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着这些，在熊本的房间里扩散着鼠尾草的气息。不知道克莱默怎么样，它的鼻子比我灵敏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这过分强烈的故乡气息，它在用什么心情默默忍受呢？
豆腐拌小菜
放进菠菜即春天
便利店饭团，吃腻了。三明治和便当，吃腻了。煮蛋和沙拉还有鸡胸肉，再也不想吃了。九个月来，我尽吃这些了。
第一篇开头我便写了食物，上上篇说了食物，因为食物的存在至关紧要。
那会儿，我几乎天天吃淡口酱油炖的魔芋和茄子，吃了整整一个夏天，现在连看都不想看。淡口酱油味儿也很腻烦。
我基本上只要找准了一种东西，就会使劲吃，想一直吃到腻。不完全因为喜欢，更像赎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一直不觉得腻当然是一种能力，不过我更像强迫症。
我最近一直在想，“来日本后，我的饮食生活很贫瘠。在加州那会儿，吃的都是好东西”。
可是我遇到的人都这么问我：“日本的食物比美国的好吃吧？”他们似乎已经有了铁定的答案，并不谋求我一定回答。
住在日本的人这么问，住在海外的也这么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不能说食物难吃，但真的不好吃，谈不上我吃的都是好东西。单从饮食品质来看，可以说非常不好。我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我的现实与他人的想法之间会有落差。
现在我知道理由了。我在加州时，从不买成品，所有食物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我包饺子，做麻婆豆腐，炒通心粉的浇头，自己调油醋汁。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外面卖的不合我口味。美国产的冷冻食品，美国超市的成品食物、快餐，都不合我口味。
我住在加州的城市里，附近什么都能买到，比日本方便得多，几乎没必要自己做饭。可是成品的味道总比日本的稍微咸一些、甜一些、酸一些、油腻一些。我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无数不想吃重重叠加，就有了“别管我，我愿意自己做”的想法。
在美国餐馆吃饭确实觉得美味，可是量太大（简直是喂牛喂马的量），打包回去第二天再吃，就非常不好吃。金斧子变成了普通的铁斧子。
在日本就没这回事。
在日本吃什么东西之前，已知是什么滋味，吃进嘴里，果然一如既往。不难吃，没有“天啊，再也不要吃了”的厌恶感。冷冻食品，超市的成品菜，便利店的便当、饭团、三明治都如此。在日本的便利店买东西，这种行为本身让我内心雀跃。“可以买到这种东西呢，还有这种！”无数次我向在加州的女儿和朋友们汇报心情，然后一直一直买，一直一直吃。
这种生活持续了九个月。我感觉现在的自己，在不知不觉间被看不见的防腐剂和添加剂紧紧缚住了，被充斥着化学调料的重口味紧紧缚住了。我吃的好像不是食物，而是工业制品，敲一敲简直能发出“咚”或者“嘭”的一声；再不然就是有种过剩的筋道或蓬松感，很不自然。最可怕的是，无论买什么，吃什么，都要产生大量垃圾。塑料包装，纸包装，一层层塑料。这让我很难受，所以我严肃认真地做了垃圾分类。
严肃认真。
我经常用这个词。父亲在世时，我跨越太平洋，往返于加州和熊本时，经常用这个词。要知道一个月往返一次实在太难受了，但是没办法，我只有对别人、对自己说，“我是严肃而认真的”。
我现在的心情，就是那会儿的“严肃认真”。
就在前几天，我忽然很想自己做饭。
我会做，毕竟做了这么多年。那为什么最近不做了？怎么说呢，好像一颗钉子扎进了我心中最易痛的地方（现在还扎着），让我停下了手。
首先我想做的，是豆腐拌小菜。鹿乃子和沙罗子喜欢吃日本菜，她俩还在家住时我经常做。她们两个离开家后，剩下夫和小留，那时我做的所谓日本菜主要是寿司和炸鸡块，豆腐拌小菜这种清淡滋味的小东西不怎么做了。现在我很想吃豆腐拌小菜，想做。
豆腐，菠菜，胡萝卜，魔芋，芝麻，糖，盐，几滴酱油。
从食橱拿下来大大的捣钵，已经几年没用，上面落满了灰。洗净，擦干爽，在里面捣碎芝麻，放进挤掉水分的豆腐，放砂糖、盐、几滴酱油，捣成豆腐糊。然后拿出砧板。砧板也好久未用，洗干净，拿出大菜刀，切菠菜和胡萝卜，焯水，煮熟，调味，用豆腐糊拌好。最近一直吃成品，早就厌烦了成品味儿，我做的这个里面没有化学调料，没有添加剂，我做了一大钵，虽然滋味有点儿特别，无法拿给别人吃，无论如何，是我家的滋味，是我的滋味。
这么大一钵，超市差不多三千日元的量。就算代替三餐主食，大口大口吃也得吃三天。我这是做什么呢，这么多……拿它怎么办。
人会死
艾草依旧旺盛于荒野
时隔很久，我回了圣迭戈。
九个月没回去了。
我想见很多人，很多狗。想喝圣迭戈的啤酒，想和狗一起漫步荒野，想看太阳沉落进西海，想看月亮从荒原上冉冉东升。
日本夫妇M和Y去机场接我，拥抱之后，我哭了。回到家，蝴蝶犬尼可猛扑向我。沙罗子还没下班，她的伴侣D在家。拥抱后我想对D说点儿什么，干着急，英语挤不出来。
然后我出门，去见对面的J和D夫妇。啊，这里要用名字，不用缩写。杰利和黛安。
三十年前，我仰仗诗人杰利来了美国，没办签证，只有九十天观光免签，我打算待满九十天。那时，黛安女士去机场接了我，之后我们关系亲密得就像亲戚。现在那扇熟悉而亲切的大门和往常一样为我打开，已近九十岁的夫妇俩说着“我们在等你呀，盼着你来呢，我们很想念你”，然后紧紧拥抱了我。
之后我去见了C。我住在这里时，每天和C一起遛狗散步。
之后在Peet's?Coffee等来了E。
晚上，和从前一样，与M和Y去喝了啤酒。
整个美国西海岸的啤酒都以强烈的麦芽苦味闻名。其中圣迭戈又以啤酒作坊数量和麦芽苦度拔得头筹。那种苦感和香气，是喝日本啤酒的人想象不出来的。我家附近就有几家直连酿酒坊的啤酒馆。夫死后，我经常和M、Y夫妇过来喝啤酒，用日语聊天，频率之高，真的印证了“近邻胜过远亲”。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么交往下去，没想到自己中途溜号回了日本。
P死了。
N重病住院，状态相当不好。
G腰不好，轻易出不了门。
杰利和黛安这么告诉我。P和N，与我走得不算太近，但G与我很要好，我得打电话问候一下。
T发来短信：“过两天去看你，现在父亲住院了，我正手忙脚乱呢。”
对了，附近还有一个很亲近的朋友，H，可惜无从联系，因为我回日本不久他就死了。前一阵黛安给我发来邮件：“H家房子挂上了出售的牌子，每次看见我都很寂寞。”现在出售的字样已经消失，看来房子换了新主人。
九个月的变化竟然这么大。
明明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城市却仿佛褪了颜色。街道景色、人家、棕榈树、九重葛，看上去都暗淡无光。过去我每隔两天就要去一次的菜店，看上去灰乎乎的。过去常买的东西在货架上一如既往，店内客人一如既往，在我看来，几乎都是老人。
1991年，我依靠杰利和黛安的帮助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抵达的第一天夜晚，他们把住在对面的好友介绍给我。当时，这人就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是个初老男人，画家，和杰利在同一所大学教书，脸上带着平和而温暖的微笑，前额谢顶，白色长发向后梳成马尾辫，说一口知性的英国英语，对人和蔼、耐心，认真倾听了我结结巴巴的英语。我看了他画的画，真的出色。当时我与前夫刚离婚，正灰心丧气，看见这个男人的画，有那么一瞬间我暗戳戳地想，如果和这个男人交往，也许能弄到他的画。这人就是夫，最后我照顾着他，送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人其实并不温和，也没有耐心，不仅如此，卖不出去的画在家里堆得到处都是。
多亏有杰利和黛安在。我最小的女儿小留出生时，夫死时，多亏有他们在。
夫死后，再过几年就要轮到杰利和黛安了，那时我想过要给他们送终。不过在这件事上我也中途溜号了。
这次回去，看到他们的家里脏了。厨房到处黏糊糊，玻璃器皿污蒙蒙的，客厅沙发满是污渍，蒙着灰尘。啊，这种场景我那么眼熟。从前我回熊本时，父母家就弥漫着这种脏。黛安和那时的我母亲一样，已经看不到、感觉不到脏了。
黛安用非常平静自然的口气说出的话，也让我心情沉重。
“这阵子杰利啊，走路越走越快，刹不住，最后会摔跤。幸好他平时不怎么走，偶尔走一走就会这样。”
（啊，这是帕金森病的症状……）
“住在远处的儿子经常来电话，让我多带着杰利出去走路，买东西要一起去，我希望儿子不要多管。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哪怕只是买东西的时候。过去我有很多结伴买东西的朋友，他们都死了，剩我一个人了。”
黛安曾是个完美主妇，能干、热情、从不依靠别人。别人劝她雇人做卫生，她不听，只说要自己做。
听着黛安的话，我伤心到受不了。我用力拥抱黛安，想对她说：我一定会回来的，你死的时候，我会陪伴在你身旁。但我没能说出口。
据说几日前下了雨，就在加利福尼亚持续山火之后。（这一带未被烧及。）我带着尼可去荒野散步，看见土地上生出了无数苔藓地衣，鼠尾草和艾草一闪一闪的，熠熠有光。荒野即将萌生无数新的草芽，在春天到处疯狂蔓生的野瓜蔓也稍微长长了些。
季节在流转，生命在循环啊。我想。
初春的狂风
攀爬滨松町的台阶
《闭经记》后记中提到，该书连载时的标题是《我乃汉》。写作“汉”字，读作“女人”，是作者对生机勃勃的中老年女性的自创称呼。
今天我要发牢骚。有一个字写作“汉”，读作“女人”（此处请参看《闭经记》） 。大婶儿和老奶奶都是汉。
有时我心里真的塞满了公愤和义愤。
很久很久以前，我在《好乳房?坏乳房》这本书里哀叹过东京地铁设施的冰冷无情。他们不知道对于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来说，在东京地铁系统乘车多么艰难痛苦。当时大女儿鹿乃子体重十三公斤，我抱着她，相当于抱着十公斤米加三袋一公斤重的砂糖。
那时我年轻而强壮，可以一边痛陈不满，一边带着我十公斤大米加三袋砂糖重的女儿，推着四棱八角的婴儿车，背着装有尿片和书籍的大包健步如飞。可是我现在六十三岁了，腰和膝盖都不行了，平衡感比以前差多了。
东京人乘电动扶梯时习惯站在左边，让出右边，我总是不小心站到右侧。被拥挤人流裹挟上扶梯对我来说很恐怖，我总是站不稳，脚下发虚。即使站到左侧，因为带着很多行李，经常被右侧通行的人冲撞，每到这时我都保持不住平衡，心里很害怕。
不光是这样，我的手腕有慢性疼痛。可能是前段时间从台阶上摔下来时扭伤了。自那之后我往返于东京和熊本，总拖着行李箱，手腕疼得越来越厉害。尤其是站台上和换车通道里的黄色凸凹块，那是为视觉障碍者设计的盲道，行李箱一到上面，我的手腕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伤痛的哀鸣。盲道本来为了守护弱者而设计，现在却伤害了其他意义上的弱者。
上年纪后，皮肤干皱，白发越来越多，赘肉有增无减。平衡感变差，膝盖和腰疼痛，这些都理所当然，我只能接受。但我愤怒的是，三十多年了，东京地铁系统的种种状况没有任何改进。就这还要开奥运会？！
我最常去的地铁站是滨松町站。
滨松町站里有JR山手线、京滨东北线，还有开往羽田机场的东京单轨。三条线在同一个站里，不用出站。出站后稍走几步，就是都营浅草线和都营大江户线的大门站。
浅草线东接京成线，西接京急线，既可以去羽田机场，也可以去成田机场。在日本桥站可以换乘东西线。我去早稻田时，经常坐这几条线。
如果是回熊本，就在滨松町站换乘单轨电车去羽田机场。
其实浅草线直通京急线，坐这个就能去羽田机场，但我脑子里的东京地图还和三十几年前第一次抱着婴儿在东京和熊本之间往返时一样，是老地图，去羽田机场只有单轨电车这一条线。对我来说，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滨松町站，根本不是什么东京站或涩谷站。
问题来了。从地铁的大门站到滨松町站，这段路全部是上坡。最初有电动扶梯还好，但是换乘一段又一段扶梯之后，还剩最后十几级台阶时，扶梯没了！只能爬台阶。
那种上当受骗感！那种被辜负的感觉！带着沉重行李时真的很绝望。实际上不光我一个，在这里，我见过无数人带着绝望的表情攀爬台阶。
倒是有升降电梯，可是很难找，而且得绕远。谷歌地图显示从地铁的大门站到滨松町站只需要四分钟，可是以我的腿脚，四分钟绝对不够用。
好不容易爬上台阶，邻接的单轨电车站内只有一台狭窄而陈旧的升降梯，忙得不可开交。根本负荷不了等电梯人的数量。原因很简单，挤在这里等电梯的，是要去坐飞机的人，都带着大件行李。
我不愿意等，没其他办法，只有爬台阶，爬到二层，爬到三层，才能抵达检票口。
台阶不说了，在滨松町站坐计程车也极其艰难。过去在单轨电车和地铁站之间，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下面有一个计程车上车点。如今那一带施工，上车点作废了。现在计程车都在从竹芝栈桥去增上寺的大路上排队等客。
前几天晚上下着冷雨，我带着沉重的行李到达东京时，已经精疲力竭。想坐计程车，那车明明亮着空车灯，却告诉我这里不能上，得往前走。我往前走了，再问计程车，被告知还得继续走。我走啊走啊，听到的指示始终都是“继续往前走”。我这才明白，得走非常远，走到一个远离车站的地方，才能上计程车。我心想算了，扭头回了车站，换了几次地铁，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六十三岁的老奶奶在冷雨里抱着大行李，白发凌乱纷飞，恳求司机快点儿载我，司机却躲避了我的视线，只一个劲儿地摆手示意我往前。冰冷酷寒的东京冬夜啊。这种冰冷劲儿，这种堵心劲儿，究竟是什么呢？是这个大都市？是都市人冰冷的心？是看不到一丝希望的奥运会的未来？
事情还有后续。这一带始终在施工，情况随时发生变化，经过改善或某种妥协后，计程车上车点改到近处，比以前容易上车了。前几天时隔很久我去东京时（2021年4月），看到告示，滨松町站的某座楼即将关闭不再使用。告示上写着“多谢五十七年来的惠顾”。这就是说，各种不便之处正在得到改进，同时也说明，五十七年前的设计压根儿没有考虑老弱人士，而现在的社会确实在进步，我有些感动。
我的绝望便宜卖了
都拿去！臭小偷
现在大学放春假，我不用去东京，不用去大学上班，不用早晨五点半被闹钟吵醒，不用在机场穿行，不用爬地铁台阶，不用靠便利店饭团填肚子了。
但是我得处理积压已久的约稿。我以为趁着放春假，我能高效率处理工作，带狗散步，给植物浇水、换盆，做以蔬菜为主的淡口味菜肴，大口大口吃下去。啊，真要能这么顺利愉快就好了。
实际上工作一点儿也没进展下去。
我不仅要完成约稿，还得整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写必须寄出的信，交必须要交的钱，扔掉不必要的东西，收拾家里的杂物山，衣服都要叠整齐。这些我都没做成，只照顾了植物，遛了狗。因为我被下面要说的事情分了心。
这件事乍看与春假无关，实际上有关系。因为放了春假，我可以气定神闲地遛狗，不用赶时间。于是遛狗时遇见了老朋友K。每次我们在遛狗路上相遇，都要驻足说一会儿话，有时还一起散步。克莱默认识K家的狗，不乱叫。K家的狗很爱我，因为我总是随身带着肉干。
K说：“明天六点，有个讨论T川蓄洪地有效开发利用的集会，你来不来？”
我有兴趣，加上放了春假，心情比较放松。
我家就在T川边。我去美国之后，依旧保留着这处房子，每次回来都住这里。父母的房子原本就在附近，现在已经卖掉了。
T川以前经常泛滥，大约三十年前，政府把河滩改成了蓄洪区，修建了几道水闸，有洪水险情时，便开闸把水引到这里。自从建好后，即使下再猛烈的暴雨，这一带也没有发过洪水。
据说，三十年前政府还计划在这里修建门球场和网球场，建好水闸和一部分设施后，政府没钱了，剩余工程半途而废，蓄洪区的土地被挖开，环境被破坏后，政府不管了。
被闲置的土地慢慢变成了原生植物和外来之物的繁生之地。苦楝树种子飞来，幼苗长成树林，到了初夏，河滩上飘散着苦楝的清香，杂木丛里结着野草莓，雉鸡在此安家繁衍。盛夏野葛蔓生，五叶藤和葎草茂盛，苎麻和香蒲葳蕤向上。秋天里王瓜结出果实，黄栌树叶被秋色浸染。入冬后草木枯黄，初春时节死而复生。几十年来四季流转，河滩彻底回归为凌乱而丰盛的自然，成了野鸟的乐园。
但是几个月前，不对，可能一年多前，河滩上开始了可疑的施工，久久不见结束，令人心里不踏实。
市里以“迎宾计划”的名义处理河滩上的杂草，将草铲平后，在河滩上覆盖了深绿色的地毡。没过多长时间，河滩几乎都被这种地毡盖住了。野草消失，苦楝被砍伐一空，杂树丛被清除，河堤上堆积了沙子，弄得就像城市公园的慢跑专用道。几十万平方米的蓄洪区的边缘地带还陆续种植了樱花树。也不知究竟想做什么。我开始没太在意，只觉得“如果修整得干净又漂亮，就太无味了，仿佛被消了毒。雷同的规格化景色不是熊本的味道”。
我还是太乐观了。
参加集会后我才大吃一惊。
市里计划将现在的自然状态彻底清除，让民营公司投资建造宿营地和烧烤公园来赚钱。听着官员们的说明，我心中燃起凶猛怒火，热度几乎能将我的身体蒸发一空。
我按捺不住，站起身说：“自然一旦被破坏，就找不回来了呀！”某个举双手赞成投资计划的老头子口气里带着恫吓：“别把自然自然什么的挂在嘴边，过去这么多年那里一直是自然，带来好处了吗？”
他，还有其他老头子，对，我要用“老头子”来称呼这些人。他们是一群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和八十多岁的老头子。
不对，不对，男的不都是“老头子”。实际上，邀请我参加集会的K先生也七十多岁了，他打心眼儿里喜欢自然，常说“自然无须人插手，不去多管就好了”。所以“老头子”是一种个人特质。我当然知道这点。但对大多数老头子来说，苦楝、香蒲、野草莓、成群的雨燕野鸭、少见的渡鸟，等等，都不如安全方便的生活重要。所以他们才找到民营公司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生意，让广告宣传旗和噪声占领河滩，为谋求小利而破坏大自然。
想到这里，我绝望了。无论我说什么，这些不爱自然的老头子都不会理解。不仅不理解，在此之前，他们还不习惯我这种毫不客气据理力争的女人。难道要从这么初步的地方做起吗……这也让我陷入了绝望。
波希米亚狂想曲里
樱花盛开
去年的事。早稻田一个学生问我“老师你看《波希米亚狂想曲》了吗？特别好看”，交的作业也是一首受到《杀手女王》歌词影响的诗（诗歌课程的作业）。后来其他学生也问我看没看《波希米亚狂想曲》，说好得不得了，交上来一首赞美皇后乐队的短歌（我教现代诗，学生可以写俳句或短歌）。之后又有其他学生，如此反复，班上响彻了波希米亚狂想曲。
七十年代我上高中时是泡在摇滚乐里的，但没听过皇后乐队。
纽约州北部城镇，在其附近举行的音乐节被视为音乐史上的经典。
1985年为给埃塞俄比亚饥荒筹措慈善资金，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皇后乐队在这场演唱会上的表演是电影《波希米亚狂想曲》中的重头戏。
在我的少年时代，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 聚集了四十万人。我贪婪地听遍了美国西海岸各个摇滚乐队的歌，度过了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憧憬要是再有一次伍德斯托克就好了。我的少年时代绝谈不上明亮，好歹平安地活到1975年，二十岁了；1977年大学毕业，当年结婚又离了婚。1982年去了波兰，1983年再次结婚，1984年生下鹿乃子，搬家到熊本。去之后马上申请了保育园，但没名额进不去。有半年时间，我抱着小婴儿，和一心想工作的前夫据理力争，拼死命做了自己的工作。忙碌得完全没有听音乐的时间，不要说Live?Aid 了，外面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我都无暇顾及。
现在学生们都说这电影好，那我就得看看，于是去电影院看了深夜场（我看电影，克莱默在车里等我）。
看完我也觉得特别好，超级好，又推荐给朋友、邻居、在加州的女儿们。与我同龄的几个朋友向我推荐这部电影，我得意扬扬地说已经看过了。去东京时，我拉着小猫去附近的电影院看了第二遍。之后过了没多久，自己在熊本又看了一次深夜场（让克莱默在车里等着）。后来几次飞国际航线，连续在去程的飞机上看了四遍，回程看了三遍。
Brian May（1947—），皇后乐队的吉他手。
John Deacon（1951—），皇后乐队的贝斯手。
看前两遍时觉得电影里的一切都很迷人，后来开始对配角有了兴趣。第三次我是为了布莱恩·梅 和约翰·迪肯 看的。
Freddie Mercury（1946—1991），皇后乐队的主唱。
Roger Taylor（1949—），皇后乐队的鼓手。
电影主角是弗雷迪 ，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电影。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塑造得非常细腻。罗杰 英俊得闪着神光；布莱恩的眼神有种穿透一切的力量；约翰冷静干脆，就像音乐里的贝斯。
他们在写《波希米亚狂想曲》这首歌时，弗雷迪问布莱恩：“你（因为玩摇滚）丢失过什么？”
“什么也没丢失。”
“就得这样。”弗雷迪说。
我太喜欢这一段了，倒回去看了好几遍（在飞机上）。
还有他们去美国巡演时，弗雷迪把麦克风对准约翰，约翰稍带羞涩地说：“休斯敦，我爱你！”这里我也倒回去看了很多遍。
细想一下，摇滚乐队粉丝的爱，不都是给最中心最华丽的主唱歌手的，很多粉丝喜欢主唱身后不那么起眼的鼓手和吉他手。我想起自己上高中时，我们喜欢校篮球队队员，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英俊个子高的R君。小个子的M君，戴眼镜的K君，大猩猩似的A君，也必有死忠粉丝。电影在这里做得很好，充分理解了粉丝心理。
电影里的罗杰太帅了吧，冲动之下我上网搜索，真实的罗杰更帅。
我在少年时代沉迷的是尼尔·扬。大家搜索一下就会知道。尼尔·扬现在是很老的老爷爷，从前是个深沉内向的好男人，远不是帅哥，曲子也不是帅哥式的流行风。他的曲子有的简单好唱，大多数沉重晦暗。少年时代的我喜欢的是这种类型啊。这么想着，我察觉到电影里一个有趣的点。
扮演罗杰的本·哈迪身上，总有一束光。
尤其是乐队在做电影同名曲时，他们在农场厨房里发生争执，一束光从上方照着罗杰。我认真看了那个厨房有没有天窗，没找到明确答案，感觉更像导演的有意安排。也许导演想让已经很英俊的本·哈迪看上去更像罗杰·泰勒吧。我这么想着，看了第五遍、第六遍、第七遍。
我还认真搜索了歌词，发现电影情节的发展和歌词有关联。感觉这部电影很像一种能剧和文乐，歌与故事紧密融合。我这么感慨着，看了第八遍、第九遍、第十遍。
克莱默克莱默
你想和我在一起吗？
最近发生了克莱默危机。
我去东京工作时，把克莱默寄放到熊本的友人J家里。J家有一只边牧，是个既聪明又硬气的女汉。克莱默比人家年纪小，性格也?，总是挨边牧的低吼和顶撞。不过在旁人看来，这一年间两只狗相处得还不错。没想到在这个春天，事情有了变化。边牧变得懒得活动，不如过去机敏了。人们以为是狗到中年，发胖懒得动，但那懒劲儿不正常，连几步都跑不动。经兽医诊断，边牧得了糖尿病。病因是烦恼郁积，精神压力太大。说到这一年来导致精神负担的变化，那就是克莱默的出现。边牧觉得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它原本就是糖尿病体质，郁积太多的烦恼恶化了病情。这是兽医的看法。兽医还认为，最好暂时不要让两只狗见面了。从边牧的角度看，这个结论理所当然。
从克莱默，不，从我的角度看，这是大麻烦。
我想了很多对策。
一、把克莱默寄放到熊本的狗舍或兽医院里。当然，狗舍和兽医院无法与朋友家相提并论，从此克莱默全天都得进笼子。
二、我带着克莱默搬家到东京。但是这样一来，我只能过大学与家之间的单线生活，其他什么也干不成了。
三、只把克莱默送回加州。
加州有我的朋友C。克莱默和C的狗好得像一对情人。以前我经常和C互相寄放狗。我把克莱默的麻烦告诉C，问他：“万一我把克莱默送回加州，能不能请你帮忙照看？”C在邮件里回复我：“当然可以，只要不是每天。”
加州家里现在二女儿沙罗子和伴侣D住着，家里还有蝴蝶犬和哈巴狗。两人清晨早早出门工作，夜里很晚归来，这种生活养小型犬勉强凑合，克莱默这种大狗肯定不行。不过，沙罗子还是在邮件里告诉我：“我们不当主力军，只做辅助的话，多少能起点作用。”
还有训犬师Q。以前我每次回日本，都把狗寄放在Q那里。时隔很久我联系了他。他说：“随时恭候。”但这样一来，克莱默就算长期住进Q家了。不知为什么，克莱默和Q不亲近。还有，为了和克莱默见面，我又得重启过去定期越洋往返的疲惫生活。
我考虑了很多天，分析了各种可能性，决定了大体方向，那就是送克莱默回去，让训犬师Q、友人C、二女儿沙罗子和伴侣D分时间段照顾。
没办法啊。克莱默身边只有我一个人，它留在熊本的话，每星期一半时间得待在笼子里。我们去东京的生活完全不可行。相比之下，回加州对克莱默来说幸福多了。
不过，这只是我脑子里的一个“解决办法”，从感情上我还下不定决心。
克莱默一旦回了加州，就回不来日本了（带它过来的手续已经极其费事）。我在日本的生活不知还将持续几年，我得熬过它不在我身边的漫长日子。
克莱默和我很亲，总在我身边紧紧黏着。说不定，克莱默觉得我是它妈。如果它离开我，一定非常伤心。而我也会永无休止地后悔自己推开了它。
想着想着，眼泪停不住了。我泪水涟涟，带着克莱默走过熊本的山野与河滩。
克莱默根本不在意我哭。一到了无人的河滩上，它和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邀请我一起玩。我和它赛跑，它撒着欢儿跑远，返回来找我时，是一张开心的笑脸。我当然不会告诉它，最近我们不去J家了，不和边牧玩了。狗狗的心里只有眼前正在发生的事，不想别的。
一来二去，做决断的时间到了。我得赶在大学开学之前下定决心，还要办理各种手续。
我这样思前想后过了几天，自己也快被精神负担压垮。一天晚上，我在网上给小猫发了SOS信号。
“在吗，小猫？”
枝元不姓猫，不姓狗，我四十年前认识她，一直叫她小猫。
“在，咋啦？”
“我一想起克莱默的事情就想哭。”我这么一说，小猫打来了电话。我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就哼哼唧唧地哭出了声。
认识我多年的小猫说：“比吕美啊，这么多年了，你一点儿都没变。”
对，三十五岁时我就是这个样子。那时我为男人的事而痛苦烦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觉得生活山穷水尽了。
小猫说：“你把明天的事想得太复杂了。”
“我们活了这么久，知道这世上有很多办法可以回避痛苦局面啊。”
然后我决定了。不送克莱默回加州。我要和它一起在熊本生活。
我找到的第四条路，是不送克莱默去狗舍或兽医院，而是请以前在紧急情况时帮忙的爱犬教室的老师照看。
这是我能想出的最优选择。虽然最开始我不知道克莱默能不能适应。所幸克莱默非常喜欢爱犬教室的老师。刚刚去过几次，就已经和人家熟悉得不得了，只要看见老师，就一声不吭地蹭过去舔人家。它是绝不和不喜欢的人亲近的，遇到不喜欢的人连理都不理（比如从前的训犬师Q。Q其实是很好很好的人）。克莱默自己跳上老师的车，去老师家住半星期。这么做虽然很花钱，不过想一想，三十五年前我给保育园交过学费，现在是一回事儿，花钱不算什么。我想和克莱默在一起，一起活过每一天，直到它死去离开我。
未碰琴键
已知春风
那什么，我开始学弹钢琴了。
我很想一脸自豪地这么告诉大家。不过，这其实是一年前的事。一年间我有太多事不得不说，就拖后了。而现在我已弃学很久，不过还是想写出来，想让大家赞美一下我年过六旬开始学琴的勇气。
我让三个女儿都学了钢琴。大女儿鹿乃子现在就以钢琴教师为业，但我自己从没想过要去弹琴。
又名羽管键琴，一种拨奏弦鸣乐器。
小学时父母让我学过一阵子大键琴 ，痛苦死了，我很快放弃了。
书法班和绘画班就不痛苦，我开心地学到上初中以后，从中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懂得了一些最根本的人生道理。相比之下，我和音乐没缘分。
但是我喜欢听。别看现在我一天到晚只听皇后乐队，之前我是古典乐迷，喜欢钢琴作品，这几年痴迷歌剧。再说一次，在看《波希米亚狂想曲》之前，我是这样的。
但是我写不了关于音乐的文章，也没写过。因为我心里有个一直过不去的坎儿。
小学高年级时，我们去音乐教室上音乐课，老师是我特别喜欢的好老师，教给我们很多正经八百的音乐知识。比如音阶、调性，什么调可以转成什么调。可是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作曲”的作业。我音乐成绩很好，以为作曲易如反掌，就试着用五线谱写下了脑海里浮现的旋律，之后无论怎么绞尽脑汁，都谱不成一支曲子。我这才知道，我对作曲时需要的乐理一无所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白了自己有不明白的事”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瞬间。
后来我长大了，开始听摇滚，听古典音乐。在美国时，夫喜欢听古典乐，为了和睦相处，我更加沉迷古典乐。可是无论听多少，我依旧对音乐写不出一个字。
忘了是什么时候，我买了本名为《乐典》的乐理书，但和看数学书一样看不进去。（我的数学，无论何时，自始至终，都超级弱。）在那之后我就想，等以后回日本了，要去学钢琴。
为什么不在美国学？美国的音乐课贵得吓人（一小时上百美元。为了女儿们，我掏过这么多钱）。另外，美国的音乐术语也和日本不一样。日本的哆来咪，在美国是CDE。日本的哆长调，在美国是C大调。我六十多了，死脑筋一个，记不住新东西，想用小时候学过的音乐术语学琴。
第一次上课，我就告诉老师：“我压根儿不想弹琴。”
这个年纪学钢琴，和这个年纪减肥一样难如登天。
“我活了大半辈子，按错键，动作不流畅，紧张，狼狈，这种事已经经历得太多，不想在这个年纪重来一遍。”我直截了当地告诉老师。
我想学的是音乐的原理，想知道乐曲是如何构筑的。
小学时因作曲失败导致的屈辱（又叫作心灵创伤），我现在想雪洗，想弥补。
老师说：“既然这样，你可以学巴赫。”接着给我讲解了巴赫的创意曲。老师看着乐谱，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标注出乐曲中出现的同一个乐句，让我看到粉红色的段落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刚才冒过头的绿色，没一会儿又冒出来了，和蓝色合到一起，或者盖住了蓝色。
这和我听熟的创意曲很不一样，简直像古老的故事，灵动而有生命。像舞蹈音乐，比如尊巴，里面有跃动的肉体，有充满节奏的舞步；像一段用鲜活表情和手势讲出的落语。
“这个音符在渴望结束。”没想到老师会这么表达，我听到后简直目瞪口呆。
我甚至对老师说：“老师，不好意思，请你再说一遍。”
老师重复说：“这个音符在渴望结束。”
我一直以为，只有人以及狗，才有“渴望”的意识。没想到音符也有“渴望结束”的意志和感情。评价葡萄酒的术语里有“酒体（body）”和“香气（nose）”之类的专用词，也许这种“渴望”，是音乐评论里的特殊表达方式，不过我自从听到这句话后，再看乐谱时，仿佛看到了无数音符带着情感和意志在鲜活地跃动。
我是个差劲的学生，不弹琴，不预习复习，光顾着写约稿了，经常爽约不去上课，为此还接到过老师打来的电话。
一年来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到的东西，就是几曲巴赫的创意曲和“音符有渴望结束的意志”。
也许只要我好好学习，至少能学会弹一曲。不过我这个年龄学音乐，只要学到了听音乐的路径方法，就已经有了意义。
啊哈哈哈哈春山笑了哟
对哟
也称为女性语，女性特有的一种遣词法，对应男语言。近现代的日语女语言，大约成型于二十世纪初，多为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所用，例如在句尾加上てよ、わね、わよ、のよ、だわ等柔软的语气词，以显示文雅，有教养，同时也显得规矩，刻板。从八十年代开始，女语言逐渐被中性表达取代，现在女语言多被视为日本中高龄女性的特有说话方式。
女语言 好像快灭绝了。
现在周围已经没人用女语言说话了，但是外国演员和歌手接受日本采访的视频里，如果有日语配音，那么女明星准是女语言配音，男明星就不是。差别极其明显。
我作为一个诗人，每次看到过剩的女语言，心里就充满愤懑，可以说是公愤，也可以说是义愤。
但是！我仔细听听自己说的话，就发现，别看我是这么一个人，别看我这外表，别看我这种性格，每次接受采访时，就和被配了音的外国女艺人一样，满口的女语言。
尤其是去早稻田教书后，我口中的女语言变多了。我也想过为什么。结论是，我对学生说话时，用了对女儿们说话的口气。对我来说，女语言就是家庭内部用语。所以女儿们觉得我说话一股大妈味儿。
泛指地势低洼的老城区。东京的传统下町，旧时多是手工艺人和商家等市民的集中居住地区。对应下町的是地势高、不受洪水威胁的山手地区，旧时的山手地区多官家宅邸。
我是东京人，在东京板桥区的杂居小巷长大。那一带的口音混合了北关东口音和东京下町 口音。男孩子一开口就很粗鲁，你是“おめー”，我是“俺”。换作普通孩子的说话方式，你是“君”，我是“仆”。可我上小学时，从没听见过这种普通方式。
女孩子们聊天时会说“我喝了脱脂奶粉哟”“太难喝了哟”。如果是动词的命令型，也用短促的省略型说出。小时候我一直觉得这种语气太粗鲁，一点儿也不喜欢，想着等自己长大了，一定不用这种短促的省略型。
前一阵子我和阿川佐和子女士聊天，才知道在阿川家，母亲对父亲说话都要用书面敬语。我惊讶死了。
母亲是在老城区小巷大杂院长大的，为人粗野、草率，对父亲说话口气随意，活像落语里的江户时代老板娘。母亲平时说话，粗野的男语言里夹杂着女语言。
我的女语言来自母亲。
我的女语言频率更高。这是因为我小时候时代气氛已经有了变化，和母亲小时候相比，社会进步了，也富裕了，我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这就意味着，曾经是山手女性代名词的女语言，已普及日本全社会。
后来随着女儿们长大成人，女语言逐渐从我的词汇库中消失了。
女儿这一代人的话语里没有女语言这种东西。我跟随她们，也渐渐转换成了更中性的语气。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前段时间与小学同学再会，我有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发现。
这位女同学和我同年（初老的女人），现在依旧住在原地，没有离开。她说起话来，满口女语言。我跟着她不由自主地也说了起来。
小学时我这么说话，中学时也是，高中时渐渐不用女语言，不等女儿们出现，已经开始不用了。
当时我有种意识，必须和女语言分手，不能再犹豫。那时我已经有了“女人也是人！”的意识，不想再被关在笼子里忍受下去。不过，这不完全是拒绝女语言，好像也是在拒绝方言。
我长大变成女人后，结识的女友来自四面八方，横滨的，北九州的，仓敷的，熊本的，虽然她们也使用轻微的女语言，但程度轻很多。
古希腊语中“我找到了”的意思。传说阿基米德泡澡时，由溢出的水获得灵感，他兴奋地跳起来，赤身裸体奔出门去，欢呼“尤里卡！尤里卡！”。浮力定律由此诞生，“尤里卡时刻”也成了通过神秘灵感获得重大发现的代名词。编者注。
这么看来，女语言，尤其是加在句尾的终助词“わ”，以及“わ”的衍生词，是某个时代、某个地域的特定方言啊！我简直想从浴缸里跳出来裸身跑到街上大喊：“我明白了！我发现了！我找到了！尤里卡 ！尤里卡！”
我的发现还不止于此。
我小时候说的东京方言里没有敬语。比如一个简单日常的“来”，长大以后才知道关西方言和熊本方言都有“来”的敬语。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在东京长大的我们，小时候是怎么表达这种日常轻微尊敬的呢？也许东京山手的小姐们会拿腔拿调地用女语言说一大串话表示尊敬，但板桥区小巷的孩子从来不这么说。
不过，其中的谜题我也解开了。
我在自己家，配合着女儿们的中性语气，用中性表达。回到熊本，对父亲说话时，我会用另一种语言。
我说“父亲，到吃饭时间了哟”，不说“该吃饭了”。
我说“父亲，我这就回去了哟”，不说“我走了啊”。
我说“父亲，你漏小便了哟，我来打开窗户吧”，不说“有尿味了，我去开窗”。
这种区别，就是说给父亲听的一种轻微的敬语。（我发现了！）
我想起来，母亲对父亲说话时，语气很粗杂草率，不过，这种粗杂也分微妙不同的两种：粗杂和更加粗杂。前一种说给父亲听，后一种是说给我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