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诗里，把“无边无际的油菜花”重复了七遍，之后轻语了“昼空一弦病月”，再用一句“无边无际的油菜花”结尾。祈祷词般的一首诗。
到了明年，我家院子里将会是，无边无际的醉蝶花，无边无际的醉蝶花，无边无际的醉蝶花，无边无际的醉蝶花，无边无际的醉蝶花，无边无际的醉蝶花。
我将祈祷什么。
无边无际的醉蝶花。
夜寒
女儿来了女儿走了
不得了了！上周，某夜十点多，我从早稻田回到熊本家里，正用钥匙开锁，门从里面打开，走出一个迎接我的人。
说是这么说，其实这人就是D，二女儿沙罗子的伴侣。
门从里面打开，一张脸探出来时，我差点被吓死。屋里传来沙罗子的声音，几乎还是她十岁时住在这里的嗓音：“妈妈回来了？”那一刹那我晕眩了：我在哪里？我是谁？
我有个毛病，一个人干活时，如果谁来了，或者谁进来了，出现在我面前，就算我心里知道，也会吓得打跌。长期以来，我在熊本公寓里独自生活，已经忘记这种打跌感。
在加州的时候，沙罗子和D住在我家的二层，与其说是一家人，其实更像分租房客。总之家里总有他们在，他们会找我说话，或者我找他们说话，互相帮忙做事，有时互邀一起吃饭。
我当然知道他们要来熊本。那天下午我本应该更早回来的。熊本对沙罗子来说，是从小长大的城市，有从小长大的家，应该一切都很熟悉。她确实熟悉。她带着D过来，找到藏在外面的钥匙，顺顺当当地进了家。
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想，沙罗子要回来了，沙罗子要回来了，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早稻田的课结束后，原本学生们要来我的研究室交谈到晚上。那天我说要马上回熊本，没管学生就冲到羽田机场，坐上最后一班飞机，念叨着沙罗子要回来了沙罗子要回来了，一路飞回熊本，在机场附近取了车，狂飙回了家。
熊本机场在熊本最东边，离阿苏很近，距离熊本市北边的我家非常远。我得在车河里穿梭，横穿拥挤的市中心。
在车河里，我一直在想：两人已经到家了吧？进门时闻到的狗味儿不太重吧？去哪里吃过晚饭了吧？家附近的超市已经关门，我去便利店买了自己的晚饭关东煮，比一人份更多些，要了沙罗子喜欢的萝卜和鱼肉山芋糕，想着D能吃关东煮吗？鱼糕裹蛋应该没问题吧？就这么念叨来，念叨去。总之知道他们已经回来了。
D从门里探出脸时，我还是吓得差点儿昏倒。
下一瞬间，说老实话，我打心眼儿里高兴呀，就像此世繁华至极的盂兰盆节、新年、圣诞节来了，我有了恋人、和他幽会、与他缠绵一样，就那么欢喜。
想一想，上一次我和沙罗子同时在这里，还是遥远的往昔，那会儿沙罗子还是高中生。
那时为了照看父亲，我在加州和熊本之间往返，疲惫至极，新年时护工放假，父亲身边必须有人，沙罗子主动代替我回来过几次。那时我在加州忙着筹备新年，特别感激沙罗子的体贴。但是父亲衰老了，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了，沙罗子的新年一定过得非常寂寞。
既然来客人了，我便带着他们去了阿苏。D第一次来日本，我们带着狗，住了宠物也能入住的温泉旅馆。
受地震影响，从阿苏到大分的道路还没有恢复开通，我们沿着阿苏火山口外沿道路行进，从外侧远望了阿苏全景，去了阿苏东北边缘的池山水源，穿过广袤高地，开进阿苏山谷，横穿谷间盆地，攀上阿苏山的正中央，俯瞰了草千里和火山口，在阿苏谷到高千穗路上，看到了那棵充满神性的古杉树，然后回了熊本。
此外还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们去附近的河滩散步，去附近的山里散步。两条都是我和克莱默常走的路。去了客美多咖啡店，去了摩斯汉堡，去了小留力荐的美仕唐纳滋，吃了甜甜圈。D不愧是美国人，要了数量惊人的甜甜圈，而且吃光了。我们还去了熊本市内的小馆子，喝了本地酿的酒，吃了天草打来的鱼。太欢喜了，打心眼儿里欢喜。但太短了。
沙罗子和D回了加州。剩我一个人。不对，我和克莱默两个。
过去，我回来照看父亲，临回加州时，我对父亲说：“马上还会回来的。”现在我懂了，我走之后，父亲大概就和现在的我一样，独自看着电视打发时间。
“下次你再来时，不要提前这么久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回来，到了前一天再突然告诉我吧。”有一次，父亲这么说。
“不然的话，我知道你哪天回来，就会一直等啊等啊。等的感觉，长得受不了。”
父亲当年的心情，我现在懂了。
一直很累一直咳嗽
一直活着
“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
这是石垣凛《那一夜》诗中的一句。石垣凛从十四岁起一直到五十五岁（当时的退休年龄），在银行工作了一辈子，没有结婚，用工资供养了家人。她一定经历了很多难过的夜晚，让她忍不住说出“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
几年前，我为岩波文库编辑《石垣凛诗集》时，誊写阅读了这位前辈的所有诗，途中遇见了这句。这一首不算有名，这一句谁都能写，但一想到是那位石垣凛写出的，便深深体会出了句中滋味。
“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也是我每天的心声。
一周七天，四天在早稻田，剩下三天要写稿，应对不同的截稿日，其间学生不间断地发来诗和小说的作业。我完全没有时间正视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如果再加上临时活动，有客来访，更是一点儿时间都挤不出。秋天时活动格外多，有几个演讲我实在推不了，加上沙罗子来了。高兴归高兴，不得不付出的东西也很多。我好像被石垣凛附了体，活得“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
十一月末，因为工作我去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回程又去了马来西亚。诗人就是这样，有时会接到外国邀请。一般来说，到了国外总要和异国人士交流，或者观光游览一番，这次我始终憋在酒店里干活。
布里斯班附近有好玩的博物馆，有树袋熊园，乔治市（马来西亚）有种迷人的陈旧感，城中心有一座清真寺，女人们戴着喜佳伯头巾，那里还在举办街头小吃节。马来西亚饮食和亚洲其他地方既相似又不同，酸酸辣辣，油汪汪的，直指美食本质要点，确实很美味……我顾不上这些诱惑，只憋在酒店里，面对的不是树袋熊，也不是异国文化，而是自己和自己写的文章。我自己也想：万里迢迢好不容易来了，我这是在做什么？
布里斯班的最后一天，在去机场的计程车里我感觉嗓子不舒服。到达吉隆坡时已彻底感冒，不过照常和别人吃了饭，参加了活动。登上回日本的飞机时，感冒越发严重，我睡了一路，第二天清晨到了东京。
那天早晨，我要去银座办事。因为旅途中笔记本电脑坏了，我预约了银座的苹果门店。下飞机后直接去了银座，离预约时间还差不到一个小时，想先坐下来等一等。
没想到苹果门店的态度特别冷淡。我手里有一个三明治，就向店员求助，能不能给我一个袋子把吃剩的半个三明治装进去。对方听到后，以非常不耐烦的嫌弃表情，给了我一个纸袋。
在日本，我还是第一次被如此蔑视、如此冷淡地对待（在国外经常遭遇）。坐在椅子上，我喝着咖啡，心里想：为什么呢？是我说错话了吗？不过偶然间我打量了一下自己，发现胸口上到处是飞机上咖啡泼洒留下的污渍，头发蓬乱，没化妆，手里拎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袋子（行李箱直接从成田机场快递托运了）。还有我这咳嗽。
出国时，日本正是深秋好天气，回来时已入冬，那天下着雨，早晨的银座大街上，人们都穿着挺括的冬日大衣，打着伞。我穿着秋天外套，里面套着毛衣和帽衫，浑身湿淋淋的。也就是说，店员以为我是无家可归者。没想到自己邋遢成这样，我很伤心，同时明白了无家可归者每天都要遭受这些，也为这个伤心。
作家，文艺评论家。
第二天，高桥源一郎 要来我的课堂，所以我不能停课休息。课一开始，我的状态糟得不能再糟，全身无力，昏昏沉沉，高桥先生见我坐在椅子上茫然发呆，就说：“躺下吧，没关系的。”我就那么在教室的地板上躺倒睡过去了。那天学生们得知高桥先生要来，纷纷来听课，教室里椅子都不够坐了。而我躺在教室地板上昏睡着。高桥先生不时问我：“比吕美，不要紧吧？”学生们异口同声：“不要紧，不要紧，伊藤老师总躺在那儿睡觉。”他们着迷地催促高桥先生继续讲课。
小时候我是特应性过敏体质，一感冒就会引发特应性咳嗽，久久难愈。咳嗽很消耗体力，光咳嗽就累得不行，腹肌跟着酸痛难耐（腹部赘肉再多也照样酸痛）。一般来说，小孩的特应性症状长大以后会减轻，我却越来越重了。
因为是特应性过敏咳嗽，所以止咳药没效果。去看医生的话，能拿到激素类处方药。就算是激素药，也不是立刻见效。这种时候就感觉喉糖异常美味。一天三分之一的热量几乎是靠吃喉糖摄取的。
咳嗽还没停。咳到痊愈时才会停。啊太累了，实在太累了。这场病简直就是缩写的“活着”，中心思想就是“一直到死，都得活着”。
春天来了
带来喜悦之事
LINE太好玩了。
最开始是学生们拉着我用的。我把手机递给一个学生，请学生帮我设定了ID和密码。个人隐私？信息安全？算了吧，顾不上了。设定之后一直没用，也不想用。还专门用LINE提醒了只用LINE的人：“我不用LINE，有事请发邮件。”后来我才意识到一个重大事实：学生很少用邮件。
那怎么办呢？学生之间都用LINE联系，所以如果我有重要的事，殷切地给学生发去邮件，几乎都没有回音。
没办法，如果我想联系A，就给A的朋友B发邮件，“麻烦你提醒A看邮件”，B也没回音的话，再找C，费尽力气才联系上A。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多次。
慢慢地我才察觉，与其这么费事，直接用LINE联系学生不就好了嘛。
我和女儿们隔着太平洋联系，用的是WhatsApp，其实和LINE异曲同工。
女儿们也压根儿不看邮件，我得专门发一条WhatsApp告诉她们“刚发了一封邮件”。
没办法，我对学生用起了LINE。
这样一来，我发现有个朋友已把LINE用得滚瓜烂熟，她就是平松洋子。
有一次，平松女士给我发了一个“寿司酱”的表情。我超喜欢寿司酱，还买过手办的！我跟着平松女士买了寿司酱的表情包，用了之后很受学生欢迎。平松女士又发了一套我没有的寿司酱表情包，我跟着买了。我们互相取笑着“嘿嘿，有一学一”，她又给我发了一个会动的。我又跟着买了……一来二去，我感觉自己这样子就像昭和三十年代，隔壁买了吸尘器哦，我家也要买；隔壁买了彩电哦，我家也不能落后。闻到了那种兴冲冲地模仿追赶的时代气息。不过LINE表情包一套才一百二十日元，买了也不肉痛。
平松女士给我发了一个动物表情。我正准备跟着买时，突然发现作者就是给本书画插画的石黑亚矢子女士。
我想要克莱默那样的狗图案，可惜没有，只有猫的，迅速买下。
我平时和枝元小猫联系，大多是“我现在就回去”“今晚有关东煮”之类的老夫老妻式发言。为了显摆我的表情包，专门给小猫发去一条“请看表情包”的消息，干了绕远费事的事。
我是职业写文章的。小时候每逢佳节，总是借用贺卡上的现成贺词“祝你生日快乐”“母亲节快乐”“谨贺新年”等应付，觉得很没意思。
我现在觉得，要用自己的手写出自己的话，体现自己的真心。
日本送礼时贴在礼盒上的礼签，上面一般有现成的毛笔字体贺词。
我也不喜欢熨斗 ，要送礼时，会借用商店的毛笔，自己写上“恭祝安康”“敬表谢意”“深表哀思”，等等。就算写得不好看，也是我自己的字，体现了我高兴、担心和悲伤的心情。
现在我迷上了表情包。表情包就是当代的贺卡和熨斗，只要发一个，就能表现心情。
我懂这种感觉，这让我想起了尊巴。
跳尊巴时我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扭胯锻炼骨盆肌肉，一起跳舞的都是女的真开心，等等。除此之外，还想过，啊，大家的动作真是规整划一。
从过去到现在，我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拿芭蕾舞打比方（我没跳过芭蕾），如果我当不了首席舞者，那么做个性配角就好，绝对不想专心致志地在群舞里和别人跳同一个舞姿。可是跳尊巴的时候，我多次想过，跳尊巴就是和别人跳同一个舞姿，听老师的话，唯唯诺诺，马首是瞻，可就是特别开心，究竟为什么呢？
稍微跳错了舞步，我会在心里害个羞，吐舌头卖个萌，留神接下来不要跳错。大家明白我说的这种感觉吗？这种跟随别人做着同样事情的感觉。
表情包就是这种感觉。
年纪大了，他人的存在已经渗入我的骨子里。“不独自跳舞了，要和他人步调一致”，一起跳尊巴，一起玩LINE表情包，我已经能享受“步调一致”的乐趣了。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在托老所里和其他老人一起唱儿歌，跟着儿歌比画同样的手势吧……（用芭蕾漫画女主角的口气说。）
此处指日本原版封面。编者注。
我正这么想着呢，没想到石黑女士为我做了一套克莱默的表情包。请大家看本书的封面 ，超级棒！
给水芹荠菜
也打个分
现在，我在给学生判定成绩。
如果每次上完课后做一下记录就好了，遗憾的是我没这个能力。所以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才返回去看从前的作业和旷课记录，像用农机深耕似的给学生们判定成绩。麻烦程度与报税不相上下。
如果给每个学生都评一个AA或者A，当然很省事，我很不愿意给谁F（不及格），所以最开始，打算给所有学生都评A，可惜不能这么做，如果做了，“这老师的学分很好拿”的名声立刻会在学生中传开，无意上我的课的学生会来骗学分。
我的课很受欢迎的。（因为有趣啊……得意！）这学期有三百七十人，教室太大我看不清坐在后面的人，每次上课都很费力。为了减少下学期的报课人数，这学期我绝不能留下“学分好拿”的名声。
学校老师每次上课会发给学生一种叫Comment?Sheet或者Reaction?Paper的意见反馈单，大概是一张B6纸，学生要填写姓名、学籍号和上课感想。老师用反馈单判断谁旷了课。我在“文学与男女社会性别”课上，会让学生写下自己的烦恼和感想等，下一次上课时，我当众读给大家听，学生们听到后，继续写下各种意见和新烦恼。再下一次上课时，我再朗读，如此反复，通过讨论，推动三百七十人的大课的进程。他人的烦恼会变成我的烦恼。
多有意思啊，对不对？但是对只想拿到学分，对女性主义毫无兴趣的人来说，也许是一门很无聊的课。
我很认真阅读反馈单，尽力记住学生的名字（如果可能，还想记住脸）。过去我当中学老师时，曾努力在第一天第一节课上就记住全班同学的名字，有些人我现在依旧记得。
现在我老了，三百七十人很难记全。当然一部分还是记得的。我记住的都是认真听课的学生，他们不成问题，给他们一人一个AA我也愿意。问题是对这门课不那么热心的、经常旷课、不做作业的孩子。这部分人的名字我记不住。如果他们全程旷课，我会毫不犹豫给一个F，但他们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作业半交半不交，就让我很为难。
最初，我相信人性本善，认为他们都是好孩子，连续旷课不交作业，也许事出有因。尤其是大四生，若是学分不够，毕不了业可就麻烦了。这么一想，我下不了给F的决心，而是特意联系他们，细问每个人为什么没交作业，为什么旷课，然后给他们提建议，只要做好现在的作业，就能拿到学分。
每个学期这种联系都很费事。但只要有些学生努力一下，我就能给个C，不愿意辣手无情判定成F。
但是两年下来，我发现不是所有学生都理解我的苦心。有些孩子见缝就钻，有些孩子只对学分本身感兴趣。
前一阵子我看到三张反馈单是同一笔迹。
犯事的是大一女生。我叫来三人质问，她们马上蔫了，老实交代了理由和作案手段。
过去，三女儿小留曾经偷刷了我的信用卡。我现在的心情和那时一样，正义在我手里。
作为正义一方审问坏蛋真是爽快无比。我让三人并排站到前面，像经常呵斥小留那样训斥她们：“你们在干什么？怎么好意思做得出？！”（三人都认了错，于是饶过了。）
这些孩子经常写非常有趣的上课反馈。所以，只要她们来上课，就会很认真。我当众朗读过很多次她们的意见和烦恼，记得她们的名字（她们以为我不记得）。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会钻空子。
没过多久，大四男生也犯了同样的错。选我的“文学与男女社会性别”课的大四男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性别问题极其感兴趣的、思维非常开阔的人；另一种是眼睛和头脑都非常封闭、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想拿学分的人。这次钻空子的男生是后一种，没交过作业，反馈单上的感想一看就很敷衍。
如果我给这些人判定成F，他们不会对男女的社会性别差距和女性主义做出思考，只会记得我没给他们学分，带着对我的反感进入社会。也许，今后他们会有人生伴侣，要养育后代，年复一年，变成中年男人，变成老年男人。我回到日本后，见过无数中老年日本男人，他们对男女的社会性别差距和女性主义毫无了解、毫不关心。一想到大四男生说不定会变成这种人，我就悲伤得不能自已。
面包涂上黄油
春光喜悦透亮
不久前我深夜回到小猫家，看到有位客人，是小猫的朋友，一位开面包店的女士。我和人家初次见面，没管那么多，坐下来和面包师说了好多“关于面包我有非常多想说的话”。
我一听说人家是面包师，真的忍不住不说。从美国回来后，为了吃口面包，我已经费力寻找了两年。我不喜欢日本面包。太软，太白，太甜，越来越软白甜，越贵越如此。我想吃更硬一点的，不那么白、不那么甜的面包，想吃烤得很到位的紧实面包。但找遍附近的面包房，都找不到可心的。
每个国家的面包真的不一样。
和面包师谈面包无疑是班门弄斧，可我忍不住。
同样都是切片吐司，日本吐司蓬松、绵软、筋道。英国吐司就像一沓纸，所以他们能把吐司放在架子上暂时不吃，只慢悠悠地喝红茶。要是日本吐司这么做，立刻就会吸湿，变硬，变难吃。夫在六十年代从英国移居到美国时，只吃工厂制造的廉价白吐司，所以他感叹现在美国到处都可以买到好吃的欧洲面包了（我在加州吃的就是好吃的欧包）。生产线制造的典型美式吐司总是有点儿咸，干巴巴的。
我刚到加州时，也就是说我刚离开日本时，很想念日本的软白甜面包，找了很多地方，去了韩国系等所谓的东亚超市，都找不到类似的。
现在回到熊本，我想吃在加州日常吃的面包。切片，烤好，涂上黄油。真材实料，揉搓到位，发酵到位，不过分轻也不过分重的，全麦或者燕麦面包。
为什么要说“发酵到位”呢？因为大多数日本面包在我的感觉中都发酵不到位，里面残留着湿气，没有轻盈的气孔。如果是做放了很多谷物的爱尔兰苏打面包，也会有这种潮湿的不轻盈感，但日本面包师做的并不是爱尔兰苏打面包呀。就好像他们想要的，已经不是刚出锅的米饭了，而是放凉了的锅巴。为什么费劲儿去做难吃的东西呢？
绕远找来找去，没想到灯下黑，我最常去的超市就有一家面包房卖这种面包。终于找到了，不过分轻也不过分重，里面有核桃仁，浅黑色，外面烤得很焦香的面包。
可是面包房不是每天都烤这种。我每次去买，未必能碰上。因为最好卖的、价钱更贵的，还是软白甜吐司，以及各种放了馅料的面包（我喜欢，但不想每天都吃）。如果碰上了，我一次性买很多，或者半价买下放久了没卖出去的，总之成了这家面包房的熟客。最近他们告诉我：“今后不会再烤这种面包了（因为卖不出去）。”
我傻眼了。彻底傻眼了。我小心翼翼地问：“那，我怎么办呀？以后吃什么呀？”面包师说：“你知道M车站吗？”知道，离我家很远，相当远，我只路过了两三次。“那个车站附近新开了一家店，店主从前在福冈开了一家人气面包店，现在回熊本开店了，去那里肯定能买到。”
然后我就去了。从我家开车要半小时。单程半小时哦！我平时的所有购物都在车程十分钟之内的地方解决，半小时远的地方无异于世界尽头。
那家的面包极其美味，我喜欢的燕麦面包里还放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奶酪。
我问店员：“您这里的面包真好。可是实在不好意思，我吃不了奶酪，有没有不放奶酪的、简简单单的燕麦面包？”
店员耐心地告诉我：“您打电话预订，可以单做。”该“周末打电话”，还是“周末之外打电话”？我最怕这种二选一，头脑混乱，不知如何是好。距离也是问题，单程半小时，往返一小时，堵车得一个半小时，越想越觉得麻烦。
换个话题。前几天，熊本某图书馆邀请我去做活动。太远了，我又忙，就拒绝了。
不过上面说的这个面包房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如果我定期去买面包，一定会在路上想：“啊，那时我推掉了图书馆的邀请，我和馆长相识多年，人家一直对我很好，又好心邀请我，我却拒绝了。现在为了买面包，再远的路都开过来了，离图书馆也不远了呀。”
这么一想，我顿时坐立不安，给馆长打了电话，说想参加那个活动。就这么给自己上了枷。
再说回开头。对着初次见面的面包师，我滔滔不绝说了十五分钟。枝元小猫一脸“你这个怪人！”的表情，拿我没办法。
会养一只
春天的阳光那么重的小猫
SARS危机闹得最凶的时候，有一次我回日本，在飞机上先被留置了很久，上来一群科幻电影里的穿着严密防护服的人，让我填写了详细问询表之后，放我走了，没有隔离。几天后，熊本卫生保健所的人打来电话。熊本与东京隔了千山万水，他们都能找到我（我在问询表上填了地址），真是“厉害”。
现在是新冠危机。各种活动被取消，加上春假，我赚到一个长假期。（后来才感觉出，最开始大家的心态都太好了……）我首先去了美发室。我全靠每隔两三个月去烫一次来保持发型。烫完两个月，发卷就松懈了。平时我没时间，懒得去美发室，除非发卷松懈得不能再看。现在放假，有了时间。
每次去固定的美发室，照照镜子，我都会脊背生寒。“在美发室最不想看见的，就是镜子，总是不小心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和母亲一模一样的我，说不定我的姿势也和母亲一样，都有点儿驼背，头向前探着。”我说。长年给我烫头发的美发师说：“我也一样，我更喜欢我父亲，可我越来越像母亲。”之后又说：“伊藤女士，你走路的时候脖子有点儿前倾。”
脖子前倾。
我刚进健身房时，年轻教练说过同样的话。现在再次被这么说。而且这次说话的人，是与我年龄相近的多年熟人。她都这么说了，看来我必须正视现实。
所谓脖子前倾，指的是头往前探着，有点驼背，身体重心前倾的姿势。
从美发室回家的路上，我有意识地把脖子往后仰，要往后移很深，才能获得挺直的感觉。只这么后仰一下，就感觉脖子、肩膀和肩胛骨在咯吱作响。后仰之后，我腰上使劲儿，让脊背挺直。要使很大劲儿，才能获得不驼背感，腰和脊背也咯吱作响。现在身体四处的咯吱作响，证明了我平时姿势不好。
我垂头丧气地想了一下原因。
我平时的生活中心是桌子和椅子，到了急着交稿时，好几个小时保持着前倾姿势，僵得感觉不到脖子和肩膀在哪儿。
日本民间传说《麻雀旅馆》中的情节。老爷爷救了麻雀，麻雀为报恩，请老爷爷在小葛笼和大葛笼中选一个。老爷爷认为自己老了，选了轻的好拿的小葛笼，回家后发现里面装满了金银财宝。老奶奶知道后，闯进麻雀旅馆，硬要了大葛笼，在回家路上打开，从葛笼里涌出了妖魔鬼怪。
去早稻田上班时，我背着装了电脑和书籍的大包。那包有多沉呢？就像选择了大葛笼的老奶奶 ，带子深深勒进了肩膀。我以前倾的姿势走过机场和东京地铁的通道。开车时也是，我腿短，把座位拉到最靠前的位置，头往前探。总而言之，我在日常生活里，无时无刻不前倾。
可以说，我的身体僵硬在“脖子前倾，驼背”的姿态里已经很久了。无论我多喜欢穿The?Religion和Urban?Outfitters（两个美国牌子，青春风格，受年轻人喜欢），发型多么詹尼斯·乔普林（Janis?Joplin，终年二十七岁的美国歌手，我的发型受她影响），我的本体，在以老婆婆的姿势迈着老婆婆的步子。
我以老婆婆的姿势，迈着老婆婆的步子，去各地参加活动，走过大学校园，站在年轻学生面前讲课。遇见我的人从最开始，就会当我是一个老婆婆吧。
我给本书起名《初老的女人》，年轻编辑们都说“伊藤老师，你没有那么老”。我没听，坚持用了这个书名。我哪里是初老，是本格老化的本老。
长年以来，我见过母亲和其他老人的身姿，她们随着年纪增长，走路时越来越前倾。我曾事不关己地想：人到了七十岁、八十岁，会变成这样子哦。太天真了，怎么会事不关己呢。
我认识的与我同龄的女人，不少人未及七十、八十，已经在前倾着走路。开始以为是她们腰不好，实际上就是老婆婆化了。变化不是骤然出现的，六十岁，六十四岁（就是我），或者从五十五岁就逐渐开始了。
所以我现在无论在家，在外面，带克莱默散步时，与人站着说话时，去超市时，都有意识地伸直脖子，挺直后背，试图让自己增高两厘米。这样其实很难，因为稍微不留神，强力皮筋就会弹回原状。
无意识中，我总是身体重心向前，驼着背，脖子前倾。下巴、锁骨和乳房（已下垂）围出一个空间，好似怀里抱着什么。
“乳房与乳房之间……是泪之谷。”
说这话的是太宰治。那么我怀抱着什么？蓄积已久的疲惫？人生的艰辛？抑或，想养而未养的猫？
等以后严重骨质疏松了只能慢吞吞地挪步时一定会养的那只猫的重量感，如今就在我身前无一物的空间里。所以，我现在这样子，仿佛在下意识地弯曲脊背，前倾脖子，想守护这只看不见的猫。
足不出户
与往常一样远行
即Twitter，全世界最大的社交平台之一，拥有超过6亿的注册用户。2023年7月24日，推特更名为“X”。编者注。
我平时看订阅的电子报，还看推特 。这种渠道看到的新闻总掺杂着个人的声音，不安倍增，听上去嘈杂紊乱。
我好像快被不安吞噬了。
新冠刚开始传染时，所有活动都被取消，两年间我有了原本难以想象的富余时间，仿佛枯草复生。我读书、听音乐、带着克莱默散步、给植物换盆，悠闲地过日子。外界已是春天，气氛越来越不安稳。
三月二十五日本来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典礼日，我的课上有今年的毕业生，有几个经常待在我的研究室里。所以我穿了一身正经衣服，想用力拥抱他们，送他们走上社会。可是毕业典礼被取消了。新学年能不能如期开始还很难说。
鹿乃子本来说好三月末要带两个孩子过来。七岁和五岁，都是第一次来日本。
三个人本应在三月三十日下午三点到达关西国际机场，关西和熊本之间没有直飞航班，几个人先得从关西机场转到伊丹机场。
从美国西海岸到日本的飞机一般在中午起飞，小孩子不给你好好睡觉，快着陆时（相当于美国的深夜时间）才睡得像摊烂泥，得把他们摇起来。摇起来他们还会倒下去睡，得摇好几遍，赶尸似的扯着他们换乘飞机和车，最后抵达熊本。这种事当年我经历了无数无数无数次，那个辛苦啊。
所以我想，他们抵达关西机场那天，我也过去，我们先在酒店住一夜。因为有时差，小孩子肯定要在意想不到的时间起来玩，让鹿乃子好好睡吧，我陪着孩子们好了。在这方面我平时帮不上女儿的忙，偶尔得“孝顺”女儿一下呀。我想得挺好，可是酒店和我的关西之行都被取消了。
五岁是个铁路迷，来日本的目的之一是坐新干线。所以我们准备从关西国际机场先坐一趟外表像机器人的电车Rapi:t号，到难波换乘，坐到新大阪站，再从新大阪坐新干线去熊本。这个小旅行也泡汤了。
熊本的单轨私营铁路。
熊本当地的小型路面电车。
到了熊本，要坐熊电 ，还要坐市电 去动物园。这计划多好，有动物，有电车，能划船。还打算走远一点儿去阿苏看猴戏，去农场乐园，去荒尾的绿色乐园，这些也都取消了。
还有很多计划。
鹿乃子和沙罗子上小学时当作秘密基地的河滩没有变，还是一片自然状态，我想带七岁和五岁去探险。五岁特别喜欢橡子，鹿乃子曾让我传过橡子的照片。附近有座到处是橡子的小山，盛开着各种野花，还有鸟，不爱橡子的七岁也能玩得开心。克莱默一定会乐颠颠地跟在孩子们后面跑。我为孩子们想了这么多熊本的玩法，全部作废了。
现在加州禁止外出，上幼儿园的五岁只能在家里玩电车。上小学的七岁用学校出借的平板电脑自习上网课，偶尔和老师连连线。鹿乃子用Skype给学生上钢琴课。她在WhatsApp上告诉我：“音轨总是慢一步，确实是问题，不过习惯了就好了。”
两年来我和女儿们用WhatsApp频繁联系。我在加州时，我们经常用电话聊天，来日本后也一样，故而没感觉相隔遥远。因为封锁国境和禁止入境，我们暂时不能见面虽然是现实，不过我和女儿谁都没有主动提起过。
三月中旬，住在柏林的友人原本要来东京，我们打算好好商量一下我那本《拔刺?新巢鸭地藏缘起》的德语翻译，她的行程也取消了。没办法，我们只好一个在这边的夜晚，一个在那边的早晨，用Skype交谈。我们约定好每周日夜晚上线，我吃过饭，带克莱默散完步，准时坐到电脑前。屏幕上她身穿家居服，身后映着书架，我身后映着克莱默。
我和友人相识已久。前年她的日本丈夫去世，她现在独自一人。我也一样，独自一人。“丈夫死后我没说日语的机会了，最近经常憋住，蹦不出来。”她用日语和我聊着天。
我们说翻译的事，也说身边琐事。柏林现在什么情况，哪些方面受到新冠影响，有哪些外出限制，她怎么生活，什么地方受限，在哪里找到了乐趣，等等。每周这么聊着，我充分了解了柏林的新冠生活。她告诉我哪些巴士还能坐，哪些商店还营业，教堂关闭了一阵子重开了，她想在教堂里唱期待了很久的赞美诗。我们畅谈，我们大笑，在笑声中互道下周再见，然后关掉画面。在过去的人生里，我们有段时间频繁见面，有段时间无法相见，现在我们用Skype每周确认一次对方还活着。
有一次她告诉我，柏林爱乐乐团的网上音乐厅现在免费。多么贴心的安排！我立即加入免费会员看了起来。一旦开始看，就陷进去出不来了。我对食物和音乐就是这样。从早到晚一直看，一直听，免费期过后，我自然续费当了会员，继续看，继续听。
网上音乐厅有很多视频。卡拉扬、阿巴多、拉特、佩特连科，什么都有。我听了一首，不同指挥的同一首曲子，一直看，一直听（食物也一样，中意了就吃个没完没了）。为什么是这一首？我也说不清。马勒的第一交响曲。
我一直看着，一直听着，马勒的第一交响曲。马一，马一，马一。身在熊本，心随柏林爱乐。
新冠肆虐
地球遍染春忧
四月初了。现在我非常空闲。
如果换到往常，再过一星期早稻田就要开课，我会慌乱忙碌。现在因为新冠，学校要一直休息到五月初长假后。我开始以为这下有了时间，能做以前没空做的工作了，然而实际上，每天从早到晚我都在看报纸，根本没碰工作。
很多东西我都想写。樱花盛开时散步，仿佛误入了另一个世界，想写。最近我一直钻在家里认真做饭，思考了很多酱油的事，想写。因为一直在家，开始做针灸，我对医生说自己最近姿势糟糕，医生一句“不能往坏处想。这姿势对你来说最舒服放松，你才会这样的”说服了我，想写。但都只写了个开头，又写了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无论写什么，都感觉不是我生活里的真实现实。
大学总会开始的，一旦开始，随之而来的就是地狱生活（经验谈），现在不写就来不及了。可是我的真实现实和报纸新闻、和新冠紧密黏在一起，如果用力把自己从现实上撕下来，去写什么樱花盛开、酱油和针灸，难免有种没撕干净、半身依旧粘连的感觉。
旧友发来邮件：“好久没联系了，藤藤（从小学到高中，同学都叫我藤藤，伊藤的藤）最近可好？”旧友也天天追着新闻看，没心思做别的。虽然我回信说：“这种时候也只能平静认真地活下去了。”可现实是，我在新闻的瓢泼大雨里天天淋个透湿，“平静认真”无从谈起。
记忆中我经历过的“世界正在改变”的大事，大概就是柏林墙的倒塌，世界地图发生了巨大改变。如果我经历过战争，在这里会说战争，可是没经历过。
1989年初，日本从昭和进入了平成，柏林墙的倒塌发生在十一月，那时我和家人住在波兰，切身感到时代在极速改变，我头晕目眩。我感觉现在的变化与那时等大。
昨晚开始咳嗽，有点儿发烧，可能感冒了，我害怕起来。想着去泡个澡暖暖身体，结果泡得太久，头晕无力，赤身裸体地软倒在地。没人能救我，我只好挣扎着爬起来，往床那边挪。挪到床上再次晕倒，直接昏睡过去，直到被冻醒。人就是这么感冒的。
今天早晨去药店买了体温计和感冒药。也许大家都在囤物资？便宜体温计售罄，我买的那支售价近三千日元。
昨天躺在床上想感冒的事，万一我得了新冠，克莱默怎么办？只能寄养到爱犬教室了。如果主人阳性，狗还能寄养吗？这么想着我再也睡不着了，猛一下坐起身，给小留发了一条WhatsApp：“如果我死了，你要接管克莱默呀。”小留不安地回复我：“妈，你要死了吗？感染了？”我回复她：“离死还早呢！才不会感染呢！”别看我语气嘻嘻哈哈，实际心情非常沉重。
迄今为止的二十年来，一遇到什么事情，我就会忧心忡忡地细想怎么做才能保全家人不分离。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就算女儿有生命危险，我也无法赶过去陪伴。
据说德国临终病人的家属也无法去医院陪伴，太不合理了吧，我想。这才知道在意大利、美国和日本也一样。所以即使我赶到加州，也会被政府阻拦，见不到鹿乃子、沙罗子和小留。
真要到了这一步，我会是什么心情？我想象过。不过没对女儿们说。
反过来也一样，我考虑过如果我快不行了，我不通知女儿们。与其在将死未死时告诉孩子，让她们手忙脚乱想来看望而不成，倒不如等我彻底死透之后，再让她们知道。
从前有一部叫《传染病》（Contagion，2011）的电影，很久前我和夫一起看过。新冠初始我又看了一遍。一个人看的，好像是在网飞上。过去觉得电影有意思，如今只觉得异常恐怖。电影里有马特·达蒙、格温妮丝·帕特洛和裘德·洛，都演得很好，第一次看时我只记住了凯特·温斯莱特，再次看时，依然觉得她的角色最让我感同身受。
如果遇到万一，我准备谁都不告诉。刚这么想完，又意识到：“那克莱默怎么办？”
白想了，问题又回到了起点。
同一场春风下
相隔万里也能相视微笑
过去这两年，我每周飞一次东京，去早稻田在五百个学生面前讲课，阅读学生们的反馈感想，听他们发表意见，有时请他们吃萨莉亚，然后回小猫家吃饭，再飞回熊本。这种生活将我的剩余工作时间挤占得所剩无几。两年来一直这样。可现在，我有阵子没离开熊本了，怎么讲，我明明有时间，却什么都懒得做。
其实我知道原因。因为有了时间，所以我看新闻，看推特，越看越心神难安。他人的不安从新闻和网络里渗涌而出，湿答答地冲向我。我浑身湿透了，束手无策。
鹿乃子说：“妈妈你那一代人多少经历过时代带来的精神创伤，所以还好说。可是我和我的孩子没经历过啊。”
她说精神创伤，我吃了一惊。新冠确实是一种创伤吧。
如果我经历过战争，那确实有的可说，但我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体验。真的没有。顶多记得石油危机时母亲为了买卫生纸而四处奔走。还有我看着发生了巨变的世界地图，只觉得那是他人事（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假如说到个人的人生经验，我倒丰富得要命。
战争和大地震来自外部，人心中的伤痛能讲述给别人听，但是换成离婚、疾病、生死等内心之伤，我倒是想说我幸存下来了，没有死掉，但能说给谁听呢。
有些事情从外部击溃了一个家庭，有些东西从家庭内部喷涌而出，同样导致了崩塌。不过无论是外因，还是内因，我们想保护家人的心情是一致的。
啊，原来如此。莫非是因为我现在独身一人，没有家人需要我保护，所以才变得这么虚弱无力？
如果我有想保护的人，也许会振作起来，会怒喝自己：少在那儿叽叽歪歪的！现在要保护两个孩子的鹿乃子就是这样吧。但我真的很不安，不安，不安。一波接一波的不安打湿了我。
听说大学要开始上网课，我能行吗？以后还能和学生见面吗？无处打工的学生们有钱交学费吗？出版界还能运转如常吗？等我在早稻田的三年教学结束之后，出版业不会荡然无存了吧？那我会走投无路的。我要是生计无着，克莱默怎么办？
我整天想着这些时，沙罗子发来一个视频。
沙罗子是教小孩子学合气道的老师。加州三月十九日禁止外出之后，活动都变成了线上。沙罗子老师拍了视频指导孩子们练习，也发给我看了。
沙罗子盯着镜头，也就是说，她盯着我，摆好合气道的姿势动作起来。她脸上没有笑容，没有烦躁或怒容，只是合气道的一脸认真。画面上传来沙罗子的解说，她讲给孩子们听的话语声是那么明朗而坚定。
这时，一个对手袭击沙罗子，她立马用合气道的技巧化解，将对手远远推开。
