷投入华尔街媒体所谓的「黑天鹅基金」。那个策略在塔雷伯与史匹兹纳格尔于一九九九年创立经验资本以前还不存在，现在却突然变成金融界最热门的产品之一，这令他们两人受宠若惊。这两位颠覆传统的人创造一个新的资产类别。这世上有多少交易员能这么说呢？但这也令他们烦恼。现在，史匹兹纳格尔不得不与许多模仿者竞争，他确信他们不太擅长交易，但可能更擅长华尔街的一大重要技巧：销售。
当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寰宇不是唯一赚了数十亿美元的避险基金。一小群投机交易员找到了放空美国房市的方法。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是豪赌型的避险基金经理人，他喜欢豪赌并购案。二○○七年，他靠着房地产相关的投资策略，赚了一百五十亿美元。神经科医生转行当避险基金经理人的麦可．贝瑞（Michael Burry）放空美国房市的衍生性商品，获利近五○○％。由于几乎没有人认为美国房市会爆掉，在房市爆掉前押注的成本极其便宜。
在某些方面，这些交易很像寰宇的交易，它们是对房价波动押注。保尔森等交易员使用的金融工具，称为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份房贷的保单。万一房贷持有人无法还款（或者，万一一万名房贷持有人无法还款），这种交换就有获利，那就好像股价跌破某个价位，卖权就有获利一样。
保尔森与贝瑞发现美国房市的系统性缺陷，并设计一种巧妙的方法，在房市崩盘时获利。相反的，史匹兹纳格尔与塔雷伯是发现整个金融体系的缺陷。衍生性商品的广泛使用，用错风险管理工具（例如VaR），杠杆的暴增，联准会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银行业变成肆无忌惮的投机、类似赌场的环境──这一切因素都把全球金融体系变成摇摇欲坠的纸牌屋。几乎没有人认同他们的观点，这表示他们可以像保尔森与贝瑞那样，以便宜的价格押注。
不同之处在于：保尔森与贝瑞那种赌注是一次性的横财。房市崩垮后，他们海捞了一票，但此后就再也无法复制同样的绩效了。事实上，保尔森在后续几年承受巨额的亏损。他们的押注很像艾克曼在二○二○年初做的惊人交易，艾克森也是使用廉价的信用违约交换来押注崩盘，那是一次性、无法复制的赌注。
相较之下，寰宇则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下注，直到永远。
「这个系统非常不稳定。」[27]塔雷伯对着整屋子的私人银行家说。他表示，资本主义岌岌可危，而且可能崩解。
随着寰宇的名声飙涨，塔雷伯的声誉也跟着飙涨。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是典型的黑天鹅（虽然塔雷伯说那是完全可预测的「灰天鹅」）。他突然变成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大家都很需要他，他也把握这个机会。
二○○八年底，他在法国协会剧场的主要场地佛罗伦萨古尔德大厅（Florence Gould Hall）登台（位于纽约市东五十九街）。他一如既往没打领带，穿着棕色的宽松裤子及蓝色西装，看起来像衣冠楚楚的先知，对着一群落荒而逃的自满精英宣布噩耗。一周前，股市因国会否决重要的纾困案而重挫；一个月前，雷曼兄弟刚倒闭。此时，整个气氛依然充满末世感。
他以平静、坚定的语气发表末日预言，偶尔还会对观众做手势。随着大型金融机构像骨牌那样倒塌，金融市场与整个世界远比许多人所想的更加动荡。他说，他对黑天鹅现象的关注超越了金融市场，延伸到科学方法本身。狂野、不可预见、混乱的事件随时都在发生，但华尔街的金融天才却看不到它们。他们的复杂模型是向后看的，他们依赖钟形曲线。但问题是，黑天鹅可以一瞬间抹煞整个投资组合，甚至整家银行。
随着雷曼兄弟破产的余波持续在市场上蔓延，塔雷伯加强他对华尔街金融工程师的攻击力度。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他以冷静的声音对那群银行家说，「那就是控制的幻觉。我们以为世界是可了解与可预测的，但我们并不了解未来。」
「在股市里，」他继续说，「过去五十年中最不稳定的十个交易日，代表着五○％的报酬。在过去二十年中，只有一天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就占了九○％的报酬，那天是黑色星期一。」
最近的事件把金融体系推向极端。塔雷伯对在场的银行家说，华尔街这场价值数兆美元的信贷危机结束时，将一举抹除全球银行业之前赚到的一切。
以前赚到的一切都会荡然无存。
附注
[24] Vikas Bajas, “Panicky Sellers Darken Afternoon on Wall Stree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2008.·
[25] Phil Izzo, “Economists Expect Crisis to Deepe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0, 2008.·
[26] Bill Condie, “Secret of the Black Swan— How a Trader Forecast the Crash and Cashed In,” Evening Standard, April 11, 2012.·
[27] 我出席了这场演讲。
第二部 肥尾效应到处在
10 梦想与梦魇
二○○九年一月，全球顶尖的金融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所谓的精英思想家，蜂拥到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举办地瑞士达沃斯。他们来这里，是想要搞清楚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以及下一步该怎么做。塔雷伯以新晋精英的身分，参与了这场盛会。
在周三晚间的论坛上，塔雷伯与英国的历史学教授兼畅销书作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以预测金融崩盘著称的末日博士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以及行为金融学家兼诺贝尔奖得主康纳曼一起坐在讲台上。他们讨论的主题是：雷曼兄弟倒闭的关键时刻，以及它在随后的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多数人都同意，虽然雷曼兄弟让情况变得更糟，但金融界的问题更加广泛，而且是系统性的。弗格森表示，展望未来，世界正进入「全球失落的十年」。他补充提到，美国的情况最糟，将导致「美国霸权的衰颓」。
接着，塔雷伯语出惊人地打趣道：「雷曼破产时，我很高兴。」他透过寰宇从雷曼的破产中赚了钱，并表示他听到那场灾难时，不禁手舞足蹈，并补充提到：「我讨厌交易员。」以强调他的立场。
前雷曼交易员觉得，他那番话一点也不好笑。他们在巴克莱银行（Barclays）收购雷曼之后加入了巴克莱，其中一人写信给客户表达强烈的不满：「那番话惹毛了交易员……大家都想杀了他。」[28]《华尔街日报》评论：「塔雷伯可能需要增派保镖。」史匹兹纳格尔试图缓颊，他告诉《华尔街日报》，寰宇的投资策略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特色：它往往在大家受苦时，享有可观的获利。
当时，史匹兹纳格尔正在对抗一个完全不同、而且更强大的敌人：柏南克与联准会。柏南克为了因应金融危机，全力调高金融刺激方案。央行把短期利率调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并开始实施所谓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ＱＥ）。这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不然，那是指联准会购买大量的债券：抵押债券、国库券等，总值数十亿美元。那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刺激经济成长。首先，那样做可以缩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银行不再需要持有那些债券。那也可以让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因为联准会现在是扮演最后购买者（bu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到了二○○九年的年中，联准会已经买进价值逾两兆美元的债券。
多数的经济学家对联准会的做法表示肯定，他们说那是防止金融体系崩解的必要措施。有些人把当时的经济比喻成手术台上需要电击的病人，唯有电击才能避免他心脏病发死亡。
史匹兹纳格尔认为，病人可能因此存活下来，但病情会比以往更严重。他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利率为零时，货币引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我们又回到一个靠政府来支持繁荣与债务的美丽新世界。」[29]史匹兹纳格尔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信徒，该学派谴责政府干预经济。其观点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因斯的支持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凯因斯主张以政府资助的金融刺激方案，来帮助摇摇欲坠的经济从衰退或萧条中复苏。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瑞德吕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等经济学家所阐述的奥地利学派观点，则是为濒临倒闭的企业开出难以入口的猛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药物。史匹兹纳格尔写道：「让所有积弱不振的企业倒闭吧，别纾困了。除非消除扭曲，否则金融体系必然会从更陡峭、更高耸的悬崖跌落。」
史匹兹纳格尔认为，那些刺激措施有一个重大的风险：引发持续的通膨，尤其是股票之类的资产。二○○九年的夏季，为了因应投资者对风险的担忧，他推出一档新基金，目的是从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他买入玉米、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买权，因为这些商品可能从通膨环境中受益。此外，该基金也放空美国公债，因为随着利率飙升，美国公债势必会受到通膨的冲击。
史匹兹纳格尔不是唯一预期通膨会急转直上的人。巴菲特也担心价格上涨，并指出美国公债市场正处于他所见过最大的泡沫之一。人称奥马哈先知的巴菲特曾在二○一○年表示：「出现严重通膨的可能性增加了，不仅美国如此，而是全球都如此。」塔雷伯表示，他预期会出现恶性通膨。
结果，他们都错了。失控的通膨并没有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发生。市场上出现一些周期性的价格飙升，但通常很短暂，或只限于某些快速成长的经济体与中国。中国每年以约一○％的速度成长，看起来势不可挡，这种经济成长率以及随之而来的需求激增，引发所谓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commodity super cycle），把铜、钢、铁等金属的价格推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
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膨之所以大致上受到抑制，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是由金融体系崩解引发的，而不是制造业等其它经济领域的疲软造成的。这导致刺激消费变得很难，因为银行受到危机打击后，选择囤积现金，而不是发放贷款。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比如经常投书《纽约时报》、也经常遭到塔雷伯批评的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联准会的刺激措施不够，欧巴马政府的支出不足以重振萎靡不振的经济[30]。克鲁曼在二○○九年五月的一篇投书中指出：「银行没有把多出的准备金拿出来放贷，而是紧抱着不放。」
通膨维持相对温和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经济成长温和下，多数美国人的薪资停滞不前。人们失业，就业市场疲软，企业不必提高薪资以吸引劳动力。没有星火可以点燃通膨的篝火。所谓的「薪资—价格回馈循环」（wage-price feedback loop），是指薪资较高的劳工会购买更多的商品，推高商品的价格，促使人们进一步要求提高薪资，这是导致一九七○年代通膨飙升的因素，但这次并未发生。这有部分也是因为一九八○年代以来工会成员减少及劳动力受侵蚀。来自中国的竞争是另一个因素，制造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生产转移到海外。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二○一○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薪资成长几乎为零。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指出，二○一五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七万两百美元，与两千年持平，「这代表十五年的停滞期，也是过去五十年来持续最长的时期」[31]。
虽然实体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重创，薪资与房价双双受到冲击，但股市却大幅上涨。拥有大量持股的家庭因此受益匪浅（账面收益）。但柏南克原本预期资产通膨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要不是没发生，就是发生的速度远比预期还慢。这种贫富差距在美国造成巨大的伤害，使大众对精英阶层的怨恨不断增加，也使那些无法因联准会的政策而受惠的许多家庭、小镇、劳工持续感到绝望。
因此，尽管史匹兹纳格尔的新通膨基金可能无效（他在几年后解散了那档基金），但他更重要的观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并非毫无明显的负面影响，例如资产膨胀主要是让富人受益──是正确的。而且，由于通膨在那十年间一直维持在令人费解的低水平，联准会从未停止宽松的货币政策。它把利率持续维持在低位，整个二○一○年代持续推动量化宽松。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刺激措施开始超速运转。然而，当这些刺激最终免不了停止时，那肯定会出现严重的经济低迷。二○二二年，随着联准会开始升息以因应不断上升的通膨，金融业的许多人开始思考，他们是否应该准备阿司匹林或药效更强的东西，以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
塔雷伯的出租车驶入火箭路一号时，偌大的仓库映入眼帘，那里是伊隆．马斯克（Elon Musk）设在洛杉矶的火箭研发公司 SpaceX。[32]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下午，塔雷伯查看电邮时，看到他的文学经纪人兼活动经纪人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写道，「欢迎来到洛杉矶！」
以下是议程的细节：
周五晚上
晚上六点：鸡尾酒会──跃层
晚上七点：晚餐──跃层──第五包厢
周六早上
上午七点半：早餐──跃层──第四包厢
上午八点半：搭巴士前往Space X（约二十～三十分钟）
为了方便只能在下午抵达Space X的克莱格．凡特（Craig Venter）参加，可能的话，我会把马斯克的演讲与参观安排在下午四点，而不是午休时间。
晚上七点半：晚餐──Spago餐厅（地址：90210加州比佛利山佳能大道北段一七六号）
凭着《黑天鹅效应》的畅销，塔雷伯进入美国顶级知识分子的沙龙：布罗克曼九（Brockman）的前沿基金会（Edge Foundation）。那是一个汇集科学家和思想家（主要是男性）的非正式组织，其中包括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康纳曼、夸克的发现者默里．葛尔曼（Murray Gell-Mann），以及 Google 的创办人谢尔盖．布尔（Sergey Brin）与赖利．佩吉（Larry Page）、亚马逊的贝佐斯、微软的比尔．盖兹，以及后来因丑闻而名誉扫地的金融家杰弗里．艾普斯汀（Jeffrey Epstein）等大亨。这个沙龙背后的理念很简单：把一群聪明人聚在一起，让他们交谈，看能擦出什么火花；然后，再撒点亿万富翁的金钱，也许真的可以孕育出大事。《卫报》写道，这是一个「汇集各领域有重大成就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提出重大、有趣或挑衅概念的论坛」。[33]
那一周，前沿基金会的成员聚在SpaceX及豪华的安达仕西好莱坞饭店（Andaz West Hollywood hotel），听取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与最早为人类基因组排序的克莱格．凡特（Craig Venter）等专家简报微生物学方面的最新进展。布罗克曼更早之前寄给塔雷伯一份所谓「大师课」的主题清单，里面列了许多令人眼花撩乱的先进技术与科学概念，诸如生命的本质与起源、在实验室创造合成生命、镜像生命、碳氢化合物和药物的代谢工程，运算工具、电子生物接口、奈米技术分子制造、生物传感器、加速实验室演化、定制设计的干细胞、抗多病毒细胞、人性化的小鼠、让灭绝的物种复活等。
在 SpaceX，丘奇的演讲主题是〈梦想与梦魇〉，出席者包括创投业者西恩．帕克（Sean Parker，他是脸书的最初支持者）、Google的佩奇、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创办人史都华．布兰德（Stewart Brand）、某位来自白宫的人，以及一群理论科学家。马斯克偶尔会钻进观众席聆听。塔雷伯自我介绍时，说他是风险工程教授，但也补充提到那头衔「无法说明我的工作」。
丘奇身材高大，留着浓密的白胡子，看起来像个巫师。他解释，一般普遍认为遗传学家已经排出整个人类基因组，但其实不然。所以科学家侦测ＤＮＡ中造成某些疾病（如思觉失调症）的遗传原因时，仍力有未逮。（后来，人类基因组的完整序列终于在二○二二年完成了）。
当天稍后，丘奇的另一场演讲主题是〈以化学物质建构生命〉。
「我将描述一些可能会让你感到震惊的技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即将提到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可能产生我们无法预料的意外后果。」
丘奇展示一张投影片，上面写着：「预防原则。如果一项行动可能对大众造成严重或不可逆的伤害，在缺乏科学共识之下，举证责任是落在主张采取行动的那些人身上。」
丘奇说：「我们有这个预防原则。当你不了解情况时，通常会选择什么都不做。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是。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多谈这个原则。」
丘奇接着谈到所谓的「全球环境改造」（global terraforming）。他是以全球环境改造做为对抗地球暖化的一种方法，「海洋施肥」就是一个例子：在海洋中洒下廉价的铁质来吸收二氧化碳，以促进藻类的大量生长。「有些人担心，当我们在海洋的中央促进藻类大量生长时，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重点是，你在地球上做这种全球环境改造时，是在冒这些风险；但你不做的话，也是在冒险。」
下一个主题是使用一种比较便宜的桌上型制造机来合成ＤＮＡ。他说：「这里，你可以一次生产出天花大小的东西。你可以制造出一种有抗药性、抗疫苗的天花。这实在令人担忧，目前有些人开始对监督这种事情产生兴趣了。」
这时，现场开始热烈讨论了起来。未来几年内，这项技术会不会发展到一个境界：在高中的实验室里，只要花几千美元，就可以合成致命的病原体？
丘奇说：「这是一种攸关全球生死存亡的风险，原因在于它们的复制能力。」他指的是病原体，「病原体与核废料不同，核废料扩散时会稀释，但这些病原体会一再复制。」
塔雷伯举手发言：「你这里面临的问题是，当你说『核能』时，大家吓死了，但核能不会加倍繁衍，错误是可处理的。然而，这世上找不到比病原体更容易加倍繁衍的东西了。」也就是说，病毒是呈指数级传播，「这确实是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